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堯階與晚清湘鄉縣文運

王毓偉,陳嘉樹

(1.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湖南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每一個歷史人物,或多或少會受到一群人關注。 評論者從不同心理和異樣維度觀測與解讀人物事功,并在此基礎上做出道德評價。 然“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1],大多數人渴望了解歷史上的“大人物”,希望從“大人物”的故事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歷史不是“英雄史”而是“人民史”,一個個不為大多數人所了解的“小人物”才是構成歷史的主體,以他們為主題進行探究十分有趣和必要。 盡管資料有限,“小人物”事跡卻并不因此顯得黯淡無光。

以晚清湖南人物為例,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中興名臣”固然值得研究,一些常居鄉野、身無半官的士紳也因在某些特定時刻扮演過重要角色而值得被書寫。 朱堯階(朱蓂)即為其中典型:《湖南通志》等官修志書并未記載這位曾國藩的鄉間老友、享譽一時的湘鄉宿儒,而其長孫朱曉生敘其行述時稱:“道、咸之際,湘鄉號人才淵藪,多出公門下?！盵2]54官至督撫的劉蓉、曾國荃等皆受教于朱堯階,足證此語并非夸大之詞。 并且,朱堯階作為湘鄉士紳代表,在縣內諸多大事中都發揮過重要影響。 以他為研究對象,對湘軍史、地域史研究都大有裨益。 長期以來,除地方文史研究者外,當代學者中鮮有知曉朱堯階事跡的。 即使地方文史研究者關注到朱堯階,也大多是對其生平、與湘軍人物交往、作詩撰文寫聯、開館授課等作考述,這些文章為深入研究朱堯階提供了可借鑒的基礎性資料,但并未對其進行學理性的個案分析,尤其未對其與清代士紳最為關心的科舉展開論述,這甚為可惜①。 事實上,朱堯階十分重視科舉、希冀湘鄉縣文運昌隆,他在代湘鄉知縣唐逢辰所作的《賓興堂序》中寫道:“弗使鳳凰之山,虛生吉士;不斷駱駝之嘴,疊處狀頭。 上以報國家養士之隆,下堪增邑宰得人之慶?！盵3]40鑒于此,筆者擬以“朱堯階與晚清湘鄉縣文運”為著眼點,對其略加梳理,以作引玉之資。

一、主講館院與育才造士

朱堯階生于嘉慶八年(1803 年),正值川楚白蓮教起義、乾嘉苗民起義時期,所謂的康乾盛世在各地義軍沖擊下被埋葬,嘉慶中衰成為不可逆轉趨勢。 對如朱堯階這樣不是滿蒙貴族、富貴漢人出身的鄉村子弟而言,清廷國運式微使他們進取的路徑愈發艱難,科舉成為唯一有效途徑。 當然,科舉并非只是晉升之梯和治統武器,也是他們實現道統追求的有效途徑。 秀才、舉人、進士三級跳,看似流程簡單,絕大多數學子卻連秀才都望而不得,至死只為“老童生”。 朱堯階面對此番景象,雖然高呼“讀書豈定為名謀”,也只能徒嘆“萬戶侯封志早休”,“論秀曾充弟子員”是他一生功名的總結[3]22-23。囿于資料所限,暫未知曉自道光十年(1830 年)經院試補博士弟子員后,朱堯階是否參加過鄉試,但他對科舉極其在意是毋庸置疑的。 他將畢生精力投入私塾、書院的育才造士事業,即是最有力的佐證。

清末新政前,清廷學校體系圍繞傳布儒家經義和科舉運作,地方各縣主要有私塾、書院、縣學等教學機構。 其中,私塾是最基礎的傳道授業解惑場所,其類型多樣。 “有學生家長延師課讀的家塾,有塾師設館授徒的門館,有利用祠堂或寺廟等設立的族塾或村塾。 因塾師學力和教育對象不同,私館又分為教兒童識字斷文的‘蒙館’和教預備投考儒學的青年人學習經文的‘經館’?！盵4]雍乾時期名臣陳宏謀在《義學規條議》中論及“蒙館”“經館”對館師的不同要求:

