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冀魯豫邊區稅收與根據地建設

黃?？　∩甓髁x　秦峻嶺　馮曉偉

[摘要]晉冀魯豫邊區是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華北創建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幅員之大，人口最多，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堪稱第一”。稅收作為政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為根據地建設充裕財政，保障軍需的同時，量力合理負擔，促進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鞏固抗日民主政權；與貿易、金融一起，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打贏了抗日的經濟戰爭，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相結合，統籌統支，節約用好每一分稅款；充分利用稅收的調節作用，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等。政權的性質決定稅收的性質，邊區稅收促進邊區政權建設，邊區政府充分發揮稅收的職能作用，把晉冀魯豫交界區域從抗戰前“苦甲天人”的極端落后地區，建設成為人人有地種、人人有事干、人人有飯吃，政治民主、經濟發展、民生幸福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同時為新中國稅收制度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抗日戰爭；晉冀魯豫邊區；稅收制度建設

[作者簡介]黃?？?，國家稅務總局涉縣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河北涉縣 056400；申恩義，國家稅務總局涉縣稅務局，一級主辦，河北涉縣 056400；秦峻嶺，國家稅務總局涉縣稅務局黨委委員，副局長，河北涉縣 056400；馮曉偉，國家稅務總局涉縣稅務局辦公室主任，河北涉縣 056400。

[中圖分類號] D23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8031（2023）10-0050-05

國之興替，稅之豐歉，體現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發展要求，通過民眾對稅收的遵從，可以管窺出民心向背和國運興衰。晉冀魯豫邊區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華北晉、冀、魯、豫、蘇五省邊界建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從1937年底，次第建立起太北、太岳、冀南、冀魯豫抗日民主政權，并通過稅收籌糧籌款充裕財政，解決抗日的軍需民食，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稅收雛形。稅收，作為實現國家統治的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敵占區和國統區，稅收是巧取豪奪、橫征暴斂、貪污浪費，民眾是苦不堪言、難堪重負、逃稅抗稅；在邊區，稅收則取之得當、用之合理、民主治理，民眾是積極生產、踴躍捐輸、支援抗戰。通過民眾對待稅收的態度，戰爭勝負、民心向背，已經不言而喻。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們通過歷史資料，客觀地對新舊社會稅收負擔、稅收治理、稅收秩序、稅收制度比較分析，增強我們對人民稅收的認知，對稅收制度優越性的自信。

一、稅收與民主政治

稅收的性質，依托于中國革命的性質，為國家職能服務。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在華北敵后建立的晉冀魯豫邊區政權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政權，稅收的主要任務是抗日、民主，發展根據地經濟，保障戰爭的軍需民食。

抗戰前，本區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政治腐敗、軍閥混戰、窮兵黷武，國民黨的正稅之一的“統稅”收入從1931年到1935年增長2.19倍，田賦從1912年到1931年，增長61.29%。1926年河南預征了1927－1929年的田賦；除沉重的正稅外，各地方政府又附加雜捐，一張河南省正式刊印的地契契尾，明白無誤地刊印著：正稅七分，附捐一分二厘，公安捐一分，教育捐一分，民團捐一分，手數科一分，附捐已占到正稅的74.29%。這僅是附契稅征收的雜捐，而其他訓練捐、商團捐、民團捐等地方雜捐，有的地方達147種。除中央政府、地方軍閥的稅捐外，另還有名目繁多的牙行的牙稅：土布牙稅、砟炭牙稅、花籽牙稅、油餅牙稅、豬羊牙稅、葦席牙稅等達40多種，這是農業和工副業的稅收。商業上，則是“坐地抽利、雁過剝毛”的厘金，一切日用所需交易之物，出產厘、出地厘、出戶厘、落地厘、土產厘、過境厘、交易厘、坐厘、行厘等，數不勝數，稅率達到價款的20%之多，嚴重抑制了商品的流通，市場蕭條，物價高漲；社會上，則有社團、宗教、會道門的各種捐款。

