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襲與重塑：仁學結構與當下中國電影的人格塑造

王海洲 段曉晗

2018年，由徐崢監制、文牧野導演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以31億元票房點燃暑期檔，彰顯出現實題材電影的商業價值。此后以《中國醫生》《人生大事》《萬里歸途》《涉過憤怒的?！窞榇淼默F實題材電影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觀影熱潮，甚至一度形成集體性的話題討論?，F實題材電影之所以能持續受到觀眾喜愛，一方面是因為現實題材電影表現了日常生活情態讓觀眾有了親近之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契合了社會集體心理狀態與文化價值觀念，形成了具有社會意義的文化表征。然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當下中國電影所契合的社會集體心理與文化觀念為何？現實題材電影又是以何種方式來進行貼合？

這兩個問題或許要從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的創作中尋找出答案。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不僅僅以現實主義為方法，還糅合了商業電影的類型經驗與影像風格，形成了異彩紛呈的多元化景象。若仔細觀察便不難發現，這些現實題材電影在豐富的創作面貌之外，其在人物塑造、故事情節以及隨之構筑的價值訴求中顯現出了共有的文化觀念，即“仁”學思想。

關于“仁”，李澤厚曾指出，相比于“禮”，“仁”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這個核心“長期自我保持、延續下來”，“在塑造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跡”。1“仁”在民族性格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構成了一個頗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結構”，進而對藝術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叭省痹谥袊娪爸斜憩F為特定的敘事方法與價值理念，集中顯現為人物形象的構建方法及道德人格的塑造。此外，現實題材電影又通過重構英雄敘事、女性敘事的策略表現出對“仁”的反叛，以此來對“仁”進行反思、補充以超越其歷史局限性，激發仁學思想的當下活力。

一、傳統的沿襲：“仁”的影像體驗與理想人格的建構

大多數孔子研究者都認為，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仁”。李幼蒸甚至主張將“仁學與儒學分開”，“只有仁學才能有進一步參與到中國現代化和全球倫理學對話的可能性”2，從中便能窺見“仁”的重要地位?；诳鬃訉Α叭省钡南嚓P闡述，李澤厚以可分性與統一性的詮釋方法將“仁”的思想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創造性地提出了仁學結構，厘清了“仁”內在的繁雜面貌。仁學結構指出，“仁”由血緣關系、心理原則、人道主義與個體人格四部分組成，它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人格的內在修養為驅動，通過在家庭、社會等群體交往中履行自身責任，進而獲得實現人生意義。從中可看出，“仁”的倫理本質是“‘愛人’和‘相互性’”3，它聚焦于個體價值的實現路徑，將追求道德價值圓滿的理想人格作為人生旨歸。牟宗三先生曾說，“‘仁’是可以在我們眼前真實的生命里頭具體呈現的?！?在日常生活中，“仁”正是作為個體不斷企及的理想和目標而出現，它指引著人對于良好品質與德性的追求，“踐仁、履仁便是一種人格情操和精神品質的培養過程”。5

仁學結構對于分析“仁”在電影中的表現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引。從這一結構出發，能夠看出中國電影的敘事方法與價值理念顯現出了與“仁”同步的文化結構。當“仁”作為道德觀念存在于電影中時，“仁”也影響并規定著文本的敘事方式。如前所述，仁學血緣關系、心理原則、人道主義與個體人格四方面架構起理想道德人格模型，而現實題材電影大都從血緣/家庭關系、社會責任、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人物成長四個方面來作為人物的倫理敘事方式，這恰好與仁學結構四因素形成了同構關系。

仁學結構的第一因素指向血緣關系，孔子圍繞著生物性的血緣構筑起有著等級次序、人倫規范的家庭關系，血緣“具有了普遍和長久的社會性的含義和作用”。6傳統家庭倫理以“三綱五?！睘楹诵?，強調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悌，樹立起了家庭本位的觀念、等次差序的人倫格局。盡管當下的家庭關系走向自由與平等，個體與個體不再是尊卑、從屬的關系，但“家庭本位”的價值觀念仍然占據著重要位置。就其影像化表達而言，血緣關系成為塑造人物形象時不可或缺的因素。血緣關系或作為表現人物立體形象的鐫刻手法，或作為推動人物行動的重要動力，又或作為人生的價值理想、精神歸宿而出現。以《中國機長》《烈火英雄》《奪冠》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電影盡管將職業形象與職業精神作為主要內容，但創作者也會增加親情線來刻畫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同時，血緣關系帶有的家庭責任成為人物行動的重要推力，而人物往往出于與家庭成員的情感關系或倫理責任而做出選擇，助推著敘事的展開。在《我不是藥神》《奇跡·笨小孩》等電影中，守護家庭的責任成為人物行動的原始動機。此外，血緣所構建的親情關系作為個體的精神歸宿存在，電影《誤殺》《地久天長》《再見，李可樂》中家庭成員對彼此的愛與責任成為人生價值的指歸。

