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農牧林業生態系統性治理探究＊
——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為中心考察

付東東 徐 田

（河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北石家莊，050024）

中國式現代化顯著的特色之一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來謀劃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是最鮮明的發展底色，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價值目標。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關系人民群眾根本福祉。1955年下半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并寫下兩篇序言及百余篇按語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被稱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鄉村建設調查研究的“里程碑作品”，蘊含著具有科學性與前瞻性的農牧林業生態系統性治理舉措，對新發展階段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共同體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一、興修水利：以全面規劃實現水旱從人，為生產提供命脈保障

水利被稱為保障農牧林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命脈”，治理水旱災患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主張。早在1934年，毛澤東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闡釋中央蘇區經濟政策時就明確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也應予以極大的注意?！保?］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水旱災害頻發而影響農牧業生產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財產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就明確提出“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以達到大量發展生產的目的……根據不同的情況和人力財力及技術等條件，分清輕重緩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并發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疏浚河流、興修運河等水利事業”［2］的建設方針與實施原則。

隨著我國農業合作化不斷向前推進，為保障農牧林業生產水平穩步提升，鄉村水利設施的興建、修整顯得尤為必要。中共中央要求國家水利部門“必須善于把農民的人力、財力組織起來發展小型水利，并有效地從技術上幫助他們”［3］。毛澤東主張通過實施全面適當的水利規劃，發動人民群眾興修水利，進而實現水旱從人的目標。1955年10月，毛澤東在《應當使每人有一畝水地》（山西省汾陽縣委撰）一文的按語中明確提出，水利規劃對全縣農業生產的保障作用不容忽視，將水利的興修與建設作為農牧林業增產的“大事”“要事”。與此同時，他要求汾陽縣委制定分期實施的水利方案，在縣域范圍內“保證遇旱有水，遇澇排水的規劃”［4］。毛澤東肯定了汾陽縣“（一）及早動手，變冬閑為冬忙，大力推進打井準備工作和組織打井力量。（二）全體動員，大力領導，發動全縣農民開展小型水利建設運動。（三）大力指導，互助合作，開展群眾性的興修小型水利運動。（四）整頓、健全水利組織，改進灌溉制度。（五）大力訓練和培養技術人員，加強技術指導。（六）各經濟部門應當協同作戰，作好物資支援工作”［5］等保障縣域范圍興修水利工作順利進行的六個方面的措施。

毛澤東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將“興修水利”作為推動農牧林業生產提質、增效的重要舉措，提出：“小型水利是各縣各區各鄉和各個合作社都可以辦的”［6］。此外，中共中央提出注重合作化過程中群眾力量的發動，依靠群眾力量有效解決農牧林業生產中的水災與旱災問題。正是因為充分發動人民群眾，在農牧林業生產過程中掀起了一場廣泛性、群眾性、聯動性的興修水利高潮，才有效解決了農牧林業生產過程中的水旱災害問題。根據相關資料，“一五”計劃時期“我國共擴大灌溉面積約21808萬畝，平均每年增加約4360萬畝，而在1956年一年，就新增灌溉面積11870萬畝”［7］。這一時期水利事業發展迅速，得益于“因地制宜地普遍開展民辦公助的群眾性農田水利、使農田水利興修工作和中心工作緊密結合、貫徹合理負擔政策”［8］等積極性措施的實施。

二、水土保持：以典型示范帶動流域治理，為生產提供良好環境

毛澤東心系農牧林業的生產狀況，主張一定要掌握好發展農牧林業生產與注意水土保持工作的辯證性、統一性、融合性關系。毛澤東在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針對部分地區農牧林業生產過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寫了一系列按語。他稱贊山西省離山縣委通過合作化方式、依靠群眾性力量有序開展縣域內的水土保持工作，逐步形成了科學化、條理化、系統化的“四條經驗”［9］（即：第一，關于攔泥治溝的經驗；第二，關于植樹治坡的經驗；第三，關于溝坡全面治理的經驗；第四，關于在山上蓄水保土的經驗）。位于黃河中游山西省境內的離山縣縣情是：山地多平川少、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在縣委領導下，以農牧林業生產合作社為有效載體，充分發動人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制定翔實可行的水土保持規劃，為縣域內農牧林業生產提供了有力支撐。毛澤東鼓勵黃河流域的縣參照這個切實可行的規劃，不斷推進各個縣區的水土保持工作。