架在農民頭上的“三把刀”，除稅收外，還有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貸，其中“苦甲天下”的豫北地區最甚，勞苦大眾，為了生存，被迫逃離土地，背景離鄉，到深山老林開荒，或逃荒要飯，致使土地荒蕪，農村破產，匪患蜂起，動蕩不安。1939年冀南地區的洪災、1942、1943年豫北地區的旱災、1944年從冀南、冀魯豫區蔓延開的蝗災，使勞苦大眾已經到了不堪重負的境地。比天災更可怕的是日寇的燒殺搶掠、國民黨軍閥潰逃官兵的乘機洗劫，被老百姓稱為“水旱蝗湯（湯恩伯）”，當地傳唱著民謠：“大水浪淘天，十年倒有九年淹，賣掉兒郎換把米，賣掉妮子好上捐，餓死黃牛打死狗，背著包袱走天邊”。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八路軍129師奉命挺進晉東南，創建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在開赴前線時，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和山西當權派閻錫山，經過談判達成協議，同意在敵后淪陷區組織“民族解放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委會），按山西省政府制定的“合理負擔攤款辦法”籌糧籌款。1940年4月，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在晉城談判簽署協議（史稱漳河劃界協議），以漳河為界，漳河以南為國民黨駐防區，以北為共產黨駐防區，界上不駐兵，雙方不越界。使我晉冀豫邊區在約定的防區內建設政權、組織群眾、征糧收稅。

1937年10月16日，劉少奇發表《抗日游擊戰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其中在財政經濟政策中寫道：“取消過去一切的捐稅和攤派，重新規定統一的累進稅”、“向富戶征收救國捐”、“盡可能規定大體的預算”、“取締牙行的壟斷”。1938年9月冀南區稅務局成立后，宣布廢除46種苛捐雜稅。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前，發出“財政經濟問題的指示”，確立財政制度，決定整理田賦、稅收。1940年4月16日，楊尚昆在黎城會議上發表了《目前政治形勢與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鞏固抗日根據地及其各種基本政策》中指示，“田賦整理”“取消厘金卡子”；全區脫產人員不得超過全區人口的3%，納稅人口一般占80%。1940年9月25日，彭德懷在北方局會議上闡述了稅收政策：“統一累進稅，是進步的，合理的稅收，是新民主主義制度下應采用的稅收?！?/p>

中國共產黨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稅收主張，抗日民主政權納入施政綱領，堅決貫徹執行。冀太聯辦成立后，按照“有錢出錢、有糧出糧、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原則，頒布了《修正合理負擔征收款項實施條例》。1942年5月，開始征收統一累進稅，取消了田賦，規定負擔面達到負擔人口的80%，最高負擔率不超過30%。對內地工商業除煙酒產稅外，一律不征稅。頒布了出入口稅稅則、煙產稅稅則、契稅征收辦法。

正是由于統一了稅收政策，取消了苛捐雜稅，財政上實行統收統支和“量入為出”“量出為入”相結合的預算制度，稅收的制定權限集中在邊區政府，各地方一律不得附征稅收，黨、政、軍、民一律不得向群眾籌糧籌款，從根本上杜絕了多頭收、多頭支、“開條子”、“抓一把”的臨時之舉。1941年8月9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向邊區參議會做財政建設報告：“1941年度財政收入概算2661.26萬元，除去入口稅182萬元，邊區人口1500萬人，每人負擔約合戰前1.3元，遠低于抗戰前的4元多，而這個負擔處在經過四年戰爭與前線需要十分迫切的境況?！睘闇p輕民眾負擔，在邊區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下，“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荒種地，改良農具，引進優良品種，發放農業貸款，表彰生產先進，實施科技興農，開展打蝗運動，1944年根據地取得大面積豐收，使機關自己解決5個月的口糧。太行軍區增產糧食30萬擔，太岳軍區增產糧食14萬擔。而在同時期敵占區人民，1941年4月1日起，實行“余糧歸公”制度，即每個農民每年所獲的糧食，除去最低食用數額外，所有余糧，一律歸公。

1941年，毛澤東接受黨外人士李鼎銘的建議，提出“精兵簡政，節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務”后，劉伯承、鄧小平親自領導，“緊縮統率機關，減少指揮層級，充實戰斗連隊”，129師師直由29個單位精簡到12個，人員由2627人減少到1163個，分別減少58.6%和56.7%；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機關由原來的548人減少至285人，減少了48%；各縣、區、村也進行了撤并和聯合制，整個太行區減少脫產人員6萬人。精簡下來的人員充實戰斗一線，合并伙食單位，減少行政費用。

在邊區，在減輕稅收負擔的同時，開展減租減息運動，規定在原基礎上減少地租利息25%，地租額最高不得超過37.5%，利息最高不得超過月息1%，同時規定農民向地主繳租繳息。既照顧了貧農，又照顧到了富民，緩和階級矛盾，實行抗日的統一戰線，因此在根據地民主普選縣、區、村基層政權時，照顧了民生，爭取了民意，一致取得了群眾的擁護。