仁學結構的第二因素指向“心理原則”這一維度?？鬃油ㄟ^“仁”將外在的“禮儀”內化為人性的需求、情感的欲求，并通過人性內在的情感欲求反向強化了“仁”的人道主義精神，實現了“仁”由內而外的轉化。梁漱溟關于“仁”是“本能、情感、直覺”7的論斷便突出了“仁”內在的人性欲求。錢穆也曾提出“在中國儒家思想則更看重此心之情感部分”。8李澤厚也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情”推至本體論的位置，肯定了孔子對于人性、情感的重視。同樣的，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也多從人性覺醒與情感轉變的角度刻畫人物形象，如影片《我不是藥神》便顯現了情感的力量。程勇最初是為了贍養家庭成員而進行代購活動，這代表了來自家庭倫理的力量。在影片后續的情節中，家庭因素逐漸隱去，呂受益之死給程勇帶來了巨大的情感沖擊，使他從最初的商人轉變為“藥神”的形象。其人格的轉變正是受到內心情感的驅動。

仁學結構的第三因素指向人的社會屬性，表現為向外的人道主義與集體責任，即作為群體中的一員，每個成員需要遵守秩序的規范，承擔起群體賦予自身的責任。這是“仁”的主體性內容，把“人和人的社會關系與交往作為人性的本質與‘仁’的重要標準”9，將個體價值的實現落腳于社會性的交往需求與相互責任，具有極強的實用理性特點和現實功利性質。這一因素與主流話語相融合，并在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中得到了充分顯現，如《中國醫生》《長空之王》《我本是高山》等電影正是典例。為了突出社會責任對于人的重要性，創作者或去表現個體在社會、歷史使命前的無助與渺小，或去創造災難、戰爭等極端化的情境，以此去表現人物履行責任時的艱辛。完成使命的過程愈是艱難，其崇高感就愈強，道德倫理對于人的重要性也更被強調出來。

仁學結構的第四因素為個體人格，強調個體生命的主動性與獨立性。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下，孔子認為每個氏族成員都應在亂世中發揮主觀能動性自覺承擔起歷史所賦予的重任，歷史責任感由此構成了個體人格的第一重屬性。為了更好承擔歷史所賦予的重任，個體需要“追求知識、勤奮學習和講求控制、鍛煉意志”。10在此，刻苦實踐與堅毅意志形成了個體人格的第二重屬性。在電影中，“仁”學話語下的個體人格表現為處于成長中的不完美主角形象，如《萬里歸途》中一心回家的外交官宗大偉、《人生大事》中對殯葬事務沒有敬畏之心的莫三妹、《八角籠中》中操縱拳賽的向騰輝等。他們均以不完美人人格形象入場，伴隨著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以及在心理原則的驅動下，逐步發現了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及其意義，并擁有了堅毅決心。不完美的人物形象從人物弧光中完成了人格的轉變。

在仁學思想的浸潤下，中國電影從血緣/家庭關系、社會責任、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人物成長建構起了一個又一個承載著理想人格的人物形象，諸如《中國機長》中的劉長健、《烈火英雄》中的馬衛國、《萬里歸途》中的宗大偉、《長空之王》中的張挺與雷宇、《奪冠》中的郎平與陳忠和。他們以自身人格修養為基點，在情感原則的驅動下自覺承擔起家庭、社會的責任，以達到道德的圓滿。需要注意的是，仁學結構四要素作為四個獨立部分，在電影中并非呈現出絕對的平衡性，創作者會基于不同的題材來分布四因素在電影中的比例?！毒o急救援》《萬里歸途》《長空之王》等電影聚焦于他們在危急關頭表現出堅定的意志力、專業的職業素養，社會屬性是影片的側重點?！墩`殺》《媽媽！》《再見，李可樂》中血緣關系變為前置要素，深入表現了家庭成員間的感人親情。而在《中國機長》《奪冠》《萬里歸途》等電影中血緣關系成為后景，個體的情感變化與成長又成為敘事重點。中國電影從多元的題材、視角中挖掘并深化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側面，從而完成了對理想人格的延續。

