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與現代啟示

方素梅

（百色學院，廣西 百色 533000；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081）

我國是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經過民族分化和融合逐步形成的。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闡釋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交融互動及其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作用，他指出：“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始終追求團結統一，把這看作‘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造就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 ”［1］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入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關鍵。 學者們認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民族融合理論一脈相承，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融合理論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也是新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民族融合理論的創新發展，有利于豐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概念體系。①目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成為我國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點和熱點，其中，《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作為黨和國家部署的重要學術工程，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 關于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經驗的探討，已推出一批區域或個案研究的成果。②整體來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系統研究尚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在理論探討、史實挖掘、資料整理等方面需要加大力度。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以“四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為指導，對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和現代啟示進行初步的闡釋，時間上以1949年為下限，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經驗和啟示另文討論。

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

“一部中國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 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 ”［2］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講話中提出的這一重要論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內涵，它揭示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內生動力，闡明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出了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是推動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中華民族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發展壯大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國家，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大致呈現出如下階段性特點：

第一，先秦至秦漢時期，中華民族從萌生到初步形成并開啟了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實證中華5000 多年文明， 展現出多區域、多特點、多形式的人類生存發展模式，說明早期中華文明就具有海納百川、輻射四方的典型特征。 早期國家誕生以后，中華文明從各區域文明各自發展、交流共進，轉變為由中原王朝引領的一體化新進程。［3］王鐘翰等主張夏商周三代的興替交融，就是華夏民族的形成過程，夏人、商人、周人“到西周時已融為一體，具備了民族的基本特征”［4］。春秋戰國時期，以華夏居中、夷蠻戎狄位于東南西北的“五方之民”格局業已出現。 秦漢的統一，標志著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拉開了序幕。 一是奠定了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地理空間。 除了黃河流域的華夏族，南方的百越、苗瑤、西南夷，西部的氐羌，北方的阿爾泰語族，等等，都納入到統一的國家形態結構之中。 二是漢代開始的“大一統”思想體系，被視為中國各民族共同追求的最高價值和理想。 三是不斷擴大發展的華夏族吸收了眾多的民族成分，在漢代演變成更加穩固的漢族，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凝聚核心的作用。 漢族的出現，是中華民族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

第二，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民族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遷徙和大交融。 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涌入中原地區建立政權，逐步接受漢文化并與漢族融合，同時也對中原地區的漢族產生了巨大影響。 晉室南渡，大批中原漢族進入江南，加強了與蠻、僚、俚、爨等南方民族的交融互動，推動了南方社會的進步。 在東北、華北、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各民族逐漸從“獨居”發展到“混居”和“聚居”的局面，亦即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 這一時期的民族大遷徙呈現出遷徙動因多、遷徙民族多、遷徙規模大、遷徙地域廣、遷徙方向多等特點，民族交融的規模和程度達到了新高度，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階段。 通過民族交融，中華民族凝聚核心集團——漢族的人口規模持續擴大，分布的地區越加廣泛；同時，越來越多的民族文化被相互吸收、相互影響，使中華文化的內涵不斷豐富，中華文明更加燦爛。

第三，隋唐時期是繼秦漢之后中國“大一統”重建的輝煌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獲得空前大發展的重要階段。 唐王朝遼闊的疆域和包容開放的社會風氣，使之一度成為亞洲的中心，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各民族的交融互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以唐太宗為代表的“華夷一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游牧與農耕民族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有利于將更多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族群聚合在一起。 為了將邊疆民族納入“大一統”的國家形態結構，唐朝實施和創立了頗具特色的羈縻制度、和親政策與朝貢體系，并對周邊四夷實行冊封和授官。 隨著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各族人口流動和遷移十分頻繁，中外之間的貿易活動和文化聯系非?；钴S，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加深，中華民族共同體進一步得到發展。 隨著唐朝周邊區域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整合，相繼產生了一些經濟文化的地方性中心。 這些地方性中心將當地分散的各個民族或部落聚合起來， 甚至建立起較為強大的地方性民族政權，從而使得中國疆域內的各種惡劣自然環境和邊遠地區都被開拓出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進一步生成，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和基礎。

