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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內戰與重建時期的發展狀況

2023-04-17 15:07許翔云
外國問題研究 2023年4期
關鍵詞:利比里亞內戰殖民

許翔云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1816年成立的美國海外殖民協會(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旨在將獲得自由的美國黑人送往西非海岸的利比里亞進行殖民活動,以期減少美國國內黑人與白人間的沖突。(1)當今美國社會都將黑人稱為“非裔美國人”,以突出他們的“美國人”身份,同時避免直接談及他們的膚色。本文之所以將他們稱為黑人,是為了突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關于他們是否作為“美國人”,尚存在爭論。時人注意到的關于他們的顯著特征,便是他們的膚色。該項目與黑人早已成為美國歷史和社會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的情況相悖,因此長期以來受到廢奴主義者和黑人的批判。(2)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p.189.晚近的學術作品則將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置于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加以考察,揭示出其殖民事業發軔于對自由黑人的恐懼,對黑白種族關系前景的憂慮和對“文明化”非洲的熱情。有鑒于后兩點,學者對殖民計劃的倡導者給予了更多同情和理解。(3)Floyd J. Miller, The Search for a Black Nationality: Black E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1781—1863,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Eric Burin, Slavery and the Peculiar S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05.此外,也有學術作品將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活動置于大西洋史的視野下進行考察,強調他們所組織的移民活動促成了大西洋兩岸間的人員、物資與思想交流。(4)William E. Allen, “Liberia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nvergence and Effects,” History in Africa, Vol.37, 2010, pp.7-49.

然而,對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美國內戰前的時段,極少考察該協會在內戰期間和內戰后的發展狀況。在學者心目中,內戰與重建解決了黑人的自由與政治權利問題,他們真正成了美國社會的一分子,自然對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所提倡的事業興味索然。這種對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發展狀況的設想固然揭示出黑人地位的提升,但展現的是一種關于歷史線性進步的宏大敘事,忽略了內戰與重建時期黑人狀況的復雜性與艱難性,也與學術界近來所關注和強調的內戰與重建期間針對黑人的敵視與暴力不符。(5)Hannah Rosen, Terror in the Heart of Freedom: Citizenship,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Meaning of Race in the Postemancipation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道格拉斯·R.埃格頓:《重建之戰:美國最進步時代的暴力史》,周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埃里克·方納注意到了海外殖民事業在1850年代末的復興,但他將注意力集中在弗朗西斯·布萊爾等共和黨員身上,反倒忽視了對美國海外殖民協會這一組織機構進行考察,并且其探究時段至林肯遇刺便戛然而止,并未延伸至重建時期。(6)埃里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于留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在此情況下,有必要審視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內戰與重建期間的宣傳活動與發展狀況,探究為什么一個以將黑人移出美國、送往非洲為使命的組織在黑人權利得到拓展的內戰與重建時期仍舊得到長足的發展。為解答此問題,需考察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如何看待自身在新時代條件下的位置與使命,他們的事業與黑人權利間有何聯系,哪些因素導致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這一時期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與號召力。研究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觀照白人對內戰后種族關系與黑人地位的設想,揭示黑人在內戰與重建時期所面臨的困境和當時歷史條件下黑人自由所具有的復雜含義,還能夠與20世紀初馬庫斯·加維所倡導的重返非洲活動產生聯系,展現該活動背后思想的歷史起源。

一、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緣起與發展

美國海外殖民協會起源于19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精英解決黑白種族問題、防范黑人起義的嘗試。1800年,加布里埃爾起義震撼了弗吉尼亞乃至全美,一位奴隸鐵匠試圖組織奴隸起義,奪占軍火庫,武裝奴隸,進而向首府里士滿進軍,終結弗吉尼亞州的奴隸制。由于天氣不佳和奴隸告密,這次起義在發動前便以失敗告終,但它促使美國政界和社會人士思考奴隸制與自由黑人的未來。次年6月,調動州民兵鎮壓該起義的弗吉尼亞州州長詹姆斯·門羅致信杰斐遜總統,詢問在北美大陸西部地區購買土地安置自由黑人是否可行,同時提議將他們送往愿意招納黑人移民的友好國家。(7)“African Colonization-Slave Trade-Commerce, Report of Mr. Kennedy, of Maryland,” 27th Congress, 3d Session, Rep.No.283, pp.161-162.這成為將美國黑人移往他處想法的肇始。

在將美國黑人送往北美大陸西部和加勒比海島的探索均以失敗告終后,美國政治精英和社會人士把目光投向非洲這一杰斐遜筆下“毫無疑問的最終解決方案”。早在杰斐遜執政時期,弗吉尼亞州便向聯邦政府申請援助,以促成自由黑人移居非洲。在1811年的信件中,杰斐遜稱將自由黑人移往非洲是“可供采取的逐漸移除我們人口中這部分人的最佳辦法,無論是對他們還是對我們都是最有利的”。(8)“African Colonization-Slave Trade-Commerce, Report of Mr. Kennedy, of Maryland,” 27th Congress, 3d Session, Rep.No.283, p.186.由此可見,杰斐遜認定,白人與自由黑人永遠無法在美國社會中和諧共處,必須分開居住。他的這一想法代表了當時大部分白人的心聲。

1816年12月,在牧師羅伯特·芬利的不懈奔走與推動下,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宣告成立,對黑人種族特性與狀況的復雜看法成為協會論證自身事業的基石。協會支持者中,不乏像時任眾議院議長的亨利·克萊這樣的社會名流。在他們眼中,自由黑人雖然在名義上擺脫了奴隸身份,卻仍飽受伴隨著奴隸制產生的種族偏見困擾。將自由黑人移往非洲,既有助于分步驟解放黑人,逐步消除奴隸制的罪惡,又不至于采取像廢奴主義者所主張的激進手段,因此是一種適宜的中間道路。此外,還有殖民事業的支持者提出,黑人既然已經在美國接受了包括基督教在內的“文明”元素,勢必將成為“文明化”尚處于“蠻荒”狀態中的非洲大陸的重要力量,正如當年“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在登岸后成為新大陸文明的“奠基者”那樣。(9)Nicholas Guyatt, “‘The Outskirts of Our Happiness’: Race and the Lure of Colon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5, No.4 (March. 2009), pp.986-1011.類似這種對黑人能力的宣揚,在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支持者中并不鮮見。

