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組態形式如何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

沈國琪 陳萬明

摘要：在鄉村地區林地、耕地、水域等資源稟賦空間差異顯著的現實背景下，總結鄉村產業發展領先地區的實踐經驗，給其他地區啟發和示范，對全面帶動鄉村振興具有重大意義。文章以浙江省44個未來鄉村創建示范點為研究案例，采用“技術—組織—環境”理論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討技術、組織、環境等維度下不同要素對鄉村產業發展的聯動效應及其組合形態。研究發現：（1）所有要素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0，不構成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而產業融合在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不同的路徑中有著一定的普遍性。（2）技術、組織和環境等維度下不同要素組合，形成4類驅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多樣化組態，且總體解的一致性水平為0.93，大于閾值0.90，表明這些要素組態形式是未來鄉村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充分條件。（3）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要素組態模式可以概括為生產組織創新型、政策支持引導型、政府主導推動型、數字技術賦能型4大類，分別能夠解釋37.70%、32.90%、25.60%和28.40%的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案例數。文章拓展了基于要素組態視角下我國鄉村產業發展的理論體系，揭示了不同地區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驅動機制?；谘芯拷Y論，文章提出有針對性地強化要素之間的協同作用、發揮現有優勢要素的引導和帶動作用、充分激發要素活力、因地制宜制定支持政策等政策啟示。

關鍵詞：產業融合；高質量發展；生產組織模式；組態分析

中圖分類號：F3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338X（2023）12-054-2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鄉村旅游多元開發主體共生發展機制研究”（編號：19BGL140）。

How Can the Forms of Factor Configuratio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44 Rural Cases

SHEN Guoqi1CHEN Wanm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such as forest land， cultivated land and water area in rural area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leading areas in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spire and demonstrate to other regions， and the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took a case study of 44 "future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and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effects and combination form of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result found that：（1）On the whole， the consistency levels of all factors were lower than 0.90， which showed that no factor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d a certain universality in different path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2）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i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dro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onsistency level of the overall solution of the diversified configuration was 0.93， which exceeded the threshold of 0.90， indicating that the configuration form of these elements wa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3）Combination modes of factors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mode， policy support mode， government driven mod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support mode， which could explain 37.70%， 32. 90%， 25.60% and 28. 40%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ses of rural industries，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configuration， and reveale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d policy enlightenment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element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and driving roles of the existing advantageous elements， fully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factors， and formulating supporting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tegrati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production organization mode；configuration analysis

1引言

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能為農民增收、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有力保障，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202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提出，要從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融合壯大縣域富民產業、做大做強農產品加工流通業、完善鄉村產業空間布局等方面全方位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而目前鄉村地區一、二、三產業鏈條、政策條線之間形成簡單的割裂對立，導致資源的錯配與浪費，基礎設施不完善和先進技術滲透不足等問題阻礙著農村產業融合的推進，農業多功能性拓展欠缺和鄉村產業新業態培育滯后，加劇了鄉村產業的同質競爭問題（陳一明，2023）。國內500強農業企業區域分布數量呈現東部強、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弱的態勢，且覆蓋了農業全行業及全產業鏈，不均衡狀態明顯（趙慧娥等，2023）?？傊?，我國鄉村產業發展依然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脫離資源稟賦、缺少規劃布局、淺層融合發展、短缺環節鏈條、照搬發展路徑等問題（姜長云，2022）。林業產業作為我國鄉村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善生態環境、維護木材安全、帶動農民增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和拉動關聯產業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彭華福等，2023）。林業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仍是主體，第三產業產值占比不足1/4，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許琴琴等，2023）；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足，資源利用率低、能源消耗大和污染物超標排放等問題依然嚴峻（牟進鵬等，2023）。因此，依據鄉村產業自身發展規律，形成與之協調的市場化發展格局，在區位稟賦、產品異質性、技術進步等方面凝聚產業優勢促進高質量發展是非常緊迫的問題。

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鄉村產業全面高質量發展？有學者認為政策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人才儲備是鄉村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并以我國部分林業經濟發展較好的鄉村地區為例做了實證分析（陳秧分等，2020；郭俊華等，2022；雷明等，2022；王建民，2022；朱煜明等，2022）。也有學者從數字鄉村建設視角出發，認為當下只有加強數字技術的應用、重塑鄉村智慧農業的場景、促進鄉村產業融合，才能更好地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田野等，2022；潘錫泉，2023），數字經濟與林業高質量發展的深度融合是推動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協同發展的關鍵力量，成為推動傳統林業向現代林業轉變的重要驅動力（張瀚丹等，2023；許琴琴等，2023）。部分學者基于公共經濟學理論，指出政府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層組織體系建立強有力的政策執行機制和層層負責的制度設計，推動鄉村產業政策的落實，促進了鄉村產業的發展，并以森林生態旅游為例進行實證研究，認為政府作為推動主體，在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蔡曉琳等，2021；田先紅，2022）。確權發證可減少林地流轉中的交易費用，若林地已確權發證，農戶選擇簽訂正式合同的可能性增加，從而可以進一步挖掘林業資源開發潛力（陳甲等，2023）。綜上，鄉村產業發展研究中這些不同的觀點，主要源于既有研究是從環境、技術應用或制度設計等單一視角來探索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這些單視角研究并沒有綜合考量我國鄉村地域遼闊、各地資源特色、發展要素，以及基礎設施等存在顯著差異的現實，難以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路徑選擇或優化提供有益參考。

鑒于此，本文從要素審視角度出發，以浙江省鄉村產業發展領先的未來鄉村創建試點為研究對象，首先，對國內外鄉村產業發展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評述，分析當前相關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其次，基于“技術—組織—環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理論框架，探討并確定技術、組織和環境各維度下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再次，通過實地調研以及各個樣本村在申請未來鄉村創建試點時提交的資料中獲取各關鍵要素的相關數據，并對這些數據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展開分析，總結歸納出不同類別且比較典型的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要素組態形式；最后，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有針對性地提出政策啟示。

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在于：（1）從要素組態視角，探索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中不同要素的聯動效應，豐富我國鄉村產業發展理論體系，揭示不同地區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驅動機制。（2）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拓展鄉村產業發展的研究方法，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因果解釋提供不同的研究視角。

2文獻回顧與評述

根植于農村地區特定的地理環境和市場空間的鄉村產業，兼具生態、社會、文化和經濟等多重屬性，同時具備多維度發展、多主體參與和多尺度衡量等特征（魏程琳，2021）?；谔接懖煌亟M合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機理的目的，本文對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現狀、關鍵影響因素以及實現路徑等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梳理。

