從風景到 “人” ：現代車夫形象的建構話語探析

錢湘蓉

（蘇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在中國社會史中，車夫是晚清時期出現的新興職業。在主流文學史中，車夫形象的建構與定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結果。結合多樣化的文學文本與演進的車夫形象譜系發現，車夫于晚清時期作為風景被發現，成為許多作家的書寫對象。車夫形象在民族、啟蒙、革命、現代化等語境中具有了別樣的意義。

一、作為“風景”的車（夫）

人力車最早出現于法國，日本人在明治二年（1869）對其改制，“當文明萌芽之初，頗利民用”[1]387。早期日本人借助技術力量實現了人力車由膂力/畜力向機械力的轉變，使人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果，表達了現代國家的民主想象，“‘可載王侯、可搭賤夫、老嫗亦宜、姑娘最可矣’的人力車最早宣揚的是‘高下貴賤無差別’的‘平等時代’之來臨”[2]，象征技術進步、民主平等的人力車（夫）成了現代城市空間中隨處可見的風景。作為現代意義上的風景的人力車（夫）成為作家筆下的意象，在作品中多有呈現?；诘胤叫约艾F代發展進程中的差異，西洋人、中國人對日本的人力車（夫）的看法截然不同：西洋人在享受日本人力車的便利服務的同時，還以其道德文明優勢，批判日本人力之落后野蠻，揭示了日本明治時期在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物質與精神失衡的矛盾。在“他者”的刺激下，在自卑與焦灼心理的驅使下，日本文人開始反思本國的車夫問題。與西洋人的傲慢、鄙夷的態度不同，在日中國人對人力車的看法與早期日本人基本相同。1877 年，黃遵憲驚嘆日本人力車之迅速與先進，“以一人挽之，其疾如風，竟能與兩馬之車爭先后”，“滾滾黃塵掣電過，萬車轂擊復竿摩。白藤轎子蔥靈閉，尚有人歌踏踏歌”。[3]先進的日本人力車與落后的中國轎子相比，“今昔巧拙不侔如此”[3]。陳道華描寫了日本車夫的穿戴與拉車的狀態，“泥融青布襪連靴，風落烏沙帽似鍋。人力競奔朝復暮，世途機轉不停多”，并稱贊其“機轉靈敏”，[4]表達了國人對代表現代技術的人力車的贊美之情。風景作為“認識性的裝置”[5]10，與自我的確立密切相關，赴日國人在異域體驗中深化了對自我、民族的認識。

人力車（夫）所引起的現代性認知裝置，后由異域/本土關系互動轉變為城鄉關系互動。人力車最早被《申報》稱贊“輕靈”，為滬上西人擬購。[6]1874 年之前，人力車被法國人引進上海。不到一年，“新式妝飾華麗、乘坐舒服”的人力車在“租界通衢皆已見”[7]。由于租車價格便宜、國人新奇，“利之所在，神鬼爭趨”[8]，商人們紛紛對外租車，“每日每車可得租洋三四角，甚有半元者”[9]；不少人貪其利，成了車夫，“每日亦可得千文之數，除租之外，大有盈余”[9]。人力車被叫作“東洋車”之前，也曾一度被稱為“順利車”。隨著租車市場的發展，人力車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成為繁華洋場的風景線。外埠士人初次來滬，往往以他者的眼光觀看、欣賞著洋場風貌，如辰橋在《申江百詠》中稱贊“東洋車子最輕靈，經過長亭即短亭。入坐便趨飛鳥捷，雙輪迅可逐流星”[10]81。作者化用經典詞句“長亭更短亭”來形容人力車的速度之快，又贊其如飛鳥般敏捷與流星般迅疾，感嘆技術進步給人們帶來的新體驗?！靶沃伕?，足新耳目”[11]，人力車的速度使人們感受到時空的轉變。然而，可逐流星的“雙輪”進入了文人的視野，但拉車的人卻沒有被關注，可謂是見物不見人。

