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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前后的毛澤東

2023-03-20 01:31劉國平
黨史博采·理論版 2023年10期
關鍵詞:國共合作

[摘要] 1923年召開的中共三大,確定了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極其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梳理毛澤東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活動軌跡和思想認識的變化,會發現他與中共三大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參與了“三大”會議籌備工作;因出色的工作成績、對待國共合作問題上的積極態度以及得到陳獨秀、馬林的“賞識”等,首次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層;負責起草黨史上第一部《農民問題決議案》,闡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會后積極貫徹中共三大精神。

[關鍵詞]毛澤東;中共三大;國共合作;農民問題

[作者簡介]劉國平,中共廣西柳州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歷史學碩士,廣西柳州 545616。

[中圖分類號] D220[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8031(2023)10-0014-04

2023年是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00周年。彈指一揮間,但歷史不能被歲月淹沒,而應該用來映照現實,啟迪未來。進一步挖掘中共三大的歷史價值、時代價值,對于賡續紅色血脈,汲取精神力量,走好新時代長征路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主要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在既充分發揚民主又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大會作出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以此種形式實現國共合作,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極其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毛澤東作為第二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早期黨員,在中共三大上有著什么樣的表現,發揮了怎樣的作用,為什么能夠進入中央領導層,會議結束后貫徹中共三大精神是否積極?本文力圖依據掌握的史料去回答這些問題,以求教于方家。

一、參與“三大”會議籌備工作

黨的一大召開后,毛澤東回到長沙,于1921年10月10日建立湖南黨支部并擔任書記。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遵從中央決定改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湖南的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績,這引起了黨中央和陳獨秀的高度關注。于是,1923年4月,毛澤東被調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陳獨秀調毛澤東到中央機關工作,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是讓毛澤東協助他籌備黨的三大?!半x湘赴滬后不久,毛澤東又會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先期到達廣州,為中共三大做準備工作?!雹贀泄踩蟠硇烀防せ貞洠好珴蓶|提前到廣州,參加了大會的各項籌備工作。②黃建東在《發表卓越見解 堅持正確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一文中指出:“中共三大召開前夕,毛澤東提前趕到廣州,協助陳獨秀進行大會籌備工作,起草中共三大的有關文件?!雹厶普衲显凇睹珴蓶|首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一文中也指出:“1923年1月陳獨秀著手籌備黨的三大時,便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雹鼙M管由于種種原因,目前較難找到反映毛澤東為籌備“三大”會議做了哪些具體工作的史料,但從上面的論述可以得出他參與了“三大”會議籌備工作的結論。

1923年4月,毛澤東從上海坐船抵達廣州,進行大會的籌備工作。⑤6月上旬,毛澤東參加了中共三大的預備會議。

預備會由第二屆中央委員和一些省、區的負責人參加,其中有毛澤東、李大釗、馬林、陳獨秀、譚平山、陳潭秋、羅章龍等人,會議由陳獨秀、馬林主持。內容主要是對有關大會問題交換意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談到國際、國內形勢。第二項內容是分工草擬各項決議案以及黨綱、黨章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張太雷、向警予、馬林等參加了會議文件的起草和會議的組織工作。

二、首次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層

產生中央領導集體是每一屆黨代會的一項重要內容。6月19日,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毛澤東等9人為中央委員,鄧培等5人為候補委員。對于當時的選舉情況,瞿秋白1929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中記載:“第三屆大會選舉:獨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澤東(34),朱少連(32),平山(30),項英(27),章龍(25)?!泵珴蓶|得票數排名第4,比較靠前。這是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還被選為中央局秘書。中共“三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备鶕摻M織法的規定,中共的所有函件,都要由陳獨秀和毛澤東兩人簽字才能生效,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在黨內的地位是很高的。

不是第二屆中央委員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為什么受到“青睞”,能夠進入中央領導層,并擔任重要的職務?本文結合掌握的史料對此進行一番剖析。