2.1關于鄉村產業發展現狀的研究

鄉村產業發展評價對于總體了解鄉村產業現狀、厘清不同區域鄉村產業的發展水平層次較為關鍵。國內外學者關于鄉村產業發展現狀評價的研究成果主要從績效、過程和投入要素等方面展開。

績效方面的評價研究，主要是基于綜合效益、增長率以及市場地位等角度進行探討，側重各不一致，但缺乏基于要素協同背景下發展績效的評價。李映強等（2021）從總體、經濟、社會、生態四個不同的維度出發，對地區鄉村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評價，據此將其分別歸類為鄉村經濟發達區、較發達區和欠發達區，并提出相應的發展措施；李劍（2022）、黃斯嫄（2023）則通過選取鄉村產業發展的增長性、效率性、效益性、綠色性、結構性、特色性六個要素作為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發現鄉村產業發展中在創新驅動、特色化、數字化、價值鏈等方面存在不足；張翰丹等（2023）對比中國30個省份數字經濟與林業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及時空演化規律，發現2011-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與林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年均增長率為11.16%，林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年均增長率僅為3.05%；Li等（2019）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數據，運用產業集聚指數衡量林產品制造業的空間集聚水平，探討林產品制造業空間集聚對企業出口的影響，結果顯示，1999-2009年間中國林產品制造業的空間集聚水平有所改善，但低于整個制造業的平均水平；Hanna等（2022）認為，社會經濟分化和農村社區的相關緊張局勢、農村（農民）生活方式的消失以及環境退化，導致農民和鄉村產業的國內市場地位非常脆弱。

過程評價研究則側重于產業結構、產業優勢培育、部門職能分工等方面，相對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代露（2023）從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完善程度對鄉村產業發展水平進行評價，認為鄉村產業振興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數字融合度較低、發展主體缺失三重現實挑戰；楊亞東等（2023）在凝練資源稟賦與鄉村產業耦合發展路徑及作用機理基礎上，構建鄉村資源稟賦、產業優勢培育及市場化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縣域尺度海量數據測算三者耦合協調發展狀況；姜雪梅等（2023）基于1999-2018年中國林業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認為不同的林業投資方式對林業產業結構產生不同的影響，林業生態建設與保護類投資中，營造林撫育、濕地保護與恢復性投資對林業產業結構優化具有積極作用；Osses等（2013）研究歐洲森林產業生產鏈時發現，技術創新、擴張和搬遷引起了林業產業結構的重大變化，同時，技術熟練、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原木材料的區域供應構成了人造板和家具行業的關鍵集聚因素，歐洲森林產業部門制定可持續發展區域政策時，必然要重視跨區域就業轉移的影響；Khudyakova（2021）研究發現，鄉村產業集團的管理形式和職能分工，可以解決俄羅斯的糧食安全和鄉村產業生產保障問題，進而促進鄉村產業發展。

投入要素評價主要從土地、人力以及技術等展開探索，基本觀點均是趨向提高投入要素的生產率。蔡建剛（2023）從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鄉村產業布局等方面進行評價，認為中國農業大而不強，土地產出率居于中等水平，中國農業生產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王生斌等（2023）通過對農業企業家社會資本的功能作用、產業邏輯和重構框架進行理論分析與案例檢驗，認為“人力—土地—技術—資本—關系”是鄉村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可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岳好好（202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森林資源分布不均衡且林產品附加值較低，導致我國林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足。為確保我國林產品國際貿易可持續、多效益統一發展，需要轉變策略、引進新技術、轉化資源優勢，進而提升林產品附加值。Alfranca等（2014）研究了創新與歐洲木材工業市場集中度之間的關系，依據經驗模型選擇了與業務相關的變量、與產生創新相關的其他變量，并通過面板技術評估其對木材行業市場結構的影響，發現研發支出和研發人員數量是解釋市場集中度的關鍵因素；Marta（2021）認為，確保技術進步、合理開發農業生產和生產要素的最佳利用，有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從而有利于提高農業部門的經濟效率。

2.2關于鄉村產業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

鄉村產業涉及面廣，影響因素復雜，已有關于鄉村產業發展影響因素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主體、產業以及環境三個方面。

主體因素方面，主要從地方政府、鄉村基層組織、農民、鄉村產業人才等方面展開分析，各自闡述不同主體的重要性。張大維（2018）、李國祥（2018）從政府視角出發，認為要促進鄉村產業有序穩定發展，政府和農民之間需要形成良性互動、有機銜接的善治局面；陳贊章（2019）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在培育某個鄉村產業時，需要建立適宜的產業環境，比如財政傾向補貼、金融優惠政策、制度頂層設計以及人才智力支撐等，僅僅依靠市場推動，在鄉村地區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難度較大；岳光耀（2022）則認為，隨著我國林業經濟的蓬勃發展，林業組織管理的科學性逐漸受到人們關注，加強林業人力資源管理，優化人才結構，成為當前林業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林業事業單位作為林業經濟的重要主體，更應發揮人力資源管理價值，培養出更多優秀的管理人才，促進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韓慶齡（2023）從嵌入式理論分析了鄉賢返鄉參與鄉村產業振興的實踐機制，認為鄉賢通過政策嵌入、組織嵌入、關系嵌入等路徑與村莊社會實現深度融合，與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體之間形成互惠合作的產業共同體；Riera等（2015）以克羅地亞地區林業部門為研究對象，使用競爭價值模型評估林業產業員工的積極性，以達到改善企業組織結構、提高企業組織效率的目的；Vipriyantil等（2022）認為，政府出臺政策的成功實施需要準備具備足夠勝任能力和創造力的人力和自然資源來支撐。

產業結構方面，主要從產業融合、要素適度集聚以及技術創新等方面展開。張穎婕等（2021）基于社會發展理論視角，認為鄉村產業融合是未來鄉村經濟發展的趨勢，鄉村產業勢必通過產業融合確保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市場競爭力，實現更高的附加值；全承相等（2022）基于鄉村產業離散性的適度集聚理論，提出鄉村產業的適度集聚問題，探討鄉村離散性產業適度集聚發展的價值功能與政策體系，并提出優化鄉村產業發展政策的路徑；牟進鵬等（2023）在分析煙臺市鄉村林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指出煙臺市鄉村林業產業發展中存在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整體水平不高、龍頭帶動能力不強、投資渠道不健全等問題，并提出努力拓展林產品市場、強化科技支撐等對策措施。McBroom（2013）采用輔助泊松回歸分析法研究發現，森林覆蓋率、地區經濟水平、勞動力水平、基礎設施的完善性等因素都會對林業產業的集聚分布產生影響；Kuswardhani等（2019）對農業特色產業發展的因素進行識別，認為營銷、質量、生產、資本和技術因素影響鄉村特色產業的發展。