“四五年中，始見而奇之者，今則視若尋常矣。始而大獲利者，今則不及百錢者，有之矣”，“此風不過五六年”，[12]隨著人力車的數量激增，問題頻發，如為防止道路擁堵，人力車被改為一人獨坐。其中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車夫，車夫的服務態度不好，大多蠻橫無理，常被投訴。作為都市社會的新興職業，車夫的思想觀念也隨著城市的發展不斷地發生變化。首先，表現在對城市空間的敏感度上。他們每天穿梭于租界、華界之間，蹲守于飯館、劇院、碼頭等地，熟知城市的繁華街道、背街小巷以及交通規則。其次，通曉市場規則，如在與同行、車主、雇主，以及與工商局的交往與盤桓中，規矩意識明顯。再次，貪利、精于算計。車夫普遍未接受過教育，目不識丁，但能講些簡單的外語；常受到資本家加捐、加租的剝削，但也能利用工商局章程中的漏洞以避車租[9]；常有搶客、拉西洋人疾馳、盜竊、敲竹杠等行為。最后，有野蠻、好斗的一面。為了生意，他們敢與巡捕、雇主、馬車夫、獨輪車夫等人打斗，不畏生死，被繩之以法后又難以理解城市管理背后的政治、法律體系。當時車夫這一職業被認為是野蠻、危險、令人鄙夷的。另外，車夫的生活、工作環境極其惡劣，其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暴斃、被毆打致死、自殺等情況時有發生。

車夫的語境來源，早期滬上報業報道中多為稱車夫“大少爺拉洋車”，“習見顯宦之子孫、富商之后裔，及洋行買辦，或識西語西文失勢而流為東洋車夫者”。[13]“大少爺拉洋車”也曾作為時事新聞被改編成新劇，是清季滬上新劇三派之外的“插科打諢之笑劇”[14]。文人塑造的車夫形象多為曾經的闊少、浪子，如“推車半是坐車人，記否當年羅綺身。金盡床頭牛馬走，一年無日不風塵”[10]81；“堪笑從前闊少爺，而今半去拉洋車。雖然昔日風流過，如此收場亦可嗟”[15]，表現了作者對闊少爺由從前的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到如今不得不拉洋車度日的嘲諷。而“每當人靜夜闌時，筋骨隱隱軟酸楚，傷哉。大少爺往事都消滅，惜哉。大少爺末路遭磨折，悔入迷途?；谝堰t，忍恥偷生最凄切?！以竿鯇O公子鑒前車，幸勿依然蹈覆轍”[16]。曾經的闊少爺變成了今日的車夫，表現了作者對洋場罪惡的揭露，以及對世人的勸誡與警示。然而，更多的車夫主要來自江北農村。當時農村天災人禍頻發，大批農民不得不外出謀生，同時舊中國城鄉分化加劇，城市工業化發展迅猛，急需大量勞動力。于是，新出現的車夫崗位需求量大、無成本、無教育要求，對農民而言是最合適的選擇。小說《海上花列傳》中的趙樸齋可視作文學史中的首個鄉下移民形象，同時作品對作為車夫的趙樸齋的來處與其在城市的生活軌跡也有詳盡的描寫。韓邦慶通過趙樸齋的視角觀察農民在農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型中觀念的轉變，即以往的鄉土經驗已經失效，資本、經濟價值才是衡量人的價值標準，處于經濟底層的車夫必然遭到有錢階層的鄙夷。洪善卿是趙樸齋在上海唯一的親人。作為有財力、有眼界的商人，他一切以利益為重。外甥趙樸齋拉洋車則是給他蒙羞，“有拉東洋車個親眷，阿要坍臺嗄”[17]237。身居鄉村，抱有“上海夢”的妹妹趙二寶也受到滬上風氣的影響，阿哥拉東洋車“?？秩诵υ挕盵17]239。在利益至上的觀念下，盡管人力車代表了先進技術，是現代都市繁華的象征，但車夫還是難以擺脫下層人身份這一枷鎖，備受侮辱與損害。即便如此，他們也未曾想過離開城市，離開這個職業。晚清時期的趙樸齋“舍勿得上海，拉仔個東洋車，東望望，西望望，開心得來”[17]241；民國時期，老舍筆下的祥子，“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本家親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這座古城。這座城給了他一切，就是在這里餓著也比鄉下可愛，這里有的看，有的聽，到處是光色，到處是聲音；自己只要賣力氣，這里還有數不清的錢，吃不盡穿不完的萬樣好東西。在這里，要飯也能要到葷湯臘水的，鄉下只有棒子面”[18]256。在這些思想觀念的影響下，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已成為可能。

