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創造性貢獻

吳 雪,舒遠招

(1.長沙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22;2.湖南大學 岳麓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在眾多推動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歷史人物中,毛澤東因其對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創造性貢獻而顯得極為突出。 在“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毛澤東在他所主編的《湘江評論》上把“吃飯問題”當作最大的問題,并號召民眾大聯合,認為只有這種聯合的力量最強。 1920 年,他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贊同用俄國革命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贊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學說。 1921 年1 月,他還明確肯定“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1]。從毛澤東一生的著述來看,他對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創造性貢獻,主要體現在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運用上。 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都創造性運用唯物史觀的原理和方法來分析中國的特殊國情,提出指導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方針策略。 此外,他在《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哲學文章中,也對唯物史觀的原理本身作出了創造性的詮釋。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運用

這一時期,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分析和認識中國社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前景,分析中國的特殊國情,由此把握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道路,制定正確的方針和策略。 他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運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創造性地運用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來把握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區分革命的敵友。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區分敵友當作革命的首要問題,同時把階級分析當作正確區分敵友的前提。 他通過分析得出結論:“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 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盵2]9所謂“半無產階級”首先指農村中的農民,這就把廣大農民特別是貧農當成了中國革命的主要“朋友”。他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提出:農民組織起來,打倒土豪劣紳,讓一切權力歸農會所有,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一切革命者都應該支持農村來一場大的變革運動。 當然,并非所有農民都支持革命,富農對革命并無積極態度,中農對革命抱猶豫態度,只有占農民人口70%的貧民,才是農村革命的真正先鋒。 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中,毛澤東還具體分析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五個階級。

毛澤東結合矛盾主次方面及其相互轉化的理論,分析了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所導致的中國階級關系的改變,由此提出國共重新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 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第一次國共合作因1927 年國民黨背叛革命而破裂,但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改變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有可能參加抗日戰爭,國共兩黨再次合作以及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就有了客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于是,他提出要把紅色根據地的工農共和國,變為一切愿意抗日的人皆可參加的“人民共和國”。 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進一步指出: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導致國內階級關系發生改變,使得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受到了生存威脅,這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第二,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把人民群眾當作革命實踐的主體和主要依靠力量,由此提出黨的群眾路線。 毛澤東不僅早就在《湘江評論》發出“民眾的大聯合”的號召,而且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兩篇文章中,把工人階級當作革命的領導階級,把廣大農民當作中國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這就體現了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觀點。 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提出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不僅包含了對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喚醒民眾”的認可,還包含了群眾史觀,因為這一主張把抗日戰爭的勝利寄托在人民戰爭之上。 他指出,中國必須將國民黨的一黨獨裁政體,轉變為各黨各派合作的民主政體,讓人民獲得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 只有如此,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這就指明了抗日戰爭離不開人民的參與,體現了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原理。 他還明確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盵3]1031在《論持久戰》中,他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4]511。

毛澤東不僅把人民群眾當作革命戰爭的主要依靠力量,還把堅持群眾路線當作黨的基本工作方法。 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他把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當作基本的工作方法。 他還把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概括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3]899。 換言之,先通過研究把人民群眾零散的意見和建議轉變為系統的意見和建議,然后把系統化的意見和建議貫徹于人民群眾的行動中,并在人民群眾的行動中檢驗其正確性,如此無限循環,不斷反復。 顯然,毛澤東所說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相當于“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所以他又把群眾路線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盡管他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闡釋群眾路線,但他對群眾的重視,包含了他對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這一觀點的認同,因而與群眾史觀具有一致性。

第三,結合中國的特殊國情,創造性地運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毛澤東在一系列文章中論述了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中國革命屬于反帝反封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這場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因而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 但是,以反帝反封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畢竟還不是推翻全部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反帝反封的民權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

1940 年1 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闡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他在該文一開始即提出了一個“中國之問”:中國向何處去? 他的回答是:中國要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并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建立新社會和新國家,其中包含新民主主義的新經濟、新政治和新文化。 他在此對新社會有機體所包含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組成部分的關系,作出了既唯物又辯證的理解。 他既肯定了經濟是政治和文化的基礎,又肯定了政治和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