館師宜慎也。 成材之學,取法宜上;經館之師,選擇宜嚴。 地方官留心采訪,無論本地舉貢生員及外來紳士必須立品端方,學有根柢者延之為師。 至于鄉、城蒙館,即于本地附近生員、儒士內慎選誠樸自好、不與外事者為之。[5]

結合朱堯階個人學識和生平而論,他主講的私塾應是面向科舉的“經學館”。 朱堯階在道光九年(1829 年)設館于湘鄉縣安上鄉洲上朱大義家之立達堂,由此開啟館師生涯,隨后九年間皆講學其間。此時,朱堯階已在鄉間頗具名氣。 道光十四年(1834 年),十九歲的劉蓉便在此從學于他。 對于這段經歷,劉蓉曾述:“余少則游朱堯階先生之門,承其緒論,以知儒者立身大節。 先生俊偉洞達,善豁發人意。 從之游者,莫不砥志礪行,奮起流俗。故同邑稱宿學宜為人師者,必首先生?！盵3]310雖然劉蓉未在朱堯階指導下快速考中秀才,但東家之孫朱嘯山在他解館后的次年(道光十九年)鄉試中舉,其中受朱堯階的影響應當不?、?。 同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朱堯階回憶道:“復至江邊(地名)謁祖,旋幸諸宗翁聘余主講宗祠?！盵3]168根據其所作《解館大村與諸生瘞古冢告文》和道光三十年(1850 年)前后為大村彭氏先祖彭盛澤作《墓序》中所言:“翁之去今近四十年矣,余卜居此里才八九年”[3]167,可推知離開江邊朱氏宗館后,朱堯階曾到湘鄉縣大村開館授徒八九年。 至于是否曾主講過荷葉曾氏家塾,有待進一步發掘史料才可印證。但曾國藩諸弟跟隨朱堯階讀書為不可否認的定論,曾國藩在咸豐七年(1857 年)正月十八日《致澄弟》中談到:“堯階、芝生、蔭亭、梅谷,凡為吾家之先生者,即為吾弟之親家?！盵6]曾國荃亦云曾國藩在其年幼時要求:“堯階去吾家百里而近,汝與諸昆弟曷往師事?！盵7]203朱堯階教導曾國藩諸弟的時間應該在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三年之間,具體時間長度不會太長③。 不過,縱覽朱堯階20 余年私塾授徒生涯,于文運稍有遺憾。 他雖教授學生諸多知識,幫助他們成為湘鄉縣日后的風云人物,但曾國荃、劉蓉等僅秀才出身,他們的崛起由軍功而來,非科舉所致。

如果說朱堯階的私塾生涯略有遺憾,未能教導出舉人、進士等高級功名者,那他在雙峰書院的經歷則足以彌補。 咸豐初年(1851 年),朱堯階出任雙峰書院首士,協管書院事務。 同治二年(1863年),受聘為雙峰書院院長④。 在雙峰書院期間,朱堯階召集人員于同治二年(1863 年)鳩修門前石路一百七十三丈,并增建文塔于書院對岸,他為此塔作聯:“星辰豈有形哉,在天成像而已。 知世上鬼神,半緣人造出;科甲雖由命也,視汝存心何如,凡榜中姓氏,都是我題來”[3]52,表達對求得文運的渴望之情。 同治八年,久病纏身、應是在頤養天年的朱堯階還與曾國潢、程以敬等合力擴建齋舍16 間、廳堂3 間,擴大了雙峰書院規模[3]293-295。 除在基建方面為雙峰書院做出貢獻外,朱堯階切實地為書院帶來了文運。 他培養出了鄧湘杰、李長機等舉人,書院中秀才者亦多。 鄧湘杰、李長機接棒朱堯階任雙峰書院院長,再傳弟子中,出現了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探花王龍文這位清代湘鄉縣科舉史上唯一的鼎甲進士。