二、作為“人”的車夫

車夫進入文人視野后，從晚清時期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文人們在塑造其形象時納入了強烈的民族主義話語關懷。因為反帝反封建的使命、現代化的發展目標都需要建立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觀念成為時代的主流意識，革命/啟蒙話語的重合點引導知識分子入世。

（一）作為國民的車夫

梁啟超在《新民說》一文中說“改造國民性”、重塑民族性格，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19]207其基本立場為“群”，論及國民性、民權、道德、自由等問題，皆以社會集體利益為首要。1903 年，官派赴日留學的姚鵬圖在《扶桑百八吟》中寫到人力車已被日本人因“人力何堪比馬?！盵1]389而議廢的事件，雖然人力車夫也抗爭過，但終究無法抵擋“陸安鐵軌水輪舟”[1]387的新物質文明的推進。梁啟超的進步觀也表明，“鐵路、電車興而車馬之利益不得不破壞”，“食其利者乃在國家，乃在天下，乃在百年，而前此蒙破壞之損害者，亦往往于直接間接上得意外之新益”。[19]241文明進化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一切之先的。

小說成為群治、新民的工具后，本是引車賣漿者流的雕蟲小技需轉為宏大敘事以承擔重整社會的功能，從而實現知識分子熱切盼望的功利性的政治目標，這是近代小說肩負的歷史使命。車夫在城市日常的生活中隨處可見，與知識分子的生活密切相關，自然成為知識分子筆下的人物，成為知識分子批判的對象。晚清時期狹邪小說《九尾龜》在第四十三回中將車夫稱為“無恥奴”。作品描寫了一個老人在無意中弄破了打扮時髦的年輕車夫的衣服，年輕車夫態度蠻橫，非讓老人加倍賠償，貢春樹、辛修甫、章秋谷等人見狀忙上前與車夫論理，而車夫根本不聽勸阻，于是他們便罵車夫是“沒有一些兒國民思想”“絕無意識的畜生”“拉包車的蠢物”[20]192-193。辛修甫說道：“你看他穿著一身奴隸的衣服，不曉得一些慚愧，反覺得一面孔的得意非常，靠著他主人的勢力，糟蹋自己的同胞。就和現在的一班朝廷大老一般，見了外國人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你就叫他出妻獻子，他還覺得榮幸非常，仗著外國人的勢頭，拼命的欺凌同種，你道可氣不可氣？怪不得外國人把我們中國的人種比作南非洲的黑人，這真是天地生成的奴隸性質，無可挽回。你想我們中國，上自中堂督撫，下至皂隸車夫，都是這般性質，那里還講得到什么變法自強？”[20]192作者借人物之口批判了車夫恃強凌弱、欺軟怕硬的奴才嘴臉，強調了啟蒙國民的重要性，表達了對國家民族危亡的焦慮情緒。由此，作者實現了從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轉變、從“家國天下”到“民族國家”的意識立場轉變。

“國民性”一詞來自明治時期的日語。留日的知識分子在焦慮中將這一概念引進國內，認為中國必須對國民性進行改造。國民劣根性是產生民族悲劇的原因，而對自身劣根性一無所知的車夫則是亟待拯救的對象。人力車夫可以憑借器物之先進躋身都市空間，參與現代化進程，但其根性仍屬于傳統的鄉土中國，受制于道德倫理與宗法制度。在報刊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報道車夫違法犯罪的新聞、黑幕文章屢見不鮮，車夫身份被污名化。雖然報刊也登載少數車夫拾金不昧、見義勇為、無私捐款的事跡，但在表揚其良好品行的背后，其目的是譏諷權貴、警醒世人。比如車夫李鳳林多年堅持捐款助學的事跡被《教育雜志》《圖畫日報》《輿論時事報圖畫》《國華》《友聲日報》《真相畫報》等多家報刊進行了近十年（1909 年至1918 年）的報道，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在《真相畫報》登載的《車夫熱心》一文中這樣寫道：“一車夫而尊重人道如是，彼握重資居要位者，能毋動于中乎?！盵21]《教育雜志》登載的《教育人物：李鳳林傳》[22]強調車夫李鳳林受崇儒風氣影響，節衣縮食、興學助教，其行為令人贊嘆。然而，李鳳林的美德屬于傳統道德倫理范疇，還不是現代世界急需的理想的國民性。