第四，五代十國至元明清時期，中華民族由分治復歸大統一。 盛唐瓦解之后，出現了多元政權的對峙與整合局面， 這一時期戰爭與沖突不斷，但并不能阻擋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趨勢。 隨著政治經濟重心繼續南移，北方向南方的移民規模進一步擴大， 中華文明發展到新的高峰。 宋代在經濟文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城市興建，海外貿易擴展，科學技術進步，教育科舉等制度文化有所創新，產生了長期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體系。 “中國”這一政治文化共同體為各民族普遍認同，最后在元王朝的大統一下，建立起規?？涨暗亩嗝褡鍑?。 元朝通過官修正史，確認了遼金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地位，同時也宣告了自己的正統地位。 元朝繼承了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在羈縻制度的基礎上創立了影響深遠的土司制度，把云南、西藏等邊疆地區納入行省體制。 在元代統一局面下，各民族交融互動的趨勢繼續發展，大量遷入內地的非漢人口逐漸融入漢族，還誕生了東鄉、土、裕固、回回等新的民族。

明代至清中期是中華民族自在發展到頂峰的階段。 這一時期的國家疆域和民族分布格局趨于穩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最終定型。 特別指出的是，明清時期的民族遷徙和融合，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程度上，都不亞于其他時期的民族交融，且表現出新的特點：一是大量漢族人口繼續遷移到中南、西南、西北和東北邊疆民族地區，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民族分布格局，為近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確立奠定了基礎；二是漢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更加廣泛深入的傳播，并通過吸收各民族優秀文化，中華文化系統內再次出現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

第五，鴉片戰爭爆發后的近代時期，中華民族由自在轉為自覺并最終獲得獨立與解放。 鴉片戰爭爆發以后，傳統中國在差序格局和天下一統觀念下構建的社會認同和政治體系遭到嚴峻挑戰，國家和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華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并逐漸強化，各民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國難，中華民族凝聚力在血與火的錘煉中不斷增強。 中華民族從一個古老的多元自在的聚合體，逐步向一個現代的一體自覺的共同體轉變。 面對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重大挑戰，以及傳統中國帶來的一系列現實困難和問題，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現代國家，成為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一道難題。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國優秀沖突文化相結合， 經過艱難曲折的探索和奮斗，領導全國各民族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最后勝利，中華民族迎來了發展新紀元。

第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民族徹底結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遭受的壓迫和苦難，真正實現了由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各族人民一直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地努力奮斗。 特別是20 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逐步形成并日趨完善，成為舉世矚目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和進出口貿易居于世界前列，國家面貌煥然一新，中華民族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在向著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前進。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是一個基于長期交流與交融而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具有豐富內涵的民族共同體。

（二）中國各民族交融匯聚過程中的顯著特點

在漫長的歲月中，中國各民族通過各種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結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廣泛聯系，在文化和血緣上越來越深入地融為一體， 形成了一個持續發展壯大的共同體。 中國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進程中，表現出如下顯著特點。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三次民族大融合，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一般認為，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發生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 由于諸侯爭霸，華夏族在戰爭中與周邊少數民族頻繁互動，推動了民族大融合。 秦漢建立起“大一統”的國家政權后，兩漢之際黃河流域即有移民南下江南，全國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向轉移。［5］漢朝與北方游牧民族長期交戰，并將戰敗歸附的部落安置在黃河流域中上游，這一舉措加速了游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的融合。 與此同時，中南、西南、西北等邊疆地區不斷開發， 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互動越發頻繁，以華夏族為核心凝聚成為漢族。

