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思維視域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在優勢探究

史小寧，魏榮

（西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注重運用系統思維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是馬克思主義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來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也是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方法原則。它內在地要求人們必須從整體上綜合考察事物、認識事物，揭示整體與部分、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我國政治領域內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它也內在地蘊含著系統的過程性、結構性、開放性、整體性。在系統思維的總體視域下深刻闡發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邏輯，分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要素結構，展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鮮明特征，探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路徑，對于充分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在優勢，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創造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系統的過程性：闡發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邏輯

注重系統的過程性，能夠使人們認識到事物發展的歷史進程、掌握歷史規律、把握事物發展的未來走向，同時在系統思維的指導下把握事物發展的全過程。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新形態，它體現著深厚的理論基礎、文化積淀、歷史傳統和價值旨歸，具有鮮明的過程性與邏輯性。

（一）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賡續與發展

在馬克思主義的文本語境中，并沒有明確的專門論述民主的著作，但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揭露與批判，對無產階級民主問題的思考與闡釋，其本身包含著對民主本質及其規律的科學認識，這為新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源泉。馬克思自幼深受理性主義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熏陶，中學時期就表達出對自由理性的深邃思考和為人類服務的遠大抱負?！度R茵報》時期，由于對現實物質利益的發現和對人民生活狀況的關注，他逐漸認識到物質利益在社會生活中對階級意識的決定性作用，這促使他開始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并發現資產階級宣揚的人民主權、理性國家只是用來統治國家的手段，實際上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與實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首次切入民主論域，將“民主”界定為“人的自由產物”和“人民的自我規定”，開始從為普魯士王國傳統民主辯護的書齋中深入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答案。這一點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得到了體現，即找到了民主和人本質喪失的表現及根源——異化勞動和私有制。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從實踐觀點出發，與恩格斯共同創立了唯物史觀，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使其有關民主的論述成為科學。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等經典著作中，馬克思更是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內在矛盾，指出資產階級政府在憲法中規定人民主權，卻在實踐中以具體法律和制度限制人民的民主權利；鼓吹“三權分立”，卻使行政權凌駕于立法權之上；自稱為“民主共和國”，卻以專政的手段鎮壓人民爭取民主權利的活動。正如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中，不得不廢除一切等級的即個人的特權，并在私法和公法方面保障個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但這些平等權利只是被口頭承認，因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勞動人民根本不具備滿足追求平等權利的物質手段、精神手段以及教育手段。因此，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工人階級想要實現民主就必須推翻現存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這樣一來，一條實現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道路就被開辟出來。后來，列寧也認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1］，主張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爭取一個最能保證經濟發展和人民權利”[2］的國家制度。這些思想都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的生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文化邏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汲取與揚棄

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不可能脫離本國歷史文化傳統而存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3］，只有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最可靠也最管用的。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政治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等民本思想，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了豐厚的傳統文化滋養。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最初出現在先秦時期的《尚書》中，即“黃祖有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等各派思想家繼承發展了先秦“重民、愛民、養民”的思想傳統，進一步鞏固了古代民本思想的政治傳統。比如，孔子主張在統治中實行仁政，反對暴民統治，認為為政之要重在得取民心；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荀子則用“水舟之辯”生動比喻了君王與百姓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繼承并發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等等。秦漢之后，古代中國進入君主專制的大一統時期，西漢的賈誼在繼承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的政治統治理念。唐朝時期，統治者常以“民貴君輕”等思想來訓誡自己，在《貞觀政要》中明確強調“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這極大地促進了這一時期社會的興盛繁榮與人民的安居樂業，將民本思想的實踐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到了宋代，程頤在《上仁宗皇帝書》中談到，“竊惟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朱熹也指出，以民為本是“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明末清初之際，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在批判君主專制的基礎上，闡發了新的民本主義理念，為近代民主思想生長奠定了基礎。近代以來，隨著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擴大，孫中山等人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民主思想，試圖通過三民主義的實施實現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進而實現國富民強、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根脈”。堅持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注重吸收其中蘊含的關于民本思想的精華，是一百多年來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強大文化基因。

（三）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民主建設的探索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的旗幟。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行了不懈探索，始終致力于構建完善的人民民主制度體系，使民主從價值理念轉變為扎根中國大地的制度形態和治理機制，這既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成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又為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中國樣本。

