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譯論的闡釋模式*

⊙ 卜超群

(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人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從東漢至唐宋佛經翻譯的第一次翻譯高潮到改革開放以前，出現了不少在中國傳統言意觀影響之下的翻譯論述，譬如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玄奘“五不翻”、贊寧“六例”、彥琮“八備”等。但在改革開放之前，對這些翻譯論說的研究一般都停留在引證推崇或舉例說明階段，很少對這些理論的意義進行發掘闡釋[1]。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第四次翻譯高潮的到來，傳統譯論的研究開始呈現復蘇之勢[2]，出現了大批從資料匯編、譯論史和理論視角來研究中國傳統譯論的著作。這些著作的研究路徑集中在“史”“論”“釋”三大類上，“史”的路徑主要是從歷時維度，運用史學方法對傳統譯論的發展進行挖掘、爬梳和整理，如羅新璋《翻譯論集》、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陳?？怠吨袊g學理論史稿》等；“論”的路徑重在從傳統譯論內在發展邏輯、層次維度和整體結構上構建具有現代特征的理論體系，如張思潔《中國傳統譯論范疇及其體系》、吳志杰《中國傳統譯論專題研究》、王平《中國傳統譯論的美學特色研究》等；最后，“釋”的路徑主要是以注解的方式對傳統譯論進行解讀和闡釋，致力于在當代譯學主體與傳統譯論言說者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對話關系，如王宏印《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從道安到傅雷》、朱志瑜和朱曉龍《中國佛籍譯論選輯評注》、張佩瑤《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冊)：從最早期到佛典翻譯》、趙巍《中國傳統譯論的社會文化闡釋》等。不管是“史”還是“論”的路徑，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傳統譯論的文本意義，他們也都或多或少地夾雜著“釋”的痕跡，譬如對譯論文本中的晦澀生詞、核心句子的解釋。因此，本文著重梳理中國傳統譯論研究的闡釋模式，以期從多元的闡釋路徑中找到共性，為中國傳統譯論研究的闡釋方法提供參考。

一、基本概念界定

早在先秦諸子論道辯名時，中國的闡釋理論和方法就已經開始?！瓣U釋”是“闡釋學”(hermeneutics)的實踐過程，后者得名于希臘神話中傳達大神宙斯意旨的神行太保赫爾墨斯(Hermes)[3]?！癶ermeneutics”一詞又被譯為“詮釋學”或“解釋學”。其中，“解釋”一詞意義太過寬泛，可用于對一個文本、一個行為，抑或是一個物理現象的解釋[4]，而“詮釋”和“闡釋”最大的意義區別，在于“詮”偏重文本字句的考證，是以歷史文獻為對象之訓詁，對文獻“本義”的尋找和證明，是為求經典原始認知為傳承所用；而“闡”則以歷史文獻為中介，衍生文獻少有甚至所無之“意義”，側重于文本思想意義的推演，意在創制和傳播新的思想和價值[5]。訓詁注重語義考證，講究字詞的“元義”，信奉孔子的“述而不作”，建構的是“我注六經”的釋義模式；而闡釋在于意義假設，推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講求微言大義，構建的是“六經注我”的釋義模式。正如張江教授所言：“義理不可無訓詁，闡釋不可無詮釋”[5]152。二者是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

中國傳統譯論，即中國傳統的有關翻譯的論說，既包括從漢末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翻譯家和學者提出的有關翻譯理論與方法的論述，也涵蓋近年來發表的一些在理論上沿襲和發展古代、近代翻譯思想的文章和專著[6]。它不以時間為劃分依據，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羅新璋提出的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等學說，盡管在時間上屬于現當代范疇，但其仍然屬于傳統譯論；它亦不以地緣國別為區分標準，如美國夏威夷大學東方學者安樂哲(Roger T. Ames)和郝大為(David L. Hall)的研究，雖然地緣上不屬于中國，但其在學理上也屬于“中國傳統譯論”的范疇[7]。因此，甄別中國傳統譯論，不以時間、地緣為基準，而是以學理上是否繼承中國傳統譯論特色為標準，即在翻譯論題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在理論特質和精神旨趣上是否表現出濃厚傳統國學味道的譯論[8]。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中國傳統譯論的闡釋”，就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翻譯的理論論述的闡釋，是關于其文本思想意義的推演，是立足歷史文獻，對中國傳統翻譯理論話語的訓詁而闡發義理。

