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恐懼到依戀:唐宋詩人的湖湘印象變遷

謝安松,李 倩

(1.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2.遼寧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在人文地理學中,地方是被賦予意義的空間。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地方性,獨特的自然山川、文化底蘊往往成為一個地方區別于其他地方的關鍵因素。而地方與人之間往往有著特殊的情感關聯。人們對于地方的情感主要由兩個方面組成:愛與怕?！皭邸奔吹胤揭缿?“怕”即地方恐懼。(1)參宋秀葵《地方、空間與生存:段義孚生態美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5—73頁。然而人們對于一個地方的印象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時間的轉移會逐漸發生變化。而“湖湘”(2)按,本文所探討的“湖湘”范圍為今之湖南地區。唐代主要包括江南西道的岳州、朗州、辰州、潭州、衡州、邵州、永州、郴州。宋代包括荊湖南路,加上荊湖北路的澧州、鼎州、岳州、辰州、沅州、靖州。作為一個特有的地方,唐宋時代集中了大量外來流寓詩人,其中唐代246人,北宋202人,南宋296人(3)參黃仁生、羅建倫校點《唐宋人寓湘詩文集》,岳麓書社2013年版。。他們或因仕宦,或因貶謫,或因避亂,構成了湖湘文學的創作主體。唐及北宋寓湘詩人以貶謫詩人最為著名,南宋則以遷居、仕宦詩人尤為突出。而在唐宋流寓詩人眼中,他們對于湖湘亦有著不同的地方印象。唐宋流寓詩人眼中的湖湘印象由地方恐懼逐漸轉變為地方依戀,歷經了六百余年。

歷來的湖湘文學研究中,李德輝先生論及了唐代湖南的交通與文學(4)參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342頁。,周建軍先生探討了唐代荊楚流寓詩歌的哀怨主題(5)參周建軍《唐代荊楚本土詩歌與流寓詩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70頁。。以上兩先生均為研究湖湘地方情感提供了啟發,然而均沒有從人地關聯的角度探討唐宋湖湘流寓詩人眼中的湖湘印象。唐宋湖湘流寓詩人眼中湖湘地方印象的關聯與變化,反映了人、地之間的密切關系。以下便從人地關系著眼分析唐宋流寓詩人的湖湘地方印象演變過程及其原因。

一 地方恐懼:唐代寓湘詩人的湖湘印象

唐代湖湘集中大批流寓詩人,他們或是貶謫之身,或入幕之人,或落第之人。其中貶謫詩人尤為著名,如褚遂良、張說、令狐楚、呂溫、戎昱、王昌齡、柳宗元、劉禹錫等皆貶謫于此。而大詩人孟浩然、杜甫、李白等皆曾流寓此地。人生的失意,加上環境的陌生,使得他們對于湖湘多有地方恐懼,貶謫詩人表現尤為突出。即便非貶謫詩人亦多表現出地方排斥。湖湘地方之遠往往使得寓湘詩人產生懷鄉念闕之悲。湖湘氣候之卑濕、風物之陌生使得寓湘詩人頗為恐懼。而湖湘經濟文化的落后亦使得寓湘詩人頗為不適。

首先,湖湘地理上與京城、故鄉的遙遠距離加重了地方排斥。姜斐德先生指出:“對于政治流放者而言,這一地區(瀟湘)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就是地理上和心理上與京城的遙遠距離?！盵1](P2)因為湖湘地方之僻遠,故而詩人們時時懷鄉念闕,透露出對于地方的排斥。這在貶謫詩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唐代湖湘地方偏遠、經濟落后,多著放臣。滕宗諒謂“李唐恢宇,享祚甚宏遠,岳去長安尤僻在,當時名賢輩出,能至此者,率自遷謫而來”[2](P188)。唐代貶謫湖湘詩人常?？嘤诤嬷h。呂溫被貶衡州,作詩云“惟驚望鄉處,猶自隔長沙”[3](P4174))。北望長安,尚有長沙阻隔,可見詩人懷鄉而不得歸的地方排斥。劉禹錫謫居朗州,稱“郁郁何郁郁,長安遠于日。終日念鄉關,燕來鴻復還”[4](P408)?！伴L安遠于日”極寫長安之遠,而其“終日念鄉關”便是因為對于朗州的不適應。即便非貶謫詩人對于湖湘地方都有一種“天涯”之感。顧況客居湖南,作詩云“鳴雁嘹嘹北向頻,淥波何處是通津。風塵海內憐雙鬢,涕淚天涯慘一身”[5](P75)。顧況稱湖南為“天涯”,而對于湖湘極為排斥,故而想著拋印綬而歸隱家鄉。

