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譯論的話語特征研究*

⊙ 熊瑾如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廣東 廣州 510420)

中國傳統譯論扎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現代譯論的重要思想來源。開展中國傳統譯論研究既是深入認識傳統譯論特性的需要，又是發揮傳統譯論優勢的訴求。一方面，系統性研究中國傳統譯論有助于將傳統譯論中的隱性知識和零散述說加以顯性化和系統化。另一方面，繼承性發揚中國傳統譯論有利于彰顯傳統譯論的理論價值，實現傳統譯論的學術功能。簡而言之，中國現代翻譯理論的建構及翻譯學科的建設離不開中國傳統譯論的理論滋養和思想啟示。

話語是人類言說世界的思想結晶，中國傳統譯論話語是表述中國翻譯實踐的認識形式，是構筑翻譯理論體系的材料和承載翻譯思想的載體。中國傳統譯論的深入探索，源于中國翻譯學學科建立后，對受西方翻譯理論遮蔽而失語的中國傳統翻譯話語資源和思想資源的關注。在回歸中國傳統譯論的二十余年來，發掘中國傳統譯論以建構中國特色譯論和譯學等相關研究迅猛發展，深入挖掘與系統整合并重是中國傳統議論研究的主要特色。一方面，中國傳統譯論涵蓋的各類主題各種范疇及范式，在重新發掘提煉中獲得了價值[1-2]，又在現代轉化中得到了新生[3]。另一方面，構建中國傳統譯論體系[4-6]，是譯學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自身需要。由此可見，絕大部分中國傳統議論研究側重于“說什么”，而相對較少關注“如何說”。本文將從中國傳統譯論的話語特征層面，歸納中國傳統譯論演進的歷時性特征，以期對推進中國翻譯理論研究、擴大中國翻譯理論在國際譯壇上的顯示度有所裨益。

一、“中國傳統譯論”及“話語”界定

中國傳統譯論自成為翻譯研究對象以來，一直未形成統一定義。劉重德基于理論家的學說定義中國傳統譯論[7]；王宏印基于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定義中國傳統譯論[8]；張思潔對中國傳統譯論的定義同樣注重考查其理論根基和基本方法[9]。吳志杰提出，“中國傳統譯論是指從中國傳統言路探討翻譯的研究”[10]?？v觀各家之言，對中國傳統譯論定義的關鍵主要集中于“中國”一詞是否限定了地域特征，以及“傳統”一詞是否體現了時間范圍。因此，結合中國傳統譯論所具有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特點，本研究將“中國傳統譯論”定義為“生發于中國特定時期歷史與文化的翻譯論說”。具體而言，由于“傳統”一詞存在多個相對概念，因此適用于不同解釋。本研究將“傳統”視為與“現代”相對的概念。進而言之，將“中國傳統譯論”的操作定義表述為“‘五四運動’之前千余年的時間里，生發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翻譯論說”。

“話語”這一術語廣泛應用于語言學等人文社會學科，多義性是該詞使用過程中的典型特征。就一般意義而言，話語即主體表達思想和言說自我的方式，不僅是反映人類對世界認識的途徑，而且是“觀察社會的工具，反映著特定時期實踐活動的特征”[11]。翻譯學對話語的定義，則更突出了話語映照實踐的功能。翻譯話語既可以指“作者用以表達其翻譯觀念的文本”[12]，又可以包括“翻譯事實、對翻譯事實的抽象或敘述，以及知識生產過程三層面涵義”[13]。因此，中國傳統譯論的話語研究，即研究中國古代及近代圍繞翻譯實踐所產生的翻譯論說。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譯論話語并不等同于中國特色翻譯理論話語，因為理論具有較高抽象性，不能充分體現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翻譯活動的實際情況。而“譯論”中的“論”形式多樣，評論、散論、討論等均可納入其中。

二、中國傳統譯論話語特征研究的“三分法”

層次性是話語研究的突出屬性。分層有助于剖析話語實踐，明確話語結構和話語邏輯，從而將各方面話語架構起來，形成話語體系，進而便于確定核心話語，生成創新話語。Moberg認為話語特征的分析方式可從三個層面展開[14]。第一層面的分析采用社會建構論的思維方式，對話語進行元理論層面問題的致思。第二層面的分析審視考察范圍內不同的理論化方式各自的優勢，尤其強調對理論問題的討論會產生實際效果。第三層面的分析關照實際使用的話語，在該層面上展開話語分析。該理論為本文分析提供了層次化的思維方式。在中國傳統譯論系統化研究和中國特色譯論體系性建構的過程中，層次性思想是觀照譯論話語的有力思維工具。方夢之和孫吉娟指出，“翻譯研究可循宏中微三分的學理進路展開”[15]。鑒于我國傳統文論可以“一分為三”為表征，而中國傳統譯論又吸納了中國傳統文論思想，因此本研究擬在宏觀、中觀、微觀三層面上考察中國傳統譯論的話語特征。其中，宏觀層面結合中國傳統譯論誕生的社會歷史語境，中觀層面呈現中國傳統譯論的語篇主題特征，微觀層面分析中國傳統譯論的互文修辭特征。

