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能否降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

羅萬云 郭世豪 賈鋮

摘要：農村相對貧困的治理事關全國共同富裕目標能否如期實現。文章根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8年、2020年數據，使用預期貧困脆弱性方法測算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實證檢驗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進一步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基于中介效應模型分析社會資本的傳導機制。研究結果表明：（1）2020年較2018年農戶相對貧困發生率下降了1.13個百分點，務農型農戶的相對貧困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兩類農戶，分別提高了5.83個百分點、7.43個百分點；中國農村相對貧困多以暫時貧困為主，占比20.24%，遠高于長期貧困的12.83%。（2）社會資本對緩解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具有正向顯著作用，機制分析表明社會資本在農戶生計策略轉型中能夠降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尤其對務農型農戶的緩解效果最為顯著。（3）個人及家庭特征、村莊等因素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诖嗳跣岳碚?，文章結合農戶生計風險及外部環境沖擊，構建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緩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預期貧困脆弱性方法識別農戶相對貧困，按照不同生計策略進行分類，探索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能為提升脫貧鞏固政策的瞄準精度與有效性提供借鑒。根據研究結論，建議根據農戶的社會資本狀況和生計策略差異制定脫貧成果鞏固政策，構建抵御返貧風險沖擊的社會網絡，擴寬非農就業渠道，促進農戶生計策略轉型以提升收入。

關鍵詞：社會資本；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生計策略；傾向得分匹配

中圖分類號：F323.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338X（2023）12-030-2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南疆四地相對貧困多維度識別與協同治理研究”（編號：21CJY038），新疆自貿區農業虛擬水貿易的節水潛力評估及其提升機制（編號：XJEDU2024P003），科技部重大科技項目暨第三次新疆綜合科學考察課題“吐哈盆地國家能源基地建設調查與碳減排潛力評估”（編號：SQ2021xjkk01800-5），2023年哲學社會科學校內培育后期資助專項任務項目“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補償激勵約束機制研究”（編號：23FPY002）。

Can Social Capital Reduce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ition

LUO Wanyun1，2，3GUO Shihao1，2JIA Cheng3，4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2 Xinjia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Urumqi 830046；3 China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Policy（CCAP）， School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4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Abstract：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the national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on schedule. Based on the 2018 and 2020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paper employed Expected Poverty Vulnerability method to measure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It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conducted robustness tests by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analyzed the transition mechanisms of social capital by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1）The relative poverty incid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decreased by 1.13 percentage points in 2020 compared with 2018， and farming-oriented household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elative poverty incidence than the other two categories of households， which increased by 5.83 percentage points and 7.43 percentage points， respectively. Temporary poverty predominated in Chinas rural areas at 20.24%，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long-term poverty at 12.83%.（2）Social capital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mitigating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ocial capital reduced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during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ition，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bserved among farming-oriented households.（3）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village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Drawing on vulnerability theory， this article construc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mitig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through social capital， considering livelihood risk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hocks. It utilized Expected Poverty Vulnerability method to identify relative poverty among households， categorized them by livelihood strateg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ir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provided valu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th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consolidat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suggested that future poverty consolidation policies should be tailored to the social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differences among households， establishing social networks to resist the risk of falling back into poverty， expanding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hannels， and promoting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to increase income.

Key Words：social capital；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farm households；livelihood strategie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1引言

2020年底，中國進入“后扶貧時代”，減貧工作從消除絕對貧困到緩解相對貧困轉變，農村仍然是緩解相對貧困的重點（劉愿理等，2022）。一直以來，社會資本在如何降低農戶生計脆弱性研究中飽受爭議，一部分學者認識到社會資本在減貧和縮小收入差距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Knack et al.， 1997；Grootaert et al.， 2002），提出社會資本是“窮人的資本”的假說；但另一部分學者提出相反觀點，如Gertler等（2006）表示社會資本并非能夠讓貧困家庭有效抵御外部沖擊，陸銘等（2010）也從社會網絡方面證實了這一結論。社會資本具有何種福利效應，并不能單純地從窮人或者富人角度進行機械性解釋，更要看是否有助于農戶生計策略轉型、緩解相對貧困脆弱性。

世界銀行將“貧困脆弱性”定義為“個人或家庭遭受沖擊而導致其未來福利下降至社會某一公認水平之下的可能性”（Gillis et al.， 2001）。相較于絕對貧困，相對貧困脆弱性不僅關注收入維度，而且還強調收入、教育、幸福感等福利改善。在相對貧困脆弱性測度方面，Chaudhuri等（2002）提出的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并由Klasen等（2015）進行了重大改進。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將貧困脆弱性定義為個人或家庭在未來陷入貧困的可能性。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具有前瞻性，受到學者們廣泛應用（閆嘯等，2022）。社會資本作為農戶可用生計資本之一，主要聚焦社會資本對絕對貧困的作用（徐戈等，2019；何軍等，2020），但社會資本緩解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機制較為模糊。因此，探究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及其傳導機制，對農村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文從生計策略角度出發，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基于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使用三階段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測度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構建基準回歸模型估計社會資本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減貧作用，使用工具變量法克服估計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來檢驗社會資本影響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穩健性，運用中介效應模型探究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的影響路徑，旨在為中國農村相對貧困治理提供新思路。