其次,“長沙卑濕”環境加重了地方恐懼。人的恐懼緣于環境的威脅性。段義孚先生認為:“心中的恐懼,除了病理情況下,其根源大都在外在的環境中,這種環境具有真正的威脅性?！盵6](P4)所謂“地方恐懼”主要包含對自然的恐懼,包括自然災害、惡劣的氣候、洪水、干旱等;對人文環境的恐懼,包括戰爭、暴政、種族歧視等。[7](P70-73)唐代湖湘流寓詩人由于心理的排斥加上自然環境的陌生,使得他們對于湖南地理環境懷有恐懼。他們對于湖湘的印象多為瘴癘、卑濕之地,充滿隱憂。

湖湘之地氣候卑濕,來到此地的詩人對湖湘多充滿了地方恐懼。唐代送人往長沙已體現出深深的地方恐懼。如薛能稱“炎方好將息,卑濕舊堪憂”[3](P6470)。王建稱“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云鬼門夜,寒雨瘴江秋”[8](P190)。不管是貶謫還是為官,唐人都對于長沙充滿排斥。而這種地方恐懼尤其體現在湖湘貶謫詩人之中。永徽(650—655)中,褚遂良謫潭州,稱“潭府下濕,不可多時。深益憒悴,況兼年暮。諸何足言,疾患有增,醫療無損”[9](P101)。褚遂良謫潭州因為年老不堪長沙之卑濕而患病,故而增加了對于長沙的地方恐懼。而開元(713—741)間張說謫岳州,稱“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10](P398),意致哀惻。乾元(758—760)中賈至謫岳州送人往長沙,亦稱“長沙舊卑濕,今古不應殊”[3](P2595)。元和(806—820)中劉禹錫謫居朗州,作詩云“邑邑何邑邑,長沙地卑濕”[4](P408)。妻子薛氏去世,更加深了他對湖湘地方的恐懼感。

而非貶謫的湖湘詩人,亦感嘆湖湘之卑濕。孟浩然湘中寄友,稱“長沙饒瘴癘,胡為久留滯”[11](P114)。大歷中杜甫避亂湘中,稱“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12](P1976)。杜甫稱岳州“南國瘴”“卑濕地”,便見出不適之感。戴叔倫官湖南轉運使,亦稱“楚鄉卑濕嘆殊方,朋鳥賦人非宅已荒”[3](P3094)。即便是湖湘本土詩人,同樣感嘆長沙之卑濕。如邵陽人胡曾稱“故鄉猶自嫌卑濕,何況當時賦朋鳥人”[3](P7422)。

第三,人文環境陌生導致地方排斥。蔣寅先生指出:“人離開鄉土流寓異地,難免會有不能融入當地生活的隔閡感?！盵13](P20)湖湘經濟文化的落后,使得唐代寓湘詩人難以產生地方認同。同時由于湖湘與寓湘詩人家鄉、京城的差異,使得他們產生了地方排斥。

湖湘經濟文化的落后使得唐代寓湘詩人倍感不適。張說貶岳州,蘇颋以為“淪滯于遐方”。張說則稱岳州為“水國”,如“水國何遼曠,風波遂極天”[10](P395),“水國生秋草,離居再及瓜”[10](P389),體現出一種文化排斥。劉禹錫謫朗州,作《采菱行》云“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4](P342)。語言的陌生、地方的偏遠加重了詩人對于湖湘的地方排斥。而湖南之地,即便是潭州亦因落后而讓人深感不適。戎昱送人知長沙而稱“雖之桂嶺北,終是洞庭南”[3](P3021),告誡友人“慎勿滯湘潭”。詩人以為長沙雖然在嶺北,但是卻在洞庭以南,從中透露出對于長沙落后的排斥。大歷中韋迢稱潭州“小郡海西偏”而“去留俱失意”[3](P2908),透露出潭州經濟的落后。潭州尚且如此,南方諸州自不必說。

