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董仲舒的“張三世”學說
——以何休為參照系

郭曉東

漢代經師多有《春秋》“三世”之說，東漢的宋均與何休均將“張三世”說視為《公羊》核心義旨之“三科九旨”的有機組成部分。宋均“張三世”說的具體內涵我們不得而知，何休在《公羊解詁》中則對“三世”說做了相當系統的表述。何休的“三世”說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張三世”學說被認為是《公羊》學最重要的義理之一，清代劉逢祿作《春秋公羊何氏釋例》，首錄“張三世例”(1)[清]劉逢祿撰、曾亦點校：《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春秋公羊釋例后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頁。，康有為則稱其為“孔子非常大義”“《春秋》第一大義”。(2)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卷2，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4頁。然而，清末蘇輿作《春秋繁露義證》時，引用錢塘的說法曰：“何氏三科九旨之說，實本仲舒?！碧K輿又說：“何氏三科九旨，所謂‘張三世’，見此篇；‘通三統’，見《三代改制篇》；‘異外內’，見《王道篇》?！?3)[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2頁，標點有改動?？梢?，蘇輿與錢塘俱以為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經有了“張三世”說，何休之“張三世”實本之于董仲舒。不過，何休在《公羊解詁》中只字未曾提及董仲舒，對于董仲舒的“三世”學說，后世學者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于是，我們不能不追問：董仲舒的《公羊》思想中有沒有同于何休的“張三世”學說？若誠如蘇輿、錢塘等人所說，何休的“張三世”學說本之于董仲舒，那么董、何有關“張三世”說的異同到底如何？鑒于何休對《春秋》的“張三世”思想已有成體系的論說，而董仲舒那里只有若干零星的表述，因此不妨以何休的“張三世”說為參照系，來具體考察董仲舒的論述。

一、董仲舒與何休論“三世”之斷限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楚莊王》曰：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4)[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9-10頁。

這里董仲舒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三等”，即“有見、有聞與有傳聞”?！坝幸?、有聞與有傳聞”的說法，本之于《公羊傳》隱公元年、桓公二年與哀公十四年分別提及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一語，這大概是后世“三世”說的最早雛形，盡管董仲舒沒用“三世”而用“三等”。又《春秋緯·演孔圖》曰：

昭、定、哀，為所見；文、宣、成、襄，為所聞；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中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4頁。

東漢何休于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

“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八劇闭?，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6)[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頁。

由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董仲舒、《演孔圖》與何休的說法幾乎如出一轍，將魯昭公、定公與哀公的時代定為所見世，將文、宣、成、襄定為所聞世，將隱、桓、莊、閔、僖定為所傳聞世。其后董仲舒后學顏安樂，將所見世的起始時間斷自孔子出生的魯襄公二十一年，理由是孔子出生之后，就應該屬孔子所見之世。對此，徐彥指出，“凡言見者，目睹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為見?？鬃邮忌?，未能識別，寧得謂之所見乎？”(7)同上，第5頁。又有東漢鄭玄根據《孝經援神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的說法，認為“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8)同上，第4頁。。其后，徐彥反駁說：“爾時孔子未生，焉得謂之所見乎？”“《援神契》者自是《孝經緯》橫說義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9)同上，第5頁。就《公羊》學說史而言，顏安樂與鄭玄的說法并不為后人所普遍接受。(10)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外是清中葉孔廣森所作的《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對于三世的斷限，采用了顏安樂的說法。(參見[清]莊存與、孔廣森撰，郭曉東、陸建松、鄒輝杰點校：《春秋正辭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3頁。)

從上述諸材料看，《演孔圖》與何休對“三世”之斷代同于董仲舒，雖然兩漢時期對“三世”之斷限有其他歧說，但董、何應該代表著當時主流的說法。這種共同的看法雖然不足以表明何休之說淵源于董仲舒，但多少可以表明兩漢經師對“三世”之斷代應該有一共同的師說源頭。

二、從“緣情制禮”的精神看董仲舒與何休論“三世異辭”的共同點

就“三世”說而言，光是“三世”之斷代，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既然“三世”之劃分本之于“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那么更關鍵的是要說清楚“三世”何以“異辭”?！洞呵锓甭丁こf王》又進而論所見、所聞與所傳聞曰：

