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時代內涵、價值意蘊與實現路徑

張瑞萍

（甘肅政法大學 環境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這奠定了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理論前提。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需要深入理解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豐富內涵，實現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2］，在闡述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時代內涵基礎上，根據共同富裕和生態文明體系建設中的相關問題論述之經緯，厘清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問題并找出其破解思路，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這是回應美麗中國建設的時代需求。

一、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時代內涵

共同富裕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長期目標，也是我們黨堅守初心、艱苦奮斗的不竭動力。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需要注入持續發展的動力才能讓共同富裕道路越走越寬。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促進經濟全面增長由粗放式、高耗能狀態向科學化、綠色化發展改革升級的背景下，將生態環境保護與共同富裕相結合，以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共同富裕是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協調的共同富裕，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體現。一味地追求保護生態環境，不要經濟增長，共同富裕實現不了；只重視經濟增長，不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共同富裕不可持續。共同富裕并不意味著社會中每個個體物質財富均等，而是逐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構建“紡錘形”收入結構。共同富裕不僅是私人或家庭收入的共同富裕，而且是包括生態環境在內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共同富裕[3］。共同富裕還要求我們更需注重努力促進再公平、更需注重推進再分配，重心則在于縮小人們收入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等三大差距。

從歷史演進和政策導向的視角來看，共同富裕的內涵體現時代性。195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首次提出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談話”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盵4］。2012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2017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大會，會上提出不僅要滿足人民群眾現階段對物質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也要滿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多個方面日益增長的新要求[5］。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6］。2021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7］。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8］。2022年10月16日，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9］。

站在新的歷史階段，共同富裕的實踐內涵已經不再局限于物質層面，而是包括經濟、文化、生態文明等多個方面。在新發展理念及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我們不應僅關注物質領域富裕，更應注重生產方式綠色轉型，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10］?！笆奈濉币巹澓?023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這種綠色轉型是以推動勞動力、技術和知識等生產要素向綠色化轉變，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物質保障[11］。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目標就是“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12］，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經濟增量提質，讓綠色成為產業升級變革的底色，才能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從而推進共同富裕。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要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跨越式發展。這種發展以堅持綠色和諧發展道路為總前提，是對以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為根本代價的“黑色增長”理論范式的變革。綠色發展初級階段從“黑色”結果上入手整治生態環境，綠色發展高級階段則從根本上控制污染源頭，降低生產能耗，減少污染排放，堅持系統觀念，強調源頭控制，實施減量化資源化，加強污染治理，推進綠色低碳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13］，就是綠色發展高級階段的體現。因此綠色發展從初級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都是基于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經濟增長轉型和升級轉化為核心目標的新模式的一種發展進步方式，這是系統化、動態化進步的必然過程，也是社會可持續發展進步的更高級形態[14］。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要遵循生態產業活動向綠色高級發展階段升級的指導觀念，踐行綠色環保新方式，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實現新舊技術、能源材料革新升級，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道路，其基本要義和最終目標就是實現共同富裕。從長遠來看，綠色發展已經成為新時代指導宏觀經濟和部門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性思想[15］，而且發展中的創新性、協調性、平衡性、共享性特征以及生態可持續性特點都直接與推動綠色持續發展模式息息相關，這樣社會發展體系才是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相協調的發展體系。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要遵循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要求，按照“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16］，在各項環境保護的管理與活動決策中也應當把環境保護政策放在更加優先確定的戰略性位置中加以考慮，當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間接發生了沖突，應當考慮環境利益，并作出一切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發展的決定。提高生態環境問題治理水平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應將民主法治建設更大程度地引入生態環境保護中，以法律形式規定一切社會單位團體和社會個人都有保護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的義務，同時利用行政規制的、市場交易的方式和區域自治形式等各種治理機制，積極有效地治理環境問題，從而體現出環境保護與社會民主法治實踐相結合與時俱進的客觀發展要求。

