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績溪小學教育的發展困境研究

許俊文

（淮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安徽淮北 235000）

績溪自古以來就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南宋文學家汪藻云曾言：“新安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1]。清末，績溪在徽州地區率先嘗試開設小學教育。1904 年，績溪仁里村商人程序東創辦私立思誠兩等小學堂，開徽州小學教育之先河。1905 年，汪瑞英在城內秦家巷創辦私立城西初等女學堂，創徽州女子小學教育之濫觴。民國時期，績溪小學教育進一步發展，其速度和規模在六縣中排名第二。1933 年，陶行知曾親臨余川私立燃藜小學視察，“高度贊揚燃小‘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措施，為新教育思想的實踐積累了寶貴經驗，有特色”①。以績溪小學教育作為考察對象，在相關文獻、史料基礎上，探究民國時期績溪小學教育發展中面臨的困境，以期對徽州小學教育研究有所裨益。

一、教育經費不足

小學教育辦理之完善與否，與經費是否充足有著莫大的連帶關系。民國時期，績溪小學有縣立和私立兩種類型，這兩類小學的教育經費來源雖然有所不同，但都存在著經費不足的問題。受此影響，很多小學的校舍、圖書館和教學器材等硬件設施都極為簡陋，教師資源也十分短缺，難以進一步擴大辦學規模。有些小學甚至因經費不足而不得不停辦，如胡家村的私立明若小學在1935年就因經費不濟停辦，直到1940年才復辦。教育經費不足嚴重制約著小學教育的發展，而這兩類小學的教育經費問題又有所不同。

縣立小學的教育經費除少部分來自學費、臨時費等項目外，大部分來自縣教育經費的撥給，如1930年縣立女子小學教育經費共計1650元，僅縣教育經費就撥款1340元，故而每年縣財政收入極大地影響著縣立小學的經費撥給?？兿獮樯节钚∫?，經濟以農業為主，且山多田少，正糧出產尚不足自給。其他諸如木料、蠶桑、香菇、綠茶、冬筍、蜜棗等出產亦不甚豐。經商者雖然占本縣人口的3/10，但大多在外，本地商業并不發達。因此績溪的經濟狀況并不樂觀，縣教育經費來源中的牲口駝貨捐、契稅附加捐、串票附加捐、香菇捐和舊板捐受時局變動的影響較大，若時局稍有變動，各項收入無法全額收齊，這使縣教育經費難以得到保障。1929 年，省廳督學葉明輝視察績溪教育情況，對該年縣教育經費問題做了詳細的調查和說明。

該縣教育經費，本年度歲入預算共計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元，就中以各項附加捐款占數最鉅，歲出預算數亦相同。故就表而視之，該縣教育經費收支相抵，似無問題；然實際上本年度因迭受軍事影響，各項收入俱形短縮。松板出口捐規定一百六十元，本學期僅收十元；牲口駝貨捐規定一千三百元，本年度收入尚不足千元；繭捐規定五百元，絲繭捐局尚未繳納；戲捐規定五百元，前被該縣縣政府抵作牙稅，報解省庫，現正呈請撥還。統計上列各項，依原預算之數目已覺短少，而所謂各項附加捐者，又實包括義教四項附加在內，故該縣教育經費目前若不加以清理，則現狀已不易維持，擴充更難談到。[2]

縣教育經費的不足影響到縣立小學的發展，如縣立中心小學“實驗方面常因設備不足，各種設計多不完備，大單元設計更難。圖書甚少，各科卦圖，勉可敷用。體育設備甚形簡陋，運動場則借用公共體育場”[3]?？h立女子小學“兒童讀物毫無所有，少許殘書，全無用處。學生寢室僅一小間，一二年級教室采光欠佳”[4]。