李澤厚認為仁學思想有著強烈的“實用理性”特征，即孔子對于“仁”的詮釋有著強烈的理性精神，其目的在于對日常生活實踐的引導作用。相比于西方哲學傳統中運用概念把握實在的知識論態度，仁學思想本質特征是生命之思，表現“以‘生命’為中心的形而上的反思”11，而理想人格模式正解答了人應如何存在的疑問。然而，個體的生存目標與群體對其的理性要求往往會產生錯位。當個體為謀求群體利益而放棄自身利益時，其人格因自覺的理性意志以及不屈服于利害因果而有了至高無上的崇高感，這正是理想人格的偉大之處。在“仁”的浸潤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都將人生價值的歸處落于道德人格的圓滿，以人格的力量賦予了短暫人生以亮光之處。

二、溫柔的反叛：“仁”的擴充與理想人格的調適

在“仁”的體系中，理想人格的形成源于個體的修養，并通過完成社會群體所賦予的義務與責任來達到道德的圓滿。這種個人行為模式在傳統話語的不斷累進褒獎中被作為至高的價值追求與人生境界，并成為某種潛在的價值標準影響著國人的思維模式與價值追求。由此，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不僅顯現為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還充分展現出了其強勁的社會效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仁學思想話語中的個體被建構在家、國、天下為代表的群體網絡中，道德成為衡量個體價值的唯一標準，這也使得個體的人性、情感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因此，現實題材電影在沿襲理想人格時，也通過關注、尊重個體生命的方式呈現出了反叛姿態，表現出對理想人格的反思與調適。

仁學思想有著強烈人道主義特性，強調個體對于群體的責任與貢獻，因而英雄敘事成為表現理想人格的主要敘事載體。新中國電影中的英雄形象便往往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為國犧牲的瞬間是他們生命得以圓滿、價值達到最高點的時刻，因而英雄人物往往會以慷慨赴義的氣概去直面死亡。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不再選擇大眾所熟知的歷史英雄，而是將目光投注于小人物的英雄行為?！读一鹩⑿邸贰吨袊鴻C長》《中國醫生》《萬里歸途》《長空之王》《我本是高山》等電影多選擇小人物來描摹其英雄行為，人物呈現出英雄、普通人的雙重身份。盡管其英雄行為的最終指歸依舊落腳于具有國族精神的象征性事件，但普通人的情感傾向、人性弧度成了著力表現的重點。電影通過對個體的親情、愛情、戰友情以及刻畫人物在危急時刻的復雜心態來強化其作為普通人的一面，從而表現對于個體的關注，體現出濃厚的人本主義特性。諸如《烈火英雄》中歐豪扮演的徐小斌與楊紫扮演的王璐是一對剛完婚便奔赴火場執行任務的伴侶，當徐小斌因執行任務而死亡時便出現了王璐傷心欲絕的鏡頭，鏡頭間的鏈接使得觀眾感受到的并不僅是為人民犧牲而產生的光輝，還包含著對生命逝去的遺憾。

現實題材電影對“仁”擴充的另一方面，則是躍現了以《送我上青云》《狗十三》《春潮》《媽媽！》《我的姐姐》為代表的一批描摹女性視角與經驗的電影。這些影像表達之所以被看作是一種反叛，不僅僅是因為電影顯現出的個體關懷，更在于它調和了仁學思想本身具有的強烈的男性化特質。依照錢穆、余英時、牟宗三的觀點，從傳統的仁學思想中的確能夠覺察出對于個體的關注——仁學的“修身”12便是個體意識的顯現盡管這種“修身”的說法與“作為現代文明核心觀念的‘個體’仍有著很大的差距”13，但囿于歷史與社會局限，所謂的“修身”僅僅是對于“君子”“士人”為代表的男性所提出的要求，并未擴展至女性群體，所強調的理想人格也不關涉女性的個體價值。同時，仁學思想以血緣關系構建起的等級差序的人倫格局，“并不認為平等是處理人倫關系的基本原則”。14因此，在封建家庭的權力話語體系與運轉邏輯中，三從四德的賢妻良母成為理性女性形象，其人生價值在于對男性的輔助、維持家庭的運轉或圓滿，而女性作為個體的獨立與自由卻被忽視了，這便造成了對女性的壓抑。這種壓抑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革命話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婦女解放運動開始減緩，女性由“不可見”逐步走向“可見”，并尋回了自身的主體性。