而湘中風物的陌生亦加強了寓湘詩人的地方恐懼。張說稱岳州“物土南州異,關河北信賒。日昏聞鵂鳥,地熱見修蛇”[10](P389),又稱“湖陰窺魍魎,丘勢辨巴蛇”[10](P414)。從張說的描述中可見出其對于岳州風物的恐懼心理。杜甫避亂湘中,稱“瀟湘水國傍黿鼉”[12](P2039)?！包x鼉”,漢族神話傳說中是指巨鱉和豬婆龍。杜甫的異物描繪顯示出與湖湘的疏離。而柳宗元謫永州,自云:“永州于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仆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盵14](P801)柳宗元對于“蝮虺大蜂”“射工沙虱”的描繪,可見對于永州的地方恐懼。

二 人地和諧:北宋寓湘詩人地方印象的變化

北宋湖湘之地集中大量外來流寓詩人,達到202人。而其中最為重要的詩人基本為貶謫詩人。諸如劉摯、蔣之奇、沈遼、劉攽、張舜民、孔平仲、呂陶、范純仁、劉奉世、范祖禹、秦觀、鄒浩等皆貶謫于此。趙抃、米芾、孔武仲等曾仕宦于此。北宋時期,湖湘流寓詩人對于湖湘的地方排斥部分承襲唐代寓湘詩人。然而相對于唐代,北宋湖湘流寓詩人的地方恐懼色彩漸趨減弱。仕宦詩人多以審美之眼欣賞瀟湘山水,貶謫詩人則寄情瀟湘山水以排解哀怨。

(一) “長沙卑濕”的慣性表達與地方恐懼的弱化

北宋詩人對于湖湘的印象仍然帶有地方恐懼。嘉祐中梅堯臣送人知永州,作詩稱“畏向瀟湘行,不入洞庭去。鞍馬踏關山,衣裘冒霜露。零陵三千里,楚俗未改故”[15](P1275)?！拔废驗t湘行”便可見出梅堯臣對于瀟湘的印象。而其原因則是“零陵三千里,楚俗未改故”,即零陵距離京城太遠,同時此地經濟文化落后,氣候惡劣。治平中劉敞、劉攽兄弟送人知湘鄉,對長沙亦充滿了恐懼。劉敞云:“春風洞庭水,殊俗楚人家?；厥讉皾?知君發易華?！盵16](P582)劉攽亦云:“俗傳鸮似朋鳥,仙化舄為鳧。卑濕加餐飯,弦歌豈壯圖?！盵17](P114)然而梅堯臣、劉敞、劉攽的“長沙卑濕”表達實際上是一種慣性表達,并沒有實際體驗。

而在貶謫詩人眼中,對于湖湘的風土雖有排斥,但恐懼有所減弱。北宋貶謫詩人多客觀表達湖湘氣候暑熱。元豐中,沈遼謫永州,稱“夷天九月尾,秋氣殊未肅”“瘴山旱無雨,憔悴茲不足”[18](P547)。元豐中,劉攽謫衡州,瀟湘風土差異往往加重了詩人的地方排斥,如“漸南風土異,傷早歲時催”[17](P109),“南國秋常暑,涼風起自今”[17](P112)。政和中,唐庚貶惠州過武陵,作詩稱“路入離騷國,江通欸乃村。垣墻知地濕,草木驗冬溫”[19](P144)。詩人只是客觀描述長沙之卑濕,恐懼與傷感已減弱。然而即便是此種表達在北宋湖湘流寓詩人中也并不占據主流,多數湖湘貶謫詩人實現了與湖湘山水的和諧共處。

