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廣西大學周刊》透露的高校管理思想

孔祥睿

1928 年，廣西大學正式建立，中國近代獲得德國工學博士第一人的馬君武先生出任廣西大學首任校長，此后他三次出任校長，將畢生心血投入廣西大學的建設中。馬君武先生在民國時期的聲望與蔡元培相當，素有“北蔡南馬”之稱，兩人一南一北活躍在改造中國教育體制第一線，極力推廣歐洲教育，尤其是歐洲近代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

在艱難困苦的教學條件下，廣西大學師生員工團結一心，為“保衛祖國、發達廣西”奮發圖強，使得廣西大學在梧州時期形成了優良校風與學風，成為當時中國南方重要的大學之一。竺可楨、陳寅恪、陳望道、李四光、李達、郭沫若、許德衍、馬敘倫、林礪儒、馬寅初、黃覺非、千家駒等學界大師紛紛前來廣西大學任教。在艱難環境中，能夠取得這樣難能可貴的業績，與當時廣西大學所形成的獨特的大學管理思想不無關系。[1]在這一系列管理思想的指導下，廣西大學出臺了許多管理措施。分析《廣西大學周刊》（1931—1941年），①本文所查閱《廣西大學周刊》為大成故紙堆數據庫，http://www.dachengdata.com/tuijian/，民國文獻大全數據庫，http://cadal.hytung.cn/Main.aspx，影印版。特別是《校聞》《專載》《演講》《特載》等欄目刊發的廣西大學的管理措施、理念等，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民國時期廣西大學的管理思想。

《廣西大學周刊》的創立與時任校長馬君武關系莫大。作為廣西的最高學府，因當時時局動蕩，廣西大學“至民國十七年成立以來，山林初啟，凡百草創，中夏政變，弛而弗張”，直到1931 年，廣西局勢漸漸穩定后，學校才“完葺校舍，從集生徒”。[2]與此同時，新桂系統治之下，相對穩定的環境也為《廣西大學周刊》的創辦提供了條件。時任校長馬君武認為：

學校之有周刊，所以策校務之進行，蘄學業之互勉，凡全校中條教之厘定，議案之表決，措置之程序，演講之紀述，文存之印證，胥在于是，蓋將以其跡象所表著，精神所附麗者，公諸全校，公諸社會，以為討論砥礪之資，以促日進無疆之效，以故學校周刊，所在多有，其體例略如報章，而其義則學校之史也。[2]

正是由于學校周刊對于學校有著如此之多的作用，在馬君武的推動下，不久，《廣西大學周刊》正式創立。從該刊內容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廣西大學的管理思想。

一、以學生為本，重視實踐，為學生完成學業提供各類幫助

民國期間，在蔡元培、馬君武等教育家的推動下，自清末以來就開始傳播的西方新式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促使高等教育形成以學生為本的觀念。

廣西大學十分重視通過實習實踐增加學生學習的成效。學校法律系鐘震教授就曾和3 位老教師帶領該系二、三、四年級學生前往桂林法院、監獄等參觀調研。在調研過程中，學校還邀請桂林高等法院院長朱朝森先生向學生講授題為“我國司法制度之前瞻與后愿”的講座。最為重要的是，該系在調研之后通過會議進行總結，如“擬于參觀后，即在桂林舉行四組導師聯席會議詳細指導學生治學處世之種種要義”。[3]生物系則定期組織師生前往外地采集標本，以增強學生的辨識能力。如該系師生曾“結隊至本邑六堡區采集，隊員約二十人已于昨日首途出發，定期一周內返?！?。[4]農學院還發布了農學系學生暑期實習規則。該院認為“農學系學生應注重實習，庶學識經驗相互印證，方易收效”，故規定該系學生暑期內須前往農場實習12 星期，實習期滿方準畢業；若前往學校農場之外場所實習，還須“先由校核準，實習完畢時并須呈繳所在農場主管人之證明書”，以茲證明。[5]由此可見廣西大學各院系對于學生實踐、實習活動的重視程度。

此外，新學年開學之際，經常有學生因學費問題而無法按期入學或正常完成學業，這是民國時期許多大學出現的一種常態，廣西大學也不例外。此類因學費問題而無法正常完成學業的情況對青年的前途影響頗深，正如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先生所言：“這問題倘一日無法解決，亦即青年前途一大隱憂！學費問題不能解決，除愁苦和失望之外，最后便淪入輟學，這是當然的事！”貧苦學生學費難以籌措，不僅使其終日陷于愁苦之中而無法集中精力于學習，而且，倘若輟學的話，教育培養的連貫性無法得到實現，對于學校而言，則是人才的流失。有鑒于此，廣西大學為了使貧困學生能夠解決學費問題、順利完成學業，更重要的是為了留住本就珍貴的高校學術人才，不使學生的培養半途而廢，故想方設法為學生完成學業提供幫助。