二、稅收與經濟斗爭

鄧小平指出，“敵后的經濟戰線斗爭的尖銳程度，絕不減于軍事戰線?！比哲娫谡紊蠈嵭小耙匀A制華”，推動華北自治；在經濟上，提出“以戰養戰”、“總力戰”、“經濟戰”，成立了“華北開發公司”，依靠軍事力量的控制和政治壓力，壟斷市場，掠奪資源，向根據地偷運違禁商品，大量傾銷，襲擊集市，發行偽鈔，企圖困死根據地軍民，給根據地經濟造成很大的困難。我根據地依托廣大農村市場和商品，團結和組織商人，針鋒相對，發起包括稅收手段（通過出入口稅率調整進出口物資、價格，平衡外匯）的對日的經濟戰，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

1938年9月間，冀南區就成立稅務總局，山西三專署成立戰時特捐局，征收出入口稅。但由于對持久抗戰的物資困難嚴重性認識不足，經驗不夠，對日貨不分對我有利與否，一律禁絕，致使人民生活困難。1941年1月15日，冀太聯辦成立稅務總局及下轄總局辦事處、稅務分局、縣稽征局、緝私隊，1941年10月次第成立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按照“獎出限入”“對內自由，對外管理”的原則，制定出入口稅稅則，在邊界地區集市設置“稅卡”，征收出入口稅，充裕財政。同時發動群眾性的緝私活動，發動群眾舉報，在根據地的邊緣區，建立縱深緝私帶，打擊走私。根據根據地對物資的需要程度，稅率5%--45%，分為特許進出口、免稅進出口、征稅進出口、禁止進出口，憑稅收憑證在根據地內可以運銷。憑著稅務干部對商業和商人的聯系，對根據地需要的商品，組織商人運進來，根據地的山貨、手工業品、紙煙等則組織起來，銷往敵占區，換回緊缺物資或外匯，稅收配合糧食、貨幣、貿易、生產，牢牢地掌握住根據地出產的糧食、棉花、鐵、硝、工業原料等戰略物資，使敵人經濟陷入困難，從而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使敵人“以戰養戰”的計劃破產，使敵占區城市糧食恐慌、交易死滯、物價高漲、工商業倒閉而無法挽救。

三、稅收與增加生產

稅收不僅僅是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更主要的任務是刺激和增加社會財富。在稅收與生產上，晉冀魯豫邊區“先予”而“后取”。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的‘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積蓄物資力量，增加生產建設”的方針，親自審定統一累進稅條例，在制定稅則時，注重鼓勵生產、增加儲蓄。一是發展工副業。在根據地的國民收入中，85%是糧食，在財政收入中，75%是糧食，由于當時特殊的戰爭環境，稅收80%以上是“征實”。農業人口負擔了主要的稅收，工商業的統一累進稅累進速度低于農業，有利于繁榮工商業，1941年以前，農業稅收占邊區財政收入的90%，到1944年，工商業稅收（主要是關稅、契稅和煙產稅收）占到財政收入的15%。二是除耕地外的其他資產免稅。對存糧、存款、存貨不征稅，鼓勵人民節約、儲蓄，積累社會財富，有利于擴大再生產，再則對資產價值的評估和調查不易，有利于減少征稅上的摩擦和分歧；三是羊群、林木不征稅。鼓勵農民發展家庭副業，養殖畜牧和植樹造林，提高農民的經濟生活，年內新購或新孳生馬騾，均在其總收入內扣除一石谷物消耗，牛驢扣除五斗谷消耗；四是對新開荒地給予五年期限免稅。旱地改造為水田，當年按旱地征稅，僅太行區新開墾荒地40萬畝，新修灘地4000余畝，新修渠道增加水田8000畝，增加耕地面積，提高土地肥力。五是，對精耕細作增產不征稅。邊區政府要求每畝地積肥上糞25擔，每畝增產的目標是3升糧食。雖然由于根據地建設和戰爭進展公糧稅收負擔數額增加了，但負擔水平下降了。1942年每人平均負擔2.9斗，占平均總收入的16.95%，1943年負擔1.63斗，占其總收入10.5%，1944年負擔2.57斗，占其總收入12.75%?！叭毡緛砹藷Z、國民黨來了搶糧、共產黨來了種糧”，群眾更加擁護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民主政府，征糧時，三五天就能超額完成，呈現出一片“喜送公糧”的場景。