從上述思想主張出發,美國海外殖民協會著手進行移民活動的籌備與啟動。它向各州發出協作號召,弗吉尼亞、馬里蘭、田納西和佐治亞最先響應。美國海外殖民協會還利用美國國慶日等重大場合,邀請社會名流前來致辭,舉行籌款活動。與此同時,該協會還派人前往非洲海岸,了解那里的“自然環境與物產,原住民的性格與生活狀況,以及購買一處合適的地區,在那里建立定居點的可行性”。(10)“African Colonization-Slave Trade-Commerce, Report of Mr. Kennedy, of Maryland,” 27th Congress, 3d Session, Rep.No.283, pp.1, 8, 163.

1820年2月,一艘搭載88名自由黑人前往非洲的航船正式拉開了利比里亞殖民活動的序幕,他們在1822年定居于利比里亞最北端的梅蘇拉多角,并順著圣保羅河深入內陸。其他后繼的殖民地也都基本上沿河建立。經過多年的努力,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蒙特角與帕爾瑪斯角之間購買了近二十塊地,供前奴隸定居之用。此外,來自馬里蘭、賓夕法尼亞、紐約、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的殖民團體同樣購買了數塊土地,這些土地在非洲海岸綿延達300英里,且深入內陸10—40英里不等,只是并未連成一片。殖民地既接收來自美國的自由黑人,又吸納被美國海軍截獲的奴隸,其人口在19世紀40年代時略低于4000人。(11)“African Colonization-Slave Trade-Commerce, Report of Mr. Kennedy, of Maryland,” 27th Congress, 3d Session, Rep.No.283, pp.2, 27, 30-31, 67-68, 84, 459-460.

然而,就在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成立伊始,不少黑人團體便已表達了對它的反對。1816年底,在知曉了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成立的消息后,華盛頓的自由黑人社區便發布了一份請愿書,表示“自然、簡單和有效的種族融合”才是消除種族偏見的根本辦法,他們的倡議甚至包括當時白人社會大為恐懼的黑白種族間的通婚,表明自由黑人毫不畏懼地伸張自己的思想。(12)Jean Matthews, “Race, Sex, and the Dimensions of Liberty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6, No.3 (Autumn 1986), pp.275-291.此外,還有學者指出,19世紀頭三十年,美國黑人的身份認同經歷了從“自由黑人”向“非裔美國人”的轉變,即越發強調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一員。黑人們越來越多地在公共場合發表演講,伸張自身權利,并將演講轉化成小冊子出版,以求使自身的思想主張觸及更多聽眾。(13)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pp.172-174, 179.

自由黑人社區的創建與發展成為他們反對非洲殖民計劃的組織基礎。1817年初,多達3000名黑人在費城牧師理查德·艾倫的教會中聚集,發聲反對非洲殖民計劃。得益于貴格派的廢奴主義傳統,美國革命后,賓夕法尼亞州較早通過漸進手段廢除了奴隸制,自由黑人群體隨之在費城興起。1794年,牧師艾倫在費城成立了非洲循道宗圣公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這很快成為當地自由黑人活動的中心。(14)關于賓夕法尼亞州的廢奴狀況,及當地自由黑人群體的活動,參見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鄧巴:《逃離總統府:華盛頓夫婦對女奴奧娜的追捕》,李丹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在此次會上,黑人通過的決議表示:“我們的祖先盡管情非得已來到此地,但仍是美國荒野最早的成功耕種者之一。我們作為他們的后代,認為自己有權參與分享她那豐產土地的收獲,因為他們的鮮血和汗水澆灌了土地。任何企圖將我們從她那里趕走的舉措不僅殘酷,而且直接違背了本共和國一向鼓吹的原則?!?/p>

19世紀20年代末,隨著《自由報》和《平權》等黑人報紙的創刊,反對非洲殖民計劃的聲音得到進一步放大和傳播。(15)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pp.172-174, 179; Paul J. Polgar, Standard-Bearers of Equality: America’s First Abolition Moveme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9, pp.65-66, 286-290.自由黑人團體強調,他們“已經接受了基督教福音”,并且“小心行事,理應得到他們白人弟兄們的善意與友誼”,決不容許“任何人自認為具有對他們的狀況指手畫腳的權力”。而針對白人所謂的殖民活動有助于“文明”擴散的觀點,黑人指出,白人在北美洲的登岸并未給原住民帶來任何益處。相反,他們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與滅絕。(16)Bjorn F. Stillion Southard, “Polyvocality and the Personae of Blackne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lavery Discourse: The Counter Memorial Against African Colonization, 1816,” 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Vol.15, No.2 (Summer 2012), pp.235-265; Nicholas Guyatt, “‘The Outskirts of Our Happiness’: Race and the Lure of Colon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5, No.4 (March. 2009), pp.986-1011.這體現出黑人認識到自己與同樣受白人欺壓的北美原住民具有某些共通之處,分享相似的命運。

鑒于來自自由黑人群體的強烈反對,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事業似乎勢必無果而終。在1834年遭遇財政方面的危機后,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沉寂過一段時間,卻在19世紀40和50年代恢復了活力,連林肯也深受他尊崇的克萊的影響,成為協會殖民事業的支持者。(17)埃里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第79頁。然而,殖民運動始終被夾在廢奴主義運動與南方擁奴思想間。廢奴主義者指責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活動進展緩慢,不僅無助于廢除奴隸制,反倒加深了美國社會的種族偏見。奴隸制支持者則稱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給了奴隸以重獲自由的希望,影響了奴隸制的穩定。(18)埃里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第25—29頁。美國內戰既然終結了美國的奴隸制度,昭示了廢奴主義事業的勝利,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所宣傳的非洲殖民項目看似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此外,黑人領袖們繼續強調,黑人不應該在白人面前選擇逃避和退縮,而應留在美國,積極伸張自身的政治權利。然而,令這些黑人領袖們意想不到的是,恰恰是在內戰與重建時期,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又迎來了新一輪的發展。