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隨著東漢滅亡之后的政治分裂，北方民族大量進入中原，即“五胡入華”現象。 黃河流域持續成為諸多民族政權紛爭的戰場，數以百萬計的漢族人口為躲避戰亂呈現波浪式南下，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 據學者統計，到隋朝重新統一時，“大概40%的戶籍人口居住在長江流域”［6］。 隋唐時期， 人口向南遷移的趨勢減緩，但是南方人口自增長幅度加大，由此帶動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愈來愈多的“蠻夷”之地由“化外”成為“化內”。

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發生在五代遼宋夏金時期。 這是中國多元政權并立的特殊時期，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并沒有因為政權對峙而削弱，相反，由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日益繁榮，以及各個民族政權對邊疆地區的深入開發，各個地區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需求進一步加強。 在各民族政權分治的形勢下，政權之間的互動十分頻繁，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呈現出多樣的面相和鮮明的時代特點，既有因疆土和利益爭奪引發的民族戰爭， 又有政治經濟文化的往來，還有源源不斷的人口遷移和雜居；既有“漢地”“中國”意識的興起，也有遼夏金政權追求“正統”的“漢化”。 正是在這種形式多樣的交流交往的基礎上，匯聚成中國古代第三次民族大融合的浪潮。

第二， 中國各民族在長期的交融互動中，以漢族為凝聚核心發展成為中華民族這一實體。 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并著手構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史學科時，提出過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 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7］費孝通后來用“滾雪球”的比喻，進一步闡述了漢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核心”地位，強調其“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8］。梁啟超和費孝通的學說在學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無論是骨干說還是核心說，其本質都是肯定了漢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中的重大作用。

漢民族的前身——華夏族的形成過程， 就是一個由兼并、擴張而致融合、凝聚的過程。 梁啟超曾指出：“華夏民族，非一族所成。 太古以來，諸族錯居，接觸交通，各去小異而大同，漸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謂諸夏是也?！保?］秦漢時期，華夏族繼續與周邊各族交融互動并演變為漢族。 秦漢之后的兩次民族大融合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漢族不斷發展壯大的運動。 數以百萬計的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和東移，進一步深化了各民族交錯雜居的格局，各民族交融互動的趨勢日益顯著。 大量的邊疆民族人口融入漢族中，使得漢族人群體日益壯大。 漢族人口的發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漢族人口的發展進一步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在傳播漢文化的同時吸收了各民族文化；漢族人口的遷移，使許多地方得到進一步開發，促進了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 在漢族人口的積極帶動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深入，為明清時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最終確立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第三，中國古代的“夷夏互變”和“用夏變夷”的族類觀，為中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思想指導。 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天下是一統的，所有的黎民百姓都是“天子”的臣民。 所不同的，只是人們在文化上的差異，因而文化的差別成為中國人 （主要是由華夏族群發展起來的漢人）區分民族的主要標準。 他們將以“禮”為核心的漢文化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正統文化， 形成“因禮而辨夷夏”的傳統。 “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系于禮之有無也明矣。 茍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茍無禮也，華則變為夷?！保?0］這種以文化辨族類的特點，在體現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文化優越感的同時，也使得大量的“夷狄”融入“華夏”具有了較大的可能性和較為廣闊的空間。 即如梁啟超所言：“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 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 ”［11］

在古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夷夏互變”和“用夏變夷”的族類觀不乏其積極意義。 它不是刻板地遵守“夷夏之辨”思想，將夷夏視為固定不變或永遠不同的兩個族類，而是以文明、道德這樣一種可以習得的要素或坐標來區分二者。 這樣的思維方式實際上包含著樸素的進化論觀點，有利于中華文明的進步和中華民族的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顧頡剛指出：“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 從文化來說，那時的文化中原高而地方低，所以那時的執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研究《春秋》的學者也常說‘夷狄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12］當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文化的差異始終伴隨著多元一體的格局而存在，“用夏變夷”的思想觀念也一直成為統治集團和社會精英試圖教化其他各族的行動指南。