四、稅收與公平財富分配

晉冀魯豫邊區在稅收上，采取“取之合理”，通過增加民眾收入，擴大稅基和負稅能力，即“開源”之法；在財政資金的使用上則采取“用之得當”，通過節約資金的使用，杜絕貪污，減少浪費，即“節流”之法，以最低限度的民眾負擔，保障“小米加步槍”最低限度的軍政費用需求。

1940年4月，在北方局黎城會議上，確立了預算制度、審計制度、金庫制度，把支款和收款分開，不準縣、區、村的政府及任何個人向人民籌一文錢，把政權、群眾團體、地方武裝的供給按標準固定下來，解決了以往收支不報告、不繳款，上貧下富，上級百廢待舉而一文莫名，下級則隨意揮霍貪污浪費現象。脫產人員實行供給制，比照當地人民一般的生活水平，制定了最低限度的供給標準。1、糧食：軍隊每人每日小米1斤半（后方機關1斤6兩，黨政人員1斤4兩，十六兩制稱），1942、1943年因災每人每日減省4兩小米，軍政后方機關減省7兩，以支援災民，不足部分自己以糠菜、樹葉充饑。2、菜金：抗戰初期，普通人員每人每日0.05元，輕傷病員0.13元，重傷病員0.23元，特重傷病員0.4元，學校教職、學員每人每日0.1元。3、津貼：戰士、班長每人每月1.5元，排級干部2.5元，連級干部3.5元，營團干部4元，旅及以上干部5元；黨政人員專員級及以上每人每月5元，縣區一級3元，一般工作人員1元。4、服裝：每人每年單衣1-2套，單軍帽1頂，棉軍衣軍帽一套，襯衣1套，襪子2雙，草鞋、單鞋各4雙，綁帶1付，掛包1個，排以上干部大衣1件。另外還有醫藥費、烤火費、其他若干。而國民黨政府實行薪俸制，1928-1929年一個甲等縣政府縣長一人薪俸每月240-300元（各種回扣、手續費，還不在內），共產黨縣長與國民黨縣長個人享受來比較，則是12與1000之比。

在稅收資金的使用上，除去軍、黨、政、民人員的供給外，用之于民者，還包括：救災、教育、文化、生產基礎設施等，用之于民者占財政支出的10―20%。用于民政救災方面：1942-1943年，太行區發生歷史罕見的旱災，災民150萬人，糧食因災減產，農業收成只達常年產量的2-4成。為了減輕災民的負擔，太行區規定：“遇有荒欠年歲，土地收獲在二成以下者，應全部免租，在七成以下者，依次按成折扣交納?！边厖^政府向太行區“減免公糧共有14.05萬石”。按邊區財政歲入，每人每年負擔平均不超過3市斗小米計算，兩年來人民負擔的21%都用于直接賑濟了。用于教育方面：1946年3月晉冀魯豫邊區教育廳統計：區內辦有北方大學一座、中等教育學校44座（包括師范、財經、農林等專門學校），在校學生4685人，僅太行區十個縣就開辦冬學2096處，入學文盲15萬人之多。用于生產基礎實施方面：通過財政撥款、冀南銀行貸款、以工代賑等投資，開渠打井、修灘整地、植樹造林，提高農業生產能力，1943年5月１日，在129師政治部支持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組織修建漳南大渠，劉伯承、鄧小平親自參加修渠勞動，總用工12萬個，投資166萬元，邊區政府共撥糧食16萬斤。

《冀太聯辦戎子和副主任向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的財政建設工作報告》（1941年8月1日）指出“今天的一切負擔是用于爭取民族解放，從事抗戰建國的事業，保衛與發展人民永久切身利益的。人民的負擔，均是由抗日政府，供給前線軍隊的，是興辦了各項生產建設、文化教育事業的。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切為了人民?！?/p>

