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上古“天下之中”的南北建構*

王德華

古代及近現代一些學者對《山海經》地理有過不同程度的探討，往往都涉及對《山海經》的文本結構的分析。有關《山海經》的篇目，劉秀①《上〈山海經〉表》云其所見古本《山海經》共三十二篇，他在此基礎上厘定了十八篇。由于《山海經》本身文本的復雜性，如后人的羼入、錯簡的可能，再加上研究者對十八篇成書時間的一己之見，十八篇《山海經》篇目分類出現了任意編排的現象②。筆者認為，對《山海經》十八篇文本結構的看法，似不應脫離劉秀校定時對十八篇文本所持的態度，那就是劉秀等人所留下的兩處校進“款識”：一處是在《海外四經》的最后一篇《海外東經》后，款識為：“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勛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保?］315另一處是在《海內四經》最后一篇《海內東經》后，亦復有同樣款識?？钭R應是在每一本書校定完結時所題。因而，據《山海經》款識及文本內容，筆者認為：郭璞注十八篇《山海經》分為四個部分：《五藏山經》五篇和《海外四經》四篇、《海內四經》四篇、《大荒四經》四篇、《海內經》一篇。至于《山海經》四類作品的創作時間問題，筆者認同徐旭生的觀點，即不能以成書時間代替我們對《山海經》保存的“較近古之傳說”的探討。大體說來，《山海經》反映了上古時代③的地理觀念。

一、《五藏山經》《海外四經》：王朝時代河洛“天下之中”的構建

就《山經》五篇而言，分為五個區域，自成體系，包括《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及《中山經》。其中南山與北山各有三個山系，西山和東山各有四個山系，中山分十二個山系，共二十六個山系。每個山系的敘寫都有一定的模式：先寫山系首山，并以首山為基準，按照一定的方位敘述每座山的特產物藏、動植物，然后總結山系共有幾座山，道里多少，祭祀之禮及所用之物。在相對固定的模式下，敘寫方位的不同是《山經》五篇文本結構最大的區別?！渡浇洝分小吨猩浇洝匪鶎懙牡赜驊恰疤煜轮小钡膮^域。對于《中山經》十二個山系構成的地域所指，學界有不同看法，但是若結合《山海經》的文本結構，可以說《中山經》的“天下之中”，應是指河洛地區④，理由如下。

其一，從“前七經”提到的水道如河、洛、伊、谷來看，這正是西周營建的東都成周地域?！兑葜軙ざ纫亟狻罚骸白月鍥I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涂，我北望過于有岳，丕愿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保?］480-481《國語·周語上》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保?］因而，《中山經》一至七經所敘地域為夏商周三代以來所建立的核心區域，當無疑議。

其二，從八經至十二經涉及的巴、蜀及荊楚地域山水來看，先秦尤其是商周以來中原皆視巴、蜀、荊楚為蠻夷之地。將這些地區與中原地區并列在《中山經》中，作為天下之“中”，實為不當。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一是八至十二經可能出于后人的增益，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后附有明藏經本所校的《山海經》目錄，在每卷下都著錄了該卷本經、注和今校本經、注的字數。從各卷著錄的情況來看，明人所見的古本《山海經》與今本《山海經》經文大都有所增加或略有減少，這說明《山海經》在流傳過程中后世增益情況較多，而《中山經》為增益最多的一卷，經文增加了近一半篇幅。二是《中山經》的十二山系，從《中次一經》至《中次七經》七個山系，基本上是東、西兩個方向上交替敘寫，從《中次八經》開始則變得沒有一至七經那么規整?！吨猩浇洝钒酥潦浌参褰?，或出于巴、蜀，或是戰國時楚始強大，由楚人附益，亦未可知。

其三，要真正理解《中山經》在《山海經》中的地位與意義，還必須結合與《山經》一體的《海外四經》才能看得清楚。除了上文所說的“款識”可以判斷這兩部分是一體之外，蒙文通主要是通過兩部分所載內容絕無重復而論的，袁珂是從“海內”與“海外”的地理區隔，將二者聯系起來考察的?！逗Ｍ馑慕洝芬詳⑹鏊姆椒絿鵀橹?，兼及山川河流、奇物怪獸。在各經結束時交代該方神祇。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四經》按圖畫方位述圖性質明顯，袁珂在《海外南經》“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句下注曰：“《山海經·海外》各經已下文字，意皆是因圖以為文，先有圖畫，后有文字。文字僅乃圖畫之說明?！保?］226《海外四經》所載海外方國共三十八國，《海外南經》與《海外北經》述圖方位相同，都是自西向東；《海外西經》與《海外東經》述圖方位相同，皆由南而北。這種整齊劃一的述圖方式與方國排列，只能是一幅海外方國朝貢的畫面，且《山海經》這幅朝貢圖的述圖文字為《淮南子》所吸納，只不過在所敘方向及所敘方國上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說《中山經》所述為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中原核心區域、《山經》所述為四方及四方之“中”的海內圖景的話，那么，《山經》所呈現出的海內圖景，只有放在《海外四經》中，其意義才得以拓展，即呈現出“中心—海內—海外”的天下地理模式。

