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建黨理論若干重要問題考析

[摘要]建立和加強黨的領導是毛澤東提出思想建黨理論的邏輯主線，即著重思想建黨是毛澤東圍繞實現黨的領導提出來的理論成果。毛澤東處在斗爭實踐一線，實現黨的領導是其主要目標，他強調在加強政治教育的基礎上通過思想斗爭實現黨的思想領導。毛澤東早有糾正紅四軍黨內錯誤思想的想法，但因軍事斗爭頻繁、紅四軍內部有分團主義傾向等原因沒有提出。劉安恭挑起的“前委和軍委分權”之爭，使根據地事業乃至中國革命面臨巨大危機，這是毛澤東提出思想建黨的重要契機。肅清非無產階級意識、糾正極端民主化傾向、保持政治領導核心的穩定是中共中央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革命實踐取得的重要經驗，這三種因素使得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在九月來信中作出了支持毛澤東的正確選擇。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建黨；黨的領導；思想斗爭

[作者簡介]譚文韜，中共茂名市委黨校政治教研室主任，廣東茂名 525000。

[中圖分類號] A8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8031（2023）10-0018-06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币话俣嗄陙?，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不斷取得新勝利，關鍵密碼在于始終堅持思想建黨，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以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時代背景下，深化對思想建黨理論的研究，對于總結思想建黨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加強新時代黨的思想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擬梳理毛澤東的建黨實踐及其構建思想建黨理論的過程，探討毛澤東思想建黨理論的若干重要問題，揭示思想建黨理論的生成邏輯，詮釋思想建黨理論的核心要義。

一、建立和加強黨的領導是提出思想建黨理論的邏輯主線

但凡思想或理論，都有它提出來的邏輯主線。即某一思想或理論是發明者出于何種目的，從何種角度出發提出的。從毛澤東率部隊進軍井岡山到古田會議，屬于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建時期，當時軍隊黨和地方黨的建設均不完善，組織基礎十分薄弱。而在如此薄弱的組織基礎之上實現黨對軍隊和邊界的領導是當時黨面臨的最為困難的任務。這一時期黨的建設工作的特殊性在于，黨的內部建設與實現黨對軍隊和邊界的領導是同步進行的，而且內部建設必須服從于實現黨的領導的需要。由于當時黨的各項工作基本圍繞著武裝斗爭進行，所以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是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思考的主要問題。因此，考察毛澤東提出的思想建黨理論，實現黨對軍隊領導是至關重要的一個視角。

秋收起義受挫后，部隊傷病增加、士氣低落、軍紀松弛，部隊隨時面臨潰散的危險。同時，在部隊轉移期間，師長余灑度等破壞前委統一領導，其私自收編邱國軒團、私自放走蓮花縣保安隊隊長等行為對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如何有效掌握部隊，實現黨對部隊的領導是此時擺在毛澤東面前的首要課題。危機當前，毛澤東在三灣對部隊進行了改編，通過支部建在連上強化了黨對軍隊的組織領導，增強了對部隊的掌控力。三灣改編實行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等措施，密切了官兵關系，使軍隊內部實現了“階級的團結”，有效肅清了舊軍隊的壞習氣、壞作風，奠定了黨的領導的思想基礎。在黨的領導下，部隊建立了政治工作機制，普遍開展政治教育和階級教育，“使他們懂得我們是什么性質的軍隊，是為誰打仗的”。在支部建在連上、軍隊民主與政治教育的疊加作用下，黨從整體上實現了對部隊的領導。