環境因素方面，主要從金融支持、經濟水平、政策供給以及創新等方面進行了探索，多數研究是基于其他要素靜態的假設下開展有側重的探索，缺乏一定的說服力。張林等（2020）、李鵬飛等（2020）從金融支持環境展開研究，發現信貸和保險、財政支農的組合在促進農村產業發展中起到非常好的成效。政府加大財政傾斜，尤其是涉及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對缺乏資金的農村產業發展也至關重要。葛丹東等（2023）基于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 POI）大數據，量化分析浙江省鄉村旅游產業空間布局特征、混合活力以及影響因素，認為浙江省鄉村旅游產業布局受經濟條件影響顯著，受交通條件影響最弱，同時認為雙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均高于單因素作用；貝淑華等（2023）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創新環境是林業轉型升級的關鍵影響因素，也是林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創新有利于促進林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侯方淼等（2023）研究認為，5G、互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興起為中國鄉村林業發展提供了新動能，并以中國移動5G護林員、元林數字林業電商平臺、漳州林業數字銀行為案例，分析數字技術如何通過其多維傳導路徑賦能林業的數字化發展及其成效；Mikael等（2012）、Molnar（2016）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變化會影響林業經濟增長；Barthod（2015）認為稅收制度對于林業經濟增長有較大影響。

2.3關于鄉村產業發展路徑優化研究

地區鄉村產業發展路徑的優化，是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關于發展路徑優化的相關研究，主要表現在提升產業融合、強化要素激活和加大基礎投入等三個方面。

產業融合方面，多數學者從延長產業鏈、綠色轉型以及“三產”融合等方面展開研究。朱啟臻（2018）、劉同山等（2019）認為，推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點是構建產業體系，延長農業產業鏈，促進鄉村多種經濟交融共進；趙榮等（2019）、游娜（2019）、黃穎等（2020）則認為，循環經濟、非木產業、林下經濟、品牌產品建設、森林旅游、森林康養、“互聯網+”智慧林業、“森林生態銀行”等林業發展模式初具規模，這些發展模式是推動現代林業經濟生態化轉型的重要組成內容和途徑；楊思崟等（2021）認為，林業產業應結合產業關聯優勢，積極實現多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以“融”提“質”，地方政府也需加強對人才、科技的重視，為林業產業的高質量融合發展提供驅動力保障；任李娜（2023）從產業融合相關理論出發，認為我國鄉村新產業與新業態存在“三產”融合不足、產業同質化嚴重及鄉村產業科技創新不足等問題；朱媛媛等（2023）基于生態經濟理論，認為推動鄉村產業綠色轉型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和生態振興的重要途徑；Schulte等（2013）研究發現，林業產業結構在技術進步的影響下不斷優化，而質優價廉的勞動力和資源也成為影響人造板等制造行業空間集聚分布特征的重要因素；Candel（2022）研究發現，農戶供應鏈融合、生態彈性規劃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激活產業要素方面，學者們認為要從數字賦能、普惠金融、技術進步以及治理結構等方面來激活鄉村產業要素。郭蔚霞（2020）認為，激發要素活力是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主流趨勢，農業、農產品加工業以及鄉村旅游業中，各類要素的激活是影響各類經濟實體創新的關鍵所在；時浩楠（2023）通過實證分析得出，把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全球回收標準（Global Recycled Standards， GRS）、現代農業信息檢測技術等運用到林業經濟發展中，能夠有效提升林業經濟的發展潛力，使其保持穩定發展，提升林業產業發展的效率，從而穩固我國經濟的發展基礎；田野等（2023）通過案例分析法發現，在數字要素賦能不同主導產業鄉鎮的鄉村產業振興進程中，賦能層面、方式、領域及效果存在差異；郭興磊等（2023）運用面板隨機效應模型、分位數回歸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研究了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興旺的影響效應與作用機制；Nakano（2022）研究發現，提高數據可視化水平，引入智慧農業技術，可以提高日本農業生產效率；Li等（2023）提出未來的鄉村產業需要投資于良好的治理結構、促進各方對話和共享文化，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基礎設施優化方面，多數集中在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數字基礎等方面。陳秧分等（2020）認為，基礎設施建設在鄉村產業發展中非常重要，空間布局、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等方面的優化，可提升農產品供應鏈管理，進而助推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李桂馨（2022）以2012-2020年我國省域的樣本數據實證研究，認為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李孟君等（2022）利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從事實穩定、法律穩定和感知穩定3個維度實證林地產權穩定性對農戶林業基礎設施投入的影響，發現法律和感知層面的產權穩定性對農戶林業基礎設施投入具有重要激勵作用，產權穩定性促進了農戶對林業基礎設施的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Hagadone等（2012）在探究林業初級制造企業和次級制造企業空間集聚分布的差異時，發現密西西比州初級和次級制造商企業在空間上形成明顯相反的集群，主要由于制造商對于區位資源的選擇依賴性不同，不同層級的制造商對于原材料、勞動力以及基礎設施完善狀況的需求存在差異；Gabor（2020）在東中歐農村進行考察時發現，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決定了鄉村類型，分別為混合型、緊湊型或分散型，同時增強了村民物質生活方式和行為在地域鄉村產業振興中的作用。

2.4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應用的相關研究

早期定性比較分析方法主要運用于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學科開展小樣本的跨案例定性比較分析（Ragin， 2008）。近年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分析復雜組態問題的功能受到經濟、管理學領域學者們的關注（杜運周等，2017），成為管理、營銷、管理信息系統、產業經濟等領域解決因果關系復雜性的重要工具（Fiss， 2011；Misangyi et al.， 2018），尤其是用于產業發展、產業轉型的要素組態分析逐漸增多；張睿等（2023）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探討影響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產業進化的資源要素，探索產業進化組態路徑，發現組織學習能力、人力資本、技術創新、知識聯盟、正式制度、創業環境6要素構成5條組態路徑，推動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產業進化；顧幼瑾等（2023）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對中國內地30個省份的高技術產業創新績效進行組態分析，認為科技金融投入提升高技術產業創新績效有6個組態，表明高技術產業創新績效存在多種實現方式；魯若愚等（2022）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討經濟、科學、技術、政策條件對科學產業發展績效的聯動效應及路徑選擇，發現存在驅動制藥業高水平績效的3條路徑，分別是科學與技術雙元主導驅動型、經濟主導邏輯下的科學與政策驅動型以及經濟主導邏輯下的技術與政策驅動型；劉司可等（2021）運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討影響老工業基地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條件組合，長江中上游老工業基地城市有更加多元的產業轉型升級條件組合。

