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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中演“意”:論當代影視表演的身體修辭與文化運作

2023-03-18 08:19尹相潔
電影新作 2023年6期
關鍵詞:高啟影視記憶

尹相潔

20世紀20年代,庫里肖夫將影像表意的理論觀照聚焦于剪輯的語法,莫茲尤辛的表演成為走入觀眾心理的意義符碼,指涉了演員身體在影像發展歷史中被遮蔽的境況。隨后,美國的方法派表演接續斯氏體系中基于舞臺身體開發的解放訓練,帶領演員從挖掘劇作文本轉向“心理現實主義”的自身感知,成為好萊塢明星表演大獲成功的關鍵。從對身體的單向開發發展到對演員官能心理感知力的綜合訓練,這一更適用于銀幕和鏡頭的表演訓練方法在20世紀80年代“去戲劇化”的爭議浪潮中進入我國,被表演人才培養和主流創作群體奉為圭臬。進入新世紀,伴隨計算機合成技術的發展和流媒體影響力的擴大,以感知連結個體與外界的影視表演身體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類型作品中成為一種圖解式的視覺形象,導致作品評分兩極化現象屢見不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的影視作品往往率先引起公眾對演員表演和銀幕內外演員身體的極大興趣,最終在口碑與票房或收視率的反饋中達成“完美收官”。問題在于:在觀演關系的變動中表演如何對審美主體產生吸引力?在審美主體選擇與接受表演的過程中映射出怎樣的現實經驗?在客觀條件不斷更進的情況下,表演主體在傳統方法和現代技藝的耦合中怎樣實現對身體表演范式的差異化處理?

在以詹姆斯·納雷摩爾為代表的表演修辭表述中,表演修辭是形成表演風格的重要元素,“電影表演的修辭控制著演員的外在形式、表演空間的相對位置以及他們同觀眾的交流形式”1,文章以當代影視表演身體的修辭共性與視覺表征為文本,鉤深索隱當代影視表演外在形態、觀演審美主體與身體話語的聯動,試圖論證兩者的互動規律及其潛在的象征性,探討影視表演超脫于敘事框架和影像整體性限制而作為話語樞紐、媒介文本并走向認知領域的修辭價值所在。

一、顯影:當代影視表演中的身體

從后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身體是各派理論討論的熱點?!霸谝粋€技術迅速擴展的社會中,人的身體體現的社會、經濟和法律地位方面的這些宏觀變化產生的后果是,人類身體已成為許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研究的焦點?!?在文學身體理論中,身體被認為是“現代性維度上感性體驗的首要載體”3,這與莫里斯·梅洛-龐蒂提出的“身體是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是世界的樞紐”異曲同工?!皳碛幸粋€身體,對一個生物來說就是介入一個確定的環境,參與某些計劃和繼續置身其中?!?顯然,作為表演主體的身體并非孤立的語義核心,同時也是處于復雜意義網絡中的、影視表演和文化相互影響關系中的身體。學者厲震林提出中國電影表演學派的三大標志性概念,即詩意現實主義表演風格、“體驗學派”表演方法和“中和性”表演哲學。其中,詩意現實主義表演風格作為中國電影的主流表演調性,是由影戲表演、紀實表演和寫意表演融匯而成,“既非板塊型也非組合型,而是渾然一體,融和天成,在現實主義表演結構之中流淌或淡或濃的詩情”5,由此出發,將身體置于現實主義表演結構之中,可以發現,身體形態在隱形中提供了自足的意蘊圖示,在顯形中則強化了身體的能動性與多維性,達成表現式的非連貫性在場以及與觀眾的雙向互動??梢哉f,當代影視表演中身體的顯形與隱形共同構成了身體修辭的豐富含義。

(一)隱形身體:話語修辭與戲劇表演

隱形身體表現在身體意識和經驗在表演中的投射,指向“體驗學派”的表演方法和民族表演美學形態的融合。在表演中,人物的身體以及由身體延伸出去的語言、動作、行動等往往由于與日常生活過于熟悉而被人忽略,成為隱形身體的外在表征方式,并且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不同文化場域中存在細微的代際變異,本質上仍是一種戲劇式的演繹方式。

