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系統建構及其經驗傳承

崔 浩，郭子璇

（1.浙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2.重慶市江北區教育委員會 教育督導與研究室，重慶 400020）

黨內政治文化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而建設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與政治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抓起，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重大命題，把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作為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內容和緊迫課題。習近平指出：“要注重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不斷培厚良好政治生態的土壤?！保?］指明黨內政治文化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和精神支柱，對黨內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態具有重要影響。習近平強調黨內政治文化的根本屬性是體現中國共產黨黨性的文化，“我們的黨內政治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革命文化為源頭、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主體、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黨性的文化［2］”。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指出要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是黨的建設領域的重要課題。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來，圍繞不同歷史時期黨的中心任務進行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經歷了萌發、發展、成熟、曲折、完善、創新的演進過程。延安時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歷史關鍵期，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逐步走向定型與成熟，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建立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發展人民武裝、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推進黨內政治文化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培育良好的黨內政治文化，完成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3］的“偉大的工程”，使得中國共產黨由弱變強、不斷壯大，并孕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時代是出卷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面對時代之變的新情勢新問題新特點來建構和完善自身政黨文化。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變化和黨自身發展要求建構新型黨內政治文化。1931年9月18日，日軍進攻沈陽，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侵華戰爭，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需要全民族團結一心救亡圖存，中國共產黨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化，及時調整黨的方針政策，順應時代要求形塑黨內政治文化。延安時期黨內政治文化建構與這一現實背景直接相關，面對民族危機與階級矛盾并存的社會現實，中共中央總結經驗教訓，對黨內政治文化建構提出具體要求。同時，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自身發展，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指引，健全組織制度和黨紀黨規，充分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黨的政治建設確立根本遵循和根本準則。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靈活調整政策策略，積極肩負起抗日救國的民族重任，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全黨上下緊密團結一起，注重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統一，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認識進行堅決斗爭，加強黨內思想政治教育，建構新型黨內政治文化。

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系統建構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黨內政治文化價值取向，突出無產階級政黨特性，主動自覺地建構黨內政治文化核心內容，確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內思想文化，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規范的黨內組織文化和制度文化，形成了以三大優良作風為根基的黨內作風文化。

第一，黨內政治文化建構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

政治文化建構價值取向引領建構行為、決定建構內容。黨內政治文化建構必須在正確的價值取向引領下才能形成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內容，并采取正確務實的黨內政治文化建構方式和建構措施。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維護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為目的建構黨內政治文化，確保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價值取向明確?？谷諔馉幤陂g，中國存在國民黨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與國民黨的政黨文化存在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共產黨始終堅持中國人民的利益至上，以實現和維護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根本利益作為黨內政治文化建構的理念導向。為挽救處在危亡之中的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高舉聯合抗日大旗，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黨的基本策略。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從“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再到“擁蔣抗日”，體現了戰略上的靈活性。中國共產黨以維護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建構黨內政治文化的理念，既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也充分強化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基礎，極大增強了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群眾的動員能力，使黨與廣大民眾緊緊團結在一起，為黨內政治文化建構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為黨內政治文化深深打上了人民性烙印，在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中不斷豐富黨內政治文化的人民性內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維護和實現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需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奪取政權，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依據這一歷史任務，制定正確的斗爭綱領和路線。毛澤東多次談到黨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將團結和依靠廣大民眾作為革命勝利的重要保障，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作為我們黨的根本立場和行動準則。1943年7月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中談到：“共產黨員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保?］1944年9月，毛澤東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正式提出了“為人民服務”這一重要價值觀，強調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勤務員。延安時期，革命根據地建設始終體現中國共產黨維護人民大眾根本利益這一價值取向，在陜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推行減租減息政策、普及基礎教育和文化藝術，解決群眾吃穿住、教育、衛生、婚姻等實際問題，為根據地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使廣大民眾感受到中國共產黨代表他們的利益，進而接受黨的政治號召，積極參加到革命的進程中。

第二，黨內政治文化建構充分凸顯無產階級政黨黨性

任何政黨都是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階級性和革命性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特性。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建構黨內政治文化的過程中明確將“為什么人的問題”作為根本性原則性問題，突出反映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特征，通過黨內斗爭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觀創造性地應用于黨的建設實踐之中，充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徹底革命性。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不同階級的地位及其對革命的態度進行了深刻分析，闡明了革命的敵友問題，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中國新生產力代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對農村無產階級和城市的游民無產者進行引導，可以使之成為革命的力量。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并不排斥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中與其他階級結成同盟，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摒棄“關門主義”傾向，積極吸收農民、小資產階級加入中國共產黨，對其進行無產階級的思想改造，鞏固和保持黨的階級性特征。

