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鑒視域下瀾湄流域旅游合作發展的符碼表征
——以文化景觀的多樣性和認同為基礎

張海云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7）

瀾湄流域的民族分布和文化景觀、地緣、文緣和人緣， 呈現了多向交流和橫向碰撞的流域發展歷程、以及同源異流的民族過程、多源兼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景觀分布。瀾滄江—湄公河流域貫串的中華文化和東南亞、印度文化，江河文化、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呈現出碰撞、交流、融合等文化情形。 基于全球化過程中文化景觀的多樣性及對多樣性認同的認知與實踐，瀾湄流域的合作開發可從國家間層面、中國境內三省區層面、中南半島地理單元內湄公河五國間層面三個層次做制度設計安排。鑒于生態旅游的全球性產業發展趨勢，以及瀾湄各國近年來旅游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性比重的增加，瀾湄流域旅游合作空間拓展既可從產業層面解決減貧、 脫貧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亦可從文化層面解決現代主義催生下中心—邊陲的邊界流動導致的現代性的對立，從而形成共建“一帶一路”瀾湄流域區域形象和命運共同體的瀾湄認知。

中國和湄公河國家山水相連、人文相通、經濟互補，青海作為瀾滄江—湄公河的源頭，同下游國家和地區擁有天然的紐帶，在自然、文化、經濟等各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發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的瀾滄江，經中國西藏，從云南出境后，流經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國，匯入南海，全長4880 公里，像一條銀色的紐帶［1］，串聯了中國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區與中南半島五國，被譽為東方的多瑙河。隨著流域內各國關系的日漸穩健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推動，及流域區各國多次卓有成效的開發論證與協商，基本形成了以交通、能源為龍頭，同時包括環境與自然、人力資源開發、貿易、投資、旅游、通訊等多個領域的跨國境、跨民族國際開發合作［2］，在開發中尋找合作的文化底蘊，發掘民族文化聯系與共性，有助于開發合作的進一步深化和合作品質的進一步提升。瀾湄流域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是一項國際開發的系統性工程，在“四地”建設進程中，我國三省區與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五國建立冬夏互補式國際生態旅游模式，增進瀾湄各國相互交流、相互支持和密切協作，有利于形成合作內容豐富、交往交流頻繁、民族文化和諧相處、相得益彰的國際關系新秩序。

一、瀾湄流域文明互鑒的地理與文化生態基礎

瀾滄江由西北向東南斜跨中國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區和中南半島。 地勢自北向南呈條帶狀傾斜，海拔逐次降低，上游較中游略顯寬闊，中游狹窄湍急，下游開闊平緩，自北向南流經高原山地、河谷平原和河口三角洲。 在我國境內上源北與通天河相鄰，西部以他念他翁山—怒山為界與怒江流域相隔，東部以芒康山—云嶺—無量山為界與金沙江、紅河相隔。 從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到干熱河谷橫跨寒溫帶、中溫帶、暖溫帶、亞熱帶和熱帶五個氣候帶，生態系統相應分布為高山草甸、寒溫帶針葉林、暖溫帶闊葉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到熱帶雨林［3］。 由此可見，瀾湄流域具有氣候、地貌、土壤、植被等自然多樣性及民族、宗教、風俗等文化多樣性的特點，正是因為文化的多樣性從而具有文明互鑒的價值和意義。

