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出路：羅素關于中國走蘇俄道路的論說演變

彭姍姍

羅素（Bertrand Russell）訪華（1920 年10 月12日至1921 年7 月11 日）前，中國出路問題是知識界關注的焦點。大體而言，中國面臨著三種選擇。一種是文化教育改革加議會民主政治的道路，或可稱之為美國道路。在胡適和黃炎培、蔣夢麟、郭秉文等江蘇省教育會諸公的精心籌劃和熱情推動之下，杜威在1919 年5 月至1920 年6 月的講演中反復闡述了這種民主、科學與新教育的主張，從而掀起了一股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杜威熱潮。另外兩種均是社會主義道路。隨著十月革命影響的擴大、加拉罕宣言傳到中國以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播，大批青年學生的關注焦點從教育轉向了社會問題和社會改造，這一轉折大概發生在1920 年夏。[1](p47)這年夏天，由于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中文共產主義書籍而建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青年人中，就有后來的革命領袖毛澤東。①毛澤東的自述，參見[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6—147 頁。經考證，陳望道翻譯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出版于1920 年8 月初（參見陳紅娟：《版本源流與底本甄別：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文本考辨》，載《中共黨史研究》2016 年第3 期），因此，毛澤東所讀未必是陳望道的全譯本，也可能是鄧中夏等油印的劉仁靜譯本（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在此背景下，梁啟超系的骨干成員張東蓀、張君勱明確提出中國應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道路，而不是走蘇俄布爾什維克的道路。[2](p1-18)陳獨秀、毛澤東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則堅決主張中國應效仿蘇俄。二張和陳獨秀都贊成實行社會主義，不過前者主張德國式的社會主義，而后者主張蘇俄式的社會主義。羅素應梁啟超一系邀請訪華，正值中國公眾在選擇美國道路、德國道路還是蘇俄道路之間徘徊不定之際。故此，國人熱切期盼著羅素的答案。

不管是主張德國式社會主義的人，還是主張蘇俄式社會主義的人，都將羅素視為同道；胡適等則對羅素訪華頗懷戒心。一戰期間，羅素已從自由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堅信社會改良的唯一辦法是徹底改造社會的經濟制度。[3](p681)他關于社會主義和社會改造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大受歡迎。①如[英]羅素：《政治理想》，劉衡如、吳蔚人合譯，中華書局1920年6月版；[英]羅素：《社會改造原理》，余家菊譯，晨報社1920年10月版；[英]羅素：《到自由之路》，李季、黃凌霜、雁冰合譯，新青年社1920年11月版。在張東蓀等看來，羅素是“社會改造的發明家”，[4](p12)他所主張的“自治的社會主義”[4](p21)在“近代的改造運動中”“最妥善”[4](p22)。與張東蓀等的認知略有差異，激進青年們視羅素為“激進思想的偉大英雄”。[5]羅素剛抵華時，學生代表便致信請求他糾正杜威學說，請他傳授“關于社會革命哲學的知識”。[6](p208)另一方面，胡適正試圖與馬克思主義等社會思潮競爭，引領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想文化路向，學生的激進傾向自然會令他憂心忡忡，格外敏感。[7](p138-152)因而，他對于梁啟超一系邀請羅素懷有戒心，將之視為“我們在北京也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的一個證據。[8](p87-88)

于是，羅素原本以為自己是被請來講哲學的，卻不得不就中國應否走蘇俄道路問題多次發表講演。然而，他關于此問題的見解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訪華之初，他反對中國效仿蘇俄；在臨別演說中，卻又明確建議中國走蘇俄道路。這相當于羅素從贊同梁啟超一系突然轉向了贊同陳獨秀、毛澤東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由于在華講演因病中輟，羅素未能詳盡闡述其思想演變脈絡，其態度陡轉，令國人不知所以。更令人困惑的是，在隨后出版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1922）中，羅素似又不再主張中國走蘇俄道路，而是寄希望于中國走憲政道路。[9](p243)

應如何理解羅素對于中國自相矛盾的建議呢？其傳記作者瑞·蒙克（Ray Monk）指出，49歲時（1921年）的羅素是一位從邏輯和數學領域逐漸滑落到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墮落天使”，[10](p3)其生活重心從純粹的哲學研究日趨轉向依靠講演和著述賺錢以維持其家庭生活；因而，他這段時期的許多講演和著述需要“賣個高價錢”，[10](p35)不過是將靈光一現的想法講出來，似乎根本不在乎邏輯上的一致性。講演本身的壓力和現實的經濟需要的確可能迫使羅素匆匆發表了一些不甚成熟和縝密的見解，但出于以下三個因素，羅素這段時期關于中國的相關思考和論述仍值得嚴肅對待。其一，與其他臨時性的話題不同，中國問題在羅素此一時期的思想中占有獨特地位。在羅素看來，中國問題實質上是文明本身的存亡問題，而這不僅是一戰后英國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的話題，更是羅素縈繞于心、有過長期深入思索的話題。[10](p32)[11](p43-51)其二，羅素的在華講演仍不乏學術性，而非像他1923年的美國巡回講演（4月1日至5 月底）那樣基本是商業性質的；中國公眾更像是一群虛心求教的學生或朋友，而不是付費來聽名人講演的消費者。[10](p39-45)這自然會令羅素更慎重、更具同情心地思考中國問題。其三，羅素的討論涉及中國之出路這一大問題，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影響頗大。他的相關言論在當時就激發出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其余音遺響至今仍不絕。②最新的討論，參見童世駿：《“中國向何處去？”——〈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問題〉的相互解讀》，載《哲學分析》2023年第3期。

