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與影響:賦與白話小說的兩重關系

陶明玉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21)

賦與白話小說皆為中國古代文學體系中的重要文類,二者雖然文體有別,且在文學史上各行其道,但是在白話小說的起源與發展歷史上,賦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關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已有研究者進行過一定的探索,但缺乏系統性的總結。(1)專門論述小說產生與賦的關系的研究成果主要見于少數論文,主要有:程毅中《敘事賦與中國小說的發展》(《中國文化》2007年第1期);張鴻勛《探尋俗賦的流變遺蹤——簡論敦煌俗賦與后世文學》[《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廖群《漢代俗賦與中國古代小說發生研究》(《理論學刊》2009年第5期);王猛《賦與古代小說的關系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白曉帆《俗賦與小說的關系——由劉勰的〈文心雕龍·諧隱〉談起》[《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8年第8期];王煥然《試論漢賦的小說意味》(《南都學壇》2003年第5期);莫山洪《駢文與中國古典小說》[《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傅修延《賦與中國敘事的演進》(《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9期);王齊洲、李平《曹植誦俳優小說發覆》(《學術研究》2013年第5期);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版)專列一節論述辭賦與小說之關系。本文以白話小說史為中心,梳理出賦與白話小說潛在的兩重關系:第一是縱向的源流關系,即賦特別是俗賦曾作為中國早期說唱文學的代表形式而成為白話小說的重要源頭;第二是橫向的影響關系,白話小說在發展演變歷程中,其文體和敘述受到來自異質文類賦(包括文人賦與俗賦)的影響。下文將分別論述。

一 源流關系:賦與白話小說起源

長久以來,關于古代白話小說的起源,研究界普遍以宋元話本小說為可依據的起點。隨著敦煌文學研究的深入,將唐宋說話(話本)和俗講(變文)作為古代白話小說的起源成為研究界的主流觀點。但事實上,宋元話本小說以及唐代變文、話本也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們的產生也自有其來處。賦在作書面文學之前,就已以口頭文學的形式長期存在。而在賦被確立為文人化的書面文學之后,賦的口頭形式即俗賦仍然在民間流傳。俗賦,作為中國古代說唱文學的一種形式,自然可視為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重要源頭之一(另一源頭為史傳敘事)。

一般認為,賦是詩之變體。班固“賦者,古詩之流”[1](P1)是歷代論者頻繁引述的話語,但此說模糊不清,后世解人多從“詩六義”之流變入手來論說。事實上,“賦”最初是作為周代大師傳述詩的方式,即所謂“六詩”之一?！吨芏Y·春官·宗伯下》曰:“(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盵2](P880-881)西周時期的“六詩”與漢代《毛詩序》所說的詩“六義”不同。據王小盾的說法,“六詩”是指大師教授瞽蒙的六種傳述詩的方式,“風”是指用直述即方音誦的方式傳述地方詩歌,而賦則是用雅言誦(王都之音)的方式傳述地方詩歌。[3](P222-229)但是春秋以后,這套以“六詩”等為重要內容的樂教制度就已沒落。當春秋時期孔子刪詩,《詩經》成為經典文本之后,在儒家德教思想的影響下,“六詩”逐漸演變為“六義”?！稘h書·藝文志》說:“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盵4](P1383)“聘問歌詠”是從周代樂教制度延伸出來的政治行為,但隨著周道衰落,學詩之士下移至民間,其用誦詩的方式創作了新的文體即賦。[5](P19-26)這就是“賦者,古詩之流也”的真實義。