傳統譯論的分期問題，歷來存在不同觀點。大致而言，王宏印等學者主張以譯論本身的邏輯演進為根據[16]，鄒振環等學者主張以翻譯實踐的發生為依照[17]。由于本研究選取的是直接關于實踐的論說，因而采用后一種思路劃分傳統譯論的發展階段，即以實踐為標準，圍繞翻譯活動的三次高潮，分析相關傳統譯論中展現出的話語特征。這種劃分方式既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又有實際操作層面的考量。

(一)佛經翻譯

1.傳經之需

佛經翻譯產生于西漢末年與東漢初期政治動蕩和自然災害頻發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對慰藉和解脫的精神力量的尋求為佛教東傳進入中國提供了社會條件。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是我國現存古籍中第一篇有關中國傳統譯論的記述，其中詳細對比了三種翻譯效果對佛典傳播的影響，“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惟佛難值，其法難聞?！ㄎ羲{調、安侯世高、都尉、弗調，譯胡為漢，審得其體，斯以難繼；后之傳者，雖不能密，猶尚貴其實，粗得大趣?！盵18]支謙認為，近世葛氏所傳的《法句經》七百偈的翻譯效果不盡如人意。盡管葛氏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原佛經的內容，但由于翻譯的結果使得佛旨難以明了，令人無所適從。這種模糊不清的翻譯結果不僅給讀者帶來了困惑和誤解，也阻礙了佛典的傳播和普及。相較而言，安世高等人的翻譯效果最為出色，他們的翻譯深得佛經翻譯的奧旨，精湛而準確，達到了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他們的譯本不僅完美地傳達了原佛經的微言大義，而且讓讀者能夠深刻理解和感受到佛經的深邃內涵。后來的譯者雖然不能像安世高等人那樣精確地表述出佛經的微言大義，但他們的翻譯尚能揭示佛經的大致旨趣。這些譯本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佛經的思想和教義?？偟膩碚f，翻譯效果對于佛典傳播的影響至關重要。安世高等人的精湛翻譯為后世佛經的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后來的譯者在一定范圍內彌補了佛經傳播的空白。

2.文質之爭

佛經翻譯活動時期，中國傳統譯論主要探討的議題是譯文風格的文質之爭。這一事關翻譯策略的本體問題，持續了長達數個世紀，成為我國佛典漢譯的主要議題之一。在佛經翻譯初始階段，《法句經序》全篇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詳細敘述了支謙和維祗難等人的“文質之辯”[19]。辯論之初，支謙稱贊安侯世高、都尉等人的翻譯兼顧了佛經義理與文辭運用，認為竺將炎過于質樸直白的譯文文辭不雅而無法傳達出佛經的深刻含義，主張對譯文加以修飾，使語言文麗。維祇難則引用佛言支持譯文語言質樸，以正確地傳達出佛經的意旨。支謙最終以“達意”為重，提出了遵循本意而不加修飾的翻譯方法，強調佛經翻譯中語言的運用要服從達意的需要。

之后，佛經翻譯進一步發展，東漢重視“文藻”的文章風格對譯文風格產生影響，使得譯文的文采更受關注。換言之，“文質之爭”是關于譯文語言風格的爭論，體現出該時期古典文論對翻譯策略選用的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從東漢末開始，持續至魏晉六朝，文風綺麗，這種趨麗之風必然對佛典著作的翻譯產生影響”[20]。這一時期，我國文章正處于從“漢賦”向“駢文”的過渡階段，對于文章的美感和文采有著極高的追求，通過華麗的辭藻和獨特的想象力，使文章逐漸由質樸向藻飾轉變。這種追求不僅體現了當時的文化風貌，也反映了對于文章的認識和要求[21]。作為一種主要的文章體裁，佛典漢譯本的文風也概莫能外。

隋唐階段是佛經翻譯的黃金時期[22]，對佛典翻譯中文質關系的討論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其中彥琮的《辯正論》具有代表性意義。這篇翻譯批評文章對歷史上的佛經譯本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強調了文質兼顧和文質適中的原則。彥琮提出了翻譯工作的“八備”和“十條”等論述，為翻譯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理論貢獻?？梢哉f，文質平衡和文質融合是佛經翻譯時期佛典的最終追求，彥琮、玄奘等人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努力為這一時期的翻譯理論和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和借鑒。