2.5文獻評述

綜上，已有關于鄉村產業要素及高質量發展相關研究主要從現狀評價、關鍵影響因素以及路徑優化三個方面展開，為本文探討產業要素如何協同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礎。但是依然存在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地方。

一是關于鄉村產業發展現狀評價的研究，依然缺乏基于產業要素合理組合、聯動助推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研究，多要素協同背景下評價鄉村產業發展水平更有現實意義。二是關于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在我國各地區資源稟賦、區位差異顯著的背景下，用一類或若干類因素來分別闡釋鄉村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不具備說服力，現有研究難以為資源稟賦差異下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路徑的選擇提供扎實的理論解釋；同時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要素間相互聯動而非獨立，現有大多數文獻基于影響變量與被影響變量間線性關系的假設，忽略了這種因果關系的復雜性，一定程度上約束了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選擇。三是關于發展路徑優化方面，從產業融合及基礎設施強化等方面分開解釋并提出優化建議顯然不夠，基于要素聯動的基礎上進行路徑優化更具科學性，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應用為這種聯動整體優化提供了可能，且這種方法在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比較少見。

本文基于TOE理論分析框架，從多個要素聯動的角度出發，在現有文獻梳理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選取數字鄉村建設、產業融合發展、生產組織創新、政府積極推動、產業人才支持、產業政策支持、基礎設施優化等核心要素，并運用fsQCA進行要素組態分析，深入剖析不同要素組態形式對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以期拓寬鄉村產業發展的研究視角，為促進我國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參考。

3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新經濟增長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以及外部性理論，從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個維度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并且對不同維度下隸屬的要素進行梳理，進而對這些要素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進行了分析；同時，對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緣由和具體分析過程進行闡述。

3.1理論分析框架

技術、組織和環境理論分析框架是Tornatzky等學者于1990率先提出，旨在探討三種不同因素如何影響創新成果在擴散和傳播過程中被企業或用戶接受、采納并實施。之后，TOE分析框架作為高度概括性的模型，加上靈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點，被廣泛運用于各個領域，包括企業數字化創新（唐孝文等，2023）、企業綠色轉型（李園園等，2023）、鄉村經濟發展（唐欣等，2023）、區域創新能力（周衍平等，2023）、社會治理（文宇等，2023）等。TOE理論可以從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個維度為研究中條件變量的識別提供思路，而學者們對TOE理論的豐富應用，也為本研究條件變量的選擇提供了一定的實踐基礎。本文基于TOE理論，從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個維度探討影響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或條件）。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現代生產要素尤其是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在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中，脫離技術談發展是不切合實際的，而且在技術應用與組織生產的關系中，前者的特性對生產組織模式的選用以及其本身應用的深度和廣度能產生顯著的影響（譚海波等，2019）。近年來，新型數字技術作用于鄉村場域，為鄉村發展帶來了全局性、戰略性影響。農村居民的勞動方式、消費方式、交往方式等呈現出更加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特點，并不斷催生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謝璐等，2022）。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技術本身及與之關聯密切的產業創新平臺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技術的應用使得各種資源要素跨產業、集約化和交叉式配置，最后使得鄉村地區產業有機融合，產業鏈得到延伸和完善，產業化、規?；图夹g化特征明顯，進而實現鄉村產業得到高質量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目的（陳贊章，2019）?；诖?，提出假設H1。

H1：技術維度下數字鄉村建設和鄉村產業融合發展積極促進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產業組織理論認為交易成本決定廠商的組織模式。農戶生產組織模式的改變將極大地影響生產率，降低成本，進而影響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鄉村產業振興模式需要政府主導的“五位一體”的產業振興保障體系，以助力各種不同產業組織模式順利落實（朱煜明等，2022）。在鄉村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需要提供多方面的服務，這種服務供給能夠響應產業發展需求，從而形成有效的互動式機制，助力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同時也為鄉村振興進程中政府與農民關系的重構提供重要啟示（魏程琳，2021）。例如，近些年迅猛發展的鄉村旅游產業，政府的積極推動不可或缺，其主導的整體規劃、招商引資和基礎建設等，決定著鄉村旅游發展前景。有數據證明，作為鄉村產業之一的鄉村旅游，其發展過程中，無論是脫貧攻堅成效，還是帶動村民增加收入，政府作用發揮著積極的正向影響（黃玖琴，2021）?；诋a業組織理論分析，結合相關研究，提出假設H2。

H2：組織維度下生產組織模式創新和政府主體主導是影響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外部性理論認為，環境雖不直接影響鄉村產業發展，但對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整個產業體系的運作模式和效率有著顯著的影響。鄉村能夠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同樣是鄉村振興必不可少的要件，人才支持政策的制定、人才吸引機制的完善，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深遠（王榮，2022）。而通過財政補貼、稅率優惠等政策的制定可以推動農村產業的多樣化和減輕農民的經濟壓力，同時引導傳統農業轉型升級，充分挖掘各種隱性和顯性鄉村資源，進而實現產業集聚融合發展的目標（李玲燕等，2023）。近年來較多工商企業到農村地區投資，往往是各級地方政府出臺優惠政策，吸引企業進入鄉村領域，從而使得農村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為鄉村振興、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曾福生等，2018）。另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我國東部地區農村經濟發展較好，得益于東部地區較為完善的農村基礎設施。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在要素吸引和流通、市場聯結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農村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現代化的內生動力（黃禹等，2023）?；谏鲜龇治?，提出假設H3。

H3：環境維度下人才支持、產業支持等政策環境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

鄉村產業得到高質量發展，應該是多要素協同作用的結果（王瑞峰，2022），那么要素如何組合？其作用機制又是什么？在基于TOE分析框架得出相關要素的基礎上，結合上述分析假設，構建影響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分析框架，以分析不同的要素組態形式及其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3.2研究方法