與縣立小學相比，私立小學的教育經費沒有確定可靠的款項來源，主要來自學費收入、私人捐款和地方人士籌措三種，個別私立小學還有祠款和基金收入。但這些收入并不穩定，如私立毓英小學在1933 年就因商業凋敝捐款困難，導致經費入不敷出，全校事業均無進展。雖然縣教育經費中也會拿出一部分用作輔助費，以資助私立小學，但為數甚微，無法滿足發展所需，而且也不是每所私立小學都能獲得。據統計，1926 年全縣50 所私立小學中，教育經費在200 元以下的有27 所，占了一半以上。很多私立小學受經費不足的影響，規模極小，僅能勉強維持日常教學。私立魚川初級小學?！敖涃M無甚支配，職教員均由校長耿簡之一人兼任，教材采用商務的新學制國語常識兩種”[5]，至于音樂、美術、歷史等科目，皆無力開設。又如私立蔚北初級小學，常年經費100 元。私立祝山高氏初級小學，沒有確定可靠的款項，學費收入百余元。這與當年縣立中心小學1550 元的教育經費相比，差距甚大。1933 年省廳督學章紹烈在調查績溪教育中表示“最近北鄉教育界以該縣教育經費，大半用之于城區，各鄉所得甚微，來縣請愿”，“嶺北各私立小學因?？钪ЫI，要求教育經費各區平均支配”。同時，他指出私立小學因經費不足而存在的問題，如私立西山章氏初級小學“校門外雖有運動場一方，但體育設備無所見，最新建樓房一所，亦無窗戶，不適教室之用”。私立云莊小學“高級一二年級及初一二教室均無窗戶，遮以布篷，采光不佳，入冬亦嫌冷。學生寢室一間，黑暗窄小，極不適用。三四年級教室復仍有學生床位兩張，運動場略小，運動器材具亦為啞鈴棍棒等”[4]。

值得一提的是，章紹烈在調查中發現“惟一般人民敬神媚佛，迷信觀念，牢不可破，俗有所謂保安會、三元會、觀音會等，演戲酬神，動耗巨金。教育局曾預計若征收迷信捐，每年約可得一萬二千元?？梢娖涿淤M之巨矣”。因此他建議“本縣若能從勸導方面著手，酌收迷信捐以輔助教育，似尚無不可也”[4]。

二、私塾阻礙

“私塾是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由民間力量創辦的一種教育場所……對推動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盵6]績溪私塾起源早、分布廣，清朝時盛極城鄉。清末廢科舉，興學堂，私塾逐漸不再適應時代的需要，更是阻礙了同時期小學教育的發展。1930年12月，省督學員在視察績溪私立旺川小學后寫道：“近因該村附近私塾頗多，且極腐敗，于該校發展前途大有障礙。應令教育局先將不良之私塾，實行取締，以重學校教育”[3]。

私塾對績溪小學教育發展的阻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影響了小學的招生。私塾的存在，必然會與當地的小學爭奪生源?？兿掖宓嫩訋熒踔痢耙晃恫ド⒅{言，破壞學校，煽惑家庭，誘引學子入塾”[7]。清末，小學堂無法與私塾相競爭。據1910 年統計，“全縣私塾計有267 所，學生3529 人，占該年全縣入學兒童（4161 人）的84%”[8]，許多農村小學堂僅有學生一二十人。民國時期，績溪加強了對私塾的整頓與改造。1920 年，績溪教育界人士曾聯名縣勸學所上書縣知事，要求取締私塾，以注重小學教育的發展。這一時期，私塾的治理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卻未徹底動搖其影響與地位。到1934年，績溪仍有私塾141 所，學生2005 人，占當年全縣入學兒童的28%。部分家長之所以選送子女入私塾學習，一方面是因為績溪地處皖南山區，社會相對穩定和封閉，人們習慣于遵循傳統的教育方式，且塾師多是德高望重的人士，家長對私塾有著較強的心理認同。另一方面，很多家長對子女教育期待也只需要能寫會算及滿足日常的生產、生活即可，私塾的教學內容“大半為契據、婚喪對聯、吊文、年對、書信、記賬等”[9]，這對家長而言更為實用。如此一來，“即便私塾客觀上受到了外源性現代化的沖擊，但因他們對新式教育的優勢沒有真切感知，故不能立刻從心理上放棄對鄉村私塾的認同轉而信仰鄉村小學?！盵10]。

二是妨礙了新式教育的推行。新式教育不僅體現在教學內容上的新，還體現在教學方法上的新，更體現在培養出的學生新?？兿嫩訋熡胁簧偈乔迥┬悴?，他們固守著傳統的教學理念，甚至還“視新式教育為洪水猛獸，認為新式教育與傳統文化不共戴天”[11]?？兿|頭村塾師許福成1934 年時被要求停辦私塾，但他為與新學一爭高低，另擇址大石橋新建房屋（題額“正養蒙童”）繼續私教舊學。1925 年，《微音》刊登了邵振人的文章《績溪私塾問題》，具體介紹了民國時期績溪私塾存在的相關問題。首先，教學內容仍是傳統倫理知識，他們的科目是“三字經、百家姓、幼學、四書之流”。其次，教學方法古板，不利于兒童的個性發展。他們的課程“上午是溫書、背溫書、上生書、背溫書；下午是寫字、認字、默字、上生書、背生書”。最后，懲罰手段則是“打嘴巴、敲腦殼、打手心、打屁股、扯耳朵、箝眼淚、下跪種種”，對學生人格毫無尊重[12]。上述的種種都與新式教育理念背道而馳，很多在私塾就讀的兒童，未能接受新知識、新理念。而這種私塾培養出的部分學生“衣服骯臟，舉動難看；開口毀罵，好比是口頭禪，別人所難以說的話，他們都能說出；年紀很小，就會賭博，吃紙煙了，沒錢用，又會偷竊”[13]。