（二）作為個人的車夫

“新文化運動中的‘現代性’理論把國民性視為中國傳統的能指，前者負擔后者的一切罪名”[23]，知識分子思考的重心由政治轉向文化，以人道主義、個人主義立場擔起啟蒙教育國人的責任。他們根據各自的人生經歷與陣營，按照自己的理解、想象把車夫改造成更具體、更獨立的個人。然而，即便在“勞工神圣”“平民主義”“人的文學”等思潮的影響下，以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結合社會事件，車夫的主體行為仍被限制，主要體現在受現代社會規訓、消費的身體。身體是勞動的基本前提，李肇基在小說《一個車夫》中說：“我看他們勞動界的人，他們的肢體的構造，確乎有些和常人不同的地方，他的腿，自然比常人肥大，手皮自然比常人粗厚；但是這車夫，真有些古怪，他卻不能把肉體的構造，來合這天然的公例，他的白膩而嫩的手皮，無粗毛而細軟的腳，絕不像勞動界的構造?！盵24]剛淪為車夫，因身體構造不符合“勞動界”天然公例而被視為奇怪。乘客（“我”/作者）對車夫最直接的印象是他們的身體，尤其是車夫的腿，“花幾個錢買的就是你兩條腿”[25]，由此車夫常被戲稱為“賽飛腿”“兩條腿”“兩條腿的驢子”等。人力車“這個簡單的交通工具已將農民轉化成‘小商人’，他們以自己的體力作為僅有的可出賣的商品，每天把自己投放到這個廣大的市場（在街頭候客），并做交易（與乘客討價還價、與車行老板講條件談租金）”[26]。作為商品，車夫的身體受金錢、權力及現代經濟制度的制約，車夫面對壓榨，只能用身體來反抗。李涵秋在小說《廣陵潮》第九十三回中寫道：“加車租苦力鬧風潮，停工廠貧民絕生計?！盵27]小說表現了車夫們面對車行主人喬家運利用現代組織規則壓榨他們血汗錢的行為的不滿，武力超人的“小鐵?！卑⑷汀百愶w腿”小六子等人組織車夫們與黑心商人進行肉體對抗。

早期的車夫們曾在上海、武漢、江蘇等地舉行過多次的罷工運動，其原因多為個人受生活壓力所迫，“當佢（筆者按：他）們最初實行罷工的時候，未必是受了智識階級底說明，也未必是覺悟了自己底能力，未必是有了一定把握的；只不過是迫于生活底不得已，冒險出此罷了”[28]。后來，他們建立了車夫同盟組織，在反對人力車公司加租的運動中發揮了一定作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曾建立車夫工會組織，開展城市工人運動，但成效一般。車夫人數眾多，占城市工人的比例較大，其工作性質屬于苦力，同時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低下，可以歸為蔡元培在《勞工神圣》一文中定義的“勞工”一類，即“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29]。后來“勞工”的概念發生了變化，與“工人”的概念密切聯系。最早的一批共產黨人非常關注人力車夫的生存狀況，如李大釗的《可憐之人力車夫》[30]、陳獨秀的《貧民的哭聲》[31]等文章在描述車夫生存境遇之艱苦的同時，視車夫問題為工業不興、國家財政不濟導致的社會問題，認為必須依靠警察、官員等社會強勢力量介入解決。車夫的工作境遇與“勞工神圣”所宣揚的勞工解放以及獲得參與政治權利的實際情況有較大差距。吳嘯天在短篇小說《勞工神圣的反面觀》[32]中敘述了年老力弱的車夫老王為養家謀生而遭人迫害的故事，老王拉車時身體扭曲被乘客用棍子打、撿車錢時被帶刀的爺們恐嚇、右腿被汽車碾過，最終淪為乞丐，表達了作者對勞工的同情以及對黑暗社會的憤怒之情。作品結尾以三百余男女死于大雪的新聞作結，暗喻“勞工神圣”是一句空話。