二、美國內戰與重建時期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對前景的展望

美國內戰爆發后,本就處境艱難的美國海外殖民協會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內戰阻隔了跨大西洋的交通,使得向非洲運送移民和物資的行動都難以展開。鑒于戰爭吸引了人們幾乎全部的注意力,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更加難以籌措資金。在1861年7月召開的緬因殖民協會年會上,協會主席表示“現在,烏云為我們事業在美國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19)“For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21, 1862,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39; “Annual Meeting of the Maine Colonization Society,”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7, 1861, p.310.盡管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很快恢復了向非洲運送移民,但應者寥寥,每年的移民人數從戰前的數百人下降至幾十人。(20)“Fo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0, 1864, p.35.由于移民數量過少,移民船只運力過剩,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不得不將它投入商業活動中,以便增加協會的收入。1864年,該協會的賬目委員會在呈交關于移民船只的收支情況時,不無悲傷地表示:“本協會活動極其有限……該船只從事這些額外的活動,以期獲利,結果卻令人失望?!?21)“Extracts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1864,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0, 1864, p.69.

黑人對在美國獲得自由的憧憬削弱了非洲殖民事業的吸引力。在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看來,黑人眼中對自由的期許,包含了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含義。這些自由原本只可能在非洲獲得,但內戰的爆發與發展使得它們在美國的實現變得似乎觸手可及。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回顧1861年工作的報告指出,“許多人受到鼓舞,希望美國將有重大改變,廢除所有針對膚色的歧視,從而消除他們移民的動力……他們似乎選擇了在美國政府的保護下就地獲得自由,并接受北方慈善組織的支持”。(22)“Twen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Massachusetts Colonization Society,” May 28, 1862,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241.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主席、發明家約翰·B.拉籌伯在1864年演講中也提到,黑人們期待著有一天,“白人和黑人在社會方面能夠被視為是平等的,并且能夠公正地共享辛勤勞動所帶來的收益,哪怕在權力與地位方面還無法實現平等”。(23)“Address of John H. B. Latrobe,” i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0, pp.47, 54.

黑人在內戰中為維護聯邦統一和廢除奴隸制所做出的流血犧牲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這片土地的認同,并且促進了他們在美國境遇的改善。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于1863年元旦生效后,馬薩諸塞州率先組織起由黑人組成的團隊,其他州也隨即效仿。受此影響,伊利諾伊等地廢除了針對黑人的歧視性法令。(24)W. Thornton Park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olored Soldier,”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168, No.507 (February 1899), pp.223-228; Andrew K. Black,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Mortality among African-American and White Troops in the Union Army,”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79, No.4 (Autumn 1994), pp.317-333.在此情形下,利比里亞大學的語言學教授E.W.布萊登注意到,“在美國的非洲后裔中,占上風的觀念似乎是他們對祖輩的土地并無特殊義務……他們出生于此,有義務留在此地,專注于為他們及他們的后代獲得社會與政治權利,無視他們飽受道德敗壞折磨的祖輩土地向他們發出的求援請求”。(25)“The Call of Providence,”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0, 1862, p.322.該言說反映了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從居高臨下的姿態出發,對黑人“數典忘祖”行為進行譴責,卻也切實捕捉了當時黑人群體中占上風的態度。作為這種心態的表現之一,1864年10月,黑人領袖在紐約的雪城舉行集會,歷數他們族群在歷史上所遭受的不公,要求獲得包括投票權在內的公民權利。(26)Shawn C. Comminey, “National Black Conventions and the Quest for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and Progress, 1847—1867,”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1, 2015, pp.1-18.

雖然造成了重重困難,但內戰也給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事業帶來新的機遇,無論交戰雙方如何避談奴隸制,奴隸制與黑人權利問題始終是內戰的核心問題。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支持者強調自身在黑人解放的歷史進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堅信只要他們堅持傳播關于利比里亞殖民項目的信息與背后的利害關系,黑人總會回心轉意,白人也會愿意慷慨解囊。該設想構成了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內戰期間工作的重心與基石。該協會186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內戰或許會增加社會對本協會所確定的這一目標重要性的認識,即在征得自由黑人同意的前提下將他們移出美國,前往非洲進行殖民。(27)“Extracts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1862,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p.73-74.在同年回顧過去一年工作的報告中,該協會以更加篤定的語氣表示:“人們普遍堅信,我們當前的全國性斗爭以及它的結果必將導致黑人大量移往非洲,相應地便會增加我們協會的事務?!?28)“Twen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Massachusetts Colonization Society,” May 28, 1862,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p.240-241.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對形勢的判斷和邊界州的聯邦分子及來自西北部的溫和派共和黨人的思想主張一致,他們共同推動著當時對海外殖民事業的宣傳工作。(29)埃里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第257—258頁。