羅素關于中國應否走蘇俄道路的論說，前人已有所論述，但多結合社會主義論戰，分析羅素建議中國走蘇俄道路的內涵及影響，相對忽視羅素在此問題上的觀念轉變。③較為集中的探討，參見馮崇義：《羅素與中國：西方思想在中國的一次經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年版，第164—179 頁；馬麗雅：《中國道路的西方視角——20 世紀西方思想家的中國觀研究》，學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208頁。此外，前人多局限于關注羅素在華言論，未能結合《中國問題》深入分析，更未論及羅素在《工業文明之前景》（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1923）中的持續思考。若將后者納入視野，就能清晰看到，羅素的思想轉變，在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的相關思考中存在著類似的對應線索。本文結合國內局勢的演變，綜合評述羅素關于中國走蘇俄道路的論說演變，嘗試探討其內在邏輯，并分析其與毛澤東等人相關思考的相通性。

一、初步觀察：中國當緩行共產主義

1920 年10 月12 日上 午9 時，羅素抵達 上海。在上海、杭州和南京短暫盤桓后，他應邀溯長江至長沙講演。隨后乘火車北上，于10 月31 日抵達北京。羅素在北京度過了余下的訪華歲月，中間只去保定講演了一次。

10 月26 日下午至27 日下午，羅素在長沙發表了四次題為《布爾札維克①Bolshevik，今天一般譯為布爾什維克，1920 年代有“布爾札維克”“布爾塞維克”“過激黨”等多種譯法。本文行文中寫作布爾什維克，引文各依其舊。與世界政治》的講演。[6](p194)[12][13][14][15]這是羅素首次對中國公眾發表關于布爾什維克的講演。羅素解題說，“布爾札維克主義”即共產主義。一戰時，俄國革命的消息曾令羅素生出無限的熱情和樂觀。[3](p681)但訪俄（1920 年5 月11 日至6 月16 日）的經歷，打破了他對于共產主義的憧憬。他首次意識到，布爾什維克主義也是鼓吹工業化的“西化論”中的一種。[6](p164-166)瑞·蒙克總結羅素的頓悟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的兩種“孿生表現”，“只不過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而已”。[3](p688)這樣，羅素此前視社會主義為歐洲文明出路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訪俄后，羅素曾十分猶豫是否要將他對蘇俄的真實觀感寫出來，因為說共產主義的壞話會令歐洲的反動派們大感快意。最終他認為，誠實地寫下自己的看法與宇宙的群星更為和諧融洽，因而寫出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踐和理論》（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1920）一書。但在來華的海船上，當同船的英國人請他談談蘇俄時，羅素故意只講了有利于蘇俄政府的事情。[6](p191-192)而這一次在湖南講演，羅素坦誠表明了自己并不十分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態度，但承認資本主義已到末路，世界的未來取決于共產主義的發展。他又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具體分析了蘇俄實踐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失敗”情形。羅素總結說，共產主義在五十年內沒有實行的希望?？傊?，考慮到中國公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對于蘇俄的熱情，羅素非常委婉地描述了他對蘇俄的不良印象，但謹慎地沒有作出評價。羅素只是說：“布爾札維克對于世上很好么？這是一個問題；我也不敢怎樣主張?！盵12]雖然羅素宣稱“布爾札維克主義”即共產主義，但從他對這兩個詞的使用來看，“布爾札維克主義”常特指蘇俄所信仰及實踐的共產主義，在某些語境下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有所區別。在羅素講演的中文記錄稿中，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似常?；煊?，這也符合時人的理解，因為多數人并不明了這二者的區別，下文將盡量說明不同語境下這些概念的具體含義。

毛澤東當時正在湖南領導民辦自治運動，希望將譚延闿的官辦自治輿論推動為一種實際的社會運動。[16](p66-68)他在現場聽了羅素的講演，并與同為新民學會會員的彭璜、易禮容進行了深入辯論。毛澤東概括說，羅素的講演“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要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17](p3-4)這個概括一語道破了羅素的言下之意。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等召集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在潮宗街文化書社舉行新年大會，討論學會的共同目的、實踐方法及實施方案。多數會員贊成“以改造中國及世界”或“改造世界”為共同目的。毛澤東將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歸納為“社會政策（即社會改良主義）”、以議會為工具的社會民主主義、列寧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經表決，毛澤東等三分之二的會員主張布爾什維克主義，僅有一名會員贊成羅素的共產主義。[16](p74)

羅素關于布爾什維克的首次講演與張東蓀和張君勱效仿德國社會黨的主張遙相呼應，似都認為中國應走和平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流血的布爾什維克道路。社會主義論戰的引子就此埋下。