如果以夏朝作為王朝時代的開始，那么《山經》將二十六山系置入東西南北中五方格局中加以敘寫，即是王朝政治地理思想的初步體現。正如研究者們早已指出的，《山經》中的五方觀念，是從以自我為中心的四方觀念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出土了用于測中的“槷表”，而襄汾陶寺可能是文獻記載的“堯都平陽”。這說明中華文化關于“中”的理念在三代之前就已出現⑤?！渡虾２┪镳^藏戰國楚竹書》中《容成氏》就有大禹為五方旗以辨方向的記載：“禹然后始為之號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方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保?］殷墟甲骨卜辭中也有四方及四方風的記載，四方正是和處于中心的“大邑商”相對產生的概念。西周初年對東都洛邑的營建，本身就包含著對天下“地中”的孜孜以求。所以，《山經》中《中山經》以及南北西東四方山經的編排結構，應是夏代以來方位觀念及注重“地中”的地理思想在文獻編寫上的體現?！吨猩浇洝窋懙牡赜蚍秶呛勇宓貐^，即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經濟中心，三代在這一地區的政權更替，使得民族得以融合，文化得以發展。特別是西周，經過周公對成周的積極營建，成王在成周落成之際，大會諸侯與四方方國于成周的政治舉措，促進了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朝地理中心是以都城為天下“地中”的，圍繞這個中心的是四方諸侯和方國?！段宀厣浇洝分?，圍繞《中山經》的是南山、西山、北山與東山四經，之后排列的文本是《海外四經》。正如上文所說，《海外四經》是方國職貢的述圖文字。郭璞、畢沅、郝懿行在注釋《海外四經》時，各家時常引《逸周書·王會解》，這說明《五藏山經》及《海外四經》與《王會解》有著某種深刻的關聯，除了二者均是述圖之作外，《海外四經》中許多條目直接與《王會解》相關。安京《〈山海經〉新考》言：“《海外》四經是描述海外居民‘方位’的，根據統計，‘海外’四經共有條目85 條（以袁珂先生注釋本為準），其中與《王會篇》相關的條目達41 條，大致占百分之四十八，其中不少條目是直接對應的?！保?］揭示了二者更加隱秘的關聯?！兑葜軙ね鯐狻返囊饬x不僅在于“成周之會”，即諸侯四海方國朝會成王；更在于作為地中的洛邑始成，周公致政成王，成王大會諸侯于“天下之中”，形成地緣政治。詳載山川道里、神怪之物的《山經》和反映“海外四方的職貢”的《海外四經》，與《王會解》相較，二者雖有差異，但相同之處也非常明顯，均反映了王朝政治地理與朝貢體系的建立?！渡浇洝芬浴吨猩浇洝窞橹行?，與《南山三經》《西山四經》《北山三經》《東山四經》共同構成王朝“海內”地域，以《海外四經》表示四方四維之國朝貢成周的圖景，典型地反映了夏商周三代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天下之中地理思想的確立。

《海外南經》開篇載：“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圣人能通其道?！保?］225也就是說，《山海經》中對二十六山系所作的詳細記載，正如劉秀在《上〈山海經〉表》中所說的“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1］540，即《山海經》是“禹益”“類物善惡”而成。尤其是《山經》五篇，在沒有人的山系叢林中，對于鬼怪神靈、異物吉兇的認知以及對神靈異物的祭祀，就是圣人知物與德性的充分體現，是對九州大地的充分治理與秩序建立的形象說明。因而，在制度層面上，周代設立了管理山林之官?！吨芏Y·地官·大司徒》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保?］從制度層面也可以印證，《山經》對山川道里的計算，典型地反映了王朝時代人們對天下地理的認知、掌握與管理?！渡浇洝方Y尾處“禹曰”［1］220-221一段話也有道明此意的目的。雖然“禹曰”一段話極有可能是秦漢時人所加，但卻說出了《山經》敘寫的實際目的，即經綸國用的政治與經濟目的。而東都成周的建成，一方面，從現實角度而言，與各方道里均等的進貢制度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其地為天下之中，即處于地中的位置，不僅反映了王朝時代對“地中”追求的地理思想，而且其中包含著天賦王權的政權合法性的積極構建。