第四， 中國各民族交融匯聚的形式是多樣的，總體上看以自然融合為主。 在5000 多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中國各民族之間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 自然而然發生的民族融合，包括少數民族融合于漢族， 漢族融合于少數民族， 或是一些民族人口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民族，是非常突出而又普遍的現象。 同時，在我國歷史上，通過戰爭和政治強制手段的民族同化，也是屢見不鮮的。 “具體情況大致有幾種：一是虜掠其他民族為奴隸或農奴，同化于本民族。 二是通過征服采取強制辦法進行同化。 三是因改朝換代，為避免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改變民族成分。 四是以政治暴力強迫遷徙而同化?！保?3］從長時段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 強迫同化并不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在戰爭時期形成的人口大遷移，也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聯系之后，才會發生民族之間的交融現象。

中國歷史上各民族通過各種形式的聯系，交融匯聚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過程，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過程。 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各民族自身的發展和變遷以多元化的形態呈現出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壯大以各民族交融匯聚為一體的特色體現出來。 費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國民族發展史上出現過多元化的民族過程，所有這些民族過程在中國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整合下匯聚成為中華民族。 “所以無論從歷史的縱向度看還是從現實的橫向度看，中華民族既是中國從古到今所有民族的總稱，又是中國各民族締造統一國家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民族實體，這就是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共識和認同?！保?4］

二、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

中國歷史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形式、內容是多樣的。 既有春秋戰國至秦漢、魏晉南北朝、五代遼宋夏金等時期多民族混雜的大遷徙和大交融，也有明清時期以漢族移民為主的大規模遷移，還有數千年歷史長河中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之間如涓涓細流一般的相互接觸和相互交融。通過各種形式和各種內容的交融互動，中華民族在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寶貴經驗。 不同時期、不同形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在交融互動中所凝結的歷史經驗，既各有其特點，又有其相同之處。 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試圖對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經驗中的一些共同特點進行初步的總結。

（一）“大一統” 理念強化了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高度認同

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及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大一統”的政治和理念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這一點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大一統”最早出現在《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保?5］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贝?，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皆統系于周天子。 后世因此稱王朝政權統治全國為大一統。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上書策論治國方略，認為《春秋》主張的“大一統”，是天地萬物的常理，是古今社會的共同要求。 經過董仲舒的闡發，“大一統” 不僅指疆域的統一，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高度集中。 此后的2000多年間，大一統成為中國各民族共同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政治目標。 盡管中國歷史上有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但大一統的因素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鏈條從未中斷。

“大一統”的思想發展和實踐進程是由中華民族共同完成的，少數民族同樣對“大一統”的思想和實踐做出了貢獻。 譚其驤先生指出：“我們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這一句話并不是泛泛而談的， 少數民族對我們的貢獻確實是很大的，除了經濟文化方面我們暫且不談之外，就是我們形成這么大的一個中國， 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族、滿族對我們的貢獻太大了。 ”［16］有學者認為，從魏晉南北朝到遼朝， 少數民族在 “大一統”的“共祖異族” 理論框架下， 以炎黃血脈認同為共識，創建了一個個局部統一的多民族政權；在金、元、清三朝，少數民族則在“我本中國”的理論框架下，以國家認同為共識，建立了統一（或局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我本中國”直接表達了少數民族統一中國的客觀需要和主觀訴求，也折射出少數民族身居中華大家庭的自豪，而各民族共創中華的事實則標志著王朝時代的大一統思想已高度成熟。［17］

總之，自秦以來的2000 多年中，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若干次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的情況，但是在每一次的分裂割據中，中華文明都在不斷地重塑自身，為下一次的統一積蓄著力量，最后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達到更高程度的統一。這樣的一種歷史現象，反映出中華民族在各種的沖突、協調和整合中，走出了從分離到統一，由局部統一到大統一的螺旋式上升發展的過程。 因此說，“大一統”理念的傳播強化了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高度認同。