11月9日下午，羅素在講學社歡迎會上致辭，認為中國不當急于實行社會主義，而當從教育尤其是平民教育入手，開發財源，等到人民智識增加了，才能實行社會主義，否則會像蘇俄一樣“失敗”。[18][19](p1-4)顯然，羅素此處說的社會主義指蘇俄式的社會主義。次日，《晨報》刊出羅素的發言。這是羅素首次在中國輿論界正面亮出其緩行社會主義的主張。在此之前，羅素的主張要么是未曾明言的，像他在長沙的講演那樣；要么是通過第三人轉達出來的，像張東蓀的《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所披露的那樣。[20]張東蓀的這篇短文曾引起陳望道[21]、邵力子[22]等的駁斥，進而引發了社會主義論戰。由于中國流行的羅素著作對社會主義和蘇俄都多有褒揚，不少人很懷疑緩行社會主義是否真是羅素的主張。此前與梁啟超一系還保持著合作關系的陳獨秀給羅素寫了一封公開信，①在商量迎接羅素一事時，梁啟超明確告知張東蓀，希望“由公及黃任之、陳仲甫、沈信卿聯名致一電與趙及金（清華校長）最妙”。（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歐陽哲生整理，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84頁）陳獨秀也出席了10月13日上海大東旅社為羅素舉辦的歡迎晚宴。主張用社會主義發展教育及工業，并不客氣地質疑羅素，請他澄清意見，以防“貽誤中國人”，并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他失望。[23](p8)

就目前所見，羅素似乎并未回應陳獨秀的這封公開信。但他發表了一次講演，來褒揚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想和目的。這就是11月19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所講的《布爾塞維克底思想》。羅素贊揚布爾什維克主義能夠打破經濟制度上的不公，由此造成的經濟平等會促進知識的交換、同情的發展、人際關系的簡化以及男女的平等。羅素總結說，蘇俄現在實行這種主義雖因各種原因而不能令人滿意，但希望各文明都能來試驗這種新主義。[24](p109-113)就羅素而言，對于某一種思想，不全盤肯定或否定，而是實事求是分析其優長和缺陷，不過是最習以為常的一種思考方式；但對汲汲于社會改造方法的中國公眾來說，卻有些無所適從。

實際上，在對中國的社會狀況有所調查研究之前，羅素并不敢對中國的改造方針輕下論斷。[25](p12)直到12月10日，羅素在中國社會政治學會演講《未開發國之工業》，才深入闡述了他關于中國這類未開發國發展工業的想法。首先，他將未開發國分為人民殆不存在之國、野蠻人之國和工業未發達的文明國三類。針對工業未發達的文明國，又以印度、日本、蘇俄為例，提出兩對發展工業的選擇：一是由國民自己開發，或由外國資本開發；二是為資本主義的，或為社會主義的。他論述說，迫于工業先進國的壓力，像中、俄這樣的未開發國也不得不發展工業。由此，可以討論第一對選擇：如果借外國資本發展工業，大概不能免于受外國壓制；而自行發展工業，為免外人干涉，不得不像日本那樣發展武力，難免陷入軍國主義。無論走哪條路，都會深受外國影響，因而，中國將來工業的發展趨向，與日美俄三國的影響關系極大。在第二對選擇中，采用社會主義，可以免除資本主義時期的禍患。雖然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定會與國家主義結合，成為國家的共產主義，但較之資本主義仍更利于使貿易及原料漸漸歸于國際管理之下，從而停止戰爭。因而，就蘇俄而言，共產主義是發展工業的最佳方法。但蘇俄的方法不適用于中國，因為中國能力遠不如俄，如果采用共產主義，會引起全世界仇視，中國必不能抗；而蘇俄本身也不夠強大，不足以賴。故而，羅素建議中國人借助英美力量，以資本主義方式發展工業，并逐漸將工業收歸國人所有，將來再考慮實行共產主義。[26](p7-18)

羅素的主張似乎未能說服青年學生們。1921年1 月2 日晚，由北大學生組織的羅素學術研究會在石達子廟開會，再次與羅素討論“中國現時合宜采用共產主義與否”問題。所謂“共產主義”，仍指蘇俄式的共產主義。羅素重申，共產主義陳義甚高，可以作為根本理想，但就現在中國的情形而言，采用或不采用共產主義都有其理由。不采用的理由有二：從軍事上看，中國無力與各國相抗，因而，不能行共產主義以免招致各國反對；從經濟上看，中國是農業國，不宜行共產主義。采用共產主義的理由是：中國如今內外交困，唯有俄主正義，因而，不如聯俄行共產主義，以謀求獨立。羅素總結說，中國行共產主義的時機尚不成熟，可待日美或日俄宣戰時再趁機改革。[27]可見，羅素仍然堅持中國不宜效仿蘇俄。

1920 年底和1921 年初的這兩次講演是羅素試圖深入分析社會改造問題的預熱。1921 年2 至3月，羅素在教育部會場講《社會結構學》（Science of Social Structure），②該講演的中文記錄稿有兩個版本，一個由伏廬筆記，發表于《晨報》《民國日報覺悟》《羅素月刊》《教育公報》等；另一個由廷謙筆記，發表于《北京大學日報》。這才是他應講學社的邀請作關于社會改造的正式講演?？上н@一系列講演因羅素生病而中輟，只講到原理部分，未能談及中國問題。但羅素在講演開頭表明自己對于社會問題的態度，自稱為共產主義者，但強調若按照馬克思的主張，共產主義制度必與工業制度相輔相成。這或者可算是一種隱微的辯解，羅素不主張中國現在實行共產主義，對于蘇俄布爾什維克的實踐也多有批評，主要是因為中國工業不發達，不能行共產主義；而蘇俄工業“失敗”，故所行的共產主義也多有缺陷；但這不影響他自認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贊賞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主張。在此，羅素實際上隱晦地區別了理論上的共產主義和蘇俄所實踐的共產主義。

