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林業思想與實踐

杜娟 樊寶敏

摘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對造林問題開展了積極的探索，深入研究這段歷史對于全面認識毛澤東林業思想、指導實踐具有重要意義。文中梳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撰寫的調查報告、起草的法律法規，及蘇區政府和陜甘寧邊區政府出臺的政策文件等史料，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林業思想與實踐進行總結歸納。研究發現：在五四運動與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計劃研究造林問題，認識到農民缺少山林田地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認識到沒有樹木易造成水旱災，森林的培養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在蘇區革命根據地領導農民制定土地法，分山林，發起植樹運動，開展山林保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陜北領導建立林業機構，制定種樹計劃，開展林業科研和調查，促進了陜甘寧邊區林業的發展。毛澤東早期林業思想和實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林業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與1949年后毛澤東林業思想作為一個整體，對其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林業事業和生態文明建設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林業思想；山林改革

中圖分類號：F32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9546（2023）02-0033-07

DOI： 10.12344/lczcyj.2023.06.02.0004

杜娟，樊寶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林業思想與實踐［J］.林草政策研究，2023，3（2）：33-39.

Mao Zedong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Forestry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Du Juan Fan Baom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str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o Zedong made active explorations on afforestation， 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this hist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forest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drafted by Mao Zedong and the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oviet Area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nd summarizes Mao Zedong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forestry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Mao Zedong realized the serious social problem of peasants shortage of forests and lands and planned to study the afforestation issue in the periods of May 4th Patriotic Movement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period of Land Revolutionary War， Mao Zedong realized that floods and droughts easily happened if without tre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forests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agriculture. To solve this， he led peasants to formulate land laws， allocate forests， launch a tree-planting movement and carry out forest protection activit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of the Soviet Are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Liberation War， Mao Zedong led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o establish forestry institu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developed a tree planting plan， and carried out forestry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which promoted the forestry? development? there. Mao Zedong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forestry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orestry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had an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forest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f combined with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forestry after 1949.

Keywords： Mao Zedong;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forestry thought; reform of forest rights

毛澤東治林興林的思想與實踐對我國林業發展影響深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毛澤東思考林業、治理林業的起點和重要時期。當前關于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成果頗多；然而，對毛澤東林業思想的研究略顯薄弱，甚至有學者將毛澤東的林業思想簡單概括為“植樹造林”［1］。此外，現有的研究成果多將目光聚焦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林業發展的指示與實踐［2］。事實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已經對林業問題有了頗多思考，形成了重要的林業思想。本文根據不同時期毛澤東林業思想和實踐的重點內容，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分為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時期（1919—1927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1937—1949年）3個階段，并對不同時期毛澤東的林業思想和實踐進行總結，以期為今后林業發展提供借鑒。

1 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林業探索

五四運動與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開始關注林業。雖然毛澤東未明確使用“林業”一詞，而是用“造林”“森林”“山林”“植樹”等概念，但其論著和實踐中已體現出對林業問題的思考。

1.1 在“振興林業”思想影響下提出研究造林問題

民國初年，為改變國家落后面貌，北洋政府官員、回歸祖國的海外學子、追求進步的青年學生紛紛提出振興法律、振興官制、振興稅務、振興農業等。1918年，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提出“于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這一計劃［3］，林業建設成為實業建設的重要一環，此后在孫中山的推動下社會上還興起了“振興林業”的思潮［4］。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出應該去考察中國今日社會需要的究竟是什么［5］，倡導青年學子聚焦社會具體問題。此時身在北京大學的毛澤東，在孫中山、胡適等人的影響下，于1919年發起問題研究會，計劃研究中國現在及未來亟待解決的具體問題；同年10月23日毛澤東撰寫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提出要研究實業問題，其中明確指出要研究“造林問題”［6］?？梢?，從1919年起毛澤東就有了發展林業進而振興實業的思考。此時隨著“植樹節”在全國推廣、歸國林學家廣泛宣傳森林的重要性，林業學術團體建立，毛澤東也認識到造林的利益更加深遠，如何完成“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這一目標成為毛澤東要探索的問題。毛澤東以研究造林問題為起點開始對林業進行探索。此后，毛澤東多次開展農村調查，從中發現阻礙造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民缺乏造林的土地。