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的仁人志士積極探索民族救亡圖存的道路，但經過多種方案的嘗試都無一例外地以失敗而告終，都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終把實現人民民主作為自己的歷史責任，不斷豐富民主制度形式和參與機制。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明確指出，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設計實施民主制度的開始?？谷諔馉帟r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以“三三制”為原則的抗日民主政權。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并明確把民主作為中國共產黨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一條新路提了出來。這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動員了群眾、凝聚了力量。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架構、經濟基礎、法律原則、制度框架得以確立并不斷發展。1954年，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為我國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并由此逐漸形成了我國民主制度體系的基本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民主制度建設持續穩步推進。一方面，從理論上廓清了對中國民主制度建設的認識，明確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另一方面，從實踐上更加強化了制度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決定性意義，明確指出必須“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4］。這使得地方民主制度不斷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渠道不斷豐富，人民主體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新問題，世界范圍內不同政治發展道路博弈帶來的新挑戰，以及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新要求，我們不斷加強民主政治建設的制度設計和系統謀劃，實現了民主制度優勢向強大治理效能的轉變，創造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全過程人民民主正是在這一歷史演進和實踐探索的過程中不斷生成和發展完善的。

（四）價值邏輯：以堅持人民至上的發展理念為根本遵循

任何民主制度的生成與發展都要體現一定的價值原則和政治立場，這是凝聚制度共識、強化制度認同的內在要求，也是使一個國家民主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動力源泉。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盵5］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盵6］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必須“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7］。在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明確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作為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的最廣泛、最管用、最真實的民主，不斷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不斷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這充分體現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堅持人民至上理念內在的一致性。這一方面說明，人民既是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價值主體，又是實現其價值的實踐主體。因為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對中華蘇維埃政權性質的明確規定，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我國民主制度體系基本格局的初步奠基；無論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適應性調整與創新性發展，還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顯著優勢的制度定型，都是充分發揮人民群眾主體性、創造性的結果。另一方面說明，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只有基于人民本位的邏輯起點，及時實現對人民群眾利益訴求的關注與回應，將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其自身不斷鞏固、完善與發展的價值原則，其才會真正實現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性超越。這是在價值層面的社會主義民主區別于資本主義民主的顯著標志，也是我國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所在。

二、系統的結構性：分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要素結構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任何系統又都有一定的結構。從系統論的視角分析事物的內部結構與運行機制，不僅可以深入理解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存在形態，而且可以揭示一切事物存在與發展的復雜性、整體性和結構性。系統的結構性思維是把握全過程人民民主層級結構、要素特點的重要思維方法，從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利于從要素結構角度實現對全過程人民民主內在優勢的全面把握。

（一）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鏈條的貫通式民主

眾所周知，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體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享有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權利。這一過程的運行與實現涵蓋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民主過程的一切領域，包括選舉民主、協商民主、社會民主、基層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貫通式的制度鏈條。從民主選舉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鏈條的這種特性，能夠有效保證人民具有廣泛的參與權，包括人大選舉、黨內民主、基層群眾自治選舉等各方面。這樣的民主，既重視選舉，強調選舉民主的真實性，強調保護選舉人的意志、遵從人民的意愿，同時也強調選舉之后的日常治理，能夠保證廣大人民盡可能最廣泛地參與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從民主協商來看，我國協商民主體系不斷完善，協商機制和協商平臺形式多樣、科學有效，包括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等方面，極大地提高了意見暢通表達、廣泛凝聚共識的水平。從民主決策來看，民主決策是人民參與國家與社會治理的重要環節，國家公布的很多政策、法律和決策都廣泛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人民群眾在參與民主決策過程中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相關的針對性建議，有效的意見可以直接被采納并落實，這深刻反映了我國協商民主的優越性、進步性。從民主管理來看，人民群眾不僅可以直接參與到國家與社會治理的民主決策過程，而且可以直接參與到城鄉基層自治的民主管理中、參與到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中，這有助于提升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民主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民主監督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制度設計上打通了不同層級、主體和部門之間的關系，形成了橫縱結合、相互貫通的民主閉環系統。這五個方面相互耦合、相互確認，形成了良性互動的全鏈條貫通式的人民民主，避免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空心化。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的層級式民主

如何理解“全方位”？從層級結構的角度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地方、基層三個層級的民主實踐中。不同層級的民主實踐相互銜接、有效協同，共同發揮著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優勢?；鶎用裰魇侨^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是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直接關乎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關乎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利益的實現，關乎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因為我國14億多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重心都在基層，基層社會既是我國人民群眾生活休憩的家園，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領域突出矛盾和問題的匯集地，更是落實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由此，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拓寬基層各類群體有序參與基層治理渠道，讓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也就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為廣泛的實踐。另外，從地方層面來看，全方位層級式民主實踐主要體現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的具體實踐中。它一方面可以對基層民主的發展提供建議指導，并監督基層民主的具體實施；另一方面又可以為國家層面民主制度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提供大量豐富生動的民主實踐經驗。與基層、地方的民主實踐相比，國家層面的民主建設更具有宏觀性、指導性與系統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就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為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多層級的實踐空間和全方位的制度支持。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陷入空前的撕裂，政黨惡斗和黨內紛爭不斷，政府治理效率低下，民主的碎片化程度持續加深，使“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從反面也進一步印證著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優勢。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意味著構建全面、系統的民主制度體系，意味著“國家—地方—基層”層級式民主實踐的有效協同，實現了“人民”“民主”與“全方位”的內嵌式發展。