應如何整頓私塾以促進績溪小學教育的發展，邵振人提出兩點建議，一是嚴厲取締私塾，同時“縣視學員必須前往勸學，囑辦初小學校，俾就學兒童不至于失學”；二是取締私塾后，原有的塾師“也請他入校，協助管理，使其逐漸同化于新教育”[12]。1936年4月，安慶成立了“省會塾師訓練班”，各縣也于暑期仿效舉辦塾師講習班，經過此次改良，績溪私塾數量銳減，但偏遠山區仍有零星私塾存在。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績溪私塾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三、教師隊伍良莠不齊和派系斗爭

民國時期，小學教師是績溪教育界的中堅力量，“教育有沒有進步？與社會有沒有影響？畢業學生有沒有出路？這些責任都捆在教師的肩膀上”[14]?？兿W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了許多優秀教師，如胡稼民、胡子敬、程鐵華等人，對推動全縣小學教育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同時績溪教師隊伍內也存在師資質量不高、德行有虧等問題?！坝械倪B三皇五帝都弄不清楚，有的幾句淺近文字弄不明白，有的因欠賭債而被人剝衣裳，有的串通賭博吃人家好處”[15]，他們的存在是績溪小學教育發展中的一大阻力。

1925 年，吳了紅在《微音》上對當時徽州地區縣立和私立小學教員隊伍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詳細介紹。

縣立方面：一、校長和教員，每每兼任訟師，不時為人包攬詞訟，奔走衙署（不如是的很少）；二、校長和教員，身兼本地董事，時常替人家作和事佬（不如是的很少）；三、教師不是一班老腐敗，就是一些三中和二師的制造品，寫一封信，大都要換三五次信紙信封的先生；四、教員一年的薪金，不過數十元，每天要吃許多粉筆屑，和改一大堆卷子，所以肯盡心負責的很少。私立方面：一、教員和縣立的一樣，恐怕還不如；二、一班死不通的商人，被歇生意回家，不得以而胡亂教一群小猢猻，騙些青菜飯度日。這一種教員，多半是發現在鄉下偏僻的地方，更無足談了。[13]

績溪小學教師中也同樣存在著上述問題，如私立資政小學，“教員胡和生授國語，學生進行背誦，其余學生端坐，呆若木雞，極無教法可言。統視教學，極其腐敗，校長胡鐘毓年近六旬，頭腦冬烘，辦理該校，一無成績，全校精神之頹廢，為該縣學校之所未有?！盵3]此外，在績溪小學中，常出現學生缺席現象。如私立長安小學“下午二時許，學生三十四人，僅到半數”[16]。私立云莊小學“一二年級出席生十二人，缺席者甚多，下午一時許，兒童回家午餐尚未到齊也。三四年級出席生十四人，缺席者亦甚多”[4]。學生缺席頻繁，反映出教師對教學工作責任心的欠缺，也給學校的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績溪教師隊伍還存在著嚴重的派系斗爭問題，以1924 年發生的績溪縣教育會沖突事件的影響最為惡劣?？兿h教育會成立于1919 年7 月1 日，在發展中分裂出兩個派系，一是明倫派，以縣一高小教員倪咸為首，成員“大都屬縣立學?！盵17]。二是協恭派，以私立淑培小學校長周協恭為首，成員是“私立各校的教員，或是須發斑白的老學究，或是第二師范出身”[17]。兩派積怨已久，雙方矛盾在1924 年選舉教育會會長時集中爆發。事件的起因是1923年暑假，“倪咸在省學國語，本不想做教育會長，秉有乃父遺傳性的章雪存，專好播弄是非，硬要為倪運動，甚至裸體赤足的訟棍和卑鄙不堪的市劊，都挪進來投票。胡在渭、汪維安等本與倪咸意見相左，便借題發揮，群起反對。倪咸經這么一來，勢成騎虎，教育會長一席，欲罷不能，欲做不得，因決意到今年來還本”[15]。1924 年8 月8 日，縣教育會正式開會，倪咸等明倫派人員不到會，反而去包圍縣署，縣知事被圍不能到場監督，致使會議無法正常開辦。直至8 月9 日教育會方能召開，但“要是投票，倪咸又是失敗，只好強詞奪理，拿退席做抵制。本來少數會員退席，也可以繼續開會的。而有一位因賭被人押過鋪蓋退席會員葛先生，大聲叫喊！以致會場秩序大亂，無結果而散”[15]。