黑人奴隸們的行動進一步增強了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事業的重要性。收到內戰爆發的消息后,不少黑人奴隸開始離開南方種植園,向聯邦軍的戰線逃亡。黑人逃奴的到來給北方社會造成了沖擊,他們不得不仔細思索如何安置紛至沓來的黑人逃奴,將黑人逃奴移出美國的設想再次煥發活力。美國海外殖民協會表示:“應如何處理我國激增的自由黑人,以及該為他們做些什么的問題,現在擺在了每位美國愛國者的面前?!?30)“The New Nationality (From the Christian Mirror),”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299.先前,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活動基本上僅針對自由黑人群體。如今,數量可達百萬之眾的黑人逃奴成了該協會宣傳的對象。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向弗吉尼亞的門羅堡與南卡羅來納的皇家港輸送了超過6萬頁的協會材料,這兩地都是黑人逃奴的富集之所。(31)“Letter from the U.S. Agent,” November 27, 1861,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p.61-62.該協會還注意到“每日都有大量逃奴來到堪薩斯州的多個邊境鎮,引發了人們對海地殖民協會的極大興趣……倘若來自奴隸州的逃奴數量極大增加的話,很明顯我們應該采取一項縝密組織的非洲殖民體系”。作為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支持者,林肯總統在1861年也提議在氣候適合黑人生活的地區實施某種殖民計劃。國會次年也通過法案,解放首都華盛頓的奴隸,并撥款10萬美元支持他們對外移民。1862年,國會總計撥款60萬美元支持黑人移民事業。(32)埃里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第256頁;“Memorial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1, 1862,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p.28-29, “The New Nationality (From the Christian Mirror),”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303.

隨著《解放黑奴宣言》在1863年元旦開始實行,大批黑人成為自由民的情況迫在眉睫,此時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抓住該機遇,以利比里亞的發展為例,重申自身事業的重要性。在三星期后舉行的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年度會議上,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秘書R.R.格爾利所作的報告著重描繪了利比里亞殖民地在農業和工商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與進步。之后安德魯·赫爾·富特海軍少將登臺演講,稱:“目前我國的情況賦予了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不管人們對于協會的目的、范疇、管理和立場有何不同意見,現在看起來,它對于受難的奴隸與自由黑人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行善工具?!备惶卦斒隽伺c黑人身份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包括他的居所、教育、社會地位、權利等,強調殖民協會“非常適合實現我們的偉大目標”,因為它是“唯一一個成功運轉的具有殖民性質的團體”。(33)“Anniversary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January 22, 186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9, 1863, p.45.

在利比里亞殖民計劃的成熟性之外,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支持者還強調,美國社會的狀況,尤其是種族觀念與種族主義思想,導致黑人移居他處成為必要。鑒于種族主義思想在美國的盛行,黑人在美國社會處境艱難,這也使得移居非洲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早在內戰前,黑人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便注意到“美國黑人在道德、社會和宗教進步方面面臨著巨大困難。他在智力、道德或社會進步方面邁出的幾乎每一步都為白人的冷漠甚至是暴力行為所阻擋”。以格里姆凱姐妹為代表的一系列白人廢奴主義者關于奴隸制罪惡的控訴無形中增強了白人對黑人的偏見,關于黑人智力和能力水平的質疑甚囂塵上。(34)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p.194; 魯迪秋:《論美國內戰前女性公共演說——以女性廢奴社團為中心的考察》,《史學月刊》2022年第4期。1862年8月14日,林肯在會見黑人代表團時,宣稱“甚至當你們不再是奴隸時,你們也還遠遠沒有被當作與白人相平等的種族……因此,(白人和黑人)分離對我們雙方都更好”。(35)埃里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第259頁。這段話是當時美國社會主流種族觀念的真實寫照。1864年,拉籌伯在演講中質問道:“難道內戰會讓白人接納黑人進入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公司、他們的工廠,并與之共同承擔戶外工作,在屋檐下共同生活嗎?”格爾利也尖銳地指出:“當奴隸制問題通過流血犧牲得到解決后,黑人問題仍將延續?!敝劣谒^的黑人在內戰中擔任士兵有助于他們提升政治地位的說法,拉籌伯反問,從軍打仗難道能使他們“得到比飽學與考究的黑人更好的對待嗎?這些黑人在過去三十年中已經表明,黑人有能力在科學、文學與藝術方面占據一個足以為榮的位置”。(36)“Address of John H. B. Latrobe,”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0, 1864, pp.49, 55, 60.

美國內戰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暴力沖突的終止,相反,白人與黑人自由民間的斗爭和對抗在重建時期愈演愈烈。早在1865年初,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便旗幟鮮明地指出:“戰爭的結束僅僅是黑人問題的開始?!?37)“For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17, 1865,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1, 1865, p.36.事件的進展證實了該論斷的敏銳性。白人無法接受黑人獲得平等地位,與自己比鄰而居的事實,試圖還像以往那樣將他們束縛在奴隸的角色上,并且對黑白種族間的通婚尤其敏感,大肆宣揚黑人男性對白人女性的威脅。(38)Travis D. Boyce, Winsome M. Chunnu, “Toward a Post-Racial Society, or a ‘Rebirth’ of a Nation? White Anxiety and Fear of Black 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Boyce, Chunnu, ed., Historicizing Fear: Ignorance, Vilification, and Othering, Denv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9, pp.122-154.1865年8月,《紐約先驅報》便報道了一樁發生在康涅狄格的沖突。一位黑人男性娶了白人女子為妻,周圍的白人不斷騷擾該家庭,最終上手攻擊。在打斗過程中,一位黑人女性射殺了一位白人男子。該報對此事的評論是“我國白人與黑人種族間的斗爭業已在康涅狄格開始,它源于廢奴主義者們讓不同種族間通婚的企圖……這將是兩個種族間一系列類似沖突的開端,而這也正是支持不同種族間通婚的人群所一直策劃的”。(39)“The Contest of Races,” New York Herald, August 9, 1865.

在黑白種族間就社會問題展開的沖突之外,如何界定和使用黑人自由民的勞動力也成了當時美國社會的另一項重點問題。美國海外殖民協會預計,內戰后將出現自由黑人與底層白人間圍繞著工作機會展開的競爭,許多自由白人南下尋找工作,因為“戰爭業已顯示,即使是美國最北邊的白人也能夠在包括沿墨西哥灣各州的全國地區內生活和勞作”。(40)“Address of Hon. J. R. Doolittle,”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1, 1865, p.56.此外,內戰期間,國會因為擔心戰后勞力短缺問題,通過了《鼓勵移民法》。因此,可以預見,戰爭結束后,一度因內戰而暫停的歐洲移民也將紛至沓來,這股移民潮“必將占據東西海岸的勞動力市場,同時南進,席卷廢棄的棉花地與種植園。在這進擊的數百萬人面前,黑人好比是水桶中的一滴水”。(41)埃里克·方納:《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第300頁;“Address of John H. B. Latrobe,”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0, 1864, pp.50, 53; “Earnest Words for Africa,” The African Repository,Vol.40, 1864, p.89.