(二)尋求家鄉相似點到人地和諧

地方排斥往往是因為流寓之地與家鄉、京城的差異而產生的。京城的繁華、對家鄉的熟悉使得詩人產生依戀。然而唐代流寓詩人對于湖南始終持有一種隔閡,很難產生認同。北宋寓湘詩人則積極尋找湖南與家鄉的相同之處,從而逐漸產生地方認同。元豐中孔武仲自湘潭北歸,其《自君山還岳陽》云:“云山深處望瀟湘,巖石沉沉已夕陽。卻整舟帆凌浩渺,回看城郭似家鄉?！盵20](P148)在孔武仲眼里瀟湘為云山深處之所在,而其“城郭似家鄉”。唐代寓湘詩人是斷然不可能如此說的。元豐中張舜民謫郴州,作《溫泉》詩回憶長安華清宮下的溫泉水,“岧峣華清宮,下有溫泉水。繡嶺絡千門,玉蓮噴九蕊”,從而想到“忽驚郴嶺下,和暖雅相似”[21](P9708)。詩人將長安之溫泉與郴州之氣候相聯系,并稱二者相似,可見詩人與郴州的和諧共處。雖然類似積極尋找湘中風物與家鄉聯系的并不多見,但已經與唐人截然不同。

(三)寄情瀟湘山水到人地和諧

蔣寅先生指出:“即便處于失意狀態中,只要心理能夠調適,用超脫的態度應物,同樣也能與地域相融?！盵13](P21)相比于唐代,北宋湖湘流寓詩人積極調整心態,他們對于湖南地方恐懼漸漸減弱,即便是貶謫詩人亦是如此。他們多從審美角度欣賞湘中山水,實現了人地的和諧。

在仕宦詩人眼里,湖湘儼然是個美麗之所在。元豐中,孔武仲知湘潭縣,其《代簡答次中見留》稱:“詩夸洞庭湖,蓋舉其粗爾。自此稍南行,更有瀟湘水。瀟湘如此流,淺深清見底?！盵20](P77)孔武仲以居住經驗告訴友人前人詩里描繪洞庭湖并不細致,而其南的瀟湘風景更加迷人。而在貶謫詩人眼里,對于瀟湘的地方恐懼亦漸趨淡化。他們轉而欣賞瀟湘山水以排解哀愁,實現了人地的和諧。熙寧中,劉摯貶衡州鹽倉,卻十分喜歡楚中的山水,故而頻頻游覽,其自云“于此登臨稱謝公,湘南奇觀欲吟窮”[22](P411)。劉摯在衡州多與同僚游楚中名勝,十分自得,早已忘記了自己的貶謫身份,稱“心甘水石忘羈宦,耳冷弦歌嘆土鄉”[22](P403)。元豐中沈遼謫永州,后來憶及瀟湘稱“三年瀟湘客,不厭瀟湘游。二水相會處,下有白蘋洲。洲上多美竹,出沒清淺流”[20](P572)。沈遼將瀟湘描繪為一個頗為美好的地方。紹圣(1094—1098)中,范祖禹謫永州,作詩云“京華驛候遠,楚越山川分。心馳桂江水,夢繞蒼梧云。夕與木石居,朝游麋鹿群”[23](P107),表現出對于瀟湘山水的向往。崇寧(1102—1106)中,鄒浩謫永州,瀟湘道中作詩云“極目瀟湘漾碧瀾,萬峰插水巧彎環。我來日日忘機坐,卻愛真山似假山”[24](P245)。鄒浩以貶謫之身過瀟湘,卻關注瀟湘的風景。鄒浩居永州樂于游山,如“瀟湘之勝渺無窮,盡入西軒一覽中”[24](P249),轉而稱贊瀟湘之美景。北宋湖湘貶謫詩人通過關注瀟湘風景從而淡化了遷謫之悲,轉而實現人地和諧。而到南宋,由于詩人身份的變化與湖湘經濟文化的發展,對于湖湘的印象最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三 地方依戀:南宋中期以來詩人湖湘印象的新變

北宋湖湘流寓詩人只有202人,南宋則增至296人。而仕宦、遷居、游歷詩人為南宋湖湘流寓詩人的主體。諸如胡安國、胡寅、胡宏父子,張浚、張栻父子遷居于此。楊萬里、張孝祥、項安世、陳傅良、趙蕃、蕭德藻、李曾伯等仕宦于此,姜夔、戴復古、徐璣、徐照等游歷于此。南宋中期開始,流寓詩人對于湖湘之地十分向往,主要便是對于湖湘自然風景與文化底蘊的歸屬感。他們對于湖湘的地方印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其表現主要有二:文化印象上,從對“荊蠻”的排斥轉變為對“瀟湘為洙泗”的向往;地理印象上,從對湖湘地方恐懼轉變到對瀟湘山水依戀。