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聚焦于不同年齡、身份、時代的女性命運，以揭示了家庭關系中女性面臨的倫理道德困境、父權制度的壓迫，推動女性的自由發展。一方面，女性的倫理道德困境在于權力與責任的不平衡性。正如前文所述，儒家思想注重親緣關系所攜帶的義務與責任，而中國血緣文化呈現出父系的單系傾向15又大大降低了女性的家庭地位，這使得女性既要承擔起基于血緣關系的義務又不被家庭認同的雙向困境。電影《我的姐姐》中的安然看似是要在個人前途、撫養弟弟間做出抉擇，但實際上她痛苦的真正緣由是家庭內部對她的忽視。另一方面，女性角色在家庭關系中的遭遇揭露了父權制度中男性對于女性、長輩對于晚輩的壓制。在家庭場域中，“血緣在中國社會扮演著潛在權力的角色”16，通常年長者對年幼者有著強制化的、被合法化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機制的男性化又使得女性處于被壓制的狀態?！豆肥分械睦钔鏌o法根據意愿為自己的生活中做選擇，只能一味接受父親的安排，而兩者最集中的矛盾沖突被具象為來自父親的暴力行為?！渡孢^憤怒的?！分薪瘥惸鹊谋瘎≡醋杂谠彝サ姆諊?，父權在其中被具體化為忽視子女感受的粗暴教育。近年來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視角細致描摹了女性被壓抑的現實，從性別角度喚起了對于個體生命的關注。

英雄敘事的人本性特征與女性敘事呈現出了對理想人格的反叛。當然，這種反叛姿態是溫柔的，并非是對理想人格棄之不用，而是在原有模式的基礎上強化了對個體的關注與尊重。至此，仁學思想下的理想人格依靠電影的延續與反叛完成了自身的更新，而電影又憑借大眾媒介的特性，重新向觀眾傳遞了被注入新血液的理想人格范式，重建著個人與集體的關系。

三、基于文化親密性：被置換的集體與重建中的個人

圖2.電影《狗十三》劇照

應當講，中國現實題材電影對“仁”的沿襲與反叛本質上在于重建一種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其動力正來源于“文化親密性”?！拔幕H密性”（Cultural intimacy）的概念源于邁克爾·赫茨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對于希臘村莊的調查。他從村民內屬意識的私密性出發，指出個體、家庭、社區直到民族國家都有自身的文化私密性，但各個層面的私密性并非處于隔絕獨立的狀態，而是有著“共通之處”。這種“共通之處”便是文化親密性。邁克爾·赫茨菲爾德進一步指出，文化親密性彌漫于任何形式和層面的社會組織方式，功能在于“作為彼此互相介入、消弭差異的重要媒介，并最終形成的認同意識”。17文化親密性往往作為公共文化產品出現，因而與公眾的日常生活實踐緊密相連。當個體參與公眾生活時，公共文化轉化為個體的私密情感體驗，個體、家庭與國家次第聯系了起來，“自身嵌入國家的歷史敘事之中，形成了一種平等的共同體的想象和認同意識”。18換言之，文化親密性正是在不同特質的文化中尋求共同之處，以縫合裂隙，從而形成雙方對于共同體的認同意識。

電影作為大眾媒介，本身便存在于公共空間與私密領域的中間地帶，既承載著言說主流價值觀的功用，又有賴于觀眾的情感認同實現商業價值、文化價值。因此，電影作為當下最能體現文化親密性的公共產品，它需要尋找出國家話語與大眾私密情感中的“共通之處”，才能進入觀眾的日常生活實踐，發揮粘合、維持價值準則的社會功能。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對“仁”話語下的理想人格表現出既沿襲又調適的雙重姿態，完成了主流意識形態與個體意識/價值的有效對接。中國電影之所以呈現出此般面貌，正源于國家話語、個體心態間的裂隙。