井岡山時期，除前委和各級黨委、黨代表外，黨主要通過士兵委員會領導部隊，前委和士委會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因此，士委會的權利是有限度的，“只能對于某個問題建議或質問，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處理，士委開會必須由黨代表參加，等于一個政治顧問的性質”①。其職責主要有四：“1、參加軍隊管理。2、維持紅軍紀律。3、監督軍隊的經濟。4、作群眾運動。5、作士兵政治教育?！雹谠谝粋€時期里，士委會在實現黨對部隊的領導、開辟根據地建設新局面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皩憳苏Z，貼標語，發傳單，演講宣傳，組織群眾，由士委督促自動的去干，比設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強得多?！雹鄣课瘯吘共皇屈h的組織機構，由于士委會中的黨員威信不夠或受錯誤思想影響等原因，士委會受普通士兵的影響有時多于受黨的影響，甚至破壞黨對部隊的領導，黨對士委會不能實現真正的全面領導。

陳毅后來向中共中央匯報時談到，“士兵委員會的運用不好，有時超出士委職權的范圍，有時又不發生作用等于空閑機關”④。其中尤以超越職權對黨的領導的危害為大。以八月失敗為例，“由湘南宜章農民組成的紅二十九團，因家鄉觀念太重，借口湖南省委有指示去湘南發展，在酃縣城秘密召開士兵代表會，擅自決定次日由酃縣去湘南。還確定了出發的時間，找了向導”⑤，后來朱德、陳毅多番勸阻均無效，也未執行毛澤東親筆信要求的回井岡山的決策?？傊?，“這一次黨完全失去了作用?！雹拊谶@一事件中，士委會受到狹隘農民意識的影響，沒有做好黨領導部隊的幫手，反而迎合了一些士兵的錯誤思想，超越了職權，這說明前委對士委會的領導是不夠的，有加強領導的需要。

針對八月失敗暴露的問題，紅4軍六大決定進一步健全士委會，加強黨對士委會的領導。六大通過的《黨務決議案》提出，成立黨團指揮士委會，黨的機關設置在各級士委會內，黨的負責同志須兼為士委職員，對外須提高士委權力。同時要求在戰斗兵中大量發展黨員，至少須占士兵的1/2，以此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另外，毛澤東認為，“五屆軍委決定健全各團委，軍委只負政治指導責任，因此對于下級情況毫不明了，各團委也獨自為政，遂有不能集中之弊”⑦，導致黨對軍隊的掌控力下降，也是八月失敗的重要原因。所以，紅4軍六大提出“今后應健全軍委，軍委須經常明瞭各支部的工作?！雹嗫傮w來看，此次改造士委會重在加強黨對士委會的組織領導，至于部分黨員和士兵暴露出來的農民意識問題，毛澤東出于軍內存在分團主義傾向等原因，沒有提出加強思想領導，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改造思路，增加指導機關的工人和貧農成分，同時加強政治教育。

紅4軍六大以后，盡管黨對部隊的組織領導明顯增強，但是單純的政治教育無法遏制士兵的錯誤思想。1928年12月以來，紅4軍經過歷次戰役，損失頗大，經過政治訓練的老兵員大量喪失，補充進來的多是俘虜兵，單純軍事主義、流寇思想等在部隊內廣泛存在。而這時候政治工作人員嚴重缺乏，加上戰事頻繁，政治教育無法正常開展。在此情況下，錯誤思想對士委會的影響超過了黨對士委會的影響。在關乎紅4軍命運的大柏地戰斗中，士兵委員會受到錯誤思想影響，破壞了黨對部隊的領導。江華回憶道：“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隊繼續前進。這時擔任前衛的三十一團三營不走了。那時部隊內的民主還是相當大的。三營的士兵委員會到各處聯系堅決表示不能讓敵人趕著跑了。要走，你們走，三營是決心不走了，在這里決一死戰，打跨尾追的敵人?！雹崆拔o急研究，認為地形有利，可以伏擊敵人，于是作了戰斗部署。最后大柏地戰斗雖然取得了勝利，但31團3營士委會的表現暴露出，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此時已經成為實現黨對士委會的領導進而對部隊的領導的最大障礙因素。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古田會議前，1929年9月，陳毅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談到，“紅軍士兵來源多半出于招募及改編敵兵，因此軍隊只能集團行動，豎極大目標引起敵人圍攻而不能做到化整個為零?！雹馑?，毛澤東提出的思想建黨理論針對的不僅是邊界黨的農民黨傾向問題，更是紅4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破壞黨對軍隊的領導的問題。簡言之，思想建黨是當時實現黨對軍隊領導的現實需要。

