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女性譯者：身份、角色與啟示*

⊙ 王曉鶯

(華南師范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縱觀中國翻譯史，正史資料中記錄了諸多男性譯者，如鳩摩羅什(《晉書》)、玄奘(《舊唐書》)等佛經翻譯大師，又如中行說(《史記》)、堂邑父(《漢書》)等口譯人員，卻從未有過關于中國古代女性譯者的相關記載，學界也極少有相關研究①?？梢?，中國古代女性譯者是一個面目模糊的群體。據考察，已知最早的有具名可考的女譯者為晚清時期的裘毓芳(1866—1911年)、薛紹徽(1871—1902年)[1-3]，這兩名女性譯者均于1900年前后出版其頗具啟蒙意義的譯作。在編撰里程碑式作品《中國傳統翻譯話語英譯選集》(AnAnthologyofChineseDiscourseonTranslation)時，張佩瑤也曾感嘆，在中國漫長的和親史中，相關史料亦從無記載女性譯者②。

那么，長期以來，中國女性譯者不見于正史及當今研究視野，是否意味著中國古代并不存在女性譯者？如果答案為“是”，那緣何有著“三千多年翻譯史”的我國未曾出現過女性譯者[1]？如果答案為“否”，這些中國古代女性譯者是誰？她們的翻譯角色和目的是什么？

筆者經爬梳、考證多部史料，發現其中記載了四位中國古代女性譯者。此四位女性譯者雖并未見于正史記載，是中國翻譯史上的“隱形譯者”[4]8，但事實上，她們皆為各自所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翻譯角色或人物。本文擬探討分析這四位女性譯者的身份、角色及其歷史文化語境下的翻譯活動，并在此基礎上，討論古代女性譯者這一課題對當今翻譯研究的啟示和意義。

一、四名古代女性譯者

(一)伏勝之女

西漢儒生伏勝(公元前268-公元前178年)之女③，生卒年不詳。史料記載，她生活于漢文帝(公元前203-公元前157年)時期。文帝年間下詔找尋被秦焚毀的《尚書》，齊地儒生伏勝藏有《尚書》，因其年老不能行，文帝派晁錯(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前往其家中“受書”。但伏勝只能說“齊語”，晁錯無法聽懂，于是伏勝之女擔任其父的口譯一職，如此晁錯的“受書”之旅才得以完成?！渡袝窞槿寮椅褰浿?，記載了從堯舜至周的上古歷史，漢時相傳為孔子所著。伏勝傳《尚書》于晁錯為當時的大事件。各類記敘漢史的正史文獻，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均記錄了伏勝傳經一事，《史記》相關記錄如下：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5]2703

上文記錄了伏勝傳經的一些關鍵人物和細節。如，除伏勝外，天下無有“能治”《尚書》者，以及伏勝“年九十余，老，不能行”等。從這些細節來看，晁錯的受書之旅僅憑他一人之力是難以完成的，但《史記》全書卻并未記錄伏勝之女口譯協助傳經。最早提及伏勝之女協助傳經的資料出自衛宏(約25 -？年)的《昭定古文〈尚書〉序》。衛宏為東漢初年的古文經學家，《后漢書》稱其“好古學”[6]8、“長經古學”[6]8?！墩讯ü盼摹瓷袝敌颉吩谛l宏生前至唐朝皆有流傳，但是佚于唐末戰亂。衛宏的文章雖然失傳，但其中解釋伏勝之女口譯的部分留存于唐朝顏師古、張守節等人對《漢書》《史記》的注疏之中。下文為顏師古對《漢書》“伏生傳”的注疏：

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盵7]3603

由上可知，衛宏在《昭定古文〈尚書〉序》認為，僅憑伏勝和晁錯各自的語言背景難以授書，是伏勝之女在場口譯協助傳經。顏師古在其《漢書》注疏中引證衛宏的觀點，顯然亦認為伏勝傳經時，有伏勝之女在場擔任口譯。上述引文中的“正言”指當時的官話，“潁川”為晁錯居住地?！褒R人語多與潁川異”指出伏勝與晁錯之間持不同方言，難以溝通；“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則是講晁錯聽不懂的部分占全書百分之二三十。這也解釋了伏勝版《尚書》多處錯漏的原因。此外，北宋時期編纂的《太平御覽》等史料沿用了衛宏的說法，皆在其相關條目中記錄了伏勝之女在場翻譯解說《尚書》一事[8]。到了南宋，伏勝之女的翻譯角色則在更多文獻中出現，其中，朱熹(1130—1200年)的觀點極具代表性：