如建立“苦學基金”以貸給貧困學生即為一例。該基金資助對象為廣西大學“本校在學之本省貧苦學生無力繼續求學者”，經當地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門證明確為貧苦、品行素行端正、學業成績高于70 分、于本科肄業的學生，則可每年分兩次（每學期一次）借給其不超過100 元的基金金額，收取利息一分，須畢業一年后還清。[6]然而，“苦學基金”設立之后，貧困學生學費問題依然十分突出。一是由于“苦學基金”金額不足，能夠借用的學生只限于本科生，且資助人數有限，“苦學基金”委員會只得向省內外熱心教育者尋求贊助。二是因為廣西省政府為鼓勵省外學生刻苦學習，向他們發放大量獎學金，而省內學生則沒有這種待遇。廣西大學為幫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向省政府極力呼吁廣西大學省內學生能夠與省外學生在獎學金上享有同等待遇：“這一群貧苦而努力，亟待救濟之學生，甚盼政府之獎勵?！盵7]除向上級部門呼吁外，廣西大學也設立了一些獎項以獎勵學生，如學生成績優異者，可給予其相應的免除學費、給予獎品的獎勵。為方便學生了解各種獎勵、助學貸款資助的要求，廣西大學還制定頒布了相關的章程，如發布《中國科學社各種征文獎金辦法》《廣西省三十年度修學定額貸金學生名額金額分配表》等。在廣西大學的幫助下，貧困學生因學費問題而失學的情況得以改善，可見廣西大學對于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的重視程度。

二、提高管理的民主化程度

孫中山先生創建興中會時，在革命綱領中就對民主有過清楚的宣示：踐行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對于大學而言，各校的民主化程度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高校內部評議會、教授會、校務會等高校管理組織得以建立，并聘請社會賢達為組織負責人，一改過往大學負責人多為政府官員擔任的局面。此類組織職責分明、互為監督，使得大學中校領導跋扈專權的現象得以改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一些大學，諸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在培養優秀人才、匯聚各領域知名學者講學等方面的成果更為顯著。

當時的廣西最高學府廣西大學也進行了大量的民主化改革，以推動學校民主化管理。如本著改善學生日常生活、指導課外作業的初衷，特組建群育委員會指導學生。該委員會由校長聘請鐵明先生為主席，職責為“指導學生日常生活、課外作業及教務以外一切事項”。[8]隨著民主化改革的推進，學生享有的自由權利逐漸增多，而此時成立的群育委員會也就成為一個學校與學生間進行民主交流、溝通協商的機構。群育委員會主席鐵明先生向學生表示：“諸位在課外要做什么，在沒有去做以前，就先來和我們策劃，大家商量一下，切勿獨斷獨行。我們并非不要諸位去做，也并非不準諸位活動，我們是希望諸位去努力的做，所怕的諸位做的方法或者有不高明的地方，因此我們愿意代諸位想出較好的方法，把要干的事弄好?！盵9]

此外，學校為更好地了解學生狀況，允許各班、系選出的學生代表就學生訴求與校方溝通。如在更改作息時間、管理膳食問題上，學校已經意識到學生意見的重要性。1933 年春季學期，“由學校召集本學期新選出之各班系代表二十余人在管理廳樓上開會”，在與學生充分交流后，由于天氣漸熱，校方將作息時間“提早一小時，惟軍訓時間改于每日午后五時至七時日落時教訓”。再一個則為膳食問題，學生自辦膳食后，問題漸漸顯現出來，學校與學生代表協商后決定設立膳務整理委員會，由學生選舉出膳食委員負責整改膳食問題。[10]

民主化還在廣西大學的學生自治中有所體現。如廣西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備會議的安排上就可見其自治程度。會議決議的內容包括“各宿舍設提案箱總集同學提案；組織提案審查委員會負責整理及審查提案結果；由秘書擬定會議規則及開會秩序；由秘書負責將籌備經過情形呈報學校，并請指定召開會員大會日期”?？梢妼W生對于學校事務已有一定的參與度。不僅如此，在之后召開的學生自治會會員大會上，馬君武校長也對學生自治表示認可，他認為學生自治“使學生在校時有自覺能自治，能團結養成科學之智識工作之技術和戰斗之本領，出社會以后，成為文武兩全之良好國民，負起救國之責任?！盵11]