一方面，從國家話語來看，仁學思想下的理想人格模型作為千年來儒家優秀文化的積淀，展現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精神的價值追求?，F實題材電影對于理想人格的表述既是繼承左翼電影、“十七年”電影以及主旋律電影創作傳統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電影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的文化工具，尤其在面對全球化、市場化的當下，弘揚理想人格更成了一種時代要求。

另一方面，就公眾私密情感體驗而言，理想人格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儒家價值觀念固然表現為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但近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經濟基礎的變動已使人格獨立與意志自由也逐步得到重視，原先的理想人格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儒家價值觀念開始松動。就思想領域而言，個體意識的增強伴隨著儒家文化的衰落。在新文化運動中，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都關注到個人問題，強調“人的解放”。陳獨秀提出“尊重個體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9胡適也曾提出“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0而在這種影響下，家庭被看作是傳統思想的聚集地與個體自由的束縛帶，“家庭革命”的說法甚囂塵上。除此之外，婦女解放也因“人的解放”得到空前的推進。1918年，《新青年》雜志創立了“易卜生專號”刊載了胡適、羅家倫合譯的《玩偶之家》，引起了劇烈的社會反響。胡適還從大學男女同校、戀愛自由、離婚自由、批判傳統貞操觀念等方面試圖破除對女性的思想枷鎖。及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界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新啟蒙運動，在反思與批判中建構了“以人道主義、主體性思想為基礎的思想理論框架”21，助推了現代價值觀念的轉型。此外，“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在中國的引入和發展，以及工商化程度的提高，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土崩瓦解”22，根植于小農經濟的仁學思想失去了經濟結構支撐。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生產能力的提升為個體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物質環境，家庭經濟模式飛速瓦解，個體開始脫離家庭框架與話語掌控，促成了現代人的零散化、原子化與流動性，催生了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發展，也使以群落、集體為基礎的仁學思想及其所倡導的理想人格面臨著某種程度的生存危機與意義消解。

當理想人格的傳承變成一種歷史責任與國家建設的現實需要時，個體主義卻隨著現代性的進程急速發散成為大眾普遍心理，而電影作為國家話語與私密情感的中間地帶需要尋找文化親密性來彌合兩者的縫隙。在此，近年來中國現實題材電影通過將以理想人格為代表的傳統價值觀念與應運而生的個體主義現代價值觀念相融合，將兩種看似相悖的價值追求建構成為雙方共享的文化觀念。那么在此需要探析的是，文化親密性強調的既然是不同領域所共享的文化特質，那么理想人格中蘊含的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作為兩種看似相悖的價值追求，如何分別成為雙方共享的文化觀念？

理想人格之所以能成為大眾接受并需要的文化觀念，在于理想人格帶有的情感體驗。實際上，理想人格作為現實題材電影內生性的文化觀念，外化為觀眾在各種敘事框架下獲得的替代性滿足，并由此發展為某種崇高感的蔓延與欣賞。在上文提及的以《中國機長》《中國醫生》《烈火英雄》《萬里歸途》為代表的現實題材電影中，理想人格被具象化為英雄人物，他們的行為則被“看作人類在具體歷史文化語境中解決某種普遍性的人生難題和困境的真誠努力”。23這種英雄克服困境的努力無疑會反向對觀眾形成行為指導與認同效應，進而促使后者在生活中進行有效的實踐，尤其當英雄人物被置換為普通人的面孔出現時，這種鏡像化的共情便更為強烈。此外從人性維度來說，崇高行為并非是每個個體的必然選擇，但人的心靈卻都渴望著崇高，因為在其中能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與勇氣。羅馬時代的作家朗吉努斯認為，具有崇高風格的文藝能讓觀眾提高靈魂、獲得精神的自由。以宗大偉、文婷、江立偉、馬衛國為代表的人物形象在危急時刻不顧自身安危以保障他人安全、以堅定的意志與外界做抗爭，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崇高精神使得觀眾超越個人的利益得失，從而讓觀眾獲得精神的洗禮。