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卻平易易曉?；蛘咧^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9]1978

上文可知，朱熹是認可伏勝之女的翻譯角色的。其觀點亦反映出兩個重要情況：其一，在朱熹之前，眾人對伏勝之女的翻譯詬病已久，認為其口譯導致了伏勝版《尚書》的眾多錯誤；其二，時人雖詬病伏勝之女，但并不否認其在場擔任翻譯。

北宋以降，文人畫廣為流傳，伏勝之女亦出現在此時的文人畫中。詩人黃庭堅曾有過“又作勝女子，鬰然儒家子”[10]的畫作題跋，這可能是伏勝之女入文人畫的最早證明。明代畫家杜堇(約1465—1509年)的《伏勝授經圖》是現存最為完整的該主題文人畫。畫中，伏勝之女跪坐于伏勝和晁錯之間，臉朝晁錯，似在口傳其父之語，而晁錯正伏案疾書。該畫現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二)傅介子刺殺樓蘭王事件中的“女譯二人”

居延為漢代軍事重鎮，20世紀在居延古城出土了大量漢代簡牘，其中一枚就記錄了公元前77年著名的傅介子刺殺樓蘭王一事。這枚簡牘共25個字，明確記載了兩名女性譯者參與了此次彪炳漢史的刺殺事件，如下：

詔夷虜候章□卒曰持樓蘭王頭詣敦煌留卒十人女譯二人留守□[11]④

據陳直考釋，上文中的“夷虜候章”指官職為“夷虜候”的章姓候官?！霸t夷虜候章”即為漢昭帝下詔，命令該候官率士兵支援傅介子[12]。文中的“持樓蘭王頭詣敦煌”指昭帝令傅介子持樓蘭王頭去敦煌。該簡牘記載，傅介子持王頭之際，留士兵十人同“女譯二人”留守樓蘭。該簡牘文字簡練，并未記載這兩名女譯者的具體翻譯活動，但是通過《漢書》記載，我們仍可推知漢使團的譯者在傅介子刺殺樓蘭王一事中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相關記載如下：

介子與士卒俱赍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奔闯鼋饚乓允咀g。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蓖跗痣S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7]2596

上文前半部分，傅介子“使譯”告訴樓蘭王他們“俱赍金幣”而來，該名譯者“還報王”，由此可知該譯者應是為樓蘭王服務的，應該并非漢簡上的“女譯”。然而后文“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即樓蘭王隨介子入帳，屏退左右交談。筆者推斷，與傅介子“屏語”時，應為漢使團的譯者在場口譯，以助傅介子與樓蘭王私語。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在傅介子刺殺樓蘭王后的告諭“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毋敢動，動，滅國矣”，其中更應有漢方譯者參與，否則該告諭難以在樓蘭推行、安撫局勢——這也是未被《漢書》提及的內容。綜上，筆者認為，多種跡象表明，協助傅介子與樓蘭王在帳中私語，乃至協助其推行告諭的譯者極有可能是該枚漢簡所書之“女譯二人”。

我們看到，該簡牘記錄的細節信息與《漢書》相關記錄完全一致?！稘h書·西域傳》記載“介子輕將勇敢士”[7]3876，這說明傅介子率領士兵的人數不多。而簡牘記章姓候官率兵支援傅介子，“留卒十人女譯二人留守”也皆間接表明傅介子使團人數較少這一事實。此外，當時傅介子“持樓蘭王頭詣敦煌”，即先取道敦煌，才能抵漢都城，這與當時的交通、軍政情況是相符的。傅介子“持樓蘭王頭”進獻都城想必不會帶上譯者(此時已無口譯必要)，由此可知，傅介子事后留守樓蘭的全部十二人中(“留卒十人女譯二人”)，“女譯二人”應為漢使團中的主力翻譯甚至是全部翻譯人員——這也是該簡牘與《漢書》兩廂印證后的應有之義。由此可以推論，簡牘所記之女譯員極有可能是擔任傅介子與樓蘭王“屏語”時的口譯；同時，作為漢使團中的主要翻譯人員，“女譯二人”也應以其翻譯溝通之職責參與、協助傅介子告諭樓蘭、穩定局勢。從《漢書》記載“公卿將軍譯者咸嘉其功”[7]2596來看，傅介子告諭樓蘭的行動是成功的，這也從側面表明，“女譯二人”成功執行了此次告諭背后的語言溝通任務。

