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晦暗與微光
——評新編梨園戲《促織記》

譚雪梅 莊清華

2023年2月，國家藝術基金2022年度大型舞臺劇和作品創作資助項目—新編梨園戲《促織記》在泉州首演。（1）福建梨園戲傳承中心排演的這部新編戲，是由學者型編劇林清華根據蒲松齡的小說《促織》改編創作而成的。劇作保留了原著中的荒誕筆調—人變促織，但又加強了對人物形象的塑造，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在官貪吏虐的社會中，因一只促織而引發的一場悲劇，戲劇內蘊直指現實人生，頗具批判性與啟發意義。劇作在熟悉的故事中演繹新人物、新感情與新主題，在冷峻與詼諧中批判社會，思考人性中的晦暗，也點亮了愛和善的人性之光。而在舞臺上，導演曾靜萍和她的團隊在保留劇種特色的基礎上，創造性地設計了富有意蘊的舞臺空間，巧妙地呈現和彰顯了劇作的思想內涵，是一部能帶給人驚喜的新戲。

一、一體兩面的悲劇人生

小說《促織》講述的是，宣德年間皇室流行斗促織（即蟋蟀），華陰縣縣官為取悅上級，派地方各級官差持續供應，里正成名“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1]484，處境艱難，好不容捉到一只促織，卻被兒子失手拍死。成子因害怕而投井，被救后精神不濟魂化促織，后因其討得皇帝歡心，而為家庭贏得了富貴。蒲氏認為“天將以酬長厚者”，所以成名“裘馬揚揚”。在蒲松齡筆下，成名和里正是同一人，成名“為人迂訥”，因舉業不順，遂“為狡猾胥報充里正役”。[1]484在梨園戲《促織記》中，成名這一人物被分設為兩人：成名與里正。二人共同構筑“一體兩面”的悲劇人生。

劇中的成名，變成了私塾先生，一個毫無權力的、被里正壓迫的貧苦村民。劇作新增的人物里正，官雖卑微，但權力可以運用到極限——人稱“里宰”，意思是“一里之內，想宰誰就宰誰”。因為這個原因，管轄之戶都去巴結他。但私塾先生成名，就頗有些讀書人的清高。里正因為自己的孩子在成名那邊求學，就主動去找成名，希望成名能在學習上格外照顧一下自己的孩子。但成名不買賬，堅持對待學生要一視同仁、有教無類。為此，里正對成名頗有怨氣，故意將促織之賦攤派于成名，并限月底之前就要上交一只良品促織。然而，當地的蟋蟀因為民眾連續不斷的捕捉，已幾乎被抓絕了。這種情況下，成名更不可能找到品相好的蟋蟀。于是，成名一家的悲劇便開始了。成名逾期未交促織而受杖刑，成妻為向巫求促織而獻出全部家資，成子因失手誤殺促織而丟了性命。頗有意味的是，劇作通過權力在兩個角色之間的變換，呈現出富有悲劇性的人性。尚在權力欺凌之下的成名，正直善良，同時還保有一份文人的孤傲。而獲得權力后的成名，其惡劣程度竟比里正那樣的“小人”更甚。成為知縣的成名，先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地將里正狠狠打了一頓，為自己出了一口惡氣。然后，他便與舊日里正一樣，毫無廉恥地壓迫其他百姓。在這個權力“實驗場”里，成名與里正，在被壓迫者和壓迫者之間轉換，成為權力牢籠里的同一類人。得勢時的成名就是里正，落魄時的里正就是成名，呈現為逼仄環境下的一個人的兩種狀態。這種轉換是一種無聲的悲鳴，揭示著封建專制社會環境對人性的扭曲與異化。

在表演中，“一體兩面”的人物形象設計也十分獨到。隨著權力的置換，首先，里正與成名二人交換著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不同身份。戲開場不久，里正在暴打折磨成名。舞臺上，成名的出場頗為凄慘，觀眾但聞其痛苦的喊叫聲而不見其人。當比人高的竹籠從左右兩邊撤開時，舞臺燈光下是成名因逾期未交促織而被里正杖責的場景。在第七出“促織”部分，成名因獻促織有功，得了官，成了知縣，他頭戴官帽身著官袍腳踏官靴，在里正面前耀武揚威，他開始公報私仇，杖打里正。而成名被打時“促織一聲斷人魂，血浸兩股辱斯文”的痛苦與哀嘆，得勢時“時運轉，促織神傍。君心悅，欽點為官，青云忽直上”的自得與狂妄，不就是顛倒了生命境況的另一個里正么？