五、稅收與納稅遵從

民眾對稅收的遵從度，體現了對社會的滿意度，國民政府及之前的封建王朝，都把稅收作為其階級統治和攫取社會財富的工具，歷朝歷代都沒有走出官逼民反的往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稅收除不斷開征新稅、提高稅率外，苛雜、預征、借征、攤派，更主要的是征收制度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導致稅收轉嫁、中飽私囊、橫征暴斂、逃稅抗稅。全民族抗戰爆發前，該地區農村經濟破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田糧負擔不均與賦征過重。邊區抗日民主政權成立前的田賦征收，有三大弊?。阂皇遣皇钦魇盏綉?，而是征收到村。通過一個中間人“糧頭”或“約所”，掌有村或聯村的“地畝冊”（或叫“魚鱗冊”或“紅簿”），代代相傳，成為一種世襲的事業，而這個“糧頭”往往與官、富勾結，相互利用，從中取利，欺壓鄉愚，假公濟私，斂財自肥，把應由地主出的糧、賦強加到佃戶身上；二是田賦是以畝為單位征收，而非按產量征收。地主、富農大部分是產糧高的好地，貧農、中農是產糧低的邊地、貧地，統一按田畝征收，顯失公平。三是地主富農故意隱藏土地面積，稱之為“黑地”。以假契約的形式，將土地置于佃戶名下；日軍占領后，原地主逃離，其土地由租戶或管家代管，不交田賦，社地、族地、廟地、墳地被一些封建剝削者把持，不交田賦。這些現象，造成“有地無糧”“地多糧少”“地好糧輕”這些不公平的稅收。在征收手段上，對交不上糧的農戶采?。和フ?、吊打、取消佃租權等，遇到年景欠收，致使農戶逃租逃稅，有的賣兒賣女賣妻。在征實過程中，還要受超常剝削，如：強行克扣重量、不使用標準斗等，重利盤剝。

抗日民主政權成立后，對以上癥結一一清除。一是整理田賦。取消“里甲包稅制”“稅頭”等中間人，由農會、政治主任（或財糧主任）直接征收到戶，取消各種地方附加。二是清丈土地，核實稅基。冀太聯辦下發條令布告，發動群眾舉報，規定布告后20日內，自行呈報，如逾期不報，政府或人民團體查出后，按調劑耕地之需要，先由當地貧農、抗屬無償代耕，并得處以罰金，所得收益充實學校等公益事業。查“黑地”、清丈土地，取得相當成績：如：漳北偏城縣（現歸涉縣），原有土地13708畝，清丈后16544畝，增加2836畝；太南平順四個村原有土地4000畝，清丈后6100畝，新增2100畝，太行區磁武等七縣查獲黑瞞土地10萬畝以上，取消了不公平現象，勘查了耕地面積，增加了契稅，為實行統一累進稅資產調查打下了基礎。實施統一累進稅后，田賦作為不合理的“封建病稅”被取消，以前的積欠一律豁免。三是實行稅收民主自治。1941年7月14日，晉冀魯豫邊區合理負擔征收暫行辦法規定，民戶的財產和收入先由民戶自報，再由村公所復審，再以村為單位組織評議會，評議員由民戶代表、村干部、農會代表組成、富農代表參加，評定農業富力（計算納稅分數的依據），最后再進行公示和復議，充分實現了群眾對稅收的知情權、參與權，極大地提高了群眾納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雖然統一累進稅的計算復雜，但經廣泛宣傳、培訓、參與，根據地內人人會計算，甚至還實行農戶自認自繳、就地存放，與舊社會橫征暴斂形成鮮明的對比。四是建立規范的征收制度。邊區政府下發通令，取消了封建的吊打、庭杖等殘酷的封建酷吏衙門的征收方式，建立罰款、沒收、庭審等司法制度，責罰得當，教育為主。為照顧無力負擔者，實行遇災減免、赤貧者免予征稅等辦法，極大地提高了納稅遵從度，邊區民眾都把稅收看作是抗戰保障、民生源泉，積極主動納稅，1945、1946年兩年獲得豐收，縣、區、村莊、農戶不只按期繳齊公糧，還有額外獻糧的，有些群眾繳糧后，剩下三升五升，“今年收成好，算啦，多繳幾顆吧！”便倒入了倉庫。

全民族抗戰中，邊區人民擔負為八路軍總部和129師以及其他抗日部隊30萬人、地方工作人員15萬人吃飯穿衣，每年約繳納3.4億-4.5億斤的小米，從1940年-1945年6月，共征收出入口和內地工商稅收1.36億元，這些公糧稅款是在根據地遭受嚴重的天災人禍、戰爭消耗、基礎薄弱的境況下，依靠黨的領導、邊區政府的公信、抗日民眾的無私奉獻，是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重大貢獻，晉冀魯豫邊區所創設的治稅思想、稅收制度、征納關系，為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稅收奠定了基礎，實現了單純的財政稅收向經濟稅收、人民稅收的偉大轉折，為我們正確處理稅收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稅收與生產、流通、消費、積累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參考文獻]

[1]趙秀山.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2]河北省稅務局等.華北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

[3]魏宏運.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

[4]趙秀山，華田夫，趙軍威.華北解放區財經紀事[M].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