(三)佛經譯者法澄

法澄生平和翻譯佛經事跡均記錄在其碑銘《唐興圣寺主尼法澄塔銘并序》(以下簡稱《塔銘》)中?！端憽啡墓灿?84字，由嗣彭王李志暕撰寫。記載法澄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向佛，及長，嫁給唐太宗第七子蔣王李惲?！杜f唐書》載李惲為人貪酷，“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玩……州縣不堪其勞”[13]2660?！独m高僧傳》則載蔣王篤信佛教，與不少高僧關系密切[14]；《弘贊法華傳》則載蔣王有佞佛之舉[15]?！杜f唐書》記載，唐高宗上元元年(675年)，蔣王誣告而被迫自殺[13]。蔣王死后，法澄旋即出家，后來到西安至相寺追隨法藏(643-712年)學法?！端憽分械摹翱挡亍奔礊榉ú?，法藏為唐朝著名高僧，其祖上從康居國遷至內地，時人多稱“康藏”。法藏精通梵語，主持多座佛經譯場，深受唐王室推崇、信賴[16]?！端憽酚涊d法澄跟隨法藏修行佛法，不斷受到法藏的褒揚：

至相寺康藏師處聽法，探微洞悟，同彼善才，調伏堅持，寧殊海意?？挡貛熋恐阜◣熤^師徒曰：“住持佛法者，即此師也?！盵17]158

武則天如意年間(692年)，法澄被控與汝南王煒(蔣王嗣子)謀反，汝南王煒事敗為武則天所殺，法澄則受此事牽連沒入武周掖廷。幽禁宮掖數年后，法澄的生涯再次發生重大轉折。公元705年，武則天被迫退位，其子唐中宗第二次即位?！端憽酚涊d，唐中宗即位后，法澄被立即釋放，并擔任邵唐寺寺主一職。唐睿宗年間(710—712年)，法澄被進一步任命為興圣寺寺主。興圣寺并非一座普通佛寺，它由唐高祖李淵舊宅改造而成，是李唐王室龍興的重要象征[18]。在唐王室滅武周而復辟之際，法澄被唐王室任命擔任興圣寺寺主一位，可見法澄確有非同一般的佛教、政治影響力?！端憽酚涊d，法澄甫一任寺主就大興土木，短時間內興圣寺被修葺一新。法澄晚年逐漸退出俗務并“請解寺主”。辭去寺主之位后，她先后翻譯了兩部佛經，分別為《盂蘭盆經》和《溫室經》?！端憽酚浿缦拢?/p>

不能祗理事涂，請解寺主，遂抄《華嚴疏義》三卷，及翻《盂蘭盆經》、《溫室經》等，專精博思。日起異聞，疲厭不生，誦經行道，視同居士。風疾現身，乃臥經二旬，飲食絕口……法師仁孝幼懷，容儀美麗，講經論義，應對如流。王公等所施，悉為功德。弟子嗣彭王女尼彌多羅等，恐人事隨化，陵谷遷移，紀德鐫功，乃為不朽。[17]158