（一）習近平關于文明交流互鑒重要論述

關于文明的探討和研究，中西方學術界形成了將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等要素視為判斷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標志的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西方知識體系將西方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普遍標準，其文明的話語敘事包含著沖突論和衰退論交織的悲情。 然而，世界各地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從未中斷， 誠如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言，各個文明的歷史實際是許許多多個世紀不斷地相互借鑒的歷史，盡管每個文明一直還保留著它們原有的特征［4］。 在關于文明的討論中，文明概念存在單數和復數形式的表達，文明研究關涉所有社會科學領域，其概念很難在兩個學者間達成共識。 莫斯斷言文明是人類所達到的全部成就，德國學者使用了“文化”一詞，更加清晰地辨析了文化與文明的內涵： 一種文明是其文化財富的總和。隨著對作為地理區域的文明探討的深入，空間、陸地、氣候、 動植物等自然條件成為文明研究的基礎環境，直至延伸到作為社會的文明、作為經濟的文明、作為集體心態的文明等各方面，法律、制度、經濟、宗教、歷史等從不同角度成為文明研究或衡量文明程度的標準。在布羅代爾的研究中呈現了文明的連續性特征和文明的基本結構［5］，為理解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的文明形態及文明發展史提供了基于歐洲視角的知識圖譜。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已經萌發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多彩文明觀。 習近平同志在不同場合多次闡發文明交流互鑒的思想，在與西方文明研究的對話中呈現了“和而不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文明如水、潤之無聲的和美哲學，同時也將文明論推向了學術研究的新高度。

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3 月27 日在法國巴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總部演講時闡發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深邃內涵，認為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提出了對待文明應秉持的態度和原則，即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6］；2017年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的演講中繼續闡發對深化文化合作的思考，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 2023年3 月15 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將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與植根于豐富多樣、 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相聯系， 為各國現代化發展模式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解釋及理論支持， 將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化理論貢獻于世界文明圖譜中。 相較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 習近平總書記的文明交流互鑒理論為“一帶一路”倡議行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文明交流互鑒完全超越了西方的文明沖突論和悲情文明觀，為“一帶一路”建設和瀾湄流域合作交流奠定了文明互鑒的話語基礎。

（二）民族分布和文化景觀

按照喬納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的理解，文化是權力的體現，由于不同文明和文化差異的存在，必然有著不同的國家文化形象，文化差異的存在也必然導致文化互動、融合與碰撞，文化已成為國際沖突和合作的重要變量。世界各國為避免在文化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積極實施文化戰略來樹立國家文化形象，以維護和拓展本國的文化利益［7］。 民族文化的意義在于在世界文化版圖中彰顯存在和貢獻。瀾湄流域的民族文化景觀和文化叢林豐富了世界文化體系，也為國家間的合作交流提供了可能。在我國境內的瀾滄江流域，上游主要居住著氐羌系的藏族、普米族、傈僳族等;中游東岸主要居住著氐羌系的彝族、白族及苗瑤系的苗族， 西岸主要居住著百濮族群的后裔德昂族、 佤族和布朗族； 下游居住著氐羌系的拉祜族、彝族、哈尼族、基諾族，百濮系的布朗族、佤族，百越系的傣族，以及苗瑤系的苗族。 在湄公河流域居住著跨境的岱依族、儂族、克欽族、高欄—山齋族等，以及經常談到的高棉人、占人、泰人、蒙人（苗族）、阿卡（哈尼族）等，另有克倫人、撣和佤邦等。

受文化多樣性與自然多樣性的雙重影響，瀾滄江流域呈現不同的民族生態景觀：有草地畜牧業發達的藏族， 農林牧兼營以山地旱作農業為主的傈僳族，水田稻作發達的傣族、白族等。 自遠古時期，北方氏羌、南方百淮、 東方百越就在瀾滄江流域繁衍生息。 瀾滄江—湄公河貫串的中華文化和東南亞文化、印度文化，江河文化、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在這里碰撞、交流、融合［8］。 我國境內瀾滄江流域民族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性，聚居著藏、傈僳、白、傣、彝、拉祜、佤等少數民族，民族人口約460 萬，占流域人口的47.4%。 瀾滄江上游是藏族聚居區，平均海拔4000m，處于青藏高原東南緣及橫斷山北部， 緯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明顯，以高寒灌叢草甸為主要景觀。 傈僳族聚居區海拔約3000m，瀾滄江穿梭于怒山、云嶺間，從山谷到山脊形成“一山分四季”的立體氣候特點，云冷杉林分布集中。 云貴高原西北部平壩和低山丘陵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區分布有白族，氣候呈河谷熱、壩區暖、山區涼、高山寒的立體氣候特點。 傣族分布在瀾滄江下游的熱帶季雨林區，海拔僅1000m 左右［9］。