人力車夫的生存空間不斷被電車、汽車所代表的現代機械文明侵占、擠壓，車夫只能憑借群體、身體的力量抗爭維權，“北平有過幾千個人力車夫與苦力臥在電車軌上，以阻制電車的交通”[33]。1929 年，北平人力車夫暴動事件震驚全國，車夫們在工會的領導下砸毀了數輛電車后遭到了政府的鎮壓，數千人被拘押。在美國學者史謙德看來，作為暴動主力的人力車夫，“獲得了一種被深仇大恨銳化過的政治意識，針對的是那些有能力控制或騷擾他們的個人或機構”[34]291，“以市民身份捍衛他們的生計，通過操縱現代政黨對抗現代化”[34]323。這種樸素的“群情激憤”混合了傳統性與現代性。事實上，車夫們“基本上都是文盲”，“對當時政治形勢感知遲鈍，缺乏參與的興趣”，“對‘生活’、‘改良’和‘救濟’之類‘抽象’詞匯完全不懂”，幾乎是“工人階級中最不容易罷工的分子”。[35]并且，他們受制于雇傭關系、同鄉關系、同行關系，無法形成團結緊密的反抗集體，除了關心自己的家庭外，對其他事情都不上心，毫無集體意識。然而，參與暴動的部分車夫也有可能成為革命力量，老舍的小說《黑白李》[36]敘述了白李為保住拉車的飯碗，組織人力車夫搗毀電車公司而被逮捕并被判了死刑，哥哥黑李為救弟弟白李甘愿替他去死的故事。車夫王五在小說中起到了補充講述的作用，從他的敘述中寫明了黑李、白李這對孿生兄弟對暴動的不同態度，從而體現了老舍對現代政治運動的反思。穆時英的小說《南北極》[37]通過描寫車夫小獅子的遭遇表現了階級矛盾之嚴峻，然而，穆時英并不是進步作家，如施蟄存所說：“他連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也沒有，更不用說無產階級的生活體驗。他之所以能寫出那幾篇比較好的描寫上海工人的小說，只是依靠他一點靈敏的摹仿能力?！盵38]穆時英表現的內容正好迎合了大革命失敗后人們普遍的仇恨情緒。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大量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涉及車夫問題，描寫了車夫身體受到傷害的情形，如“車夫單衣已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墮”（沈尹默《人力車夫》）[39]；“他小手用力地壓在車柄上，兩肘向上反舉。/車上坐著一個年齡和身體至少都比他大兩倍的人”（鄭振鐸《祈禱》）[40]。死亡對車夫來說是極常見的事，“昨兒死的是老九，/說不定明兒個死的就是我老六；/ 趕到明兒個的明兒個，/要是你老五死啦，……”（劉半農《擬擬曲》其一）[41]245。葉圣陶在《人力車夫》一詩中表達了自己的良心不安，表現了知識分子的悲憫情懷：“他的軀干，還不及我壯健，/他的年齡，許比我加上一倍。/他雖受了我的銅子，/送我到我的目的地。/我的良心上，總印著/不可名言、不可磨滅的不安?！盵42]坐在人力車上的知識分子感覺自己是個壓迫者，而車夫卻是被壓迫者，因此陷入愧疚不安的情緒之中，于是就產生了自我批判的原罪意識。由于文本過多地描寫了車夫的“血與淚”，使車夫一度成為可憐的、被同情的對象?？傊?，啟蒙者“浪漫”[43]的同情心與革命者的鼓動對車夫身體形成了圍剿與消費。