本文邊際貢獻為：在理論層面，采用Chaudhuri等（2002）、Gallardo（2018）提出的脆弱性框架，結合農戶生計風險及外部環境沖擊，構建社會資本緩解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理論分析框架；在方法層面，基于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按照每個年份分別設置相對貧困線來測度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并選取較為公認的29%作為農戶貧困脆弱線，提高農戶相對貧困的識別精度；在視角層面，現有研究對社會資本緩解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討論仍然存在分歧，尤其缺乏事前干預研究，較少從多維度出發考察社會資本的減緩機制。對此，本文按照不同生計策略進行分類，探索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以期為提升脫貧鞏固政策的瞄準精度與有效性提供參考。

2文獻回顧與評述

自《世界發展報告》提出“貧困脆弱性”（Gillis et al.， 2001），學者們把確定性等值消費效用與期望效應聯系在一起（Glewwe et al.， 1998），以家庭消費效用函數表示貧困脆弱性程度，脆弱性更強調家庭未來狀態，屬于事前預測概念（Ligon et al.， 2003；Klasen et al.， 2015）。貧困脆弱性是衡量家庭或個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福利水平狀況，具有前瞻性。貧困脆弱性測度方法包括三種（Chaudhuri et al.， 2002；Ligon et al.， 2003；Gaiha et al.， 2008），期望效用的脆弱性、預期貧困的脆弱性、風險暴露的脆弱性，三種方法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看，期望效用的脆弱性方法核心在于期望效用理論，貧困脆弱性測度依據是確定性等值消費與預期效用之差，但數據要求較高，很容易出現可操作性受限的情況（Chaudhuri et al.， 2002；Ward， 2016）?；谶@一不足，Chaudhuri等（2002）提出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刻畫消費波動與家庭風險沖擊之間的相關性，用觀測變量與沖擊因素對收入回歸，通過未來收入低于貧困線的概率值表示家庭貧困脆弱性。風險暴露的脆弱性方法在于測算家庭消費水平對負向沖擊的敏感性，屬于間接測度（Povel， 2015），并且沒有分離出風險對家庭影響，再加之屬于事后福利損失比較，受到普遍學者質疑（Bailey et al.， 2013）。比較來看，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因具有測算準確、邏輯清晰、前瞻性等特點，受到諸多學者青睞。

學者對貧困脆弱性的討論分為三類：第一類為自然因素與制度政策，注重水資源、氣候變化、干旱脅迫等自然條件的影響（Hallegatte et al.， 2016）。第二類為家庭因素以及社會結構，探討家庭生計資本及社會結構對自我發展能力的影響（Jalan et al.， 2002；Hua et al.， 2017）。第三類為社會資本。近年來，學者們更注重多學科之間的互相借鑒，尤其Hanifan（1916）提出社會資本，被Loury（1976）引入解釋框架中，社會資本成為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后的第三種資本。Bourdieu（1980）把社會資本描述為“現實或潛在資源集合體，與擁有多少熟人或者認可的網絡關系具有緊密聯系”。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資本能提高農戶可支配收入，避免農戶因人力資本投入過低而導致貧困代際傳遞（焦克源等，2020）；還有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可以緩解風險沖擊帶來的負向影響（楊文等，2012），并不能有效緩解自然災害等風險帶來的福利波動（Wuepper et al.， 2018）。

國內外學者在貧困脆弱性及緩解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也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鑒，但梳理現有文獻發現，仍然有完善空間：首先，國內外對貧困脆弱性討論多基于絕對貧困的靜態分析，但新時期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如何降低相對貧困脆弱性更需要深入研究；其次，學者多重視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內生緩解因素，忽視社會結構因素，使得研究結果與政策制定間出現銜接困難；最后，現有研究多基于單個維度，忽略社會資本多個維度所帶來的減貧效果，且少有文獻專門討論社會資本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緩解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社會參與、社會聲望、社會信任和社會網絡四個維度構建更為全面的社會資本綜合指數，從不同生計策略視角出發，探究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本文豐富了社會資本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分析視角，為進一步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依據。

3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本文參考已有研究，深入剖析社會資本與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關系以及作用機制，據此逐一提出研究假設，并說明相對貧困線的選取與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測度方法，在此基礎之上構建合適的計量模型。

3.1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影響的理論分析

基于相對貧困脆弱性分析框架，本文對社會資本與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作用機理進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設。