從以上可以看出，學校在管理中已經注意到要與學生進行民主對話，甚至允許學生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權利。以往學生的活動往往受到學校的干涉，如晚清制定的《京師大學堂禁約》《京師大學堂條規》中對于學生的管理幾乎是過往國子監的翻版，學生的民主權利被學校所采取的強制、規束、禁錮等辦法制約，著名的“墨水瓶風波”即為一例。[12]

三、以軍訓為手段提高管理水平

較之晚清，民國時期國政府較為重視學生的軍訓。1912 年12 月18 日，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學校校長、教員：“引導學生于體操正科外，為種種有益之運動，專門以上學校，體操不列正科，尤宜組織運動部，隨時練習，以免偏用腦力。每年春秋兩季，應酌開學校運動會，互相淬勵，以惰弱為恥，以勇健為榮，庶學生體軀日強，智德亦日以幸。處茲外患交迫，非大多國民具有尚武精神，決不足以爭存而圖強也?！盵13]之后由于政局的變化，學生軍訓時興時廢。1928年5月3日，日本在濟南造成“五三”慘案，舉國震驚，之后學校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而奔波遷徙的廣西大學也未放松對學生的軍訓管理。

20 世紀30 年代初，國際局勢風云變幻，日本對于中國領土和主權的侵犯日甚一日，中華民族真正走到了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大學生也需要增強軍事技能，因而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顯得尤為重要。廣西大學高層認為：“軍事訓練是訓練我們自衛之手段，是救國的唯一途徑，現值國難的當中，凡是我國青年學生，亟應誠懇接受，以挽救國家之危亡，使我民族能夠永久生存于世界?！盵14]1932 年9月，盤珠祁副校長在新學期開課演講中向全體師生解釋軍事訓練時說道：“軍事訓練在本校也許是在全國的學校中，覺得是很新的功課，其實我們放眼去看一看歐美的民主國家，沒有一個大學里，沒有軍事訓練的，他們都實行很久了，歐美的國家，其法律規定凡是國民皆須經過兩年的軍事教育……所以我們學校里的軍事訓練，并不是很奇異的?！盵15]為此，廣西大學要求學生在校期間，學習知識之余，須按照規定每周接受6小時的軍事訓練，為期三年。如在其他學校已經修習軍訓，則需要相關證明材料，時間不足者仍需補足。

當時的廣西大學軍訓內容不僅有各種基礎操練項目，還包括實槍操練。如1932 年秋季學期，廣西大學學生經過兩個月“步伐及各種初步手足之動作”的操練，各種動作漸漸嫻熟起來，因此學校安排軍訓長官向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請求發槍操練。不久后，學校收到“日本三八式七九步槍數百桿”，學生的持槍訓練、實彈射擊訓練也相應展開。[16]軍訓中加入這些項目正是為了應對日趨緊迫的國家危機。與此同時，為更好地監督學生訓練，1933 年春季學期，第十五軍夏威副軍長（黃旭初任軍長，后由白崇禧兼任軍長）被委派為廣西大學軍訓監督，第十五軍參謀長汪玉珊為大隊長，黃增焯、陳駿南、伍家楨、羅正芬為隊長，這些軍官“均已先后抵校，從本周起開始積極訓練”。[6]12大量軍事教官的加入增強了學校軍事化訓練的規范性與實操性。

在軍訓期間，廣西大學對學生采取的是軍事化管理形式。在軍訓開始前盤珠祁副校長就指出：“關于軍事訓練規則，須全體遵守，就學校一概規則亦須同樣遵守，若有不遵守的，人人皆可效尤，如此這種團體定難維持，直至破壞為止，所以我們希望全體同學必須看重學校中一切規則?！避娪栭_始后，學校還具體規定“當茲軍訓時期”，“學生精神，端在武裝整齊，以壯觀瞻”，由此可見學校管理的嚴格程度。雖然規定如此，然而實施的結果卻并不十分理想，部分學生并沒有很好地遵守這一規定，“竟有少數服裝不整齊而出校過河者，實屬有礙風紀”。對于此種現象，學校認為“應嚴加取締，以后凡有服裝不整齊者，一概不準出校，以維風紀云”。[14]13為此，學校要求學生外出前必須經過軍訓教官檢查，服裝整潔者才可放行。

