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寫魯迅”到“弒父”
——對美國華人學者魯迅批評的歷史考察與反思

李石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在重新反思革命、歷史、政治的思潮中，“重估魯迅”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研究趨勢。在海外學者推動下，作為革命神圣性符號的魯迅形象不斷遭到解構。人們試圖回到歷史現場，重新發現一個世俗的、人性的甚至具有黑暗面的魯迅。早在60年代，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通過“貶魯抬張”最早作出“重估魯迅”的嘗試，對魯迅表達了尖銳的批評態度，這次重估及其引發的爭議也成為海外學者“重寫文學史”的重要實踐。

事實上，“重寫文學史”離不開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而這又涉及“歐洲理論在美國”的傳播和接受語境。60 年代以來，列維納斯、德里達、?？?、巴特、利奧塔等法國后結構主義者的理論學說通過跨國交流和英譯轉化滲入美國高校，以解構主義浪潮對新批評的地位產生了巨大沖擊。而以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周蕾、劉禾等為代表的美國華人學者，恰是這一理論轉型的重要參與者，他們通過鑒取西方理論將魯迅研究置入跨文化闡釋學視域。從國內學界看，對美國華人學者魯迅研究的梳理盡管不乏學術成果，①但目前既缺乏將其放在美國文學研究的發展脈絡中審視的學術成果，也沒有將他們放在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揚棄的批評史線索中作更細致的辨析。本文將重點考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以及“國族主義”象征符號的“魯迅”，如何通過被批判性反思的方式進入世界文學視野，乃至進入后現代主義批評的跨國知識流通過程，進而反思其批評倫理問題和認識論根源。

一、重估魯迅與審美批評的開啟

在海外，最早從專業性批評角度“重估”魯迅的學者，應屬夏志清。在此之前，將魯迅作品譯介和傳播到英文世界最得力的應是王季真。王季真早在1939年寫出了英語世界第一本《魯迅年譜》，1941 年編譯出版了英語世界最早的魯迅小說集《阿Q 及其他：魯迅小說集》（顧鈞25）。但王季真的工作主要是譯介，而不是專業的文學批評。1961年，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耶魯大學出版社）以新批評的審美標準重估中國現代文學，開啟了對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重估。但從專業性角度看，《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作品的批評又是相當個人化和感性化的，這不僅表現為其常出現大段的情節復述以及感悟式的價值判斷，還體現在引用外國文學作品與中國文學作品進行對比時的隨意。當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指責《中國現代小說史》“極為主觀”“不是出自系統”“隨意而混亂”時，夏志清試圖以這本書是“寫給非專家的一般讀者”來開脫（普實克259）。當然，并不能因此否定夏志清的專業性，實際上，其文學批評存在著隱秘的知識體系：他從“世界文學”視野出發，將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狄更斯等經典作家作品放在文學的第一等級。第二等級是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被新文學的主流傳統所忽略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更注重文學的技巧、語言、反諷、隱喻等形式要素而具有較高的文學性。第三等級是新文學傳統，夏志清將之總結為“感時憂國”，偏重以現實主義立場揭示社會問題并謀求改良乃至革命的途徑，但改革中國的迫切愿望導致其過分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從而損害了文學的審美價值。魯迅正是這一傳統的重要代表。第四等級則是那些正統的革命文學和樂觀的共產主義文學，夏志清將之貶斥為歌功頌德的文學，而給予“粗淺的”“庸俗的”“功利的”“千篇一律的”“單調乏味的”等負面評價。