學者王宏印指出：“對于傳統譯論文本意義的闡釋，除了從語源考察或文本結構分析來推演作者的意圖，還可以從理論話語的文化淵源進行闡釋，來說明該理論的文化資源狀況或作者所受的直接影響?！盵8]267因此，從闡釋的對象來看，可以是對傳統譯論文本字、詞、句、篇的意義闡釋，也可以是從社會、歷史或文化淵源等文本外視角進行闡釋。學者張江表示：“闡釋以文本為歸宿，只有能夠幫助其他讀者理解文本的，才是闡釋?！盵9]而為了闡釋文本的意義，除了譯論文本內部的闡釋，文本外部的社會、歷史或文化淵源的解讀也必不可少。只有在一定社會、歷史或文化語境中，文本的意義才有確定的可能性。綜上，對于中國傳統譯論的闡釋既包含基于文本的字、詞、句、篇的解讀，亦涵蓋從文本外剖析其社會、歷史或文化淵源，以期獲得文本意義確定性的闡釋。

二、中國傳統譯論的主要闡釋模式

在闡釋的路徑中，注釋是疏通文本意義注解的一種常見體例?！吨芏Y·天官冢宰》賈公彥疏：“注者，于經之下自注己意，使經義可申，故云注也?！盵10]汪耀楠先生在《注釋學綱要》一書中明確指出，注釋應當有明確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以今釋古，以淺釋深，以普通話釋方言，以具體明確的內容解釋含義廣泛的概念[11]?！吨袊鸺g論選輯評注》一書中，對佛教用語“三達”、典故“白馬馱經”、佛經史上的重要人物支謙，以及重要地名也進行了標注，原則是一般大學文科生能夠讀懂[12]?！吨袊g話語英譯選集(上冊)：從最早期到佛典翻譯》則采用西方哲學家Appiach深厚翻譯(Thick Translation)的方法，借助注釋、評注等方法，將文本置于豐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13]。其注釋多達三百多條，提供了詳盡的解釋、背景及研究材料。

除了注釋這種常見的體例，從闡釋的時間維度來看，闡釋的模式主要涵蓋“以古釋古”和“以今釋古”兩種，“以古釋古”即沿用古人的意思來闡釋傳統譯論文本意義，而“以今釋古”則用現代的譯學理論或觀點來闡釋傳統譯論文本意義；從闡釋的地緣維度來看，闡釋模式主要有“以西釋中”和“以中釋中”兩種，“以西釋中”即用西方的翻譯理論或致思方式來闡釋中國傳統譯論文本意義，“以中釋中”則是從中國社會、文化、歷史角度來闡釋中國傳統譯論文本意義。由于劃分的維度不同，這幾種模式有交叉重疊的部分，譬如“五四運動”以來，文化先鋒們為了建立新文化而引進了西方的學術規范和術語，對傳統進行了徹底“改造”，“今”之現當代譯論早早就打上了西方譯論的烙印，因此，“今”“西”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區分。

“以古釋古”不同于注釋，注釋是通過考據訓詁，注重還原重難點字詞的字音、原義與出處，而“以古釋古”只是對傳統譯論的關鍵詞語進行現代漢語翻譯，即沿用古人的意思來闡釋譯論，講求述而不作，這種闡釋模式多出現在資料匯編的“史”的路徑上。以《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和《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為例，二者均重視從史論的角度來闡釋中國的翻譯歷史，以論述譯論家的生平事跡及其譯論貢獻為主，穿插涵蓋譯論家思想的關鍵譯論話語意義的闡釋。譬如，馬祖毅對“三不易”的闡釋：“圣人是以當時的習俗來談話的，古今時俗不同，要使古俗適應今時，很不容易，此其一；把古圣先賢的微言大義傳達給后世的淺識者，很不容易，此其二；釋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難造經時尚且非常慎重，現在卻由平凡人來傳譯，也很不容易，此其三?！盵14]在講到馬建忠的善譯理論時，陳?？抵赋觯骸榜R氏指出要達到‘善譯’，必須平時就對譯與所譯兩種語言都深有研究，甚至對各自文字的字源即其異同也深入考察。在翻譯時，要充分考慮原文的音調，文句的繁簡，文體的變化，以及義理精微之所在等，反復斟酌，隨后還要摹仿原文的神情與語義?！盵15]由于二者是從歷史的維度來挖掘和整理傳統譯論，堅持以“立片言以居要”，將中國傳統譯論忠實地翻譯為現代漢語，不敢有過多發揮。雖忠實原義，“但不利于發掘深層理論意義，使傳統停留于傳統，很難真正融入現當代譯論?！盵16]10

