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民族學知識創新的面向、 原則和焦點

何 明 普成山

（云南大學，云南 昆明 650091）

2023年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要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 ”［1］這既鼓勵各學科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大力推進作出貢獻，也點燃了學界深化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研究之火。民族學作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學科，是一門應現代化需要而產生的學科，理應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深化和創新中有所作為。因而首先要明確以下幾個問題：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之間有何聯系？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基本面向和原則分別是什么？在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應聚焦于何處？

一、中國式現代化與民族學知識創新

民族學若要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有所作為，需明確二者關系。西方民族學在誕生之初將非國家社會作為研究對象，中國民族學在很長時間內也主要研究被視為“落后”的少數民族社會，這使民族學有時被認為“重在研究前現代社會而對現代化的相關議題無話可說”。 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事實上，民族學的知識生產與現代化關系密切。首先，民族學具有研究現代化的學科傳統和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學術資源，可為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提供有益參考［2］。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力推進，對民族學知識創新，尤其是理論創新和話語創新提出了急切要求。 再次，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民族學的研究對象，也是民族學的研究背景，為民族學知識創新提供了廣闊空間。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激發出民族學知識創新的強勁動力。

（一）民族學研究現代化的傳統

民族學具有研究現代化的學科傳統和豐碩的學術成果。 作為制度化學科，民族學/人類學正式誕生于19 世紀后期。 盡管彼時的民族學/人類學集中研究的是“野蠻社會”和“原始社會”，但其根本動機是試圖尋找當時已經現代化的歐洲文化發端及其形成機制，以及探尋“野蠻社會”和“原始社會”的社會結構和運作邏輯，以便現代化的殖民國家對其進行殖民統治。 1926年，博厄斯出版《人類學與現代化》一書，開始推動現代國家的國族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與現代化緊密相關的研究議題進一步增加，同時，隨著殖民地獨立浪潮的爆發，越來越多的研究轉移到“現代社會”。至20 世紀后期，全球化成為包括民族學在內的眾多學科熱議的論題，而該論題下的絕大部分領域，實則與現代化緊密相連。 總之， 民族學是一門因應現代化需要而產生的學科，其發展也始終與現代化相伴。

中國民族學的誕生與發展亦是如此。 在中國，盡管族類之辨的思想早已有之，歷史上也積累了大量之民族學知識，但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民族學是舶來品。 民族學誕生于清末民初，彼時正值中國危難之際，學者志士對民族學知識的譯介一開始就抱著救亡圖存、建設現代國家的意圖。 包括民族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有深厚的研究現代化之傳統，且成果頗豐。僅以魁閣時期的知識生產為例。1939年，“燕京大學—云南大學實地調查工作站”成立，次年，因日本飛機轟炸昆明， 工作站遷至昆明郊區呈貢，設于魁星閣，故學術界稱之為“魁閣”。在吳文藻、費孝通等人帶領下， 魁閣匯聚了眾多優秀青年學者，產出一批經典研究，創造了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一個高峰——“魁閣時代”［3］。 盡管魁閣成員的研究選題具有多樣性，但其研究可以概括出一個共同的問題意識， 即如何實現中國社會的現代化［4］。其中部分研究雖較少著墨于現代化本身，但究其根本是為建立對中國社會的整體認識，以作為討論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基礎，費孝通就曾在《云南三村》中明確提出：“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后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怎樣的一個國家。在抗日戰場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為了解決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有責任，用我學到的知識，多做一些準備工作， 那就是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 ”［5］另一些研究如史國衡的《昆廠勞工》等則是直接著眼于現代化相關議題，陶云逵對傣族的研究更是提議將邊疆民族地區的現代化作為實現國族團結的舉措，他寫道：“為百世之計，求我全國族之永久團結，似宜積極設計導此邊胞社會，使其生活設備文物制度和我國其他區域一樣的趨于現代化，以其地勢之利，人事之優，好好建設則退足以固邊防，進足以拓疆土。 ”［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尤其是20 世紀80年代學科恢復后，民族學的諸多研究均與現代化息息相關，甚至現代化一度成為“中國民族學的首要命題”［7］，此處不再一一列舉。上述傳統和成果無疑表明了民族學能夠為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提供有益參考。