1963年，夏志清與普實克在由法國與荷蘭合辦的漢學雜志《通報》的筆戰，成為“重寫文學史”在海外的一個重要學術事件，也使夏志清受到西方漢學界的普遍關注。必須指出，兩位學者的爭論究竟孰是孰非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點在于這是兩種不同批評話語之間的交鋒。其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圍繞如何評價魯迅來展開的。一方面，普實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肯定左翼作家尤其是魯迅寫作的社會變革意義，并指責夏志清不能理解這一歷史意義因而“沒有能力公正地評價文學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功能和使命”（196）。夏志清則以新批評為支撐，尤其引用了維姆薩特的“意圖謬誤”說，試圖將文學的社會意圖和藝術效果進行嚴格區分，強調作者意圖不能成為判斷文學作品杰出還是拙劣的標準（普實克237—238）。另一方面，普實克認為，魯迅是在“療救中國”的意圖乃至信念下成為徹底的反傳統革命戰士的，《孔乙己》《狂人日記》通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揭示了中國社會的普遍問題，而正是“典型性”體現了魯迅杰出的藝術創作手法和技巧。魯迅表達出“療救中國”的信念越堅定，其作品就越有藝術價值。作者意圖與文學形式之間是相互結合、不能分離的。但夏志清認為，魯迅思想立場越堅定——尤其是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依附，反而越導致其情感的貧乏和創作力的枯竭。恰是魯迅“對故鄉傳統生活又恨又眷戀的復雜感情”及其思想上的游移不定，才是“他創作那些最優美的作品的動力”（普實克243）。矛盾的是，夏志清強調一種不被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的“文學性”標準，但他對魯迅的重估卻又帶著極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偏向。

二、魯迅闡釋的復雜化與作為過渡的傳記批評

20世紀70—80 年代，李歐梵、林毓生的魯迅研究呈現出傳記批評的特征。李歐梵親歷過夏志清與普實克之爭，在他看來，前者更傾向于文學判斷，后者更注重歷史意識。而夏濟安卻綜合了兩者的優點，“融合了傳記、歷史和批評”，成為一種文化批評。李歐梵坦承其更受夏濟安影響，甚至一度處在“影響的焦慮”的陰影中（李歐梵，《光明與黑暗之門》11）。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68 年）有兩章專論魯迅，分別為“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和“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在對魯迅的態度上，夏氏兄弟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夏濟安并沒有夏志清那樣的尖刻諷刺，更多是以同情之理解深入魯迅的世界，揭示了魯迅人格的偏執悲觀及其作品充斥的“死亡”黑影，“葬禮、墓地、行刑、砍頭，和生病”（135），挖掘了一個更復雜，形象也更豐滿的“魯迅”。

受此影響，李歐梵試圖將魯迅的“復雜性”作為一種“非革命化”的批評策略來挑戰國內魯迅研究的“革命框架”。在他看來，魯迅的追隨者往往過于強調魯迅作品的“階級性”，比如“把魯迅的人物看作是社會類型的體現，把這些人物的行動看做是所屬整個一群人的典型行為［……］魯迅的小說也被說成是窮苦者被封建階級壓迫和剝削的一幅總的社會圖畫”（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67）。這種政治色彩濃厚的階級分析模式歪曲了魯迅的創作。

不難看出，在夏志清與普實克之爭中，李歐梵更認同前者，但李歐梵的獨特性是揭示了魯迅與現代主義的關系。如果說，夏志清認定魯迅與西方現代主義之間幾乎是水火不容的關系，還列舉魯迅對現代派作家施蟄存的“攻擊”作為依據（43—47），那么，李歐梵則從“公”和“私”兩個層面區分了魯迅對西方文學觀念的曖昧立場，即魯迅在“公”的層面始終堅持寫實主義的創作理念以及社會變革的道德立場，但在“私”的層面又保留著對現代派文學藝術、頹廢唯美藝術的喜好。李歐梵不僅以魯迅購買世界裸體美術畫冊的記錄為依據，還以散文詩集《野草》闡明魯迅與西方現代主義的接近，更強調《故事新編》中的《補天》描寫一個小衛道士站在女媧兩腿之間向上看——這個細節所流露的“色情”意味說明魯迅是“用一種裸體而帶有肉欲的形象來故意挑撥打擊道貌岸然之士”以達到反傳統目的（《鐵屋中的吶喊》244）。當然，這種心理學分析也不乏對魯迅意圖的主觀化揣測。

同樣為美國歷史學博士，林毓生沒有像李歐梵那樣完全轉到文學領域，而始終立足于思想史和政治哲學來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意識的危機》（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79 年）中，林毓生雖然強調并不是要撰寫一部知識分子的綜合傳記，但其研究體現出傳記批評的特征：一方面，著作框架以人物為核心線索，分別論述陳獨秀、胡適、魯迅三位五四知識分子；另一方面，著作詳細分析了三位知識分子的人生際遇、人格特質、思想立場變化等，揭示他們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因而，這是基于預設視角的傳記式研究。