（二）民本思想指導下的制度建設和政治舉措推動了中國各民族的交融互動

民本思想是我國歷史上思想家和政治家總結出的一種治國理念，其主要內涵為重民、貴民、安民、恤民、愛民等。 早在先秦時期，民本思想就開始萌芽和發展，主要以孔子的“為政以德”、孟子的“民貴君輕”和荀子的“君舟民水”為代表。 因此，民本思想成為儒家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翔指出， 民惟邦本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價值立場?！渡袝分芯陀小懊裎┌畋?，本固邦寧”的說法。 此后，這一學說得以豐富、發展，演變成民本思想。其最核心的理念是突出民眾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對歷代國家治理的影響至為深遠，世代相傳、歷久彌新。［18］

中國歷史上不乏民本思想指導下的制度建設和政治舉措。 為實現大一統的政治目標，統治政權往往采取一些符合時代要求和地方實際的政策措施， 來維持和推動各民族之間廣泛存在的各種聯系，以達到維護穩定統治、保障一統秩序的目標。 歷代王朝在因俗而治、以夷制夷思想指導下，根據具體情況實施的羈縻制度、土司制度、改土歸流、和親政策、朝貢體系、屯田與邊貿等等，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治理發揮了積極作用。 例如， 唐朝的羈縻制度、 和親政策與朝貢體系等， 將分裂時期的邊地和族群重新納入王朝體系， 甚至有所擴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總之，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代政權為了鞏固統治，調整民族關系，均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解決民生問題和民族矛盾的政策與措施。 這些政策與措施的推行如果順應了歷史條件和社會狀況，就會極大地推動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 反之亦然。 這些具有積極意義的制度建設和政治舉措，特別是自秦至清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及其治理經驗，影響至為深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互嵌混居的分布格局密切了中國各民族的社會聯系

大雜居、小聚居是當代中國民族人口分布的基本特點。 費孝通先生指出：“中國各民族的居住形態并不是區劃齊整、界限分明的，而是互相插花、交錯雜居的，這是中國各民族間長期交叉流動和相互交往的結果。 ”［19］換言之，在長期的交融互動歷史進程中，中國各民族通過各種規模的遷徙流動，逐漸發展演變成互相嵌入、多元混居的分布格局。

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地區，中國各民族互嵌混居的情況各有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 多民族交匯地區往往是連接一些民族聚居區的重要地帶， 它們對于促進各民族的交融匯聚，發揮著獨特的積極作用。 這種多民族交匯地區在全國各地都有分布，構成了以點帶面、樞紐縱橫的局面，學術界稱之為混融地帶、雜居地區、中間地帶、民族走廊等。 例如，歷史時期中國北方各民族遷徙頻繁、流動性強，形成了包圍中原文化區的半弧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地帶，其中河套地區成為這一半弧形民族交融帶的樞紐區域。 又如，青藏高原東南橫斷山脈的康區也是一個民族聚居區之間的連接地帶和典型的多民族交匯地區，產生了“求同求和”及開放包容等頗具示范意義的重要經驗。［20］再如，唐朝時的敦煌，宋代的松州、涼州、沙州，元代的沙州、甘州、西寧、蘭州、秦州、成都，明代的薊州、大同、太原、宣府、延綏、寧夏、甘肅等地，都是漢族、藏族、蒙古族雜居之地，這些地區的民間浸潤型交往交流交融獨具特色。［21］