近年來，學者們意識到若只從社會資本的某一維度探討其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緩解，會忽視其他維度的作用。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用“差序格局”形容中國農村社會網絡關系，實際上折射出農村社會中稀缺資源配置模式（孫立平，2012），這一模式既受親緣、血緣關系影響，還與組織制度及分配體制存在緊密聯系。這一結論被徐戈等（2019）研究證實，上述學者從農戶社會交往中的網絡、權威、信任和參與角度出發（Uphoff， 2000；李文龍等，2019），建立一個融合各個維度的綜合性社會資本指標體系，周曄馨等（2012）對這一方法進行了較好的應用?？梢园l現，學者們在農戶發展能力和發展權利的探索層面越來越希望社會資本發揮有效作用（Sen， 2000），通過社會資本的整體改善實現農戶生計能力增強和賦予更多權利（羅必良等，2021），從而減少相對貧困脆弱性。

社會資本是否會幫助農戶降低相對貧困脆弱性，主要爭論是農戶是否獲益，判別依據是考察社會資本對農戶收入差距的影響，即在高收入農戶和低收入農戶中，誰從社會資本中獲得的收益更多。然而，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增收效應（黃志剛等，2021），社會資本與增收效果具有正向因果關系；另一些學者討論了社會資本“增收”效應的分化，例如楊怡等（2021）認為社會資本只能提高農戶經營性收入等部分收入。這一結論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國外學者Abdul-Hakim（2010）等也持有相似觀點。除此之外，相關研究也關注到了社會資本與貧困脆弱性的關系（謝家智等，2021；劉慧迪等，2022），但多是單個維度對收入的影響。相對貧困是家庭生計策略單一且缺乏持續性能力的體現，緩解的關鍵在于家庭生計策略轉型，一般來說，當個人或家庭擁有多個維度的社會資本時，其轉型成功可能性越高，相應陷入相對貧困的可能性便會降低。因此，提出假設H1。

H1：社會資本能夠降低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

就農民而言，生計策略多元化是擺脫相對貧困的重要途徑。按照非農就業來衡量農戶的就業水平（劉格格等，2023），本文認為社會資本促進生計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社會資本不僅有助于農戶間互相合作，而且促進農戶與社會的聯系，通過增加參與機會幫助其拓寬渠道與降低獲取信息的交易成本（李曉嘉等，2018）；其次，社會資本能降低農戶信貸違約風險（廖理等，2020），正如在中國農村廣泛實施的農戶聯保信用貸款，農戶之間的信任機制成為緩解農戶金融資本不足的主要手段，能夠給農戶提供生計轉型必要的資金；最后，社會資本還可以通過增加農戶創業、投資機會來增加其收入。另外，親緣、血緣為紐帶的社會資本，是農村風險化解的重要非正式網絡，社會資本提供合作經營信任基礎，各取所長，發揮成員的比較優勢，尤其是當前農業合作社及鄉鎮企業發展，農村社會信任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徐志剛等，2011）。相較于社會參與、社會聲望、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對農戶生計決策更為有效，尤與非農就業存在密切聯系，能夠拓寬農戶獲取信息的渠道，降低農戶獲取就業信息的成本，減少摩擦性失業。因此，提出假設H2。

H2：一個融合社會參與、社會聲望、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本能夠降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其作用機制是影響農戶生計策略轉型，幫助農村家庭勞動力向多個兼業及非農就業轉移，進而提高農戶收入。

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3.2相對貧困線確定與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測度

從1978年至今的扶貧工作來看，中國采取基于“劃線—識別—瞄準—幫扶”的政策邏輯是成功脫貧的基本經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困線也不斷調整，以保證扶貧干預的有效性。目前，相對貧困線劃分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將收入中位數或者平均數作為相對貧困線（Fuchs， 1967），另外兩類分別是識別標準（孫久文等，2019；葉興慶等，2019）、財政工具法（Westmore， 2018）等。比較來看，已有文獻多采取收入中位數來劃定相對貧困線，中位數的比例多在40%、50%、60%之間，借鑒汪晨等（2020）的研究成果以及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本文選取中位數50%作為相對貧困線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進行識別。

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充分考慮了家庭之間的異質性，且具有前瞻性，尤其是在許多研究中得到充分檢驗。故本文采用改進后的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來測度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Klasen et al.， 2015），核心思想是用一組可觀測的變量來估計家庭未來永久性收入，在假設估計結果服從正態分布后得到預測值低于貧困線的概率，公式如式（1）所示。

3.3計量模型設計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框架，本文將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作為被解釋變量，選擇社會資本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構建基準回歸模型探究兩者之間的關系，運用工具變量法克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解決農戶自選擇偏差，并采用中介模型探究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作用機制。