從批評史脈絡看，第一，林毓生立足思想史，將魯迅等五四知識分子視為堅定的反傳統主義者。如果說，夏志清認為魯迅的創造力根源在于思想和情感上的搖擺不定，李歐梵則將魯迅視為舊傳統和新革命之間的“中介物”，這都是將魯迅放在一個游移不定的位置進行評判，那么，林毓生拒絕這種不確定性，認為魯迅等知識分子對現代化的追求是以全面的“反傳統主義”立場為前提的，但魯迅試圖通過思想文化來解決社會病癥又體現了一種“一元論和唯智論的思想模式”，呈現出中國儒家傳統的“整體性思考模式”（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影響痕跡（225）。這樣一來，林毓生又如何得出魯迅是徹底的反傳統主義者的結論呢？這一邏輯矛盾也成為林毓生魯迅研究的根本問題。

第二，林毓生試圖借用心理學分析來消解“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矛盾。他將魯迅的思想意識分為“顯式的”和“隱式的”兩個層面。在“顯式層面”，即理性層面，魯迅堅持全盤性反傳統的思想立場，致力于推動中國之新生；在“隱式層面”，即私人的、情感的層面，魯迅又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在知識和道德上的價值。在林毓生看來，盡管魯迅發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有意義的成分，但這并沒有推動其積極“尋求創造性地轉化中國傳統的可能性”，反而因為“顯在”的“全盤性反傳統思想”而產生一種苦惱，甚至“一種內疚的罪惡感”（179）。這種闡釋模式既是對列文森觀點的轉化——揭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文化沖擊時理智與情感的沖突，②同時與李歐梵一樣進入了現代闡釋的范疇領域。

第三，在批評方法層面，林毓生明確表明了對新批評的反對立場。在他看來，新批評過于注重文學的形式因素，而忽略了思想，變成一種“玩物喪志”的批評游戲。一方面，林毓生更偏向普實克對魯迅作者意圖的維護。在他看來，“意圖謬誤”針對的是那種粗淺機械地還原作者意圖的文學研究方式，但若因此以形式分析完全取代對作者意圖的深入理解，就會有矯枉過正之嫌，從而犯“形式主義謬誤”。另一方面，與夏志清注重文學形式技巧相反，林毓生將準確理解作者意圖和作品思想意義視為文學批評的最高目的，而形式分析不過是了解作品思想意義的手段（395—398）。林毓生對新批評的反思有合理之處，他還揭示了文學批評過于注重邏輯和方法論給思想提升帶來的妨礙，這個問題后來在魯迅的解構批評中顯得尤為嚴重?？蓪嶋H上，林毓生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同樣也是方法論的產物。

三、“弒父”傾向與解構批評

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后現代／后殖民理論思潮的影響，美國華人學者的魯迅批評逐漸形成了更理論化的解構批評模式，呈現出具有顛覆色彩的“弒父”傾向。不管是王德威試圖砍斷魯迅的“五四文學第一巨頭”地位，還是劉禾強調“國民性”概念的西方來源，抑或是周蕾要祛除“棄醫從文”故事的文學意義，實質都是在挑戰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以及寫實主義典范的合法地位。