革命性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鮮明特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保?］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被稱為“革命黨”，既有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內涵，又有刀刃向內進行自我革命的內涵［6］，中國共產黨在進行激烈的階級革命斗爭的同時，勇于直面黨內自身存在的問題，不隱瞞不掩蓋自身缺點錯誤，積極反思并接受批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延安整風期間，在黨中央的帶領下全黨認真反思自身存在的缺點和不足，黨內高級干部主動反思和袒露自己在歷史上存在的問題，這場運動在黨內影響深遠，不僅有效肅清了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而且使黨的正確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得到徹底貫徹落實。延安整風運動解決了全黨思想、政治、作風不純的問題，是黨一次偉大的自我革命，深刻反映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性。

第三，確立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內思想文化

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延安時期指導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成果，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相結合產生的偉大飛躍。1945年6月，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修改的黨章總綱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以毛澤東思想，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是黨內政治文化的靈魂，是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旗幟和方向。

從本質上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并靈活運用于中國實際，堅持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顯著特點和最大優勢。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問題，在兩次國內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寫作了大量有關中國革命的著作，他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闡述了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對黨內照搬“本本”和蘇聯經驗的做法進行深刻批判。遵義會議糾正了給黨和革命造成嚴重損失的“左”傾路線錯誤，選舉毛澤東為黨和軍隊的實際領導人，肯定了毛澤東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正確性。此后，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不斷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和抗日戰爭經驗，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政策，創造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成熟為中國革命事業提供了思想保證，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南；黨的七大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中國革命事業有了堅強領導核心。延安時期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黨內政治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由此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文化的核心內容、成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根本指引。

第四，建立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規范的黨內組織文化和制度文化

民主集中制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在黨的建設中，既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又要集中統一，把分散的黨員凝聚在一起，把黨內成員的分散意見凝聚成黨的統一意志，因此，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組織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具體原則，是實現黨內政治文化凝聚力的基礎。

列寧首次明確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并在其提議下把民主集中制作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原則確立下來。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沒有明確使用“民主集中制”這一概念，但在黨的組織章程和黨章中對于“領導機構由選舉產生”“少數服從多數”“遵守黨的紀律”等有所規定。隨著革命環境日趨復雜，制度上的不健全導致黨內個人專斷盛行，黨內民主被破壞，黨員不滿情緒高漲。1927年國民革命失敗，廣大黨員對黨內民主的要求十分強烈。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將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組織原則寫入黨章［7］，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三項根本原則。然而，在具體實踐中，“黨內極端平等，絕對自由”的極端民主化與過分強調集中的論調仍然存在，在某些時期成為黨生存和發展面臨的嚴峻問題。尤其是王明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期間，民主集中制被完全破壞，黨內出現嚴重混亂，黨的革命事業與黨自身遭受重大損失。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更是黨內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開端和典范。

民主集中制理論在延安時期得到了充分發展，逐步走向成熟。1937年5月，毛澤東在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則能夠調動全黨積極性，團結全黨的力量。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時期，必須把民主制與集中制緊密結合起來。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黨內生活中具體貫徹民主集中制，一是要嚴格黨的紀律，遵守“四個服從”［8］，二是要開展黨內民主的培訓，使黨員知道民主與集中制的關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等規定，將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以制度的形式呈現出來。1945年4月，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黨內民主集中制進行了詳細系統的闡述，指出我們的黨“是由全體黨員按照一定規律組織起來的統一的有機體”［9］，要保證這個“有機體”的良好運轉就必須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堅持走群眾路線，擴大黨內民主。他強調民主集中制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黨內執行民主集中制需要兩個層面互相配合，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及其負責人“應當成為服從決議、服從多數的模范”［10］。黨的下級機關和廣大黨員必須絕對無條件地執行黨的決議，這樣才能保障黨在組織上行動上的統一與團結。

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根據地的政權組織形式和陜甘寧邊區黨的基層支部生活實踐中有許多生動體現。中共中央在陜甘寧邊區局部執政中，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確立了以“三三制”為主體的新型建政原則，建立了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制并創造了許多新的符合邊區實際的選舉方式?！督夥湃請蟆吩泴ｉT報道過赤水縣一個農村黨支部改選支干會的情況，投票選舉前先召開支部大會,充分發揚民主，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選舉程序也完全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則，以豆子當選票，讓不識字的農民也積極參與到民主選舉中來［11］。邊區人民領悟到了“民主”的真諦，成為農村支部改選工作中實行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經典詮釋。歷史學家范文瀾在《解放日報》撰文稱：“民主集中制就是一個圓融的整體，好比胸和背合成身軀，不能加以分割；沒有集中，民主就無從實現；沒有民主，集中就失掉力量?！保?2］在延安時期走向成熟的民主集中制是黨內制度文化的重要內容，是黨內組織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根本規范，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建立的組織制度和制度文化是黨內政治文化的具體內容，是黨的組織文化建設偉大成就的真實體現。