論及其成因,首先是表演歷史的理論潮流與創作本體選擇偏向的背離。20世紀80年代,電影界經歷了“丟掉戲劇的拐杖”的理論熱潮,強調“電影語言的現代化”,與之共生的電影表演同樣經歷了“去戲劇化”的理論掃蕩,然而相較于前者在實踐創作中推陳出新的影像演變,表演界“去戲劇化”的言論中雖不乏“去表演化”“零度表演”“電影演員活道具論”等言論的發聲,在實踐創作中的現實情況卻與理論主張相背離。電影導演在演員選擇時普遍邀請戲劇演員出演電影,戲劇演員逐漸演變為電影表演的主要群體,戲劇技巧極大提升了電影表演的藝術表現力。以第四代導演張暖忻的《青春祭》以及主演李鳳緒、馮遠征為例,影片展現出了對電影語言的先鋒探索,以一種地理空間的自然寫實主義和內心獨白貫穿全片,使人聯想到法國左岸派代表作《去年在馬里昂巴德》,而兩位主演則貢獻了準確、隱形的身體表演。李鳳緒曾在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影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1981)中飾演九姑娘。1985年李鳳緒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在讀期間參演《青春祭》。李鳳緒飾演的女主角李純在下鄉到傣鄉插隊落戶時,破落松垮的外在裝扮與傣族姑娘漂亮的筒裙、婀娜的身姿格格不入,到她自發的穿上床單改造的筒裙之后,成了一位“傣族姑娘”,同時也隱喻了女主人公心理轉變的萌芽。男主角馮遠征則是地道的話劇演員,1985年考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并在《青春祭》中飾演一位知青。在影片中演員身體的表演以爭端的形式展開,柔弱白凈的男性青年身體通過與粗獷黝黑的傣族男人的沖突與互毆,成為放大的戲劇效果。其次是紀實表演的深化與演員表演主體性的喪失。影視表演進入第五代電影人的銀幕美學實踐后,紀實表演在電影人聲勢浩大的銀幕美學突圍中深化為“日?!钡牟糠?,表演身體在逐漸龐雜和多元的視聽技巧構成的、高復合型的影像表達面前淡化至次要地位。以《黃土地》和《老井》為例,村民身體對主人公身體的挾持,表現為溝壑縱橫的沉默面龐與重復無止盡的儀式化行動,比如“求雨”“婚禮”抑或是“打井”“遷移”。此處的隱形身體外在表征為時間維度和倫理維度,一方面溝壑縱橫的沉默面龐是村民的身體和由身體延伸出去的姿勢在特定時刻的固定,因此在《黃土地》中,村民身體的動作和姿勢指向“沉默的黃土地”和古老中國;另一方面村民身體和主人公“我”的身體之間是無法斬斷的民族情感,銀幕之外的審美主體在此意義上獲得在場,與“我”視點重合,三者一同建構了一種舞臺化的觀演關系。歐文戈夫曼認為表演是一種“安排”,“將一個客體的人變成一個人們可以圍觀而不會讓他們感到反感的客體,這個客體的行為能引起觀眾的興趣”。6因此,影片中的群體性表演身體成為朝向鏡頭的“安排”。詹姆斯·納雷摩爾的陳述更為明顯的指向觀演關系:“電影表演是一個劇場性的首語重復,一種為觀眾布置觀看演出場面的物理性安排?!?

總體來說,隱形表演身體在影像整體的敘事框架中易被固化為話語符號,并在觀看與接受中獲得文化、歷史、象征的意味。演員身體成為影片表意的元部件之一,與畫框、聲音、色彩等意義符碼一道置于各自適當的扮演位置。在后續的影像發展與文化轉向過程中,隱形身體被推向臺前。需要強調的是,影視表演發展中身體的顯形并非外在表征對隱形的取代,也不是身體的外在表演框架的單向度嬗變,而是突出一種以區別于其他銀幕隱在表演的身體顯形,來引起觀眾的吸引力關注,其與隱形身體的關系是一種敞開的關聯性存在。

圖1.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

(二)顯形身體:從圖像到意象

顯形身體表現在身體作為表演主體的能動性與多維性,具有表現現實主義表演特點。在表演中,指向偶發式的影戲表演與再現式的寫意表演,演員通過突出展示、模仿表現或非連貫性的身體在場實現與觀眾的雙向互動。