瀾滄江流域是踐行生態文明理念的理想場地，生態景觀有森林、草地、高寒草甸草原、沙漠裸地、灌叢草地、沼澤、農田等，類型豐富。 基于此生態地理條件形成了藏彝文化、傣泰文化、高棉文化、貝葉文化等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觀。 從民族語言系屬來說，漢藏語系、南亞語系、南島語系的民族在這個流域區均有分布，語言接觸和語言景觀反映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幾乎整個東南亞的民族都可以在這里看到。 這些民族文化不為流域區某一國家所獨有，其諸多的共性和文化淵源關系是建立國際大通道的軟件和基礎，這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大通道［10］。

（三）民族流動和文化通道

流動性（mobilities）是人類社會的本質特征，貫穿于歷史與現在、過去與未來、人與物、物與物、人與自然、中心與邊境、我群與他族中，隨著全球化跨邊界流動的加劇，流動性成為當代社會理解空間和日常生活的關鍵概念和重要視角。Cresswell 認為流動性既講人（people），又含事（things）與思（ideas），流動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流動性是尺度穿梭的，試圖將人們從相對封閉、固定和靜止的認知論中解放出來， 流動代表著去領地化和去邊界化，是高度政治化的概念，貫穿于現代和后現代的生活敘事［11］。流動性特征在瀾湄流域的歷史展演中從未停止，從歷史上看，這個流域區內的民族文化自古就呈現出多向交流和橫向發展的特點。 民族活動，大多自北而南，氐、羌民族之南下，部分苗、瑤之南移；也有自南而北，比如孟高棉民族之北上，部分越人之北移。 經濟文化活動也顯示出多向移動的軌跡， 大多自東向西，比如古代南方絲綢之路、明代的軍屯與民屯；也有自北而南，比如金四角流域各族的出海經商、南詔的下方拓殖。 宗教傳播有跡可循，大多自南向北，如小乘佛教的傳播、百夷文字的輸送；也有自西向東，印度文化的潛入和藏傳佛教的迭起［12］。

以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傣泰文化主體傣泰民族來說，主要是指廣泛分布在這個流域區內的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和泰語語族各語支的民族，涉及中國瀾滄江流域的傣族、緬甸東北部的撣人、老撾的泰老民族及泰國東北部的泰人等等。這些同一族系的民族雖然跨國跨境，但在地緣上毗鄰，尤其同在一個河流的流域區，文化相近，語言相通，在經濟生活中交往密切。傣泰民族傳承著百越民族的文化因子，同時又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印度文化和鄰近其他民族的文化養分，因此可以說瀾湄流域民族過程是同源異流，文化景觀分布上多源兼容［13］、博大精深，民族間的親緣關系和基因記憶是合作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的深厚基礎。

二、瀾湄流域合作開發的分層次理解

瀾湄流域文化的多樣性、生物的多樣性及資源稟賦的流域性特點，致使流域內的開發合作和旅游協作呈現出明顯的梯級交流狀態，同飲一江水的合作交流模式因不同的海拔高度及差異性的文化特點顯現出不同層次的理解與認知。增進瀾湄各國的合作行動至少需從三個層面進行制度設計與安排，即國家間的跨文化合作、一國之內省區間的協作和中南半島地理單元內的合作共贏，這三個層面的制度設計考量包含國與國、大小區域間的聯通協作。 聯通對區域發展影響至少有二：一是引導區域資源高效合理的流動，二是消弭區域間發展的不平等。 “一帶一路”中互聯互通的本質是促進沿線資源的優化配置，利用區位優勢和文化輻射加強區域溝通協作［14］，形成整體性區域力量，以便更好地在世界體系中擁有真實資本和虛擬資本，既促進本國發展，又推動所在區域發展。