此次教育會沖突事件，因參與者多是小學教員，故對小學形象損害極大。很多家長由此產生了對小學的不信任感，這對正處于發展期的績溪小學教育而言無疑是一大重創。當時績溪教育界人士王子乾不禁感慨道：“至若此屆教育會事，雙方爭執，必各有一部分之理由，惟各走極端，不免感情用事，言之痛心，極盼各存退讓之心，庶可比除成見。否則并非焦頭爛額不止，殊非吾教育界之幸福也?！盵18]

四、家長教育觀念落后

家長的教育觀念包括對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認知，績溪家長的教育觀念整體上比較落后，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小學教育的發展。

家長對學校教育認知的落后直接影響著小學的生源數量。由于平常接觸或使用文字的機會少，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不少家長對學校教育并不重視，“不識字有飯吃，不識人沒飯吃和種田人何必讀書，讀了書不必種田等等固執的心理。若說不做官爺，也要讀書，不做狀師，也要讀書，簡直豈有此理，笑你不懂世故呢……結果，雖富有人家，也不愿送子弟入學；以為我家田產可以吃著不愁，何必再送子弟入學讀書，自尋煩惱！更可笑的，現在有許多人以為讀書（所謂洋書）讀不得的，讀了則將來發生男女自由戀愛結婚，甚至無家無父，要變洋鬼子了”[19]。雖然每年績溪小學的入學人數在不斷增多，但與全縣學齡兒童的總數相比較，則差距甚大。1930 年“全縣適齡兒童至少也有二萬之家，平均每校約八十人，那么失學的兒童，也還有一萬五千之多。就是說失學的兒童比入學的兒童要多三倍，這樣看來，學校教育是到了什么情況，也就不言而可知了”[20]。這其中固然有因家境貧寒無力送子女入學讀書的，但也有家長認為讀書無用，不如提早結婚生子或外出打工賺錢以補貼家用。在績溪失學兒童中，女子尤占多數?！芭訜o才便是德”的思想長期根植于績溪社會，不少家長認為女兒“橫豎是他姓人，‘嫁出女兒潑出水’。她識不識字，干我底事”[19]。即使已經讀書的，“到了一定年齡，家庭便要命她停學，放在家里，練習烹飪、縫紉等事。女子能繼續升學的，實在很少”[20]。如績溪著名女教師汪月華，17 歲時以品學兼優在燃藜小學畢業，本想繼續升學，“但父母認為女孩子是別人家的人，能粗識書字就行了，所以要她在家里學做針線活，塑造她將來婚嫁后成為一名賢妻良母型的家庭婦女，因而失去了升學機會”②。女生入學人數少，能夠讀到高小畢業的更是寥寥無幾。1926 年，全縣初高級小學生共計2539 人，女生335 人，占13.2%。到1945 年時，女生有2170 人，創新學以來女子入學最高紀錄，但女生總數也僅占總學生數的28.5%。

家長對家庭教育認知的落后間接地加重了小學的教育負擔。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二者緊密聯系，共同促進學生發展。由于很多家長沒有接觸過新知識，對家庭教育多半是效仿古法?！八麄冋J為教育兒女要用最嚴格的辦法，絕對不許兒女自由行動。他們教育兒女的方法大概都是遵依古訓，所謂男子學得彬彬有禮，規行矩步，女子學得吶吶寡言，不出門外?！盵20]這不僅不利于學生個性的培養，甚至個別家庭教育的缺位給子女成長帶來負面影響。一些父母“出外賭博，任兒女獨在家中，精神奮猛的時候，也許帶兒女一同出去，終夜在賭博場所。這樣一來，兒女當然也是要染了許多不正當的惡習”[20]。如果知識缺乏尚可彌補，但惡習一旦養成則難以糾正，這加大了學校在德育方面培養的難度。

五、結 語

民國時期，績溪小學教育在清末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開啟了由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轉型。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小學數量增至109所，入學人數達7611人，已具備一定的規模。不過受時代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績溪小學教育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困境。主要表現在教育經費不足、私塾阻礙、教師隊伍建設問題以及家長教育觀念落后四個方面，嚴重阻礙了小學教育的發展。

注釋：

①績溪縣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會編《績溪現代教育史料》，2004年，第136頁，現藏于績溪縣圖書館。

②績溪縣胡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會編《績溪現代教育史料（第三集）》，2009年，第143頁，現藏于績溪縣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