其次是二人在言語和精神上的相互較量。成名在歷盡艱辛終于找到一只“天生異相”的促織時，想到里正曾奚落他說，若是他能尋得良品，便向他磕頭。成名為了揚眉吐氣，便放下促織前去尋找里正，準備好好羞辱他一番?！疤煊胁粶y風云”，成名歸家時卻發現促織已死、兒子投井，正悲痛欲絕時，里正為了看成名好戲，早早就來催交促織，還說成名“早死早超生”。于是，一面是成名在苦求寬限，一面是里正的咄咄逼人，極度窘迫無奈的成名只能放下自尊，低頭向里正作揖并連聲喊道：“是我口出狂言，口出狂言?！睓嗔χ脫Q之后，被壓抑的、受屈辱的成名意外贏來了時來運轉，得官之后的成名，比當時的“里正”還“里正”，他瘋狂地對里正進行報復。在成名的碾壓下，里正跪地求饒，以平復和消解成名內心的仇恨。此外，戲開場時，里正負責收促織，逾期未交者杖三十；劇末，成名得官之后向百姓征收雞，逾期未交者打五十大板。這二人的行為背后都有令人恐怖的權力欲望，都在為滿足個人私欲而濫用職權，欺壓無辜的老百姓，不同的只是一個以促織為借口，一個則換為斗雞。

在舞臺表演空間里，成名與里正呈現出一種位置顛倒、境遇互換的“反轉”，這種“反轉”將這種“一體雙面”的人物形象展現得淋漓盡致，既呈現了戲劇張力又不失冷峻與幽默。里正與成名互相欺凌的背后，是“風水輪流無常事”背景下令人同情的權力犧牲品，在這樣的語境中，不管成名還是里正，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悲劇人物?！皺嗔ζ鋵嵸|主體的奴役的深層原因是人性深處的自利性”[2]，成名的異化過程恰好闡釋了這種“人性深處的自利性”。殘酷的現實與令人沉迷的權力使他異化為“非我”。正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言，悲劇的根源在于好人犯了錯誤。[3]97成名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人”，他對于自己的異化甚至是不自知的，如同里正更早之前的異化。但作者對他們是同情的，甚至帶有一層悲憫的意味，他們身上被賦予了尚未泯滅的人性之微光。在劇中，里正和成名都是有責任感的父親形象，他們都愛著自己的孩子，在關乎孩子的教育或生死問題上，他們也有高度的關切和熾熱的愛。

據學者考察，在中國古代，斗促織（蟋蟀）的游戲至晚在宋代就已流行?！跋裉拼亩冯u受到玄宗厚愛一樣，斗蟋蟀也極得最高統治者的青睞”，“南宋太師平章賈似道就是一個著名的蟋蟀迷”，這個被后人稱為“蟋蟀宰相”的誤國者，竟在國家處于危機之時依然忙著斗蟋蟀。而明清兩代，斗蟋蟀的風氣更盛。據傳，明代曾有歌謠描述明代宣宗皇帝對蟋蟀的狂熱：“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盵4]斗促織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荒誕行為，更是一朝一代的災難。更可怕的是，皇帝的這種“興趣愛好”是多變的、無常的。蒲松齡在《促織》中寫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盵1]489皇帝偶然有意于某物，未必長情于此，而身邊討好威權的人則立即將其視為不可或缺的常物，加上官貪吏虐，更是民不聊生。在新編梨園戲《促織記》中，成名的“一體兩面”，正是這種殘酷社會環境中一個小知識分子受迫害而異化的產物。

本戲編劇林清華曾談到自己在創作過程中的思考：當成名因為兒子化為促織而飛黃騰達后，他會不會從受迫害者變成迫害者？我們如何在那種環境下保持自身的高潔？[5]成名與里正的這組人物形象塑造，正是劇作者對這個問題的深沉思索。

二、困境中的愛與堅毅

在小說《促織》中，蒲松齡對成妻的描寫較為簡潔，梨園戲《促織記》則對成妻形象進行了豐富和深化。劇作者以情感為底色塑造這位妻子和母親的形象。她的溫柔和堅韌，她的絕望和無助，都與她對家人的深切的愛密切相關。她是劇中以愛為生的性情中人，也是人性中的暖人光輝。