毛澤東十分關注各地區水土保持工作經驗的總結與推廣，以典型示范促進流域治理。毛澤東在山西省陽高縣委提交的材料上寫下了一個活潑、生動、形象的標題——《看，大泉山變了樣子！》。他將陽高縣作為華北地區以及西北地區防范水土流失的典型事例，認為其他縣域地方通過“全面規劃，加強領導”［10］等切實可行的方式，可以實現同陽高縣一樣流域治理、水土保持工作的成效。陽高縣位于永定河上游，270多萬畝的縣域中有100余萬畝屬于黃土丘陵溝壑地區，這些地區水土流失嚴重、流域治理欠賬、人民生活困難，對農牧林業生產水平提高以及群眾生活水準改善產生了惡劣影響，甚至威脅了永定河下游安全以及水利設施的使用年限。1955年10月中旬，農業部、林業部、水利部與中國科學院聯合召開了全國水土保持工作會議，明確了“充分發動群眾，加強科學研究和技術指導，因地制宜，大力蓄水保土，努力增產糧食，全面地發展農、林、牧業生產”［11］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針。陽高縣委結合本縣域實際狀況，通過完善農牧林業生產合作社機制、先進典型個人示范帶領、科學制定水土保持規劃等有效措施，使得大泉山“成為一片綠樹成蔭、花果滿山的優美景地”［12］，進而全面發展了陽高縣的農、林、水利等事業，從根本上提高了當地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毛澤東在按語中向全國縣委書記發出號召，不斷將群眾探索總結的先進經驗與做法，在縣域水土保持工作中推廣使用，讓縣域流域治理見成效，為農牧林業生產提供良好條件。

毛澤東要求各地在推進農牧林業生產過程中，處理好水土保持工作與開荒生產的統一性關系，不能因為片面追求開荒生產而置流域內水土保持工作于不顧。毛澤東在廣東省上報的關于臺山縣的材料中，明確了開荒生產與水土保持工作的關系，并告誡說：“決不可以因為開荒造成下游地區的水災?！保?3］與此同時，毛澤東關注各地區農業林業生產過程中通過積肥改善地力以期達到保持水土、發展生產的目的。毛澤東對北京市委農村工作部提交的《紅星集體農莊的遠景規劃》一文中，通過發展養畜業規劃，提高養豬、養牛、養雞、養兔等比重，不斷增加農、牧、林業生產肥料積攢量的做法予以肯定，“認為可作各地參考”［14］。

三、綠化荒山：以植樹造林促進協調發展，為生產提供重要支撐

強調林業的重要地位、重視林業的發展成效，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關注點之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中將“造林問題”作為“八個實業問題”［15］之一。此外，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進一步闡釋了林業、牧業、農業之間的關聯性，明晰了蘇維埃工作的重點。他強調：“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保?6］此后，毛澤東主張“應當發起植樹運動，號召農村中每人植樹十株”［17］。1944年7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出席陜甘寧邊區合作社會議全體代表講話時，將農業、林業及畜牧業作為合作社“十項業務”［18］中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毛澤東提出“全邊區人民要在幾年內消滅文盲，在十年之內每家種一百棵樹”［19］。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強調林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10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無論北方還是南方都要綠化荒山，認為“這件事情對農業，對工業，對各方面都有利”［20］。毛澤東將綠化荒山作為鄉村建設的發展方向。他在給北京市農林局規劃工作組提交的《黃安坨農林牧生產合作社的遠景規劃》一文的按語中提出：“這種計劃只是一個大的方向，還要用每一個五年計劃和每一年的年度計劃去加以具體化?！保?1］黃安坨計劃除經營好現有的森林外，還將持續“分期分批植樹二千七百畝，插條造林三萬八千多株，種植山杏、胡桃等果樹，開展撫育間伐和林副特產生產”［22］。毛澤東高度贊賞黃安坨地區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畜牧業和林業、提高山區生產能力、改善山區農民生活的方針。同年12月，毛澤東在《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明確了全國消滅荒地與荒山的“時間表”，在12年的時間里，在“四旁”［23］（即：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種樹、綠化。毛澤東要求各個省區市“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植樹造林，以期實現整個國土空間范圍內的綠化與美化。

植樹造林解決的是國土空間有效利用的問題，而林業的生產經營關乎地區生產經營活力的釋放和農民生活的改善。毛澤東在浙江省上報的材料《有成片林木地區的合作社必須迅速處理山林入社的問題》中，肯定龍泉縣鳳鳴鄉因地制宜有序引導成片林木加入合作社，通過互助合作合理分配提高林區群眾生活的“三個步驟”［24］。龍泉縣鳳鳴鄉按照自愿互利、互助示范的原則，妥善解決了山林入社及林業經營問題。當地根據林木的大小尺寸、勞動力付出的多少眾寡、土質的好壞肥瘦以及交通的難易便繁等多種情況，在農牧業合作社生產經營過程中合理提高林主的分配與收益所占比例。此外，當地還制定了自用木材辦法及零星樹木、果樹不入社等分類化合理化規定。當地通過簡單明晰、務實有效的舉措，糾正早期入社普遍壓低林主報酬和柴爿無代價入社等偏差，制止怕林木歸公而亂砍濫伐的現象。這樣一來，大部分有顧慮、待觀望、不放心的林主迅速加入農牧林業生產合作社，促進了當地農林牧業生產經營狀況的改善以及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毛澤東肯定了龍泉縣鳳鳴鄉的做法，既保護了林木，又維護了群眾的利益。他鼓勵各地區（山區、非山區；林區、非林區）都可以參考這一做法，實現農林業發展與群眾利益維護的相得益彰。1956年3月，毛澤東在聽取林業部門工作匯報后不無感慨地說：“林業真是一個大事業，每年為國家創造這么多財富，你們可得好好辦哪!”［25］這再次表明了毛澤東對林業的重視程度，凸顯了林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四、抵御災荒：以組織起來戰勝自然災害，為生產提供生態要素