一是此前出色的工作成績。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因此成立初就把發展工人運動作為黨成立后的中心工作。為了更好領導工人運動,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之后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分部。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很快掀起了以香港海員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為代表的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缺乏斗爭經驗、反動勢力過于強大等原因,這段時期的工人運動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下遭受重大挫折和損失。而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組織發動的工人運動,取得的成績最為突出,1922年到1923年初,組織工會20多個,會員3萬余人,并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全省統一的工會性組織——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領導了粵漢鐵路、安源路礦、長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鉛鋅礦等10次工人大罷工。湖南在當時全國革命運動中成為表現最為亮眼的省區之一。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體現了毛澤東的領導水平和工作能力。

二是對待國共合作問題的積極態度。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一個由排斥到逐步接受的過程。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規定:“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边@表明當時中共沒有與國民黨合作的想法。到了1922年7月中共二大,雖然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但在聯合方式上主張實行黨外合作。而這種方式是孫中山不愿接受的,所以合作無從談起。在1922年8月召開的西湖會議上,圍繞國共合作問題又展開了激烈爭論,在馬林的極力說服下,最終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必須要有同盟者。⑥但黨內在究竟如何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與國民黨進行合作,加入國民黨后共產黨的獨立性應保持到什么程度等問題上仍存在意見分歧。因此迫切需要召開一次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來解決上述問題。中共三大就擔負著這樣的重要使命。于是,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合作,討論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成為大會的一個中心議題。會上代表們在這一問題上,展開了非常激烈的“交鋒”,甚至有一種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意味。根據中央檔案館珍藏“三大”檔案中陳獨秀起草的《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規定“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記錄清楚顯示: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3票棄權而通過。從票數分布情況看,贊成該決議案的占52.5%,反對的占40%,棄權的占7.5%,可見當時意見分歧之大、通過該決議案遇到的阻力之大。

那么,當時毛澤東對待國共合作問題持什么態度呢?與中共一大召開時“很少發言”的表現迥然不同,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則是積極發言,闡明自己的觀點。據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生前回憶:“毛澤東在開會期間很活躍,多次發言,提出主張國共合作的許多理由?!雹咴谥泄踩笊?,毛澤東堅決贊成黨內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贊成在產業工人中發展國民黨員,建立國民黨基層組織。認為在工人中發展國民黨員,可以擴大共產黨的影響,發展共產黨的組織。此外,毛澤東還在休息時間,找蔡和森等其他代表交流溝通,勸導、說服其他代表支持國共合作。這充分表明了毛澤東對待國共合作問題是持非常積極的態度的,而且還盡力去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代表。

三是得到陳獨秀、馬林的“賞識”。毛澤東的優異工作成績深得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好感和賞識。陳獨秀在中共三大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唯獨稱贊了湖南,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雹囫R林則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在上海我聽到的關于中國運動及其發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極的。但在南方我卻看到那里有可能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會獲得成功……只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組織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舉行了罷工?!雹嵩诋敃r干部特別是實干型干部十分緊缺的情況下,毛澤東無疑像一顆耀眼的明珠熠熠生輝,從而引起陳獨秀和馬林這兩位權威人物的極大關注而受到重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三、負責起草黨史上第一部《農民問題決議案》,闡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

毛澤東是黨較早認識到農民運動重要性的領導人之一。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根據自己在湖南從事農民運動的經驗,創造性地提出農民問題,強調了發動農民參加革命的重要性。他侃侃而談:“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薄叭魏胃锩?,農民問題都最重要?!泵珴蓶|闡述農民問題的這番話,思路清晰、有理有據、令人信服,給與會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大部分代表的支持。連張國燾在后來回憶時也說:“毛澤東向大會指出,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雹獯髸忻珴蓶|和譚平山起草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這對于引導全黨開始重視農民問題、研究農民問題、認識到農民的雄厚力量以及農民是“天然的同盟軍”產生了積極影響。