戲中，成妻是以愛的形象出場的。第一出“遭陷”中，成名逾期未交促織而被杖責，苦不堪言。此時，成妻扶著步履艱難的丈夫上場，這一安排頗有意味。因為在隨后的劇情里，她也一直這樣努力，想方設法、竭盡全力地去守護自己的家。她心疼丈夫的遭遇，會忍不住勸丈夫暫時委屈一時，去求里正通融。但成名怎么可能去求那樣一個粗鄙險惡之徒呢？被正義凜然的丈夫斷然拒絕后，她放下尊嚴去求里正，請他高抬貴手放過自己的丈夫，也無非是在絕望中竭力去尋求那一絲微乎其微的希望。當里正提出自己有促織可賣與成名時，成妻便毫不猶豫地說：“買！相公，我們買！”溫厚的成妻根本不考慮所需費用，非理性的語言里，是她對丈夫的愛與竭盡全力的支持。令人憤恨的是，里正此時趁人之危，漫天要價，一只促織要賣他們一百兩銀子。而貧寒的成家，又如何買得起這只身價不菲的促織？為了解救困境中的丈夫和家庭，柔弱但意志堅定的成妻，瞞著不信巫的丈夫，拿著家里僅有的十文錢，勇敢地去求助駝巫，求他幫忙指出一條能尋到促織、可以幫助家庭逃離困厄的生路?？梢哉f，正是在愛的情感力量下，她才能勇敢地、竭盡全力地用她原本柔弱的肩膀去幫丈夫承擔家庭責任，共同面對家庭所遭遇的生死存亡危機。

“問巫”一出中，舞臺上，但見慌慌張張的成妻，惶恐無助地急急奔走，鮮活地展現了一位弱女子在無望中渴望尋求神秘力量來拯救自己家庭的迫切心理和具有悲情色彩的幻想。在那求告無門的時代里，神靈成了困苦民眾最后的精神依托。正如德·莫·烏格里諾維奇在 《宗教心理學》一書中所言，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宗教的“幻想補償功能”即“幻想補充實際存在的人的無能為力的功能”[6]109，這樣的幻想恰好可以給成妻某種希望與寬慰。劇中的駝巫，長期在江湖中游走，自然也很熟悉人們的這種心理。為了更多地斂財，他利用“越是時短，信者越堅”的心理規律，故意以“三日為限”，贏得慕名者無數，成妻也因此更為慌亂和急切。但成妻能拿出的錢實在太少了，她一面以“傾盡家財”表達誠意，一面又怯怯伸出一根手指來示意自己的囊中羞澀。對于這個模棱兩可的“一”，巫徒一開始很驚喜，以為是一百兩，但隨著十兩、一兩的不斷降級猜測，在最后獲知只有十文錢的時候，他終于變得不耐煩乃至憤怒了。成妻默默地忍受著巫徒的嘲諷與奚落而不敢反駁，不僅如此，她還一直苦苦哀求，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駝巫師徒二人本是假借神力四處騙取錢財的騙子，看成妻拿不出多少錢財的寒酸樣，巫徒直接就要趕她離開，此時駝巫突發“善心”，覺得可以拿自己的夢中之境來隨意糊弄她一下。他坐在椅子上一邊念著符咒，一邊扭動身體裝神弄鬼，成妻則對著駝巫虔誠地跪拜?！暗谒亩聣Α钡拇嬖趯≈械难輪T與臺下的觀眾“隔”開，對于駝巫的騙術，場外的觀眾了然于心，可劇中人成妻卻信以為真。于是，“墻”內的成妻在駝巫及巫徒面前越是虔誠與卑微，戲劇場景便越顯荒誕與諷刺，同時也蘊涵著一股難以排遣的悲涼之感。