中華民族互嵌混居分布格局的形成，與中國的地理空間、人口遷徙及交通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 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理空間自成一體、 獨具特點， 即東南西北分別有海洋、高山、大漠等屏障阻隔，內部卻又面積遼闊，經濟類型和生物種類豐富多樣，滿足了不同地區交流互補的要求。 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原地區（后來發展到江南）發展起來的絕對領先的文明體系，加強了對四方周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人口遷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重要現象，通過數千年來大大小小各種規模的遷徙和交融，中華民族的內部差異不斷被消除，共同體意識逐漸增強，相互依存的感情紐帶越來越穩固，最終交融匯聚成穩固的多元一體格局。 交通建設對于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秦修五尺道，挖靈渠，頒布“車同軌”法令，促進了“大一統”的完成。 漢代開發絲綢之路，促進不同地區密切聯系的同時，也與西方世界有了較大規模接觸。 隋唐修建大運河、設立遍及全國的驛路系統；明代鄭和7 次下西洋，中國古代航?；顒影l展到頂峰。 交通的發展為各民族的交融互動提供了越來越便利的條件和基礎，直接推動各民族互嵌混居分布格局的進一步深化。

由上可知，中國各民族經過數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漸構建起“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這樣的分布格局對于消除民族隔閡、促進文化認同、推動族際通婚，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以不斷增強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 多樣性的經濟類型促使中國各民族形成經濟互補和經濟依存關系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德意志形態》和《費爾巴哈》兩部著作中認為：“在古代，每個民族都由于物質聯系和物質利益而團結在一起”［22］，“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23］。 我國幅員遼闊，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差異明顯，生活在不同地區的民族形成了農耕、畜牧、采集狩獵等幾大經濟類型。隨著各民族經濟社會的逐步發展，不同經濟類型之間的互相交流和補充就變得日益迫切和重要起來。

歷史上， 中國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互補和經濟依存是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出現的。例如，我們熟知的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互市貿易、朝貢賞賜等等， 在不同的時期滿足了各民族互通有無的需要，密切了各民族之間的聯系。盛唐時期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商業興旺發達，絲綢之路商隊往來絡繹不絕， 長安城中店鋪鱗次櫛比。 唐朝先進的生產力傳播到周邊少數民族地區，文成公主入藏，就帶去了一批工匠，沿途教給藏族人民農耕、水利和紡織的技術。 又如，遼宋夏金政權分立時期， 中原和邊疆民族地區之間的互市貿易繼續得到發展。如，根據黑水城西夏榷場使文書的記錄，宋金對峙時期“西北所需之物”首先通過宋金榷場流入金朝境內，再由金夏榷場流入西夏。因此，宋、夏、金三國之間的榷場存在連環互動關系，“交易有無， 各得其所”，初步實現了三國之間融通“南北之貨”的目的。［24］

宋朝與邊疆民族地區的貿易中，還有著名的茶馬互市。 宋代茶馬互市得到發展的主要原因：一是青藏高原及北方農牧區各民族所需茶葉主要來自中原， 二是宋朝長期與遼夏金等對峙，需要從西南和西北引進馬匹，以茶易馬的互市隨之興盛起來。 當然，茶馬互市并不局限于茶葉和馬匹，還包括絲綢、金屬器具等其他商品。 為保證茶馬互市的順利進行， 宋朝對其實施了嚴格的控制，制定了一系列關于茶馬貿易和管理的法律法規，主要內容以榷茶博馬專賣法制為核心，還包括職官管理、市場開禁、茶馬價格、入蕃茶禁及私販馬罪罰條格等具體律令條規，諸多規管對保障西北、西南沿邊的茶馬貿易發揮著重要作用。［25］茶馬互市一直延續到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證。

總之，我國獨特的地理空間產生了多樣的經濟類型和生態環境，生活在其間的各個民族或族群相互交往、相互補充，并將經濟的聯系延展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的方方面面，最終凝聚成為緊緊相連、 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即中華民族共同體。