二、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價值意蘊

生態環境保護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助推劑。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意味著我國在現階段已經能滿足人民的基本物質需求，與此對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不僅僅局限于物質產品，精神和生態方面的非物質需要成為新的增長點，如果以犧牲生態環境和子孫后代的身體健康為代價促進經濟發展，共同富裕也就無從談起。因此，共同富裕不僅是物質經濟增長的共同富裕，更是生態利益人人平等共享的、人民幸福感明顯增強的共同富裕。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有利于保護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良好環境成果人人都能平等地共享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傲己蒙鷳B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盵17］生態環境本身具有效用不可分割性、消費非競爭性和受益非排他性，決定了人們享益的公平性與共享性[18］。在精神層面上，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人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與生態環境密切關聯，良好的生態環境能緩解人的緊張、焦慮、不安等負面情緒，滿足人的多重情感需求。要推動共同富裕，不僅要實現經濟數字的增長，最終還要提升人民的整體生活質量，推動共享美好綠色家園的幸福指數增長。將物質文明和生態環境需求有機結合，保證經濟可持續性高質量發展以及維持生態環境的美好場景，這樣才能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共同富裕。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有利于提升環境質量、提供更多環境產品。生態環境產品作為綠色發展最直接的經濟產品，如果利用好生態環境產品供需鏈條，既能促進供應方保護環境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維護生態產業，又能倒逼需求方降低環境產品成本而保護生態，真正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能打破不同經濟水平地區的貿易壁壘，加快實現財富部分轉移，為共同富裕增添新的動力。同時實踐中的生態趨向經濟化、經濟趨向生態化的新模式，能進一步促進發展不平衡地區間的財富轉移，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有利于構建生態環境保護公共治理機制。公共治理機制的實現特別注重運用市場手段和經濟政策，客觀上要求轉換政府職能，刺激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鼓勵公民的社會參與，而且強調行政、市場與公眾三者的結合。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在公共治理實施層面要求精準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從“末端參與”到“過程參與”全覆蓋性的合作治理，形成全社會全方位齊抓共管，相互配合，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的系統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表現形態。

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有利于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粗放型增長方式造成資源能源消耗快、生態環境嚴重破壞，減污降碳有助于改進經濟增長方式，也涉及經濟發展、能源結構、產業轉型等多種因素。實現“雙碳”目標是我國走綠色低碳道路的大勢所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盵19］實現“雙碳”目標有助于推動突破依靠重化工業的傳統發展路徑，打通“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通道。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要注重碳減排，遵循碳減排的有序性、平衡性、多元化基本原則，協同推進減污降碳行動，正確處理社會發展穩定與總量減排目標的協調關系、整體協調與局部調節的平衡關系，堅持宏觀布局、中觀調控、微觀落實的方法，統籌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特點、減排難度、減排空間以及經濟發展狀況，制定科學合理的、符合綠色低碳發展的碳減排路徑。

三、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挑戰

盡管我們在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仍面臨諸多挑戰。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切入點，探尋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既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經之路，也是最終落腳點。

（一）科技創新驅動不足，綠色核心技術競爭力亟待提升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會為增進社會財富和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物質基礎[20］，技術創新可以促進技術升級，減少產業發展過程中給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21］。新時代的共同富裕離不開產業技術的現代化和生產力水平的顯著提高，這不僅表現在社會財富數量的累積上，更表現在財富質量的提升上。發展優質生產力是鞏固壯大經濟根基、做大蛋糕的必由之路，是保證人民群眾真正實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重富裕的物質前提。一方面，以物質條件為基礎，精神生活等其他維度的富裕才會有實現的前提可能；另一方面，技術改進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率，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持久動力。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以規模速度型為主，中端產業占比大，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經濟發展質量效益較低，科技創新驅動不足，加之發達國家技術鎖定導致的“卡脖子”問題較突出，依賴外部技術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面臨越來越大的難度。中國產業綠色化轉型升級的主要核心技術受限，不少領域缺少關鍵核心技術，亟須提高自身的綠色核心技術競爭力以擺脫困境。