（一） 王德威：解構“本源”，從“頭”談起

王德威的魯迅批評的重要指向，是對國族主義尤其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的魯迅的批判性反思。他不僅以“魯迅之后”為題，將茅盾、老舍和沈從文等作家放在魯迅及其奠定的寫實主義脈絡中來審視，考察其創作理念與實踐如何超越了魯迅寫實主義的“敘事典范”；還征用德里達、拉康、?？碌葘W者的后結構主義理論資源，以解構魯迅作品的意識形態和敘事動機，而這尤其鮮明地體現在《從“頭”談起——魯迅、沈從文與砍頭》一文中。③他從儒／道、啟蒙／抒情、象征／寓言等多個坐標體系比較了魯迅與沈從文的差異，一方面將魯迅及其意圖視為后現代主義需要持續批判的“總體性”對象（包括儒家傳統和寫實主義傳統），另一方面將沈從文視為可與主流傳統相抗衡的顛覆性力量。在王德威看來，“斷頭”意象作為身體肢解的直觀經驗，恰說明魯迅對中國文化傳統“象征鎖鏈”斷裂的本能恐懼。相比之下，沈從文對砍頭的描寫就沒有魯迅那種急切指向啟蒙神話的意圖，但其看似平靜從容、波瀾不驚的詩化抒情方式，卻彰顯了一種非道德化的、激進化的美學策略。如《我的教育》寫官兵以砍殺人頭取樂；《黔小景》寫一小孩用稻草裝著父兄血淋淋的頭顱走在官路上的景象；《新與舊》寫一個經歷了改朝換代的老劊子手沉湎于當年行刑的“光榮幻想”等。這種多元化的視角彰顯了沈從文“不像魯迅對砍頭所賦予的唯一象征內涵［……］不汲汲預設一道統知識的始原中心［……］認為語言文學只能作為達‘義’救‘心’的工具”，而是“在文學敘述的起承轉合形式中［……］見證意義渙散、重組、衍生的無盡過程”（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142—144）。

王德威指責魯迅對意圖與形式之象征指涉關系的預設，但他卻預設了沈從文的“斷裂性”“非理性”位置，使之在后現代主義批評模式中占據倫理制高點，在取代魯迅“源頭”地位的同時確立了沈從文抒情美學的另一源頭地位——“他（沈從文）最吊詭的貢獻，是把五四文學第一‘巨頭’——魯迅的言談敘事法則，一股腦兒地砍將下來?！保ㄍ醯峦?，《想象中國的方法》146）王德威不滿于魯迅以國民性批判澆其“感時憂國”之塊壘，以寫實主義典范造成對更多元化的敘述方式的壓制；但是當他重溯沈從文之源頭并對魯迅執行“砍頭”，其批評措辭之暴力，未免同樣也是在澆其“去政治化的文學”之塊壘，而陷入其一直致力于批判的“一元論”思維模式。

（二） 劉禾：民族國家文學與被譯介的“國民性”

在《一個現代性神話的由來——國民性話語質疑》中，劉禾以知識考古學和后殖民理論視角，試圖對“國民性”概念與民族國家文學生產的“合謀”關系進行批判性反思。而魯迅及其療救國民性的道德意圖，成為劉禾的反思重點。在文章開頭，劉禾就引用了魯迅《吶喊·自序》那段以文藝改變國民精神的文字，并強調一個世紀以來“國民性”已成為某種“本質”的客觀存在（劉禾，《一個現代性神話的由來》138）。這顯然別有用心。因為強調“國民性”是一種本質和神話，自然就將其放在了需要被反本質主義審視的位置。劉禾還強調對五四“思想史”寫作模式尤其是林毓生的“整體主義思維模式”的反思。因為林毓生套用傳統／現代的理論模式來批評魯迅以及五四知識分子，將矛頭指向儒家傳統，卻忽略了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并非儒家傳統，而是西方帝國主義所施加的歷史和文化暴力。也正是對西方現代性的忽視，使“國民性”問題成為林毓生的重要盲點（《一個現代性神話的由來》139—140）。但是，這一批評存在片面性。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林毓生完全相信魯迅療救國民性的道德意圖，而沒有進一步討論“國民性”的知識源頭。也就是說，林毓生的盲點并不是劉禾所說的“國民性”問題，而是重新介入這個問題的后現代／后殖民批評的知識語境。劉禾的問題意識在于，魯迅借用西方人的“國民性”概念來描繪中國人“愚昧、軟弱、虛偽、自欺”等劣根性，卻忽視了此概念隱含的知識和權力關系——西方人對中國人性格缺陷的揭示，本身就帶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心態和居高臨下的種族偏見。但后來者不僅不加反思地運用這些概念來批判自己的國民，還不斷神化這些概念。