（五） 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增進了中國各民族的文化認同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創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2023年6 月2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并指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反映在五大方面，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26］這是中華文化能夠擁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兼收并蓄的特點的關鍵所在。 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夷夏互變”和“用夏變夷”族類觀中，夷夏的邊界是根據文化的標準來確立的， 認同了中華文化，就等于是華夏的成員，反之亦然。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華文化突出的特性，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在推動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中華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事實不勝枚舉。以唐朝為例，其遼闊的疆域、包容開放的對外關系以及“華夷一家”的思想，都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民族的交融互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文獻記載中， 唐朝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史料十分豐富。 特別是唐朝的文學藝術，是在中原文化基礎上吸收其他地區文化融合而成， 具有開放性、折中性和國際性的特征。 唐朝文化的相關論題還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如“唐詩與胡風”“唐詩繁榮的西部因素”“胡商胡馬胡香——唐代文學中的外來文明”等。 又如，遼宋夏金時期政權分立，但是文化交融在思想制度、文化教育與生產生活等諸多方面都有體現。 特別是中原文化對周邊民族地區的影響，更為顯著和深刻。遼夏金大力吸收唐宋的思想和制度， 在政權建設和文化教育方面表現出追求“正統”“漢學”的特征。 契丹文字和西夏文字的創制，都深受漢文影響。 中原地區的典籍和佛經，大量傳入邊疆地區，被翻譯成各種民族文字。 例如，經書《論語》《孟子》《孝經》、兵書《孫子兵法》《六韜》《黃石公三略》《將苑》、類書《類林》等很多漢文文獻被翻譯為西夏文。 西夏自己編撰的文獻中也多模仿中原的書籍，如重要韻書《文?！凡杉{了《說文解字》和《廣韻》兩書的特點，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有《唐律》《宋刑統》的影子。［27］

概而言之， 各民族共同創造燦爛文化的過程，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添加了很強的“黏合劑”。包容開放的文化心態，是增進各民族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推動力量。

（六） 偉大的民族精神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凝聚力

中華民族在5000 多年的的歷史進程中，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培育的， 它是推動中華民族凝聚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其內涵十分豐富，包含著愛國主義、進取創新、勤勞勇敢、艱苦奮斗、仁義誠信、和而不同等等，有些學者將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28］千百年來， 我們的祖先將這些民族精神滲透進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代代相傳，使得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不斷得到繼承、發揚和光大， 這是中華文化數千年來綿延不絕的一個重要基因。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最為本質和最為核心的內容。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愛國主義精神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心中， 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 維系著華夏大地上各個民族的團結統一， 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祖國發展繁榮而不懈奮斗。5000 多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經受住無數難以想象的風險和考驗， 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同中華民族有深厚持久的愛國主義傳統是密不可分的。 ”［29］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 在嚴重的邊疆危機和民族危機面前， 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高度升華，各民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國難，中華民族凝聚力在血與火的錘煉中不斷增強， 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了自覺。 當前，我國發展正處于新的歷史方位，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賦予愛國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 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

三、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現代啟示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數千年的各民族交融互動歷史，給當今中國和人類世界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和啟示。 認真總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對于深化新時代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

中華民族5000 多年的歷史是一個在艱難曲折中逐漸凝聚成事實上的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歷程。 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共同體意識開始覺醒并逐漸增強。 然而，近代中國無數仁人志士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生命的代價，都沒有能夠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 100年來，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 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歷史充分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30］

中國共產黨百年民族工作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進入新時代以來，黨的民族工作進一步創新和發展， 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必須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團結統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31］。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貫穿于中華民族發展各個歷史時期民族關系的始終， 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 新時代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和要求， 只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才能夠更好地完成這項重要的任務和使命。

（二）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樹立“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

在中國歷史上， 一些政權統治者和知識精英在“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夷夏互變”“以夏變夷”“華夷一家” 等有利于民族交融的主張， 但是受時代和階級等條件的限制， 這些主張未能夠普遍地落實和推行， 現實中阻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大量存在。

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與現實國情，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 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32］“四個共同”的提出標志著新時代中華民族歷史觀的形成，它揭示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特征，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大創新。