(一)文化向往:“長沙今洙泗”

地方依戀由地方認同與地方依賴兩個維度構成,地方依賴是人與地方之間的一種功能性依戀,而地方認同是一種情感性依戀。[25](P70-77)地方依戀包括四個層面:一是對故鄉和家的依戀;二是對宗教圣地的朝拜;三是對自然風景的癡迷;四是對文化底蘊的歸屬。[26](P103-104)南宋流寓詩人眼中湖湘印象的改變即體現為對于湖湘學術以及瀟湘風景的向往。

文化印象上,唐及北宋湖湘貶謫詩人多視湖湘之地為“荊蠻”,極盡排斥。北宋詩人湖湘地方多以中原之眼光進行審視,故而往往斥之為“荊蠻”。元豐中劉攽謫衡州,稱“無人同此酒,嘆息滯蠻荊”[17](P91)。而沈遼流放永州,以“夷”“蠻”稱永州,如《春日行》云“何況羈棲落荊蠻”[18](P524)。因為心境與文化的差異,沈遼對于永州有一種隔閡,如詩云“夷山邈無際”[18](P543),體現出詩人的地方排斥。南渡初期寓湘詩人仍然稱湖湘之地為“夷”“蠻”。建炎間,陳與義避亂湘中,自云“居夷更覺中原好”[27](P308),“居夷驚有苗”[27](P347)。南宋中期以來,湘中印象則漸漸轉變為對“瀟湘為洙泗”的向往。湖湘仕宦詩人對于湖湘學術極為贊許。淳熙(1174—1189)間,趙蕃官湘中,其稱:“去年五溪歸,泊家長沙國。長沙今洙泗,不但談賈屈?！盵28](P69)詩人對于長沙印象轉為“長沙今洙泗,不但談賈屈”。所謂“洙泗”代稱孔子及儒家。如今長沙學術頗盛,不再如唐代貶謫詩人回歸屈賈。后來趙蕃憶及湖湘稱“我愛長沙國,全如洛與伊”[28](P180),即表現出對于湖湘學術的許可。而過湘之人對于湖湘之學術亦十分向往。乾道間,范成大過衡州石鼓書院,稱“俎豆彌文肅,衣冠盛事多。地靈鐘杰俊,寧但拾儒科”[29](P168)。淳熙間,項安世過衡州,稱“樂哉湘水是吾師”[21](P27372)。嘉定(1208—1224)中,劉克莊過衡州石鼓書院,稱“石鼓名天下,州庠畫不如……恨余非楚產,來借一房居”[30](P383)。從各位詩人的詩中便可以看出他們對于湖湘學術的向往。

(二)山水依戀:“不到瀟湘豈有詩”

南宋中期湖湘流寓詩人的湖湘地方印象轉變還表現為對瀟湘自然風景的癡迷。地理印象上,唐代寓湘詩人對于湖湘的卑濕有一種恐懼心理。北宋寓湘詩人對湖湘之暑熱亦時有排斥。而到南宋中期則轉變為對湖湘山水的依戀。乾道二年(1166),張孝祥自靜江北歸過湘江,作詞云“吳山楚澤行遍,只欠到瀟湘”[31](P1241),可見對于瀟湘風物的向往。乾道三年(1167),張祁渡湘江,亦感嘆“春過瀟湘渡,真觀八景圖”[32](P1488)。張祁為張孝祥之父,乾道三年(1167)隨張孝祥知潭州。張祁詩中瀟湘已經轉為一個讓人羨慕的地方,而“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則反映了長沙的繁華。而張栻有和詩云“齋舫凌煙浦,云屏入畫圖……湘中無限景,賦詠繼三都”[33](P771),亦稱贊湘中之美景。淳熙十五年(1188),趙師俠舟泛瀟湘,稱贊“溪山佳處是湘中,今古言同”[34](P2079)。其詞中多以畫稱瀟湘,如“八景瀟湘真畫”[34](P2093),“一片瀟湘、真個畫難成”[34](P2095)。瀟湘已然成為人們向往之地。嘉泰四年(1204),陸游回憶舊游亦謂“揮毫留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35](P3474)。晚年陸游家居紹興,時時以景物之美指稱“瀟湘”,甚至以之與故鄉媲美,如“剡曲稽山是故鄉,人言景物似瀟湘”[35](P1758),“鏡湖清絕似瀟湘,晨起焚香坐草堂”[35](P3947)?？梢娫陉懹涡睦?瀟湘之地已經是一個美麗的存在。南宋后期,人們對瀟湘之地的印象大為改觀。嘉定末至端平間,戴復古兩游湘中,作詩云:“荊楚一都會,瀟湘八景圖”[36](P34),“心懷屈賈千年上,身在瀟湘八景間”[36](P173)。此二詩均表現了對于瀟湘景物的喜愛。