在革命力量上,由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還具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因此就不可能提出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也不可能把資產階級完全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 因此,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都強調了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不僅如此,他還強調革命必須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中,他論述了中國的特點和中國革命戰爭對武裝斗爭的依賴性。 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這一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固然具有普遍有效性,但該原則在各個國家的具體體現是不同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黨長期開展合法斗爭,只有待條件成熟后才能舉行武裝起義,而且是先占領城市,后進攻鄉村。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只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4]547。 中國的革命問題首先是農村的農民問題,因而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不論是建立統一戰線,還是開展武裝斗爭,都必須堅持黨的堅強領導,因而需要加強黨的建設。 正因為如此,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當作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4]606。

第四,創造性地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 1949 年6 月30 日,在中國解放戰爭即將全面勝利之際,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首先談到了社會歷史發展的遠景,即“世界大同”或共產主義,認為在這個理想社會里,階級和階級斗爭都消滅了,政黨和國家機器也會消亡。 如何才能使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走向無階級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 毛澤東回顧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先進人士不斷向西方學習的過程,認為在中國想推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總會以失敗告終。 俄國十月革命促使中國的先進分子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去觀察中國命運,得出了必須“走俄國人的路”這一結論。

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人民內部的民主,另一方面是對反動派的專政。 所謂人民,就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所謂反動派,主要是指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它們的國民黨反動派。 對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就是說人民有言論、自由、集會、結社等權利。 他指出,消滅階級和國家雖然是最終目標,但現階段還無法做到。 只有通過人民民主專政,中國才有可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5]1476。

第五,創造性地運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原理,批判艾奇遜的歷史唯心主義謬論。 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批判了美國政府發言人艾奇遜的言論,指出艾奇遜關于中國近代史所發表的歷史觀,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5]1509。

艾奇遜把中國革命發生的第一個原因歸結為中國人口太多,飯不夠吃。 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之所以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不是因為人口太多,而是因為人民受到壓迫和剝削。 艾奇遜把中國革命發生的第二個原因,歸結為西方觀念的輸入。毛澤東反駁道:“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5]1513。 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真正的“影響”是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方式強行改變世界。它在影響和改造中國的過程中,塑造了少數熟悉西方習慣的奴才,也產生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并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現象。 于是,在中國就出現了少數奴才和多數人民群眾的矛盾,革命就是從人民群眾這里發起的。 中國人民群眾反抗帝國主義及其洋奴的過程中,起初并沒有很好的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 但是,自俄國十月革命之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中國人民就有了反擊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 毛澤東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有如此大的影響和作用,主要在于中國社會實踐需要它,也是因為中國人民掌握了它。 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思想觀念的作用放在與客觀事物和客觀條件的聯系中來理解,并且以客觀存在的需要、人民群眾的掌握為前提,這就指明了“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5]1515。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運用

這一時期,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來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 在這方面,《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兩篇杰出的代表作。

(一)《論十大關系》依據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方針的獨立探索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第一,在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三者的關系上,我們固然要堅持以重工業為主,但也要重視后兩者的發展,這樣才能對重工業的發展有利;第二,在沿海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雖然新的工業大部分應該擺在內地,但也要注重沿海工業的建設和發展;第三,要通過增強經濟建設來推動國防建設;第四,在公私關系問題上,要“公私兼顧”,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三個方面的利益;第五,既要加強中央的統一領導,也要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第六,在民族關系問題上,不僅要幫助少數民族搞好經濟和文化建設,搞好民族團結,而且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第七,要允許民主黨派的存在,讓黨派之間相互監督;第八,要肯定50 年代初對反革命的鎮壓是正確的,但也要肯定現在反革命的人數已大為減少;第九,在是非關系問題上,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對于犯了錯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辦法;第十,在中外關系上,應該學習一切民族和國家的長處,政治、經濟、科學、文學、藝術的一切好東西都要學,但也要拒絕他們的短處和缺點。