四、會后積極貫徹中共三大精神

中共三大后的一段時期里,毛澤東對推動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傾注了大量心血,經常通宵達旦地審閱和起草各種黨內文稿,還多次發表文章號召建立全國各階層的聯合戰線。為貫徹落實中共三大關于國共合作的決議,毛澤東于1923年9月回到家鄉湖南,指導籌建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1925年10月,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正式成立。

1923年冬,毛澤東赴廣州幫助籌備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1月,毛澤東作為湖南的代表參加了國民黨一大,擔任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還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此后,毛澤東為鞏固和發展國共合作還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1月至12月,毛澤東基本上是在國民黨內工作。這段工作經歷,讓他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國民黨內的基本情況以及國民黨內部的思想動向。當時,毛澤東一方面盡力去團結國民黨左派,另一方面同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的行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1924年1月,毛澤東被派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擔任組織部秘書,職責是“協助部長,辦理本部事務”。同時,兼任文書科秘書,還代理過文書科主任一段時間。當時,實際負責上海執行部的是組織部部長、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但由于胡漢民要參與國民黨改組后的許多重大事情,組織部的實際工作由毛澤東承擔。胡漢民信賴并器重毛澤東,在他的支持下,毛澤東的初期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孰料不久,胡漢民返回廣東,葉楚傖接任負責執行部的工作。毛澤東開始受到分共、反共勢力的排擠。特別是葉楚傖對毛澤東的工作一直持異議,對共產黨員一直心存戒備。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工作困難重重。7月,毛澤東辭去組織部秘書職務,只負責文書科工作。當時,毛澤東信任國民黨,工作熱情高、干勁足,以至于當時共產黨內部分高級領導人對他產生了誤解甚至不滿。毛澤東的工作吃力不討好,加上長時間超負荷工作積勞成疾,便于12月請假回到老家韶山了?;氐缴厣胶?,毛澤東通過反思這一年的工作,感到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已成為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八個月。在此期間,毛澤東做了大量的反帝反軍閥的宣傳工作,同時堅決地進行了反對“西山會議派”等國民黨右派的斗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初起,毛澤東開始把注意重心轉向農民運動,并真正投入大量精力去從事農民運動。這對于毛澤東來說,是身體力行去貫徹中共三大關于重視農民問題的精神,而對于中國革命而言,則是一件影響深遠而又重大的事情。在1925年回韶山養病期間,毛澤東組織韶山農民運動,開展維護農民利益的斗爭。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推動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后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通過深入考察農民和農民運動,更加深刻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薄稗r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還號召黨內同志下決心去做組織農民的工作,研究農民問題,了解農民的痛苦與需要,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向土豪劣紳斗爭,參與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這段時期,全國的農民運動迅猛發展。

簡而概之,中共三大召開前后這段時間,國際國內形勢撲朔迷離,毛澤東善于洞察形勢,堅持真理,堅守理想,堅毅果斷,敢于擔當,勇于斗爭,善于作為,對于促進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大革命的實踐中也經受了鍛煉,升華了認識,增長了才干,提升了能力,對他能夠在以后錯綜復雜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正確地把握歷史發展方向產生重要影響。

[注釋]

①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95.

②林修敏.毛澤東與中共三大[J].黨史博覽,1994(03):44.

③黃建東.發表卓越見解 堅持正確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三大[J].黨史文匯,2011(11):26.

④唐振南.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5):9.

⑤對于毛澤東何時抵達廣州參加中共三大,學術界存在爭議.本文采用歐陽湘在《黨的文獻》2018年第1期發表的《毛澤東1923年到廣州時間考》得出的觀點.

⑥黃茜.1923年中共三大,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N].南方都市報,2021-04-18.

⑦九旬憶舊——徐梅坤生平自述[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二大”和“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172.

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二大”和“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114.

⑩張國燾.我的回憶[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

?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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