總之，羅素反對中國效仿蘇俄，起初主要是因為反感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踐，后來則是認為中國的內外條件不允許中國實行共產主義。

二、臨別贈言：中國走蘇俄道路最為合宜

1921 年3 月14 日，羅素到保定講演，隨即大病一場，纏綿病榻三個多月。病愈之后，因女友朵拉已懷孕，急于回英國分娩，故羅素決定盡快回國。[6](p200-201,203)在離華之前，講學社請其最后講演一次，羅素本人也想在中國發表一次更切實際的講演。于是，7 月6 日，羅素在教育部會場講演《中國到自由之路》，闡述他對于中國改革的建議。

羅素首先指出，中國有著完全獨立于歐洲的悠久文化，其社會道德基礎也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社會，因而，歐洲人不易真正了解中國，有心改革的中國人最好自己去尋找方法，而不要過于依賴外人的知識。憑借著與中國人交往的經驗，以及幾個月來對中國情形的觀察，羅素認為，有兩件事是非常明白的，即既不應全盤采用歐洲文化，也不能完全承襲中國傳統。故而，不可為免于當下的無政府狀態而去復辟帝制，必須要普及科學的新式教育。而要普及新教育，必須要由政府來提倡，還需要有經費，這就又回到了政治經濟的問題。換句話說，政治經濟問題是基礎。羅素強調，發展工業對中國來說是避免不了的，但前美國公使提議的國際共同管理并不是發展工業的好辦法，因為中國不夠強大，不能摒除外國資本家在國際共管名義下攫取中國財源，而要抵抗外國的侵略和吞并，必須加緊提倡愛國心。國人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發展工業的同時，如何免除資本主義的流毒呢。羅素認為，直接從經濟問題入手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一定要先解決政治問題。而要進行這種政治改革，就需要一萬具有公共精神的徹底的人，去走蘇俄的道路。更確切地說，最好是經過蘇俄共產黨式的專政階段，以國家社會主義的方式去發展工業、普及教育。要保證這條社會主義的道路能成為通向自由之路，而不會墮回到貧富不均的資本主義老路上，就要求專政的人和管理產業的人有品德、愛自由、愛民主，所以道德的要素和經濟的要素一樣重要。工業和經濟是達到善好生活的一種手段，中國人的生活本就富有藝術意味，故而，如果中國能成功地在工業發達后享受文明生活，就將引領整個世界。

這篇臨別講演在1921 年出現了三種中文記錄稿，分別是《東方雜志》[28](p122-126)《覺悟》[29]刊載的無名人士的記錄稿，《羅素月刊》刊載的瞿世英記錄稿[30](p1-11)和刊載于《哲學》的傅銅中文譯稿[31](p357-368)。①前段關于講演內容的論述綜合了四個版本的內容。羅素的英文原稿也發表了。②胡適1921年7月7日日記中存有此演講（China's Road to Freedom:Bertrand Russell's Farewell Address in China）的剪報。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聯經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86頁。對比英文原稿可知，傅銅的譯稿較為忠實，《東方雜志》和《覺悟》的記錄稿亦較完整，二者區別只在于后者按照英文原稿的格式加上了小標題，文脈更清晰；瞿世英的記錄稿則只記錄了羅素講演大意。但所有中文稿都清楚記錄了羅素關于效仿俄共專政的建議，分別是：“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28](p125)[29]“只有采用俄國共產黨的方法為最合宜”；[30](p9)“中國須經過一階級焉，與俄共產黨之專政相仿。蓋惟如是，方可施行人民所必需的教育，方可發達實業，不用資本制度也”。[31](p114)羅素的英文原稿為：“You will have to pass through a stage analogous to that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ussia,because it is only by some means that the necessary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cna③原文如此，應為can。be carried through,and the non-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ffected.”[32](p179-180)可見，羅素臨別前確實建議中國走蘇俄道路。

胡適留美時曾十分欣賞羅素的反戰思想。[33](p42-43,366)雖然對于梁啟超等邀請羅素訪華抱有戒心，但胡適也參與了接待，對羅素頗為友好。[33](p742)[32](p34,108,152-153)然而，羅素的臨別建議令胡適很是反感。7月16日，他在津浦線車上作詩說：

他自己不要國家，

但他勸我們須要愛國；

他自己不信政府，

但他要我們行國家社會主義。

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之路，

但他另給我們找一條路：

這條路他自己并不贊成，

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他說救中國只須一萬個好人，

但一兩“打”也可以將就了?！?/p>

我們要敬告他：

這種迷夢，我們早已做夠了！[34](p261)

這首詩準確地抓住了羅素思想中的“矛盾”，反諷意味十足。胡適意識到，臨別講演為中國建議的道路是羅素本人并不欣賞的。

與梁啟超一系關系密切的楊端六對此卻深感佩服，稱贊羅素為“不讓于孔子”的“時中之哲”。[35](p7)他評論說，羅素主張以蘇俄式的方法對付現在的問題，“可見基爾特社會主義，羅素先生只為英國說法，而不為中國立詞”。[35](p8)他認為，羅素稱中國幾年內不可能實現西方式的民主，也符合民主發展的歷史實際，從歐洲歷史來看，民主并非原因，而只是一種結果。19世紀以前，歐洲政治運動的目標是削除君主權限，建立不完全的選舉制度——代議制，隨著教育的日益普及，普選運動才逐漸開展起來。他贊同羅素以少數徹底的人去改造政府的主張。因為社會活動的中心在于少數青年志士，群眾只是追隨這少數人，少數人的道德與能力為一般群眾所欽仰，才能形成社會活動的中心，進而開展政治活動。至于羅素建議要效法勞農專政的蘇俄，楊端六似乎也并不排斥。他以湖南省的憲法審查為例，說委員會所擬憲法草案其實大體可用，但審查員遲遲不予通過，看似擁護民權，排除專制，實則為小憤而廢大計?？梢?，審查會人數過多，不利于辦大事。[35](p7-9)

