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現代化基本內涵和價值導向的百年變遷

朱前星

所謂現代化,既是一個國家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個層面發生重大變革,又是擺脫農業社會形態、邁入工業社會形態的歷史過程?，F代化的本質主要蘊含在與時俱進的基本內涵和價值導向兩個維度之中,而兩個維度交互作用的變遷歷程又深刻影響著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系統梳理中國式現代化百年歷程的基本內涵之邏輯演進,揭示其價值導向的內在變軌,有助于激發中華民族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活力和能動自覺。在第二個百年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代,只有全面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和價值導向,才能順利實現強黨強國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1]。與西方靠野蠻掠奪和推行霸權主義所實現的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本國國情、回應本土需要的現代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從閉關鎖國到改革開放逐步嬗變的現代化,從過去的依靠外部到依靠內生動力模式轉變了的現代化,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立場跨越的現代化[2]。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盵3]這一科學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百年奮斗歷程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的高度疊合性。從宏觀歷史的視域考量,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是動態且不斷完善的漸變過程,其基本內涵與價值導向在不同時期是服務著相應的歷史任務的,各有其相異內容和側重方向。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內涵是各個時期現代化發展具體舉措的高度理論總結,它的變遷表征為“工業化—四個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逐級嬗變,屬于自覺內生的邏輯,它的變遷是現代化從“單一”領域對象發展到“多元”領域對象的歷史必然。其價值導向的變遷則是研究百年現代化進程的密鑰,價值導向貫穿中國現代化的始末,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方方面面。其價值路向肇始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初心,到當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實質上是蘊含著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價值追求。中國現代化價值導向的變遷促進了其基本內涵的完善與擴展,其基本內涵的變化又推動著價值導向的與時俱進。

一、1921—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國家通過殖民掠奪與擴張的形式,將中國強行拉入其所主導的現代世界框架體系,“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4]。許多仁人志士抱定救亡圖存的宗旨,或希冀從儒家經典中找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如康有為;或在實用主義基礎上部分西化,甚至全盤西化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方案,如胡適。這些嘗試最終結果都只是曇花一現,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他們未能立足于鴉片戰爭以降,因遭受帝國主義侵略,而逐漸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國情去思考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道路,因此,不論是開歷史倒車,還是主張全盤西化都注定是要失敗的。其次是內部阻力過于強大,洋務派、資產階級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等在國家未來去向的問題上通過報刊、講座、會議等形式相互攻訐和詰難,而各種社會思潮的針鋒相對,也使在不同階層的群體中難以形成統一且明確的思想共識,難以形成全社會的堅強合力,使得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只是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并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梢?這與現代化理論中所要求的具備“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完全背道而馳。再次則在于西方現代化自身所存在的固有桎梏,其始終囿于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的“緩和”。西方現代化聽命于資本,服務于資本,受控于資本,即使二戰后建立并完善了一系列福利制度,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者在本質上仍然處于被壓迫、被剝削、被統治的境地。社會階級矛盾如附骨之疽一直伴隨著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歷程,難以被根治。由此可見,近代中國史上的現代化曇花一現之表征背后的實質是又能夠在歷史的客觀發展過程中有跡可循的。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才得以真正開始,并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

(一)工業化是基本內涵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黨的一大黨綱提出的消滅資本私有制和階級、建立勞動階級的民主國家等,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化理解的本質不同,中國現代化由此走向了一個新的歷史拐點。要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就必須不斷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就不得不依靠工業的大力建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中國現代化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要學習蘇聯的現代化經驗,通過發展工業來為中國現代化開辟道路。盡管當時我國并不完全具備實現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中國共產黨仍堅定不移地努力推動工業發展,持續進行工業化生產活動。