首先,最為突出的顯形身體是奇觀電影中作為“視覺圖像”的身體。在當代電影從敘事電影向奇觀電影的“文化轉向”中,表演不再傾向于塑造“角色”、建構情境,而是將身體的服務重心轉向視覺快感和吸引力生產。換言之,作為“視覺圖像”的身體的顯形具有商品化意味。新世紀以來的影視表演發展中,受通俗文化影響,大批合拍片以多樣分化的類型表演范式出現,在中國香港動作片、槍戰片、武俠片中顯形的動作化身體與暴力化身體持續活躍于影壇,而臺灣地區的偶像劇中的表演身體則伴隨流媒體平臺的選秀機制與粉絲經濟的萌生,散佚在當代都市言情劇、古裝偶像劇以及仙俠劇中承擔消費社會的視覺要求。勞拉·穆爾維給出了這一身體奇觀的修辭范疇,即“被凝視的身體”以及“按欲望剪裁的幻覺”8,在性別的表意中,顯形身體作為視覺圖像走向精神層面——思維圖像。

其次,出于對已有身體的模仿,通過重復、拼貼進入表現現實時刻的顯形身體。奇觀化影視表演向主流的進階試圖以類型為加持,妄圖在機械復制中實現情感的價值認同,因而演員身體在表演中往往外化為特定立體的視覺意象使身體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如具有意指的動作、神情、停滯等?!皯騽⌒噪娪翱偸枪膭钜环N隱蔽的表演方式,即不表演的表演,結果使得那種帶有明顯表演痕跡的、需要較高表演技巧的表演形成鮮明的表演特色和風格?!?這一方式大多用于歷史題材影視表演或傳記片中對領袖人物或公眾人物的模仿與再創。在日?;蜕罨谋硌輬鼍爸斜驹撾[形的表演身體主動通過依賴于現實互動的意象選擇引發關注。諸如眾多影視演員對毛澤東等歷史人物的身體表演是通過模仿口音、站姿、相似的外形來實現。2021年播出的《覺醒年代》中,飾演青年毛澤東的演員侯京健在表演演講或抒發胸臆時使用向下甩手的身體動作,這一具帶有文化共性和社會記憶的視覺意象足以讓熒屏前的觀眾注意到表演存在的時刻:演員身體在“揮斥方遒”,成為詹姆斯·納雷摩爾所言的“表演中的表演”。

再次,打破表演連貫性表達的顯形身體。與對視覺意象的復制效果類似,打破連貫性表演的顯形身體也可視之為“表演中的表演”。此類身體多顯現于反派人物和喜劇表演當中。以反派人物為例,作為正反二元對立的邪惡一面,勢必要以撒謊、偽裝等表演形態來掩蓋作惡。身體處理此類表演時需要使觀眾注意其神情或行為的前后矛盾,因此打破表演連貫性的方式之一是在同一鏡頭或同一敘事時間內呈現兩幅面孔,即演員身體的分裂化處理。比如,《狂飆》中的高啟盛在面對哥哥時表現出睿智、早熟但乖巧聽話的矛盾面孔,轉而在哥哥視線之外的同一敘事畫面中面對鏡頭掏出了自制的手槍,露出了冷血、殘忍的另一面。于是我們看到這一顯形身體前后的割裂和生成機制源自對親人的保全與妥協……此類表演作為視覺意象在接下來的敘事進程中不斷疊加,直到高啟盛在高啟強面前最后使用這一“偽裝”來表現和掩飾自己即將替對方“犧牲”的結局,這一表演片段在熒屏之外引起廣泛熱議?,F實經驗表明,作為顯形身體的反派表演對觀眾的吸引力往往高于正面人物。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與復制固定的視覺意象達成的“表演中的表演”不同,打破表演連貫性瞬間的顯形身體具有區別于在場其他偶發性表演的劇場性?!八^劇場指的是在戲劇創作和舞臺演出中,演員的語言、動作的程式等呈現的偏離生活正常狀態的藝術假定性特征?!毖輪T通過前后矛盾或一體兩面的身體顯形實現“表演中的表演”時,恰好是身體偏離生活正常狀態的藝術假定性的時刻,銀幕的隔離使表演的劇場形成面對觀眾的單向度的情景穿透,從而增強了演員身體的在場感,身體的私人表達就此進入公共領域,成功“暴露了電影和社會生活營造統一主體幻象的全過程”。10