毛澤東提出的這些方針,有不少是針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而提出來的。 例如,蘇聯過于重視重工業,以至于糧食產品長期達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毛澤東正是針對蘇聯的問題而提出要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在公私關系問題上,蘇聯曾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方法,把農民搞得很苦,毛澤東由此提出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 毛澤東還提出,在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的情況下,要改進工人的勞動條件,增加工人的福利。 在民族關系問題上,毛澤東認為蘇聯沒有處理好俄羅斯和蘇聯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所以要引以為鑒,要慎重處理好漢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關系。 他還提出要允許民主黨派的存在,這也不同于蘇聯取消民主黨派的做法。 在論述我們不應機械地照搬而應該批判地學習外國的東西時,毛澤東指出這也適合于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應用,我們要學習其優點,但絕不能盲目地照搬其缺點。 他進一步指出,在社會科學方面,我們當然要繼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時,一定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毛澤東對蘇聯工業化過程中的錯誤的批評,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獨立思考,始終體現了他對教條主義的批判態度。在論述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時,他提出我們一方面要抵制資產階級的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另一方面要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

(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的發展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運用矛盾分析法來分析中國這個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但是分析的對象是中國社會的矛盾,因而也就不能不同時包含唯物史觀的運用。

毛澤東首先指出,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依然存在著矛盾,這是矛盾普遍性的體現。 其次,他把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當作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加以區分。 前者是敵人和人民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后者是非對抗性矛盾。 一般而言,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同知識分子的矛盾。 毛澤東進而指出,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需要采取不同的解決辦法:要采取由人民對敵人加以“專政”的方針解決敵我矛盾;要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在此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雖然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但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6]375。

毛澤東進而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盵6]373但這一時期的基本矛盾與舊時期的基本矛盾性質不同:這一時期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更相適合,因而能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 由于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不完備,因而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 此外,毛澤東指出,我國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也存在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 雖然我國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但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的缺陷,國家機構中的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又是與這一時期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 承認和正視這一時期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矛盾,體現了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的遵循,也體現了他勇于進行理論創新的膽略。

三、在哲學理論中對唯物史觀作出創造性詮釋,實現唯物史觀的理論創新

毛澤東不僅在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對唯物史觀的原理本身作出了自己的闡釋,還在他最有代表性的哲學論著《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對唯物史觀的原理作出了自己的闡釋。

一般認為,《實踐論》是認識論著作,主要論述以實踐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矛盾論》是方法論著作,主要論述唯物辯證法的核心方法,即矛盾分析法。 我們必須看到:毛澤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首先是辯證唯物主義,但也包含了唯物史觀,他在《實踐論》中闡釋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在《矛盾論》中闡釋的唯物辯證法,是與唯物史觀有機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還須看到:《實踐論》和《矛盾論》固然是哲學理論著作,但并不是脫離中國社會實踐的單純思辨的理論著作,而是著眼于中國社會實踐的實際需要而撰寫的,它們都帶有批判黨內錯誤思想尤其是教條主義思想的現實動機。 這就決定了它們所舉的案例,大多是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是唯物史觀所要關照的對象。

(一)《實踐論》與唯物史觀原理的內在一致性

《實踐論》是毛澤東在20 世紀30 年代最為重要的哲學文章。 按照文章的副標題,本文論述的是認識和實踐的關系。 毛澤東基于辯證唯物論來理解認識和實踐的關系。 在他看來,辯證唯物史觀具有兩個顯著特點,這就是它的階級性和實踐性。 其階級性體現在它公開申明為無產階級服務,其實踐性體現在它強調理論依賴于實踐。 實踐不僅是認識的來源和動力,也是認識的目的和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 因此,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2]284。 毛澤東認為,人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都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即便不是得之于每個人的直接實踐經驗,也至少間接地依賴于他人的實踐經驗。