除來自白人勞工的競爭外,白人對自由黑人雇傭關系的界定也是當時美國社會爭論的焦點之一。美國內戰結束后,曾經繁盛的南方種植園經濟因為戰火的摧殘和黑人奴隸的離開而滿目瘡痍。前奴隸主企圖以契約甚至強制的方式繼續將前奴隸束縛在種植園經濟中,這引發了黑人自由民的不滿。他們早已厭倦了在種植園中如牛馬般的生活,渴望擁有自己的土地與生產工具。而謝爾曼將軍在佐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部分地區小規模實施的土地分配計劃進一步提升了黑人對土地的期望。(42)Paul A. Cimbala, “The Freedmen’s Bureau, the Freedmen, and Sherman’s Grant in Reconstruction Georgia, 1865—1867,”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55, No.4 (November 1989), pp.597-632;”Aid to the Freed People,” i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9, p.158.謝爾曼在1865年初劃出40萬英畝土地,并將其按每份40英畝分塊,供自由民耕種,同時允許他們使用已精疲力竭的軍用騾子,該行動成為“四十英畝土地與一頭驢子”說法的出處。(43)道格拉斯·R.埃格頓:《重建之戰:美國最進步時代的暴力史》,第101頁。

許多白人對黑人擁有自身土地的前景大為恐懼,而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支持者則對白人宣揚的所謂“自由勞工”安排質疑。白人宣稱前奴隸之所以不愿意從事種植園勞作是基于慵懶而非壓迫方面的考慮,《紐約商業報》便稱“戰爭結束后,我們需要花上許多時間來打消黑人心中的幻想,即無須勞動便可獲得核桃蛋糕和火腿”。(44)“Africa for the Africans,” New Hampshire Patriot, December 19, 1866.圍繞著工資制的自由勞工是否優于奴隸制的問題,內戰前美國便已進行過爭論,抗議資本主義剝削的人士將前者類比為“工資奴隸制”,南方奴隸主也樂于推廣此類比擬,以動搖北方的道德地位。因此時人對工資勞動制多抱有負面印象,不希望自由黑人重蹈覆轍。早在1862年內戰還在進行時,布萊登神父便尖銳地指出,廢奴主義者們“設想著,當國家擺脫奴隸制之后,自由黑人應該在自由勞工中找到位置,并且永遠停留在那里,接受白人的憐憫和惠顧”。(45)“Rev. E. W. Blyden’s Address,” June 1862,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271.基于同樣的理由,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也反對將黑人移往中美洲,他們在那里只會被用于開采資源,“成為伐木工和汲水工”。(46)“Our Free People of Color (from The Christian Mirror),”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8, 1862, p.360.

以上圍繞著黑人權利與勞動的討論反映出黑人對于自由的復雜理解與訴求。自由不僅僅意味著免受奴役的狀態,還包含著平等的政治地位、免受種族歧視的生活、耕種自家土地的機會等,這些是美國所無法給予的?!都~約觀察家報》指出,在美國,“對膚色的偏見目前削弱著他的事業,妨礙著他的雄心”。(47)“African Colonization,” New York Observer, November 22, 1866.約翰·麥克林神父在呼吁聽眾更多支持非洲殖民計劃時,也宣稱“美國法律或許賦予了那些留在美國的黑人以所有的民事權利和公民權,但有一項是法律無法給予他們的,那就是與白人平等的社會地位”。他承認“白人對與黑人實現社會平等的反感更多基于偏見和情感而非理性”,然而“它又是如此的普遍和強烈(這在那些社會地位上近于黑人的白人中尤其如此),需要數代人方能消除”。(48)“A Plea for Continued Effort,” The Methodist Advocate, August 11, 1869.威廉·艾伍士·布丁頓牧師甚至直言,內戰后,黑人“只是空有公民權其表,全無實質內容”。(49)“African Colonization,” St. Louis Globe-Democrat, January 22, 1876.

鑒于黑人對政治權利、自有土地與獨立自主營生的渴望,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極力宣傳利比里亞在這方面相比于美國的優勢,并且突出黑人在美國所面臨的困境。早在內戰期間,利比里亞總統斯蒂芬·A.本森在下達給移民推廣者的指示中,便要求他們“首先點出利比里亞作為自由和平等權利之家的益處,接著應告知他們,我們擁有廣闊的地域,并且我們的憲法規定,每位定居者在登岸時便能免費領到一份土地”。(50)“To the Commissioners from Liberia to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8, 1862,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9, 1863, p.24.《紐約先驅報》也表示:“鑒于目前正在擾動我國、并困擾政府政策的勞力問題,以及康涅狄格的這起謀殺案和它所昭示的種族戰爭問題,我們自然應重拾非洲殖民計劃問題,加以檢視。如何處理被解放的奴隸是個難以輕易回答的問題?!?51)“The Contest of Races,” New York Herald, August 9, 1865.