不難看出,身體的顯影在當代影視表演發展中呈現出修辭意義上的某種共性,隱形身體往往是服務影片意義內核的話語符碼,而與作為“視覺圖像”的顯形身體相比,進入視覺意象并搭建起劇場空間的顯形身體表演片段回歸了敘事與人物的重心,也回歸了古典舞臺的自然主義趨向的表演方法。不僅如此,“意象使表演從敘事性轉向情感性,或者說是從時間性轉向空間性,并觸及美學以及人文性。它的造型價值,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間,表演既不脫離具象的固有形質,又超越而賦予主體的意緒?!?1換言之,當代影視表演的身體顯影在意象搭建中成為表演修辭的組合文本,產生超出當前敘事框架的多義性,這也是引發審美主體的注意力轉移的潛在成因。

二、潛在:意象與記憶的表演序列

那么,身體修辭如何參與當代影視表演的運作?答案是記憶。保羅·康納頓在《社會如何記憶》中強調了記憶的身體維度,“記憶由于不斷的操演而成為身體的一種習慣時,過去的記憶就在身體上得到了體現?!?2在表演中,記憶被重提也被重塑,身體成為記憶的歷史制造所,成為諾拉的“記憶之場”。13鄭君里認為,“意象”是演員進入“規定情境”前的一座橋梁,而“藏在我們心中的與角色間接或直接有關的經驗、記憶、想象”是進入陌生情境的“熟路”。14由此可見,在當代影視表演中,身體作為具象實體的記憶,通過儀式和習慣的體化聯結帶有視覺原型的文化意象,成為適用于當代影視表演的修辭文本。接下來,筆者通過截取當下引起關注的作品《狂飆》中具有代表性的表演文本進行分析,試圖說明身體修辭在表演內部的運作與多義性。

2023年上半年公布的央八黃金檔首播劇榜單中,反黑刑偵劇《狂飆》收視率排名第一,其中由張頌文飾演的高啟強在2023年抖音閱讀量過億角色中位居榜單最高位。在劇中,張頌文將外顯的身體表演與內化的習慣性有機結合,在儀式化的日常行為中體化為“底層的抗爭”,形成表演文本在銀幕內外對個體記憶的互文與意指。以劇中吃豬腳面的表演片段為例,首先是2001年高啟強與安欣吃豬腳面的整段表演文本,以身體的顯影和動作的節奏變化為節點,可以將這段表演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吃面開始前,兩人坐在桌前,高啟強越過調料罐用紙巾把安欣面前的桌子仔細擦干凈后才擦自己面前的桌子,隨后以同樣的行為邏輯為安欣擦筷子。此舉顯示出作為“賣魚佬”,面對曾幫助自己的警察時特有的殷切與討好。在角色的對話中,高啟強得知弟弟高啟盛被帶走審訊,因此加快吃面速度,外側正反打的近景過肩鏡頭中可以發現演員的眼神處理始終向下,眼神和加速的吃面動作都在含混敷衍安欣的試探。隨后,高啟強得知唐小龍也被帶走審訊,此時吃完一碗面的高啟強稍作停頓,又抬頭詢問安欣能否再要一碗。此處,張頌文以目光的停頓和動作節奏的轉變來表現人物的心理變化,并露出看似不好意思的憨厚笑容。

第二部分,在等第二碗面上桌的過程中,安欣開始以審訊的問話方式與高啟強交談,而高啟強回話時的動作與神情都呈現出收放自如的穩定感?!皩徲崱彪S著第二碗面上桌而結束,高啟強看著豬腳面露出了與之前要面時略有不同的笑容——這次看起來是發自內心的。此處,演員對微笑處理的細微差異使我們意識到,剛剛接受審訊時的人物表現出的收放自如是一場身體緊繃的偽裝,也就是詹姆斯·納雷摩爾的“表演中的表演”,表演的身體在此時顯形。接下來,高啟強開始慢吞吞地講述“三兄妹與豬腳面的故事”,演員在講述時眼神向下,看著面卻沒有吃面。