通過前面的理論探討識別影響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數字鄉村建設等7個要素（或條件）后，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結合各個要素數據開展要素組態形式的探索分析。

fsQCA是將模糊集和模糊邏輯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相結合的一種分析方法。QCA是一種基于布爾代數的分析技術，運用比較原理研究社會現象，旨在通過實證資料與相關理論的不斷對話，從小樣本數據中構建出研究議題的因果性關系，能夠回答基于集合論概念的因果復雜性問題（Ragin， 2008）。與傳統的分析方法相比，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具有三個關鍵優勢：一是支持等定性，即殊途同歸，這意味著不同路徑或組合可能導致相同的結果。在本文理論梳理和實地調研的過程中發現，在技術、組織和環境維度下，不同要素的組合均出現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現象。二是主張因果非對稱性，即結果條件出現與結果條件不出現，分別需要不同的解釋（Rihoux et al.， 2009）。fsQCA使用模糊集合理論和布爾代數來分析因素如何組合在一起，以及它們的存在或不存在如何導致某種結果。fsQCA有助于識別產生相同結果的多種路徑或組合，在所識別的多種途徑或組合中，包含不同的變量，這些變量不是基于回歸分析來確定，所以這些變量組合只適用于少數案例結果變量的發生。本文也發現，條件因素中多個要素組合與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呈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三是在研究樣本方面，QCA研究對樣本數量要求不高，適用于分析10個或15～50個中等規模樣本（Ragin， 2008），并且可以通過典型案例研究去展示更多的細節，從而更好地實現理論性與趣味性的統一（Campbell et al.， 2016）。

fsQCA應用中的兩個主要步驟是：校準和模糊真值表計算。校準是將所有變量校準化為取值范圍從0到1的模糊集來定義它們的成員隸屬度，其中，1代表完全隸屬關系；0代表完全非隸屬關系。通過設置3個有意義的閾值，將變量轉換為校準集，即完全隸屬、完全非隸屬以及交叉點，它描述了案例在多大程度上屬于一個集合。對于本文所有不同變量，均采用0.05（完全非隸屬）和0.95（完全隸屬）標準進行數據校準（Ragin， 2008）。校準完成后，應用fsQCA算法生成真值表并進行細化。真值表提供了導致結果條件的前因條件的組合列表，展示了預測結果條件的所有可能的前因條件組合，這些前因條件組合應該基于兩個標準進行精簡：頻數和一致性（Ragin， 2008）。頻數是適用于某一前因條件組合產生特定結果條件的案例個數，而一致性是指案例與解決方案中表示的集論關系相對應的程度（Fiss， 2011）。為了預測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選擇1作為頻數的閾值（即一個解決方案所需的最小數量），0.80被認為是可接受的一致性閾值（即解決方案的最小一致性水平）（Papamitsiou et al.， 2020）。

4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描述性統計

fsQCA方法是一種案例導向的研究方法，依據溯因推理的邏輯形式，因此對于案例的選擇非常關鍵，該方法遵循理論抽樣而非隨機抽樣的原則（Berg et al.， 2009）。理論抽樣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結果變量要有清晰的界定，這樣有助于限定案例的界限，確保案例具有相似性和案例間的可比性；二是案例選擇還應追求案例間的最大異質性，即影響結果的前因變量具有多樣性。本文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則，選擇浙江省44個未來鄉村試點作為研究案例，并選擇相應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

4.1數據來源

自2022年1月份以來，浙江省根據鄉村產業發展水平、生態環境等因素統籌考慮，在全省范圍內遴選未來鄉村創建示范點，計劃到2025年建設1000個未來鄉村示范點，以引領全省鄉村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截至2023年12月，浙江省已經遴選并公布了567個未來鄉村創建試點①。從統計數據來看，這些未來鄉村創建示范點的產業發展異質性比較顯著，發展水平也各有不同?？紤]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同時結合案例空間分布，本文依照理論抽樣方式，以未來鄉村試點村中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標準，同時考慮案例的異質性要求以及各個地區資源稟賦情況，在每個地級市未來鄉村創建示范點中選取樣本4個，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值與最低值各2個。最終從浙江省11個地級市中選取共計44個未來鄉村試點為樣本，這些樣本中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最低值3.17萬元到最高值5.38萬元，且分布較為連續，保證了案例的異質性要求；同時，這些案例村落處于不同的地域空間，資源稟賦、要素呈現一定程度的差異性，滿足fsQCA方法組態分析中可比性要求。樣本變量數據主要來自各未來鄉村創建示范點實地調研、訪談和申報示范點的相關材料。

4.2變量選取

結合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參考王瑞峰（2022）、鄧國勝等（2022）、靳永廣（2023）以及覃朝暉等（2023）的研究成果，本文選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作為結果變量；選取數字鄉村建設、產業融合發展、生產組織模式創新、政府推動程度、人才支持政策、產業支持政策以及鄉村基礎設施作為條件變量，并采用直接校準法將結果變量和條件變量對應的指標數據轉換為模糊集隸屬分數，為后續的分析做好數據梳理。

4.2.1結果變量

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求產出效率的提升，同時應該滿足鄉村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考量鄉村產業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王瑞峰，2022；覃朝暉等，2023）；鄉村產業發展對于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共同富裕非常關鍵（鄧國勝等，2022）。一般而言，鄉村產業發展較好，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經濟收入也高，且該指標靈敏度較明顯（靳永廣，2023）?；卩l村產業發展結果評價導向考慮，本文選取2022年度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結果變量。

4.2.2條件變量

考慮到TOE框架中技術、組織和環境維度對應每個要素（條件變量）的綜合性，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靠性，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對于每個要素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表征變量來予以量化，以方便后續的軟件處理。

（1）數字鄉村建設?；ヂ摼W應用與數字化發展能夠以其獨特聯通功能，打破固有時空界限，開拓農村居民視野，拓展農村居民思維（馬文武等，2023）。而基于互聯網應用基礎上的農村電商技術、農村智慧物流配送體系和農產品集散中心的快速發展，使農村地區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農產品上行和工業品下行系統，顯著提升了農產品和生產資料的流通效率與供需匹配效率，促進了鄉村產業的發展（馬改艷等，2023）。因此，本文采用村中每百戶寬帶接入戶數來表征數字鄉村建設水平。

（2）產業融合發展。是指鄉村空間范圍內，通過創新業態，突破一、二、三產業的邊界，實現在不同產業及不同生產環節之間的交互和整合（李娟等，2020）。鄉村產業融合發展主要體現在產業鏈延伸、功能性拓展以及技術滲透等方面，具體表現在鄉村各類新型業態的出現（陳贊章，2019），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村中存在農業與牧業、旅游、教育、文化、健康養生、體育等交叉融合的新型業態數量多少，表示鄉村產業融合程度。