第五，形成以三大優良作風為根基的黨內作風文化

黨風是指在黨組織和黨員的實際生活中，通過某一政黨的性質、宗旨、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而表現出來的相對穩定的思想方法、行為風格、士氣和精神狀態，是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標志［13］。黨的七大對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作風進行總結，指出其是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根基，給全黨工作提供了思想引導和行為上的規范坐標。在黨內政治文化的內容體系中，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是思想基礎，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是價值取向，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是活力源泉。

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糾正了照搬蘇聯經驗的錯誤路線，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規律，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使黨在思想作風上走向成熟。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根本方法，“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4］，毛澤東在《論政策》《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等著作中都闡明了調查研究對于正確決策的重要意義，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為全黨養成理論聯系實際作風發揮了重要導向作用。

密切聯系群眾是由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黨要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只有同人民群眾保持緊密聯系，黨才得以生存、發展和壯大。延安時期，黨系統形成了群眾路線、群眾觀點和群眾工作方法。1944年，毛澤東在追悼張思德同志的演講中，強調我們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軍隊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毛澤東深刻闡述了為人民服務的理論內涵，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規范。群眾路線作為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克服困難、贏得勝利的一大法寶，載入了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把給人民群眾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和精神文化產品作為局部執政的根本目的，在根據地將群眾路線貫徹于推進經濟建設、切實改變民生的具體實踐中。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是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保持生機、發展壯大、增強戰斗力的重要武器。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的武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可以把錯誤的東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團結了”［15］。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內糾正錯誤的重要方法，是推進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關鍵要素。延安時期，黨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作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針與原則，創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在黨內營造了生動活潑、有錯就改、積極上進、民主團結的政治生態；中國共產黨成功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武器，堅持真理，改正錯誤，使全黨更加團結。黨的七大對黨的優良作風進行系統總結，將批評與自我批評制度化寫入了黨章，這既是無產階級政黨先進性的本質要求，也是黨內政治文化走向成熟的顯著標志。

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構的經驗傳承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黨內政治文化的系統建構，推進了黨內政治文化走向成熟完善，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

第一，強化思想政治建設，把好思想路線和理想信念的“總開關”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最大成就就是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推進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出發，在復雜的革命斗爭中，加強黨內思想政治建設，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思想路線正確與否是關乎黨和國家發展命運前途的根本問題。在黨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數次面臨危機、遭受挫折，都是因為偏離了正確思想路線的指導。1930年，毛澤東針對紅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思想，指出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斗爭策略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空談理論、安于現狀實際上背離了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1937年，毛澤東先后寫出《實踐論》和《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哲學上的系統論證，從多方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寶庫，成為解決黨的思想路線的標志性著作。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借用傳統文化中“實事求是”這一成語，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將其作為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并賦予其新的內涵。為消除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影響，延安整風運動深入踐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改變了黨內存在的理論脫離實際問題，改變了全黨的工作作風，使黨的政策制定更加貼近實際，貼近人民群眾，因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為黨內政治文化建構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礎。

新時代推進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充分發揮黨內政治文化的整合功能，發揮其凝聚全黨精神的紐帶作用，使廣大黨員在政治信仰和思想觀念上保持高度統一，促進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團結統一。按照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要求，全黨上下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要摒棄高高在上的心態，要“接地氣”，要深刻認識中國實際情況，在工作中凝聚黨心民心，匯聚全黨全國人民的巨大能量，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走向新勝利、取得新輝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正視黨所面臨的嚴峻考驗，把好理想信念“總開關”，實現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統一。黨員領導干部要時刻警惕其理想信念動搖和精神滑坡，抓好主觀世界改造。

第二，加強組織建設，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確立成熟穩定的領導核心是一個政黨自身建設的關鍵。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構與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緊密關聯，黨中央權威的確立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形成為黨內政治文化建構提供了組織保障，消除了錯誤路線帶來的黨內分裂，實現了全黨上下令行禁止，黨員干部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統一。