根據以上事實,我們進而可對俗賦做出一個大致的界定。俗賦雖然是現代人提出的用以區別文人雅賦的概念,但是其所指仍然言之有物。在戰國文士(人)賦出現以前,就已存在未經雅言整理的地方土風詩賦,例如在《左傳》中就存在著許多“國人誦”“輿人誦”“鄉人歌”,這些地方土風詩賦可視為俗賦的源頭;這些地方土風歌是用地方語言和語調表述,經過下層文士以賦誦的形式傳述或書寫最終成為書寫文本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正是我們今天能夠看(讀)到的俗賦文本。文士傳述土風歌賦的功能大致與西周時期瞽蒙用雅言誦詩來整理民間歌賦的行為相似。但是二者又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瞽蒙誦詩是一種官方行為,是采詩制度的重要一環,其對風俗詩歌的取舍具有嚴格的禮樂標準。而文士傳述詩的行為則是個人行為,更加自由,形式多樣,并且文士傳述、書寫民間歌賦經歷了一個延續不絕的歷史進程。從先秦到唐代的傳世和出土文獻中,我們都能看到絡繹不絕的各類形態的俗賦文本(詳見下文例子),這些俗賦文本更偏向于原始的民間俗賦形態還是偏向于文人化的俗賦本就存在可變化的彈性。因此可以說,俗賦是民間賦與下層文士傳寫結合的產物,作為一種區別于文士賦的賦類,俗賦更多的是一個文類的概念,而非文體的概念。因此對其內涵的界定關鍵在“俗”而非“賦”,俗賦之俗有兩層含義,第一是文本內容的通俗,即多表現普通大眾喜聞樂見的俚俗內容,或講誦故事,或言語調笑;第二是表述方式的通俗,即俗賦一般可用于韻誦、講誦,語言通俗,是一種說唱文學,具有表演性,與文士的書面文學不同,但文人受民間俗賦影響而擬作的雖不用于表演的類俗賦也可歸入俗賦之中。俗賦的這一文類屬性即已表明其作為白話小說遠源的可能性。

關于白話小說源出于賦的猜想,早在20世紀初期就已開始。1925年,劉復(半農)在出版《敦煌掇瑣》前發表的《敦煌掇瑣敘目》將敦煌俗賦《韓朋賦》《燕子賦》《晏子賦》等列入“小說”,開了以賦入小說的先河。[6](P1)1927年,郭紹虞《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文提道:“……小說與詩歌之間本有賦這一種東西,一方面為古詩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莊、列寓言,實為小說之濫觴?！盵7](P87)(原載于《小說月報》1927年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胡適于1928年出版《白話文學史》也意識到賦具備發展為敘事文學的可能性,認為“賦體本可以用作鋪敘故事的長詩”,但“北遷之后”(指漢朝建立)的“廟堂化”切斷了這種可能性。[8](P172)錢鍾書讀杜篤《首陽山賦》而有“玩索斯篇,可想象漢人小說之仿佛焉”的判斷。[9](1573)前人諸說都看到了賦中的小說因素,但是限于條件,并未展開賦與小說之關系的研究。

隨著敦煌文獻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發現敦煌俗賦(包括《燕子賦》《晏子賦》《韓朋賦》等)與敦煌變文、話本同屬于中國傳統說唱文學體系,且都具備了“小說”的性質,為早期白話小說即宋元話本小說找到了“直接淵源”[李騫《變文簡說》(1957)、《唐“話本”初探》(1959)兩篇文章是最早對變文、話本為宋元白話小說來源作詳細論證的文章],[10](P1-48)并推測在唐代變文流行之前,漢魏六朝就已流傳著講唱故事的韻文賦體(1935年,容肇祖發表的《敦煌本〈韓朋賦〉考》首倡此說)。[11](P649-681)而1993年出土的西漢俗賦《神烏傅(賦)》,因與敦煌俗賦在體制、內容上一致,將俗賦的歷史提前到了漢代。值此契機,先秦以降的俗賦流變脈絡逐漸浮出歷史的水面。正是由于俗賦文獻的陸續發現,及其與唐宋講唱文學的親緣關系,俗賦作為宋代以后白話小說的重要源頭逐漸為學界確認。