自拉車開始，車夫的身體已不屬于個人，而是被拴在了人力車上。因車的機制構造在形式上就決定了車夫在拉客時無平等可言。車的狀態等于人的狀態，如聞一多在《飛毛腿》一詩中寫道：“‘飛毛腿你怎不擦擦臉啦？’/可是飛毛腿的車擦得真夠亮的，/許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樣的！”[44]81車夫的強壯、腳力好的身體特征和為人敞亮的品性與車的干凈狀態類比。老舍在《駱駝祥子》中描寫了祥子渴望自己有一輛車的心理：“他老想著遠遠的一輛車，可以使他自由，獨立，像自己的手腳的那么一輛車?！盵18]228然而，祥子幾次買車失敗的經歷使其“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18]463身體與品格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這同時也象征著車夫個體被代表著現代物質文明的洋車所奴役。當祥子無法獨善其身、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時，就只能走向墮落。

三、作為“我”的車夫

“五四”時期，還有不少作家以主觀視角寫作人力車夫，這類作品形式有自述、獨白、日記、來信與生活記錄等，從中可以了解“我”（車夫）的真實生活狀況。自白是弱者的哲學，“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態試圖獲得‘主體’即支配力量”[5]67。以自述的形式來表達內心世界的主體并非目不識丁、困于生存的車夫，而是具有啟蒙精神的現代知識分子。

首先，詩人模仿車夫語言進行寫作。劉半農的詩從口語化、自由化的民間歌謠轉化而來，他擬車夫語創作的《擬擬曲》一詩改變了乘客/車夫一問一答的不平等對話形式，在《擬擬曲》（其一）中描寫了兩位車夫用北京方言從上層政變談到日常生活。[41]242-255劉半農曾說過：“在報上看見了北京政變的消息，便摹擬了北京的兩個車夫的口氣，將我的感想寫出?！盵41]234新月派詩人將“引車賣漿者流”所操之語入詩，形成了口語化、平民化的“土白詩”，如聞一多《天安門》一詩以京白自述者的口吻模擬北平車夫的語言：“得！就算咱拉車的活倒霉，/趕明日北京滿城都是鬼！”[44]78-79詩人采用戲劇獨白體將個人的意志與情感轉變為詩的技巧。詩人所用的車夫語不過是代言工具，“‘引車賣漿’者的說白只是在描寫這些人物時為了使人物更真實更生動才作為人物的語言被引入文學，在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的時候，在體現作者敘述技巧和結構安排的匠心的時候，作者使用的則是‘文人學士’的說白”[45]。

其次，除了創作人力車夫題材的作品外，還有詩人在音節上進行實驗。聞一多的《天安門》、徐志摩的《先生！先生！》以及后續卞之琳的《酸梅湯》[46]都使用了典型的京白兒化音，“一種特殊的情緒應該有一種特殊的音節和體裁，才能夠充分地把他的妙處表現出來。新詩里所以有時候定要引用土白”[47]。雖然車夫的語言、聲音出現在詩歌作品中，但車夫自身沒有自我書寫的能力，他們只能成為創作者情緒、心理的意象載體。徐志摩在《先生！先生！》一詩中沒有對車夫的肖像、心理進行描寫，他面對乞討的女孩只能報以沉默的聲音和飛速旋轉的車輪。[48]110-111車夫與乘客（我）處于同一個情緒體驗中。徐志摩在另一首詩《誰知道》中也將主觀情緒化為具體形象，在結構和內容上都照應了乘客（我）與車夫的情緒，表達對未來的迷惘與畏懼。不過車夫既是“我”的對照對象，也是黑夜中摸索前行的一員，“天上不見一個星，/街上沒有一個燈：/那車燈的小火/沖著街心里的土—/左一個顛簸，右一個顛簸，/拉車的走著他的踉蹌步……”[48]113車夫行走在黑夜中早已麻木，而“我”卻對黑夜的安靜、冷清感到恐懼，兩者在思想上仍有距離。詩人采取戲劇化、小說化的客觀抒情策略，借車夫之口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與情感。臧克家的《洋車夫》一詩也體現了主客觀相互包容的藝術特色。詩人塑造了在雨夜中等乘客的車夫形象，詩中這樣寫道：“一片風嘯湍激在林梢，/雨從他鼻尖上大起來了，/車上一盞可憐的小燈，/照不破四周的黑影。/他的心是個古怪的謎，/這樣的風雨全不在意，/呆著像一只水淋雞，/夜深了，還等什么呢？”[49]詩人表現的車夫或許不是具體的現實人物，而是處于政治迷霧中的觀望者、等待者。