三、重建時期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移民活動

在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持續宣傳自身移民項目的同時,黑人又是如何看待與回應非洲移民項目的呢?得益于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不懈宣傳,以及移民信件所構筑的跨大西洋的網絡,獲得自由的美國黑人對利比里亞有了更多的了解與認同。1865年7月27日,佐治亞州薩凡納市黑人舉行活動,慶祝利比里亞獨立日。多個黑人聯邦聯盟(Union League)俱樂部在緬因州第30志愿兵團樂隊的引導下上街游行,沿途街道的桌子上擺滿了水果和鮮花。在游行的終點,黑人們還聽取了牧師關于自由意義的演講。這是美國第一次舉行慶祝利比里亞獨立日的集會。在此之前的15年中,只有少數渴望自由的奴隸會私下慶祝這個節日。(52)“Liberian Independence Day at Savannah, G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1, 1865, p.273.次年,當地黑人再次集會,慶祝利比里亞獨立日。(53)“Independence Day at Savannah,”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2, 1866, p.312.此類慶?;顒颖砻?黑人認識到他們爭取自由的斗爭具有跨大西洋的維度,利比里亞象征了美國黑人獲得自由的可能,利比里亞的繁榮與發展也關乎美國黑人的未來。

與此同時,隨著內戰的結束以及重建工作的開展,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也接收了更多愿意移民非洲的黑人,重新組織起較大規模的移民活動。1865年11月,172名自由民從馬里蘭的巴爾的摩港啟程前往利比里亞,這比起內戰期間每年數十人的移民數量是個巨大的飛躍。這些移民都來自弗吉尼亞的林奇堡,在內戰期間,當地的黑白種族間矛盾不斷加劇,這或許是促使他們移民的重要原因。(54)Steven Elliott Tripp, Yankee Town, Southern City: Rac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ivil War Lynchburg,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這批黑人移民的領導人是一位名叫約翰·麥納科斯的磚瓦匠,他在當地有著體面的收入,廣受人尊重,而他所組織起的這些移民也大多是農民或工匠,具有獨立謀生的手段和意愿。此后移居利比里亞的黑人也遵循該特點,即都由當地有威望的人物組織起來,統一出發。此次移民行動帶動了弗吉尼亞州不少黑人也開始組織起來,籌劃移民事宜,而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馬薩諸塞分會也收到了不少捐款,一掃內戰期間的不景氣。(55)“List of Emigrants by the H. P. Russell for Liberi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1, 1865, pp.362-365; “Departure for Liberi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1, 1865, pp.369-370; “For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16, 1866,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2, 1866, pp.40, 55.麥納科斯原本計劃于1866年返回美國,帶領新一批移民前往利比里亞,只可惜突然染病身亡。(56)“From Mr. William Banks,” April 22, 1866,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2, 1866, p.220.

麥納科斯的病亡固然影響了林奇堡黑人的后續移民活動,卻未對整體移民局勢造成過多影響。1866年夏,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加緊了向利比里亞運送自由黑人的工作。按該協會計劃,一艘船將于當年11月從佐治亞州薩凡納港出發,裝載100位來自該州的黑人以及50—75位來自南卡羅來納的黑人,駛向利比里亞。在免費的航程外,他們還將獲得6個月的補給,以便在利比里亞生存。(57)“Various Items,” Daily Evening Traveller, August 24, 1866.然而,有意向移民非洲的黑人數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該協會斥資購買了一艘約1000噸的航船“戈爾康達”號,而非選擇與航運公司合作,以節約日后航行所需的花費。該船比協會先前所使用的船只足足大了300余噸,一次可裝載600多位乘客,每年兩次前往利比里亞。(58)“Civilization in Africa,” Newport Mercury, October 13, 1866; “Fif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15, 1867,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3, 1867, p.35.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最終從1200多人的報名者中,挑選出660名來自南卡羅來納、佐治亞和田納西的黑人成行,他們從查爾斯頓出發,啟程前往利比里亞。(59)New York Herald, November 21, 1866; “Our Own Packet,”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2, 1866, pp.312-313; “A Large Expedition for Liberi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2, 1866, pp.374-375.該移民規模遠超1860年,即內戰前最后一年的316名移民。(60)“The Work and the Cost,”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2, 1866, p.222.數量眾多的黑人自由民隨后也即將成行,單是次年下一趟旅程的申請者便超過1200人。(61)“African Colonization,” The Chicago Republican, January 16, 1867; “African Colonization,” Trenton State Gazette, January 26, 1867.該協會最終從中挑選了320名移民。(62)“Its Condition and Prospects,”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3, 1867, p.202.

殖民計劃的復興引發了美國黑人內部的極大興趣?!都~約觀察家報》在報道殖民協會船只出航的新聞時,稱“在南部的多個地區,尤其是佐治亞,數千名黑人開始討論把非洲作為他們未來的家園”。(63)“African Colonization,” New York Observer, November 22, 1866.在推薦G.S.斯托克維爾神父出版的關于利比里亞的書籍時,該報稱“我們毫不懷疑,在目前已見到光明的南方黑人中傳播關于那塊土地的真實知識將激發他們對這片祖輩的土地的興趣,而該興趣將使他們急于在它的復興中扮演角色”。(64)“Africa and the Africans,” New York Observer, June 20, 1867.這些報道固然帶有宣傳非洲移民項目的意味,但從每年申請移民的人數來看,它們所言非虛。

受此激發,移居利比里亞的黑人自由民數量長期維持在較高水準。1867年11月出發的航船運載了312名移民,他們隨身攜帶了諸多工具與衣物,導致船只可搭載的移民數量減少,但這也體現出他們為在利比里亞的生活做好了準備。(65)“Africa as a Missionary Field,”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3, 1867, pp.372, 374-376; “Fif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21, 1868,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4, 1868, p.68.1868年,申請者的數量超過了2000人,該年航船的首航便搭載了451人,超過去年的移民規模。(66)“African Colonization,” New York Observer, January 30, 1868; “List of Emigrants for Liberi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4, 1868, pp.182, 188.另有超過3000名來自密西西比的黑人向國會請愿,請求國會撥款贊助他們前往利比里亞。(67)The Sun, April 1, 1868.同樣是在1868年,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決定“對那些申請加入航程的人進行更細致的審查,以便找出黑人中最有前景的群體,并且確保那些被送出國的人得到更好的衣物與更長久的關照和支持”。(68)“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and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5, 1869, p.63.

