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中國背景下數字語篇認知分析

鄒春玲 魏鑫

(哈爾濱理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中、西方認知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文章基于數字中國背景、視域、內涵、文化等要素，旨在創建有別于西方的中國式數字語篇認知模式，關注數字語篇所呈現的文字和視圖之“相關關系認知”，而非傳統文字語篇之“因果關系認知”。西方學界在實體、主客二分、概念化、邏輯推理、終極確定性、科學實證等觀念之下做出語篇分析和語篇認知。 20 世紀初期，國內學界受到西方觀念沖擊，至今依然使用上述西方二維、實證、概念化等基礎加工認知機制作為語篇意義獲取的手段，忽視了數字中國化背景之下的中國式及數字化的辯證認知研究。 中國古代認知思維以天垂象、三才之道為本，象何談實體，道又如何終極概念化。 先哲們“以象運化萬物”早已是中國認知之本，文章秉承“應作如是觀”，以中國哲學文化定式運化象和像似，創建數字中國化的認知學創。

一、 數字語篇

數字語篇的體現平臺為計算機、手機、iPAD 等，體現媒介為微博、抖音等，數字語篇是一類文字＋視圖的“符號共同體”，不僅超越了語篇“能指”的某一種具體語境、場景、行為、圖片或者語言，實則已然超越了行為符號或者語言符號所具有的當前的“即時意義”，而且“超鏈接”到了一種更為幽遠、且與人類“生命”和“數字化生存”息息相關的“象”意義上面。 換句話說，數字語篇是一種文字＋視圖符號共同構建且關涉文化象征的符號共同體，憑借顏色、空間、時間等要素的各種排列組合意向性/非意向性地組構或疊加在一起以便勾勒、描寫、指向、顯化、隱化、闡明某一個或某一些意義、功能、作用、價值、傾向、取向的一組神奇的符號群或“共同體”。 文字符號講究“意義的聯想”，視圖符號講究“像似的關系”。

“數字語篇”這一說法及其系統化的研究，始于Susan Herring 在1996 年所著《電腦媒介的交際、語言、社會和跨文化視角》，且先后發生過4 次重大研究調整和研究轉向:①從關注媒體到關注使用者本身以作語篇分析和語篇使用的研究模式轉向[1]；②從初始的以pre-Web、Web 1.0 和Web 2.0 三個歷史階段的計算機為媒介(computer-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的數字語篇表層形式和結構的研究，到以數字化的語篇和語言如何改變以及數字化的身份構建方式的改變的數字化社會實踐轉向[2]，從單方面的數字語篇本身的分析轉向到雙向的數字語篇互動的研究；③從原來的以跨區域媒體以及全球化的多模態數字媒介和語篇的分析，轉向關注全球化的國際語境下的各自的社會文化參數在數字語篇中的滲透與作用方式；④以批評意識形態為主題的數字語篇分析模式轉向深化語篇中歷史元素與文化模式及二者的互動融合方式的研究[3]。

劉綱紀先生曾指出:“所謂的‘文’的概念縱觀古今，都在表述著與事物的‘花紋’‘紋理’相關，表現為‘交錯’的線條，所以《說文》釋‘文’為‘錯畫也，象交文’[4]?！薄拔摹痹趥鹘y文字語篇稱為“文本”，在數字語篇稱為“文字符號”，本質上都是由自然界萬事萬物逐漸演化并呈現的那種“細微的變化”現象而得出的“生命體驗”。 數字語篇的分析框架保留了傳統文字語篇的要素和組構——文本、語境、互文、銜接、連貫等。 但數字語篇畢竟不同于文字語篇，必須考量數字化參數的作用，同時運用聽覺、視覺、通感、移情等多種感覺，通過虛實交融的文字、圖片、圖像、短視頻、音頻、行為等線上＋線下多種手段和符號資源，實現語篇內容的“再語境化”的表述過程。 此外，數字語篇大量使用“視圖符號”，語篇所要表述的內容的價值取決于其“被視覺顯示”的能力和水平，語言和文字的交際也逐漸被轉化為視覺直觀化的閱讀過程，因此數字語篇的敘事、表述的呈現方式實質上是一場“視覺的盛宴”。

數字語篇的短視頻等視圖是一類對外部世界的反射鏡像，以其先天的“視覺語言”的表達過程來反映外部世界“被符號化”和“再符號化”的過程。 因此，其作為數字化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的“視圖化語言”，本質上是利用已有的或者沒有的符號意象，創建并輸出全新的視圖符號系統，這對認知提出了挑戰。 數字媒體發表各類數字技術和大數據作用下文字＋視圖、多模態＋多符號的視覺化全新數字語篇，強化了“圖解知識”與“圖解天下”的“讀圖認知”需求。 視圖不僅是對社會現象、知識結構、文化要素等做出內容方面的圖式表征，更應該是對各相關要素之間的“相關關系”做出表征、詮釋和象征的認知過程。

數字語篇促發了語境和內容的“真實”與“虛擬”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讀者對語篇視圖符號的解讀也越來越游離于真實與虛擬之間，視覺文盲和視覺危機隨之悄然產生。 短視頻、圖像、影視作品、繪畫設計、廣告設計、動漫游戲等數字語篇的修圖、濾鏡、美顏、剪輯、合成等技術化呈現，要求“視圖”的認知研究隨之發展出一類適用于其自身的學理思想和理論基礎。 這是因為數字語篇可以憑借各種技術手段而實現“放大”或者“減少”某些文字或者視圖的視角和意圖。