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11)[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0-11頁。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豆騻鳌吩唬骸坝嘱д吆?？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12)[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1004頁。魯昭公要逐季氏而力所不及，為季氏所逐，《春秋》為昭公諱而稱“又雩”，所以董仲舒稱“微其辭”。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般為魯莊公之子，子赤為魯文公之子，俱為未逾年之君，俱為臣子所弒，然而前者書日而后者不書日，為什么會有這一書法上的差別呢？對于子赤卒不書日，《公羊傳》作出了解釋：“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13)[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第592頁。也就是說，子赤被人所弒，《春秋》為是子隱痛而不忍書其日，這就是董仲舒所謂“弗忍書日”，是所謂“痛其禍”。至于子般卒為什么《春秋》忍書“乙未”？《公羊傳》對此未作解釋，而董仲舒認為是“殺其恩”，即相對于子赤而言，在情感上有所降殺。之所以如此，董仲舒認為，子般卒于所傳聞之時，而子赤卒于所聞之時，所聞之時近于所傳聞之時，所以恩有所降殺，此即“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之意，就如陳立所說的“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14)[清]陳立撰、劉尚慈點校：《公羊義疏》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96頁。，所以董仲舒認為《春秋》于三個世代的書法各不相同，是“與情俱也”。

為什么“三世”所以異辭是“與情俱也”？董仲舒只是說“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并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解釋。不過如果以何休的說法為參照系，則可以對董生之說有一個更清楚的理解。

如上節引文所見，何休將所見世具體為自己與自己父親的時代，所聞世為祖父的時代，而所傳聞世為高祖、曾祖的時代。之所以將《春秋》三世與自己的父祖曾高的時代相對應，何休認為這里面體現了“緣情制禮”之義。他說：“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15)[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第38頁。就喪服制度而言，為父母服三年之喪，為祖父母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服齊衰三月，越近于己所服越重，越遠于己所服越輕。其所以如此，禮家認為，從“親親”的角度來講，“立愛自親始”，每個人與父母的情感最深，其次是祖父母，再次是曾祖高祖父母，從父母到曾祖高祖父母，其情漸次降殺，此即《禮記·喪服小記》所謂“親親”之“上殺”義。(16)《禮記·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笨追f達疏曰：“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6頁，標點有改動。)在董仲舒那里只是提到“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并沒有何休說得這么明確，不過《春秋繁露·奉本》有“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的說法，多少也具有以隱桓時代為遠祖時代即高祖曾祖時代、定哀時代為自己與父母之時代的意味，就此而言，董說與何休事實上相差并不遠。在這個意義上，“三世”既然對應于父祖曾高的不同時代，那么由于“親親”之等級不同，“三世”就有“異辭”，即所謂“‘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17)[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第38頁。何休舉例說：

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18)[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第125頁，下冊第1196頁。

何休這里的說法與前引董仲舒的說法幾乎沒有區別。子般卒日，子赤不日，就是因為所傳聞世較所聞世而言恩情有所殺減，此即董仲舒所說的“于傳聞殺其恩”之意。所見世所以“微其辭”，董仲舒舉昭公逐季氏而言又雩為例，又稱“與情俱也”，則“又雩”之為微辭，是為昭公諱惡。何休亦言：“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為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19)[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1004頁。昭公在所見世，如何休所說，君父于臣子恩深義重，是以凡君父之惡，不忍直書而為之諱，故多“微辭”。

《公羊傳》于定公元年又稱“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休注曰：“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20)同上，第1050頁。于何氏而言，所見世所以“微其辭”，又有畏時君而辟害容身的考慮。于此可以對照董仲舒的說法：“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21)[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2-13頁?！敖咭灾俏贰?，即何休所說“畏時君”；“義不訕上，智不危身”之類的說法，即何休所說的“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世逾近而言逾謹”，即何氏“慎之至也”之義?？梢?，所見世之“微其辭”，從情感上講要為君父諱以隆恩，從現實上講要畏時君以遠害，董仲舒與何休之說都沒有多大差別。

三、何休“張三世”說中的“三世治法”義

由上文看，就緣情制禮的角度說，“三世”所以“異辭”，是何休所說的“恩有厚薄，義有深淺”，亦即董仲舒所說的“與情俱也”。但這只是所以“異辭”一個方面的理由。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則“張三世”學說只是一種書法體例而已，何以自漢代以來就被視為《公羊》學最核心的義旨呢？“三世”說于《公羊》學之所以重要，在于何休對“三世異辭”的解釋中發揮出一套由“衰亂世”經“升平世”并走向“太平世”的“三世”之治法?！豆騻鳌钒哪攴Q“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22)[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1199頁。，在何休看來，孔子作《春秋》是要“以《春秋》當新王”，從而完成其撥亂反正的使命。因此，“三世”所以“異辭”者，就是如何休所說的是孔子“制治亂之法”。(23)[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第38頁。在這個意義上，何休從三世治法之不同來看“三世異辭”：