就刺激黑人自由民選擇前往利比里亞的因素而言,在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宣傳與支持外,黑人社區內部的網絡在傳播關于利比里亞的知識方面也發揮了很大作用。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刊物登載了諸多信件,其中一部分的內容便是已經定居利比里亞的黑人向尚在美國國內的親屬介紹當地情況。(69)“From Mr. Deputie,” February 11, 1863,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39, 1863, p.314.在美國國會眾議院1867年辯論聯邦政府是否應當向非洲殖民計劃提供撥款時,來自田納西的眾議員霍雷肖·梅納德(Horace Maynard)也提及“在我居住的田納西地區,數量眾多的黑人前往利比里亞。一些人回來后,提供了關于他們個人及其他人境況的描述。在他們返回利比里亞時,一大群人為他們的描述所吸引,愿意追隨?!?70)The Daily Globe, March 2, 1867.內戰結束后成立的美國黑人報紙《南卡羅來納領袖報》也證實了該觀察,表示“去年秋天搭乘‘戈爾康達’號的600多位黑人中,有許多人寫信給他們的朋友,請他們前來分享利比里亞共和國的自由與繁榮”。(71)“The Republic of Liberi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3, 1867, p.173.

在親友的召喚外,現實的考量同樣構成影響自由黑人去留決定的重要因素。申請移居利比里亞的黑人自由民所寫的信件清楚地反映出勞動機會與收入水準對他們的重要性。向美國國會眾議院申請移民資助的密西西比黑人稱“我們人數是如此之多,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工作,除非我們愿意以極低的工資工作。我們中許多人現在必須乞求工作機會,以賺取食物和衣物。除此之外,許多人傾向于盡可能降低我們的工資,盡可能獲取近乎免費的勞動力?!眮碜宰糁蝸喓蛠喞婉R的黑人指責種植園主們截留了他們過去一年的部分乃至全部工資。來自北卡羅來納的黑人也控訴稱那里的地主們“不愿意讓我們獲得對土地的所有權,而我們的工資又不足以養家糊口。所有必須從地主那里購買的物資都售價高昂”。(72)道格拉斯·R.埃格頓:《重建之戰:美國最進步時代的暴力史》,第120—122頁;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4, 1868, pp.237-239.學界關于重建時期南方勞工體制的研究表明,這些黑人所言非虛。而與美國的艱苦條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利比里亞向移民分發土地,供其開墾和耕種。亞歷山大·赫倫在到達利比里亞后寫信表示:“我們的財富孕育于土地中,所需要的只是好好工作。沒有一位期待好好工作以實現美好生活的人會對這里感到失望的?!?73)“From Rev. Alexander Herron,” January 9, 1868, i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4, 1868, p.221.

除經濟機會外,政治與社會權利也是自由黑人所重點考慮的因素。在重建初期,南方多州通過了翻版的《黑人法典》,繼續實施針對黑人的歧視性行為。(74)Paul Moreno, “Racial Classific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 Legislation,”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61, No.2 (May 1995), pp.271-304.來自亞拉巴馬州塔斯卡盧薩的移民申請書中如是寫道:“我始終認為,非洲是黑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希望。在我看來,平權和正義毫無可能在這片土地(美國)上實現,因此熱愛自由的黑人無法在此久留?!?75)“Tuscaloosa, Ala,” May 14, 1868,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4, 1868, pp.222;“From Alabama,” June 17, 1868,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4, 1868, pp.284-285.無獨有偶,來自密西西比的黑人表示:“白人種植園主通常盡力阻止我們的孩子接受教育。很少有種植園主允許我們自己選擇的教師出現在他們的種植園上,而那些在城市中教育我們的老師則遭遇鄙夷和仇恨?!?76)道格拉斯·R.埃格頓:《重建之戰:美國最進步時代的暴力史》,第143—186頁。面對著此類壓迫,來自佐治亞和亞拉巴馬的黑人指出:“鑒于白人展現出來的針對我們種族的敵意,以及我們被迫忍受的不公與壓迫,只要我們留在此地,這些不公便將繼續,我們迫切希望回到非洲。在那里,我們或許可以改善我們的條件……在我們祖輩的友好環境中享受政治、社會和民事平等?!?77)“Petition from Georgia and Alabam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4, 1868, p.238.

在黑人飽受欺壓、迫切盼望獲得更多權利的情況下,哪怕是改善黑人政治處境的承諾,也會影響到黑人的移民意愿。有些黑人臨時爽約,致使協會無法及時找到有意向移民的他人替代。黑人以族群而非家庭為單位的移民組織形式,又導致了一旦族群中有人退出,剩余的人也隨之放棄移民。(78)“Fif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19, 1869,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5, 1869, p.68.186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重建法案,加強對南方的軍事管制,推進重建工作。在佐治亞等州,自由民局官員在軍隊支持下進行選民登記工作,為即將召開的州制憲會議做準備。此外,共和黨出于選舉方面的考慮,正式表達了對賦予黑人選舉權的支持。在此情況下,不少黑人決定推遲移民進程,靜觀這些法案的實施效果和新制訂的州憲法的內容。(79)道格拉斯·R.埃格頓:《重建之戰:美國最進步時代的暴力史》,第253—259頁。Edmund L. Drago, “Georgia’s First Black Voter Registrars during Reconstruction,” 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78, No.4 (Winer 1994), pp.760-793.盡管國會彈劾約翰遜總統的努力以失敗告終,但黑人們從格蘭特將軍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一事中獲得些許寬慰。

對政治處境改善的期許在1869年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該年3月,格蘭特政府就職,“自由民被告知,格蘭特將軍是個偉人,總是能夠做成他開啟的工作”。作為內戰期間帶領北方軍隊最終走向勝利的指揮官,格蘭特將軍在自由黑人心目中享有較高威望。因此不少原本已決意移民的黑人決定“等一會兒,再看看格蘭特要做些什么”。此外,黑人在南卡羅來納的地位有所提升。在出席該州1868年制憲會議的124位代表中,黑人占到了76位,并對州憲法的制訂產生了重大影響,取消了投票權附帶的識字測驗要求,提升了黑人對政治的參與。(80)James L. Burke, William Lewis, At Freedom’s Door: African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and Lawyers in Reconstruction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這一情況導致協會無法湊齊足夠的人數,為了減少船只的運營成本,只得忍痛取消了原定于5月進行的航程。(81)“Twen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Massachusetts Colonization Society,”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5, 1869, pp.227-229;“Our Fall Expeditio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5, 1869, p.282,.而申請于11月前往利比里亞的人數也下降至數百人。最終,該月僅有159人成行。(82)“Our Fall Expeditio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5, 1869, p.281.