二、井岡山實踐與毛澤東思想建黨理論的發軔

對于八七會議后各級黨組織的改造問題，中共中央強調，“黨的成分的改造，黨員思想的改造，指導機關的改造，一切工作方法的改造，黨與群眾組織關系的改造，黨內干部之形成，尤其成了黨的組織的最嚴重的問題?！?可以看到，成分的改造，即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是擺在第一位的，黨員思想的改造是排在第二位的。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對于改造黨的基本思路。具體如何實現“黨員思想的改造”？主要辦法是加強政治理論教育，提高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這是當時黨內的主流看法，認為只要政治理論水平提高了，政治覺悟增強了，錯誤思想的影響自然就會降低。

從毛澤東對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視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通過加強政治教育糾正錯誤思想是認同的。當時，加強政治教育的內容包括“共產黨是干什么的”，“什么是共產主義”，“為什么要打倒土豪劣紳”等等，落腳點在于提高和啟發教育對象的政治覺悟，屬于正面引導。但是政治覺悟提高了，政治認同度增強了，不代表就沒有錯誤思想了。毛澤東長期身處斗爭一線，對錯誤思想的危害感受更深。八月失敗顯示了農民意識支配軍隊的嚴重危害，其破壞性作用表現在多個方面，一是被思鄉情緒支配，要求回湘南，二是戰場紀律不好。在戰斗中，“有些農民意識嚴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銀元，什么都揀，一個個肩背手提一大堆，真不象個紅軍的樣子”?。同時，邊界黨也存在走向農民黨的危險傾向，“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保守主義影響很大，而且八月失敗中有不少黨員缺乏革命堅定性，幫助敵人捉拿自己的同志，嚴重危害根據地事業的生存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展開對錯誤思想的斗爭，不僅武裝斗爭難以取得勝利，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也將難以順利開展。

梳理毛澤東形成思想建黨理論的過程可知，他對通過開展思想斗爭糾正錯誤思想的想法有兩個關鍵環節：

其一，毛澤東通過改造袁文才、王佐領導的農民自衛軍以及畢占云、張威等領導的起義部隊，建立了“思想改造是可行的”的理念。

毛澤東認為，勞動者只有通過團結和斗爭才能“養成階級的自覺”?，進而才能實現大團結，謀取本階級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出身不意味著具有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無產階級如此，毋庸說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了。所以吸收貧雇農等入黨，天然地就需要改造思想。那么改造思想是否可行？上井岡山后，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何長工等在改造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時創造了系列重要經驗。毛澤東的實踐經驗表明，在農村條件下，要實現以農民為主體的黨的無產階級化，關鍵在于提高“階級覺悟和群眾觀念”，“轉變他們的立場和世界觀”。對于改造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的成效，毛澤東是認可的。中共六大《決議》曾提出殺戮土匪領袖，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殺袁王二人，因為他認為袁王二人的“性質起了變化”?。另外，毛澤東對投誠部隊的改造工作同樣取得了成功經驗。1928年下半年，畢占云、張威先后帶領部隊前來參加革命，毛澤東通過建立各級黨組織、發展士兵委員會、加強政治教育等方式順利改造了這些部隊。畢占云、張威等投誠將領很快就入了黨，而且負責軍部守衛等重要任務，可見毛澤東對改造投誠部隊的成效也是認可的?？傮w來說，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既承認錯誤思想的根源在于階級成分，也承認根源于階級成分的錯誤思想可以通過思想斗爭和政治教育消除。即便是無產階級也不一定具有無產階級意識，關鍵是使黨員在立場和世界觀等方面向無產階級意識看齊。

