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自述

⊙ 成聯方

姜亮夫先生寫過《四十自述》，其四十歲取得的成績確實令人景仰，而我行年已過五十，真可謂乏善可陳。那我為何還要寫呢？我想，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較早的書法博士以及書法博導，不管成績如何，也把自己的學習、成長經歷如實寫出來，給后人研究高等書法教育史留些文獻，如果有價值當然欣慰，沒有價值就與世浮沉可矣！

我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鎮雄縣的一個農村家庭，雖然在農村長大，但排行小，自小倒沒吃過多少苦，一旦寫出幾個好看的字，就會得到父母、兄長的表揚，這大概就是我喜歡寫字的最初動力。

我1987 年（16 歲）考進昭通地區師范學校讀書，學校非常重視三筆字教育，幾乎每個同學都能寫一手漂亮的字。昭通有姜亮夫、謝飲澗、張希魯、姜澄清這些學者、書法家，而且，謝飲澗、姜澄清都是昭通師范的校友，老師經常向我們講這些人的名人軼事，所以，十幾歲的心靈里就住下了這些昭通名宿。

我也喜歡音樂，于1990 年（19 歲）被保送云南藝術學院音樂系師范班，主修鋼琴，跟隨云南最權威的鋼琴教育家李兆仁教授學鋼琴，同時拜云南藝術學院樊端然教授學書法，每天都在練琴和寫字之間轉換，四年就這樣飛逝了。我本科畢業到昭通師范?？茖W校（現昭通學院）教書，校長陳孝寧教授是歷史學家，同時也是散文家，在書畫方面也頗有造詣，因此，昭通師專有非常好的書畫文學氛圍，師生常常在一起相互砥礪，書畫展覽也舉辦得較為頻繁。

我于2004 年考取首都師范大學書法碩士，開始接受專業的書法學習。

2004 年考取首都師范大學書法研究所而接受的教育

(一)書法所諸師之教誨

我在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研究所（以下簡稱首師大書法所）讀碩士，導師是甘中流教授。

我們2004 級只有六個正式生，兩三個同等學力，一個班不超過十人，上課的老師遠遠超過十人，我們開玩笑說這是“精英教育”。

歐陽中石先生只給博士生上課，碩士只能聽先生的講座，先生寫字，全所師生都要前去學習，所以，我看過好多次先生寫字。

劉守安老師講《書法美學》，我尤其佩服劉老師的桐城派研究。我寫了《藝術創造的唯一性品格與價值論原則的二律背反——書法創作必須思考的首要命題》作為美學結課作業，該文收錄于《第三屆全國書學學術周論文集》，后又進行修改，以《從價值論原則看藝術作品的價值所在》發表于《重慶工學院學報》2009 年第4 期。

張同印老師給我們講隸書課，我寫字總喜歡“創新”，被張老師嚴厲批評過，當時內心不服，現在回想起來很是感謝這樣的嚴師，那個時候認為的“創新”實際上只是“時風”，自己能力不夠，深入不了經典，也就分不清什么是“經典”什么是“時風”了。

葉培貴老師給我們講《書法史》《詩詞楹聯寫作》兩門課。葉老師講書法史很有思辨性，他告訴我們要多讀葛兆光《中國思想史》。我寫了《對民國書法史體例的思考》作為結課作業，15000 字左右的長文，收錄于《2005 年北京國際書法雙年展書法論文集》，并被《書法導報》連續轉載。葉老師的《詩詞楹聯寫作》課，我非常喜歡，我之前從來不會寫詩填詞，三四次課之后，我寫了《獨坐》一詩：“韶光三月映池塘，好景經年綠橘黃；不覺安仁斑兩鬢，當初只顧笑江郎?！钡玫搅巳~老師的表揚。葉老師的教學方法非常實用，我在云南大學給學生講《詩詞楹聯》課，也用葉老師的方法，得到學生們的歡迎。

王元軍老師是歷史學科班出身，曾供職于中華書局，給我們講《書法文獻學》。我喜歡文獻學，和王元軍老師的教誨有很大關系，我后來發表于《書法研究》的《沈曾植書學著述編年考勘》一文，寫法是受到王元軍老師啟發的。