（三）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覆蓋的融合式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是單向度的，而是全覆蓋的融合式民主，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盵8］并且進一步強調：“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系上與各黨的相互關系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系。在國際關系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并發生民主的相互關系?！盵9］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發展民主對于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重要意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民主制度基礎。1977年，鄧小平在《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關于紀律問題”時，進一步強化了對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重要性的認識。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中，他更是明確把“全方位”的民主作為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提了出來，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充滿活力的體制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總體部署，以中國式現代化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全局，構建各方面系統涵蓋、各領域相互融合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使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環節、各方面都體現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這對于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不斷夯實黨治國理政的群眾基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往往只為特殊的利益集團、階層的利益服務，實質上是金錢操縱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精英統治下的民主，“它以形式上的平等、自由、人權、主權在民掩蓋了其事實上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專政，它的實際運行及其效果與其標榜的價值理念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10］。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性質決定了這種虛幻式的民主往往使得普通民眾的訴求難以被看到，更不用說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真實地反映人民意愿了。對此，列寧曾深刻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11］，而且“只要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國都必然是資產階級專政，是一小撮資本家鎮壓占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機器”[12］。

三、系統的開放性：展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鮮明特征

系統思維視域下審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在優勢，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開放性，它揭示的是系統憑借與外界環境的這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不斷發展演化的特征。離開了開放性特征，系統就不能正常地同外界環境發生相互關系，并獲取維持和更新其自身結構的動力。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在繼承與創新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最新理論成果，本身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全過程人民民主展現出生動的理論形象與鮮明特征。

（一）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盵13］廣泛性、真實性、管用性的特征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本質與使命。首先，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在這里，“最廣泛”主要是指民主主體的廣泛和民主治理范圍的廣泛，體現了主體優勢和實現方式的有機統一。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就決定了國家的主人是全體人民，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要由全體人民最廣泛地、最大限度地參與。而反觀西方一些國家，或以“普世價值”為名動輒對其他國家進行價值滲透、民主化改造，而無視本國國內長期存在且愈演愈烈的種族歧視、勞資對立、社會撕裂、貧富分化、人權無保障等問題；或以少數人、部分人的利益優先為原則，大搞身份政治、金錢政治、政黨對立，采取虛幻式的民主來操控國家制度。為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我國的憲法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制度設計，在規定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時，還對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等作出明確規定，這既極大地拓展了民主治理的范圍，又有效地保證了民主的廣泛性。其次，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最真實的民主。判斷一個國家的民主質量如何，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關鍵“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么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后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么樣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叭绻嗣裰挥性谕镀睍r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后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后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盵14］這充其量只是一場花里胡哨的民主鬧劇或民主秀，所產生的結果只能是對人民的專制統治，而不是對人民的民主。再次，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最管用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是一套實現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安排，更是一種具體生動地通過各種各樣民主形式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現實實踐。符合中國國情、具有適應性的制度體系的完善雖然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性前提，但是其完善與否還無法真正考量民主的實現效能，只有當民主真正反映并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最直接的利益問題時，才是最管用的民主、最有效的民主，才能夠保證全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使人民群眾表達利益訴求暢通，社會各方面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權力運用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內源型、參與式、協商性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從契合人民的內源型民主需求，到激發人民熱情的參與式民主，再到協商性民主優勢的呈現，其多層次體現著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特征。

第一，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內源型民主，契合了人民的民主需求。綜觀世界各國民主建設的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內源型與外源型兩種模式。外源型民主絕大多數以失敗而告終，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濟社會還沒有發展起來，社會沒有形成充分民主需求的情況下，就盲目照搬其他國家民主制度模式，最終帶來的不是民主化的福祉，而是民主化的災難。這充分說明，現代國家建設中如果沒有形成內源民主需求，從外部嵌入或盲目照搬別國的民主制度通常難以成功，但一個國家如果出現了內源民主需求，那就應當充分推動民主建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經濟領域的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這必然形成對政治領域改革的巨大推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成為人們越來越關注的重大議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人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這就為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奠定了現實基礎和動力源泉。當然，在這里，既然社會主義的民主需求是內源型的，那么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安排、建設完善以及效果評價也應當是內生性的，而不能簡單照搬西方國家的政治范式、民主標準與制度類型。因此，從根本上說，全過程人民民主正是積極回應和緊密契合人民民主需求的產物。