要之,朱堯階一生主講教席,雖未親自培養出進士,但幾十年如一日的講學授徒,無形中培育了大批人才,于湘鄉文運有重要影響。

二、交游同縣與得獲臂助

朱堯階能同晚清湘鄉縣文運產生當然聯系,從他廣泛交游縣內志同道合之人,協力孕化學風之事上亦可感知。 馬克思曾言:“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8]從求獲文運來看,并非一人之力即可完成,需要運用社會關系,需要群體力量。 古斯塔夫·勒龐從大眾心理研究出發倡言:“讓群體一時接受某些思想觀念并不難,但想種植持久的信念卻不容易。 但信念一旦確立,要根除同樣困難,一般只有以暴力革命為代價才能改變?！盵9]科舉自隋唐始,降至清代,已經成為無數讀書人心中最重要的事,是勒龐言論中的群體信念。 尚處科舉時代的朱堯階于湘鄉縣找到同樣希望獲得文運的群體也在情理之中。 但這個群體并非意在結成朋黨,他們的交游是希望改變學風,培養更多高級功名者。 雍正帝在《御制朋黨論》中強調:“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 然惟草茅伏處之時。 恒資其講習以相佽助?！盵10]朱堯階同湘鄉縣文運群體的交游,恰恰因為守朋友之道,絕朋黨之私而顯得珍貴。 也只有這樣單純的交游,才能培育出底蘊深厚的學風,才能問心無愧地言說文運。細析朱堯階一生,其交游合力推動文教的同縣人士主要分為五類。

首先,同鄧炳麟(字驥峰)、鄧鴻齡(字荻仙)等交,繼其志而同其行。 鄧炳麟與鄧鴻齡均是湘鄉縣杏子江口鄧氏子孫,鄧炳麟為增生出身,鄧鴻齡為舉人出身,二人均為朱堯階老師,后都投入湘鄉縣教育事業中。 鄧炳麟學生鄧星槎評價他說:“教人勤勤懇懇,各因其質而誘進之……以故從游之士克自濯磨,亦多得雋以去?！盵3]316朱堯階在《祝鄧驥峰夫子六十壽敘》中對其評價甚高。 而鄧鴻齡不僅是朱堯階的老師,朱堯階次子朱昇坎亦出其門,足見朱堯階對他的認可。 鄧炳麟、鄧鴻齡既為廣受尊重的老夫子,又長期與朱堯階交往密切。 朱堯階賡續他們對湘鄉文運的追求,他們與朱堯階一道為湘鄉文運出力,都是理所當然之舉。

其次,同曾國藩交,借其名又得其助。 朱堯階與曾國藩自道光十年(1830 年)在長沙相遇,此后四十余年情誼深厚,曾國藩曾稱“同里最先稱莫逆交者為堯階朱氏、霞仙劉氏”[7]203。 即使后來曾國藩成為清代湘鄉縣官位最隆者,兩人依舊平等而交,為湘鄉縣一時之佳話。 曾國藩二十七歲成進士,后十年七升,未滿四十即為從二品大員,又書生領兵、“封侯拜相”,恰好是朱堯階宣揚科舉、倡言文運的最好招牌。 同時曾國藩是熱心家鄉事務之人,對家鄉科舉更是十分關切。 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曾國藩在給父親曾麟書的家信中說:“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系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 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盵11]又如道光二十五(1845 年)年,面對家鄉長沙府科舉的興盛,曾國藩動情地寫下“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12]這幅名聯。 可惜的是道光二十一年和道光二十五年兩次科舉,湘鄉縣中三名進士后,十余年未曾出現進士。 這使曾國藩、朱堯階等湘鄉縣人士急盼文運降臨。 咸豐十年,曾國藩奏建昭忠祠,同時遷東皋書院于祠右(由朱堯階等代辦,朱堯階也因此而獲封官職);同治二年(1863 年)建成,他題“東皋書院”門額,并撰“漣水東山俱有靈,其秀氣必鐘英哲;圣賢豪杰都無種,在儒生自識指歸”[13]。 曾國藩用行動表達他對家鄉文運的期望,也給了朱堯階等湘鄉縣文運群體極大的力量支持。