1.2 解決人為壓迫是解決天然壓迫的前提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澤東投身農民運動，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天然壓迫（水旱災害）需先解決人為壓迫。在提出亟待研究的問題后，毛澤東便深入群眾開展調查，尋求解決之道。雖然農民與農業是當時社會面臨的兩大重要問題，但林業與增加農民收入、提升糧食產出關系密切，并且農業面臨的問題很多也是林業的問題，所以毛澤東在鄉村調查中關于農業部分的調查也涵蓋了林業。1926年，毛澤東在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期間，成立農民問題研究會，對全國的鄉村進行調查，內容包括地理環境、糧食產出、主佃關系、利率、田賦、階級狀況等方面。其中，地理環境、糧食產出側面體現了該地森林質量與數量的情況，而從主佃關系、田賦、利率、階級狀況可以看出農民是否有足夠的土地發展農業及林業?；谡{查，毛澤東于1926年9月1日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分析：“農民問題本來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即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等人為的壓迫問題，與水旱天災、病害蟲害、技術拙劣、生產減縮等天然的壓迫問題。前一問題固然是目前的緊急問題，同志們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這里。但后一問題也是非常之嚴重，我們不能不積極地注意。要解決后一個問題，需要著全國的革命的政權與科學的方法，不是即刻能辦之事，但時期也就快要到來了，我們應得預先準備?！保?］毛澤東認識到全國的革命的政權是解決水旱天災問題（包括森林不足、生產力不發達問題）的前提，農民缺乏土地則生產力難以發展。李大釗在《土地與農民》中也指出：“‘耕地農有便成了廣眾的貧農所急切要求的口號?！保?］因此，建立根據地后毛澤東便帶領群眾積極開展土地（包括山林）革命，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生產關系。

2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蘇區領導農民山林改革

1927年4月國共合作破裂，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先后建立了井岡山和閩贛等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戰爭期間，毛澤東制定土地法分地予民，頒布植樹造林的政策，改變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2.1 開展土地革命，分配山林給農民

毛澤東主持制定土地法，分山予民。1927年1月4日—2月4日，毛澤東進行湖南湘潭、湘山、衡山、醴陵、長沙5縣的實地考察，了解到這里的貧農“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并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9］。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邊界土地狀況大體來說，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農民手里。因此，毛澤東提出：“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保?］1928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以法律的方式確立土地分配規則。其中林地分配規則是：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辦法，以鄉為單位，平均分配耕種使用；2）竹木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但農民經蘇維埃許可后，得享用竹木［10］。在《井岡山土地法》中，農民分到山林后禁止買賣，享有的是使用權。1929年，閩西地區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龍巖上杭等地的農民“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1］。隨著紅軍主力的轉移，毛澤東在1930年5月和10月分別進行了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10］。在調查中，毛澤東十分關注土地革命后農民是否分到山林，山林分配中是否照顧農民利益。尋烏地區土地革命后，山林名義上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實際上仍由原班人馬耕種，沒有分山予民，而農民迫切要求分山。興國地區分了山，但以村為單位分配，沒有照顧到農民利益。鑒于此，1931年12月1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第十條特別強調：“一切水利、江河、湖沼、森林、牧場、大山林由蘇維埃政府管理，來便利于貧農中農的公共使用。桑田、竹麻、茶山、漁塘等，必如稻田麥田等一樣，依照當地農民群眾的自愿，分配給他們使用?！保?2］該法還規定“不禁止土地的出租與買賣”［12］。從禁止土地買賣到允許土地出租買賣，毛澤東主張將土地的使用權和處分權都交給農民。充分擁有土地權利后，農民有了造林的土地和積極性。在分山后的江西興國地區，貧農把精力用到自己的山上，生產大幅增加［10］，人為壓迫問題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決。