解小青老師的《書法文字學》引我進了文字學之門，我后來一直研究《文字學》，尤其想從書法角度研究文字學，是受到解小青老師啟發的。

在治學、作文和書法創作上，我均服膺我的導師甘中流教授。甘老師帶著我們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要求我們讀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這是我學目錄學的開始。我在云南大學講《美術文獻學》，也主要講這兩本書。甘老師告訴我一定要讀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后來我寫了幾篇研究“觀念史”的文章，就是在甘老師這里打下的基礎。

（二）碩士論文《沈曾植書學方法研究》

我的碩士論文是《沈曾植書學方法研究》。研究古代的學術方法，首先要有古代學術史、古代哲學史以及古代歷史理論等方面的基礎，為了碩士論文，我花了好長時間讀這些書，例如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等。

沈曾植為學無所不包而且皆很精深，他給《易經》、佛學、禪宗、理學以及書籍版本學等寫的題跋，起初讀起來極為費勁，我就暫時放下沈曾植而先去讀原典，對原典有些基礎之后再來讀沈曾植題跋，才慢慢讀懂的。

碩士階段是學術之路的關鍵階段，因為本科階段還涉及不到學術，而博士階段大概要基本成型，所以，碩士階段極為重要，只要碩士階段打好基礎，后來的各個階段就有指望了。

2007 年到云南大學教書，受到“云大學派”的影響

云南大學有深厚的學術傳統，名家、大師曾有不少，例如研究莊子的劉文典、研究民族史的方國瑜以及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代表的魁閣學派，在云南大學根深葉茂，我暫且把他們統稱為“云大學派”。

我于2007 年到云南大學教書，開始關注這些先生們的著作，也不知不覺受到他們的影響，我后來寫了一些研究云南書法、云南碑刻的文章，例如《業余藝術家的價值》《云南藝術家要說“云南話”》這些小文，便是嘗試用“云大學派”的觀點進行寫作的。

我已指導了多篇研究云南書法家以及云南古代碑刻的碩士論文，也是希望通過書法這個領域深入“云大學派”延續“云大學派”的傳統。

2009—2012 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一）得到導師鄭曉華教授以及徐慶平教授、陳傳席教授的教誨

剛到學校和導師見面，鄭曉華老師給我說：“你一定要成為你這個年紀的佼佼者！”這句話一直記在我的《日記》里，鄭老師的這句話平實而深刻，雖然感覺到自己“跳一跳也能夠得著”，但是，必須一刻也不能停止！鄭老師有一次對我說：“《論語》里有句話：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當時接近四十，聽到這句話后壓力之大簡直無法形容，這么多年來，鄭老師的這些教誨時時在耳邊回響，我從來不敢懈怠。

我博士一年級的時候，鄭老師看我的論文，溫和地指出：“寫法要新，觀點要新，文章要跟上時代?！蔽覄偞T士畢業兩年，以為“竭澤而漁”就是好文章，經過導師的指點，才知道“竭澤而漁”僅是基礎，重要的是“為誰寫”“寫什么”“怎么寫”的問題。鄭老師看論文的速度極快，可以在一兩分鐘之內全部看完，而且馬上提出修改意見，我當時被震住了，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學院派”功力。

鄭老師給我們講《書譜》，我第一次感受到“闡釋”的魅力。我之前認為，古代書論都是中古漢語以下的語言，沒有太大難度，所以常常輕慢待之，但是，鄭老師講解《書譜》，逐字解釋、分析句子、梳理邏輯、劃分段落，把整個云里霧里的《書譜》講得清清楚楚，偶爾用演繹法引申出去，真有沈曾植《劉融齋〈書概〉評語》中的“禪那”風采，我甚為欽佩。我用導師的方法去讀宗炳《畫山水序》、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以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好多問題也能迎刃而解，這是我讀博士期間的大收獲！后來我回到云南大學教書，講古代畫論、古代書論都用這個方法，很受學生歡迎。我在讀博時“惡補”佛典，也是受到導師的啟發。

徐慶平教授和陳傳席教授給我們講《學術文獻》課。徐慶平教授是徐悲鴻先生的哲嗣，是巴黎大學美術史博士，給我們講的西方美術史均是一手材料，講他的親身經歷以及國際、國內的美術掌故，使我認識到僅僅在電腦旁爬梳文獻是做不出一流學問的，“見識”對學術研究非常重要。