再次,同羅澤南、劉蓉等交往,可謂殊途同歸。羅澤南與朱堯階以道義交,道光九年(1829 年)開始課館授徒,最初教授蒙學館,補博士弟子員后教授經學館,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還曾在洲上朱宗程(朱鐵橋)⑤家開館,后在長沙、湘鄉兩地輾轉開館,直至創立湘軍。 從對湘鄉私塾教育的影響而言,羅澤南與朱堯階并稱為湘鄉縣兩大名師。 劉蓉既為朱堯階學生,自己亦開館授徒,郭嵩燾之弟郭崑燾早年曾在長沙隨他學習,曾國荃也曾為他學生。 羅澤南、劉蓉被認為是湖南理學群體重要成員,是晚清湘鄉縣乃至湖南重要的理學傳布者。 后有論者認為劉蓉等人授徒目的“是為種子起現行”[14],意在打造理學學術傳承體系。 但這因此容易將劉蓉、羅澤南等看作絕意科舉者,實際上他們對科舉也有一定執念。 羅澤南在《答劉克庵書》中曾云:“居今之日,思欲用世,不能不應科舉?！盵15]劉蓉直到咸豐元年(1851 年)仍應秀才試。 與他們交往的朋友亦是如此,雖反感科舉教育,卻十分在意科舉教育。 如他們共同的好友郭嵩燾雖事事趨新、極講經世致用之學,但十九歲中舉人后,連續四次參加會試,直至高中。 故羅澤南、劉蓉等教出來的學生不為腐儒卻大多也有功名。 如郭崑燾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李續賓、王錱等均為秀才。 可見,羅澤南、劉蓉等對推動湘鄉縣科舉亦做出了一定貢獻,與朱堯階有相互配合的一面。

復次,同朱嘯山、蔡世傳等交,共事而共心。 前文已述朱嘯山與朱堯階的早年交往,晚年朱嘯山從北京景山學宮返回湘鄉縣,任雙峰書院院長十余年。 蔡世傳為永豐蔡林氏的后裔,蔡和森為他曾孫,與朱堯階同期擔任雙峰書院首士。 朱堯階與朱嘯山、蔡世傳為同事,又為朋友,甚至朱堯階直言“數到知心惟剩我”[3]125。 由于這種密切關系,他們全力合作發展雙峰書院,致力于為書院培養科舉人員。 朱堯階自云:“嘯山主講雙峰十余年……諸生發名成業者數十人,皆其作育引誘之心有以肇之也”[3]178-179,這也反映了朱嘯山主講書院時的育才成就。

最后,同曾國潢、劉象恒等同鄉士紳交往,合力以成事。 朱堯階熱衷于參與縣內的公共事務,他雖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僅憑其一人之力,斷難成事。 因此,他必然要借助其他士紳之力。 就推動文運一事,朱堯階得到諸多士紳的理解與幫助。 遷東皋書院主要得到劉象恒等人幫助;曾國潢不僅協助朱堯階修雙峰書院文塔、門前石路、齋舍、廳堂,而且還將其兄長曾國藩對東皋書院、雙峰書院、漣濱書院的捐款及時撥付到位,自己對這些書院亦多有捐助。 朱堯階等士紳的諸多興學活動,為湘鄉縣晚清科舉事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綜而論之,朱堯階通過與湘鄉縣諸多人士的交游,成為推動湘鄉科舉發展的群體力量。 以朱堯階為對象,以時間為線索,可以構建出道咸同時期湘鄉縣士紳合力倡說文運并為之獻力的圖景。