如果說，上面是為了愛而努力求生，那么，當心愛的孩子再也不能醒來時，她所有的生命熱情頓然消失，情愿隨他而去。這種情感邏輯下的非理性行為，讓人心痛，更讓人悲憤。當成名捕獲到促織回家時，成妻滿心歡喜，馬不停蹄地跑去買蟹白與粟黃準備喂養促織?？僧斔龤w家時卻發現那攸關全家性命的促織被兒子不小心弄死了。成妻驚恐萬分，她顫栗地伸出手指拈起已經死去的促織，身體因驚嚇過度而不停地顫抖。此情此景下的成子，帶著對父親的恐懼與對家庭的愧疚之心匆匆逃離，不幸跌入井中。面對兒子的“尸首”，成名夫妻二人悲痛欲絕，形如槁木。兒子的死，讓本就搖搖欲墜的家庭徹底破碎。成妻對丈夫說：“相公，促織死了，孩兒也死了，不如……”“不如！不如我們，也死了吧？”在此之前，成妻一直在積極努力地為家庭尋找出路，她曾卑微地跪地求饒，也曾在遭受惡言時忍氣吞聲?？纱藭r此刻，當兒子的“尸首”直挺挺地擺在自己面前時，她的世界瞬間崩塌，遭遇多重打擊的她，此時再沒有了活下去的欲望。

極富戲劇性的是，當所有人都以為成名夫妻二人要雙雙赴死時，成子又突然活了過來。于是觀眾鮮明地看到成妻瞬間的情感變化。兒子失而復得，剛剛經歷一場生命暴風雨的絕望而哀慟的成妻立馬由悲轉喜，她溫柔而又充滿憐惜地拍著兒子的背，唱著睡眠曲哄著孩子入眠：“月兒透紗窗，我兒睡得香，大鬼小鬼莫驚擾，一夢睡到天透亮……”帶著濃郁地域色彩的歌聲從舞臺中央傳出，歌詞雖然樸實，但其背后所蘊含的深沉母愛卻感染了著臺下不少觀眾?！按蠊硇」砟@擾”，體現了成妻對兒子平安健康的殷切期盼?！芭救崛?，為母則剛”，在成妻身上，我們感受到了母愛的偉大力量。舞臺上，這感人而溫馨的親情場景背后，是成妻面對苦難、面對困境時的堅韌與頑強。在她身上，柔弱與堅韌并存，她用愛和堅毅支撐著這個風雨飄搖的家。作品根據情感邏輯所塑造的成妻形象，讓整個劇作在諷刺的冷峻底色下透露著令人慰藉的溫暖。

三、純真的人性之光

新編梨園戲《促織記》中，成子首次登場是在“得失”一出。舞臺上的成子聰明伶俐、俏皮可愛，身段靈活多樣，聲音清脆悅耳，十分出彩，一出場便成為舞臺的焦點。成子形象具有強烈的象征意味，他的童真與善象征著人類純真之愛與人性之光。這一人物形象的設計也體現了人們對于赤子之心的期待與追尋。

父母不在家中，放學歸來的成子見桌上放著促織，十分歡喜。他想到這促織能救自己一家性命，為感謝促織的大恩大德，成子將其從籠子放出，一邊跪拜一邊說道：“促織啊，請受我一拜！”誰料就在此時，促織竟然逃走了，成子在捉捕促織的過程中，不慎誤傷了它。盡管在蒲松齡筆下的成子和梨園戲中的成子都是在捕捉逃跑的促織時不小心將其拍死的，但前者因頑皮“窺父不在，竊發盆”[1]486而致，后者卻源于天真的謝恩行為。兩個成子形象是有較大差異的。在梨園戲中，成子一出場，就給觀眾留下既天真活潑又懂事乖巧的印象，而他對家人的愛和對促織的感恩之心，在情感表達上又與其母一脈相承。

當成子聽到父親對于自己落井一事的自責，以及對自己教育方式太過嚴苛的懺悔時，他決定化身促織報答父母的恩情。劇作中，成子變化的促織，只是一只“細腰兒，短腿兒”“骨瘦如柴”的小促織。成名見這小促織也有不忍之心，幾次欲放其離去，不愿看著它在蟲斗中失去生命。但作為成子化身的促織卻執意要彌補自己的過錯，并以此報答父母恩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親近成名，不肯輕易離開。劇作將成子設計成個小身弱的小促織，雖與成子的年齡和家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這能從另一個側面彰顯了精神生命的強大力量。舞臺上，在里正與成名的促織比賽中，面對平日里凈是欺負自己的里正子化身的強壯促織，成子化作的促織一開始是膽怯的，可當聽到里正侮辱自己的父親是“酸溜溜的窮秀才”時，為了維護父親的尊嚴，弱小的“它”竟瞬間變為勇士，打得對方落荒而逃。人變促織的情節是荒誕與悲涼的，但比這更荒誕與悲涼的是成子只有通過外形的變化——另一種形式的死亡，才得以獲得保護家人的力量。