陳傳席老師的美術史研究、美術批評在國內均為一流，而且其涉獵范圍遠遠超出了美術。陳老師頗善作文，評論、隨筆、序跋等尤為精彩，我有段時間熱衷寫小品文，是受陳老師影響。在博士論文開題的時候，我說錢仲聯先生整理的沈曾植《海日樓札叢》《海日樓題跋》有許多錯誤，陳傳席老師非常嚴肅地說：“錢先生是國學大師，中國首批博導，你指出錯誤一定要小心，否則會出丑！”我現在正整理沈曾植書學文獻，見識了錢先生的學問之大、學問之深，我所指出的錢先生的一些小瑕疵，未必真是錢先生的問題，恐怕是出版社校稿、排印時候的失誤也未可知。學術研究的“后出轉精”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得以實現的，我很慚愧當時有輕慢之心。

（二）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選修課

我拿的是哲學博士學位，我讀的博士點設在哲學院，所以，哲學院教授的課是必須聽的。我選修了《易經》《王陽明傳習錄》，選聽了《說文解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們對經典的解讀皆是一字一句進行的，這種讀書方法對我有深刻影響。

我讀《說文解字》始于中國人民大學，我寫的《黃侃書法思想及其書風分期研究》一文發表于《中國書法》2011 年第12 期，這是我研讀“章黃學派”時延伸出來的課題。

我受到“云大學派”的啟發，便對社會學、人類學感興趣，所以，便選聽了社會學課程，我發表于《中國書法》2011 年第3 期的《中國女性書法梗要探研》，便是從社會學角度關注中國書法史上的女性群體而寫的文章。

（三）博士論文《沈曾植碑帖學研究》

我在撰寫碩士論文《沈曾植書學方法研究》時，已收集了沈曾植的不少文獻，但均未深入研究，通過和鄭老師商量，博士論文繼續研究沈曾植，主要研究沈曾植在碑帖學方面的成果。

博士論文對文獻要求很高，所以，我每周至少花兩三天時間到國家圖書館老館（北海公園附近）抄錄沈曾植文獻，其他時間都在人大圖書館網絡檢索資料、核查資料，如此交替進行的工作持續將近一年，文獻工作才勉強做完。全身心投入寫作，是從三年級的九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份，當一交稿，自己才猛然一驚，七個月時間竟然沒有一天離開過椅子，非常欣慰！

沈曾植是晚清第一流的碑帖學家，研究沈曾植的碑帖學，幾乎等于研究了整個中國歷史上的碑刻學和刻帖學。碑帖學文獻是書法專業的核心文獻，經過博士論文的撰寫，為我打下了一定的碑帖學基礎。

2012—2020 年副教授期間的學術成果

（一）撰寫的論文——從哲學視野轉到碑刻學、考古學

由于受到哲學的影響，我博士畢業以后寫了一些研究“觀念史”的文章。例如，《沈曾植“南北會通”觀的審美譜系——從北碑三宗、〈中岳嵩高靈廟碑〉到歐虞褚李》一文，獲2014 年“全國第十屆書學討論會”優秀獎（最高獎），《衛恒“古今雜形”對沈曾植書法的影響》一文發表于《中國書法》2019 年第9 期。

我也寫了一些哲學和書學交叉的文章，例如，《朱熹對沈曾植書法的影響》發表于《中國書法》2016 年第5 期?！稄恼握軐W轉向藝術審美：沈曾植上海時期書法思想的理學化特征》入選2017 年“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關于后者，我寫了《探索哲學與書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一文發表在《中國書法》2018 年第2 期，以說明我對此文的方法論思考。

我受到“云大學派”的啟發，便關注云南碑刻，嘗試用“云大學派”的方法去研究沈曾植，寫了《二爨對沈曾植書法的影響》發表于《中國書法》2016 年第11 期，寫了《幾與原文語氣無別——謝飲澗補〈孟孝琚殘碑〉所缺八十八字及其可信性探析》發表于《中國書法》2018 年第9 期，并獲得云南省社科三等獎；整理了謝飲澗先生手稿《〈漢孟琁碑〉考證續舉》在《中國書法》2019 年第4 期發表，也寫了《沈曾植所推崇的唐朝名家碑刻及其內在原因》發表于《中國書法》2020 年第10 期。