就目前已發現的俗賦文獻來看,早在西漢末期,以故事講誦為主、篇幅可觀的俗賦就已出現,出土漢簡《神烏賦》與《妄稽》是可信可征的文獻例證(在傳世文獻中出現的俗賦片段(2)如《莊子》中“儒以詩禮發?！薄罢f劍”的寓言故事性強且有葉韻的特點,可能都是取材于故事俗賦;如《史記·龜策列傳》中記載了一段宋元王與神龜的故事,其中大段葉韻,俗賦韻誦特點明顯。暗示俗賦早在先秦就已廣泛流傳)?！渡駷踬x》講述一對神烏新建的鳥巢被盜鳥破壞,雌烏護巢戰斗而死,雄烏悲憤離開的故事。該賦六百余字,以四言為主,全篇皆能葉韻,口誦特征明顯。故事主要以對話的形式展開,多用通俗、質樸的白話。它應當是俳優小說的腳本或記錄。(3)俳優演禽鳥是古代俳優戲的一種?！秶Z·晉語》載優施在宴會上起舞作歌:“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苑,己獨集于枯?！?見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76頁)俳優自比于鳥,應當就是其節目或受其平時節目影響。張衡《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弊⒃?“洪涯,三皇時伎人。倡家托作之,衣毛羽之衣?！?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頁)可見漢代倡俳演禽鳥是一種常見的伎藝?！锻分饕獢⑹隽藴铌柮迥凶又艽阂虬k婚姻娶得丑妻妄稽,心中不悅因而再買一美妾虞士,其妾卻遭到妄稽的妒恨和迫害,但周春善待虞士而冷落妄稽,妄稽因妒成疾而亡。該賦三千言,語言通俗,基本全篇押韻。這兩篇漢代俗賦已接近于后世的“小說”。筆者對西漢竹簡《妄稽》的故事情節與明人馮夢龍所編話本小說《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進行對比,發現二者情節、主題高度相合,推斷《兩縣令競義婚孤女》的主體故事是通過民間說唱文學的形式傳承于漢代俗賦《妄稽》。(4)《妄稽》原文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9—76頁?！锻放c后世話本小說《兩縣令競義婚孤女》的親緣關系為“白話小說源出于俗賦”這一文學史命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證據。

漢代故事俗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繼續發展。收錄在《全晉文》中的劉謐之(其人不可考)的《龐郎賦》(《全晉文》中一作“寵郎賦”)就是一篇典型的故事俗賦,該賦全用五言詩體,詞句皆是通俗白話。雖然殘缺不全,但是能夠反映出魏晉時期故事俗賦的面貌:

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耳。

聽我作文章,說此河南事。

(《初學記》十九引劉謚之《龐郎賦》)

寵(龐)郎居山中,稀行岀朝市。

暫來到豫章,因便造人士。

東西二城門,赫奕正相似,

向風徑東征,直去不轉耳。

(《御覽》四百九十)

頭戴鹿心帽,足著狗皮靴。

面傅黃灰澤,髻插蕪菁花。

男女四五人,皆如燒蝦蟆。[12](P1546)

(《御覽》六百八十七)

現存的部分內容尚不足以勾勒出全貌,但基本可以判定其以故事演誦為主。且篇中已出現了類似唐宋說話藝人的聲口,從開篇四句不難想象出在宴會上進行俗賦韻誦的情境。此外,受民間俗賦啟發創作的文人俗賦如王褒《僮約》,也暗示著民間俗賦應該存在著冰山之下的廣闊世界可以推測,發源于先秦時期的俳優俗賦,到漢魏六朝時期已發展出以敘事為主、篇幅可觀的故事類俗賦,成為漢魏六朝說唱文學的主要形式。

敦煌俗賦《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牙齒可新婦文》等故事俗賦的集中出現,表明了唐代俗賦已經非常發達、成熟,且其在體制、內容上與變文、話本的相似性,又說明俗賦已向唐五代轉變和說話發展。相關研究已較為充分,茲不贅述。筆者曾在《曹植“誦俳優小說”與白話小說的起源》一文中指出:

故事俗賦曾長期作為中國古代尤其是漢魏六朝時期敘事類說唱文學的代表形式,而漢魏六朝故事俗賦又向唐宋講唱文學發展,并最終以話本小說和章回小說的形式向元明書面文學延伸,促成了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最終生成。要言之,漢魏六朝俗賦是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所能追溯到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源頭。[13](P138)

俗賦作為中國古代早期說唱文學的一種代表形式,是中國唐宋講唱文學的重要源頭,也是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遠源。俗賦向白話小說的演變,并不是空洞無物的名詞變換,這一歷時性的演變過程伴隨著文體層面千絲萬縷的聯系和細微具體的嬗變,這有待于更加具體尤其是微觀層面的研究。(5)例如白話小說說話人敘述的程式用語“但見”“且說”等多能從俗賦中找到淵源。畢庶春《俗賦嬗變芻論(上、下)——從“但見”、“怎見得”說起》[《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2期]一文已有研究。