三、襄佐縣官與發展科考

興科舉不僅是朱堯階等地方士紳的夢想,也是湘鄉縣官的職責。 《清史稿》對地方縣官龐雜的職能⑥,歸納為“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 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16]。 盡管有一些專職負責縣政務中具體事務的佐雜官員,由于縣內財政有限,從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能最大化的角度考慮,佐雜官員數量有限,地方士紳自然納入到地方治理體系中以幫助縣官處理事務。 尤其到晚清時期,“地方公事,官不能離紳士而有為”[17]。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應對科舉育才這種重要的地方事務,朱堯階等地方士紳襄助縣官的力度大大加強。 一方面,通過協助縣官穩定社會秩序,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另一方面,為縣官籌措款項,幫助其宣傳道德理想,敦厚教化。

太平天國爆發后,朱堯階運用自身影響力,為湘鄉縣學子營造安定的讀書環境。 咸豐元年(1851 年),太平天國自廣西起義,曾國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并通信羅澤南:“今錄往一通,閣下詳覽而辱教之。 山中故人,如劉孟容(劉蓉)、郭筠仙昆季(郭嵩燾)、江岷樵(江忠源)、彭筱房(彭洋中)、朱堯階、歐曉岑(歐陽兆熊)諸君,不妨一一寄示?！盵18]曾國藩通過此信,提醒湘中好友關注太平天國起義,并作準備。 此后,江忠源、羅澤南領兵出戰各省,朱堯階則留守湘鄉縣,守衛鄉梓。相得益彰的是,“朱公孫貽,唐公逢辰時稱循良,相繼來知縣事”,朱堯階與他們均以禮交,“公竭誠贊襄,誅奸除滑,興利剔弊?！盵2]54-57因此,雖然湘鄉縣諸多青壯男丁投入行伍,且死傷數量巨大,《同治湘鄉縣志·人物志·義勇》統計了咸豐二年至同治十年的湘鄉縣死于戰場的男丁人數達到21 926人,但湘鄉縣大體上依舊呈現出祥和的景象。 如曾國藩之父曾麟書回憶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后,“吾邑米價翔貴,盜賊蜂起,窮民云集,不能舉火者近萬家。 邑侯、朱君嵐萱與余及朱子堯階,商所以賑之者,乃課于嵐萱。 嵐萱大發其儲粟,減價以糶,全活甚多?！盵3]321由于朱堯階等士紳在穩定基層社會、維持社會秩序上做出了重要努力,留在縣內讀書人能夠安穩學習。 曾國荃在光緒九年所寫的《湘鄉試館記》中談到:“ 其(湘鄉)民多勤,執業讀書習武而外,咸務農工,不愿棄本逐末……湘邑學額僅中縣,科第之盛不如他邑,而應試者特多。 自道、咸以迄今茲,每歲應文童試者約三千人,應武童試者約八百人,大比之年,應鄉試諸生五百余員?！盵7]210可見,盡管經歷太平天國的變動,但湘鄉縣的科舉之風并未消退。 這種現象雖然不能直接歸結為朱堯階等士紳的功勞,但他們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