（二）生態收益轉化機制匱乏，生態補償受償區利益受損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刻闡述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體現了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價值的肯定?！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表明了生態環境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價值[22］，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創造綜合效益，也蘊藏著經濟價值，有助于生態收益的轉化。

實踐中對“綠水青山究竟價值幾何”這一問題尚未形成統一的認定標準，生態服務的經濟價值缺乏有效的變現機制，生態保護缺乏經濟收益的激勵。諸多農村地區生態旅游開發處于初級階段，開發層次低、旅游產品單一、增收能力不足。我國雖然已經建立生態補償制度，但在理論和實踐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生態補償依據和補償標準不確定，每一個生態環境補償項目所用的測量參數和測量背景均存在差異，生態環境的動態監測和評估技術不成熟，成為制約生態補償標準確定的技術難題之一；現有生態補償以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補償資金來源單一；生態保護補償參與主體有限，以政府間的垂直轉移、政府間的橫向轉移和政企間的轉移為主[23］，總體上現有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可操作性不強，無法充分填補生態補償受償區的受損利益，生態收益轉化機制十分有限，難以滿足當前我國生態建設的需要。

（三）城鄉融合發展差距仍較大，亟待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

從經濟社會歷史淵源看，城鄉差距雖然不斷縮小，但還未從根本上縮小城鄉間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的巨大差距，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二元分化格局并未根本改變，使得農村地區難以專注于生態發展與經濟建設，農村基礎設施質量差，公共服務總量嚴重不足[24］，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環境衛生等方面與城市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成為推動共同富裕、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著力點[25］。

農村具有天然的生態產品優勢，生態產品的需求者往往是城市居民，供應者往往是農民，生態產品的經濟價值轉化有助于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然而受限于生態旅游建設管理不成熟、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低等問題，農村生態產品難以吸引潛在受眾群體，導致生態價值難以變現，也阻礙了城鄉發展差距縮小的進程。因此，亟須采取相關措施打通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諸多渠道，推進城鄉人居環境整治，增加農民致富機會，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打破城鄉生態分離分治二元分化格局，加快形成以綠色發展為導向、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城鄉融合新局面[26］。

（四）綠色低碳融資渠道單一，資金保障有待完善

綠色發展轉型的主要著力點與資本和投資密切相連，生態產品種類數的增加和產業鏈的延伸都離不開資本和投資的作用[27］，金融機構投融資行為中要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注重綠色產業的發展，引導資金流向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優化資金配置效率。由于綠色資金供應鏈管理前期人力資源、研發資金等投入大，但產出少、獲益少，實施效果滯后[28］，導致綠色金融工具供應意愿較低，供應數量嚴重不足，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在綠色發展基金方面存在發展基金運行效率低、資金投向偏離綠色定位、社會資本參與率低等桎梏[29］。國際碳交易和碳融資活動中缺少碳金融工具，有些新型的碳證券、碳基金以及與碳交易有關的期權、期貨等碳金融衍生工具也沒有涉及。因此，應利用金融杠桿促進具有環境保護功能的碳產業發展，構建高效的綠色金融投融資體系，發揮綠色金融的核心功能，引導和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使金融資源配置能在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中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助力“雙碳”目標達成。

四、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考量要素，必須以綠色發展理念作為主要牽引，完善相關制度和機制，促進城鄉生態環境和經濟融合，最終實現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

（一）構建新興生態產業政策體系，健全產業綠色生態化制度

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引制定生態產業發展戰略規劃，完善生態產業法治化路徑。政府制定宏觀產業結構調整方案，以生態產業的目標為指引，發展重點生態特色產業并提供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扶持。充分利用“市場之手”與“政府之手”，避免產業結構生態化過程的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在生態產業合理布局基礎上，優先發展國家大力倡導的綠色生態產業。各地區可以因地制宜地調整產業布局，合理調整密集型產業的產業結構，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并發展優勢產業，以優勢產業的發展勢頭帶動整體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構建新興生態產業體系，加快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