二、《海內四經》：古國時代“天下之中”昆侖的構建

《海內四經》存在較為嚴重的錯簡、后代增益等問題，面對這一相對獨立而又復雜的文本，我們如何認知《海內四經》的“海內”？筆者以為，此“海內”，指的是“天下”?！疤煜隆奔刺熘?，當后來的人間君王成為“天子”之后，此“天下”變成“海內”的同義語，所以，先秦典籍中有以“天下”指“海內”，或以“海內”指“天下”之例者。而《山海經》中的“昆侖”實是“帝之下都”，那么在世人眼中，以“海內”代指帝王的“天下”也就在義理之中了?！渡胶＝洝窋戇@樣一個“天下”，以“帝之下都”的昆侖作為中心，也是情理中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海內西經》中“海內昆侖之虛”這種敘寫方式，其中“海內”二字具有揭示敘寫核心的作用。郭璞注曰：“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保?］345在《山海經》中昆侖作為被描述的主體對象而不只是作為一個名字被提起，主要是在《西次三經》《海外南經》及《大荒西經》中。郭璞所言的“海外復有昆侖山”應指《海外南經》中的昆侖虛。此外，具有神話政治地理意義的昆侖，其大致方向在西北則是確定無疑的。那么，《海內西經》中的“海內昆侖之虛”的“海內”二字，一方面表明這里敘述的昆侖——正如《海內四經》每篇篇首均以“海內”發端一樣——具有重要的敘經方位的提示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這部分敘寫的中心正是“帝之下都”——昆侖。

其次，我們以袁珂《山海經校注》為本，將《海內西經》以序號標識，《海內西經》共23 條，從第13 條至第23 條共11 個條目，約占一半的篇幅是對“帝之下都”——昆侖的敘寫：

13.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1］344-345

14.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

15.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16.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1］348

17.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18.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昆侖上。

19.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20.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皇、鸞鳥皆戴瞂。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圣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1］349-351

21.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1］352

22.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瑯玕樹。［1］353

23.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蜼、豹、鳥秩樹，于表池樹木，誦鳥、鶽、視肉。［1］354-355

《海內西經》開篇一句“海內西南陬以北者”，此下經文，按照慣例，第13—23 條應該采用昆侖山“又西”或“又北”或“又西北”這樣的方位來敘述，而事實上，這里卻是占用了《海內西經》一半篇幅，采用整體四方的敘寫手法，對昆侖山區域進行敘寫。從敘述結構看，首先敘寫了昆侖的主要區域（第13 條），即作為“帝之下都”的“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長五尋，大五圍”的木禾，面有九井與九門?！伴T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霸诎擞缰畮r，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然后以此為中心，按照四個方向敘寫了昆侖山上的幾條重要的河流（第14、15、16、17 條）：“赤水出東南隅”“河水出東北隅”“洋水、黑水出西北隅”“弱水、青水出西南隅”。接下來寫昆侖之南的南淵，南淵南有開明獸，并以“開明獸”為中心寫了開明獸四方即“開明西”“開明北”“開明東”“開明南”的神物?？梢?，這種以一個視點為中心然后向四方敘寫的整體視角，不同于《山海經》其他經中敘寫昆侖的方法。如《西次三經》中的“昆侖”夾在“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1］53與“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1］58之間，作為敘列中的一山加以敘寫，雖然本身描寫也比較細致，但是方位感不夠突出，而且對山上仙草植物都敘寫了實際的功用，如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薲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1］56，與其他山系的敘寫并無二致。其中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四水雖也有大致的方位，但遠不如《海內西經》中位于八方四隅那樣整飭。因而，《海內西經》以其中11 條占一半的篇幅揭示了《海內四經》是以昆侖作為敘寫中心的。

最后，將“海內昆侖”看作《海內四經》的敘寫中心，不僅有利于我們認識《海內西經》中第13—23 條占一半篇幅的“海內昆侖”在全經的中心地位，而且有助于我們認識《海內四經》“錯簡”“增益”乃至“錯解”等諸多問題。從《海內四經》看，既然《海內四經》的中心是昆侖，那么《海內四經》中的有關“在昆侖北”“昆侖東北”“昆侖東南”這樣的方位提示，均透露出以昆侖為中心的四方敘述。此外，一些地理明晰、尤其是秦漢以中原為中心的東南西北的地理與地名的敘寫，應視作后人的添加。這也是《海內四經》錯簡如此之多的一個重要原因⑥。