（一）國家間的跨文化合作

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一種文化總會跟別的文化結盟，這樣才能構建起累積的序列［15］。累積的序列和文化結盟是發展的動力，文化間的合作更能形成影響力和輻射力。 第一個層次是中、緬、老、泰、柬、越等六國在國家層面合作開發，包括交通、能源、環境與自然、人力資源開發、貿易、投資、旅游、通訊等多個領域的合作框架的形成和持續推動。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瀾滄江流域三省區需利用自然生態資源、社會人文資源和民族文化資源，與湄公河流域緬、老、泰、柬、越五國找到合作的契合點，特別是青海省作為三江之源和亞洲水塔所在省份，應充分發揮瀾滄江源頭的區位優勢和生態屏障作用，在文化交流、經濟發展、特色產業和特許經營等方面與湄公河五國加強合作，形成共話瀾湄情的整體區域氛圍。 瀾湄六國同處佛教文化圈，各國在宗教信仰上有天然的親近性，歷史上發端于先秦時期的朝貢制度，使中國與包括中南半島五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建立了實質的貿易關系，實現了物質和文化的流通［16］，國家間基于文化合作的柔韌性和聯系性較強。

（二）一國之內省區（省、縣）間的協作

文化是人群公開的、可接近的文本，是銘刻在社會生活的時間和空間及其真正本質上的象征節目［17］。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中的文化展演，事實上蘊含著多維的認同與合作交流的可能性。瀾湄流域協作發展的第二個層面的制度設計與安排，是瀾滄江流域的我國境內的三省區協同發展、合作共進及中南半島湄公河五國各國內部的聯通協作。

青海的玉樹、西藏的昌都和云南的迪慶同屬于康巴文化區，三省區藏族文化習俗、宗教信仰和生計模式等幾近相同，瀾滄江流域的藏族與彝族、傣族、哈尼族、苗族等在歷史上形成了宗教同源、經濟互補、往來密切的格局，歷史上的人群遷徙、文化采借、族際通婚、語言共通等使瀾滄江流域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基礎和政治基礎。三省區之間的協同發展和交流合作更應體現在廣泛而具體的實質性內容上，如圍繞有機農畜產品輸出地的打造，形成流域內的上、中、下游產業鏈和相應的交通運輸鏈條；圍繞國際生態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形成三省區不同品牌的旅游線路和服務行業產業鏈，至少可以形成不同生態景觀類型的旅游品牌和文化旅游品牌， 包括非遺項目、音樂品牌、體育項目、舞蹈品牌等高附加值旅游產品；圍繞清潔能源產業高地建設， 利用流域豐富的水資源，形成綠色清潔能源產業和水上運輸業，在生態保護的前置性條件下充分發揮大江大河資源優勢，形成三省區協同發展的示范性效應，增強流域的輻射帶動性能力。

中南半島湄公河五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普遍處于較低發展階段，存在發展不成熟、法制不完善、配套基礎設施不完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社會生產率低下、市場容量小、上下游產業合作程度低、政權更迭不確定性較大、社會治安紊亂、國際投資依賴程度高等問題［18］。五國應妥善解決國內存在的問題，克服殖民主義造成的發展困境，樹立文化自信，推進區域間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強化省、府之間三產的聯通協作，形成本國優勢特色品牌，彰顯國家形象。

（三）中南半島地理單元內的合作共贏

中南半島面積約207 萬平方公里，半島上擠著湄公河流經的五國及馬來西亞、新加坡共7 個國家。 湄公河五國也被稱作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中南半島地理單元內國家間的合作交流有利于良好地緣政治秩序的構建和經濟社會的持續向好。特別是湄公河五國之間的良好合作交流可進一步推進瀾湄合作機制的實施。 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離不開穩定、和諧的政治環境及旺盛的市場需求。 目前，湄公河五國盡管政體多元異質， 但總體來說在推進政策改革和經濟開放，國家逐漸由閉鎖向外向型發展，五國間不同層級的發展戰略框架協議都旨在尋求國家穩定和經濟增長。五國在地理上是一個相對統一的單元，次區域合作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有助于形成資源配置合理有效的經濟圈、文化圈。 中國與五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穩定、繁榮、有活力的流域伙伴，因此，瀾湄流域國家的合作開發應至少從以上三層面去理解。

三、文明互鑒的瀾湄愿景與旅游路徑

20 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及20 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衰退，使得柬埔寨、老撾、泰國、緬甸和越南等國通過不同方式尋找外匯收入來源和經濟發展渠道。受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的影響，瀾湄各國經濟增長出現了嚴重下行壓力，其中旅游業被視為經濟增長的重點產業，瀾湄各國更加認識到加強區域內旅游合作對于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性［19］，也更加重視本地區的旅游合作。