一直奉羅素為導師的張東蓀卻深感失望。他斷言羅素“對于中國情形毫無所得”，[36](p98)因為他的臨別建議“有許多地方和他向來的主張相矛盾”；[36](p96-97)從主張“中國最好采用基爾特社會主義”轉說“非采用勞農專政不可”，轉變太過突然，令人“覺的羅素先生自己的思想還未確定”。[36](p97)傅銅駁斥張東蓀說，羅素的主張并非前后矛盾，而自有其發展的邏輯，[36](p91-96)但傅銅似未闡述清楚這種發展邏輯。

與之前的講演相比，羅素的主張的確有了很大轉變。首先，羅素原本主張中國改革應從教育入手，但他現在意識到政治經濟問題不解決，教育問題也無法解決。羅素在講演中提及，名實相稱的教育，在當前教職員罷課的政治狀態中無法求得。[28](p124)[29][31](p110)[32](p173)顯然，羅素此一轉變與北京各校教職員的索薪運動有關。索薪運動自五四運動后已初露端倪，到1921年時達到高潮。1921年3月14日，北京大學暨專門師范各學校教職員因索要欠薪而全體罷課，因“五四”的經驗，知曉組織的重要，于3 月18 日組織成立了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由北大教授馬敘倫擔任主席。6 月3 日，馬敘倫、聯席會議代表、國立八校校長及各校學生會聚于教育部，要求教育次長馬鄰翼帶見總統，行至新華門時遭軍警毒打，馬敘倫亦被擊傷，造成震驚教育界的六三事件。至此，教育在政治腐敗、經費欠缺的情況下無以維持已成為共識。[37]羅素赴保定講演，恰好就發生在北京教職員全體罷課的3月14日。換句話說，索薪運動正好在羅素大病及休養期間發展至高潮。這成為羅素思考中國教育問題的一個新因素。羅素與趙元任顯然討論過教育問題。趙元任在1921 年9 月7 日致羅素的信中專門提及自羅素離華后，教育前景并無改善，且他本人作為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很可能還是領不到工資。[38]

其次，羅素從主張先發展工業、緩行社會主義轉變為要求先解決政治問題。羅素的理由非常簡潔明了。他舉例說，假如現在中國的礦產都收歸國有了，那礦產的收益一定會歸于督軍，而不是歸于全體人民?！斑@是如太陽必到中天一樣的明了。政治的改革必居各種經濟的發展的前面?！盵28](p125)[29]這是羅素對中國現實長期觀察后得出的結論。

最后，羅素從認為中國不宜效仿蘇俄轉變為建議中國走蘇俄道路，并且，不只是效仿其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方法發展工業，也要效仿其施行共產黨式的專政。這一轉變看似突兀，其實不過是前兩個轉變的自然推論。由于教育改造和發展工業的路都走不通，所以必須先進行政治改革。羅素進一步論證說，由于中國國民知識程度有限，故而即使政治改革成功，也絕不可能在幾年后就能形成西方式的民主，最好經過一個類似于共產黨專政的階段。而要普及現代教育，發展工業的同時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蘇俄的方法也是唯一的出路。此外，據羅素的《社會結構學》講演，在發展工業的最初階段，因為要積累資本，人民必然感到貧窮，而一般人都不愿吃苦受窮，所以在工業初發展的階段，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必然是經濟上少數人壓制多數人，政治上主權操于少數人之手。[39](p11-12)

毛澤東曾評論羅素長沙講演的主張說，羅素的主張“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17](p6)他分析了四層原因，最首要的原因是羅素主張的要點是用教育的方法改良，但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而錢、人和機關現今都在資本家手中；教育之所以落到資本家手里，是因為資本家掌握了議會、政府、軍隊、警察、銀行和工廠這些機關；因而，不取政權，無以握得教育權。①毛澤東分析的其他三層原因是：其二，從心理上和歷史上看，不取得教育權，僅僅通過一二學校報館讓資本家逆其欲望沖動、改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事；其三，當前無產者已經覺悟，有了共產和革命的要求，已不待以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其四，無政府主義一類主張若真的實現，必定造成死亡率減少而出生率增加，以至于人滿為患，難以終局。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頁。經過長期的考察思考后，羅素與青年毛澤東達成了一致，都認為政治改革優先，只有政治改革了，才可能發展工業、普及教育，進而發展民主。毛澤東對此有切身體會，他雖然在1920 年夏已轉向馬克思主義，但對社會改良仍抱某種期望，因而以和平請愿方式發起湖南民辦自治運動。他與新民學會會員們聯合長沙《大公報》，發表民辦自治文件、發起集體簽名、組織數萬群眾游行請愿，逼迫譚延闿接下請愿書。幾個月聲勢浩大的合法斗爭，卻在湘軍總司令趙恒惕動用警察廳的力量后一蹶不振，不了了之。毛澤東因此感慨：“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17](p4)他的傳記作者評論說：“這是他從無情的實際生活中得出的結論?！盵16](p71)毛澤東的結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羅素臨別講演突兀轉變的真相：羅素已敏銳地洞察到，除了效仿蘇俄，中國并沒有其他路可走。但是，羅素所謂“類似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段”（a stage analogous to that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ussia），[32](p179)具體是指什么呢？這場改革應該由誰來領導呢？