郁達夫的小說《薄奠》雖然反映了車夫的現實困境，但關注的重心是“我”，“我”的理想與現實的生活?！拔摇睊侀_了車夫苦難的現實而“發感傷病”，空想著他回家其樂融融的樣子，從而悲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無法養活自己、養活家人的心酸，產生了否定自身的想法：“被我憐憫的車夫，我不如你嚇，我不如你！”[50]258當車夫抱怨家庭生活貧困時，“我”意識到自己的情況與他類似，“細聽著他的一條條的訴說，覺得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個人的苦楚。我真想跳下車來，同他抱頭痛哭一場”[50]263?！拔摇奔庇诮o車夫經濟上的支持是為了緩解內心沒能盡到丈夫、父親的責任而引起的良心不安，這是“我”與車夫生活的重合。最后，“我”為死去的車夫送上漂亮的紙洋車幫他實現理想借以安慰自己，這是“我”與車夫理想的重合。在小說結尾處，作者寫明“我”憤怒的原因：“我”對汽車中的貴人的咒罵不是政治性的批判，而是被壓抑的悲憤情感的爆發，“作者最初的企圖，不在人生的現實苦的展望，而在于自己的傷感的發舒”[51]?！吧砩系囊患癫奸L衫，和盤在腦里的一堆教育的繩矩，把我的真率的情感縛住了”[50]263，作者保留了與車夫階層的隔膜?！白髡叩闹饔^，既然由狹隘的自我，擴張到自己的身邊，自己的周圍，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因而，當然的結果，他的感傷的情緒，也由個人，逐漸擴大到社會人類?！盵51]郁達夫的好友葉鼎洛的小說《霜寒》[52]描寫了一個比作者自己還貧寒、可憐的車夫的故事，并發出了對社會不公平的怒罵之聲，激起了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共有的傷感情緒。

這一時期，日本旅華作家筆下的中國車夫形象多是負面的，芥川龍之介在《中國游記》中寫道，他到中國（上海）后的第一眼見到的是中國車夫，與其印象中的日本車夫不同，“原本‘車夫’這個詞留給日本人的印象決不是臟兮兮的，反倒是那種威猛的氣勢，常給人一種仿佛回到了江戶時代的心境。但是中國的車夫，說其不潔本身就毫不夸張，而且放眼望去，無一不長相古怪。他們從前后左右各個方向各自伸著脖子大聲地叫喊著，不免令剛上岸的日本婦女感到畏懼”[53]。芥川龍之介描述了中國車夫的行為和野蠻落后的形象，表達了日本作家的民族優越感。橫光利一的長篇小說《上?！穼嚪蛞灿芯实拿鑼?，如車夫隨著都市流動，“黃包車排成一溜兒從樓房和樓房之間流淌過來。每當車流在十字路口交匯時，更加密集的車流便把車夫們的身影給遮蔽起來。人們在車流的波浪上浮起了上半身，變成無言的群眾，以同樣的速度向前滑行”[54]。來自異域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斷地推進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步伐，民族文化滲透到日常生活中。車夫每天穿梭在現代秩序劃分的街道中、掙扎在租界與華界之間，是被壓迫者和文明沖突的犧牲者。他們既是城市繁華的制造者，也是不具備自主性精神的頹靡者。他們既被城市裹挾，也被城市異化。

四、結語

異域的現代體驗調整了知識分子的主體視野，改變了他們的心理與意識。物質現代化的沖擊吹醒了作家的自我意識，由此推動了現代文學的形成。穿梭在都市社會中的車夫或主動或被迫地卷入了城市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的生活中，并參與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其命運、個體價值與舶來品的東洋車緊緊捆綁在一起。在知識分子的眼中，車夫作為風景被發現、觀看；作為國民因社會經濟地位之低、根性之落后而成為被批判的典型；作為小人物形象被啟蒙、革命、現代化的話語所裹挾；身體被消費，又不具備自我表達的能力，無法擁有獨立性與主體意識。晚清時期，不完整的車夫形象猶如碎片散落在報刊的作品中，直至《駱駝祥子》問世，一個完整的車夫形象才得以生動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