（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民族學知識創新提出急切要求

中國民族學誕生較晚，20 世紀20 至30年代，歐美民族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陸續傳入中國，方才形成制度化的民族學學科。彼時，歐美民族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并存于中國學界，但未能相互結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歐美民族學理論因被視為“資產階級理論”而遭摒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成為正統，并在中國的民族識別研究和“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得到一定程度的中國化。然而，囿于當時特殊的時代和思想背景，理論使用具有教條化傾向，未能完成系統的中國化。 在經歷十年動蕩之后，20 世紀80年代， 民族學學科得以恢復，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在這一時期得到初步體系化，卻很快便在20 世紀90年代遭遇一定程度的冷落［8］。 同時，越來越多的歐美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被譯介到國內，盡管受到學界熱捧，但大部分理論未能很好地中國化。 21 世紀初，費孝通在談及中國的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時還提出：“我們的學者需要‘補課’，我們的學科底子薄弱。 ”［9］時至今日，盡管中國民族學取得長足發展，但從知識創新角度來看，其短板依然明顯。 民族學知識創新要生產新信息、新解釋、新觀點、新范疇、新話語、新方法和新理論。 中國民族學在生產新信息方面成績斐然，在生產新解釋、新觀點、新范疇和新話語方面也有一定建樹， 但新方法和新理論的生產仍較為缺乏。 中國民族學知識體系有明顯的“老化、洋化”［10］特征。 在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民族學所要面對的是日新月異且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社會， 用老化的理論解釋社會現象或指導社會實踐無異于刻舟求劍， 而用洋化的理論來解釋或指導則無異于削足適履。所以，中國民族學急需知識創新，尤其是理論創新。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11］而這不僅需要從理論創新角度，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深化；也需要話語創新，以中國話語向世界詮釋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還需要發揮民族志的研究特長和文本特長，生產新信息，向世界提供更多有血有肉的鮮活案例，講好中國故事。

（三）中國式現代化為民族學知識創新提供了廣闊平臺

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民族學的研究對象，也是民族學的研究背景。 現代化是一個極為復雜過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生態、思想觀念等各領域。 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民族學對上述各領域均有所觀照，民族學將中國的現代化作為對象，其研究空間極為廣闊。 現代化也是一個持續過程。 中國現代化實踐始于19 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一直延續至今。而今，中央提出要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在可以預見的短期未來，現代化將不僅是一項歷史進程，也是一項國家戰略。費孝通和林耀華曾提出：“實際生活是豐富的、變化的，一門學科能從這個豐富和變化的泉源出發，它的工作也會是活潑的、常新的。 ”［12］現代化大力推進，必然使生活愈發豐富，變化愈加快速，這意味著民族學進行知識創新的經驗基礎將是層出不窮的。

（四）中國式現代化激發民族學知識創新的強勁動力

中國式現代化從兩個方面激發了民族學知識創新的強勁動力。首先，民族學學科本就有記述和解釋生活變遷的內在動力。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提出：“今天的人類學必定首先要掌握改變我們生活的特殊變遷。 ”［13］此種說法對民族學同樣適用。 筆者也曾提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有義務和責任記述與研究中華民族數千年進程中絕無僅有的歷史性巨變。 ”［14］現代化為中國社會帶來的持續性、歷時性巨變，激發出這種動力，并使其變得愈發強勁。其次，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自信喚起和強化了知識生產的主體性。如前所述，當前中國民族學知識體系呈現出洋化現象， 尤其是理論創新不足，而其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信心，正如楊圣敏所言：“為什么過去國內學術界問題導向的研究不夠，理論總結少……還有一個歷史原因，就是鴉片戰爭以后， 中國學界失去了自信， 被西方人打怕了，覺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只迷信西方的理論。 ”［15］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推進，可見、可感的社會變遷終結了學界對西方理論的迷信， 進而激發學界積極進行知識創新， 以中國自主的理論體系解釋和指引中國現實。