2.2 積極培植森林，改善蘇區環境

毛澤東帶領群眾植樹造林，保護山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后，進行土地革命推翻人為的壓迫，領導人民建設根據地成為重要任務。1930年10月，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寫道：“為什么一、二、四鄉有水旱災，第三鄉沒有呢？因為一、二、四鄉是塅田，那一帶的山都是走沙山，沒有樹木……第三鄉多是山田，田高于河。雖然田畝小，但雨不怕水，晴不怕旱?！保?2］興國調查中，毛澤東認識到缺乏樹木易成水旱災害。因此，1931年12月1日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第十三條提出，在該地環境應許條件之下，可培植森林［13］。1932年3月16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署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對于植樹運動的決議案》提出：“為了保障田地生產，不受水旱災禍之摧殘以減低農村生產影響群眾生活起見，最便利而有力的方法，只有廣植樹木來保障河壩，防止水災天旱災之發生，并且這一辦法還能保護道路，有益衛生”［12］。蘇區人民積極響應號召，植樹造林取得很大成績。僅1934年，瑞金縣植樹63.3萬多棵，興國縣植樹38.9萬多棵；多山的福建省蘇區也種了21.3萬多棵，并且還種了木梓種1 699斤［14］。1934年，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提出“應當發起植樹運動，號召農村中每人植樹十株?！保?］同年，毛澤東主持制定《山林保護條例》，嚴厲處罰破壞森林的行為［15］。毛澤東植樹造林、保護森林的思想在這一時期得以發展和實踐。

2.3 林產品貿易調查，認識森林經濟價值

毛澤東認識到林產品貿易極大影響人民生活。土地革命時期國民黨對紅區進行經濟封鎖。1928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提到，紅區白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生活必需品缺乏且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于一般人民［9］。經濟封鎖使得林產品貿易受阻，人民生活更加困難，說明南方地區林產品在人民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1930年5月，毛澤東對尋烏的商業情況進行了調查，發現尋烏縣出口（尋烏縣商品流通到尋烏縣以外的地方）貿易額中一半以上是木材及林產品的銷售［10］?；趯踅洕{查，1933年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土地部聯合發布的《為發展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中指出，竹木、木梓是重要的工業原料，為蘇區經濟發展提供保障［16］。1934年1月，毛澤東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提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工作的第一位……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值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保?］毛澤東對林產品重要性的認識促進了根據地林產品生產和貿易的開展。

2.4 設立山林水利局，減輕林產品賦稅

蘇維埃政府設立山林管理機構處理林業事務。1930年10月興國調查中，毛澤東指出分山難度大，需要設立專門機構并配備工作人員處理山林分配事務［10］。1931年11月在中央土地人民委員會下設立了山林水利局，內設水利、山林、總務3科，由山林科負責管理山林的種植、培育、保護與開墾、林產品加工出口及水車等木制器具的修復添置［17］。山林管理機構的設立為革命根據地林業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1931年11月28日，毛澤東、項英等共同簽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廢除反動政府的舊稅制，實行統一的累進稅，減輕林產品課稅。蘇維埃政府將稅收分為商業稅、農業稅、工業稅3種。山林稅屬于農業稅，只對竹麻、木梓、茶葉、果子4種林產品征稅，其余林產品不收稅［18］。新的稅收政策有利于蘇區根據地木材及林產品輸出，山林水利局積極組織木竹、茶油、土紙等農產品出口，換取蘇區軍民匱乏的日用必需品，一定程度上為蘇區軍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3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陜北帶領群眾植樹護林

1935年10月，紅軍經歷艱難到達陜北，毛澤東在這里生活了長達13年，這一時期經歷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雖然戰爭頻發，但毛澤東始終不忘發動群眾植樹造林，改善人民生活，綠化陜甘寧邊區荒山。

3.1 發放林權證明，鞏固和擴大土地革命成果

毛澤東為鞏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向邊區農民發放林地所有權證。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毛澤東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文中承諾：“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之共同綱領?！保?9］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后，為防止已進行土地革命的區域地主借機收回土地，1938年陜甘寧邊區發布《陜甘寧邊區土地所有權證條例》，明確指出：“本條例所稱土地，包括農地、林地、牧地、房地、荒地、水地、及其他水陸天然富源”“凡屬第一條所定土地及其定著物之所有人，必須依本條例向當地縣政府領取土地所有權證”“土地所有權證，為土地所有權之唯一憑證，在土地所有權證頒發后原有關于土地所有權之各種契約，一概作為無效”［20］。頒發林權證是特殊時期毛澤東維護分山予民成果的重要措施?？谷諔馉幗Y束之際，打土豪分山分林，“耕者有其田”制度便重新開始。1947年10月10日，在陜北佳縣神泉堡正式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中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甲）山林、水利、蘆葦地、果園、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標準分配之。（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礦山、大牧場、大荒地及湖沼等，歸政府管理”［21］。解放戰爭時期分配給農民的山林類型進一步擴大，能分盡分，這與中央蘇區的林權改革思想一脈相承。