三、持續思考：羅素建議的兩種實施方案

羅素在臨別講演中將中國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萬名堅毅不撓的人（ten thousand resolute men）身上，期待他們能夠甘冒生命風險進行斗爭，進而掌控政府、重塑制度、發展工業，擺脫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病。[32](p178)這一萬堅毅不撓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根據羅素后來的著述，他所謂一萬堅毅不撓的人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所謂“青年中國”（Young China）。羅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問題》中同樣建議中國首先要謀求政治的獨立，為此就必須：（1）建立一個有秩序的政府；（2）以國家社會主義或列寧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工業；（3）普及現代教育。羅素指出，建立有秩序的政府，最可能的辦法是靠憲政主義者（the Constitutionalists）擁戴一位強勢的將軍為合法元首，條件是這位將軍不能僅靠武力統治，而要保證能夠依靠憲法統治，這就必須由進步人士組成一個紀律嚴明的社團（society）引導輿論、鞏固憲法、監督執政者。這里的進步人士主要指“青年中國”，也就是在國內外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9](p243-245,70-71,77-78)②杜威訪華時也曾對“青年中國”寄予厚望。楊端六大概是按這種含義來理解羅素臨別講演的。一萬人的另一種含義是由“少數積極活躍的知識分子”（a few energetic intellectuals）領導的一小部分“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classconscious proletarians），或者說“共產黨人”（the communist party）。這是羅素在1923年出版的《工業文明之前景》（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的第六章中論述中、俄這樣的未發達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問題時所闡述的。[40](p117,118)①這本書雖然是羅素及陪同其訪華的朵拉合著，但書中的許多章節（包括第六章）最初是以羅素一個人的名義發表的，并且在關于社會主義的章節中朵拉的觀點表現得并不明顯。參見[英]瑞·蒙克：《羅素傳：瘋狂的幽靈1921—1970》，嚴忠志、歐陽亞麗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頁注釋。若按此理解，羅素的臨別建議與毛澤東、蔡和森等的主張就相差無幾了。

顯然，羅素在相隔一年出版的兩部著作中提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案：第一種方案是組建英美式的立憲政府，在經濟上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第二種方案是效仿蘇俄，實行共產黨專政，以國家社會主義發展工業。應該如何理解這兩個方案的轉變呢？

首先是1922 年出現的新因素。羅素提出憲政方案的背景是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在即，而憲政主義者們正在召集議會、起草憲法，試圖結束軍閥割據。[9](p242-243)所謂憲政主義者，指1922年初在上?；I組國是會議的一批人，主要發起人包括江蘇省教育會代表黃炎培、沈恩孚和上?？偵虝L聶云臺等。1921 年10 月，全國商會聯合會與全國教育聯合會在滬舉行聯席會議，提議通電各省區各團體組織國是會議，得到廣泛響應。1922 年3 月15 日，國是會議籌備會議決請各省區之省議會、省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銀行公會、律師公會、報界聯合會八種團體派代表與會，故稱“中華民國八團體國是會議”。會議通電宣言“依據約法主權在民之規定，集議適當救國之辦法，不為任何黨派及軍人所利用”。[41]羅素對此抱有同情和期望是很可理解的，但其遣詞造句很有分寸地表明了心下的猶疑和不確定：“如果所有憲政主義者都能通過某項計劃團結起來，那么他們就能左右公眾輿論，而公眾輿論在中國是非常強有力的。這樣，或早或晚，他們或許能夠（they may then be able,sooner or later）擁戴某位強勢的將軍為合法的元首?！盵9](p243)不幸的是，發起國是會議的商、教人士與工會之間矛盾重重，難以團結一致，這又引發了輿論界的種種爭論和詬病。羅素指出的兩項前提條件都未達成，加之各地軍閥的暗中阻撓，直奉戰爭結束后舊國會得以恢復，國是會議于6 月18 日草草結束，僅僅留下一部《國是憲草》。該憲草在憲法史上具有一定意義，但對于解決中國未來出路而言卻屬紙上談兵。故而，羅素在《中國問題》付梓前于1922 年6 月21 日補寫的“附錄”中又對中國軍閥割據的時局做了一番評述，重申中國的未來仍不確定。[9](p253-255)

然而，羅素仍在《中國問題》中保留了憲政方案。這是因為，一方面，憲政方案更符合該書的理論框架，更符合其對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國度”（an artist nation）的中國的概括和描述。[9](p10)所謂“中國問題”，指一個藝術家的國度應如何在工業化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羅素用兩種沖動理論來進行分析，他認為，人類的沖動分為占有性沖動（possessive impulse）和創造性沖動（creative impulse），前者表現為對衣食之類物質財產的占有，后者表現在科學、藝術和游戲等活動之中。好的社會制度就是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創造性沖動的制度。出于為自己筑造心靈家園的隱秘動機，羅素在《中國問題》中多多少少將復雜的中國簡化和美化成了一個藝術家的國度，也就是最能發揮創造性沖動的國度，并將這樣的中國視為文明賡續的希望。[11](p43-51)另一方面，雖然羅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意識到內外交困的中國除了效仿蘇俄，并沒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他始終認為蘇俄的制度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沖動。換句話說，蘇俄方案與《中國問題》的理論框架是相沖突的。反過來，憲政方案本身就是一個經過美化的方案。