3.3.1基準回歸模型

固定效應模型能夠控制省份層面變量隨時間變化的影響，在省份層面變量缺少的情況下，用固定效應模型探究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更合理。豪斯曼檢驗結果也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固定效應能夠控制省份層面和時間層面無法觀測的因素，降低遺漏變量帶來的影響，緩解模型估計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由于被解釋變量相對貧困脆弱性為0～1之間的連續變量，因此本文選擇面板雙向固定模型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得出公式如式（6）所示。

4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基于理論分析框架和模型構建，本文就數據來源和變量選取進行說明，并對相關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

4.1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組織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該數據覆蓋中國25個?。ㄗ灾螀^、直轄市），追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面的數據，問卷內容包括個人和家庭的經濟與非經濟福利狀況，與相對貧困脆弱性高度契合。該數據對農戶社會資本的度量相對全面，包含農戶對自身社會關系的主觀評價以及衡量農戶間社會交往的具體數據，可以更為全面地測度農戶的社會資本，能滿足本文的研究要求。該數據包含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差異巨大省份的16000戶家庭，便于區分農戶的生計策略，有利于深入探究社會資本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由于村莊層面數據的缺失，本文主要使用了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2018年和2020年個人、家庭層面的數據和2014年村莊層面的數據。根據研究需要，本文選取農村樣本進行分析，在剔除了核心變量缺失值和異常值后得到5862個農戶樣本，其中，務農型農戶594個，兼農型農戶1609個，非農型農戶3659個。

4.2變量選取

本文構建農戶社會資本指數，確定社會資本為核心解釋變量，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為被解釋變量，在參考已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需要確定控制變量。

4.2.1核心解釋變量

社會資本?；谏衔恼撌?，本文從網絡、信任、聲望和參與等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測度（徐戈等，2019），又借助周曄馨（2012）的研究方法，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消除數據量綱的影響，建立了一個包含多個維度的社會資本指標體系，通過計算得到更合理的社會資本綜合指數。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驗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樣本的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驗均通過檢驗。根據最大方差法做因子旋轉，選出特征根值大于1的公因子和因子載荷大于0.50的變量，最終得到4個公因子。農戶社會資本的評價指標如表2所示。

表2中，公因子1由黨員數量、個人勞動者協會數量組成，反映的是農戶對于社會組織的參與程度，命名為社會參與。公因子2由在本地的收入和在本地的地位組成，反映的是農戶在長期的社會交往中形成的權威關系，命名為社會聲望。公因子3由農戶對醫生的信任、對干部的信任、對鄰居的信任組成，反映的是農戶對公共部門的信任度以及人際互惠程度，命名為社會信任。公因子4由人情禮支出、每月郵電通訊費組成，反映的是人際關系網絡大小、密切程度以及付出成本，命名為社會網絡。

本文分別計算每年的因子得分，并按照所有因子的方差貢獻率進行加權，得到農戶社會資本指數，公式如式（13）所示。

式（13）中，n為保留的公因子數，factori為第i個公因子的因子得分，fi為第i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

4.2.2被解釋變量

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本文以家庭人均純收入中位數的50%作為相對貧困線，2018年、2020年的農戶相對貧困線分別為5412.50元/年·戶、6033.33元/年·戶，基于預期貧困脆弱性測量方法測度出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在以往的研究者中，部分學者常將采用50%作為脆弱性的閾值（Chaudhuri et al.， 2002；Tesliuc et al.， 2004），這意味著如果一個家庭在未來有50%或更高的概率發生貧困，就認為這個家庭是脆弱的，但采用50%作為脆弱性會忽略暫時貧困的農戶，能很好識別出長期貧困的農戶（Ward， 2016），故本文借鑒Günther等（2009）的研究，將29%的相對貧困發生概率值作為脆弱線。

4.2.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個人、家庭和村莊層面的變量（周廣肅等，2014；閆嘯等，2022），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由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庫中關于農戶的健康狀況為1～5的序數變量，反映農戶健康情況的差異程度較小，本文參考賈男等（2022）的研究，把農戶健康狀況轉變為二分類變量，將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庫中個人健康情況的非常健康、很健康和比較健康合并為健康，賦值為1，將一般和不健康合并為不健康，賦值為0。

5結果分析

基于以上介紹的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本文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進行測度，使用基準回歸進行分析，探究社會資本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使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克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進行穩健性檢驗，探究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影響。

5.1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測度

借鑒郭秀麗等（2017）的研究方法，本文按照非農收入的占比對農戶生計策略進行分類，非農收入占比小于50%的農戶為務農型，非農收入占比在50%～90%之間的農戶為兼農型，非農收入占比大于90%的農戶為非農型。