《塔銘》記載，法澄于729年去世，享年90歲?！端憽贩Q她晚年儀容美麗，誦經論道，口才流利。作為一位被稱為“法師”的主尼，法澄的成就之一是對《盂蘭盆經》和《溫室經》的翻譯?！队厶m盆經》描寫了目連救母的孝道，《溫室經》則有關于當時僧尼之間盛行的洗浴修行。法澄的佛經譯本據說在當時“流傳頗廣”[19]46，但是現在皆已佚失不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法澄翻譯《盂蘭盆經》和《溫室經》之時，這兩部佛經已有盛行之中譯本，分別是：竺法護(230—316年)譯本《盂蘭盆經》、佚名譯本《凈土盂蘭盆經》、安世高(約公元2世紀)譯本《溫室經》[20]?！端憽凡⑽从涊d法澄翻譯佛經時的具體職司，但多處提到法澄具備高深的佛法知識以及譯經大師法藏對其的贊美，并記載了法澄曾有抄寫三卷《華嚴疏義》的經歷和能力。此外，《塔銘》還有一處記述，法澄遷碑的弟子名叫“彌多羅”。而“彌多羅”三字為梵文“mitra(朋友)”的漢語音譯。佛教傳統中，由師傅為弟子命名，法澄以該梵文的漢語音譯名為其弟子命名，這也側面表明其可能具備或知曉一定的梵文知識，或具有直接從梵文原文譯經的能力。當然，無論法澄在其佛經翻譯中的具體職司如何，上述事跡表明，法澄通曉佛法，具備進行相關佛經翻譯的佛法知識儲備。

二、對當今翻譯史研究的啟示

在中國歷史書寫中，女性譯者一直處于極為邊緣的位置。中國古代女性譯者長期隱于正史書寫，這或許源于她(們)同時兼具“女性”和“譯者”這一雙重邊緣身份⑤。本文鉤沉多種史料，考察了上述四位女性譯者的翻譯角色及身份，認為這四名女性譯者的存在對當今翻譯史研究有著多重啟示意義。

(一)應重視研究古代女性譯者群體

筆者認為，居延漢簡所載的“女譯二人”可能并非古代西域地區女性進行翻譯的唯一案例。在中國歷史上，由于西域一地遠離中央政權，該地區有著不同于中原地區的“特殊的社會狀況”[24]。相關考古及歷史研究表明，整體而言，漢時西域地區女性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都遠比中原女性高。懸泉(今甘肅省敦煌市)出土的《懸泉漢簡》記載，西漢馮嫽夫人曾多次作為漢使“出使烏孫國”[25]。敦煌出土的《敦煌漢簡》則記載了一位燧兵之妻“齊耐通”向敦煌候官投訴燧官貪污，該女子還做了一項民間交易的擔保人[26]。除此之外，該文獻還記載了當時當地一位平民女子從事“戰馬交易”[26]45，而此類交易對一般的中原男性也絕非易事。由此可見，漢時西域地區對女性有著相對開放、寬容的環境，西域女性也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

西域自古以來就是多語言、多民族聚集區，翻譯活動異?；钴S，更是“翻譯人員的搖籃”[27]，這為具備雙語、多語語言能力的當地女性提供了翻譯，尤其是口譯的沃土，一如《居延漢簡》所載的“女譯二人”。從這一視域出發，筆者認為“女譯二人”可能并非古代西域一帶女性從事翻譯的孤例。

(二)應重新評估中國古代女性譯者的作用

本文所討論的四位女性譯者都是其所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翻譯人物。就伏勝之女而言，她以口譯協助伏勝傳《尚書》于晁錯，《尚書》因此得以留存。作為五經之一的《尚書》，其傳授與流傳具有重大的學術、文化、歷史意義。盡管伏勝之女的口譯角色并不見于官方史書，但其口譯角色的存在對《尚書》的留存有著重要意義——沒有她以口譯協助，這部儒家典籍也難以流傳。從這個意義上說，伏勝之女不僅是中國翻譯史、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譯者。

就傅介子使樓蘭中的兩位女性譯者而言，她們在語言交流和溝通方面的作用和表現對傅介子成功完成其出使任務至關重要。兩名女譯者必須在險惡的環境中進行翻譯、交流，從《漢書》相關記載來看，傅介子一行成功完成任務，這從側面證明這兩名女性也成功地完成了其翻譯任務。從這一意義出發，“女譯二人”是這一著名歷史事件中的重要翻譯角色和參與者——盡管正史從未提及她們。