戲曲舞臺空間在呈現這場蟲斗時也頗具藝術性，帶給了觀眾非常獨特的審美體驗和思想上的碰撞與啟迪。其中，特別成功的是多重空間的設計與呈現。如，“蟲斗”這個場景里，成名與里正分別從長板凳的兩端觀看位于板凳中間打斗的促織，還不停地為以“空的空間”虛擬處理的打斗場面吶喊助威，甚至有節奏地拍起了板凳。而扮演成名與里正各自孩子的演員，此時成為孩子們變作的促織，在舞臺的另一處打斗。舞臺這一角落的打斗愈是激烈，舞臺那一角落的吶喊聲與板凳聲愈是急促。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虛實呼應，虛實共生。位于舞臺前方的板凳上的虛擬戰場與舞臺深處的“實景”戰場，是同時并存的兩個舞臺空間，而這兩個空間又同處于一個大籠子里。虛與實，看與被看，籠住與被籠住，是促織的打斗，是孩子之間的較量，同時也是兩個成年人之間的糾纏，角色的模糊與重疊，意義空間的多重生成，隨著音樂與劇情的節奏在舞臺上漸次鋪展，給人非常美妙的藝術享受。

當然，劇作者在塑造成子時不只是表現其為報恩而勇敢戰斗的精神，還賦予其更為純凈的愛與善的底色，賦予其純真的人性之光。劇中的成子具有強烈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面對嘲笑人類“蒙昧不分”“是非不明”的眾促織時，他堅持為人類辯解，認為人“有禮義廉恥，有道德教化”，并非常自豪地認定自己的父親就是這樣的人。遺憾的是，在“權力實驗場”中，成名的自我迷失與道德淪喪，讓在場外“觀看”的成子十分驚恐，他不敢想象自己非常尊敬的父親在得到權勢之后會殘酷、墮落到這等地步。

舞臺上，因獻促織有功的成名領著眾衙役站在舞臺中央，成子化作的促織站在舞臺后方的斜坡上遠遠地望向父親。在成名怒斥里正、羞辱里正、命令衙役毆打里正時，成子先是驚懼地低聲喊道：“爹爹！”燈光一轉，衙役已下場，舞臺中央只剩成名與里正兩人，里正癱倒在地連連求饒，而成名則腳踩板凳，手持長棍繼續毆打里正，此時成子發出了較之前更大的、更充滿恐懼性的聲音 “我驚……我驚”。伴隨著里正痛苦的哀吟聲，成子害怕地用雙手捂住自己的耳朵。面對著在權力下異化的父親，看著平日里可親可敬的父親，如今卻再也不顧仁義道德，舞臺后方的成子決定不再做人，他選擇做一只可以自由飛翔、可以逃離這一俗世的鳥兒。燈光一轉，成子化鳥而去。舞臺上，這種空間的距離感給人以視覺審美的同時，也刺激著觀眾的心。成人世界的污濁與虛妄，成子所代表的孩童世界的純真與友善，在籠子的世界里只能是這樣的強與弱、驅逐與逃離的對峙。

四、余論

梨園戲《促織記》對關養促織的籠子和產生這個悲劇的“籠子世界”有著深沉的思考與追問。故事開始時，竹籠向舞臺左右撤開，成名與里正兩人一同從籠子里走出來；故事結束時，竹籠從舞臺左右合攏，成名和里正一同被關進籠子。整部戲，始于籠子，終于籠子?；\子的象征與隱喻，留給觀眾意味深長的回味。這竹籠可以是現實中裝促織的竹籠，它體現了統治階級的荒唐無道。這竹籠也可以是富有象征意味的牢籠，將人的自由與靈性深深地套住。這樣的牢籠，是那個極端專制環境的某種隱喻，但同時也是迷失自我的人們在權欲迷惑下不自覺間為自己編織的“樊籠”。人將促織裝入籠子，使其不得自由，殊不知，自己也可能在這樣的籠子里。在全劇結束時，作品以“尾聲”的形式，以斗促織的結束領起新的斗雞，在呼應開場的同時，也諷刺著那個專制的舊社會以及在那種逼仄社會下難以擺脫的輪回故事。而促織，作為經典的秋之意象，也給劇作帶來了一抹悲涼與寂寥。

注釋：

（1）本文所引劇作內容均出于林清華老師所贈《促織記》劇本，個別地方根據舞臺演出實況稍作調整，以下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