第三部分,已經意識到高啟強在“表演”的安欣站起,高啟強的視線跟隨安欣的動作,在抬起頭的同時向上抬眼,做出整體向上的身體姿態處理,使表演與擦桌子、吃面和講述故事時的狀態形成差異,眼神意味著人物希望得到互動的心理,這種表演技巧恰到好處地顯示出兩人的對話關系從第一部分的友好試探,第二部分接受審訊與主動表述,最終來到了對峙與分崩離析的階段。安欣給出最后一分鐘的坦白時間,在下一個鏡頭中,我們看到高啟強抬眼看向安欣背后墻上供奉的財神像,回話時眼神向下再次回避了安欣的視線并開始吃第二碗面。在手表提示音響起、面碗被奪時,高啟強表現出了抵抗的姿勢甚至越過桌子最后夾了幾根面條,抬手、仰頭由上至下的將面放入口中,并用手抹了把嘴。這個帶有挑釁意義的粗魯舉動,意味著高啟強開始解除偽裝,坦然面對并接受自己身份的轉變,并且期望能在與安欣的關系中掌握自主權。

在這段表演文本中,張頌文的身體看似起伏變化的無序狀態,一會殷切討好,一會老實無辜,一會又粗魯無禮。然而,直到觀眾視線跟隨安欣走出面館,張頌文以一種自得的松弛姿態摸著肚子,我們意識到,高啟強看似被動,但實際上已經掌控了這次吃面與安欣對峙的主動權和危機公關的主動權,表演中無序的身體恰恰是以有序的設計達成的。用詹姆斯·納雷摩爾的話來說,“這種卓越的自然主義表演效果包含了某種以有序來表現無序的才能”。15最后,高啟強說出“安欣,我一直把你當我最好的朋友,過兩天送你個東西”時,作為一個底層的賣魚商販,作為個體的抗爭在這場表演中贏得了勝利。

劇中,與上述表演文本的互文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第26集高啟強與高啟盛吃豬腳面的表演片段。從習慣行為上來看,這兩個表演片段在以下幾點有所重復:一是要求吃豬腳面的儀式化行為。二是都試圖以第二碗豬腳面拖延時間。三是在吃面過程中都講述了“三兄妹與豬腳面的故事”。四是人物在劇中都處于罪行即將暴露的時刻,要掌握主動權進行“破局”。在紀念式的儀式層面,高啟盛與高啟強對“豬腳面”故事的講述指向了兩者共享的底層記憶,高啟盛在危急時刻的“自爆式破局”則明確涉指高啟強的社會地位的“進階”,因此前后兩個表演文本具有儀式重現特征。在身體修辭層面,張頌文和蘇小玎共同貢獻了卓越的自然主義表演,都以打破連貫性表達的表現法則來實現了“表演中的表演”。表演身體的顯形在不同的時間跨度由于高啟強位置的顛倒而指向了倫理維度,成為兩段表演文本的區別所在。在偽裝暴露的時刻,2001年還是賣魚的高啟強的抗爭勝利是以走出面館的身體自由為標志,而高啟盛個體抗爭的勝利是以身死為標志。換言之,高啟盛之死既是個體掌握主動權的抗爭勝利,又是在同一表演文本中高啟強喪失主動權的結果。

在此基礎上,表演文本與整部劇所演繹的高啟強的底層個體抗爭史的敘事框架存在互文關系,甚至可以進一步理解為一種身體的修辭代替,如高啟盛之死在此處產生了對高啟強命運的預知和表象的作用。演員在表演時通過外顯的身體與下意識對于主動權的習慣性掌控進行結合,在與高啟盛飾演者蘇小玎產生鏡像的互文表演中,高啟盛作為高啟強抗爭的代償身體走向了死亡。由此,高啟強的個體進階均以服從規則而死去的部分主體意識為代價。前文中死去的是良知與道德,后文中死去的是倫理精神的寄托對象。

另外,張頌文對失去部分主體意識的高啟強的表演處理,形成表演文本在銀幕之外對底層群體抗爭經歷的互文與意指?!案鶕?碌目捶?,對于絞刑架(或是任何一種公開展現的懲罰)最有效果的使用就是把它作為一種可被許多人觀看的景觀來呈現?!?6在敘事意義上,高啟強分裂為兩個被現場的警察們圍觀的角色,角色A是面對弟弟死亡而回歸震驚與無措的哥哥,角色B是在場內其他人面前大義滅親且迎來權力進階的高啟強。演員在表演中以迂回的、節制的肌肉失控與無意識的生理反應,在此處與A角色和B角色都保持了距離。我們首先在表演中看到了由于“震驚”而肌肉失控導致的身體的失序——動作重復、分不清楚方向、想要坐到凳子上卻趔趄著打翻了桌子、語無倫次、漏洞百出。在失序的間隙里,張頌文以一種神經質似的條件反射形式頻繁將視線投向躺在地上的高啟盛,表現在特寫鏡頭中,視點則落在銀幕之外。這種穿插設計截至在跌倒被扶起后,張頌文看似輕松地環顧四周林立的“觀眾”,對由震驚而產生的失控進行了辯護和偽裝。