3.2 制定造林護林政策，發動群眾植樹護林

毛澤東更加重視培育和保護森林。陜甘寧地區全境海拔較高，雨水稀少，十年九旱，糧食產量低下，荒年有時顆粒無收，人民生活困難；然而該地區人口接近150多萬，人地矛盾突出［22］。因此，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時設立了建設廳負責植樹造林、保護山林。1937年6月29日，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實施計劃》中要求：“保護原有森林，由政府出布告禁止剪伐”“建設廳負責聘請林業專家，根據邊區土質、氣候、條件決定應種樹木，購買樹種，創辦苗圃，大量造林，全邊區1938年至少應植100萬株，并由建設廳分別規定各縣植樹數目”［23］。1938年，陜甘寧邊區建設廳召開邊區政府直屬各縣第二科長聯席會議，規定春耕運動中要保證每人種植一株樹，完成1937年制定的植樹100萬株的任務。最終，1938年春季植樹30多萬株，秋季植樹15.7萬多株［24］。1938年8月頒布的《為保護森林嚴禁濫伐事》規定：“對轄區的森林有計劃地輪封輪伐，私人森林不得本人同意不得隨意砍伐”“生活在煤碳生產區附近的群眾要通過以煤代木的方式減少木材燃料的使用，進而減少樹木的砍伐”［24］。194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關切地說道：“陜北的山頭都是光的，像個和尚頭，我們要種樹，使它長上頭發。種樹要定一個計劃，如果每家種100棵樹，35萬家就種3 500萬棵樹?！保?5］1944年7月3日，毛澤東將植樹確定為合作社十大業務之一，全邊區人民要在10年之內每家種100棵樹［12］。隨后毛澤東又在《召開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的決定》中指出：“為改變邊區童山太多現象，應號召人民植樹，在五年至十年內每戶至少植活一百株樹?！保?5］毛澤東積極發動群眾植樹造林，改善陜甘寧邊區脆弱的生態環境，既是蘇區造林精神的延續，更對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積極作用。

3.3 設立自然科學院，推動林業科研教育

推動研究自然科學發展，培養農林技術人才。為普及農林知識，1939年7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城南創辦邊區農業學校，招收邊區各縣區級干部，培養農藝、園藝、畜牧等方面的技能。1940年3月第1屆學員畢業，培養學員52人［26］。1940年3月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毛澤東在成立大會說：“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都要來研究自然科學”［27］。同年9月，在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的基礎上創建延安自然科學院，為邊區培養科技人才，大學部設有林木科專業。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創辦的5年中，培養出近500名優秀畢業生。1940年6月14日，自然科學院生物系主任樂天宇組織成立邊區森林考察團，調查邊區的地理生物環境，共收集到2 000余件重要標本。此次森林考察具有重要意義，發現在延安縣南部有一處適宜墾殖的“爛泥洼”，上報毛澤東后，朱德來此實地考察并取名“南泥灣”［26］。這一發現對于解決邊區糧食危機具有重要作用。除專業的學校教育外，陜甘寧邊區也非常重視在報刊媒體中宣傳林業知識，如在《解放日報》開辟農業專欄。陜甘寧邊區在林業教育科研上的實踐幫助人民群眾掌握植樹技巧，邊區造林的成活率有所提高。