二、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基本面向

民族學是一門視野極為廣闊的學科。 正如前文所言， 民族學對現代化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均有觀照， 但這并不意味著民族學的知識生產應同等重視每個領域。學科是知識生產分工細化的結果，任何學科都有其擅長和特有的研究領域， 民族學亦是如此。 所以，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應根據學科特性選定合適的方向， 這可以概括為三大基本面向：面向中國社會實踐和重大戰略，面向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問題， 面向民族學的基本問題和基本方法。

（一）面向中國社會實踐和重大戰略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要面向中國的社會實踐和重大戰略,這是由民族學的學科特性決定的。第一，民族學的知識生產以經驗事實為基礎，其過程首先要準確把握并描述經驗事實，而后對其進行細致而周密的分析， 對其原理作出解釋，對所產生的影響進行評價， 對其發展進行評估、預測和導向，最終建構系統性理論。 中國的社會實踐是民族學所研究經驗事實的最直接來源。第二，民族學是因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學科，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它需要“以問題為導向，以解決各民族社會實際問題為目標，提出符合各民族社會實際情況的科學有效的建議與舉措”［16］。 中國社會實踐和重大戰略是民族學問題意識的重要來源。第三，民族學是一門制度性學科，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及學科發展繁榮很大程度都取決于所生產知識的社會實用性和有效性。面向中國社會實踐和重大戰略是確保所生產知識的實用性和有效性的關鍵。

面向中國社會實踐和重大戰略，有兩層含義：其一，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要面向中國實際，準確把握中國特色，回答中國之問；其二，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要立足于時代特色，回答時代之問。國家戰略因時而異，學人要對此保持高度敏感性，準確把握時代脈搏。

（二）面向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問題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要面向人類生存與發展等重要問題。 閻云翔曾對人類學提出批評說：“人類學家正在日益嚴重地自說自話，在這個小圈子里談自已這點事而和這個世界嚴重脫節。 ”［17］這一批評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民族學。 這種傾向需要引起學人警惕。從學科自身來說，民族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 其知識生產原本意在通過對小地方或個案研究，觀照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大論題；其理論探究意在把握現象背后的原理和規律； 從研究論題來看， 民族學的許多論題都具有普世性，例如，在現代化語境下，面對文化的快速轉型，各民族的文化如何存續？［18］現代化建設與生態文化如何平衡？［19］現代國家的大傳統和地方社會的小傳統如何互動？隨著社會流動性增加，族際格局和族際關系如何調控？諸如此類的問題不一而足，它們并非某一民族、某一地區、某一國家之問，而是世界之問、人類之問。因此，民族學的知識創新，要避免在小圈子里自說自話， 需始終保持對世界宏大論題的關懷。

（三）面向民族學的基本問題和基本方法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還要面向民族學的基本問題與方法。任何一門制度化學科都有其工具、技術、方法、智識取向、問題域和研究范式，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學科“應該研究什么、提出什么問題、 如何對問題進行質疑以及按照什么樣的規則解釋所獲得的答案”［20］。 這是一門學科的基底，也是一門學科能持續發展的保障。

面向民族學基本問題的創新，首先，要明確學科目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民族學界的大量研究聚焦于民族文化領域， 甚至專注于對文化細節的搜集， 這一方面導致民族學與人類學原本就不清晰的邊界變得更加模糊， 另一方面也因過多關注無關宏旨的文化細節而制約民族學對現實問題的貢獻。 民族文化自然是民族學的研究對象之一，但需注意，“無論調查研究儀式、語言、婚姻，還是文化變遷、族際接觸、權力競爭，最終都不能忘卻學科目標， 都應回歸探究民族本體的職責和使命，系統而有效地解釋民族現象的形成條件、演變趨勢及其與文化、社會、政治、國家等的相互關系，為解決民族問題和促進民族團結提供理論依據和知識工具。 ”［21］其次，要積極擴展民族學的問題域。知識生產的學科化，難免導致其研究的疆域化。但學科疆域不應成為知識生產者回避現實問題的借口，相反，知識生產者應立足于現實問題，積極擴展問題域。再次，要針對民族學問題域中的基礎議題和經典議題做再研究和再討論， 進而形成學術積累。 國家戰略和學術熱點是因時而變的，誠然，從某一時刻看， 基礎議題和經典議題或許不一定與戰略熱點或學術熱點完全吻合， 但切不可因階段性的戰略目標和熱點荒廢基礎性的積累。 以時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例。毫無疑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是新時代黨在民族工作、 民族話語和民族理論上的一項重大創新， 但它同時也是一系列理論和知識的延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發展、民族融合、民族解放等科學理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四海之內皆兄弟’等理念，費孝通、陳連開、谷苞等老一輩民族學家提煉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各民族共創中華’ 以及 ‘民族走廊’‘民族社區’等概念”［22］均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提出的基礎。 而其中部分理論和概念譬如谷苞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在其提出之初并不是學術熱點，但到今日卻成為熱點議題之一，足見學術積累的重要性。