圖2.電影《滿江紅》劇照

總的來說,在記憶與意象的表演運作序列中,敘事層面的底層小人物看似通過抗爭掌握了話語權,實則獲得了“懲罰”,成為被觀看的景觀,走向一個被規訓的罪惡偽善的身體空殼。在表演層面,通過對被懲罰的身體的有序展示,權力的機制在敘事象征框架的內部得到再現和強化,而演員表演對角色與敘事保持的距離,即有序的設計建立的外化失序的視覺表征,呈現出“一方面被操縱被利用,另一方面表現反抗和干擾”的身體,“那種有反抗有需求,被社會化了的,而且抵制與社會趨同的身軀,它雖然喪失了一定的權力,但充滿顛覆的力量”17,從而生成超出敘事象征框架的多義性和文化訊息,與社會文化記憶形成互文與意指。

可見,身體修辭在表演文本內部的運作具有聯結和表意作用。在“記憶-意象”的文化運作中,演員在“記憶”中演繹“意象”,“文化從抽象的精神走向可見的人體”18,當代影視表演被引向更為開闊、開放、自主的認知空間。如果我們以身體修辭為話語樞紐,那么表演文本之間的修辭互文,表演文本與整體敘事框架的互文,以及表演文本與銀幕之外的互文則說明身體修辭所聯結和運作下的當代影視表演文本正作為意義轉換的媒介物。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言:“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們所觸及的一切生活形態?!?9當代影視表演的意義生成過程也是對現實認知的重塑過程。

三、延拓:當代影視表演的意義生成

依托于視頻制作軟件的更迭簡化與推廣使用以及流媒體平臺大數據的彈幕交互與即時反饋,當代觀眾在觀演過程中可以任意把一個表演動作剝離為獨立存在,或自行重新拼貼,將演員身體以及身體的表演運作解構為修辭文本,用以結構新的“表演文本”,從而生成新的表意,譬如伴隨偶像表演和粉絲經濟衍生的“cp剪輯”,抑或是影視解說類視頻。不得不說,這種解構主義的后現代思維展現了觀演關系的新型互動。在當代影視表演的意義生成過程中,觀眾對“文本”的審美認同行為指向對表演修辭的主觀認知,也指向當代社會人們不斷追求新穎和動態的深層文化邏輯。

首先,作為審美主體的觀眾對表演文本奇觀審美圖示的麻痹化與文化的轉向因果相續?;仡櫽跋癜l展史,在20世紀10年代的特殊歷史節點,電影脫離了早期先鋒派純粹的奇觀展示,被好萊塢流水線制作的敘事邏輯收編。然而伴隨視覺文化時代到來,人們對“新奇和轟動”不斷追求,奇觀影像重回影視文化的主導形態,并內化到表演當中,表演成為身體顯形的“視覺圖像”,不再以敘事表意為重心。然“新奇總被更新奇的東西所取代,不斷地攫取視覺快感資源又不斷地失望”。20馬歇爾·麥克盧漢將希臘神話中的那喀索斯與人類的生活經驗直接相關,“正是因為持續不斷地接受日常使用的技術,所以在我們自身這些形象的關系中,我們才進入了潛意識中知覺和麻木的那喀索斯角色”。21在此,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觀演關系發展中,觀眾正成為表演的“伺服系統”而對機械復制的“驚奇”逐漸麻木,既無法停止對視覺快感的追求又陷入審美的“陌生化”之中,因“美”的隨處可見而無法感知美的存在。這一注意力的悖論狀態被喬納森·克拉里視為“ 知覺的懸置 ”,“主體處于一種既是關注又是關注缺席或延擱的狀態中,一方面對于某個吸引力碎片全神貫注,一方面又不斷受到競爭性吸引力打擾、震驚而無法全神貫注?!?2對此,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在哪一種藝術類別中,歷史進程行至某個結點,總會分流出兩條道路:一條去往敘事,一條指向媒介本身?!?3