“以今釋古”即用現代譯學的觀點來闡釋中國傳統譯論，以《中國佛籍譯論選輯評注》和《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冊)：從最早期到佛典翻譯》為例，二者都講究從現代譯學的觀點來闡釋中國傳統譯論。在講到“五失本，三不易”時，朱志瑜指出，道安在處理《阿毗曇序》和《比丘大戒序》兩種不同譯本中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與現代譯學中所說的文本類型相似[12]。張佩瑤在論及《大云經》是否為贊寧所說的“重譯”時，引用當代學者孔慧怡的研究，打破了對“重譯”的固有概念，認為對于贊寧而言，“即使只是對譯本加上一個新疏，而讓讀者有了不同于無疏譯本的闡釋，或許就可以被看作為重譯?！盵13]197除此之外，在《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從道安到傅雷》中，王宏印也多次采用現代譯學的觀點對傳統譯論文本進行闡釋，譬如把“五不翻”的內容轉換成“一詞多義”“文化局限詞”“約定俗成的通行譯法”等現代術語的內容；在論述嚴復的翻譯實踐時，將嚴復譯作為“達旨”所做的變通處理轉換成增減法、換例法、注釋法、比較法等現代翻譯術語[8]。

“以西釋中”，借用西方翻譯理論或致思方式來闡釋中國傳統譯論。譬如談到道安“五失本”時，朱志瑜從德國功能翻譯理論目的論出發，認為翻譯是有目的的交際活動。為了達到向大眾進行佛經“宣道”的目的，“五失本”中的“失本”不但是允許的，而且是必須的[12]。張佩瑤論及道安時期佛經翻譯盛況時，借用多元系統翻譯理論來解釋在譯入語(社會政治)系統出現危機時，(宗教)文學的翻譯將會從邊緣向中心[13]，論及中國佛經翻譯及佛經翻譯僧侶飽受詬病的原因之一是在于無法確定佛經源語時，提到這與西方解構主義觀點中的傳播與差異相吻合[13]。除了直接引用西方翻譯思想或觀點來進行傳統譯論文本闡釋以外，運用西方哲學的致思方式對傳統文化進行邏輯思辨也是“以西釋中”另一種形式。譬如王宏印通過挖掘整理和邏輯思辨，將質派文派、音譯意譯、直譯重譯、譯意譯味、形似神似、翻譯標準、可譯性、境界、語言、譯者等譯論范疇，歸納為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標準或原則、主體性、可譯性等問題[8]。張思潔從本體論、認識論和過程論來對傳統譯論進行范疇和體系構建，確立中國傳統譯論的十四對哲學范疇[7]。吳志杰圍繞中國傳統文化中“意”“誠”“心”“神”“適”五個核心詞匯進行哲學思辨，從翻譯本體論、倫理學、認識論、審美及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對中國傳統譯論進行系統闡釋，并構建了一個以“意”為核心的閉環的中國傳統譯論話語體系[17]。