從國家發展維度來看，個體主義的萌發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集體性心理特征?！皞€體之于現代社會有著根基性意義?！?4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必然需要關注個體的發展，觀照個體的生存與情感。近年來以《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父輩》《攀登者》《中國機長》《中國醫生》《狙擊手》《長津湖之水門橋》等影片“將視點進一步轉入對普通人物的關注，使得主流價值觀和國家情懷寄于普通個體表達出來”25，為作品賦予了更強的人本性主題，這正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重構個體與集體關系的嘗試。實際上，若現實題材電影只是單一強調個體為集體主義的犧牲反而會使得觀眾將其理解為對個體幸福感、生命的忽視，而現實題材電影注重個體，突出個體生命的價值及生命的尊重，則為個人在集體主義與家國話語中尋得一絲間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柔化、擴展、兼容主流話語功能的重要憑借。

邁克爾·赫茨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將文化親密性視作是不同層級文化間所形成的“尷尬的認同意識”26，是一種無可奈何而又十分必要的妥協。而本文卻認為，正是由于不同群體的言說才使得文化有著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從而避免了文化被單一層級言說所形成的局限性。電影作為文化親密地帶，在承襲理想人格模范時又基于當下社會心態來對其歷史局限進行調整與超越，從而使得仁學思想得以擴充。不同于理性倫理學27，現實題材電影通過表述不同個體的生命經驗來表現理想人格，營造具體的道德意識，并向傳統仁學思想未曾觀照到的領域進行延伸，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觀眾對于人格品質的信念，從而完成了道德觀念的重塑，也實現敘事倫理學意義上重拾生命感覺、重返生活空間的倫理訴求。

結語

現實題材電影對于理想人格的沿襲與調適可以視作在現代化語境中對個體、集體關系的重構。關于群己關系的再表述使得理想人格模型超越了歷史局限性，獲得了新的活力與生機。而從文本內部對群己關系的建構來看，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對其表述呈現出了一種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一方面體現在現實題材電影對于人本性的表達方式較為趨同，停留于淺層化水平。另一方面文本所顯現的倫理道德傳統與個體意識仍處于曖昧或矛盾的狀態。實際上，現實題材電影所呈現曖昧或局限來自于個體意識艱難發展。個體主義在近現代中國經歷著一個艱難的過程，迄今為止仍是一個議題，許多相關概念依然沉寂于灰暗之中，“既沒有在中國語境中得到理論梳理，也沒有在社會生活中通過機制化形態深入生活的血管”。28在此文化背景下，現實題材電影自然也就呈現出或朦朧或曖昧的特性。

【注釋】

1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11.

2 李幼蒸.仁學解釋學——孔孟倫理學結構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

3 杜崙.“仁學”體系概述[J].中國哲學史，2011（2）：29.

4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31.

5 陳開先.孔子仁學思想及其現代意義[J].孔子研究，2001（2）：49.

6 同1，13.

7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上海：商務印書館，1999：133.

8 錢穆.孔子與論語[M].臺北：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198.

9 同1，20.

10同1，23.

11王德峰.哲學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43.

12即仁學結構中的人格追求。

13孫向晨.現代個體權利與儒家傳統中的“個體”[J].文史哲，2017（3）：99.

14王蘇.試析傳統家庭倫理的內容及其特征[J].前沿，2008（5）：168.

15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中國家庭的擴大路線是單系的，只包括父系這一方面，在父系原則下女婿和結了婚的女兒都是外家人。

16顏琳，劉寶杰.論血緣文化的鎖定及其突破——中國傳統倫理的近現代轉換[J].齊魯學刊，2012（4）：32.

17劉珩.文化親密性與中國社會公共生活的組織方式[J].思想戰線，2017（7）：25.

18同17，27.

19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編.社會改革的思潮[M].唐山：唐山出版社，2001：6.

20同19，28.

21張海濤.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新啟蒙運動及其中斷的文學后果[J].社會科學家，2009（5）：30.

22 楊威.傳統家庭倫理的近代轉型及其動因[J].理論探討，2005（6）：56.

23李啟軍.英雄崇拜與電影敘事中的“英雄情節”[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3）：2.

24同13，90.

25趙衛防.人本性·中國性·敘事性——論《萬里歸途》對“新主流大片”的美學提升[J].當代電影，2022（11）：10.

26同17.

27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將理性倫理學探究人的生活應遵循的一般法則，在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讓人依照倫理法則來處事。

28同1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