（一）旅游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性作用

近20年來， 瀾湄流域國家在減少極端貧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中國貧困人口的減少、極端貧困的消除和小康社會的建設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目前該區域仍存在一定比例的極端貧困人口，消除貧困仍然是瀾湄流域的挑戰。 在精準脫貧工程實施以前，我國廣西、云南是全國農村貧困面最大、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的兩個省區，老撾、緬甸、泰國、越南和柬埔寨仍有一定數量的赤貧人口［20］，面對減貧和發展這一共同的重大挑戰，瀾湄流域各國更加注重發揮旅游業在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中的關鍵推動作用。

區域旅游帶動了瀾湄各國旅游經濟快速發展，2008—2017年，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及中國云南、廣西國際旅游入境人數年均增長率都在兩位數以上。 泰國的旅游業發展較早，是瀾湄流域旅游入境人數規模最大的國家， 旅游業是泰國的主要經濟產業；越南旅游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旅游入境人數規模排在第二位，2001—2018年，旅游業收入增幅平均值為18.3%，在疫情之前，旅游業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 柬埔寨的旅游業是第二大支柱產業；老撾的旅游業與礦業、 電力一起是排在前三位的產業，也是老撾增長最快的行業；緬甸的旅游業收入在2006—2018年間增長了10 倍，年均增幅達18.7%；中國云南和廣西，2018年旅游同比增長30%和36.6%，分別占GDP 比重的50.3%和37.4%。瀾湄流域國家和地區互為主要客源地，入境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的國際游客中， 瀾湄流域國家的游客占主要部分。 中國是湄公河五國最大的旅游客源國；泰國是老撾、緬甸的最大國際客源國，也是中國云南最大的國際客源國； 越南是柬埔寨、 老撾的第二大旅游客源市場，也是中國廣西最大的國際旅游來源國；緬甸和柬埔寨目前還沒有成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客源市場，除越南和泰國外， 其他國家也沒有成為廣西和云南的主要客源市場［21］。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在瀾湄六國的重要性。 旅游是國家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游客來說到一個國家旅游， 意味著該國對其具有吸引力和召喚力，歷史文化、自然風光、建筑風格、美食享受和購物體驗是吸引游客的關鍵因素［22］，旅游目的地對客源國的吸引力不外乎旅游體驗帶來的審美愉悅。

（二）冬夏互補旅游模式與文明互鑒

旅游是一種外交渠道，在塑造國家形象的諸多方式或途徑中，旅游者素以“民間外交家”著稱。 日益龐大的流動群體， 不僅充當了自己國家的形象大使，而且也在出國旅游的過程中把自己國家的形象帶到了旅游目的地國家。 通過游客這一流動的群體，幫助一個國家像磁石一樣吸引國際社會的目光，向全世界遞出靚麗的名片。旅游被強調為國際民間交流的重要渠道，國際旅游服務貿易的經濟效益有形可見，依托國際旅游活動，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增進不同國家人們之間的互相了解與友誼，在國際上塑造新時代中國國家形象的無形卻可感［23］。旅游過程中的跨文化傳播、旅游對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 旅游者的文化身份識別、旅游過程中東道主與游客關系、文化遺產管理、文化旅游開發等是冬夏互補旅游模式持續打造中應特別注意的事項。

打造減貧脫貧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的瀾湄愿景，生態旅游是一條環境友好型的可選之路。當前我國各省區都在打造國際生態旅游目的地，瀾湄流域各國擁有天然的黃金水道資源，這樣一條水系紐帶將上、中、下游的人文資源和地文資源聯系在一起，形成源頭和出?？诼糜纹放?，是自然稟賦的饋贈。 人們習慣于借助符號來傳承文明、表達思想、傳播文化，文化符號不僅能反映國家特有的精神與物質特質，而且更能幫助溝通、增強記憶，不少國家都能引發清晰的符號聯想，即我的符號是你的聯想［24］。 所以在國際旅游目的地的打造過程中，首先要確定符合國際旅游的路數，如確定哪些是適宜區域，哪些是不適宜區域。 目前冬夏互補的旅游模式嘗試，充分發掘了氣候、民族生態景觀等多要素資源，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自然景觀與民族文化景觀相映成趣， 旅游體驗與旅游教育同向而行。冬天的旅游目的地是中國廣西、 云南和湄公河五國，夏天的旅游目的地是中國青海和西藏，以此加深對青藏高原、橫斷山區、云貴高原、中南半島的風土人情等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開發的認知，推動湄公河次區域可持續發展。