“以中釋中”，是從古典美學、文論、傳統哲學話語或中國社會文化的角度去闡釋中國傳統譯論文本的淵源。如，張思潔篩選了傳統哲學中的十四對范疇，確立了道、誠、有無、意象、心物、虛靜、言意(中介)、形神動靜、虛實、言意(審美)、本、信、神似、化境、意合、文質的傳統譯論范疇[7]?！吨袊鸺g論選輯評注》和《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冊)：從最早期到佛典翻譯》則在注釋中多次從傳統文化角度對核心詞句進行闡釋。譬如對僧祐論梵、漢文字起源時所說的“故字為言蹄，言為理荃，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朱志瑜指出，(荃蹄之喻)出自《莊子·外物篇》，全句意為語言是用來表達思想的，文字是用來轉寫語言的[12]。在辨析“文”與“質”的關系時，張佩瑤用孔子《論語》中“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來進行文化淵源的闡釋[13]。除了傳統哲學和古代文論以外，古典美學也是闡釋中國傳統譯論的一大視角。如，王平在《中國傳統譯論的美學特色研究》中從比較美學的角度，通過對文學文本的鑒賞和分析，從文化詩學的層面進行中西文化比較[18]。另外，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從社會文化歷史語境來對文本闡釋也是“以中釋中”的另一維度。如，《中國傳統譯論的社會文化闡釋》聚焦中國傳統譯論的文本之外，從社會文化角度切入中國傳統譯論翻譯的三次高潮，即佛經翻譯時期的“重質”與“格義”，明清之際的“西學中源”以及清末民初的“中體西用”，意在闡釋體現儒家民族中心主義的“華夷之辨”對翻譯實踐的影響，旨在展示傳統譯論的歷史文化淵源與繼承性。譬如：印度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后，由于受“名從主人，物從中國”的華夷觀念影響，佛教為了傳播，常常通過比附中國文化固有道家儒家觀念來闡釋佛教名詞，即“格義”；支讖譯介的《道行般若經》中借用“本無、自然”等道家概念來表示佛教的“緣起性空”[16]?！吨袊鴤鹘y譯論的社會文化闡釋》將中國傳統譯論置于宏觀歷史文化背景中，探討其發展的脈絡、創新與繼承的關系，為中國傳統譯論的闡釋提供了新的視角。

三、中國傳統譯論研究的不足及啟示

(一)中國傳統譯論研究的不足

在闡釋的過程中，文本闡釋的局限性和闡釋的方法論問題是中國傳統譯論現代闡釋中的兩個主要問題。首先，文本闡釋的視角較為局限，大部分中國傳統譯論的研究都聚焦譯論話語中的關鍵詞或句，缺少對譯論語篇的整體把握，掐頭去尾忽略整個語篇的意義，只注意序文主干部分的幾個關鍵字，而忽略整個句子的意義，導致“望文生義”“斷章取義”。如，黃小芃通過對《法句經序》的序頭和序尾現代漢語闡釋，發現了被過去譯學研究者忽視的重要譯論，其內容涵蓋《法句經序》的性質、形成過程、版本和編者的情況。隨后，將序干部分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放在整個句子層面進行現代漢語闡釋，追本溯源，發現這并非支謙的主張，而是支謙翻譯實踐中不得已而為之的對策和做法[19]。這也顛覆了傳統譯論研究中的“文”“質”之爭的基本認知。除此以外，由于古代譯論晦澀難懂，部分研究者在前人文本意義的闡釋基礎上轉釋，不對譯論原文本進行考證分析，可能會導致文本意義經過多輪闡釋，逐漸“失真”，如在《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從道安到傅雷》中，王宏印發現梁啟超把道安“五失本”第二條“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中的“文”理解為“謂好用文言”，實為大相徑庭，道安此處的“文”出自孔子《論語》“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應是“文采”的“文”，而不是“文言”的“文”。[8]