第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參與式民主，激發了人民的民主熱情。從現代民主政治發展實踐來看，除“民主選舉”這個主要形式外，從公民個人到各種社會群體廣泛的社會政治參與，已成為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一種重要形式。這種行使民主權利的方式可稱為“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政治參與，是指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方式主要不是民主選舉或者表決，而是用其他參與方式，對政府或者執政黨工作提出批評建議，對權力機構及其領導者行為進行問責監督等。它能夠有效地彌補西方式代議制民主的缺陷，使社會公眾通過各種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見，暢通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一種新型的參與式民主。從參與主體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更加強調“核心主導、多元參與”。以往我們主要強調由黨和政府垂直自上而下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是一種有序的“縱向民主”，現在更加注重黨、政府、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良性互動的多元參與主體體系建構，形成了一種多元的“橫向民主”結構。從參與領域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面對的不是一個單一的領域，而是多元構成的社會總體，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每一領域又會細化為許多方面，它們之間相互耦合、相互影響，共同構成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全貌。這與西方式代議制民主是根本不同的。

第三，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協商性民主，體現了民主的獨特優勢。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選舉民主的基本要求，也有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協商民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協商主體即社會各個政黨、階層、團體、群眾等圍繞共同關心或利益相關的問題，通過自由平等的公共協商，努力形成共識的一種重要民主形式。具體而言，這一特點主要體現在：一是協商民主具有持續性。協商民主作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與選舉民主不同，它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群眾能夠充分享有“持續參與”的民主權利。因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15］。二是協商民主具有普遍性。協商民主既體現在決策之前，也體現在決策實施之中。只有這樣，才能“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來決定和調整我們的決策和工作，從制度上保障協商成果落地，使我們的決策和工作更好順乎民意、合乎實際”[16］。因為協商只有與決策相聯系，才具有民主的意義。我們推進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增強決策的科學性和實效性。三是協商民主具有多層次性。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協商民主“應該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個方面的，應該是全國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級的”，“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17］。這進一步推動了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四、系統的整體性：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路徑

堅持以系統思維的整體性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是唯物辯證法的內在要求和理論品格。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過程集中反映了系統思維的整體性特點，它涵蓋了科學完備的制度程序，擁有了完整有序的實踐機制，實現了民主制度、民主程序與民主效能之間的深度融合。因此，從系統的整體性視角探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路徑，既是一個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現實性的實踐問題。

（一）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敘事，形成話語的傳播優勢

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敘事，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家話語權，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徑之一。從國內來看，隨著人們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闡釋與實踐探索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國家治理更加高效，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得到更好發揮，這與當今西方民主制度出現的危機和西方國家治理面臨的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國際來看，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中國，為中國式現代化點贊的人也越來越多。但同時，國外很多人仍然認為發展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有西方民主一種模式。不可否認，西方民主制度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當前當代資本主義已經陷入系統性危機，其蘊含著資本主義私有制與自由市場經濟無法自我克服的內在矛盾；其政黨政治演變為政黨惡斗，權力制衡演化為否決政治，國家發展重大議題處于長期拉扯之中而無法實施；等等。對此，我們要加快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敘事，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民主中國及其背后的精神力量。因為，當前我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被動他塑”而非“積極自塑”，我們在國際上還處于時刻被抹黑的境地，還存在中國真實民主形象和西方主觀抹黑形象的“反差”。圍繞這一問題，一是要發揚斗爭精神，跳出西方民主話語體系和邏輯陷阱，旗幟鮮明地與各種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作斗爭，面向世界主動講好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懈探索的故事，讓世界知道“堅持人民至上的中國”“創造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中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二是要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剖析其蘊含的獨特民主觀，闡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顯著優勢，進一步凸顯它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三是要創新民主敘事的話語表達，正確處理好國際視野與民族特色、對外傳播與對內宣傳、大眾敘事與學理闡釋之間的辯證關系，形成核心領導、以人為本、多元共治、敘事開放的話語理念，不斷增強中國式民主話語體系表達的傳播力、創造力、公信力。