與《五藏山經》《海外四經》九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海內四經》，大致反映了夏王朝建立前的古國時代的地理觀，即以昆侖為中心的神權政治地理觀念。昆侖之所以能成為北方華夏族神權政治地理的中心，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我們從《海內西經》“海內昆侖”所載的傳說人物來看，首先是黃帝?！逗任鹘洝份d：“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在開題西北?！保?］335袁珂認為此“帝”是指黃帝，“郝懿行謂‘李善注張協《七命》引此經作黃帝，黃字衍’，黃字其實不衍，此‘帝’正是黃帝。疏屬山附近之開題，畢沅說‘疑即笄頭’，笄頭又即雞頭，《史記·五帝本紀》有黃帝‘西至崆峒，登雞頭’語，可見雞頭（開題）附近，為黃帝神話所及之地”［1］336。另外就是后稷，他在昆侖山留下的遺跡，《海內西經》有載：“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保?］341可見，《海內西經》突出的是黃帝和周之始祖后稷，這正是華夏族姬姓的重要代表。立于昆侖山上的開明獸，守昆侖九門，“非仁圣莫能上岡之巖”，突顯了這座山的神圣性。關于“仁圣”之“圣”一本作“羿”，即“仁羿”。袁珂雖然首推應作“仁羿”，但他認為“仁圣”亦通：“‘非仁圣莫能上岡之巖’，猶《海外西經》稱‘龍魚陵居在其北，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無非對古有才德者之贊美而已?！保?］347若我們把“帝之下都”的神圣性看作古國時代政治神權的一種象征，則此“仁圣”并非僅是“對古有才德者之贊美而已”，而是突出了昆侖作為“帝之下都”的人間權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雖然在三代“地中”思想追求中，《山海經》中的昆侖在政治實踐層面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是其影響并未消失。關于昆侖三層結構，《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昆侖丘?！惫弊⒃唬骸袄錾饺?，故以名云?！保?］《離騷》中屈原在向重華陳辭后，“駟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風余上征”，所游昆侖也是由三層構成的?！痘茨献印椥斡枴份d之較詳：“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蛏媳吨?，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蛏媳吨?，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保?］328太帝即天帝，其實就意味著昆侖是作為與“太帝之居”相對應的地下的權力中心。在《逸周書·王會解》中，成王會諸侯的禮儀場所——“ ”，就是對昆侖三層結構的模仿，“根據《王會篇》，的四周是有營墻的。在古代的祭祀活動中，中往往有壇，即用夯筑泥土或壘砌石料的方法建造的高出地面的‘臺’?！锻鯐分刑岬?，在 中有臺，臺分內臺、中臺和外臺。如何劃分內、中、外？似應以高度來劃分，即內臺高于中臺，中臺又高于外臺，外臺則高于地面。在古代傳說中，三層的臺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叫‘昆侖’”［9］。由此，我們不僅看到《王會解》與《山經》及《海外四經》之間所體現的地理思想的相似，而且看到了《王會解》的禮儀場所“ ”與“帝之下都”“海內昆侖”之間的結構關聯，這種關聯揭示了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從神話向人文的內在轉換。正是昆侖為“天下之中”的神權政治地理，在“天下之中”由神話轉身人文時依然發揮著它固有的作用，使得昆侖的神權政治地理中心在后世得到傳播。漢代緯書如《尚書緯》、志怪小說如《搜神記》、地理書如《水經》《山海經圖贊》，都記載著昆侖與居天之中的“北極”相對，故而具有“帝之下都”“地中”“地首”“天柱”的重要地位，反映了《海內西經》中“海內昆侖”對后世的影響。正是在政治與權力中心的象征與運作上，《海內四經》以“昆侖”為中心的神權政治地理思想與前九篇王朝“地中”的地理思想在本質上達成了一致。從“昆侖”到“地中”，也反映了古國時代神權政治地理向人文地理的轉向。

三、《大荒四經》《海內經》：南方上古兩個“天下之中”的構建

《山海經》中“皆逸在外”的后五篇——《大荒四經》和《海內經》，在十八篇中是以“附屬”的性質排列在《五藏山經》《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十三篇之后的。至于后五篇是一個整體，還是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文本，則需要我們對文本作具體的分析。