1923 年，羅素又回到了蘇俄②蘇聯已于1922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但考慮到時人的語言習慣及行文敘述的方便，文中將蘇俄和蘇聯統一表述為“蘇俄”，特此說明。道路上來?！豆I文明之前景》是在《社會結構學》系列講演（五講）的基礎上寫作的。③《社會結構學》的前四講構成了《工業文明之前景》的前四章，僅有少量修改?！渡鐣Y構學》第五講的主題在《工業文明之前景》第九章有討論，有較大改動，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在此書中，羅素對蘇俄的看法似有所改觀。他之前反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個直接原因，是目睹了蘇俄的實踐并未能減輕人民的苦難。但蘇俄在1921 年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僅大力在城市發展工業，也鼓勵在鄉村進行小商品生產和發展地方工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生活。羅素在這部新著中大篇幅引用了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闡述，認為假如列寧的新方法能夠成功使農民安居樂業，蘇俄和中國就很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于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并最終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獨立。[40](p119)羅素敏銳注意到，農民問題是蘇俄和中國能否走出一條不同于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巧合的是，差不多同時，毛澤東在中共三大（1923 年6 月12 日至20 日）上也提出了農民運動問題。他根據在湖南組織工人運動的經驗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共黨員更少，但漫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農民問題對于革命來說是最重要的。但直到1925 年，毛澤東才真正投身于農民運動。[16](p111-112)中共三大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也承認“國民運動”“不可漠視農民問題”，但不認為農民問題是最重要的。[42](p386)

對羅素來說，回到蘇俄道路還有更深層的理論緣由?！豆I文明之前景》超脫了中國視角來討論類似問題：當今時代工業文明與人道（humanity）之間的斗爭。羅素將占有性沖動和創造性沖動的對立擴展到了更多的二元項中，即每天四小時的工作及工作之余的閑暇、資本主義的機械論（mechanism）和以道教為代表的人文主義（humanism）、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工業化的產物，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工業發展受到商業主義和競爭的支配，由于私有財產制度的影響，工業本身成了社會的主人。在此，羅素深入分析了自由主義為何不再適用于現代世界。自由主義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其基礎是個人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而工業化所要求的集體勞動和合作使得個體勞動者無法再保持其獨立性，在一個承認私有財產權的工業社會中，工人只能依賴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生存，否則，工人便只能依賴他的工友群體打破私有財產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便應運而生了。因此，堅持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無法療愈資本主義的痼疾。羅素選擇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因是，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業才可以成為社會的仆人，人們才能享受四小時工作之外的閑暇，才能充分發揮創造性沖動，過上人文主義的生活。在羅素看來，社會主義意味著在經濟層面由集體占有生產資料、由公共權力機構確定每種工作的報酬，在政治層面所有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平等地分享根本政治權力。羅素進而分析了兩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一種是蘇俄所探索的不發達國家通過國家社會主義（或列寧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而非大規模的私人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另一種是更能完整實現其社會主義定義的道路，即工業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在英、德、美等國的成功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一切技術條件，與此同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實際渴望卻被削弱了。由于美國在世界局勢中的主導地位，發達國家能否過渡到社會主義取決于美國未來的選擇，取決于社會主義輿論在美國的傳播。[40](p8,266-278,50,54-57,103-139)在新的分析框架中，中國同時處于兩個層面：一方面，中國象征著道教和閑暇，因而在羅素的價值表中代表著最高標準；但另一方面，中國又被歸為像蘇俄一樣的工業不發達國家，只可能實行蘇俄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兩百年內都無法完整實現“社會主義”目標。[40](p273)顯然，前一層面的中國就是《中國問題》中那個“藝術家的國度”，而后一層面的中國是現實層面的中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蘇俄方案是羅素向現實中國所建議的方案。

1926年10月17日，胡適在英國拜訪羅素，相談兩小時。羅素告訴胡適，“蘇俄的Dictatorship 辦法是最適用于俄國和中國的”，“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鬧得稀糟，遠不如Dictatorship 的法子”。①胡適評論說：“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眳⒁姴懿哉恚骸逗m日記全集（第4 冊）》，聯經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頁。[43](p513)可見，就現實中國而言，羅素最終還是更認可蘇俄方案。