劉禾對魯迅國民性的反思在國內學界引起了諸多爭議。對劉禾提出最尖銳也最具學理性批評的是陶東風，他不僅指出劉禾在追溯“國民性”概念來源時有意懸置了“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到底存不存在”這一關鍵問題，而且劉禾得出“魯迅既接受同時又改寫并超越了國民性話語”的結論完全是自相矛盾的（43）。事實上，劉禾的自相矛盾根源于其別扭的解構策略。她若要質疑“國民性”概念，就需要強調“國民性”是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參與合謀建構的現代性神話，就需要以否定魯迅的“國民性”話語實踐為前提，并論證魯迅對阿Q 的塑造完全是他不加反思地接受國民性話語的產物。但她卻認為，魯迅超越了國民性話語，因為他“創造了一個有能力分析批評和否定阿Q的中國敘事人”（劉禾，《跨語際實踐》86—88）。這種對魯迅似乎先否定后肯定的方式，的確展現了一種復雜的話語操作方式，但也容易產生嚴重的割裂感。這也頗類似于林毓生的反傳統主義，他一方面認為魯迅是徹底的反傳統主義者，另一方面又認為魯迅身上保留著傳統的知識和道德。有趣的是，劉禾對魯迅國民性問題的探討，又是以批評林毓生的思想史模式為起點的，其區別在于，后者將魯迅拉到儒家傳統的文化脈絡來審視，而前者將魯迅置入西方現代性的話語譜系，但他們在特定知識模式下對魯迅的批評又都呈現出相似的矛盾。

（三） 周蕾：文字帝國主義與被壓抑的視覺性

在1995年出版的《原初的激情》中，周蕾試圖以“被壓抑的視覺性”重新解讀魯迅的“棄醫從文”故事。在她看來，魯迅自述其在日本課堂的幻燈片放映中看到了被砍頭的中國人以及麻木的圍觀者從而決定“棄醫從文”，這其實是以文字講述（以文字為中心的書寫傳統）掩蓋了幻燈片作為一種現代視覺暴力的巨大沖擊。

周蕾解構魯迅的批評史意義，在于全方位反思了文學及其權力結構：一方面，是對批評家們不加審視地接受魯迅“棄醫從文”故事的反思。周蕾明確表達了對于將“棄醫從文”故事“讀成是自傳性的詳述”的不滿，指出李歐梵等批評家把重點放在文學上而忽略了視覺性的影響（其實李歐梵是較早質疑魯迅自述真實性的批評家），而林毓生將魯迅視為徹底反傳統主義者的目的是將魯迅尋求社會文化變革的激進意義“不朽化”，從而強化了書寫文字的特權（周蕾，《原初的激情》25—30）。周蕾認為，魯迅的反傳統舉動是由他維護傳統秩序的無意識所推動的，而批評家對魯迅意識中傳統與視覺性之間的激烈沖突的忽視，根源于他們與魯迅一樣受到了以文字為中心的批評視野的限制。另一方面，將審美批評轉化為理論化闡釋。周蕾認為，魯迅對視覺媒介的抵制并沒有導致視覺性影響的消失，他終其一生“成了一個主要以簡短的文學形式如短篇小說和雜文創作的作家”，說明“被壓制的視覺性將重新浮現并從內部改變關于寫作和閱讀的觀念”（周蕾，《原初的激情》34）。這種理論化闡釋懸置了夏志清對魯迅作品篇幅短小、創作力不足的審美評價，而重新建立了一種新的解釋方式：魯迅寫作的片段性和零碎化特征，不過是“被壓抑的視覺性”的表征。

周蕾的這種理論闡釋并非獨創，而受到許多美國漢學家的影響。首先就是王德威，正如周蕾在表達對“自傳性”解讀的不滿時，特別加了引注說明王德威是例外，他對魯迅“砍頭”的解讀解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頗有啟發性”（周蕾，《原初的激情》81）。此外，周蕾的博士生導師威廉·萊爾也揭示了魯迅小說對場面調度、道具使用、聲音對比等視覺性因素的運用（267）。韓南也指出，魯迅的“砍頭”敘述“像一個照相機逐漸移動，攝取一個個細節和動作，反映出事物的表面”，這種純然客觀的暴力展示體現了一種反諷效果（326）。安敏成進一步揭示了“砍頭”和“示眾”作為一種儀式化的視覺暴力給青年魯迅帶來的精神痛苦，而短篇小說成為其宣泄積郁多年精神苦痛的重要途徑。更重要的是，作為知識階層的負罪感導致魯迅始終對其寫作動機存在深刻的懷疑，這在《祝?！贰对诰茦巧稀贰豆枢l》等作品中呈現為敘述者“我”在邂逅下層階級時產生的道德怯懦和焦慮（93）。