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測度結果表4所示。2020年較2018年農戶相對貧困發生率下降了1.13個百分點，務農型農戶的相對貧困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兩類農戶，分別提高了5.83個百分點、7.43個百分點，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也具有這一特征趨勢，即務農型>兼農型>非農型農戶。從農戶貧困脆弱性結構來看，貧困且脆弱和貧困但不脆弱的農戶占比遠低于不貧困但脆弱和不貧困且不脆弱，二者相差3.88倍。從相對貧困脆弱率來看，務農型農戶的占比也最高，其次是兼農型農戶、非農型農戶。整體來看，務農型農戶的相對貧困發生率和相對貧困脆弱率最高，尤其是脆弱率要遠大于其他兩類生計類型農戶，兼農型、非農型的農戶生計韌性更好。整體樣本中，農戶處于貧困但不脆弱和不貧困但脆弱的占比總和（2018年為21.12%、2020年為19.34%）遠大于處于貧困且脆弱的農戶（2018年為9.86%、2020年為15.80%），進一步說明以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庫調查所反映出來的中國農村相對貧困多以暫時貧困為主。雖然，中國已經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是脫貧鞏固政策在未來仍然面臨著巨大收入不平等的挑戰，尤其相對貧困中存在的“邊緣群體”，正如本文統計分類中的貧困但不脆弱、不貧困但脆弱類農戶，這部分群體是今后相對貧困治理的難點之一。

5.2基準回歸結果

本文在研究社會資本指數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相對貧困脆弱的影響基礎之上，進一步探究不同維度的社會資本對于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影響，以豐富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的影響研究。

5.2.1多重共線性檢驗

考慮到樣本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對各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檢驗，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10，說明模型設定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5.2.2內生性檢驗

本文在進行基準回歸之前，需要檢驗遺漏變量、反向因果與誤差項相關所引發的估計偏倚或統計結果誤導性，由此產生內生性問題。一方面，數據來源于個體微觀調查，雖然本文選擇了村莊層面的控制變量，但仍然可能遺漏來自宗族及代際傳遞間，甚至省級、時間層面的因素對個體社會資本的影響；另一方面，相對貧困脆弱性較高的農戶難以積極地學習新知識、新技能，增加社會交流機會，難以獲得有效的社會資本，進一步加劇相對貧困脆弱性。針對兩類內生性問題，本文進行如下處理：第一，針對遺漏變量問題，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解決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通過控制省級、時間固定效應，可以將觀測不到的省級、時間層面的因素剝離出來。第二，針對反向因果引起的內生性問題，選取適宜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解決方式。本文選取“農戶所在村莊社會資本的均值”作為工具變量。

針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本文從兩個方面分析：（1）理論相關性上，借鑒李文龍等（2019）、賈男等（2022）研究中對社會資本存在的村莊差異研究，村莊群體社會關系網絡極大影響個體的選擇，在宗族文化氛圍濃厚的村莊，個體之間往往更傾向于進行人情往來，共同維護這種親密關系所帶來的社會網絡，在這種關系之下的個人更重視內部信任和穩定的權威關系，構建屬于自身的社會關系網絡。（2）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參考楊汝岱等（2011）的研究，選擇村莊社會資本的平均值作為工具變量，村莊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影響并不會直接作用于農戶，只能通過影響農戶社會資本的構建來間接影響其個體的脆弱性。

5.2.3社會資本的不同維度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

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如表5所示。

由表5列（1）回歸結果可知，社會資本指數每提高1個單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降低0.72%。由列（2）～列（5）回歸結果可知，社會聲望、社會網絡能顯著降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而社會參與、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雖為負，但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雖然農村社會組織的活動能提高農戶社會資本，但是受制于參與機會較少以及對機會抓取能力不足，農戶難以從中獲益（彭文慧等，2018）。社會信任符號為負，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合理解釋是中國執行多年的減貧政策并非單一的提升家庭收入，而更注重以教育、醫療及公共服務水平提升，尤其“三不愁、兩保障”重點瞄準村莊中最脆弱群體，此舉對提升政府公信力、增進農戶間信任起到積極作用，不顯著原因是普惠性的社會信任的緩解作用有限，正如諸多研究提出“扶貧”更要“扶智”，強調個體內生動力培育以及發展能力提升。由列（6）回歸結果可知，社會資本指數維度共同納入回歸后，各維度回歸系數未發生較大變化，說明使用社會資本綜合指數估計出的減貧效應更為合理。