拓展旅游合作空間，中國廣西、云南和湄公河五國在旅游業合作方面占有地緣優勢。因跨國境民族分布和文化淵源深厚，目前瀾湄流域的旅游合作交流重頭戲還是在邊境區域的跨國游對于內陸的青海瀾滄江源頭，因季節、交通、基礎服務設施建設、人力資源等影響，國內外游客吸引力未能顯現出來，所以需要培育客源市場。 瞄準國際客源打造文明互鑒、美美與共的民族文化景觀叢林，通過沿江沿河特色生產方式包括游牧、畜牧、山林耕作、河谷農業、稻田種植等展示，一方面堅守優秀傳統文化生計模式和生態保護的地方性知識，另一方面培育旅游觀光產業，構建融自然地理、 生態保護與社會文化為一體的旅游示范樣板，借以擴大國際客源。 瀾湄流域各國在打造旅游形象時，要基于國家形象的建構和國家軟實力的增強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以中國境內瀾滄江流經的三省區為著眼點，進一步增強三省區的旅游協作，建設一體化旅游路線，開辟三省區瀾滄江流域環線；要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于地域旅游形象建構中，無論是朝圣旅游還是探險旅游、自駕游營地建設，要將各民族文化匯入中華文化體系中，牢牢把握青藏高原各民族匯聚中華的歷史與實踐，突出國家形象在地域文化景觀中的基準和底色，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擴大文化傳播的廣度和力度。 在區域旅游形象打造時，要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融入瀾湄流域旅游開發合作中，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民俗旅游、非遺旅游、生態旅游、體育旅游、科技旅游等層面拓寬合作空間，為解決減貧和推動發展提供旅游合作的區域方案，推進瀾湄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結語

文明是實踐性和空間性的文化符碼表征，文明社會變化著的認同結構的部分沿著文明系統自身的擴張和收縮變動［25］。 新的地方性與區域性認同的興起也即意味著世界體系的中心和邊陲在發生秩序變動。文明化的解體過程，預示著文化的新認同的繁榮和對存在的更具體的整套意義的尋求，以文化為基礎的認同隨現代性、文明的擴展而反向進行變化［26］。瀾湄流域以跨文化合作為基礎的新秩序構建是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修正和補充， 如果按照喬納森·弗里德曼對全球性過程的研究， 現代主義是去自然和去文化的，傳統主義主張文化的方式， 尚古主義崇尚自然的力量，后現代主義則是既注重文化傳統，也貼近自然懷抱［27］。 瀾湄流域多層次的旅游合作發展是在文化景觀的多樣性和對多樣性的認同基礎上產生的旅游文化符碼，是文明互鑒的實踐嘗試和具體行動。 瀾湄流域以旅游合作為符碼的文化闡釋，應在文明互鑒的視閾中理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 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為文明是“一個空間、一個文化領域，是文化特征和現象的集合”，文明是文化實體，文明包容廣泛，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文明沒有明確的邊界，文明是持久的，但也在演變［28］。 中國和中南半島五國“瀾湄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實踐，即是各國間文明的對話和文化的結盟，文明意味著具有最大限度多樣性的文化之間的共存，世界文明是保持著自身特點的各種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聯盟［29］?！盀戜睾献鳈C制”體現的正是列維-斯特勞斯的文明觀，瀾湄各國文明之間斷斷續續或有限的多方向碰撞，讓位于西方對所有其他文明持續的、不可抗拒的單方向沖擊［30］，所以世界主義體系中的文化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某個文明的普遍性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