其二，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時與錯誤思想有過直接交鋒，樹立了“錯誤思想必須糾正”的理念。

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作出了有關決議案。認真分析大會作出的決議案可知，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與錯誤思想作了斗爭，并試圖矯正之。如“今后黨的改造與建設”部分的第六條措施要求，“黨應該擴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黨員熱烈討論，深切了解，使黨員群眾能根據政策定出工作計劃，各級黨部委員及書記應盡量用選舉辦法產生?！?這種極端民主化的要求，顯然是邊界某些黨員提出的。面對這些錯誤思想傾向，毛澤東極力予以引導、矯正。毛澤東在該部分第五條劃清了底線，提出了前提條件，“在黨的改造當中，應完全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極力注意討論和執行黨的新政策，堅決與過去黨的小資產階級、自由、獨立、浪漫的分子，嚴密防止‘獨立國的傾向?！?這次交鋒表明，正確思想與錯誤思想之間無時無刻不處在斗爭中，錯誤思想必須糾正，正確思想必須占據主導地位。

思想改造是可行的、錯誤思想必須糾正，這兩個理念為毛澤東在1928年11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的對邊界黨要“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奠定了認識基礎。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強調了糾正錯誤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闡述了錯誤思想的表現、來源和糾正的方法，既為黨員反思、糾正錯誤思想提供了指引，也為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建設無產階級政黨提供了一條現實可行的路徑。

三、紅4軍內部爭論對毛澤東提出思想建黨理論的影響

1928年11月，針對邊界黨受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有走向農民黨的傾向，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提出了加強對邊界黨的思想領導的問題。實際上，當時軍中黨也存在走向農民黨的傾向，楊克敏總結八月失敗教訓的時候就提到，“這一次事件，我們得到的教訓是：農民黨的地方觀念實在是危險萬分的”?。那為何毛澤東只強調加強對邊界黨的思想領導，而沒有提出加強對紅4軍黨的思想領導？誠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這與紅4軍自成立以來就存在的黨的領導與個人領導的關系問題直接相關。

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的個人能力在保存部隊、開辟根據地、開展群眾運動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贏得了廣大官兵的擁護。而朱德在所部的生存和發展方面同樣發揮了關鍵作用。據粟?；貞?，朱德的個人魅力在保存部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不僅把他看作是這支部隊的最高領導，而且簡直看成是我們這個‘革命集體的好‘當家?！?正如毛澤東所說，“那時候的得救，可以說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所以，毛澤東部和朱德部合并成立紅4軍后，受歷史形成的個人領導影響，內部始終存在分團主義傾向，“兩團之間，似乎有二十八團與三十一團之分別，團與團之間似有點歷史上的界限”?，這是影響實現黨的統一領導的重要因素。

湖南省委對于紅4軍內部的分團主義問題早有察覺，并且多次提出解決這一問題。1928年6月，湖南省委在給湘贛邊特委及紅4軍軍委的信中即要求打破4軍內部的“‘分團主義、‘地方界限與‘槍支的私有觀念?！碑敃r，分團主義主要體現在槍支分配問題上?！岸藞F的槍支與三十一團的槍支是不平均的，屢次開會議決要平均，可是議決自議決，實際是行不通的?！眴栴}直到毛澤東、朱德率部隊下井岡山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1929年1月，在傳達中共六大決議的會議上，“鑒于過去二十九團農民的地方主義的損失，一方面四軍之中又有分團主義的壞現象……有人提議主張四五軍混合編制的，人員槍枝都抖散，平均合編，以免所謂之平江農民占踏過去二十九團宜章農民之覆轍；再則又可借此機會以打破二十八、三十一團的歷史界限，到會人員多數贊成之。不過因為當時軍隊行動在即，混合編時，需時甚久”，所以混編的問題最后被暫時擱置，分團主義傾向繼續存在。