5.2.4社會資本對不同生計策略的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

社會資本對于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緩解效果如表6所示。

（1）社會資本顯著降低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脆弱性，但對務農型農戶更為明顯。具體來看，雖然社會參與有一定緩解效應，但是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對于兼農型農戶的回歸系數為正，合理解釋是社會參與對農戶有一定幫助，但農戶缺乏將幫助轉化為生計獲利能力，尤其兼農型農戶參加社會組織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農戶相對貧困，這也與當今農村社會中禮情支出占比過高的事實一致。社會聲望對非農型農戶、兼農型農戶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務農型農戶卻不顯著。社會信任對所有類型農戶均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主要由于農戶之間的信任并不是都可以轉化為參與社會組織所帶來的收益機會，造成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有限。社會網絡對所有類型農戶均具有顯著緩解作用。對于非農型農戶來說，收入更加多元，社會網絡所帶來的信息在農戶擇業和生產經營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社會聲望會幫助農戶獲得更多市場機會。對于兼農型農戶來說，在社會網絡和社會聲望的作用下，農戶能更好地了解市場和政策變化，及時調整經營策略，幫助農戶出售農產品、獲得更多非農就業機會，有效化解外部風險沖擊。對于務農型農戶來說，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不穩定，本地農產品同質化嚴重，本地社會聲望幫助農戶銷售農產品的影響有限，而社會網絡能通過拓寬農產品在外地的銷售渠道來增加農產品銷售機會。對于資源稟賦較少的務農型農戶來說，社會聲望相較于社會網絡而言，減貧效果十分有限，故存在不顯著的正向影響。但總體來說，社會資本能顯著降低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但各維度存在異質性。假設H1得證。

（2）非農型農戶。在個人特征方面，除婚姻狀況外所有變量均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有顯著負向影響。年輕、健康、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農戶陷入相對貧困的可能性較低。將社會資本指數更換為四個維度的社會資本變量后，婚姻狀況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由顯著變為不顯著，說明通過婚姻的緩解效應并不明顯。在家庭特征方面，非農化程度、林地和住房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余變量均能顯著緩解相對貧困脆弱性。家庭人口多、撫養比大的家庭生計壓力也越大，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越深。金融資產緩解信貸約束幫助農戶進行生產經營活動，降低其相對貧困脆弱性。對于非農型農戶來說，林地收益較少，多是流轉于其他農戶，而這部分流轉所帶來的收入有限，并不能有效緩解其貧困狀況。外出務工是十分常見的現象，相反把務工所得收入投資到不易增值的農村住房中，對以外出務工為生計策略的農戶來說，反而會降低其應對風險的能力。對于非農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戶來說，農業收入多來自家庭成員中的老齡群體，單純強調提高非農收入占比，意味著這部分人群要從事對體力有所要求的非農勞作，這樣反而會加劇其相對貧困脆弱性。在村莊特征方面，民族地區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更高，離縣城距離越短，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越小，而礦區并不存在顯著區別。農戶個體幾乎無法抵御村莊層面所帶來的外部風險，但這類風險是農村家庭脆弱性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只能依靠國家完善農村基礎公共設施的建設，加強農村正式保障制度來降低農戶生計的不確定性。

（3）兼農型農戶。在個人特征方面，與非農型農戶具有相似影響。家庭特征方面，生活水源、林地、住房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清潔水源所帶來的減貧作用有限，合理解釋是國家落實保障農村生活清潔用水，自來水普及率高，用水差異較少。對于兼農型農戶來說，林地收入有限，并不能有效改善農戶生活。將資金投入到住房上，雖然能改善家庭住房福利，但農村房屋增值變現困難，不利于農戶應對風險沖擊。在村莊層面的變量中，礦區會顯著加劇農戶的相對貧困狀況，合理解釋是礦區兼農型農戶多是就近選擇非農就業，不像非農戶徹底脫離鄉土，也難以具有像向純農戶一樣的耕地粘性，更易產生收入不平等問題。

（4）務農型農戶。在個人特征方面，性別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與農業用地少、農業生產機械化有關，性別所帶來的體力優勢在農業生產上并不明顯。在家庭特征方面，住房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林地雖然能為務農型農戶提供相對來說可觀的一筆收入，但是林地對其他生計類型的農戶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主要在于兼農型和非農型農戶擁有的林地數量有限，在有效提升農戶福利方面，林地減貧效應的穩定性還有待進一步檢驗。村莊特征方面，民族地區的相對貧困問題明顯更突出，這可能與因語言障礙導致少數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場排斥有關，這種現象在務農型農戶中尤其突出。礦區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5.3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使用工具變量法、傾向得分匹配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5.3.1工具變量檢驗

為了克服內生性問題，選取農戶所在村莊社會資本的均值作為工具變量（楊汝岱等，2011）。內生性檢驗如表7所示。

一方面，本文對工具變量的相關性進行檢驗，表7中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計量為680.3530，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另一方面，本文對工具變量外生性進行檢驗，參考Ashraf等（2013）的研究，用工具變量替換內生變量進行回歸，結果表明，村莊社會資本能顯著降低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進一步將工具變量和內生變量同時納入模型進行回歸后發現，社會資本顯著降低了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村莊社會資本影響從-0.0157降低為-0.0102，顯著性不變?；貧w結果從側面印證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即村莊社會資本僅通過增加農戶社會資本路徑來降低其相對貧困脆弱性。替換工具變量后，社會資本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降低了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工具變量的估計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上述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5.3.2傾向得分匹配檢驗