《大荒四經》只有東、西、南、北四荒敘寫，不像《五藏山經》中有一明顯的中心即《中山經》?！洞蠡乃慕洝放c《海內經》也不像《海外四經》與《五藏山經》那樣，共同構成“地中—海內—海外”的王朝天下圖景。蒙文通將《海內經》視作《大荒四經》中的一篇，認為《海內經》的中心也就是《大荒四經》的中心。但是仔細分析《大荒四經》和《海內經》的文本敘寫結構，可以說《大荒四經》與《海內經》有著各自不同的“天下之中”。

首先，我們來分析《大荒四經》四方敘寫結構所呈現的地理中心?！洞蠡乃慕洝窎|西南北四方的敘寫結構，其實就暗含一個四方的中心。那么，這個中心地域究竟何在，《大荒四經》并沒有明言，但是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大致確定《大荒四經》的中心所指。其一，從所載內容來看，《大荒四經》敘寫內容與前十三篇中的《海外四經》有著相同之處，而其最顯者莫過于其中對各方方國的記載?！洞蠡乃慕洝匪鏊姆椒絿?，絕大多數亦見之于《海外四經》。若將《大荒四經》與《海外四經》《五藏山經》進行比較，從其敘寫的重合之處，即能夠辨別出《大荒四經》四方包圍的中心的大致地理范圍。其二，除方國外，有兩處值得提出：一處是《大荒南經》所言舜葬蒼梧之地：“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保?］420以舜葬處作為參照點，此地在《大荒南經》中為南荒之地。另一處是昆侖，《大荒西經》中有昆侖之丘，《西次三經》中也有昆侖，以昆侖作為參照點，可知昆侖在《大荒四經》屬大荒之地，在《西次三經》中則明顯屬于海內。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大荒四經》記載的荊楚、西南巴蜀以及西北昆侖區域等地大都屬于荒外之地，不在《大荒四經》四方呈現的“海內”范圍之中。對《大荒四經》四方所呈現的“海內”范圍的大致界定意義有二：一是《大荒四經》四方所呈現的“海內”雖然小于《五藏山經》的“海內”地域范圍，但是“天下之中”是在河洛地區則無疑；二是南方荊楚之地與西南巴蜀之地不在“海內”范圍之中，這為我們探討《大荒四經》產生于南方地域提供了便利。

上文業已指出，《海內四經》四篇是以昆侖為中心的四方敘寫，那么，與《海內四經》相較，列于《大荒四經》后的一篇《海內經》，此“海內”又是何指呢？如果《海內經》敘寫的內容也稱作“海內”的話，那么，此“海內”的中心即是它敘寫的中心。在《海內經》中，“東海之內”最為簡略，只有一條?！澳虾Ｖ畠取焙汀拔骱Ｖ畠取庇涊d豐富，占大部分篇幅，并且集中在今西南與西北部地區，這一區域也就是《海內四經》的昆侖區域。但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海內經》中的“西海之內”的敘寫中，竟然沒有“昆侖”。對于“昆侖”這座名山在《海內經》中的缺位，我們的解釋只能是，在《海內經》的“海內”圖景中，作為“帝之下都”的“海內昆侖”并不在敘寫的視野之中，昆侖只是到了《大荒西經》中才出現，敘寫也較簡略，只是作為《大荒西經》中的一座山加以敘述，對于其神，只說了外在特征，即“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與《海內西經》所說的開明獸相似。到了《海內四經》中，昆侖才成為“帝之下都”，并成為“海內”的中心。在《西次三經》中雖然也被視作“帝之下都”，但其作為“天下之中”的地位已悄然被《中山經》的核心區域——“地中”所替代了。

但是，《海內經》中雖然沒有昆侖這座山，卻有《大荒西經》《海內西經》《西次三經》所載錄的昆侖區域中的一些標志性的神木如建木，以及水道如弱水等的敘寫。比如建木：“有九丘，以水絡之……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暤爰過，黃帝所為?！保?］509同時在《海內經》中也有“天下之中”的都廣之野：“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保?］505楊慎《山海經補注》云：“黑水廣都，今之成都也?！保?0］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保?］506郝懿行根據王逸注《楚辭》引“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十一字，“是知古本在經文，今脫去之，而誤入郭注也”，并指出郭璞注“天下之中”應依王逸注為“天地之中”［11］。筆者認為郭璞的“天下之中”較適合神話原義，即表明此“都廣之野”是天帝的“天下之中”；而天地之中，則不僅是天中也是地中。從《海內經》對都廣之野的敘寫來看，主要突出了都廣之野動植物的神性和祥瑞特征?！痘茨献印椥斡枴吩疲骸敖驹诙紡V，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保?］328-329可以認為，“都廣之野”正是《海內經》中的“天下之中”。