四 唐宋湖湘流寓詩人地方印象變化原因

唐宋流寓詩人眼中的湖湘印象經由地方恐懼到地方依戀歷經了六百余年。從流寓詩人湖湘印象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出湖湘經濟文化逐漸向好發展。而唐宋湖湘流寓詩人地方印象變化的原因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

(一)唐宋貶謫政治與湖湘貶謫文人心態

唐代湖湘流寓詩人的地方恐懼與唐代的貶謫制度密切相關。湖湘貶謫詩人因為對于貶謫的恐懼,故而往往加深了地方恐懼。唐代湖湘之地聚集大量流寓詩人,尤其以貶謫詩人最為集中。尚永亮先生認為:“至于唐、宋兩代逐臣,亦多謫居荊湘之地?！盵37](P28)而據周建軍《唐代荊楚流寓詩人考》,唐代流寓湖湘30位詩人中有14人為貶官身份[38](P128-137),占比約47%。其中貶謫詩人多為著名詩人,諸如王昌齡、賈至、張說、柳宗元、劉禹錫等。而唐代貶謫制度的嚴酷則成為謫湘詩人情感悲涼之主要原因。唐代在政權更迭、黨爭釀禍與宦官專權過程中,統治者或專權者將政敵或殺或貶,故而湖湘貶謫詩歌情感悲涼。尚永亮先生指出:“處置嚴厲時,對重罪官員往往先行貶逐,既而賜死于途?；蛘D殺于貶所?！盵39](P110-111)即便未被殺,亦有很多詩人卒于湘中貶所。諸如崔成甫、呂溫等卒于湘中加深了寓湘詩人的地方恐懼。

北宋湖湘之地尚集中大量貶謫詩人,而到南宋湖湘已非貶謫重地。宋代貶謫懲罰程度較唐減弱。宋代“重文輕武”,詩人地位頗高,極少出現殺文人的情況?！端问贰げ軇讉鳌份d徽宗言于曹勛曰:“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盵40](P11700)即便被貶亦無性命之憂,故而宋代謫湘詩人內心的恐懼較之唐代要少很多。而貶謫往往是為了讓詩人反省,并非為了排除異己而將其置于死地,且貶官之待遇相對于唐人要好很多。楊竹旺稱:“唐朝對于被貶的官員,無論是政策制定、赴貶前與赴貶途中的執行、在貶所的待遇,乃至敘復規定,都極其嚴苛殘酷。而兩宋對被貶官員的權利有一定的保障,待遇同前代相比要更好?！盵41](P66)這就是宋代貶謫詩人能對湖湘地方恐懼減弱,進而與湖湘山水和諧共處的根本原因。

(二)唐宋湖湘經濟文化發展的差異

唐代,湖湘之地尚是蠻荒之地,經濟文化極為落后。尚永亮先生稱:“從地理的重要性看,自漢至唐,荊湘多數地域尚未開發,較之中原地區相對蠻荒、落后,故成為朝廷貶官時的首選之地?！盵37](P28)其中湖湘經濟文化尤為落后。李德輝先生指出:“唐代湖南被視為漢文化的南部邊緣,真正夷夏分界線在五嶺,湖南則是夷夏結合部,體現著中原文化與南蠻文化的混一狀態,且蠻族文化占據主導地位?！盵42](P318)

北宋湖湘經濟文化發展較快,其人口持續增長。北宋后期惠洪《送廓然》即稱:“長沙古都會,何以冠荊楚。但曰財富強,山水最佳處。那知號大藩,實以英俊聚?！盵43](P1043)惠洪認為長沙“財富強”“山水佳”,顯示出北宋時湖南已經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唐代天寶元年(742)湖南才95萬余口。而到北宋崇寧(1102—1106)年間增長至260余萬口。到南宋嘉定(1208—1224)間,湖南共有人口720多萬。[44](P15-16)人口的增長反映了北宋以來湖南經濟的發展。