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后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劓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24)同上，第38頁。

在何休看來，《春秋》之“新王”在受命之初為“衰亂世”，此時王化秩序尚未建立，王者“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麄觕”。所謂用心之“麄觕”指治理這一世代，用心不宜過細，治法不當過嚴。這具體體現在書法上則是內外有別，以魯國為內，諸夏為外，魯國的小惡詳而書之，諸夏之小惡則略而不書，以此來表明先治魯國而后治諸夏的道理。到了“所聞世”，王化秩序在魯國已經建立，同時普及到諸夏國家，只有夷狄尚未被及王化，所以內外之別變成了以諸夏為內、以夷狄為外，書法上就表現為詳于諸夏、略于夷狄，這就是先治諸夏而后治夷狄的意思。何休稱這一階段為“見治升平”，升即進的意思，徐彥稱之曰“稍稍上進而至于大平”，所以又稱之為“升平世”。第三個階段是“所見世”，何休稱“著治太平”(25)所謂“著治太平”，徐彥稱“當爾之時，實非大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大平于昭、定、哀也”。(同上，第40頁。)，所以稱“太平世”。這一階段太平的王化秩序已經普遍建立，不再有大國與小國的區別，也不再有文明與野蠻的區分，所以稱“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此即皮錫瑞所說的：“外內無異，則不必攘；遠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26)[清]皮錫瑞：《春秋通論》，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02頁。這是一個在理論上被設想成為人人都能夠講信修睦的時代，被設想成為一個無惡行可譏可責的時代，從而“衰亂世”與“升平世”的治世方法在這一階段都不再適用。這一世代治世的特點是“用心尤深而詳”，即治法較衰亂、升平二世為嚴為詳，其具體表現之一便是《公羊》的“譏二名”之說。所謂“譏二名”指的是在“太平世”已經“文致太平”，這時王者治定，沒有什么可譏可責，只有取名字取兩個字的做法略有非禮之處，便要予以譏責。(27)定公六年《公羊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焙涡葑ⅲ骸盀槠潆y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洞呵铩范?、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1088頁。)

一般治《公羊》者認為，“張三世”說最有意義的便是何休對“三世”作出“衰亂世、升平世與太平世”的發揮。(28)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3頁。不過，學者們往往將何休的這一發揮視為一歷史哲學，認為何休闡釋了一種理想的社會進化理論。(29)參見黃樸民：《文致太平——何休與公羊學發微》，長沙：岳麓書社，2013年，第165頁；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第193頁。需要指出的是，關于何休說“衰亂、升平、太平”，目的并不是要說一種歷史哲學，而是闡述一種如何撥亂反正的政治哲學。當然，這樣一種政治哲學確實寄托了孔子對理想社會的期許，認為歷史應該如是而向前發展。正如趙伯雄所說：“何休的真意不在于要說明歷史曾經是怎樣的，而在于說明王者應當是怎樣的。他的三世說，只是借歷史來表達政治理想?！?參見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5頁。)與之相應，學者們普遍認為，在董仲舒那里，對“張三世”之論述并未達到何休這一高度(30)如趙伯雄認為，在董仲舒那里“絕沒有后來何休所說的什么‘據亂、升平、太平’的三世說”。(參見趙伯雄：《春秋學史》，第135頁。)，或者僅僅是認為董仲舒的說法只是開啟了何休說之肇端。例如，李威熊先生說：“這是董氏對‘三世’的批評立場，他本著儒家親疏遠近的大義，朝代近者，只有‘微其辭’，但對于朝代愈遠者，則批評的態度越為苛嚴。這或許是后來公羊家‘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理想進化社會之說的肇端?！?31)李威熊：《董仲舒與西漢學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103-104頁。姜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認為，董仲舒的思想中已具有何休這一“張三世”的變易觀。(32)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2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66-69頁。但這一說法受到黃開國先生的反駁。(33)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第194頁。那么，董仲舒的“三世”說到底有沒有何休這樣一種“衰亂世、升平世與太平世”的內涵？這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考察。