民族學知識創新同樣需要面向研究方法。 “對于科學研究者而言， 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研究的價值。 ”［23］長期以來，民族學的研究方法相對單一，以深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質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是其主要研究方法，從統計數據來看， 今日的民族學研究中以此種方法展開的研究仍屬多數［24］。 民族學的研究方法需打破單一走向多元， 在傳統實地研究的基礎上對其他研究方法進行新的綜合［25］。 在社會科學領域，與質性方法相對應的是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s)，得益于數字技術的進步，量化研究得到長足發展，值得民族學重視。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結合，是當前民族學方法創新的可行路徑之一。

三、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原則

中國民族學既有國際民族學的共同特征，亦有其獨特之處。 這意味著中國民族學的知識生產，既需要遵循國際民族學的共同特征，熟練掌握民族學學科的工具、技術、方法、智識取向、問題域和研究范式；又需要根據中國民族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社會背景和思想背景，準確把握中國民族學的特殊性。 綜合而言，可以將其概括為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需要恪守的五大原則：守“魂”、尋“根”、開“眼”、從實、原創。

（一）守“魂”

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首要原則是守 “魂”，即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人民的、實踐的、 不斷發展的開放理論， 既具有歷史價值又具有無可替代的當代價值［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相結合， 既深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化， 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之路， 形成中國特色的 “民族”概念， 確立民族平等作為立國的根本原則之一，在此基礎上制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內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并積極推進各項民族工作。 今天，中國所發生的巨變和民族工作所取得的傲人成績無疑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先進性的最佳證據。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百年激蕩中基于中國國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最新貢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亦是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之魂。

（二）尋“根”

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第二個原則是尋“根”，即系統整理中國歷史中的民族學知識，挖掘與轉化中華文明史蘊含的思想智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之根， 也是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之根。 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 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 ”［27］中國燦爛的文明史生產出大量的民族學知識，例如，中國史籍中的“蠻夷”傳、《山海經》中描寫遠方異族的文字便可被視為業余的民族志［28］；以《史記》為代表的史籍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分類知識;《中庸》等儒家經典則蘊含著儒家處理民族問題的原則［29］；即便是那些沒有文字的民族，其社會所傳頌的神話、史詩中亦不乏關于民族的知識，比如說“同源共祖”神話等，如此種種，不勝枚舉。中國歷史中的這些民族學知識，需要系統整理和詮釋。除此之外，還需意識到知識生產與文明的思想底蘊、文化底蘊息息相關，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對西方文明的研究就注意到，“西方的人論， 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經濟體系、社會科學模型和概念，乃是一種西方獨特的宇宙觀”［30］，而其基底是猶太—基督教宇宙觀。 換言之，西方的社會科學（包括民族學）的思想底蘊是猶太—基督教宇宙觀，盡管在許多知識生產的實踐中這種思想底蘊并不明顯，但影響卻十分深遠。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顯然具有截然不同的思想底蘊和文化底蘊，但這種思想底蘊是什么？它如何影響中國社會和中國民族學的知識生產尚未得到清晰闡釋， 費孝通在談及文化自覺時也曾提出：“譬如我們常常講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那是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結果， 所以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后變成了毛澤東思想， 后來又發展成為鄧小平理論，這背后一定有中國文化的特點起作用，可是這些文化的特點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們都說不清楚! ”［31］所以，需要系統挖掘文明史中所蘊含的思想與智慧， 準確把握和解釋其對中國社會和民族學知識生產的影響， 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恰當的話語轉化和理論建構。