早在20世紀40年代,受到蘇聯現代化經驗的啟示,我們就形成了工業化是現代化標志的黨內共識。1944年,毛澤東在一篇演講稿中指出,“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毛澤東提出:“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盵5]1081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現代化問題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以工業化作為內涵基點的,也即強調通過工業化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國的工業化是典型的“后發外生”模式,概而言之,就是在外來勢力的沖擊下被迫自上而下啟動的工業化,起點呈現為總體“一窮二白”的狀態。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在借鑒蘇聯工業化成功的典型案例下,不斷汲取近代中國工業化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形成了一套以發展國營工業為核心、妥善處理好工業與農業的關系、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抓手的工業化發展思路,將其落實于陜甘寧邊區等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中,并且取得了較為顯著的工業化成績。1937年,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成立陜甘寧邊區工業局,主要負責國營工廠的發展與監管,并倡導邊區人民的生產合作,滿足戰時需求。工業局在邊區工業發展的三個黃金時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38—1939年(第一階段),工業局批準建設8家并擴建1家國營工廠,涉及醫藥、紡織、印刷和機械制造等多個門類,在已有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戰時物資生產需要。在1940—1942年(第二階段),迫于國民黨無端制造的各種摩擦,工業局協助邊區銀行,利用陜甘寧自身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小型工礦業,為邊區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內生動力。1942年之后(第三階段),工業局改為建設廳二科開始整頓國營工廠中出現的一些如機構臃腫、辦事推諉等亂象,邊區工業在這段時間進入了“劃時代的發展時期”,根據《抗日戰爭時期的陜西經濟》的數據,1944年全邊區國營工廠數量就已經達到了130家,解決了7 738人的就業問題;私營工廠30家,職工4 258人,工業產品基本滿足了邊區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為后期的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乃至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物質基礎。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在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第一個內涵表征,深刻影響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后續發展。

(二)建設一個新中國是價值導向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現代化價值導向是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歷史任務,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就指出,工業化的發展必須首先有賴于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營造一個海晏河清的社會環境。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到,“解放中國的生產力,發展中國的生產力,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實現”[5]101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內涵與相應的價值導向是相輔相成、高度耦合的。這一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現代化的道路上也犯了諸如“本本主義”這樣的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將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但建設一個由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的價值導向是堅定不移的。正是在這種價值導向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才可能以大無畏的勇氣進行自我革命,才可能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斗,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徹底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了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中華民族實現了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偉大蛻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探索現代化新路奠定了基本的前提條件。

二、1949—1978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最大制度障礙已經清除,為改變當時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障和穩定的國家環境。因之,中國共產黨隨即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要做到工業化建設與社會主義的并向發展。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現代化又被賦予了新的時代色彩,其外延不斷擴大,由之前的工業化擴展延伸為四個現代化;它的價值導向也展開了新的時代維度,即由建設一個新世界變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一)四個現代化是基本內涵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要求以工業化為推手,加速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彼時的中國工業化是在克服蘇聯模式體制僵化、農業和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等弊端下形成的“以蘇為鑒”式的工業化。其實質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優先發展重工業。從1951年編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宏偉藍圖,到1953年該計劃正式實施,再到1957年的超額完成計劃,我國工業化取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成就,完成了眾多領域的基本建設,改變了我國工業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在工業產值方面,1957年工業總產值相較1952年,增長了67.8%[6]。更為重要的是,在“一五”計劃期間我國完成了工業生產資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推動了我國社會性質的變化,幫助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更換了一條賽道,豐富了社會主義的面向。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平穩落地之后,“效仿蘇聯”的中國現代化逐步出現“水土不服”的癥結,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都給我國經濟和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究其原因是對以現代化為推手的工業化力量的過高期待,即使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以蘇為鑒”的工業化發展思路,但黨內部分領導干部視這套工業思路為“金科玉律”,不懂得與客觀實際相結合,故步自封,缺乏科學認識,在后續的工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重工輕農、忽視客觀經濟發展規律、浮夸風、放衛星等問題,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良性發展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彼時,一味追求工業發展勢必難以適應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單一工業化的基本內涵也不能再“平替”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失敗的經驗后,認識到中國現代化要以工業化為起點,但應深入社會生活更多的方面,現代化應該是多方位、多層次的立體現代化,其基本內涵也必然要迎來新一波擴容以應對實際遇到的各項發展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期,毛澤東就在不同場合提到過多個帶有現代化后綴的詞語,如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乃至科學文化現代化。在“一五”計劃正式實施期間,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四個現代化”。1964年,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分“兩步走”的具體構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盵7]隨著“四個現代化”的推進,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國民經濟體系,推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現代意識覺醒,這是繼新文化運動后又一次大規模的現代化意識覺醒時期?！八膫€現代化”標定了彼時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錨點,但也存在著歷史認識的局限,即過分強調經濟本位論,致使我國的現代化在早期展露出一種“畸形”的癥結,但隨著黨領導人民不斷地進行實踐探索,現代化形式逐漸從一維向多維擴散,其基本內涵也更為全面而深刻。