建炎南渡后,湖湘經濟文化迎來了大的發展。胡安國、胡宏、胡寅講學衡山,張栻、朱熹講學岳麓書院,推動了湖湘文化的發展。嘉定末真德秀即指出:“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此邦之士,登門墻、承謦欬者甚眾,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盵45](P617)透過真德秀的筆端可見出他對于湖湘學術、人才的贊許。寶慶、紹定間魏了翁對于湖湘的印象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姑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傳者前后迭出,率在湖湘間,至于登朝著、仕州縣、奮科第者,又不可勝數,然后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邪!”[46](P234)魏了翁指出“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恰好反映了湖湘文化從唐到南宋的發展。同時由于湖湘距離前線尚遠,相對安定的環境促進了湖湘經濟的發展。荊湖南路在南宋以來人口一直呈現增長趨勢,至嘉定十六年(1223)人口達到125萬戶,僅次于兩浙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淳熙末周必大判潭州,稱潭州為“長沙巨鎮”[47](P457),“大藩之名不一,南楚為雄”[47](P466)?？梢姶疚?、紹熙間潭州之地位頗高。張祁稱“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戴復古稱長沙“荊楚一都會”,便可見一斑。經濟文化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南宋詩人對于湖湘的印象。

(二)唐宋湖湘流寓詩人籍貫的差異

唐代寓湘詩人對于湖湘的地方恐懼緣于卑濕氣候的影響。唐人張謂稱長沙“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剡厧X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衍時序”[48](P3809)。張謂稱長沙“郡臨江湖,大抵卑濕”“地邊嶺瘴,大抵炎熱”頗為客觀。而之所以唐代寓湘詩人排斥湖湘地理,與寓湘詩人,尤其是謫湘詩人中多北人有密切關系。據周建軍《唐代荊楚流寓詩人考》,唐代共有96位著名詩人流寓荊楚(即今湖北、湖南),其中流寓湖湘30人。[38](P128-137)而流寓湖湘30位詩人中,籍貫為北方的共計21人,占比70%。來到湘中的北人或因流貶,或因避亂,或為入幕,或因落第漫游,多失意之人。加之對于南方氣候的不適應,故而往往生發出卑濕之嘆與地方恐懼。然而北宋寓湘詩人多為南方人,尤其是貶謫詩人中多以南人居多。據筆者統計北宋流寓湖湘詩人主要有180人。留下文集較為重要的有20人,而其中17人均為南方人,占比85%。諸如劉攽、孔平仲、孔武仲、沈遼、華鎮、呂陶、范純仁、劉奉世、范祖禹、秦觀、鄒浩、陳瓘、曾紆、范致明等貶謫詩人皆為南方人。這使得北宋流寓詩人對于湖湘的地理排斥大大減弱。而南宋由于政治的影響則全為南人,由于了解的加深轉而欣賞湖湘風景。

總而言之,唐宋湖湘流寓詩人對于湖湘印象的變化與貶謫政治、湖湘經濟文化發展等因素密切相關。地方發展程度、詩人身份的變化引起地方與情感關聯發生變化。唐代湖湘為貶謫重地,加上經濟文化的落后,使得在湖湘之地的流寓詩人對于湖湘充滿了地方恐懼與排斥。北宋湖湘仍然集中了大量貶謫詩人,貶謫詩人對于湖湘的地方排斥依然存在。然而北宋貶謫懲罰力度遠不及唐代嚴酷,而謫湘詩人以南人居多,這使得他們對于湖湘的地方恐懼減弱。他們通過欣賞山水,進而逐漸實現人與地的和諧。到了南宋中期,湖湘之地非貶謫重地,湖湘經濟文化的發展使得仕宦詩人眼中的湖湘印象轉為山水、文化依戀之地。人與地之間的情感以詩為紐帶,而情感變化的關鍵因素便是地方的發展與詩人身份變化。唐宋湖湘流寓詩人對湖湘的印象變化,反映了湖湘經濟文化逐漸向好發展。透過詩人對地方印象的變化可以看到湖湘之地在宋代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