統而觀之，佛經翻譯時期以序言形式呈現的中國傳統譯論在語篇結構上包含三部分，序首交代對所譯經書內容、來源等基本信息，主體部分敘述翻譯難點，并以個人觀點或討論等形式給出解決辦法，序末則概述個人譯文的特點。例如，雖然《法句經序》“在轉引過程中出現了文字、標點、句意等方面的出入”[23]，但是整體看來，其由三部分構成：除上述序言主干外，“《法句經》的內容、性質、形式、編者和來源出處等信息在序頭點明，其優點于序尾處論及”[24]。

3.援儒引道

論述佛經翻譯的中國傳統譯論話語具有鮮明的互文性特征。據《法句經序》記載，參與翻譯策略文質討論的人援引老子和孔子的說法附和質派，并得出“佛經翻譯應以‘達意’為主，語言形式要服從‘達意’的需要”[25]這一結論。由于佛教在中國初傳時依附中國傳統文化，故譯文中不乏儒家和道家術語[26]，譯論中也可見使用老子和孔子的話語作為主要論據的情況。具體而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這一觀點是老子的思想，源自其“道”論哲學，強調言辭之美的基礎應是真實。這一觀點對后世的文藝美學思想，尤其是文學理論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體現了《周易》中的思想，它表達了某些深奧微妙的意念難以通過一般語言進行表述，揭示了思想認識能力與語言文字表達能力之間的矛盾。這一觀點強調了語言的局限性，即無法完全傳達某些復雜或深層的意義和思想。這反映了人類在表達內心世界時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在尋求精確傳達思想時所追求的完美和精確性。

(二)科技翻譯

1.交流之鑒

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在引入諸多西方科學書籍的同時，也開啟了東方文化吸納西方知識的新紀元，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以科學書籍翻譯為主，故稱之為科技翻譯。例如，《幾何原本》開創明清之際西學及科學輸入之先河，其譯介引發了中西方數學知識領域的思想碰撞。面對以推理證明為重的西方數典《幾何原本》和以算法應用為重的《九章算術》所代表的旨趣迥異的數學傳統，譯者利瑪竇作為來華傳教士，在其《譯〈幾何原本〉引》中寫道，“既闕根基，遂難創造，即有斐然述作者，亦不能推明所以然之故”[27]，認為中國傳統算學不具備推理基礎，而這與長期存在的語言文化差異和說理方式共同對其翻譯過程構成了一定困難。

2.精切之求

《繙清說》是清人魏象乾于乾隆五年(1740年)所著的翻譯專論，全文雖僅一千六百字，但其內容涉及我國譯論核心問題，即改動原文的必要性。該文開篇提出，翻譯的正道在于文意、文辭、文氣、文章神韻，而欲達到這一標準則需做到無任何增減、顛倒。之后，該文也解釋了翻譯過程中產生增減、顛倒、取意的原因，“非增之，其意不達；非減之，其辭不練。非顛倒，則捍格不通；非取意，則語氣不解?！盵28]換言之，由于兩種語言與相應文體的差異，為了取意而對譯文做出適當修改還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其論說并未止于此，而是進一步言明，這種調整是“不得不然”之舉，而非出于“務新尚奇”之故[29]。在此基礎上，魏象乾從脈絡、措詞、理致、精煉和真切五方面，提出了“最妥極當”的譯文的翻譯批評維度，并以《資治綱目》《四書大注》等為例，說明“精切而醇”的譯文在舍字取意方面并非不能做到，而是沒有必要為之，亦即實現譯文的精確達旨并不必然以大量調整為前提。這一論述，既超越了此前文質兩分的局限，又提升了譯文質量的批評標準，推進了中國傳統譯論的縱深發展。

總體而言，作為譯作序言的《譯〈幾何原本〉引》與翻譯專論《繙清說》的全文結構差異明顯。前者的結構大致為先交代翻譯背景，之后陳述翻譯難點并講述翻譯過程，最后重申翻譯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譯〈幾何原本〉引》中“理”字的使用，“達16處之多”[30]。利瑪竇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要向明代士大夫強調“幾何之學”于國家而言所具備的意義與價值所在。他在《譯〈幾何原本〉引》的開篇便強調“幾何之理”，其目的是突出“幾何之理”的意義與價值，并向明代士大夫闡明“幾何之學”對于國家立功立業的重要性。通過曉之以“幾何之理”，進一步論述了“幾何之用”。尤其是在“導言”中，利瑪竇闡明“幾何之理”有助于“明達物理”，“幾何之用”可為國家建功立業，“幾何之學”更關乎社稷安危。而《繙清說》則重在從翻譯標準和操作層面為翻譯事件提供參照。