立法機關可以與行業協會等共同協作完善行業法規體系，在現有實施生效的環境法律制度框架下，產業結構的調整應當充分考慮產業布局的特點，并且從產業技術的改造升級等方面入手，發揮政策的協同作用，使法律和政策互為補充共同助推產業的轉型升級。制定針對各個區域產業結構生態化調整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金融政策，考慮各地存在差異的實際情況，處理好整體與部分、長期與短期規劃的關系，增強地方政府推動產業結構生態化的內在動力。地方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有效地將市場功能導入政策中，引入市場機制，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加快新興產業的標準化建設，制定循環經濟利用的專項法規政策為其提供制度保障。建立新興產業項目的綠色準入制度、環境信息公開發布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完善重要生態產業項目的環境規劃、會商指導制度，使公眾了解產業項目的目標、主要任務、主要政策措施等，為加強輿論監督和公眾參與提供信息基礎。

（二）實現“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價值轉化，打通綠色資本轉化通道

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最明顯的兩個特征，如果產權不夠明晰便會造成“公地悲劇”類似情況的出現。為了避免此種情況，可以建立自然資源市場體系，將自然資源轉化為貨幣化的經濟收入，即明確自然資源產權并建立合理轉化其價值的機制，以完成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轉變，為實現共同富裕筑牢物質基礎。例如，根據實際情況分類構建生態資源交易平臺，推廣綠色農產品、文旅活動等；結合國家最新政策動向大力發展碳匯經濟、生態經濟等；完善生態產品市場化機制，調動各類主體推動生態環境保護與共同富裕相融合的積極性，促進生態資產的價值轉化，推動“綠水青山”向物質財富轉變。

“綠水青山”除了具有生態產品等貨幣化價值，還具有作為生態產品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健康福祉、審美福利、幸福體驗等生態功用和社會功用的非貨幣化價值[30］。因此，可建立價值評估體系從而定價，通過價值核算機制計算不同種類的生態產品與生態服務經濟價值，為實現“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價值轉化提供依據。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服務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因而應完善“綠水青山”的生態補償機制，向資源環境開發利用主體進行收費或向保護“綠水青山”的主體提供利益補償[31］。在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轉化過程中，要加大生態補償執行力度，明確基層政府權責，提高組織領導效率，落實政府參與生態補償全過程。同時，擴大生態補償的對象范圍，以水流、天然林、濕地等生態環境要素為補償對象，健全分類補償制度。此外，通過財政補貼和政策幫助等方式加大向生態脆弱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加這些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的經濟收益，從而縮小其與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促進不同地區的物質生活共同富裕。還可以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損失、制度成本等確定彈性的生態保護補償標準，盡可能地彌補生態環境保護成本，促進生態系統價值的實現。

（三）建立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發展機制，做到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動態協調平衡

在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應始終堅持以人民的利益為導向，秉承以人為本、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原則，做到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動態協調平衡，減少和克服二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為此，應建立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的發展機制，以環境治理現代化助力綠色發展，在改善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提高經濟效益，發展生態經濟。第一，建立綜合決策機制。在合作互助支援、相互信息溝通的基礎上，采取涵蓋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內容的多項綜合政策，實現多方面協同聯動。第二，建立損益補償和協商機制。政府在協商基礎上進行生態損益和經濟損益評估，一方面對產業的相關利益進行補償，解決利益中心的問題；另一方面建立產業補償制度與創新補償的實現形式，發揮補償紐帶的連接作用。第三，建立生態產業置換機制，將傳統耕作農業和污染工業替換為生態型產業。第四，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環保投融資機制。政府牽頭的同時也要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支持生態環境保護項目，加大對生態環境污染處理工程建設的資金投入，引導企業內部主動開展環保產業建設。