作為意義轉換的媒介物,當下影視表演正成為一種帶有震驚體驗的媒介新奇,將深層的文化邏輯以表演的方式直觀地再現,從而使表演的修辭性進入審美認知領域。有學者指出:“修辭性認知是以一種思維聯想的方式對現實予以模仿并再現”。24在2023年上半年的票房數據中,《滿江紅》《流浪地球2》位居前二,其中《滿江紅》以近46億元位列年度票房冠軍。兩部影片在題材和類型上具有明顯的差異,前者指向歷史文化,后者指向未來想象。但兩部影片對表演的處理存在許多共同點,足以證明身體修辭在運作中對現實認知的聯結效果。

從表演層面來看,兩部影片都顯示出表演在“記憶-意象”運作序列中的再現現實認知的表意作用。其一,兩部影片都存在歷史與文化記憶層面的原型話語,即“英雄”原型。英雄蘊含了國人久經傳頌的民間文化記憶,表現為世俗道德所推崇的“忠義之士”??梢哉f,“英雄”這一原型話語自帶古典主義精神。結合敘事,兩部影片塑造的是一個或多個“末日英雄”,如《滿江紅》“鋤奸迷局”中的人物群像,以及《流浪地球2》中的劉培強和圖恒宇。在這里,“末日英雄”是一個由個體牽涉集體無意識與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爱斔诌_神話循環的最低點時,他將經歷極致的痛苦并得到報償。這種勝利可以用英雄與世界神母的交合(神圣婚姻),得到創世之父的認可(向父親贖罪)以及他自己的神圣化(神化)來呈現?!?5在影片中,“末日英雄”的“神化”時刻均以自我的犧牲來達成。因此,末日英雄的勝利并無世俗意義上的有效報償。不僅如此,從整體原型來看,對“英雄之旅”結局的打破,是將英雄回歸到集體和日常的趨向,已然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古典主義英雄原型。其二,演員對“末日英雄”的典型演繹是以自然主義的戲劇式表演方法展現的,在表現現實的時刻正是身體顯形的時刻,身體的修辭表意因此成為劇場性的立體化的視覺意象?!稘M江紅》的張大“刻字”和《流浪地球2》的圖恒宇完成最終水下任務的一場“神化”時刻都是如此。其三,表演文本均以表現現實的手法再現“現實認知”,影視表演意義的生成最終達成對記憶的重提與重塑,從而在審美認知層面產生“新奇”體驗?!稘M江紅》的表演過程既是對岳飛精忠報國這一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寓言文本的直觀再現,也是對岳飛死后《滿江紅》歷史化過程的聯想式再現,可被視為“記憶的碎片”被重提的契機?!读骼说厍?》則是作為《流浪地球1》的前傳出場,以直觀再現的形式回答了《流浪地球1》中飽受詬病的“流浪地球計劃”的產生問題,這是對已有記憶的重塑與延伸。在當下,伴隨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數字化傳播機制,記住一切成為可能,然而,“歷史的加速度”卻導致了生活記憶與歷史的斷裂?!稘M江紅》和《流浪地球2》的表演實現了從原型話語導向現實認知的意義生成過程,在身體修辭重提記憶,表演修辭重塑記憶的時刻完成對斷裂和忘卻的“歷史記憶”認知的“陌生化”的反撥。更進一步,已然實現對現實認知再現與重塑的當代影視表演文本正延伸為一種修辭性認知,由此,當代影視表演主體的修辭邏輯得以走向一種認知的修辭。

綜上種種,可見當代影視表演意義的生成是一個修辭化的運作過程。影視表演修辭的迭變和大眾審美認知的循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項,而是一個彼此環繞的立體螺旋。在動態演變過程中,身體的顯形與隱形共同構成了身體修辭的開放的關聯性特質。通過聯結“記憶-意象”的文化運作序列,身體修辭將當代影視表演超脫于敘事文本,作為話語樞紐、媒介文本并走向認知領域。當代影視表演的經驗表明,帶領作品走向公共領域的表演固然有賴于身體對記憶、經驗、想象的表現與回應,以及對新興技術和傳統表演方法的深化與耦合,但從表演主體所蘊含的修辭邏輯來看,更重要的是創設一條從原型話語通往現實認知的動態意義渠道,以實現對大眾觀演審美圖式的“陌生化”反撥。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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