在數字媒體所要表述的“現實”中，數字語篇的“文字＋視圖”符號與中國文化及要素之間發生了無限創造與深度統合，視圖在文化、文化在視圖的現象比比皆是，同時使所謂真實和現實慢慢歸隱，代之以被技術和算法虛擬化了的視圖符號。 “數字語篇”實質上是一個“仿真”的世界，中國文化與社會現實也轉化到視圖和文字當中，從而創建出一個虛實交融的數字生態。 傳統的語篇對“因果關系”的認知模式也已經慢慢隱退，更多關注文字＋視圖符號所展現的事物、事件、現象之間的“相關關系”。 因此，對數字語篇所表述的社會事件、文化定位、語境信息、權力結構，不應該也不能夠簡單地以一個乏味的控制性的“認知隱喻”全盤以概之[5]。

二、 數字語篇認知

數字語篇以“文字＋視圖”的形式作為虛實交融的敘事形式會造成真假難辨的數字化認知生態。 數字語篇大量使用渲染、濾鏡、拼接等技術的情況已經無法以單純的文字或視圖的描寫和解釋作為研究對象，其解構、結構和建構等分析必須考慮虛實交融的數字生態以及虛實辨別、虛實剝離、虛實融合、虛實同指、虛實同構等虛實一體化的共同體認知過程。數字媒體平臺也非常善于將“現實”做出文字＋視圖的符號處理，且逐漸變成不容忽視的“數字文化”現象，不單是視圖的形式和內容占據了重要的數字文化位置，更意味著人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和解讀發生了視角、內容和方式的轉變。

國內外皆有學者甚至認為所謂的“認知”與人腦加工和心智運行之間沒有關系，而是通過實證方法可以論證的機械性行為，從而完全忽略了“認知是一種互生互構的體驗的結果”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認知”一詞(cognition)在哲學層面上主要指的是“心智”，分為感性認知和理性認知兩大類。 西方認知學者Lakoff ＆ Johnson 等在其論述認知語言學的過程中，使“認知”的概念變得十分寬泛，乃至將無意識的認知活動也納入“認知”的研究范圍中，并且西方大多主張“科學實證的方法”或者“數據調研的方法”來驗證關涉心智、思維等的認知生成機制和運作過程。 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認知方式有失偏頗，呈現二維性質的表層認知研究態勢，這與中國縱觀古今的深層認知方式差異極大，不符合中國先哲一貫主張的“人之所為，惟人參之”(劉勰《文心雕龍》)的認知方式。

Van Dijk 強調語篇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必須以“認知”作為中介[6]，借鑒西方認知語言學主張的“互動體驗”(Interactive embodiment)和“認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sing)，數字語篇的認知應創建數字中國獨有的辯證認知范式。 國內外用于語篇分析的認知機制往往過度強調隱喻、轉喻、整合理論等基礎加工認知模式的作用，面對當今海量化、碎片化、動態化數字語篇的闡釋力明顯不足，主要是因為數字技術使得數字語篇跨越了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之間的界限以及技術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的界限。 數字語篇在其生成之初，就兼顧“人文＋社會＋技術＋算法＋生態＋文化”的共同體的驅動性質，數字語篇以其龐雜的符號世界所能展現出來的人和事物，在很多條件下并不需要也無法產生高清晰的區分度，都可以被視作是“自然符號”與“傳統符號”的“中間值”，根本沒必要對圖像和文字做出顯著區分。 傳統語篇認知過程偏重文字內容之間“因果性”的探討，注重并探尋語篇各個要素之間的所應該具備的“映射理據”和“互通方式”的原則和規范；而數字語篇認知過程偏重多模態和多符號之間的“相關性”的探討，確切指明了多符號和多模態的種種因素之間必然產生“同指性”語篇分析過程與“同構性”語篇認知過程。 從圖像、圖形到文字再到數字化的“視圖”，抽象程度逐漸提高，是從“看的形態”到“讀的符號”的轉變。 數字語篇認知過程必然要經過讀者對多模態＋多符號語篇的深度辯證加工，稱作數字中國式再符號化認知。 該認知模式亦秉承中國自古的觀念——“意接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云，卷舒滅現，無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 這一點與西方語篇分析關注語詞層面、指代層面的“銜接”有極大的不同。 中國古文典型的“奇崛、言反、意出、怪生”等文墨之使用，皆為力爭避免限于“形而下”，而是以“奇崛”之尋文章“形而上”的表意之“想落天外”之法。 數字語篇，比如短視頻語篇，其視圖符號表面看似天然和真實，促發讀者憑借直觀感受而發生認知行為，實則由于技術的介入本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質態。

三、 結論

數字語篇認知的創建是一類辯證統一、辯證同一的理論體系。 在辯證框架內，“辯”的是虛實，“證”的是象征，過程是同指同構，目的是統一、同一。 西方語篇分析皆從互文、語境等做出其組合(composition)、延展(extension)、拓寬(expansion)等類別的拆解式的研究，而數字中國背景下數字語篇認知更應弘揚中國辯證認知的思路與模式。 數字語篇認知的理論研究由于語篇本身的碎片化、動態化、主體間化、循環化等先天特征，而生成了一類流動、對話性質的辯證認知模式。 語篇使用者在以動態的方式不斷地影響著對方，從而產生了認知上的“期待視野”的改變，稱作“視界融合”的辯證統一的同一性認知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