雖然《實踐論》是一篇認識論文章,但從它對實踐的具體理解看,它同時包含了唯物史觀。 《實踐論》批判辯證唯物論之前的唯物論不了解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系,但它把其中的原因歸結為舊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2]282。 這一批評,實際上指出了舊唯物論不是歷史唯物論,不能從唯物史觀出發去說明人的認識的產生和發展。 《實踐論》把生產活動當作最基本的實踐活動,認為人的認識首先依賴于物質生產活動,這與《德意志意識形態》把人的物質生產實踐當作思想觀念的真正根源的唯物史觀是一致的;它從物質生產活動不斷發展的角度去闡釋認識的不斷發展,也與《德意志意識形態》對人的意識的發生發展過程的描述相一致。 除了生產活動,《實踐論》還把政治生活、階級斗爭、科學與藝術活動都當作實踐的不同形式,并認為所有這些形式都涉及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在社會關系中展開的,這也跟唯物史觀強調人的社會性的思想相一致。 在上述不同的實踐形式中,毛澤東認為,對人的認識的發展存在最直接和最深刻影響的是階級斗爭,人的思想在階級社會中無不打上了階級的烙印,這是唯物史觀有關意識形態思想的一種體現。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始終強調要把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相結合。 他始終立足于中國革命實踐來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因而他所舉的例子,大多涉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例如,他在強調認識依賴于實踐并隨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時,就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還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不能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殊規律,只有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列寧和斯大林才可以提出帝國主義理論。 在論述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時,也以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和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來加以說明。 他指出,無產階級在其實踐初期(破壞武器和自發斗爭),還處于感性認識階段;到了有組織、有意識的斗爭時期,即實踐的第二個階段,因他們的斗爭經驗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學的理論加以總結,就出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之本質的認識。 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起初也是感性的,體現在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等排外主義斗爭上;到了“五四運動”時期,才發展到理性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 顯然,這些例子都與社會革命相關,因而也與唯物史觀的革命理論相關。

(二)《矛盾論》中對唯物史觀作出創造性詮釋

《矛盾論》是毛澤東專門論述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問題即矛盾問題的一篇哲學文章。 他首先把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理解為兩種對立的宇宙觀,認為對立統一(矛盾)的規律是自然界、人類社會歷史和人類思維的根本規律,接著依次闡釋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矛盾論》不僅強調了唯物辯證法,而且與《實踐論》一樣包含了唯物史觀思想。 因為《矛盾論》所舉的大量實例,都與革命實踐、尤其是與中國革命實踐相關,因而不能不涉及唯物史觀的革命理論。 例如,在論及要用不一樣的途徑去解決不一樣的矛盾時,毛澤東舉例指出:要用民主革命的方法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之間的矛盾,要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指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包含了諸多矛盾,可見毛澤東是在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特殊性原理,分析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這是把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毛澤東在論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相互轉化時,還富有創造性地表達了他對唯物史觀的辯證理解。 他指出:我們不能把矛盾的主次方面凝固化,不然就是“機械唯物史觀”的觀點。 辯證唯物論必須看到矛盾兩個方面主次地位的相互轉化。 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實踐和理論、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中,雖然前一個方面一般占主導地位,起決定作用,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唯物論,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后一個方面也可以轉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甚至反過來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2]325。 當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時,改變生產關系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不改變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就無法發展時,變革上層建筑就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毛澤東認為,這樣理解非但不違背唯物史觀,反而堅持了辯證的唯物論,避免了機械唯物史觀。 他強調,盡管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必須承認“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2]326。

毛澤東這些關于“反作用”的觀點,顯然是對恩格斯有關上層建筑具有反作用的思想的繼承,但是毛澤東進一步把這種反作用理解為在特殊情況下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就對恩格斯的思想作出了重大發展。 我們完全可以說,毛澤東用有關矛盾主次方面可以在特殊情況下相互轉化的原理,論證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理論對實踐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決定作用”,這是毛澤東對唯物史觀所包含的辯證法思想的創新之處,是對辯證的唯物史觀的一種創造性詮釋。

四、結語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創造性貢獻,重點體現在他對唯物史觀的原理和方法的創造性運用上。 無論是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社會基本矛盾、歷史發展動力、歷史主體等唯物史觀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用于指導革命和建設的方針和政策。 在最有代表性的哲學論著《實踐論》和《矛盾論》中,他把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高度結合,把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相結合,把人的認識奠基于人的社會生產實踐,認為社會矛盾的主次方面可以在特殊情況下相互轉化,這些都是對唯物史觀原理的創造性地運用和闡釋,從而實現了唯物史觀的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