應該說，當時紅4軍領導層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是不甚一致的。如在群眾紀律問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軍內錯誤思想的危害等問題，出現了意見分歧，加上紅4軍內部本就存在的分團主義傾向，不僅使部分工作無法有效開展，還埋下了破壞紅4軍團結穩定的隱患。但是，在他們沒有嚴重意見沖突的情況下，分團主義“還不過是小的問題，還不能影響大局，對于革命還不致有多大的妨礙”。于毛澤東而言，軍隊的團結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因為軍隊是武裝斗爭的主要力量，對于整個革命事業，特別是開展土地革命和鞏固根據地來說至關重要。所以，盡管“黨在這時期中不能有絕對的指揮權，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支上的嘗試”，但為避免引起內部斗爭，破壞紅4軍的團結穩定，毛澤東沒有在紅4軍黨中提出加強思想領導的任務。

1929年5月，劉安恭向前委和黨員大會作報告，貫徹中共中央二月來信精神，提出脫離生產的紅軍不能存在，散布紅軍的取消主義，迎合了部分具有流寇思想的士兵黨員。二月來信對中國革命前途持悲觀態度，在此影響下，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遭到林彪等人的反對，軍隊發展方向和根據地事業面臨較大的變化。同時，劉安恭“主持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領導權。他在紅四軍干部、戰士中的非組織活動，制造了極大的混亂，甚至引起產生不正常的派別現象?！庇蓜补б鸬年P于前委和軍委分權、黨的領導和個人領導等問題的爭論使得紅4軍黨面臨失去對軍隊的領導權的危險。無論是對中國革命事業，還是對毛澤東已經堅定的工農武裝割據道路來說，失去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都是致命打擊，這是毛澤東不能接受的。所以，毛澤東在6月14日給林彪的復信中明確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于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胺灿姓系K腐舊思想之鏟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這是同志們今后奮斗的目標”。

為何毛澤東最終選擇在6月《給林彪的信》中提出鏟除錯誤思想、徹底改造紅軍？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如不糾正錯誤思想，前委將無法開展工作。此時紅4軍內部思想十分混亂，而且非無產階級思想占主導地位，內部本來存在的分團主義經由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前委和軍委分權等問題的爭論顯性地暴露出來。1929年6月8日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雖然撤銷了臨時軍委，但在前委之下還要不要設立紅4軍軍委這一組織，人們的認識并不一致，“在紅四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與朱德之間，也產生了這種分歧?！币粫r間，毛澤東及其代表的正確意見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其二，前委軍委分權討論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威脅。毛澤東此時已經十分堅定工農武裝割據的可行性，但中共中央二月來信對革命前途持悲觀態度，基本理由是黨的領導太弱。在4月的復信中，毛澤東針對中央的悲觀情緒提出了一年奪取江西計劃，要實現這一任務，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如何加強黨的領導。換言之，此時正是毛澤東希望加強黨的領導的時候。錯誤思想本來就影響了黨的領導的實現，如果前委和軍委真的分權了，前委將喪失對軍隊的領導權，工農武裝割據道路、根據地事業也將因為缺乏正確的領導而遭受滅頂之災。在這個關鍵時刻，錯誤思想“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p>