本文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構建“反事實模型”，驗證社會資本緩解效應的穩健性。匹配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圖如圖2所示。

由圖2可知，匹配完成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傾向得分分布相差變小，重疊區域有相當程度的增大，表明經過匹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已無系統性差異，匹配結果良好。

社會資本PSM平均處理效應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

表8中社會信任、社會參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社會聲望和社會網絡均能顯著降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表明窮人對社會事務參與的不敏感和不重視，社會資源有限進一步挫傷了農戶對于參加社會組織的信任和熱情，導致這部分農戶更傾向于不參與社會組織（彭文慧等，2018）?？傮w來說，社會資本指數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平均處理效應均為負向顯著，與前文基準回歸的結果一致，這說明社會資本對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緩解作用是穩定的，社會資本在“后扶貧時代”對農戶降低相對貧困脆弱性，緩解相對貧困發揮著社會網絡保障作用。

5.4異質性檢驗

要素稟賦的不同可能會異化社會資本的緩解效應（焦克源等，2020），進一步從林地就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進行異質性分析，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異質性檢驗結果如表9所示。

本文根據農戶是否占有林地，劃分為林農、非林農，進一步考察社會資本對林農的異質性減貧效應，相比林農（0.58%），社會資本對非林農的相對貧困改善作用更明顯（0.75%），社會聲望、社會網絡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中社會網絡對非林農所發揮的減貧作用更顯著。社會資本的福利效應對非林農更具有積極作用，這主要與非林農在生計發展中受到的保護性政策限制更少有關，中國大部分林區執行較為嚴格的生態保護措施，除維持自我生計之外，林農還需要承擔著重要的森林保護任務。因此，在幫助農戶擺脫相對貧困的過程中，在發展生態旅游及生態產品開發中拓展林農社會資本，讓林農在生態保護中實現生計可持續目標。

5.5中介機制檢驗

理論分析表明，社會資本可以通過增加收入、促進生計策略轉型來緩解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本文采用逐步回歸法來進一步驗證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緩解機制。

社會資本指數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如表10所示。表10中列（2）和列（3）為增加收入路徑，列（4）和列（5）為非農就業路徑。從增加收入路徑來看，列（2）表明社會資本對于家庭人均純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列（3）表明家庭人均純收入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列（1）和列（3）中社會資本和家庭人均純收入皆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收入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應占比為41.67%。從非農就業路徑來看，列（4）中社會資本對非農就業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列（5）表明非農就業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說明非農就業在社會資本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應占比為2.78%。假設H2得證。

不同維度的社會資本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如表11所示。由表11可以發現，雖然社會參與對家庭人均純收入和非農就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但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卻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社會參與能幫助農戶進行非農就業并帶來顯著增收作用，但因為農戶并不能抓住社會活動所能帶來的就業機會，正如調查發現“多數農戶表達出由于家里老人、小孩、技能的束縛，想去改變生計策略，但是難以輕易去改變”，難以改變的核心在于生計策略轉換的代價和機會成本過大，造成社會參與并不能總是有效。社會信任兩條中介路徑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如今農村中社會信任所帶來的非正式規范作用有限，其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已不能明顯改善農戶福利。社會聲望和社會網絡的增加收入路徑、非農就業路徑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收入和非農就業在緩解農戶相對貧困脆弱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6研究結論、討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8年、2020年的數據，運用三階段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進行測度，分析社會資本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緩解效應，并運用工具變量法解決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估計解決農戶自選擇偏誤后社會資本的緩解效應，使用中介效應模型驗證了社會資本對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緩解機制。在得出研究結論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啟示。

6.1研究結論

本文以全國的農戶為研究對象，探究社會資本對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和傳導機制，得出3點結論。

（1）2020年農戶相對貧困發生率相較于2018年下降了1.13個百分點，不同生計策略農戶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由高到低分別為務農型農戶（27.27%）、兼農型農戶（21.44%）和非農型農戶（19.84%），相應的相對貧困脆弱性和脆弱率都存在顯著生計策略差異。

（2）社會資本每提高1個單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下降0.72%，且這種減貧效應通過了穩健性檢驗。在不同生計策略的農戶中，社會資本均能顯著降低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但對務農型農戶的緩解作用最強。機制分析表明，社會資本通過提高收入和促進生計多元化來降低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收入的中介效應為41.67%，非農就業的中介效應為2.78%。

（3）年輕、健康、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農戶陷入相對貧困的可能性較低，家庭人口數量、撫養比等家庭變量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具有正向影響，生活水源、金融資產具有顯著緩解作用，林地僅對務農型農戶具有顯著緩解效應。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受民族地區、距縣城距離、礦區等因素影響。