3.以儒為鑒

相較于佛經翻譯采用中國本土儒家和道家的表達方式，科技翻譯則呈現出由儒家精神過渡至理學思想的特點。在科技翻譯中，儒家精神強調實用性和經驗性，重視實踐和實驗，注重對事物的觀察和探究。這些特點在科技翻譯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因為它們符合科技知識的本質和科技翻譯的目的，即傳播準確、實用的科學知識。而理學思想則更加強調抽象性和思辨性，注重對概念和原理的深入分析和理解。例如，在《譯〈幾何原本〉引》中，徐光啟援引了漢代揚雄所撰的《法言·君子》的“一物不知，儒者之恥”[31]，表明了跨越翻譯障礙而追求格物致知的決心。這里的“格物致知”是指通過對事物的研究和探究，獲得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和理解。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是科技翻譯的重要特點之一。

(三)西學翻譯

1.強國之切

晚清時期的翻譯發生在救亡啟蒙的時代背景下，因此無論是譯作序言還是譯論文章，均展現了翻譯的社會維度和國家高度。明末已有學者意識到翻譯在國家層面體現出重要性，但直到清后期，有識之士才紛紛醒覺翻譯之于強國的密切聯系。例如，梁啟超《論譯書》一文寫就于社會結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晚清時期[32]，同時也是中國翻譯思想的轉型期[33]。而在該文中，梁啟超提到嚴復的新譯作《天演論》，也正是應此國情而生。

2.雅字之意

相較于佛經翻譯對“文質并重”和科技翻譯對“精切而少變動”的追求，西學翻譯時期的譯論則以“達旨”為要，翻譯活動所采取的方法和技巧也更為靈活。這一翻譯觀念在嚴復的翻譯實踐和翻譯思想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嚴復區分了達旨和筆譯兩種形式的翻譯實踐，認為為求達旨而取便發揮的方式雖非傳統，但是卻達到了求取文意的功效。具體而言，這種達旨的方式對于前述科技翻譯活動中提到的“增減”“顛倒”等翻譯技巧并無規定。

更重要的是，嚴復在譯文應求“信”和“達”兩種特質的基礎上，提出了譯文求“雅”的主張。正是這一“雅”字的解讀，在其后百年譯論史上可謂是百家爭鳴，詮釋者有之，質疑者有之，創新者亦有之。結合嚴復的表述可知，其“雅”字更有可能是指古雅的語言。據其《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記載，其預期讀者是“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34]。由此可見，嚴復將其譯作讀者設定為精通古文的知識分子[35]，而使用典雅的古文正是投其所好之舉[36]。事實上，嚴復本人也曾在多篇譯者序言中，為譯文淵雅難懂做出解釋[37]。從佛經翻譯之初的文質之爭中對文的追求，以及此后科技翻譯時期以精切為追求中對過度之雅的回避，到嚴復提出“信達雅”三字訣以來，“雅”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改變。也就是說，“求其爾雅”中的“雅”字是有特定時代內涵的，是考慮到譯本的目標讀者所做的選擇。

3.法諸文論

西學翻譯在互文性修辭方面的一大特點是其廣泛取法于中國傳統文論的鮮明特征。嚴復在其譯作例言中均將古代文論作為自己翻譯實踐所師法的標準。例如，從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對自己翻譯方法的描述可知，中國傳統譯論顯現出中國傳統文論中“詩”“論”相濟的言說方式。另外，在《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嚴復引用司馬遷《屈原列傳》和韓愈《答劉正夫書》中的話語，向梁啟超表明，自己成文也有“務求其是”的一面。而梁啟超也提出譯書當效法古代佛經翻譯，譯者可酌情調整原文[32]，或采取意譯翻譯策略[33]。

三、結語

研究中國傳統譯論需要深入考察其在不同演化階段所具有的理論品性和所呈現的理論形態。翻譯理論話語研究屬于中國傳統譯論研究，是揭示中國傳統翻譯理論所具有的有別于其他翻譯理論體系之秉性的重要方法之一。研究發現，中國傳統譯論話語誕生于宏觀社會歷史語境中，翻譯的社會性逐漸突顯。在三次翻譯高潮時期，大量譯論話語的語篇整體性得到強化，且主要翻譯領域議題由翻譯之道向翻譯之術轉變。此外，微觀層面的言說方式則體現出取法古代文論的互文性和譜系性特征。研究表明，中國傳統譯論在“籠統”“模糊”的表象下，蘊含清晰且獨特的演進規律。中國傳統譯論的話語特征為中國當代譯論發展和譯學話語體系提供了深厚的學術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國傳統譯論具有豐富的理論品性和獨特的理論形態，其演化過程具有清晰的演進規律；研究中國傳統譯論不僅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國翻譯思想的發展歷程和特點，也為當代譯論研究和譯學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寶貴的學術資源和思想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