從 “四個共同” 出發去認識中華民族發展史，為我們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提供了根本遵循。中華民族從萌生到形成、發展和復興，經歷了漫長的數千年時光。如何正確認識中華民族曲折漫長的發展史，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完全實現?！八膫€共同”高度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思想和人民創造歷史的思想，構成了新時代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核心內涵。 堅持“四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有助于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有助于增強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

（三）堅持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原則，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質屬性和重要特征。 多元意味著豐富性和多樣性，也意味著共同性和差異性并存。 經過500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內部的共同性在不斷加強，差異性也在發展變化。 只有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才能更好地處理多元一體結構中的矛盾與張力，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強化和日益牢固。

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 其關鍵在于要以增進共同性為主要方向。 中國5000 多年的歷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性不斷增強的一個過程， 它有助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增進共同性，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 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各民族之間依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在處理民族關系和民族問題時，必須堅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本原則。 這種差異性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等特征，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也是文化多樣性的體現。 對于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文化藝術等， 要根據黨的民族政策予以尊重和保護； 對于各民族傳統文化中落后和消極的因素，就要移風易俗，使之符合中華現代文明的要求。

（四）堅持增進各民族的“五個認同”，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015年5 月18 日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中提出：“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進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33］這是“五個認同”在黨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并將之與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列，充分體現了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和重要意義。 因此，“五個共同”的提出是新時代中國民族理論和民族工作的又一重大創新。

增進各民族的“五個認同”：一是要推動各民族堅定對偉大祖國的高度認同，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每一個公民都要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反對一切分裂祖國的言論和活動。 二是要推動各民族堅定對中華民族的高度認同，要清楚地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必須放在首位，任何民族的個體利益不能等同或凌駕于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三是要推動各民族堅定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 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四是要推動各民族堅定對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認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五是要推動各民族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指導下，朝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前進。

四、結論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 中華民族在各民族的交融匯聚中發展壯大，中華文化在各民族優秀文化的交融匯聚中發揚光大。這是中華文明綿延5000多年沒有中斷的一個秘方，是中華民族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因素。 中國數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給當今中國和人類世界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和啟示。 當前，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迎來了最好也是最關鍵的發展時期。 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及民族地區一切工作都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和任務。

認真總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對于深化新時代民族團結進步創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們認為，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主要包括：“大一統” 理念強化了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高度認同；民本思想指導下的制度建設和政治舉措推動了各民族的交融互動；互嵌雜居的分布格局密切了各民族的社會聯系；多樣性的經濟類型促使各民族形成經濟互補和經濟依存關系；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增進了各民族的中華文化認同；偉大的民族精神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凝聚力。 這些歷史經驗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和邏輯， 啟示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必須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樹立“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必須堅持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原則，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必須堅持增強各民族的 “五個認同”， 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這是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

目前， 全國各地都在大力開展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活動， 將之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方式和途徑。 機關、學校、企業、街道、社區、軍營、景區、宗教場所，等等，無不在學習、宣傳、實施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和措施， 不斷拓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廣度和深度。 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理念正在深入各族干部群眾的心間，許多地區的“三交”活動取得了非常積極的成效。 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黨的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時指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在黨的旗幟下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號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34］

注釋：

①參見楊須愛：《馬克思主義民族融合理論在新中國的發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軌跡》，《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張云、張付新：《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探析》，《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②參見石碩：《多民族相處之道： 藏彝走廊民族交往的經驗與智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張應強：《制度條件、主體意識與文化共生——山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清水江經驗》，《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5期； 周拉、 才讓措：《宗教和順與多元和諧——論塔爾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 》，《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5期；羅彩娟、 黃愛坤：《廣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對策研究》，《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年第6期； 余吉玲：《甘肅涉藏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經驗及實踐路徑》，《大理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 趙月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演進與現代治理——以內蒙古通遼地區為例》，《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王文令：《西藏推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功實踐及經驗研究》，《青藏高原論壇》，2022年第1期； 尹未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云南歷史經驗》,《黑龍江民族叢刊》,2019年第2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