法澄的翻譯及其翻譯角色也非常重要，其翻譯重要性和意義跨越多個領域。法澄是目前有案可稽的第一位(有可能還是唯一一位)女性佛經譯者。在中國佛經翻譯傳統中，女性譯者極為罕見。在法澄之前，佛經翻譯由譯僧、居士或者男信徒參與完成，這一佛經翻譯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北宋末年。中國古代有眾多女尼、女性信徒，其中不乏精通佛法者[21]，但很少有女性進入佛經翻譯這一領域。但我們也必須指出，如果法澄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強有力的主尼身份，她應該也不能從事佛經翻譯——普通女尼顯然很難在當時煊赫一時的高僧法藏門下修行。陳金華認為，法澄“exceptional family background”[22]58(顯赫的家庭背景)、其夫蔣王“ties with Buddhism”[22]58(與佛教的關系)均助力她成長為一名杰出的女尼。顯然，權力是法澄進入佛經翻譯領域的入場券。法澄佛經翻譯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揭示出在中國古代佛經翻譯這一場域中，翻譯、性別與權力三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女性并非絕對不可以進行佛經翻譯，相反，在某些語境下，女性譯者可藉由權力進入佛經翻譯領域。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并非如一些翻譯史乃至史學學者所認為，是一個完全由男性譯者構成的領域[1，23]。

此外，法澄重譯《溫室經》和《盂蘭盆經》的翻譯動機和目的也值得學界關注?！八憽庇涊d，彼時法澄年事已高“請解寺主”，那其為何又要重新翻譯這兩部已有盛行中譯本之佛經？是出于虔誠的佛教信仰嗎？《盂蘭盆經》和《溫室經》分別由晉代高僧竺法護、東漢名僧安世高所譯，法澄重譯這兩部佛經之前，安世高和竺法護譯本已廣為流傳，且廣受好評。顯然，宗教虔誠這個原因并不能解釋法澄在其晚年“請解寺主”的情況下，還堅持重譯這兩部佛經。多種跡象表明，法澄重譯這兩部佛經并非簡單的佛教徒行為。筆者認為，作為迄今可知的唯一古代女性佛經譯者，法澄佛經翻譯的深層動機和目的十分值得學界深入研究——它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在中國古代，佛經翻譯、性別、權力這三者之間微妙而復雜的關系。

(三)應重視非正史史料對翻譯史研究的價值

在當今中國翻譯史研究領域，正史史料，如《漢書》《后漢書》《舊唐書》《新唐書》向來是最為重要甚至唯一的史料來源。在提及中國官史對于當今史學研究重要性時，白壽彝曾指出，官方史書其實亦代表著一種“值得研究的觀點或意見”[28]。中國正史重點記錄了列朝大事件及其主要歷史人物，也記錄了數量可觀的男性譯者，而女性譯者在其中始終付之闕如。但事實上，古代中國不僅有女性譯者，她們也是重要的歷史見證者、參與者乃至創造者。

本文中，“女譯二人”和法澄的相關史料來自于漢代簡牘和唐代碑文，伏勝之女史料則來源于東漢學者的研究，這也折射出野史/非正史史料對女性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性。魯迅曾指出，“看野史和筆記，可更容易了然，因為它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29]。中國古代豐富的非正史史料，如野史、別史、筆記等，恰恰記錄、補充了不見容于正史的女性翻譯的歷史。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非正史史料對當今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性還有待挖掘。

三、結語

長期以來，中國古代女性譯者處于學界研究的盲區，在僅有的兩篇相關學術論述中[19，30]，中國古代女性譯者被呈現為一種虛構式人物或角色。古代女性譯者長期處于歷史書寫的邊緣乃至失語地位，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其傳世史料較少。然而，中國漫長的翻譯歷史中，并不缺少女性譯者，其歷史重要性亦不容忽視。筆者認為，隨著更多史料的發掘以及相關史學研究的深入，我們將會對中國古代女性譯者這一群體、這一議題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注 釋：

①詳見參考文獻中的Sussan Mann(1997)和卓加真(2012)。此二著述提到中國古代女性譯者，但其中大部分人物為虛構人物。

②張佩瑤教授生前與筆者的交談中，曾非常遺憾地提及此事。

③伏勝之女據說名叫“羲娥”，但此名應屬訛傳，因為“羲娥”在明以后的文獻才開始出現。

④引文中的“□”代表該枚簡牘上佚失、模糊的文字。

⑤關于女性和譯者在歷史上的邊緣地位，詳見Sherry Simon (GenderinTranslation，Routledge，1996)。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歷史上的俗世譯者與翻經大師，如玄奘、鳩摩羅什等相比，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地位，后者因其宗教影響等原因，其正史地位遠較俗世譯者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