四、九月來信與毛澤東提出思想建黨理論

1929年3月20日，紅4軍前委在致福建省委并轉中央的報告中談到，“兩年以來，因交通隔絕，僅得中央來件二件二次?！倍谏院?月5日《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毛澤東感慨，1928年8月和11月給中央的“兩重要報告，中央一個未收到，無怪對我們的情形完全隔膜了?！边@說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央與紅4軍是缺乏直接聯系的，中共中央對紅4軍的情況不甚了解，紅4軍也無法得到黨中央的及時指導。那么，在恢復聯系之后，中共中央何以在九月來信中作出支持毛澤東在紅4軍黨中糾正錯誤思想，并強調維護毛澤東和朱德在“群眾中的信仰”？總的來說，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肅清非無產階級思想是中共中央當時的既定計劃。大革命失敗后，中央認為資產階級已經叛變革命，未來“只有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直接地來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而且，從保證革命順利向社會主義方向轉變的要求出發，中央特別強調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共中央很快認識到了非無產階級意識的嚴重危害，并把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列為組織建設的主要目標。1928年11月11日，周恩來在《告全體同志書》中指出：“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的確還時時在破壞黨的組織，妨礙黨的工作。全黨的同志，應堅決地起來奮斗，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周恩來起草的這份重要文件，紅4軍前委于1929年4月上旬在于都得到并“在興國石印數千份，散發紅軍及各地黨部”。這是毛澤東后來提出糾正錯誤思想的重要政策依據。所不同的是，對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當時從中共中央到地方均強調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實行指導機關工人化，加強政治訓練，“各級黨部都要盡可能地討論一切黨的政治問題，引導每個同志都盡量發表對于政治問題的意見。同時加緊黨內的政治教育，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倍珴蓶|在紅4軍黨和邊界黨被非無產階級思想包圍的情況下強調與錯誤思想作堅決斗爭，把思想斗爭作為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的主要手段。

（二）極端民主化危害黨的領導是當時中共中央的基本觀點。極端民主化是大革命失敗后各地黨組織出現的具有共性的問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強調必須從思想上分清極端民主化和民主集中制的區別，命令主義與說服群眾的區別，懲辦主義與鐵的紀律的區別。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有些同志不顧黨的主觀條件如何，不顧黨的秘密存在與嚴厲的白色恐怖，要求無條件地實行黨內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對指導機關的決議和指示，鬧黨內糾紛問題，削弱指導機關的威權，形成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有許多不覺悟而且大多是有害于黨的分子，更提出了‘黨內極端平等，絕對自由的口號?！薄霸谀壳包h內無產階級基礎削弱的情況下，加以客觀上白色恐怖的嚴重，黨內民主化的執行限度是應當有條件的，同時黨在各地必須實行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最高機關的決議，下級機關應當無疑地執行?！被谶@種認識，紅4軍的極端民主化現象自然是中共中央重點關注而且認為是必須整改的。在1929年8月21日給紅4軍的信中，中共中央就已提出“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是錯誤的，紅軍中的黨“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在九月來信再次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p>

（三）鞏固領導核心是中共中央處理地方黨組織內部糾紛的重要經驗。大革命失敗后，部分黨組織渙散狀態十分嚴重，一些黨員對中共中央和省委的通告拒不執行，組織內有許多無原則的派別糾紛，有些省級黨組織甚至因為內部糾紛成立了“第二省委”。1928年12月，周恩來處理順直問題時提出，不要把一切糾紛都認為是路線斗爭，要加強政治教育，鞏固內部團結，“從積極工作的出路上解決過去一切糾紛”。順直等問題的解決，使中共中央認識到鞏固黨的政治領導的重要性。所以在紅4軍內部發生爭論之際，中共中央在1929年8月21日給紅4軍的信中直接指出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斗爭是錯誤的。在此基礎上，九月來信進一步批評指出，“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公開提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使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發生影響?！敝甘拘乓?，“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并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93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就紅4軍行動問題給廣東省委的復信也佐證了這一點，信中說：“潤之現已復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由此可見，保證紅4軍內部的團結統一也是中共中央支持毛澤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結語

歷史證明，毛澤東提出的思想建黨理論對于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以及黨對軍隊的領導具有重要作用，它給出的重大啟示是，要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一方面要加強政治教育以啟發覺悟，另一方面也要開展思想斗爭以糾正錯誤思想，只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其中，思想斗爭是毛澤東思想建黨理論的核心要義，唯有通過思想斗爭，及時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才能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注釋]

①②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365.

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63.

④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375.

⑤陳毅年譜（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5.

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54.

⑦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01.

⑨江華.追憶與思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65-66.

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37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77.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383.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4.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189.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308.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66.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140.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66-267.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9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01.

陳毅年譜（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99.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291.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302.

周恩來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216-21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0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0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