四、以何休為參照系看董仲舒之“三世治法”義

之所以對董仲舒的“三世”學說是否具有何休所說的“衰亂、升平與太平”之義有所爭論，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董仲舒那里并沒有像何休那樣明確地提出“三世治法”的系統性理論。然而，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還是有諸多文字涉及 “三世治法”，只不過董仲舒的文字相當晦澀，粗看上去，似乎很難讀出其中包含有“衰亂、升平與太平”的意思。但是，如果我們將董仲舒的這些論述衡之以何休的“三世治法”說，那么這些貌似晦澀的文字或許可以昭然大明，而董仲舒的“三世”說就可以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春秋繁露·王道》曰：“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34)[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12頁。凌曙與蘇輿的注都引用了《公羊》成公十五年傳及何休注。(35)參見[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6-137頁；[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12頁。在凌曙與蘇輿看來，對《公羊傳》“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理解，董仲舒與何休并沒有什么差異。何休隱公元年注“公子益師卒”，稱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稱所聞世為“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與之相似，徐勤也指出：“蓋至治著大同，遠近、大小若一，而無內外之殊者，理之所必至者也。先近致遠，詳內略外，等差秩然者，勢之所不能驟變者也?！?36)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2冊，第415頁。所謂“治著大同，遠近、大小若一，而無內外之殊者”，如果據何休的說法，顯然指的是“太平世”；所謂“先近致遠，詳內略外，差等秩然者”，衡之以何休，則指三世書法之不同?！队嵝颉菲唬骸啊洞呵铩吩敿憾匀?，因其國而容天下?！?37)[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58頁。所謂“詳己而略人”，就是何休詳內略外的書法，即所傳聞世，“先詳內而后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之類?！耙蚱鋰萏煜隆奔春涡萃恤攪鵀榫?，所謂有“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也就是徐勤所謂的“治著大同，遠近、大小若一，而無內外之殊者”。

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粗，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俞序》篇)(38)同上，第160頁，標點有改動。

《俞序》篇這里兩言“終”“始”，那么這里所謂“始”與“終”到底指的是什么？可以合理的解釋是，“始”即《春秋》之始，“終”即《春秋》之終?！洞呵铩分佳浴按髳簹⒕鰢?，又言“始于麤粗”，如果不從何休對“衰亂世”描述來加以解釋，就難以說得通?！按髳簹⒕鰢笔菍Α八y世”的描述，“始于麤粗”也就是何休隱公元年注所說的“用心尚麤觕”之意。(39)盧文弨指出，何休隱元年“用心尚麤觕”，就根據于此。(參見[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60頁。)“終言赦小過”，又“終于精微”，又“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又曰“譏二名”，則顯然與何休對“太平世”的說法若合符契。(40)蘇輿注“亦譏二名之義也”，即引何休定六年及隱元年的注，得之。鐘肇鵬稱：“‘譏二名’，所謂‘終于精微’也?！贝私砸院涡菡摗疤绞馈眮斫忉尪偈?。唯蘇輿對“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一語的解釋引成公十五年“會吳鐘離”何注，即“至于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如果按蘇輿之意，則“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指的是“升平世”，恐不是太妥。成公十五年何注是特指楚莊王“卓然有君子之行”，故楚國入升平世不殊會，而非董仲舒所說的“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董仲舒所說的是“太平世”人人有君子之行，無可譏責，故唯二名可譏。(鐘肇鵬：《春秋繁露校釋》，第370頁；[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60-161頁。)

大國齊宋，離不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于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遠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奉本》篇)(41)[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4-276頁，標點有改動。

陳其泰先生指出：“董氏這段論述，概括了所見、所聞世、所傳聞世書法之不同?！?42)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2卷，第67頁。段熙仲先生也稱本段講的是所見、所聞、所傳聞三世，不過據段先生所舉例，則段先生實際上認為本段講的是“太平世”。(43)段熙仲撰、魯同群等點校：《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87頁。蔣慶先生則認為以上是董子述“太平世”的文字。(44)蔣慶：《公羊學引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256-257頁。下面我們就隨文對這段材料作一個詳細的解讀，進一步從中考察董仲舒“三世”說的意含。