當我研究了考古學家謝飲澗先生之后，略懂金石學、碑刻學以及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認識到考古學和書法學是緊密相連的，書法專業應該開設《書法與考古》課程，打開研究視野，使書法學科盡快融到社會科學中去。

（二）做教育部項目《沈曾植書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得到的學術訓練

我于2017 年申請到教育部項目《沈曾植書學文獻整理與研究》，今年底將以《沈曾植書學文獻輯集與?？薄穼ＶY項。整理沈曾植這樣學者型書法家的文獻，會得到?？睂W、輯佚學、文字音韻訓詁以及書法藝術等全方位的學術訓練。其他方面暫且不論，此僅以書法藝術為例，我認識到，“字法”是書法藝術的“學術性”體現，如果僅僅學碑帖上的字，即使筆法精美、字形豐富，也難免簡單雷同，書法家要為社會創造具有歷史美感的漢字，需要有把傳世典籍的“印刷體”進行“藝術化”的能力，沈曾植書法作品的“學術性”主要體現在這里。

（三）從自學“文字學”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訪學

我學文字學，是從碩士時候解小青老師給我們講《書法文字學》開始，那時，我到首師大文學院聽過幾次黃天樹先生的文字學課，黃天樹先生是裘錫圭先生的博士，我自然就會讀些裘錫圭先生的著作。

那時的首師大書法所有個好風氣，博士論文答辯、博士后出站的答辯委員都有頂級專家，我只是碩士，每場答辯我都去旁聽。在答辯時候聽到北京大學高明教授、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的董琨教授等點評博士、博士后們的問題，我就會記下來“順藤摸瓜”，去找文字學經典著作來讀。

我到人大讀博士的三年期間，日課是《說文解字》，輔助《說文》還讀了一些其他書。博士畢業回云南大學教書，我一直給研究生講《說文解字》，但是只讀《說文解字》對書法專業的學生來說是不夠的，研究篆、隸、楷、行、草五種字體的文字學著作也要讀。目前我們能見到的《書法文字學》著作，作為教材是不大實用的，因此，我一直想編寫一個打通五體的“書法文字學”教材供書法專業的學生使用。為了提高自己的文字學水平，我于2019 年9 月至2020 年6 月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訪學，跟隨董珊教授學文字學。我給博導鄭曉華老師匯報我的想法，鄭老師說：“讀文字學好，這是書法的根本！”我參與的是文字學博士、博士后的課程，受到了不少啟發，可惜疫情爆發，當面向董珊先生請教不多，后來是在網上聽董老師講課、聽董老師的學術報告以及讀董老師的書，現在自己的水平雖然不高，但已略曉治學規范。

我寫的《簡化字能用于書法創作的歷史證據與現實依據》一文于《人大復印資料·造型藝術》2019 年第5 期全文轉載，或許這不是地道的文字學論文，但屬于書法文字學論文是沒問題的，以后我還會有幾篇討論書法用字問題的文章發表出來。

（四）寫小品文

昭通有很深厚的文學傳統，例如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的文章寫得就極為生動，姜澄清先生乃一代散文圣手，“昭通作家群”聞名于全國，在這個地方長大，自然而然地也會喜歡文學。有段時間我曾熱衷于寫小品文，拙著《鋒芒與沉思》一書中收錄了幾篇。我的小品文作法，主要向姜澄清先生、熊秉明先生以及陳傳席先生學習。

姜澄清先生是當代著名的藝術理論家，他的《古文筆法》一書，是我研究古文和現代文如何轉換的教材，他的《清談錄》《清談續錄》等散文集，我曾模仿過一段時間。

熊秉明先生是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的哲嗣，作為云南大學的后輩，我自然會讀熊秉明先生的文章。熊秉明先生善多種藝術，且淹通古今、中西融貫，例如他的《看蒙娜麗莎看》之類的文章寫得優美至極而且說得透徹，藝術小品文寫到這種程度可謂為上乘之作吧！

我到中國人民大學讀博以后，喜讀陳傳席老師的《悔晚齋臆語》《畫壇點將錄》《北窗臆語》等書，他的寫法已經突破了傳統散文的審美特征，敢于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甚至“一劍封喉”，這種風格我以前沒有甚至不敢這樣寫，所以，陳老師的小品文特別吸引我。