6.2討論

本文就社會資本與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關系及傳導機制進行分析，重點從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存在顯著生計差異、社會資本作用的分化特征及性別分工展開討論，并且根據當前學術發展前沿，對如何將行為與實驗經濟學中隨機對照方法應用在社會資本減貧行動方案中進行合理展望。

（1）不同生計策略的農戶相對貧困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務農型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率更是遠高于其他生計類型農戶，這與劉愿理等（2022）研究結論一致，不同的是，本文根據農戶相對貧困狀況和脆弱性程度將其分為農戶貧困且脆弱、貧困但不脆弱、不貧困但脆弱、不貧困且不脆弱四類（閆嘯等，2022），發現只有務農型農戶中處于不貧困但脆弱的戶數（14.98%）要遠大于其他生計類型家庭（非農型農戶為11.75%，兼農型農戶為11.56%），從事農業生產農戶暴露的生計風險也就越高，但收入并沒有顯著改善。雖然非農生計能夠讓農戶獲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并非一味強調農戶生計策略轉變，構建具有更加韌性且多元的生計體系是解決農村相對貧困問題的重要舉措，例如：家庭所能夠支配的草地、林地等生態產品幫助其在多元經營中實現生態價值。

（2）本文證實了社會資本對相對貧困程度較深的農戶具有顯著緩解作用，印證了彭文慧等（2018）的研究，更進一步地，本文發現了這一影響存在顯著生計策略差異，學術界關于社會資本究竟是“窮人資本”還是“富人資本”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二者傾向于社會資本的群體效應，即低收入或者高收入群體，而本文發現社會參與、社會聲望存在生計異質性。從中介機制來看，本文發現社會資本通過幫助農戶實現增收和進行非農就業來降低相對貧困脆弱性，社會資本增強農戶獲得資源的能力，投資社會資本是緩解農戶相對貧困的重要可行路徑，例如：民族地區作為中國相對貧困的重點區域，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推動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全方位的嵌入，提升農戶社會資本。

（3）性別在務農型農戶中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何軍等（2020）的研究結論相反，但并不妨礙本文結論的合理性，由于農村機械化以及社會服務的廣泛推廣，性別差異在對農戶從事的日常勞作中并沒有明顯區別，甚至一些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的設施農業生產中還更加傾向女性勞動者，這一結論也證實了性別所帶來的體力差距并不能直接決定相對貧困脆弱性大小。

（4）本文就社會資本對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提供了新的視野和研究證據，但存在的不足是相對貧困屬于一個動態的概念，會隨著時空發生變化，要真正掌握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變化情況，就亟需運用行為與實驗經濟學中隨機對照方法獲得新的數據（Duflo et al.， 2015；Ashwini， 2023），來測度不同網絡對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的緩解效應，為出臺更加精準的脫貧鞏固政策提供可靠依據。

6.3政策啟示

伴隨著2020年后中國減貧戰略發生的轉換，相對貧困是一個多維度概念，收入低、物質資料匱乏只是物質維度不佳，絕對貧困消除并不意味著農民就擁有抵御社會風險以及自主發展的能力，社會資本對降低農戶相對貧困脆弱性、緩解相對貧困問題具有很好的政策啟示意義。

（1）農村社會網絡是鄉村資源配置的非正式制度，想要從根本上降低農戶的相對貧困脆弱性，需要重視蘊涵在中國鄉土社會結構之中的社會資本，幫助個體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沖擊。后續脫貧效果鞏固不僅要注重農戶生計網絡的搭建，還需要激發個體間自發橫向合作網絡與互惠制度的建立，積極應對受市場經濟和現代觀念沖擊的人際信任挑戰，積極發揮農戶之間的社會資本的減貧作用。

（2）中國扶貧政策的立足點在于鞏固扶貧成果和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在各地廣泛開展的各種幫助農民就業措施來看，“讓農民有崗位、上崗位有技能，勤勞能致富”是核心要義，當前中國農民外出就業趨勢呈現更加多元的特點，尤其是就近就業明顯，四分之三的農民在省域內就業，超過一半在縣域內就業（中國農村網，2023）。因此，穩定就業的核心在于就業機會獲得。脫貧鞏固政策需要考慮農戶家庭生計困境的異質性，分類施策，從拓寬外出就業、注重家庭經營、深挖財產潛力等方面有效化解外部風險，最終構筑緩解農村相對貧困的社會網絡保障體系。

（3）鄉村振興中需要提供多元且公平的參與機會。一方面，政府需要搭建農戶社會參與的集體經濟平臺，做強、做實鄉村集體經濟，鼓勵城鄉勞動力雙向流動，同時暢通農民參與渠道，通過制度設計保障農民參與權利；另一方面，定期組織舉辦異地務工人員交流活動，加強務工人員的互動，進一步拓寬農民社交圈，借鑒城市社區搭建起來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提高農戶就業參與機會，給農戶提供更多元的就業信息，確保農戶生計策略的順利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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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康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