“離不言會”，分別見于《公羊傳》桓公二年與五年。那么，為什么稱“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盧文昭據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及傳文“離不言會”，認為“此齊宋當作齊鄭”(45)[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4頁。。在何休看來，所傳聞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齊、宋相對于魯國為“外”，所以大國如齊、宋亦離不言會。如果就所傳聞世來講，這是讀得通的。但正如盧文昭所說，“此在所傳聞之世，而下文即言所見之世，文不相蒙”(46)同上，第274頁。，因此這里恐怕不能所傳聞世講。何休于宣公十一年注曰“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47)[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657頁。，意謂到所聞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始可以書外離會，則可以說“大國齊宋，離言會”。至于所見世，如蘇輿所說“所見聞世，遠近大小若一，當書‘外離會’審矣。此文蓋衍‘不’字”(48)[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4頁。，則所見世齊宋亦當書離會，則確實如蘇輿說“大國齊宋，離不言會”應該讀為“大國齊宋離言會”，故段熙仲先生舉例云“定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49)段熙仲撰、魯同群等點校：《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87頁。，是也。

所謂“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者，據何休的觀點看，在衰亂世，錄大略小，大國之君卒日葬月，小國之君不書卒葬；到了升平世，相較于衰亂世書法略詳，小國國君卒月葬時；到太平世，大國小國被一視同仁，都卒日葬月，所以董仲舒稱之曰“錄而辭繁”。凌曙、蘇輿注俱據哀公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并引何注曰“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50)[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349頁；[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5頁。，則凌曙與蘇輿亦據何休之說，認為此句是董仲舒述“太平世”的文字。

所謂“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者，蘇輿引昭公十五年何休注曰：“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職貢，夷狄皆進至其爵?！?51)[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5頁。根據何休，衰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不及于治夷狄；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始治夷狄；只有到了太平世，才夷夏混同為一，不再以“外”視夷狄，所以說“遠夷之君”可以“內而不外”。

“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此時即所見世。哀公八年，《春秋》記“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率師伐我”，可以與之相比的是所傳聞世的莊公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以及所聞世的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兩相對照，則所見世之哀公時代不言伐我鄙疆，而直言“伐我”，這就是所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然而，董仲舒何以特別強調所見世“魯無鄙疆”？關于哀公時代直言“伐我”而不言伐我鄙疆，何休并不認為有什么深意。哀公八年注曰“不言鄙者，起圍魯也”(52)[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1164頁。，意謂非僅僅伐我邊鄙之地。盡管如此，衡之何休對太平世的描述，“魯無鄙疆”之說則有更多的意味。何休又從《公羊》“王魯”義出發，其于成公十五年注中稱“假魯以為京師”，又稱“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53)同上，第758-759頁。?！懊鳟斚日?，乃正諸夏”，對應的是所傳聞世；“諸夏正，乃正夷狄”，指的是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則自然魯國無鄙疆界域可言。因此，魯所以“無鄙疆”，則如凌曙所云“無鄙疆，言王化所及者遠”(54)[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349頁。。蘇輿則曰：“所傳聞之世，來接內者書其小惡，其不來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于近則內外漸進而從同矣，故云‘無鄙疆’，此所謂王義也?！?55)[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5頁。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書“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邾婁是小國，本不當書大夫，《公羊傳》襄二十三年稱“以近書也”。何休注曰：“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于邾婁者，自近始也?！?56)[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857頁。在此意義上，董仲舒說，“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于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即邾婁雖非魯之親，但邾婁庶其、鼻我來奔之時，方入升平世，故何休解解為“治近升平”，因此而得以書。(57)凌曙注全引何休襄二十一年注文。(參見[漢]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第450頁。)按：邾婁庶其來奔，《公羊傳》稱“重地”之故而書其大夫，何休以為“惡受人叛臣邑，故重而書之”，傳文及何注均與董說有所出入。盧文弨疑“邾婁庶其”為衍文。如果立足于董仲舒現有的文本而強為之說，則庶其來奔在襄二十一年，與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相接，亦或可以從中引申出“近于升平”義。(參見[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854頁；[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5-276頁。)

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書日，《公羊傳》稱“遠也”。何休認為，從“恩有厚薄，義有深淺”的角度看，“于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58)[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第38頁?；腹?，“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豆騻鳌氛J為這是大惡，而《春秋》不為之諱，是“遠也”。何休認為，“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59)同上，第125頁。，故不為桓公諱。雖然董仲舒說隱、桓是“親《春秋》之先人”，但因為時代久遠，所以大夫卒不書日以略之，國君大惡不為之諱，這就是所謂“遠外”。