其次，上述幾種闡釋模式中都存在方法論不足的問題。其中，“以古釋古”，從歷史的維度，用傳統的名言、術語、概念、范疇，言說傳統話語，把傳統的概念、思想置于傳統語境中理解[20]，但卻未將其進行現代轉化，很難讓傳統譯論走進當代翻譯理論話語體系，煥發新機。譬如，對“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六例”等話語的闡釋，不少闡釋研究停留在對傳統譯論字字對譯的現代漢語闡釋上，未能在理論或研究方法上做進一步的闡發。因此，客體闡釋不足成了主要問題。闡釋學認為，只有當個體處在“前理解—理解—后理解”的本體運動過程中，他才是完全的存在。如果一個學者擁有完善的“前理解”和“理解”能力，但卻述而不作，解而不釋，不通過“后理解”即闡釋，來顯示自己的價值和目的，那他也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學者[20]。因此，對文本意義的闡釋不能只停留在語義還原與內部發展研究的階段，還應該對其概念、論題和形態進行現代化轉換，挖掘它與當代中國譯論和西方譯論對話的空間，思考它可以為當前中國翻譯理論建設提供哪些新的材料、視角、觀點和方法[21]。而不管是“以今釋古”或是“以西釋中”，受西學東漸的影響，西方邏輯論證推理和表述的方式已經滲透到現代譯論的方方面面，西方譯論也常常被用作闡釋“他者”(中國傳統譯論)的工具，以西方譯論為參照來闡釋中國傳統譯論，是重構中國傳統譯論的有效途徑。但在闡釋的過程中，要把握好使用的方式，使之成為認識“自我”的“鏡子”，而不是以其為標桿的“尺子”，用西方譯論去丈量剪裁中國傳統譯論，只會讓中國傳統譯論失去自我，成為闡釋“他者”的產物。部分中西譯論比較研究中以表面上的相似性掩蓋了實質上的差異性，結果蒙蔽、消解、扭曲了中國譯論的特質性[22]。這些都可能會破壞中國傳統譯論特有的理論性質和理論形態，不利于再現中國傳統譯論自身的完整性和內在系統性?！耙灾嗅屩小?，從外部和宏觀的社會文化角度切入中國傳統譯論，卻未對中國傳統譯論內部發展脈絡和文本本身進行闡釋。譬如《中國傳統譯論的社會文化闡釋》在闡釋佛經翻譯時期重要譯論時只選取了“五不翻”來闡釋其文化觀，但對其他觀點，如“五失本、三不易”等重要譯論話語的社會文化因素則未有涉及。

(二)中國傳統譯論研究方法的思考

1.訓詁而闡發義理

對中國傳統譯論的闡釋始終要立足于譯論文本，一旦脫離了文本或者其所在的社會、歷史或文化背景，意義的闡釋則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此，闡釋的對象應該始終圍繞中國傳統譯論文本，是基于文本的意義推演。通過訓詁而闡發義理，考據字證，還原傳統譯論的“本義”。而對傳統譯論的“本義”的考據，不應只考察其關鍵字句而忽略語篇整體的互文性，只有將譯論文本置于整體語境中，才能挖掘出傳統譯論中的真正價值。如黃小芃聚焦彥琮《辯證論》的現代漢語和跨語闡釋，從“法”“志愿益人”“踐覺場”“牢戒足”“不染譏惡”等闡釋關鍵點和難點，對比分析了歷史學家、哲學家、譯論家和香港學者的不同闡釋版本，發現各家分歧所在，并根據字詞訓詁、具體語境的考察給出了自己的雙語闡釋版本[23]。通過這樣的正本溯源，確保闡釋對象意義的確定性。

2.古今、中西雙向闡釋

關于中國傳統譯論的闡釋方法，不管是“以古釋古”“以今釋古”，還是“以西釋中”“以中釋中”，單向的闡釋都可能會出現“厚古薄今”“厚今薄古”或是“以西律中”的情況，因此，古今、中西雙向闡釋，互相闡發，融合創新也許可以解決闡釋過程中的跑偏或是極端化問題。通過中西譯論思想體系之間的范疇比較和對照，發現彼此的異同，從而更好地凸顯自身的特性和存在價值，這也被諸多學者視為中國傳統譯論現代闡釋和轉化的有效途徑。張佩瑤表示，既從西方當代翻譯理論的視角，觀照所選條目的內容，又從傳統譯論的視角反觀當代譯論的相關思想，以捕捉中西譯論相互闡釋、互相詰問、互動融合的可能[13]。張思潔認為，只有當中國傳統譯論與西方理論互為“他者”，并且在比照中互相闡釋時，他們才顯現出各自的特性和自身存在的價值[7]。吳志杰堅持在中西比較中創獲新見[17]。中國傳統譯論的現代轉化即對傳統譯論進行現代闡釋，使其內在精神價值進入現代譯學理論系統。這種轉化應從傳統哲學范疇和譯學元范疇入手，運用中外比較以及闡釋與考據相結合的方法[24]。

四、結語

不論是何種闡釋模式，“以古釋古”“以今釋古”“以西釋中”或是“以中釋中”，其基本方法論原則應是訓詁而闡釋義理，只有通過字義考證，還原譯論話語的真義，才能把握中國傳統譯論中的理論資源，知道中國傳統譯論中有什么；古今、中西雙向闡釋，應該成為具體闡釋的方法路徑，以“他者”為參照，相互闡發，才能了解中國傳統譯論在當今該如何說，對構建現代翻譯理論有什么樣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