在視覺性的張力中，周蕾將魯迅視為一個徹底的傳統主義者，與林毓生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形成了鮮明對立。尤其在解讀《祝?！窌r，她強調視覺性的“看”不僅對應了儒家傳統在西方現代性沖擊下的崩落，也象征著祥林嫂作為備受壓迫的底層“他者”進入魯迅知識階層的視野。因而，敘述者“我”對祥林嫂所表達的感傷，其實是對傳統衰落的感傷。當“我”與四叔在改革問題上發生沖突時，不是尋求反傳統的、社會變革的愿望和圖景，而是產生逃離的沖動，從而“退回到他的書房里去，退回到傳統文人的沉思之中”（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166—167）。

四、對美國華人學者魯迅批評“理論化”的反思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華人學者魯迅批評的理論化盡管推動了魯迅批評的多元化，但也導致批評權力的擴張和獨斷，從而產生過度闡釋、理論同質化、懸置文學事實等諸多問題。對此，我們不能僅僅對其觀點、立場的錯謬之處進行揭示和批判就了事，而要從全球跨國知識生產機制及其背后的認識論根源中尋找深層原因，才能為跨文化批評的倫理問題提供有效的批判性反思。

（一） 理論的全球化擴張及其后果

80年代以來，受西方文學理論方法影響，國內魯迅研究大致呈現出三種傾向：一是在“回到魯迅”的口號下，對長期被過度神圣化的魯迅形象進行祛魅，挖掘“人間魯迅”的世俗面向；二是隨之而來的對這種“祛魅”的反彈，因維護魯迅而再次將其神化；三是各種西方理論話語的進入導致對魯迅的過度闡釋。④即便是21 世紀以來，國內魯迅研究存在的重復闡釋和原創性不足等問題始終未得到有效解決（張福貴161）。事實上，這些問題本身是西方理論全球化擴張在中國的遲滯性后果的一部分，但人們在反思這些問題時卻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美國華人學者才是魯迅批評話語泛化以及眾多問題的重要肇始者，理應承擔必要的倫理責任。⑤

如果說，美國華人學者是西方批評理論擴張的重要參與者，那么魯迅研究恰是其重要的話語試驗場，魯迅及其作品成為佐證各種西方理論的文本注解。60 年代，盡管夏志清以“審美”重估魯迅具有獨特意義，但其引起反響主要源于新批評與馬克思主義批評在中西學界的復雜糾葛，并不全然出自其對文學作品的真知灼見。70—80年代，以李歐梵、林毓生為代表的傳記批評盡管主觀上試圖回到“真實”的魯迅，但客觀上受到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支配。如出自魯迅之筆的“黑暗的閘門”“鐵屋子”等被拎出來作為封閉落后的傳統中國的象征性比喻，既迎合了80年代中國急切擺脫貧窮落后現狀并接軌世界的現代化訴求，也呼應了西方現代化理論中傳統／現代的話語模式——這種模式往往追求某種抽象的普世價值和進步準則，使之成為一切處于傳統的、落后的、邊緣的地區文化的效仿對象（德里克11）。而閘門、鐵屋等文學隱喻至今仍在加固著西方人對中國文化傳統封建專制停滯固化的刻板印象。90年代以來，以王德威、劉禾、周蕾為代表的解構批評，以反本質主義策略不斷消解魯迅及其作品的文本中心地位，使其更加淪為理論預設的注腳。