（3）生產組織模式創新。主要是指由于新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引進，農民單體勞動的形態被改變，逐漸向聯合、高效的生產模式轉變（黃曼等，2022）。新型合作模式有合作社、家庭農場、現代農業園、各級農業示范區等方式，本文主要考察村中各種新型組織數量來分析組織模式創新水平。

（4）政府推動程度。是指政府通過各種舉措，積極主動搭建各類產業平臺，引導工商資本進入農村地區，推動鄉村產業升級轉型，鼓勵鄉村微觀主體參與到鄉村產業發展中，從而激活鄉村經濟的內生動力（廖菁等，2022）。本文主要采用地方政府推動多少家當地龍頭企業進入鄉村，以及搭建多少平臺推動產業發展等來表征政府積極推動程度。

（5）人才支持政策。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人才的支撐。因此，“人才進村”是鄉村發展的前提條件，地方基層政府主要通過出臺優惠政策吸引和支持鄉村人才引進、培育農村職業經理人等（雷明等，2022；劉騰等，2023）措施吸納人才。本文通過大專學歷及以上就業人員數量占本村勞動人口比重來表征人才支持環境的優劣。

（6）產業支持政策。產業支持政策為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村居民持續增收提供了有利契機，有利于培育壯大鄉村特色產業并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黃斯嫄，2023）。產業支持政策主要包括產業政策傾向性補貼、產業發展規劃編制、鄉村各產業標準的出臺、土地供給扶持政策、項目扶持等一系列的政策環境（劉晴等，2022），本文主要考察各地區（縣、區層面）所制定的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的政策及舉措數量等。

（7）鄉村基礎設施。農村基礎設施是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基本保障，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在要素吸引和流通、市場聯結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農村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現代化的內生動力（黃禹等，2023）。圍繞農村道路、縣鄉村物流體系等為重點內容的農村基礎設施，為逐步實現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本文主要從農村基礎設施人均投入來反映村莊的基礎設施環境。

4.2.3描述性統計

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作為結果變量的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主要以2022年度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平均數為4.56萬元，總體水平較高，但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70倍，村間差異明顯。條件變量中，數字鄉村建設這一指標，44個未來鄉村中每百戶家庭接入寬帶戶數量平均值為27.61戶，最大擁有戶數是最小擁有戶數3.94倍，說明數字鄉村建設總體不錯，但村與村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產業融合發展中，主要考察村中不同產業之間交叉融合新型業態數量，數據顯示均值為1.56，即村均新業態數量還不到2項，整體而言，產業融合程度有待進一步提升；生產組織模式創新主要考察合作社、家庭農場、現代農業園等新型生產組織類型數量，均值為2.2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4和1，生產組織模式創新數村間差異明顯；政府推動程度主要是考察地方基層政府推動龍頭企業入村或搭建產業平臺數量，均值達到9.39，說明政府推動力度較大，但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33倍，不均衡情況較為突出；此外，人才支持政策主要考慮農村大專學歷及以上就業人員占比，均值達到10.46%，最高值為16.30%；產業支持政策主要考察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的專項政策及舉措數量，均值達到2.44，最高值達到5項；基礎設施建設主要考察農村基礎設施人均投入這一指標，均值達到1929.61元，投入較大，但是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5144元和1335元，差異同樣顯著。

本文參考現有的相關研究，結合定性比較分析理論和實踐經驗，采用直接校準法（Ragin， 2008）將指標數據轉換為模糊集隸屬分數。同時根據鄉村案例樣本中結果、條件變量數據分布的實際情況，參照杜運周等（2017）和吳琴等（2019）的校準標準，即水平交叉點的校準標準為0.50分位點，完全不隸屬校準標準為0.05分位點，完全隸屬的校準標準為0.95分位點。條件和結果的校準如表2所示。

5數據分析結果

本文應用fsQCA 3.1統計軟件，結合一致性要求，逐一判斷在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中，這些要素是否為必備條件。首先，對44個樣本村所擁有的前述7類條件變量進行充分性分析，研究得出典型的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要素組態形式；其次，為了進一步檢驗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對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最后，對研究得出的要素組態進行理論剖析，探索各要素組態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為后續政策啟示提供借鑒。

5.1各條件變量的必要性檢驗

條件變量的必要性檢驗主要是為了檢驗各個條件變量是否是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所必需的。如果都通過了必要性檢驗，那么所有條件均是必要條件，也不存在多類要素組態的問題。如果其中若干個條件變量通過必要性檢驗（一致性水平高于0.90），那么在應用fsQCA軟件進行組態分析時，需要把這些條件變量放進去。因此，利用QCA進行條件組態分析之前，需要對每個條件的必要性進行逐一檢驗。本文參考張明等（2019）、趙云輝等（2020）、王浩林等（2022）等相關研究，首先對各個條件（包括非集）是否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進行檢驗。運用fsQCA軟件運行相關條件數據后，若一致性超過0.90，一般就會認為該條件就是必要條件（Papamitsiou et al.， 2020）。應用fsQCA 3.1軟件，對鄉村產業高質量和鄉村產業非高質量發展對應的7個條件進行必要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顯示，所有條件的數據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0，由此可知，影響鄉村產業高質量和非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性條件并不存在。

5.2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

相對于單一條件必要性分析，組態分析嘗試解釋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條件構成的不同組合對結果產生的充分性，若從集合視角闡述，就是分析由多個條件構成的組態對應的集合是否為最后結果的子集。組態的充分性也可以通過單個條件的一致性來評價，但充分性可以接受的閾值及計算規則不一樣。Schneider等（2010）認為，若用一致性水平來衡量充分性，則前者最低應控制在0.75。國內不少學者根據研究內容及情景采用的一致性閾值并不一樣，如張明等（2019）采用0.76，程聰等（2016）則采用0.80作為閾值。對于樣本頻數閾值的確定，Schneider等（2010）認為可以根據樣本量的大小作出適當調整，若樣本偏小，頻數閾值可以選1；反之，頻數閾值應該大于1。在實際的案例研究中，需要考慮真值表中案例頻數的分布以及研究者對于研究主題、案例的了解程度。本文結合案例數量以及對于觀察案例的異質性程度，最終確定單條件一致性閾值為0.80，頻數閾值為1，軟件運行結果顯示，最后涵蓋的樣本共計40個。