二 影響關系:賦與白話小說的發展

賦與白話小說不僅存在縱向的源流關系,還存在著橫向的影響關系。到唐代以后白話小說脫離俗賦產生,賦與白話小說開始并行發展。但賦對白話小說還保留著橫向的影響關系,促進著白話小說的持續發展。賦對白話小說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文體和敘述兩個方面。

在文體上,賦對白話小說的影響表現在白話小說及其母體對文人賦和俗賦的直接取用。早在唐代講唱文學(變文、話本)中,較為淺俗的文人賦體就大量存在,這些文人賦體尤其以唐代盛行的駢賦對唐代變文、話本影響最大。例如《伍子胥變文》中寫江景:“又見長洲浩汗,漠浦波濤,霧起冥昏,云陰叆叇;樹摧老岸,月照孤山。龍振鱉驚,江豚作浪。若有失鄉之客,登岫嶺以思家;乘查之賓,指參辰而為正。岷山一住(柱),似虎狼盤旋?！盵14](P7)這段賦體描寫雖然不及正統文人賦那般高雅,但是與民間的俗賦區別明顯。這種淺白的駢賦正是在文人賦的文體主導下形成的。筆者推測這種文人賦風格的形成具體有兩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是轉變人在講唱中有意貼近文人辭賦,以使得其表演更加雅致有韻,第二是變文抄寫過程中,抄寫者將活態的轉變伎藝進行了部分改寫和書面化,使得變場上的通俗敘述更加文雅,即從韻誦之俗賦轉變為讀誦之文人賦。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們今天所見變文中賦具有文人賦的色彩。在宋元時期,白話小說以口頭的說話和書面的話本兩種形式流傳。此時說話人、書會才人在表演或編創小說時,都有意識地吸納或創作文人賦,以達到更佳的敘述效果。羅燁《醉翁談錄》曾提到說話人“論才詞有歐、蘇、黃、陳佳句;說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曰得詞,念得詩,說得話,使得砌”。[15](P3-4)雖然沒有明確提到賦,但是賦與詩詞同屬韻文,自然也會順及牽入,且就宋元話本所用韻文來看,賦也是其中一大宗。只不過這些賦并非文人成篇,而是對文人成句多方化用。在白話小說脫離宋元說話而成為案頭之作的時候,對文人賦的直接吸取和作文人風格之賦以敘述成為白話小說文體的普遍現象。這種傾向自晚明小說文人化之后更加突出。而宋代以后的白話小說同樣與俗賦保持了親密的關系。俗賦在唐代以后并未消失,而是仍然流行于民間,它們在嘲調、隱語、致語、詞詠、雜說等口頭伎藝中繼續存在,其中部分內容不可避免地被白話小說吸收。在元明話本小說和明代章回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些賦的體式在文人賦中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難以找到源頭,它們只能是民間流行的俗賦體式。(6)例如明代章回小說《西游記》中的賦贊就多用一種特別開頭體式,如第一回:“勢鎮汪洋,威寧瑤海。勢鎮汪洋,潮涌銀山魚入穴;威寧瑤海,波翻雪浪蜃離淵……”“金丸珠彈,紅綻黃肥。金丸珠彈臘櫻桃,色真甘美;紅綻黃肥熟梅子,味果香酸……”(見吳承恩《西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頁)而據有些學者的研究,在元明白話小說中大量以“但見”“怎見得”等為引領的賦其實都是俗賦。[16](P1-10)總之,在白話小說產生以后,俗賦仍然對白話小說產生著持續性的影響。