從建黨之初到遵義會議之前，由于中國共產黨尚處年幼期，自身力量薄弱，革命斗爭經驗不足，黨內一直沒有形成強有力的統一領導集體，黨內頻頻出現“左”、右傾錯誤路線，導致中國革命多次陷入低潮，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國工農紅軍損失慘重，被迫進行長征。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糾正了李德、博古的軍事錯誤，對黨內存在的“左”傾錯誤思想進行揭露批判，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轉折點，也是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開始。中共中央和紅軍到達陜北開啟了陜甘寧邊區十三年局部執政和黨自身系統建設的進程，這一時期，黨內政治文化建構伴隨著與錯誤思想作斗爭、不斷總結黨的建設經驗、解決中央集中領導權等問題而展開?？箲鸪跗谡匍_的十二月會議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行抵制和斗爭，獲得了共產國際支持，明確表示支持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全面糾正王明右傾路線錯誤，在政治上肯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從此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國共產黨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黨的歷史實踐反復證明，維護黨中央權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構的重要依托和制度保障。新時代必須以核心意識引領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在全黨形成增強核心意識的政治文化氛圍，在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過程中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新時代黨內政治走向積極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

第三，加強制度建設，嚴格黨內政治生活和組織紀律

嚴明的組織紀律是無產階級政黨戰斗力的保證，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意識到黨的紀律的重要性。延安時期，根據地黨組織分散，與黨中央存在著空間距離，為維護中央權威和鞏固黨的團結統一，需要強化組織制度和黨紀黨規對黨員的約束，以保證黨內良好政治生活和組織紀律。1941年，毛澤東在《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中作出了“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16］的著名論斷。黨中央不斷深化這一認識，要求以強化黨性教育、錘煉黨性修養等方式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形成了以突出黨的政治紀律為特色的黨紀黨規制度體系。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黨的紀律建設的核心內容是“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和“全黨服從中央”，這四項紀律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內容，也是維護黨的統一的重要保障。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保障黨內組織紀律制度化的多項決定，通過了關于黨規黨法的報告，保證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構的有效性。在整風運動中，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推動黨員紀律教育，成為肅清黨內山頭主義與宗派主義思想、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的重要途徑。為了強化黨員紀律意識，中共中央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提出了黨員及黨組織增強黨性建設的具體措施。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探索實踐形成了這樣一條歷史經驗，即黨的組織紀律建設必須保持黨性教育的常態化、制度化。黨性自覺不是自發形成的，它離不開黨的教育，尤其是各級黨組織的教育，同樣離不開外在制度的有力約束。黨性自覺與制度保障二者不可或缺，完善的制度是加強共產黨員黨性修養的外在保障，加強黨性修養“絕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它是一個終身不懈努力的過程，需要不斷學習、不斷思考、不斷克制、不斷升華”［17］。在新時代，黨的事業面臨新挑戰，堅持黨性教育強化于制，使黨性修養經?；?、制度化，是推進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可靠保證。

第四，加強作風建設，堅定人民至上的價值導向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取得偉大勝利的重要法寶就在于始終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光榮傳統，構筑起牢固的黨群關系。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黨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沒有高高在上、趾高氣昂的態度，始終保持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18］，在于人民群眾支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構建了良好的黨內政治文化，也培育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樹立起良好的政黨形象，有力打破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污蔑和造謠。延安精神最初是從抗大精神、南泥灣精神、張思德精神等一系列具體范例中展現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的不懈奮斗所體現出來的精神面貌、理想信念、作風品德的結晶［19］。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是延安精神的靈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延安精神的本質，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延安精神的顯著特征。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集中體現，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和基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展現了堅持正義、勇于自我革命形象，形塑了廉潔守紀、艱苦樸素、勤奮節儉的良好形象。這一時期，黨的形象發生了巨大轉變，從國民政府主張剿滅的“共匪”轉變為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愛國黨派。經過延安十三年的執政實踐，中國共產黨探索出自身建設的規律，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由弱到強，逐步走向勝利。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牢固樹立并踐行為人民服務理念，涌現出了無數真誠為人民服務的典范和榜樣。建設黨內政治文化要始終堅持踐行群眾路線，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新時代賦予中國共產黨新的歷史使命，黨的作風建設要始終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價值導向，堅持“黨植根于人民群眾”這一根本原則，充分凝聚人民群眾力量，與人民群眾形成牢不可破的親密關系。

三、結語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走向定型與成熟的歷史關鍵期。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主動建構具有無產階級政黨特性的新型黨內政治文化，形成了系統全面的黨內政治文化內容，積累了黨內政治文化建設豐富的寶貴經驗，為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新時代建設好黨內政治文化這一“偉大的工程”必須發揚延安精神，傳承延安時期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