從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可以看出，產業融合發展提升了整體生產效率，完善了產業鏈，提高了鄉村產業發展水平，本文所選擇的浙江省44個未來鄉村創建點，均在不同程度顯示了這一特點。因此，本文對產業融合發展選擇“存在”。由于我國各地區鄉村資源稟賦不一致，有些地方鄉村產業發展較好，且沒有制定相關產業傾向性政策，政府主導推動程度也不一致，因此，本文將產業支持政策、政府推動程度作為“存在或缺乏”條件。對于數字鄉村建設及鄉村基礎設施建設這兩個條件變量，由于各村財力和認知程度有所差異，數字鄉村建設水平及基礎設施的完善情況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因此，本文將這兩個條件選擇為“存在或缺乏”。同樣，對于生產組織模式創新、人才吸引政策環境選擇為“存在或缺乏”。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多條件組態分析如表4所示。

表4顯示，通過fsQCA 3.1軟件運行得出的4種組態，不管是單個（組態1至組態4）還是總體解，一致性值超出最低可接受標準值0.80；總體解的一致性為0.93，總體解的覆蓋度為0.55。表4中呈現的4種組態就是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充分條件組合，其中產業融合發展在4類組態中均為核心條件。

在組態1中，生產組織模式創新與產業融合發展的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這說明，相較于其他條件而言，生產組織模式創新對于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比較突出，該條件與產業融合可以成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結果）的充分條件。由于該組態中，生產組織模式創新成為標識（因為四類組態中均有產業融合發展），因此，本文將該組態命名為“生產組織創新型”。這意味著，生產組織模式創新（如成立合作社、公司+農戶等新型生產組織方式）對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能夠有效突破環境（政策環境）、技術（數字鄉村建設）等要素條件對鄉村產業發展水平提升的約束。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8，原始覆蓋率為0.38，該路徑能夠解釋約37.70%的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案例，說明假設H2成立。本文案例中，浙江省縉云縣前路村探索試驗“茭耳輪作”循環農作方式，深入探索“合作社+農戶+基地”的生產模式；浙江省文成縣湖田村引導龍頭企業、村民村集體、科研院校等組建股份制產業聯合體，引導農戶以個人土地和勞力入股聯合體。這兩個村莊充分體現了“產業融合發展+生產組織模式創新”模式的特點。

在組態2中，產業支持政策與產業融合的組合起到關鍵作用。對于鄉村產業發展，政策的傾向性支持和產業的融合發展組合可以突破生產組織模式的局限性和部分技術、環境條件的限制，使其達到較好的發展水平。例如，海鹽縣豐義村通過政策支持，推動土地規?；?、集約化經營，挖掘稻蝦綜合種養優勢，農民增收明顯，產品附加值得到了大幅提升；余姚市政府出臺政策為農戶提供兜底收購、包裝升級等服務，把番薯粉絲打造成為頗具品位和地域特色的伴手禮，積極推動共同富裕。由于該驅動路徑由政策傾向支持和產業融合發展條件等核心條件組成，本文將其命名為“政策支持引導型”。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9，原始覆蓋率為0.33，該路徑能夠解釋約32.90%的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案例。

在組態3中，除了產業融合，政府推動與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發揮了核心作用，生產組織模式創新發揮了輔助作用。政府積極推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種平臺建設，如推動鄉村大數據平臺，關聯到生產經營、農村公共服務等相關內容。這些大數據平臺匯集各領域數據，打破數據孤島，實現互聯互通共享，成效顯著。二是基礎設施的投入，農村水利、信息、衛生環境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對農業經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曾福生等，2018）。本文案例中岱山縣南蒲村通過新建道路、農機橋、泵房等工程“機械強農”，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溫州市文成縣銅鈴村立足銅鈴山林業生態福地、民宿產業集群等優勢，建立以政府推動、文創餐飲民宿等企業為主體、村民和游客共同參與的綠色低碳建立機制，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由于該驅動路徑由政府積極推動、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集聚融合等條件構成，本文將其命名為“政府主體推動型”。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9，原始覆蓋率為0.26。該路徑能夠解釋約25.60%的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案例。

在組態4中，數字鄉村建設、人才支持政策與產業融合發展等因素發揮了核心作用，產業政策傾向支持發揮了補充性作用。在鄉村產業發展過程中，生產組織模式創新不夠和政府推動積極性不高時，擁有較高的數字鄉村建設水平和人才支持力度，鄉村產業能夠發展相關要素的配置水平。分析案例中的安吉縣紅廟村以數字賦能引領全村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產業鏈式發展紫色糯米、番薯、土豆等；紹興柯橋區安華村通過搭建產業數字平臺，發展直播電商、體驗式農業、高端果蔬等新業態，便是該類組態的充分體現。由于該驅動路徑由數字鄉村建設條件、人才支持政策、產業集聚融合條件構成，無論是數字鄉村還是人才支持，均涉及技術因素，因此本文將其命名為“數字技術賦能型”。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89，原始覆蓋率為0.28。該路徑能夠解釋約28.40%的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案例，說明假設H1、H3成立。

5.3穩健性檢驗

為了避免組態分析結論的敏感性和隨機性，結合已有的研究實踐，本文采用兩種方法進行檢驗：一是將案例數閾值從1提升到2，將一致性要求從0.80提高到0.85，運行軟件后發現各自產生的組態與原來的基本一致；二是采用集合論特定的穩健性檢驗方法中的剔除部分案例來展開（張明等，2019）。從44個案例中剔除8個，剔除結果變量“高質量發展水平”中生成四分校準中每一部分2個案例共12個案例，對剩余的36個案例進行分析。兩種方式穩健性檢驗結論均顯示，原有結論與穩健性檢驗結論基本一致，數據分析的結果具有穩健性。

6研究結論、討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以2022-2023年浙江省44個未來鄉村創建示范點為案例，基于“技術—組織—環境”理論分析框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討不同要素組合對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和組態形式，得出相關研究結論，并據此討論后提出政策啟示。

6.1研究結論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本文解析了不同要素在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中的必要性，探索不同要素組態對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復雜協同效應，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鄉村產業獲得高質量發展是多類不同因素組合協同作用的結果，技術、組織和環境維度中單個因素并不能成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瓶頸。不同的因素組合協同作用能夠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起到殊途同歸的作用。

第二，鄉村產業獲得高質量發展存在四種要素組態模式。具體可以歸納為產業融合與生產組織模式創新為核心要件的“生產組織創新型”、產業融合與產業支持政策為核心要件的“政策支持引導型”、產業融合與政府積極推動加上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要件的“政府主導推動型”以及由數字鄉村建設、產業融合、人才智力支撐為核心要件的“數字技術賦能型”。