(二)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價值導向

新中國成立之后,黨的領導集體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應當要更換新賽道,在新的制度框架中進行探索深耕。蘇聯作為我們一直以來的學習對象,在馬克思主義的引導下,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其本質就在于消除階級矛盾,復歸勞動本質,追求共產主義。這條道路的成功雄辯地證明了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性。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參考樣本”。黨領導現代化建設之所以能在這一時期取得不少成就,就在于它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進行的,它明確地指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必然是社會主義。所以,1949—1978年這段時間中國的現代化或者說“四個現代化”的價值導向就是為了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是“一五”計劃讓中國擺脫落后農業國邁向先進的工業國,還是“三大改造”使生產資料私有制向生產資料公有制轉變,抑或1956年中共八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定位,都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終確立和完善提供了條件,讓中國現代化選擇了在新的航道上進行探索,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下繼往開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三、1978—2012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中國現代化的外延進一步擴大,基本內涵也變得更加全面豐富,開始由一維的經濟范式擴展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多維度領域,而且在價值導向上也越來越貼近群眾的實際需要,在更多層次和更多維度上啟迪大眾的現代思維與意識,讓現代化的成果能夠惠及千家萬戶,共建共享“小康社會”。

(一)“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基本內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二次偉大的轉折,經過一系列思想解放、撥亂反正之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黨領導的現代化在聚焦于發展難題和回應“中國現代化究竟該去往何處”的時代之問的過程中,始終是維持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根據當時的中國實際國情,提出了要建設“中國式的現代化”的論斷[8],揭示了未來我國現代化的探索將會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不同于蘇聯的新的道路,會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下去。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再到“中國式的現代化”,其內涵外延既具有一脈相承的穩定性,又呈現了循序漸進的向上性,這種向上性集中表現在“中國式的現代化”擺脫了“蘇式經驗”的桎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新路?！爸袊健笔歉母镩_放后的最顯著的時代特色烙印,具有階段性的特點,承接了改革開放前現代化道路的成就與經驗,開辟了后續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論在內容意蘊上還是在價值范式上都是高度疊合的[9]。

在確定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未來前進方向后,以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堅持深化改革、對外開放,不斷擴容發展中國現代化理論的內涵外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主張;在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提出現代化建設布局正式向“三位一體”范式轉化[10];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社會更加和諧”被納入了現代化建設的藍圖中,“四位一體”的現代化布局正式提出。經過了“一元本位”,由“二元并軌”,到“三位一體”再到“四位一體”,中國現代化逐漸覆蓋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助推小康社會這一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