我國幅員遼闊，氣候“南澇北旱”的地理特質與水資源“南多北少”的資源特性，致使自然災害頻發。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同心協力抵御各種災荒，極大地減少了自然災害對農牧林業生產經營乃至國民經濟建設發展的消極性影響。毛澤東明確提出：“戰勝自然災害，是實現農業增產的關鍵性的問題?！保?6］抵御自然界災荒、發展農牧林業生產是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最大民生”。

毛澤東在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將“抵御災荒的斗爭”［27］作為一個單元設立，對安徽、湖北、廣東以及四川等省份反映組織動員人民群眾集中起來與自然災害作斗爭的鮮活案例給予肯定和贊揚?！敖M織起來”是推動新中國成立初期農牧林業生態系統性治理的有效方式，是戰勝嚴重自然災荒的重要條件。毛澤東在編入的反映內蒙古自治區“組織起來”抵御自然災害、推進牧民生產的先進材料中，對《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個畜牧業生產合作社，使牲畜大為發展起來》一文反映的“牧業社能加強防疫、滅狼、抗災保收工作，減少疫病蔓延和死亡”［28］等做法給予肯定，認為“這一篇寫得很好，可供一切畜牧業合作社參考”［29］。毛澤東在一篇關于安徽省繁昌縣以黨支部領導、合作化形式抵抗天災的典型材料中，以按語的形式提出：“這是一個組織起來抵抗災荒的生動例子……除了組織起來集體生產，是無法抵抗災荒的?！保?0］繁昌縣峨橋區浮湖鄉在遭受大水災、疫病災、火災等之后，通過黨支部、合作社組織大家生產自救，努力“從土里想辦法，從農業生產中找出路，在積極生產糧食的前提下開展副業生產”［31］?；鶎狱h支部的堅強領導，合作社組織起來優勢的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團結協作的生產狀態，為戰勝各類自然災害提供了重要保障。毛澤東給湖北省應城縣盛灘鄉星火合作社戰勝嚴重水、旱、蟲等災害，使農林牧副業生產獲得豐收，合理分配農民群眾收入的代表性材料寫下按語，贊揚星火合作社“已經開始成為農民走向合作化道路上的一面旗幟”［32］。1955年10月，廣東省瓊山縣委總結了有效應對罕見霜凍害及旱災的經驗：面對薯葉干枯、飼料缺乏、牲畜受餓等嚴重災情，黨支部堅決地領導人民群眾發揮“組織起來”的優越性，通過“擔水淋苗，培土施肥，灌水保溫，培育壯秧，修渠固丘”［33］等方式方法同自然災害進行斗爭，使大家度過了災荒并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廣東省陽江縣邊海鄉“四個舉措”［34］給予充分肯定，在按語中強調指出：“這一篇寫得有聲有色……這個鄉的黨支部是一個模范的黨支部，它領導群眾做了許多英勇的斗爭，獲得了群眾的擁護?！保?5］

毛澤東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抵御災害、提高農牧林業生產能力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基層黨支部及農牧林業生產合作社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鞍讶罕姷牧α拷M織成一支勞動大軍”［36］，為戰勝各種自然災害提供了主體性要素，對促進農牧林業生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強調要把農牧林業生產過程中的抵御災害與防災減災有機統一起來，既要重視當前自然災荒的救濟，更要打好長遠防范災害的戰役，處理好農牧林業生態治理問題，進而保障億萬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結 語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農牧林業生態系統性治理思想，對于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這一思想不僅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同時表現在人與社會、各行業綜合協調的多維視角層面，為馬克思主義生態觀中國化提供了鮮活的時代注腳。此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將工業、農業、沿海、內地、集體、個人等諸多關鍵要素置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系統”之中，倡導構建優勢互補、要素互動、行業互融的良好國民經濟生態治理體系。在新發展階段，梳理總結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提出的農牧林業生態系統性治理思想和創新性舉措，對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以及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共同體，具有重要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