由此可見，《大荒四經》與《海內經》，其“大荒”與“海內”并不是一種簡單的相互關聯的地理單元，即單純地理上的指稱；二者之間也并不構成四方“大荒”與中心“海內”的關系，而是分別反映了以“四荒”所呈現的中原地域中心和以“都廣之野”為中心的兩個“天下之中”。

如果說前十三篇是北方對上古時代“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構，那么后五篇則反映了南方對上古“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構。蒙文通對上古的族群融合與地域分布有著深入的研究與精到的見解，他在《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一文中認為，《山海經》敘寫的傳說核心人物帝俊以及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能的創造發明者，與中原古史傳說系統《世本》《汲冢竹書》《大戴禮記》《史記·五帝本紀》有別，說明《山海經》產生于巴蜀、荊楚。但是他未能注意到其所列出的帝俊及發明者完全出自后五篇，尤其是作為天神與人祖的帝俊不僅未出現在北方古史系統之中，也未出現在《山海經》的前十三篇中。如果從文本敘寫的人物角度進行比較，我們只能說《山海經》的后五篇出自南方巴蜀、荊楚。

當然，認為《大荒四經》《海內經》五篇為南方地域的產物，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后五篇反映了南方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構及地理觀的演變。從《海內經》敘寫的神話傳說人物與文本敘寫結構來看，《海內經》的人物敘寫方式，并不是以方位加以安排的?！逗冉洝吩诎凑辗轿患礀|海之內、西海之內、南海之內、北海之內敘寫“海內”之后，集中敘寫了炎帝、黃帝、帝俊、少皞及其后裔，太皞是在敘寫巴國歷史時出現的，雖然游離于群帝及其譜系的敘寫之外，但是性質卻等同。所以，若加上太皞，則具有譜系的群帝包括炎帝、黃帝、帝俊、少皞及太皞，除帝俊外，其余四帝與北方古史系統中以方位劃分的五帝系統多有重合。從這一角度來看，筆者比較傾向于徐旭生的觀點，即炎帝、黃帝、帝俊、少皞、太皞屬于五個較大的氏族或部族，他們在《海內經》中以相同的身份被敘寫，說明《海內經》中作為“天下之中”的“都廣之野”，是南方巴蜀人以自己部族所在為地理中心對“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構，敘事文本所指涉的是古國時代部族融合的歷史及地理思想。

除了眾帝外，還有作為眾帝之裔的發明者。這些發明者，與《世本·作篇》所載的“作者”即眾多發明者絕無雷同。對于這種現象，蒙文通認為是南北地域不同造成的，這也許是一個原因。若進一步比較《海內經》與《世本》關于“作者”的敘述，則可發現有兩點不同：一是《海內經》中的“作者”，雖有姓名，卻是作為眾帝后裔、在眾帝的譜系中敘述的；二是在帝俊、炎帝、少皞、太皞、黃帝的譜系中，唯獨黃帝、太暤的后裔沒有“作者”的交代；而《世本》中的“作者”，據漢宋衷注大都為黃帝臣。這種明顯的不同，說明在《海內經》中帝俊最為重要，因為他的后裔“作者”最多。這也說明作為天下之中的“都廣之野”正是以帝俊為首的眾帝的“天下之中”，文本指涉的正是僻處西南的巴蜀以自身族群為中心對“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構，置于眾帝譜系中的“作者”，反映了南方邊緣族群對帝俊的推崇以及對其他帝系族源的尊重。