由于部分學生對軍訓的紀律不夠清楚，故時有違反紀律的現象出現。為便于管理，廣西大學特頒布《廣西大學軍事訓練大隊學生賞罰暫行條例》，發給全體學生參照比對。該《條例》對學生的各類行動作出十分詳細的規定，賞罰分明。學生品行端正、成績優異者給予免除學費、記功、給獎金、發獎狀等獎勵，違反紀律的學生則依情形給予其向總理遺像進行時間不一的站軍姿、扣除分數不一的操行分、關禁閉甚至開除學籍并請政府嚴辦的懲罰。[17]13-15全校學生按照陸軍編制分成一個大隊，下分5 個中隊，日常生活則按照《廣西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學生應守規則》施行，師生一律著軍裝，接受軍事訓練。[17]

廣西大學此一時期管理的嚴格程度反映在對學生違反紀律的處分中。學生楊寵南“素性囂張，目無紀律，迭經官長勸導終不覺悔”，又因為未到開膳時間而“乘全隊官長未到膳堂竟先入打碗，是日晚膳復在全隊官長監視之下違法打碗”。其主管教官認為“其存心搗亂可以想見，倘不從嚴懲辦，無以儆效尤而肅校風”，后經廣西大學軍事訓練大隊長董粹生呈報校長，廣西大學方面認為“前來查膳堂打碗，迭經勸誡，該生仍復蹈前愆，非加以嚴辦殊不足以儆此囂風”，最后的處理結果為“特照章予以退學處分以儆效尤”。由此可見，在軍事化管理時期，該學生因為提前到食堂吃飯這一現如今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被學校定性為“囂風”，并加以嚴辦。[18]我們不難看出，這一時期廣西大學的管理頗為嚴格，除了廣西大學的因素，與當時的新桂系對于軍訓的大力推崇也不無關系。白崇禧曾在一次演講中對學生說道：“與其練習打球，不如練習打槍，與其在球場上跑，不如在操場上跑。出操、射擊、賽跑、跳高、跳遠或者是爬山、游水，一個錢不用花，豈不很經濟嗎？大家都可以做，豈不很容易普遍嗎？學會了可以救國家救民族，豈不很適用嗎？”①白崇禧：《三寓政策》，收錄于李宗仁《廣西之建設》，廣西建設研究會，公元1939 年，查閱自大成故紙堆數據庫，http://www.dachengdata.com/tuijian/?？梢姰敃r新桂系政權對于軍訓的重視，也在一定程度影響了廣西大學一系列軍訓管理政策的出臺與實施，而相對嚴格、系統的軍事化訓練也確實起了一定的效果。在之后的抗戰大潮中，馬君武號召：“學生一致團結起來，拿書本，拿鋤頭，拿槍炮去救國”，②馬君武在廣西大學23 級（即民國23 年、1934 年入學學生）學生紀念冊上的題字。廣西大學學生紛紛走出書齋，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中。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后，280 多名廣西青年學生充滿熱情地參加了第二屆廣西學生軍，其中就包括廣西大學文法學院的37 名學生，[19]學生軍奔赴鄂豫皖抗日前線途中，一路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動員群眾支援前線、護理傷員、安置難民，并與前方將士一起浴血戰斗。不難看出，如果廣西大學不重視學生軍事訓練管理，則學生難以形成良好的軍事作戰思想和強健的體格，之后的投身抗戰也就無從談起。

結 語

在民國時期社會不穩定的大背景下，廣西大學擁有如此先進的管理思想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民國時期廣西大學采取的相關措施，從其出發點來看，基本上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學校，便于學校各項工作正常開展，雖然難免也有一些措施運用不當，造成了一些不理想的結果，但總體是功大于過。值得肯定的方面主要包括：廣西大學為學生學習、完成學業提供幫助，重視實踐活動，并想方設法為貧困學生解決學費問題，使得一些貧困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則使得學生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利，繼而激發了學生參與學校管理的熱情；學生能夠通過參與各種組織來鍛煉自身的各種本領，學校與學生間關系也變得更為融洽；學校重視學生軍訓管理，不僅磨練了學生意志，增強了學生的體格，最為重要的是培養了學生的民族意識、愛國情感與集體精神。由此可見，廣西大學的管理思想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都非常明顯。

誠然，再好的管理思想，如果執行不到位也會滋生一些弊端，廣西大學也難以避免。如學生自治一方面是順應當時高校學生普遍爭取自治權的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則是利用選出的學生代表來管理其他學生，以便提高學校管理效率，但這并不能表明學校真正給予了學生自由的權利。此外，由于新桂系政權為從學生中培養其下層軍官，以實現維持其統治的目的，部分學生被培養成了具有絕對服從精神的“軍人”。軍訓以“精神講話”為主，這使得軍事知識傳授、技能培養效果大打折扣。

但總的來說，民國時期廣西大學所形成的一系列高校管理思想能夠為如今高校開展日常管理工作提供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