（四）加快城鄉生態環境和經濟的融合發展，推動形成經濟與生態共建共享共榮的城鄉生命共同體

以綠色發展為導向、城鄉融合新局面的形成需要打破城鄉生態分離分治的狀態，搭建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通道[32］，推動形成經濟與生態共建共享共榮的城鄉生命共同體，這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本質所在?？梢赃m度對城市進行擴容升級，以便帶動城郊地區的發展，具體可采取如下舉措：城市近郊地區可在傳統旅游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農業科普、種植體驗、綠色養生等多種類多方面的休閑農業活動；在城市遠郊地區合理利用農村地區完整的自然景觀，打造符合遠郊地區的特色生態旅游品牌，發展多元化的城郊生態產品，大力發展城郊交通圈，實現農村居民物質增收和農村、城市居民精神富裕的雙贏。

城鄉融合發展中應通過市場機制優化農村產業結構，盤活農民經濟資本，并且為城鄉自然資源和服務要素的流動銜接提供便捷。為此，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應打造舒適宜居的鄉村生態環境，提高村民的幸福感與獲得感；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提高農民各類財產性收入，進而推動共同富裕。

（五）推動科技研發升級，助推生態環境保護促進共同富裕

科技的研發升級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縮小收入差距等，在此基礎上提升低碳技術、提高清潔生產率還能更好地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萍嫉难邪l升級還能夠減少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實現更全面的共同富裕。目前依賴外部技術來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面臨越來越大的難度[33］，要鼓勵技術創新，支持和加大綠色低碳前沿技術研發投入，推動清潔能源發電、儲能等關鍵技術實現重大突破，推動高消耗的傳統行業向綠色低碳的方向轉型升級，通過提升節能技術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建立并完善綠色低碳技術服務平臺，為相關領域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科技創新創造安全穩定的科研服務環境。

提升綠色產業的發展潛力和核心競爭力，促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實現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產業以及電子、生物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升級，充分利用資源能源優勢并有效變現其經濟價值。解決綠色低碳發展的科技支撐不足問題，需要攻克各類技術難題，創造發展碳流程中的各類新技術，并且加快綠色低碳技術成果的轉化升級。淘汰落后產能和已經不合時宜的企業生產技術，將更多的資源和技術匯集到新興綠色企業中去，優化各類產業比重，減少一二三產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因地制宜地推廣新型農業種植和管理技術，提高土地耕作能力，打通農產品各類供銷渠道，發展綠色產品、生態旅游等，讓生態環境保護通過科技創新助推共同富裕的實現，充分發揮生態農業技術人才的作用，讓專業人才帶領更多的農民發展新農業。

（六）拓寬融資渠道，發展綠色金融市場

通過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共同富裕，需要完善與之適應的金融、財稅、價格等各類相關政策，在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背景下，亟須拓寬資金來源渠道，鼓勵資本進入綠色發展領域，對有益于生態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的項目給予政策及資金上的支持，運用綠色保險、綠色債券、綠色發展基金及相關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服務綠色發展[34］。具體包括：第一，信貸政策支持。優化綠色產業的信貸監管制度，通過信貸政策方面的支持與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提高傳統產業的清潔使用率與綠色產業的發展動能。第二，金融政策支持。加大綠色金融產品與綠色金融服務的創新力度，發展新能源融資租賃、碳排放權抵押等服務，盡量滿足符合條件的新能源企業的上市融資需求，促進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第三，專項基金支持。針對新能源產業發展設立專項支持基金，對示范性綠色項目和重點低碳企業給予財政補助，降低新能源項目的資金成本和建設風險。與此同時，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為目標，探索在資金賬戶、信用賬戶之外建立碳賬戶，由主管部門對碳賬戶的環保工作進行日常監管，并建立碳密集項目綠色低碳轉型金融支持項目標準與分類，推動碳金融市場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