（三）開“眼”

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第三個原則是開“眼”，即廣泛吸收人類優秀學術成果并調查研究海外社會。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 就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之胸懷。 秉持開放包容，就要更加積極主動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 無論是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還是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融通中外、貫通古今。 ”［32］

開“眼”，有兩層含義:第一，要開眼“讀”人類優秀學術成果。 如前所述，中國民族學知識體系面臨“洋化”，急需中國特色的知識創新，但這絕不意味著盲目排外、閉門造車、另起爐灶。 恰恰相反，中國民族學的知識體系應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積極吸納海外優秀成果，大力開展學術交流和學術對話。 因為優秀學術成果“是久經錘煉的，是學科認同的標志，也是學科的傳統所系”［33］。而且一些理論和方法事實超越了國界、階級和意識形態。 第二，要開眼“觀”世界。 西方民族學/人類學誕生于對海外“他者”的研究，而中國的民族學在很長時間內都專注于研究“家鄉”。 開眼觀世界，便是要深入研究海外社會，融通中外。首先，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 中國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正在穩步提升，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愈加頻繁，開眼“觀”世界是為深入了解“他者”，做到“知彼”；其次，開眼“觀”世界也試圖借“他者”來反觀自身，增進對自我社會的理解，也即“知己”；再次，開眼“觀”世界還是為準確把握各種學術成果和政策產生的歷史背景、思想背景和社會語境，以剖析暗含于理論和政策中的隱性假設、意識形態取向或各種中心主義，以準確分析海外理論和政策在中國實踐中的適用性，避免“妄自菲薄、自我詆毀、張冠李戴、攀附美西的易幟邪路”［34］。

（四）從實

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第四個原則是從實，即從經驗事實出發，對社會現實形成客觀而深刻的認識。吳文藻在強調社會學中國化時就提出：“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揉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上，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保?5］費孝通也提出：“直接的知識是一切理論的基礎。在自然科學中，這已經不成問題，而在社會科學中還有很多人夢想著真理會從天外飛來。尤其是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因為外國文字書籍的輸入，以為靠了些國外學者在實地所得的知識，可以用來推想中國的情形……我們的回答是： 且慢用外國名詞來形容中國事實，我們先得在實地詳細看一下?！保?6］從實對中國民族學的重要性，上文已屢次提及，在此僅強調民族學的知識創新， 應始終堅持從實踐出發，以經驗事實為基礎。

（五）原創

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第五個原則是原創，即保持學術自主性和獨立性， 獨立思考與原創性研究。 陳寅恪曾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 真理固得以發揚。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37］足見其對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推崇。 學術研究若欲生產客觀知識就必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對民族學而言亦是如此。 民族學的知識創新，要服務于社會、服務于國家、服務于人民，但不能依附于政治或經濟團體，既要拒絕以西方理論為尊，也要拒絕“學術搭臺，經濟唱戲”［38］，還要拒絕“學術搭臺，政治唱戲”。只有獨立、自由、自主的民族學，才是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民族學。

四、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聚焦的議題

民族學因應時代需要而產生， 也因應社會變化而轉型。 如上所言，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要面向中國社會實踐和重大戰略， 而社會實踐的重心和國家戰略因時而異， 民族學研究自然也需要隨之不斷“變焦”。 在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有兩大焦點議題：“變”和“特”。

（一）聚焦于“變”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首先要聚焦于“變”。即圍繞民族學基本問題，聚焦中國式現代化過程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文化變遷等領域的經驗事實，作學理分析和理論建構。