(二)建設小康社會是價值導向

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就曾指出,“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1],把古代“小康之家”的概念化形為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小康社會。由此,彼時的中國現代化的探索被賦予了“建設小康社會”的價值導向。經過不斷地摸索總結,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上詳細規劃了“小康社會”的具體推進步驟,并將其作為中國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在探索現代化道路上的又一偉大創舉,為后續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具體的并具有操作現實性的階段性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后續力,在較短的時間內激發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潛力。黨的十六大更是在現有的實踐成果的基礎上將“建設小康社會”的價值意蘊進一步提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彼時的“中國式現代化”基本內涵與價值導向具有高度的相互耦合性和整體自洽性。這具體表現在:中國式的現代化明晰了“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性目標,在“建設小康社會”價值導向的指引下,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得到釋放,現代化意識由精英階層向普羅大眾階層下沉,推動了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大幅度地增強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活力,為“中國式的現代化”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飛躍準備了鮮活的體制保證和深厚的物質基礎。

四、2012年至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中國現代化實現了從 100 多年前的遠遠被人拋擲于后到開啟現代化征程的歷史性轉折,實現了從以前的遠遠在后面跟著別人跑到后來的緊緊追著別人趕的歷史性進步,實現了到現在已經在一些方面和一些領域與別人一起并頭跑、甚至超越別人帶頭跑的歷史性跨越?！盵12]立足于新時代的歷史定位,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上不斷開拓進取、推陳出新,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里程碑式的成就,順利地推動和統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在新時代,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完成了由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向新時代凝練而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的轉變,不僅實現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覆蓋面上向更加多向高維的方向發展,明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更是錨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空坐標,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紀元和新篇章。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基本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盵13]中國式現代化用中國特色話語從根本上打破了長期以來被西方壟斷的現代化話語權。在非西方國家,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終于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得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相較于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覆蓋面顯得更為寬泛。在之前“四位一體”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大正式將“生態文明”納入其中,將中國現代化的覆蓋面擴充至“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新布局,推動現代化建設向著更加多元、多向、多維、多極方向轉化,極大地促進了廣大人民群眾現代化意識的日益覺醒,讓越來越多的人投入現代化建設當中,激發了現代化建設自覺能動的內在活力。除此之外,相較散落于各種會議記錄、領導人講話片段之中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則更為凝練,并形成了集中、系統、科學的論斷。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是這樣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盵14]簡單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可以向下兼容的現代化,不僅兼容了西方國家現代化部分有用的價值意蘊,同時隨著時代的變遷,它也陸續兼容近代以來現代化探索中閃光的“金點子”。中國式現代化亦是一種國際的現代化,與由有產階級掌握話語權的西方現代化不同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高屋建瓴,在國際視域下關注并踐行和平與發展兩大時代主題,為全世界各民族提供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經驗,是真正惠及全人類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五位一體”協調的現代化,既是歷史之鏡鑒,又是時代之感召。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這五大維度是不能存在任何短板的,要構建維度要素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相互平衡的內生循環。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更加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地位,強化“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科學認識。除此之外,還突出了對以人民為中心和人的全面發展內蘊的秉持,這也彌補了過去“中國式的現代化”所出現的紕漏和不足,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落實和推進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價值導向

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錨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清晰坐標。這是在總結近代以來現代化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后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凝練了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價值目標。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價值目標。在這種價值導向的引領下,中國式現代化克服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和艱難挫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中華大地上消除了絕對貧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聚焦于紓解“第二個一百年”該向何處去的難題,黨的十九大在綜合研判國內外發展形勢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兩步走”的戰略規劃,賦予其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價值導向的鮮明時代特色,也就是“第一個階段,從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5]。概而言之,這就是規劃了中國現代化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國式現代化就此又有了具體的且具有現實可行性的階段性目標。這些目標既是對過去成果的繼承,亦是對當前實踐的指導,更是對未來中國道路的預估。在新時代現代化戰略規劃的指引下,中國式現代化又有了清晰可行的階段性價值導向,激發廣大人民群眾高揚歷史主動精神、培養理想認同、堅定信念信仰、增強創新意識。這些都匯聚成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力量的現代化運動之浩浩蕩蕩的現實合力,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康莊大道上尋求突破,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間正道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