其次，我們梳理《大荒四經》敘寫的眾帝之裔在四方建立的方國?！妒辣尽ぞ悠肥菍诺弁?、諸侯和卿大夫的居地及遷徙情況的記錄，上古時代帝王居地主要在中原一帶。如果我們將《大荒四經》與之相較，則可發現《大荒四經》的方國除了一些沒有譜系的方國外，大都是古帝之后裔所建，涉及的古帝有帝俊、顓頊、黃帝、少皞，其中顓頊出現十次，帝俊出現七次，黃帝與少皞各三次，炎帝一次。與此相應的是眾帝后裔及其分布于四方的情況：帝俊后裔多在東方，南方次之；顓頊后裔以北方為多，南方、西方次之；黃帝后裔主要分布在西方與北方；炎帝后裔主要在北方；少皞后裔則除東方外，其他三方各有一裔國。由于帝俊與羲和、常羲化生日月的神話，故而帝俊在《大荒四經》中地位頗高。就四方方國來看，帝俊后裔之國也最為顯著，“黍食，使四鳥”是他們的標志。徐旭生認為四鳥是帝俊族群四個氏族的圖騰標志。顓頊之裔國也大都食黍，有的也“使四鳥”。從這方面看，顓頊與帝俊有著某種相承性?！洞蠡乃慕洝分袃纱翁岬筋呿溕贤?，據《世本》老童為楚先，屈原《離騷》說“帝高陽之苗裔兮”，自稱是顓頊帝的后裔，確有所本。應該說在《大荒四經》中的古帝，除了帝俊就是顓頊，從帝俊是楚地創世神話的重要人物之一⑦、顓頊又為楚人的祖先來看，《大荒四經》或許如袁珂所說為楚人所作。這里有一點值得注意，帝俊作為族群先祖，他的族群屬性發生了明顯變化?！逗冉洝分械劭∨c黃帝、太皞、少皞、炎帝沒有血緣關系，而在《大荒西經》中，帝俊卻與華夏集團中的四姓（姜、銷、姬、姚）產生了關系，所以徐旭生認為：“姜、姬、姚均屬華夏集團，姜、姬二姓又為炎黃二帝的宗姓。銷姓出于帝鴻，帝鴻實在就是帝江，又見于《山經》中《西次三經》，那也當屬于西北方的華夏族，所以說帝俊的傳說出于華夏集團，可以說沒有疑義?！保?2］帝俊族群身份的明顯變化，說明邊緣族群對自身族群祖先中心化具有一定要求。這與上文所說的《大荒四經》四方所呈現的“海內”以及海內“天下之中”所指涉的中原區域也是一致的?！洞蠡乃慕洝芬嗳缤逗冉洝芬粯?，是邊緣族群通過“大荒”四方的敘寫，建構了以眾帝為中心的四方地理空間與社會組織形態。這一空間結構與組織形態，反映了上古王朝時代邊緣族群對中原華夏族群的認同，也反映了邊緣族群對其中心族群后裔身份的強調。

四、“事類相附”的文本編纂原則與“天下之中”的南北建構

《山海經》的文本結構揭示了《山海經》的篇數、分類不是編纂者主觀隨意的安排，而是有著內在的邏輯與文本的架構。文本的敘寫結構與南北對“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構密不可分，體現了“事類相附”的文本編纂結構原則。所謂“事類相附”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外在的文本風格與內在的文本內容，即表現的“事”相“類”；二是指文本所述之“事”之間核心內容上的相類。這種“事類相附”的原則，即是《山海經》呈現出的文本結構的核心因素，使《山海經》的外在文本結構與內在敘寫結構的意圖一致?！渡胶＝洝钒凑铡段宀厣浇洝放c《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大荒四經》/《海內經》四組十八篇的編排，反映了南北對“天下之中”的建構與地理思想演進的軌跡。

“事類相附”編纂原則在先秦典籍中并不鮮見，《逸周書·王會解》中就有體現?！锻鯐狻吩谡耐鯐T侯之后有兩個附錄。一是《禹四海異物》，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在《王會解》敘寫四方四維諸侯方國之后，有校語云：“以上與下‘伊尹朝獻商書’之間，王應麟本有題為《禹四海異物》者一節，并標明鄭氏玄注。何秋濤《箋釋》亦有之，今一并附錄于左?！保?］899從所附二文來看，非常簡短，其內容是寫禹時“四海異物”“咸會于中國”。二是《伊尹朝獻》，“《伊尹朝獻·商書》，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孔晁注云：“言別有此書也?！锻鯐菲诔暿?，故令附合?！保?］908-909《伊尹朝獻》的核心思想，即朝獻貢物只宜獻己國所有，不應勞民致他物于遠方，這反映了朝會貢物的象征意義，也就是圣人以德致物，四方來獻，天下畢賀的政治愿景。假如《王會解》中只有“王會”的場景，而沒有此兩篇的附錄，那么，《王會解》的意義則不甚明顯。正是這“事類相附”的兩篇，才使《王會解》的核心要義得以凸顯。同樣，《禹貢》也是如此。世人研究《禹貢》，均疑《禹貢》敘九州后，為何還附有“五服”。如果說《禹貢》更多地側重以自然山川劃分九州，以導山導川為主，那么“五服”則以一種相對可以計算的標準說明人類社會空間的等級差異；如果說九州區劃強調自然道里的遠近與貢物多寡輕重之間的關系，那么，“五服”則也體現了社會組織內部遠近親疏關系與貢獻的不同，這也許就是王道政治在《禹貢》中的體現。故撰述《禹貢》者把這兩篇有著政治與地理形態關聯的文獻，以“事類相附”的方式合在一起，自有深意。此外，《漢書·地理志》在敘述漢代的行政區劃前，即錄《禹貢》一篇，只不過《禹貢》為經典，故附于前，示尊經之意。值得注意的是，“漢志在志末又輯錄了西漢成帝時劉向所言的‘域分’，朱貢所條的‘風俗’；所謂域分、風俗，實際上是一篇以《史記·貨殖列傳》為基礎，而予以補充、擴展、改編，比《貨殖列傳》更加完備的全國區域地理總論。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大多數根本沒有這一部分，只有《南齊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和《宋史·地理志》，稍有類似的記載，但遠不及漢志的全面而扼要”［13］。這種“事類相附”的編纂原則，我們就《隋書·經籍志》“地理類”下的一段話來看，可能還是一種比較普遍的撰述地理文獻的方式。