第三，不同的資源稟賦對應不同的組態模式，表明鄉村產業發展模式差異非常顯著，但產業融合發展在各個組態中均有出現，鄉村產業發展中產業融合是高質量發展趨勢，原有的優勢產業如農業、林業、鄉村旅游業、漁業等，均需要加強產業鏈的縱向擴展和橫向融合，才能形成一條高質量發展的新模式。如以林地資源為突出要素的浙南地區和以水域資源為突出要素的浙北地區，通過與旅游業、林下經濟產業和康養產業相結合，探索出適合各自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經營模式。

6.2討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實證分析，在研究結論、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創新與拓展，從學術性貢獻和局限性兩個方面展開討論。

第一，研究結論上，鄉村產業獲得高質量發展是多類不同因素組合協同作用的結果，技術、組織和環境維度中單個因素并不能成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瓶頸。而現有文獻多數從數字經濟、政策支持、環境等單一視角展開研究。如數字經濟方面，顧興樹等（2023）通過實證分析，認為數字技術是鄉村產業獲得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原因，數字經濟通過增強鄉村產業韌性，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政策支持方面，賀林波等（2023）、曾薇（2023）認為，鄉村產業是鄉村振興的關鍵，開發鄉村產業極其依賴政企合作，通過案例分析進一步指出，完善黨建引領下縣域產業發展的空間布局、穩定鄉村產業多元共治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認為政府推動是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發展環境方面，張楠等（2023）、龍開勝（2023）等認為，鄉村產業布局應結合地區資源條件，通過優化鄉村地區產業布局，并提供用地、資金和制度保障，才能促進鄉村高質量發展。本文基于技術—組織—環境的理論框架，從組態視角分析多重因素在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中的聯動效應與組合匹配模式，闡釋了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背后多種復雜因果關系。

第二，研究理論上，本文基于要素組合理論，在“技術—組織—環境”分析框架下，探索了不同要素組合如何達到異曲同工的作用，分類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這一點與劉西濤等（2023）、蔣軍成等（2023）和許源源等（2023）不同。劉西濤等（2023）通過制度邏輯理論視角分析，認為政策執行效能直接影響著鄉村產業能否健康穩定發展；蔣軍成等（2023）則基于農業發展理論分析，認為大力扶持現代農業產業，對促進農民增收、實施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許源源等（2023）基于公共管理理論分析視角，認為要進一步強化基層政府的服務導向，建立鄉村產業培育機制，才能實現內外相融合的鄉村產業新內源式發展。而本文基于不同的要素稟賦研究得出，4類不同的要素組態形式均可以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并進一步探索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背后較為復雜的多類驅動路徑，豐富了鄉村產業發展問題的解釋。如浙江麗水市部分鄉村發展森林生態旅游，而浙江舟山地區部分鄉村則發展漁業民宿經濟。

第三，對于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嘗試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使得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微觀層面關于鄉村產業發展的已有文獻以傳統研究方法為主，如文豐安（2023）通過對鄉村產業基本內涵的定性分析，提出通過挖掘農業農村現代化人才資本、以政府主導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以科技創新推動鄉村產業融合等舉措，持續推動鄉村產業轉型；宋昌耀等（2023）基于企業數據構建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傳統線性回歸模型分析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因素及其空間分異，認為交通區位、治理能力和基礎設施呈現全域影響；郭光敏等（2023）通過理論邏輯梳理，認為企業既能為鄉村產業振興完成市場條件的創造與生產要素的激活，也能為鄉村振興完成產業鏈的融入構建與利益鏈的耦合。本文引入fsQCA方法，側重案例間比較分析和要素組態解析，不僅豐富了研究方法，而且為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背后條件組合與因果非對稱關系提供了不同視角。

本文對如何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及不同要素組態的影響等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貢獻，但仍存在局限性。選取的案例并沒有完全涵蓋鄉村的資源稟賦，如林業資源、生態資源等，因此，在西部、中部等林業經濟發展較為突出的地區有待選擇典型樣本和要素展開進一步研究。同時，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中樣本頻數閾值的設定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如何采用其他方法來校驗結論也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因此，將fsQCA方法與其他研究方法結合來檢驗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成因，以及多元化選取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樣本村來豐富要素組態的類型等是后續深入研究的方向。

6.3政策啟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和討論，在不同的資源稟賦條件下，促進我國不同地區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的要素組態形式具有多樣性，據此，提出四點政策啟示。

第一，強化技術、組織和環境維度下不同要素之間的協同作用。各農村地區需從整體層面考慮，結合現實條件進行多因素協同整合，選擇符合自身特點、有針對性的鄉村產業發展模式，尤其是林業資源、水域資源豐富的地區，更要加強數字化應用、生態多樣性保護等，充分發揮特色資源稟賦突出優勢。例如，森林資源豐富、生態良好的浙江臨安區山區村莊，利用互聯網傳播等方式，通過林產品的精加工、開辦精品民宿、開展森林康養旅游等，為鄉村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借助林業資源稟賦對鄉村產業模式的直接影響，形成林業經濟與鄉村產業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的發展格局。

第二，充分發揮現有優勢要素的引導和帶動作用。部分地區鄉村短期內難以克服技術、基礎設施等發展瓶頸，但若這些鄉村有明顯優勢的種植業、林業或其他生態資源，則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積極引導生產組織模式創新，搭建各類平臺等方式促進產業融合，從而使鄉村產業獲得高質量發展，例如，浙江縉云縣不少鄉村充分利用森林資源，在數字化建設欠缺的情況下，通過產業政策支持，從傳統的木材采伐和加工向多元化、高附加值的林業產業發展，開發森林康養、林業文創產品等特色產業使鄉村產業融合獲得快速發展。

第三，積極推動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合適的要素組態形式，有利于充分激發組態中各要素潛能，進而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如生態環境良好且以商品林區為主的村莊，可以通過優化樹種結構、培育鄉土特色樹種等方式實現生態與經濟的雙贏。同時，可以加大引進高附加值的林產品精深加工企業、引進新型林業經營開發主體，助推資源的培育與保護，使林農在保護生態的同時獲得可觀的收益。

第四，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支持政策。各地方政府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和鄉村資源特點、外部環境，選擇與之相契合的因素組態發展模式，并制定傾向性支持政策，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為實現鄉村振興奠定良好的基礎。如公益林資源豐富的地區，可依據地方特色發展林下經濟，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支持特色林下經濟產品的地方品牌建設和地理標志申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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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康燕）

①數據來源：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公布的未來鄉村數量分三批次，截至2023年12月累計公布567個，整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