3.4 發展林業經濟，增加人民收入

陜甘寧邊區糧食問題突出，毛澤東提出從果樹、木材、藥材方面去增加人民收入。1937年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的《經濟建設實施計劃》中要求：“普遍培植果樹園，對沿河各縣棗子尤應特別注意生產?！保?3］1941年《陜甘寧邊區三十年經濟建設計劃》中提出：“組織邊區林務局及鋸木廠，專司林務管理及開發森林富源，發展經濟?！保?8］同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發動群眾種柳樹，沙柳，檸條，其枝葉可供駱駝及羊子吃，亦是解決牧草一法。同時可供燃料，群眾是歡迎的。政府的任務是調劑樹種，勸令種植?！保?9］1943年，陜甘寧邊區建設廳指示，各區、縣普遍發動農戶，在房屋、窯洞周圍及便于管理保護的地方，多種植棗、梨、桃等果樹；綏德分區、子長等地，應大量栽種桑樹［30］。晉察冀邊區也制定林木收益分配規則，提出“公家荒山荒灘誰造了林，林木收益就歸誰；私人的荒山、荒灘自己不造，別人便可造林，佃戶可無租使用10～20年，到期后分林，地主一般不超過10%”，這項政策調動了群眾造林的積極性［31］。1947年，延安的李新安從河南靈寶引進蘋果樹苗200棵，在洛川縣阿寺村建立了0.45 hm2的果園，開啟了延安栽種蘋果的歷史先河［32］。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發展林業經濟取得顯著成效。

4 毛澤東早期林業思想的歸納及其影響

4.1 毛澤東早期林業思想的歸納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林業思想主要包含認識和實踐2方面。一是關于農民對山林的需求、森林和植樹價值的認識。毛澤東認識到，山林掌握在地主手里，農民迫切要求分山。沒有樹木易成水旱災害［12］，廣植樹木是保障河壩、防止水旱天災發生最便利且最有力的方法，還能保護道路，有益衛生，可以保障田地生產，降低水旱災害對群眾生產和生活的影響。廣植樹木對農民群眾生活有很大利益，可以解決日常需用燃料（如木柴、木炭）的困難，增加果物可以解決經濟與生活方面的困難。森林的培養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二是關于山林分配、森林培育和保護的實踐要求。應該說，分山和植樹是貫穿毛澤東早期林業思想的兩條主線。毛澤東認識到將包括山林在內的土地分給農民能調動其生產積極性，于是他帶領群眾開展土地革命。一切森林、大山林由政府管理建設，桑田、竹木山、茶山分配給農民使用。同時毛澤東提出，政府向群眾作植樹運動宣傳，發動群眾種樹，注意適地適樹。種樹要制定計劃，每人每年植樹10株，每家種100棵樹，多種果樹。政府負責調劑種苗，勸令種植，對植樹任務完成出色的個人和鄉鎮給予獎勵。根據地設立植樹節，開展植樹運動；保護森林和樹木，嚴厲打擊亂砍濫伐行為；建立山林管理機構，負責造林、保護、林產品生產貿易；設立自然科學院，培養科技和管理人才。

4.2 毛澤東早期林業思想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林業思想在早期基礎上結合新的實踐進一步發展。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和加強領導問題》中提出，綠化這件事情對農業、對工業、對各方面都有利［33］。同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提出：“在十二年內，基本上消滅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保?3］1956年3月，毛澤東號召“綠化祖國”，評價林業真是一個大事業［12］，1958年領導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1次造林高潮。毛澤東對造林綠化的重視對后來國家領導人和全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鄧小平設立“三北”防護林工程、發起義務植樹運動，江澤民提出“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胡錦濤強調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推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習近平將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到“五位一體”的戰略地位，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色發展理念，科學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當前，國家繼承發揚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關于林業建設的重要思想，把林草事業放在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位置，為加快林業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今后中國林業發展任重道遠，仍需從毛澤東林業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首先，發展林業要從人民的立場出發，照顧人民的利益，調動人民發展林業的積極性，繼續深化集體林權改革。其次，要堅持和發展綠化祖國，運用科學的理論指導大規模國土綠化，針對環渤海、黃河幾字彎、“三北”等重點地區設立林業專項工程。再次，在發展林業時要學習毛澤東使用的方法，重視調查研究，找準問題，實事求是，及時關注內外環境的變化，并與時俱進調整政策，善于發動和依靠群眾辦大事，推動中國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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