白話小說不僅在文體層面受賦之影響,還在敘述層面受賦之影響。第一,在敘述言語上,白話小說曾大量襲用賦的敘述語言。相較歷史悠久的詩賦而言,白話小說的產生時間較晚,是中國文學文類體系中的新生力量。在白話小說產生的早期(宋元時期),白話小說在寫景狀物描人等方面缺少敘寫經驗,因此曾大量使用韻文作為其敘述話語,而賦無疑是白話小說用于敘述話語的主要來源。在明代前中期的章回小說如《水滸傳》《西游記》等中,賦體敘述大量存在,且這些賦體敘述雖一般不用于情節推進,但大多與故事情節相關,參與了敘事文本的建構。至晚明以后,伴隨著白話小說的發展成熟,白話小說確立了一種以白話散文為主的敘述語言,白話小說的敘述語言也完全脫離詩賦而走向獨立和成熟。但是,用賦體駢文以敘事的小說現象卻始終存在,直到晚清都不絕。第二,在修辭方式上,白話小說的敷演敘述與賦的“敷演”修辭相通,在發展過程中也受其影響。賦的修辭特點如劉勰所說為“鋪采摛文”,即是用富有文采的語言來鋪陳文章,“賦者,鋪也”[17](P134)。敷演與鋪陳意思相近,所以魏晉人也用“敷演”來形容賦。如劉勰言“敷寫似賦”[17](P158),表明賦的特點是敷寫(7)裘錫圭先生釋《神烏傅》之“傅”為“賦”,認為“賦”的本字為“尃”,“尃”訓作“布”,“傅”是“尃”的引申字,取“鋪陳”之義。無論是作為詩六義之一的賦還是作為文類的賦,本字都是“尃”,“所取的都應是‘陳述’、‘鋪陳’一類意義”。參見裘錫圭《〈神烏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矢χk《三都賦序》曰:“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盵1](P2038)成公綏《天地賦》云:“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18](P1)。賦,是一種通過“敷演”來表現和體驗天地萬物的文體。而白話小說在宋元說話階段就是以“敷演”為主要的敘述方式,敷演既有時間線上的情節排列,也有空間面上的物象鋪陳,后者尤其多受賦的影響。白話小說中存在著大量以“但見”“只見”“怎見得”領起的人物描寫、景色描寫和場景描述,且多用賦體,正好說明了白話小說的“敷演”是源自賦的“鋪陳”“敷演”。郭紹虞先生指出賦“由其‘鋪采摛文’方面而言,則近于小說”[7](P35-36),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第三,在敘述結構上,白話小說的結構模式也多少受賦之影響。對話體是賦之重要一脈。自楚辭《卜居》《漁父》肇其源,到宋玉《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繼其踵,對話體成為賦的一種基本體式。這類賦作因人物和對白的存在而具備了如小說般鮮明的敘事性,在故事俗賦中尤其普遍。程毅中先生即認為賦用對話以敘事,“是古代小說的一體”。[19](P30)如果將賦的對話擴展開來,加入故事和情節要素,就變成了小說體。正由于此,先秦兩漢賦中的客主問答賦就已顯露出小說的端倪。但是,對話體的賦與小說的共通性乃在更深的層面,即結構方式上。唐代劉知幾《史通》曰:“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并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盵20](P480)賦的“偽立客主,假相酬答”與白話小說的敘事模式存在共通之處。賦的對話代表了一種結構,在對話的框架之中賦的鋪陳藻繪文字得以展開,“客主問答”是引出賦的主體內容的方式。這種虛擬性、結構性的敘述模式與白話小說的說話人敘事模式本質上是相通的,它不僅是白話小說敘述結構的重要源頭,也曾影響元明清白話小說的敘述結構。例如,《紅樓夢》主體敘事是以冷子興向賈雨村演說榮國府為開端,雖然表面上不是說話人對話體,但實際上也是承擔說話人的敘事功能。這不能說與賦“遂客主以首引”的結構方式無關,尤其是“假語村”體現的幻設法,與司馬相如賦的“子虛”“烏有”先生顯示出相似的意趣。

三 總結

賦與白話小說的關系錯綜復雜,其間的復雜演變過程并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本文的總結難免掛一漏萬。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縱向上的源流關系和橫向上的影響關系是賦與白話小說關系史的主軸。在白話小說起源之際(唐代以前),賦特別是俗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白話小說的重要源頭。在白話小說成型以后(唐宋以后),賦仍然對白話小說發揮著持續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白話小說的文體和敘述。

從總體上來看,賦與白話小說的關系以賦對白話小說的作用為主,但還需要關注的是,白話小說也對賦產生過反向的作用,如白話小說的文體和敘述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過賦的創作。但是這種影響是極為有限的,且多局限于少數俗賦,或者更多的是在思維和結構等隱形的層面,較少體現在文體和形式方面,這主要緣于中國古代文學存在較為明顯的文類等級差異。賦在文人化以后,一直處于中國文類體系的上層,而白話小說則主要作為通俗文類,處于中國文類體系的下層;受制于中國文體互參中的以高行卑的規律,[21](P149-167)賦與白話小說的互動一般以體位較高的賦對體位低下的白話小說的影響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