現代化的一個簡單定義，就是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的過程，其關鍵顯然在一個“變”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民族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之變化，其中至少包括兩次大轉型：第一次轉型發生在1949—1978年， 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并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推行集體財產和集體勞動制度，其結果是傳統的社會實體都受到國家直接的擠壓。 第二次轉型發生在1978年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農村生產和經營完全放權給農民，帶來少數民族地方經濟的空前活躍。［39］此外，1984年后，隨著戶籍嚴控制度的松動和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流動人口數激增，從1982年的657 萬人，增長到2000年的超1 億人，從2015年的2.47 億人，到2020年的3.76 億人［40］。 各民族人口的跨區域大流動也為民族社會帶來了巨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擴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民族社會持續變遷。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41］我們完全可以預期中國社會將繼續日新月異。社會轉型或變遷涉及中國民族社會的各個維度：生態環境、生計方式、政治、經濟、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思想觀念、社會秩序、治理方式、人口結構、婚姻家庭、居住格局、科技衛生、教育、信息傳播、身份認同、族際關系、民族意識、國家認同等。各個維度之間也彼此關聯互動，彼此嵌合，甚至互為因果。以婚姻家庭為例，其變遷既與國家意志、政策法規相關，也與生計方式、經濟結構相關，還與宗教信仰、信息傳播、思想觀念、民族格局、民族關系等相關，而且這種相關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而往往是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社會轉型和變遷對地方和國家的影響是多樣的， 一方面，對民族和地方社會發展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機遇。 另一方面，亦可能帶來許多消極影響，如造成生態環境破壞，造成或加劇不平等，文化傳承遭遇挑戰，造成空間格局失衡， 引發族際關系緊張等。 現代化變遷所涉及到的各個維度都是民族學研究的“富礦”，需要站在民族學本位對其進行學理分析和理論建構。

（二）聚焦于“特”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還要聚焦于“特”，也即聚焦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特征、歷史特點和文化特色，挖掘中國思想和中國智慧，建構中國特色的學術概念和理論命題。

中國的民族學已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但這種特色并未體系化。 在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時期，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第一，學科的思想底蘊需有中國特色，這需要系統梳理中國歷史中的民族學知識，挖掘文明史中所蘊含的思想與智慧。 第二，學科的指導思想要有中國特色，也即要守“魂”。 第三，研究對象和研究背景要有中國特色，這要立足于中國社會、中國實踐和中國的現代化， 也要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 即“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42］第四，中國民族學的概念和話語要有中國特色。眾所周知，中國的“民族”概念在學科史上引發過很多爭論，并且直至今日仍在持續討論中。盡管定義此概念并不屬本文的討論范圍，但需明確的是，對于中國的“民族”或其他類似概念和話語的討論，應立足于中國實際，參照中國語境，尊重中華民族和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情感， 而不應以歐美等國的概念、政策和理論為準繩。 第五，學術命題和理論建構要有中國特色，形成中國自主的民族學理論體系。

結語

中國民族學的誕生與發展都與現代化需要息息相關， 其學科史上亦有研究現代化的學科傳統和豐碩成果。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推進，日新月異的民族社會對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提出急切要求，也為其提供廣闊平臺，還激發其強勁動力。 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 要面向中國實踐和重大戰略， 回答中國之問和時代之問。 也要面向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回答世界之問和人類之問。 還要面向民族學的基本問題和基本方法，明確民族學的學科目標，積極拓展問題域，進行方法和理論創新。 中國民族學知識創新的原則包括：守“魂”，即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尋“根”，系統整理中國歷史中的民族學知識， 挖掘與轉化中華文明史蘊含的思想和智慧；開“眼”，即廣泛吸收人類優秀學術成果并調查研究海外社會；從實，即從經驗事實出發， 對社會現實形成客觀而深刻的認識；原創，即保持學術自主性和獨立性，進行獨立思考與原創性研究。 在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時期，中國民族學的知識創新應聚焦于兩大議題，即“變”和“特”，前者要圍繞著民族學的基本問題，聚焦中國式現代化過程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文化變遷等領域的經驗事實， 進行學理分析和理論建構；后者要聚焦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特征、歷史特點和文化特色，挖掘中國思想和中國智慧，建構中國特色的學術概念和理論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