（二）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體系，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人民通過何種方式、何種途徑才能有效實現當家作主，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現實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全過程人民民主實際上是一套實現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在國家層面起著根本性、全局性的作用，既是對中國共產黨百余年來人民民主建設成功經驗總結的產物，也是不斷堅持和完善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相關制度體系的產物。充分體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在優勢，必須不斷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體系，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運行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一是要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18］，是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最可靠、最管用的制度安排。在廣大人民群眾對民主等政治價值要求更加迫切的背景下，必須進一步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充分發揮人大的立法權、決定權、任免權、監督權等各項權力；必須完善人大代表聯系群眾制度，更好發揮人大代表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等方面的獨特作用。二是要完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它能夠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有效避免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有效避免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有效避免西方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三是要健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我們豐厚的歷史遺產，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優勢。實踐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具有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顯著優勢。新時代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做到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積極幫助民族地區改善民生、推進鄉村振興，不斷鞏固形成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四是要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人民群眾通過村委會、居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參與本地區或企事業單位各項事務的討論決策，并在職責范圍內進行有效的決策、管理和監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直接參與。這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我國基層的充分展現，也是保障我國基層人民直接參與民主實踐的生動形式。

（三）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運行機制，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體現在完整的制度體系上，還體現在完整的運行機制上，體現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上。其中，堅持黨的領導是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價值目標，依法治國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方式。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了一個內在統一、不可分割的整體，構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結構和運行機制[19］。首先，堅持黨的領導是大力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證。從歷史維度來看，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探索和實踐中取得的重大成果。離開了黨的正確領導，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從現實實踐來看，堅持黨的領導是保證全過程人民民主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賡續推進的可靠支撐。因為黨的性質宗旨、初心使命、價值主張，決定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民主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在“西方化等同于現代化”思維定式的窠臼中對西方式民主的翻版。從世界意義來看，堅持黨的領導是深刻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創造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制度密碼”。因為如果沒有健全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就不可能順利推進，更不可能展示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圖景并創造人類政治文明的新形態。其次，人民當家作主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價值目標。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確保人民代表大會在整個國家政權體系中居于最高地位。這充分體現了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為本位的民主形態，是確保人民主體地位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態。再次，依法治國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方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推進與發展，離不開我國法治體系的健全、規范和落實。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僅可以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法律上的確證與落實，而且可以在法律上規定人民參與和管理國家社會經濟事務的全過程，從而在根本上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

（四）豐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體現多維的有機結合

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等的有機結合，能夠為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揮中國式民主獨特優勢指明實踐的方向。這要求我們：一是要堅持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統一。由于西方民主政治局限于選舉和公投過程的票決環節，在民主的過程和成果之間往往存在斷裂現象，過度關注“民主”的過程或“民主”過程的某些環節，至于人民享有民主成果的多少則無人問津。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存在于國家權力運行的過程中，還存在于公民權利實現的成果中；不僅存在于民主的過程中，而且體現在民主治理的質量和效能上；不僅存在于間接或直接的票決環節，還存在于民主過程的整個鏈條。二是要堅持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的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20］。這從國體意義上明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質。另外，體現在國家政權組織形式上，就是要加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障力度，這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也就是說，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要建構完善的制度體系和法治原則，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提供規范的運行程序，同時還要在民主實踐中重視實質民主，將人民群眾的利益踐行到民主權利主體行使的各個環節中。三是要堅持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統一。這要求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要有完整的參與實踐，使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能夠更好地結合起來。從完整的參與實踐來看，人民群眾可以通過多種直接或間接的渠道和途徑行使民主權利，這既體現在投票選舉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公共事務決策上，體現在參與國家治理其他環節上，也體現在國家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這三個方面的有機結合，涵蓋了我國政治生活當中基本的權力關系、利益關系和權利關系，可以充分調動人民參與民主實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加切實、富有成效地實施人民民主。

總之，基于系統思維的視域，從生成邏輯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包含著科學的理論邏輯、內生的文化邏輯、深厚的歷史邏輯和鮮明的價值邏輯，它們相互確認、共同作用，使全過程人民民主具備了科學指導性、文化支撐性、歷史繼承性和價值導向性的優勢；從要素結構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體現了全鏈條貫通式、全方位層級式與全覆蓋融合式的內在統一，這既避免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空心化和狹隘化，又實現了“國家—地方—基層”民主實踐的有效協同和“人民”“民主”“全方位”理念的內嵌發展；從鮮明特征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區別于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顯著優勢，它既契合了人民的民主需求，激發了人民的民主熱情，又體現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相互融合，是一種內源型的具有強大內生動力的民主形態；從實踐路徑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健全的制度體系、完善的運行機制和豐富的實現形式。這無疑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內在優勢的充分體現和永葆生機的奧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