在大環境穩定的基礎上,朱堯階帶領其他士紳捐資,為湘鄉縣官解決興學的資金問題,也通過捐資增加了湘鄉縣學額。 清代官員修賓興堂以資助貧困生徒,這一義舉由官員出資加地方士紳捐資合力而成。 咸豐年間,在湘鄉知縣唐逢辰主持下倡修賓興堂,曾麟書云:“吾鄉固多宿學之士,往往以貧故,不獲與省試。 邑侯唐君蘋洲,議置田數百畝,歲以粟易錢,分贈諸生,備應賓興之典,自指購租百石?！盵3]321朱堯階作為當時士紳代表,不僅出資,還代唐逢辰作《賓興堂序》,對湘鄉縣賓興堂的緣起、落成和期望略做概述。 除了捐資助學外,朱堯階等士紳的其他捐資之舉亦不在少數。 清代學額依照各地區行政級別并參照文風、人口與賦稅情況來具體設置[19],湘鄉縣人士以捐資為由不斷要求增加學額,唐逢辰在士人強力呼吁下,上奏請求增加學額。 在賓興堂設立之前的咸豐六年,湘鄉縣加文武學額各3 名;賓興堂建成后的咸豐七年因捐餉,增加文武學額各兩名;八年和十一年均加文武學額各1 名;同治三年加文武學額各6 名[20]。 通過士紳捐資,咸同年間湘鄉縣增加文武學額各13 名,而在相當長的時段內,湘鄉縣原有學額為文生員15 名、武生員12 名。 這種推動科舉的實效舉措,不得不歸功于朱堯階等士紳。 同時,朱堯階等人還響應縣官的化民成俗舉措,不僅堅定支持他們的道德教化,還主動為他們撰寫各類政治宣傳和文化宣傳文章,引導縣內人士勤奮讀書。 當然,文化層面的事務不會一蹴而就,但成效一定會呈現。 咸同光時期的五十余年內,湘鄉縣產生了謝寶镠(咸豐十年二甲59名)、曾廣鈞(光緒十五年二甲12 名)、彭文明(光緒十六年二甲76 名)、李希圣(光緒十八年二甲22名)、王龍文(光緒二十一年探花)、羅長裿(光緒二十一年二甲24 名)、周國光(光緒二十四年二甲77名)、許鄧起樞(光緒二十四年二甲136 名)、陳毅(光緒三十年二甲26 名)等9 名進士;在鄉試中,出現了咸豐七年龍汝翼、光緒二十年李篤真兩名解元。

總之,朱堯階作為士紳代表,在多事之秋時協助湘鄉知縣解決了諸多縣內難題,并襄助知縣從多方面促進湘鄉縣科舉發展,最終為湘鄉縣帶來了一定的文運。

四、結語

以朱堯階為切入點,論述晚清湘鄉縣文運,不僅能對朱堯階有更深入地了解,亦能一探晚清湘鄉縣文運實況。 盡管朱堯階已經逝去百余年,科舉時代早已成為歷史,以科舉文運為目的的舊式教育也不再適應時代潮流,但朱堯階培育人才、推動地方教育發展的精神依舊富有價值。 當前,無論是湘鄉縣還是整個中國,都在強調文化自信,渴望獲得新時代的“文運”,渴望以“文運”促國運。 學習朱堯階的精神,從自身出發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為新時代“文運”助力民族復興做出自己的貢獻,是我們應有的時代使命感。

晚清湘鄉縣的文運并不是由朱堯階一人帶來的,他只是眾多助力者之一。 像朱堯階一樣不計個人利益,不在乎自己是否主導事務發展,全心全意為理想目標奮斗的精神,亦值得弘揚和學習。

注釋:

①具體研究成果參見雙峰縣政協文史委編.名師·聯圣·鄉賢:朱堯階文史資料專輯[M].2018.

②朱嘯山之子朱式云曾跟隨朱堯階讀書,后又于咸豐四年跟隨曾國荃學習,并跟隨曾國荃投入湘軍中,官至花翎知府加道員銜。

③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在寫給朱堯階的信中提到“每聞九舍弟道及去年在館誘掖之勤”,可知道光二十年曾國荃等跟隨朱堯階讀書。 而道光二十三年,他又在《與第書》中寫到:“六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羅山(羅澤南)為之師甚妙。 然城南課似亦宜應,不應恐山長不以為然也?！笨梢?至遲道光二十三年,曾國潢、曾國荃等就未再跟隨朱堯階讀書。

④又稱洞主,山長,中國古代書院的主持人。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上諭曰:“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為未協。 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為院長,著于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p>

⑤朱宗程與朱堯階、朱嘯山等交好,又為同宗。

⑥陳宏謀在《咨詢民情土俗論》曾經做過列舉“田賦、地丁、糧米、田功、糧價、墾殖、物產、倉儲、社谷、生計、錢法、雜稅、食鹽、街市、橋路、河海、城垣、官署、防兵、壇廟、文風、民俗、鄉約、氏族、命盜、詞訟、軍流、匪類、邪教等”。 黃六鴻《?；萑珪穬H錢谷刑名事務,就羅列119 條之多,則可見州縣官事務的龐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