新批評、現代化理論、精神分析、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批評、后現代／后殖民主義等理論話語的輪番上陣，盡管推動了魯迅研究的“繁榮”，但是在如何看待魯迅這一核心問題上卻導致前所未有的混亂。在新批評視角下，魯迅是一個排斥現代主義的現實主義者。在西方現代化理論下，魯迅則成為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歷史中介物，或者是徹底的反傳統主義者，又或者既是公共層面的現實主義者又是私下層面的現代主義者。而在后學理論話語下，魯迅又成了一個徹底的傳統主義者、寫實主義的權威象征以及國民性神話的締造者等。西方理論話語的狂歡導致魯迅的面貌始終模糊不清。

（二） 理論話語的多元化與同質性

盡管美國華人學者的魯迅研究存在多種批評模式，但只要批評成為“模式”，就必然追求普遍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也就無法避免理論話語的同質性和重復性。像李歐梵、林毓生的魯迅研究盡管理論立場和結論各異，但在處理魯迅思想創作的復雜性時都采用了精神分析方法（公／私，顯性的／隱性的）。再來對比90 年代魯迅批評的解構模式，會發現不同學者存在相當明顯的雷同性。如前所述，周蕾表面看對魯迅有新的理論發現，但諸多核心觀點卻是對王德威、威廉·萊爾、韓南、安敏成等的借鑒或改寫。其中，安敏成對解構批評的影響最大，比如他認為現實主義作品的文本往往會逃逸作者意圖的掌控，暴露出自身的含混、矛盾和局限（2—7），而王德威在解構魯迅時表達了相當一致的邏輯，試圖揭示“文本”對魯迅意圖的否定（《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10—11）。

我們還可以重點對比安敏成和劉禾闡述《阿Q正傳》的不同片段。安敏成認為，魯迅筆下的知識階層通過文字“書寫”的暴力來維護自身統治，⑥盡管他們沒有作惡的主觀意圖，客觀上卻成為社會秩序的合謀者。底層人物則“在中國文化書寫形式的威懾下屈身就范（submission）”，“而阿Q 最大的尷尬，是不能在面前的供狀上簽名”（89—90）。因此，敘述者的重要意義就在于擺脫知識階層對書寫暴力的屈從，而燭照出阿Q 的底層視角，賦予其主體性地位。那么，劉禾是怎么化用這一觀點的呢？她指出，《阿Q正傳》的敘述者是掌握著知識和書寫權力的文學精英，而阿Q 不過是底層的無知者和失敗者，“不僅無法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名，而且當被要求畫一個圓圈而不是簽名時，也無法完成這項任務”，“只能在‘書寫’這一中國文化的巨大權威象征面前顫抖（tremble）”（Liu 75）?？梢钥闯?，劉禾幾乎完全借用了安敏成的邏輯和表達，盡管最終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如果說安敏成認為魯迅及其筆下的敘述者對阿Q是一種共情關系，那么劉禾卻認為魯迅是以全知全能的、居高臨下的敘述者視角俯視阿Q，由此獲得批判和啟蒙底層民眾的文化權力身份，成為書寫中國歷史的主體和代理人。⑦如此一來，魯迅不僅成了穩坐統治地位的官老爺，還被描述成一個爭權奪利的知識精英。因而，劉禾對魯迅就并非先否定后肯定，而幾乎始終是顛覆性的，即便這種立場表現得相當隱晦。但是，我們難以相信也無法承認，讓阿Q被書寫權力所壓制是魯迅的本意，這實際上消解了魯迅國民性批判的啟蒙意義。與其說這是劉禾在借鑒安敏成基礎上的改寫，毋寧說她不過是另外挪用了后殖民理論來完成其“創新”，而得出完全不尊重甚至扭曲魯迅作者意圖的結論。

（三） 忽視文學事實與“作者之死”

美國華人學者的魯迅批評史是魯迅作者意圖不斷遭到懸置、解構和顛覆的歷史。如果說，夏志清以“意圖謬誤說”將魯迅意圖排除在批評視野之外，那么，李歐梵、林毓生盡管秉持同情之理解將魯迅意圖視為批評的重要依據，但其精神分析卻為后來的過度闡釋傾向打開了巨大豁口。而王德威、劉禾、周蕾重新把魯迅療救國民性的道德意圖置入批評中心，但同時又將之推向一個游移不定的曖昧空間，力圖證明其包含著各種反諷疏離和自我矛盾，從而導致?？禄虬吞匾饬x上的作者之死，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眾多事實性問題。⑧