我的好友，昭通學院歷史學家唐靖教授委婉提醒我：“小品文寫幾篇就夠了，年輕時要多寫大文章！”自此以后，我有好幾年拒絕寫這種文章了。

（五）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云南省書法家協會的活動擴大了見識

我原本是宅于書齋之人，沒太多見識。博士畢業以后，逐漸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云南省書法家協會的活動，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歷練機會，從書齋走向社會，向更多的人學習。

我剛回云南之際，參加了云南省書法家協會的展覽評審，見識了云南省書法家協會郭偉主席在古文字學上的功力，他閱讀古文字作品幾乎毫無障礙，而且，能一下子指出用字之微妙處。當時我剛博士畢業，文字學功底尚淺，只能似是而非，而且，我的文學功底也很淺薄，通過評審工作均暴露出來了。后來我又逐漸參加了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學術活動，更加暴露出自己學識之粗淺，眼界之閉塞，得抓緊補課，可以說是刻不容緩。

2018 年7 月，我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協“第二屆高等書法教育論壇”論文大賽評委，使我進一步考慮到書法專業研究者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學術視野、研究方法以及寫作方法等問題。2018 年11 月，我擔任“全國第八屆篆刻展”學術觀察，并提交了《現狀與未來——以全國第八屆篆刻展為中心的學術考察》一文發表于《中國書法》2019 年第8 期；2019 年12 月，我擔任“第十二屆全國書法篆刻展”文字審讀委員評委；2021 年10 月我擔任“第九屆中國書壇新人新作展”評委，等等。通過這些學術活動，使我認識到文字學、文學是書法藝術的基礎學問，基礎學問不牢，書法藝術也行之不遠。

劉熙載在《文概》中說：“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薄白R”的重要性是我參加了業界的學術活動才認識到的，可以說，是業界的學術活動推著我進步的。

自被聘為教授（2020 年）以來，學習重點又加上目錄學

我2020 年評上教授，并聘為博導。博導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崇高的，而且學術水準也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但是，我的學術成就離我心目中的教授、博導還有不小差距。云南大學《思想戰線》主編王文光教授在我聘上博導之際對我說，希望我“龍蟲并雕”，實際上是委婉地批評我，希望我多“雕龍”少“雕蟲”。

文字學一直是我的學習重點，評上教授以后又增加一個學習重點——目錄學。

我每次寫論文，寫得很吃力，甚至有的論文要用去幾個月時間，這樣下去，一生也寫不了幾篇文章，然而，學術大師們總能寫出很多著作和文章，而且質量都很高，這是什么原因呢？當我評上教授之后，仔細翻閱《姜亮夫全集》才明白過來，是因為我缺少目錄之學而導致的。

我們這一代人，大概2000 年以前會到圖書館查閱紙本文獻，2005 年以后基本在網上查找，自己研究的這塊由于投入時間多，資料還較熟悉，然而，和自己研究領域只要稍微有點距離就會茫然不知，根本原因是缺少目錄學基本功。目錄學不僅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用，而且，也是成就學問之“大”的關鍵。

我現在正撰寫《云南書法史》，之前我直接從書法文獻著手，文獻是否收集完，我心里沒底。我經過近兩年的目錄學研究以后發現，要寫地方文化史的著作，應該首先熟悉地方古籍目錄，在此基礎上，才知道文獻收集如何。所以，我花了一段時間研讀《云南書目》《云南叢書書目提要》《新纂云南通志》《續云南通志長編》以及云南考古資料、云南碑刻文獻等，現在基本摸清“家底”，心里踏實下來了，拙著《云南書法史》或許不會太糟。

書法雖然已升為一級學科，但是，由于書法目錄學這樣的基礎學科還不成熟，所以，書法學科要達到一流學科的高度，還需要一段時間。我認為，書法界要多做基礎學科，基礎學科豐富了、厚實了，學科水平自然就上去了。

小結

《五十自述》本應該寫自己已經做到的事，但文中寫了很多將要做的事或者期望做的事，難免有自我吹噓、自我開脫之嫌。但是，對未來的“暢想”或許能給年輕后進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這是不是也有些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