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薄豆騻鳌氛J為，書“晉侯及吳子”，是張兩伯之辭。(60)《公羊傳》曰：“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焙涡葑⒃唬骸皶x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參見[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下冊，第1182頁。)董仲舒稱“言不以為外”，指吳是夷狄，本來應該“外”之，而不當以諸夏之子爵相稱，但《春秋》仍然書“吳子”，于董仲舒而言，此即“近近”之意，故稱“以近內也”。蘇輿解釋說：“董意以吳進稱子，為遠近大小若一之征?！?61)[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276頁。此亦即以何休的“太平世”解董仲舒。

總之，從上述《王道》《俞序》《奉本》諸篇文字看，董仲舒所論者，皆何休后來所闡發的《春秋》“三世”之義，只有從何休的視角來看董仲舒，則董仲舒“三世”說的內涵才真正得以顯明，由此亦可見董、何之不異。

五、小 結

清末魏源作《董子春秋發微》七卷，頗不滿于何休對董仲舒只字不提，從而試圖將《公羊》學的核心義旨直接追溯到董仲舒那里，可惜其書未曾刊刻，以至于沒有流傳下來，今僅存《董子春秋發微序》一文。不過，在序文所臚列的目錄中，認為闡發“張三世例”的，有《蕃露》《俞序》與《奉本》三篇。(62)[清]魏源：《魏源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35頁。魏源所說的《蕃露》篇即今通行本之《楚莊王》(63)魏源指出，“至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撮三科九旨，為全書之冠冕，故以繁露名其首篇”。([清]魏源：《魏源集》上冊，第135頁。)，一般認為董仲舒論“三世”，即體現在該篇中，正如錢塘所說的。而魏源所稱《俞序》與《奉本》諸篇則較少被人所關注，就此而言，魏源可謂慧眼獨具。

劉逢祿在《釋三科例上》中指出：“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若是者，有二義焉：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于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廩廩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此又一義也?！?64)[清]劉逢祿：《劉禮部集》卷4，清道光十年思誤齋刻本，第1頁。此為傳統《春秋》之“張三世”說作了言簡意賅的歸納。以劉氏所述“三世”之第一義看，“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此本之董仲舒，而何休說“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此與董氏之說全同。劉逢祿所說第二義，即“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廩廩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這是對何休的總結，然而我們也從《王道》《俞序》《奉本》諸篇中可以繹中何休的這一層含義。因此可以說，通過以何休為參照系，董仲舒的“張三世”學說遂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從而可以認為董仲舒與何休之“三世”說并沒有實質性的不同，至少可以說董仲舒已經開了何休“三世”說的先聲。當然，從另一角度來說，何休之“張三世”說，呈現的是一完整的有體系性的理論形態，并成為理解《公羊傳》的根本大例之一；(65)參見[清]劉逢祿、曾亦點校：《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春秋公羊釋例后錄》，第5-9頁。而董仲舒的“張三世”思想雖然并不異于何休，卻沒有像何邵公那樣得到清晰的表述，也沒有如何氏那樣具有一種理論的系統性。當然，關于何休的“張三世”思想是否因此可以直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則未必有明確的證據。正如筆者曾經說過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漢代《公羊》學者，董仲舒與何休對《春秋》及《公羊》經義不可能沒有在宏觀上的共同理解。如果從正統公羊家的角度來說，董、何所詮釋的公羊微言大義，正是先秦以來師師口傳的結果，他們有著共同的學術與思想淵源。董仲舒與何休年代未遠，源流相接，雖然未必密合無失，但大旨應該相差不遠?！?66)郭曉東：《董仲舒〈春秋〉學之“異外內”——以何休為參照系》，《衡水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就此而言，何休諸說在董仲舒那里見其端緒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就方法論上講，通過以何休為參照系來理解董仲舒，不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67)正如黃銘所說：“如果從公羊學的理路出發，從內部理解董仲舒與何休的學說，以何解董的詮釋方式是合法的，可能還是必要的，因為董仲舒后學的著作并沒有流傳下來。我們與其另立新解，不如從時代相近的《公羊解詁》去詮釋董仲舒的春秋學，不必刻意夸大董、何之間的差別?！?參見黃銘：《略論董仲舒春秋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海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