比如，對魯迅作者意圖的顛覆，表面看導向了更多元的替代性方案（張愛玲、沈從文、大眾文化），但跨文本的理論游戲姿態也說明他們在不斷逃離現代民族國家敘事的道德承擔，因而無法從歷史和事實層面體認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價值意義。像劉禾在質疑“國民性”概念時只追問其西方來源，卻拒絕從事實層面討論“國民性”問題就是這樣。這也導致他們忽視最根本的文本事實問題。如郜元寶曾指出王德威文學批評存在著“豐富駁雜的理論信息與單薄的論述對象之間嚴重的不相稱”問題（7）。王彬彬也認為，王德威以“砍頭”來評判魯迅與沈從文的創作高下實屬“胡攪蠻纏的比較”。盡管用詞頗為激烈，但他強調王德威“將從未正面寫到過‘砍頭’的魯迅與屢屢正面細寫‘砍頭’的沈從文，在‘砍頭’的意義上進行比較，已屬擬于不倫”（39），是有道理的。在文本事實依據不足的情況下，以預設的理論框架來闡釋文本，這是批評倫理失度的重要表現。

周蕾的最大問題也是文本依據嚴重不足。她強調，對視覺文化的復雜情緒（既震驚又蔑視）使魯迅形成了“語言和文學的一種神經性觀點”，“由后殖民下貧窮墮落的受壓迫狀態所產生的道義責任，迫使文學必須以寫實主義的筆觸包含并傳達濃厚而沉重的歷史主題”（《原初的激情》27—36）。但是，第一，周蕾認為魯迅排斥西方視覺文化，卻完全沒有提供任何事實依據。事實上，魯迅并不排斥電影視覺技術，他甚至以觀看電影作為重要的生活娛樂方式。據統計，魯迅在日記中記錄了1927—1936年在上海觀看電影150 多場次，而劇情片和冒險片分別以19%和14%占據了前兩名（李浩 丁佳園320—321）。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層面而不是私人層面，魯迅還是作為視覺藝術的中國現代先鋒木刻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唐小兵，《現代木刻運動》125）。第二，周蕾將魯迅終生以短篇為主以及后期轉向雜文寫作完全歸因于視覺文化的影響，而沒有從社會和個體經驗上探討其他因素，比如社會形勢的復雜變化、身體的糟糕狀況、左聯內部的尖銳斗爭等。周蕾當然不會重視這些文學常識，她真正要論證的其實是20世紀90 年代以來視覺文化具有的參與全球化民主對話的潛力和多元文化政治想象，而魯迅不過是反面的、可被征用來批判的國族主義符號而已。

美國華人學者的“弒父”沖動，除了學院批評的話語慣性外，其深層動機是什么呢？如唐小兵所說，80 年代以來海內外學界盛行的各種文學或非文學的運動思潮，包括浪漫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等，實質都是在“現代主義”名義下運行的“理論裝置”。這些理論思潮從全球到本土不斷擴張和滲透，試圖在認識論上突破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在文學理論上挑戰馬克思主義對魯迅的“教條式”挪用，以“現代主義”重寫被“制度化”“閹割化”的現實主義。⑨不可否認，美國華人學者通過魯迅批評的途徑拓展了長期以來被庸俗化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模式所嚴重固化的文論空間，成為革新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的重要海外力量。受此影響，魯迅以及現實主義傳統曾經遭到質疑、顛覆和冷落，但最終又再次返歸，其典范地位并未被撼動。事實上，認為魯迅不過是由政治意識形態所建構的“神話”，或者故意采取后學理論的“總體性”批判策略，通過顛覆魯迅來尋找文學的替代性方案，最終只會導致文學批評與“魯迅”本身“漸行漸遠”。?0吊詭的是，美國華人學者試圖顛覆一切總體化、體制化的批評話語權力，但他們同時又是跨國資本主義知識生產的體制化權力的一部分。他們追求批評的多元性和開放性，但又極大地依賴于以理論預設為前提的話語演繹策略，可一旦觸及文學事實問題，其在西方話語支撐下所建構的精致理論闡釋框架就面臨坍塌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