無論是經過美化的憲政方案，還是更加現實的蘇俄方案，羅素都是以兩種沖動理論作為標準來進行分析和評判的。然而，為何食物和衣服、四小時工作屬于占有性沖動的表現，而科學、哲學、文學、美術、游戲就屬于閑暇時光中創造性沖動的表現呢？食物和服裝不是也可以發展成藝術嗎？科學、哲學、文學、美術、游戲不是一樣可能變成工作、可能淪為攫取名望和利益的工具嗎？實際上，在羅素的這種歸類背后，隱藏著自古希臘以來對腦和手的二元區分。這種二元區分在古典哲學中表現為兩個存在領域的區分：一個對應于傳統宗教中的、超自然的世界，在形而上學的描繪中變成了只有通過系統哲學訓練才能領會的最高的和終極的實在世界；另一個是日常經驗的、相對真實的現象世界。這兩個存在領域在社會學上又對應著上層階級和工匠及奴隸的區別、閑暇和勞動的分野：主人在閑暇中沉思最高實在，而工匠和奴隸靠著雙手不停勞作。[44](p64-75)在羅素那里，這一分野表現為每天四小時的工作和工作之余的閑暇。與工作相比，閑暇占據著絕對的價值優先地位。羅素對于工業文明未來的期許，同樣顯示出腦相對于手的價值優越性。羅素認為，權力有著軍事、經濟和精神三種來源，而精神權力是其他兩種權力的最終來源。因此，如果工業文明有機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其希望在于社會主義輿論通過理性的宣傳在美國贏得廣泛認同；在于教師們能夠擺脫國家和教會的鉗制改變整個教育體制的理想，教育學生對于全人類的責任和對于自由生活的熱愛。[40](p190,134-139,247-264)實際上，羅素自己也承認，這種看法過于理想化，算不上是解決世上問題的方案。[3](p705)從根本上說，正是由于相信腦相對于手的價值優先性，羅素對于工業文明的將來不抱信心，總是擔憂文明即將毀滅——即使不毀滅于世界戰爭，也會毀滅于工業主義本身。他選擇社會主義，與其說是選擇了一條社會改造道路，不如說是選擇了一種信仰。因為社會制度首先必須是一個人可以相信的信念。在資本主義令人們感到絕望時，“社會主義是唯一能讓世界恢復幸福的信仰”。[40](p157)“如果社會主義沒有其他的論據，僅憑它是現代人可以相信的一種創造性信仰這一事實，就足以使它成為世界的希望了?！盵40](p158)

與羅素相反，杜威相信普通人也能在工業社會的日常工作中享有創造性的快樂。在杜威看來，手和腦是協調發展的。大腦這個思考的器官，實際上與腿、手、眼屬于同一個實踐機制，最初也是一個行為器官。[45](p103-104)杜威以哲學術語重新解釋了馬克思的經典論斷：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勞動和工作，不僅是生存所必需的，更是富于創造性的，因而是可憧憬和向往的。正因此，社會主義在馬克思那里才既是一套社會改造學說，又是一種社會信仰。

余論

羅素關于中國走蘇俄道路的論說幾經演變，看似自相矛盾，實則有其內在發展邏輯。羅素思考的核心問題是工業文明的未來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國問題以及中國未來的出路都被納入其中來考慮。而羅素選擇社會主義，是因為它更能發揮人的創造性沖動。如前所述，羅素所定義的社會主義，既與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分享著一系列共識，又在哲學根源上與后者存在根本區別。他關于中國論說的演變，主要受到兩方面影響。其一是他對于現實的觀察和思考。訪俄的經歷、在中國的考察、教職員索薪運動、中國的軍閥割據、憲政主義者的國是會議以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都在不同時間點構成了羅素思考中的新因素。其二是理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在羅素對兩種沖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代表著藝術家的國度、閑暇和道教式的人文主義，在其價值表中處于較高地位；但同時，中國作為一個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完整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希望更小，因而在其價值表中又處于較低位置。憲政方案是針對前一個中國設想的理想方案，蘇俄方案則是對于后一個中國提出的現實方案。正是對中國的矛盾定位，使得羅素關于中國出路的思考彼此沖突，首尾乖互。由于兩種沖動理論本身的局限，羅素無法解決工業文明之前景的問題。

在中國公眾眼中，羅素并不僅僅是一位專業哲學家，更像列寧和威爾遜一樣是某種新社會改造理想的代表。[46](p195-196)自羅素抵華開始，中國公眾就一直企盼著羅素給出關于中國出路的具體建議。即使報紙刊載的只是羅素的只言片語，也能在知識圈內引起軒然大波，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即是明證。在精英知識圈之外，羅素的講演引領了多少青年學生去思考和探索社會改造，可能是一個更有趣的問題，從毛澤東及新民學會會員的討論看來，的確存在著這樣的事實。連趙元任也承認，羅素所講的許多前提會導向“危險的”結論。[47]羅素本人從蘇俄道路不適合中國到中國宜效仿蘇俄的轉變，展示了在當時中國的語境之下，從羅素起初主張的較為迂緩的教育改造或工業改造之路發展為蘇俄式的革命是非常自然的轉變和發展。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其實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過程。羅素和毛澤東都深刻地領悟到，對于中國而言，蘇俄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17](p4)

當然，也不宜高估羅素講演的影響。這是因為，指望依靠某位哲學家就能提供解決國家難題的智慧，在現代社會中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羅素曾專門撰文論述向中國人闡述過這層意思。他說，孔子深信賢智之士與學問的重要，而中國千百年來的科舉取士制度強化了這一信仰。故而，當今中國受教育的青年仍熱忱地向美國或歐洲尋求智力上的指導，更確切地說，尋求能夠解決國家困難的良謨善策。而西方人早已失去了對于賢智人物的信仰，因為組織的性質、國家的廣大、商業經營及政治黨派的發展都在削弱人們對于個人智慧的信仰。[48]更進一步說，現代社會是如此錯綜復雜、流動易變，以至于這種能夠解決國家難題的智慧無法脫離有組織的人類實踐而獲得。反過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改變中國，正是因為這并不是一人智慧的結果，而是中國共產黨整體智慧和實踐的結果。如同羅素所暗示的，也如同毛澤東所逐漸意識到的，中國的出路既不是走美國道路或德國道路，也不是完全效仿蘇俄，而是要靠有心的先驅者主動去探索出一條中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