在黑人的抉擇外,資金的匱乏也開始困擾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內戰結束后,不少先前的捐贈者認為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歷史使命業已完成,因此減少乃至停止了給該協會的捐贈。1870年4月,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發出捐款倡議,點明他們需要5萬美元,以便運送提出申請的數百名黑人自由民前往利比里亞。(83)“Appeal to All Christians and Philanthropists,”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6, 1870, p.97; “Fall Expedition for Liberi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6, 1870, p.257.最終,該協會借債運送了近兩百名移民。(84)“Expedition for Liberi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6, 1870, p.347;“Departure of Our Fall Expeditio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6, 1870, p.353.不堪重負的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此次航行后選擇出售“戈爾康達”號,轉而尋求與從事大西洋商貿的公司合作,租用它們的船只運送移民。1871年11月,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租用的船只運送243位移民前往利比里亞,他們是從超過2000名申請者中精挑細選出來的。(85)“Massachusetts Colonization Society,”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8, 1872, p.231; “Departure of Our Fall Expeditio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7, 1871, p.353.次年11月,申請人數超過3000人,但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僅運送了150人。(86)“Departure of Our Fall Expeditio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8, 1872, p.353.1873年,美國海外殖民協會運送的黑人數量進一步下降至73人。(87)“Departure of Our Fall Expedition,”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49, 1873, p.370.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資金的匱乏,而非申請人數不足,是造成該現象的關鍵原因。接下來數年,盡管申請移民的黑人仍絡繹不絕,并且其中也不乏有產者,但該協會每年僅有能力運送二三十人前往利比里亞,這標志著該協會在內戰與重建期間工作的沒落。(88)“Fif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January 18, 1876, The African Repository, Vol.52, 1876, pp.35-38.

結 論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與學界普遍認為的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內戰與重建期間默默無聞、日趨消亡的情況相反,該協會進行了大量的宣傳與組織工作。其支持者極力強調協會的工作在大量黑人奴隸獲得解放的新形勢下,仍具有重大價值,并對黑人獲得自由后所可能面臨的困境做了較為深入的剖析。美國海外殖民協會的宣傳得到了部分黑人群體的認可,他們向協會提出申請,協會從中進行篩選,定期組織船只,將他們送往利比里亞。該工作在整個重建時期得以持續,在最高峰時,每年運送的人數達數百人,只是到重建后期,由于資金匱乏,協會無力維持此種移民規模,每年只能象征性地運送數十位移民前往利比里亞。

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宣傳工作中對黑人種族能力的評價具有復雜性。該協會支持者大多強調黑人具有不亞于白人的潛質,只是受制于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無法得到充分施展。因此他們一旦脫離美國的種族主義環境,前往黑人世代生活的非洲,便能夠創造出不亞于當年白人殖民者在北美所實現的偉業。此類言說認識到了黑人所追求的,不僅僅是擺脫奴役和束縛,還包括政治權利、土地所有權、社會平等等方面內容,認為這些擴展了的對自由的理解在利比里亞更容易得到實現。此外,內戰前美國海外殖民協會關于黑人起義危險性的言說,在內戰與重建時期已基本不見于史料,這也體現出其支持者思想觀念的變化。

美國海外殖民協會在內戰與重建時期的發展歷程,折射出黑人權利與自由的曲折性。黑人不僅僅滿足于獲得免受奴役的自由。他們的自由觀念包含了政治、經濟與社會維度。因此黑人群體移民的熱情程度隨重建進程的發展而變化。重建時期政治權利的拓展曾經給黑人群體以極大希望,不少人因此推遲了移民決定。但總體而言,針對黑人的種族暴力和種族歧視,以及政府在保障黑人經濟與政治權利方面的緩慢行動,都使得不少黑人心灰意冷。黑人群體從自身境遇出發,決定移民利比里亞。他們對利比里亞及西印度群島發展狀況的關注,展現出當時美國黑人權力斗爭的跨國性質,以及他們所具有的國際視野。黑人群體的移民熱情貫穿整個重建時期,成為后世加維所倡導的重返非洲活動的歷史前驅。

種族隔閡是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事業最終沒落的根本原因。盡管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也切實關注到了黑人權利與自由的曲折性,但該協會的組織基礎使其無法全力為黑人事業奔走呼告,而是力求在黑白種族間尋求平衡。在紐約反征兵騷亂之外,重建時期美國發生了多起針對黑人的暴力事件,如1866年田納西州的孟菲斯騷亂和1874年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騷亂。盡管它們本可以充作對重建時期黑人地位的極佳注腳,進而推動黑人移民,但這些重建時期的暴力事件均未見諸《非洲寶典》,體現出美國海外殖民協會不愿冒犯白人捐款者的心態。除幾位黑人神父外,美國海外殖民協會成員也以白人為主,他們同情和了解黑人在重建時期遭遇的不公和壓迫,卻諱言黑人所遭受的暴力對待,這也導致黑人群體大多無法全身心信任美國海外殖民協會,進而成立自身的組織架構加以替代,這也是為什么20世紀初加維的重返非洲運動吸引到了更多黑人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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