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后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并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后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余記注甚眾。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備地理之記焉。［14］

《隋志》所說的“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所謂“因之”，就是以“事類相附”的編纂原則，在后面附上劉向的“域分”與朱貢的“風俗”，這樣，不僅使《漢書·地理志》呈現出“事類相附”的文本結構，而且使《漢書·地理志》保留了許多非常珍貴的古代歷史地理文獻。班固之后，在南朝，“事類相附”可能還是編寫地理書的一種主要方法，如《隋書》中提到的陸澄的《地理書》、任昉的《地記》、顧野王的《輿地志》、隋代《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等，都是卷帙浩繁的地理書，在編排上或許附有前代的地理撰述，亦未可知?？傊?，《山海經》“事類相附”的文本編纂原則，使得《山海經》成為神話之淵藪，也使《山海經》保留了豐富的上古地理思想資料。

此外，“事類相附”的文本編纂原則使得《山海經》前十三篇與后五篇前后貫通，并在歷史發展脈絡與地域的區隔中，演繹著南北對“天下之中”的建構、追求與認同，反映了上古“天下之中”地理思想的人文內涵?！渡胶＝洝非笆从车膬热菔峭醭瘯r代國家地理中心與前王朝時代以黃帝為中心的昆侖神權地理中心，從“昆侖”到“地中”反映了北方地域從五帝到三王這一歷史階段“天下之中”的地理演變，伴隨著這一演變的是西北華夏族向東的不斷遷徙以及華夏民族在“天下之中”地理建構上的人文轉向?！渡胶＝洝泛笪迤逗冉洝贩从沉四戏竭吘壸迦阂宰陨頌橹行?，對“天下之中”的地理構想；《大荒四經》則是邊緣族群對中原華夏族群的認同，以血緣拉近與中心族群之間的關系，抑或以身份的一致，表現對處于北方中心地域華夏族群的認同心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天下之中”的建構，不僅關乎地理，而且反映了上古華夏族在族群融合中所形成的核心凝聚力。南北對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構與趨同，體現了南北共有的“天人合一”的政治與文化心理結構，對我們理解早期中國國家的形成及其特點具有深刻的啟示。

注釋

①即劉歆，因避漢哀帝劉欣諱改名為劉秀。②詳見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新興書局1965年版；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中華書局2019年版；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3，中華書局2011年版；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載《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巴蜀書社2015年版。③古史研究中所說的“上古時代”，一般是指有文字記載之前的傳說時代。本文因表述的需要，采用了“上古時代”這一歷史概念，指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的傳說時代。對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時代稱為“古國時代”，夏商周三代，本文稱為“王朝時代”。④詳見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蒙文通全集》第二卷，巴蜀書社2015年版，第122 頁；譚其驤：《論〈五藏山經〉的地域范圍》，《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431頁。⑤參見何駑：《堯都何在？——陶寺城址發現的考古指證》，《史志學刊》2015年第2 期，第1-6 頁；劉慶柱：《“中”與“中和”理念的考古學闡釋》，《從考古看中國》，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21-132 頁。⑥《山海經》中《海內四經》的錯簡現象尤為突出，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卷六就有所論述，見袁珂：《山海經校注》，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333-334 頁。⑦具體參見董楚平：《中國上古神話鉤沉——楚帛書甲篇解讀兼談中國神話的若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