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三重價值維度

路雪蓮 王成云

（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天津 300380；華中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0）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最新理論成果，始終是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基礎與行動指南。［1］通過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所蘊含的價值維度進行探討，深入研究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新理論和新思想，不僅對于構建美麗中國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而且對于全球性的生態文明治理有著借鑒意義。

一、突顯“以人民為中心”的生態民生觀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所蘊涵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生態民生觀具有豐富的價值意蘊，不僅注重挖掘生態環境中的生態美學價值，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審美需求與豐富人民群眾精神生活，而且將保障生態資源與促進社會正義相聯系。此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通過喚起人的生態本性進而培養人民群眾的生態美德，將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態權益和培養人的生態本性相聯系，從而實現人的健康全面發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唯物史觀作為分析生態問題的理論工具，從社會發展歷史角度分析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全人類整體的、長遠的生態權益作為價值取向，超越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片面強調主客二元論抽象價值觀方面的討論。

（一）培育人民群眾的生態本性

現代化技術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使得現代人沉溺于對自然界的征服與占有，人的經濟理性掩蓋了生態本性，不僅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而且阻礙了人的全面發展。生態環境不僅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基本生存條件與物質生產資料，而且人作為對象性的存在，其本質力量通過外在自然體現出來，現實的、感性的自然界作為人本質的對象化就與人本身獲得了內在同一性。人與自然的異化實則是人類自身的異化，消除這種異化就需要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從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自然觀中合乎邏輯地引出人類對自然負有的道德義務，由此消解主客二分的近代機械主義自然觀。

生態環境的問題本質上是人性問題，是人的生態本性與人的經濟理性的斷裂。一味地放縱人們的經濟理性限制了人的生態本性的完善，阻礙了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尊嚴與價值就體現在人類可以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用理智去引導和調整自己的欲望，使得人與自然處于和諧統一之中，使人真正認識到大自然才是人類的生存之根。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在加強公民生態教育中引導人民群眾“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2］，不斷推動全體社會成員生態本性的回歸與彰顯，堅決取締征服和奴役自然的錯誤觀念。此外，生態自然蘊含著豐富的自然價值，通過生態美育的途徑有助于挖掘自然人文價值與培育人的生態本性，從而提升人們的幸福感。［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就是在不斷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化國家中持續發揮生態文明建設在國家總體布局中的戰略性作用，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實踐活動中不斷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在積極推動綠色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中推動人自身獲得多元化發展，在引導人的生態本性復歸中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態權益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始終堅持從實踐出發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予以闡釋，強調以保障人民群眾整體的生態權益為價值取向，不斷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發展。馬克思在《關于林木盜竊法》中就批判了立法者將貧苦民眾撿拾枯木列為違法行為的做法，指出撿拾枯木“在貧苦階級的這些習慣中存在著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識，這些習慣的根源是實際和合法的”［4］，生態權益是廣大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基本權益，是人們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而不應當是樹木所有者通過法律貪婪地獨享有限自然資源的特殊權利。維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證人生存發展的基本權益，空氣新不新鮮、水資源干不干凈、花草茂不茂盛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的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確保生態環境良好就是最大的民生福祉，要重視生態產品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公平分配和利用，要在不斷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中持續為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和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堅持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全面推進生態環境的總體性保護和生態環境的綜合性治理，著力完善生態補償體制機制，滿足人民群眾對優質生態資源的需求，始終踐行生態為民、生態利民、生態惠民的價值理念。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認識到自然的本質與人的本質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只有維護好自然環境，才能保證人類生活向善向上發展。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生存與發展的權益，維護生態環境利益就是維護人本身的利益，這不僅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體系的價值內涵，而且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方向與道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生態興則文明興”的戰略理念為我國總體生態文明制度的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融為一體，并將綠色發展理念貫徹到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從而實現強國戰略目標與總體布局的和諧統一。

（三）維護社會的生態正義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明確了生態正義作為社會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問題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重要的政治民生問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改善生態民生也是保障民生，要充分發揮生態公平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和本質這個特點，最大限度滿足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生態正義要求我們持續關注生態民生問題，不斷積累優質的生態產品與生態服務，并以合理正當的程序進行分配。

在面對生態環境時需要保持生態平等觀，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也要注重社會公正。生態正義是指確保不同階層的人都能夠平等享受生態權益，同時還需要為子孫后代保護環境，以此來保障他們的生態權益。在共享生態權益中實現代內生態正義，以保證生態資源與生態產品在人民群眾中實現公正分配。在城鄉物質變換平衡中、工農業廢物資源的循環利用中與降量化生產過程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可持續性發展。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居民將諸多生活及生產污染物都排放到農村地區，導致農村地區生態環境愈加惡化，特別是土壤肥力受到較大破壞，切斷了城鄉之間的物質變換，從而導致城鄉生態空間發展的不平衡。因地制宜建設好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對于建設美好鄉村以及實現城鄉生態平衡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此外，要警惕西方發達國家生態帝國主義侵略，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本國生產力成本不斷上升，勞動力供需緊張，在資本逐利本性的驅使下，為了獲得低廉物質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料，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地區轉移高耗能、高污染企業，不僅侵占了欠發達地區和國家生存與生產的空間，而且嚴重破壞了當地生態環境，甚至有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打著科技援助、經濟援助的口號從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掠奪生產物質資料，向其傾倒生產生活污染物。由于資本的逐利本性，必將使得資本主義造成成本外在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于受到經濟理性的驅使，沒有共同體的風險承擔意識，必然造成生態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國家或地區間環境正義訴求，為后發國家生產生活提供綠色發展幫助，中國始終堅持多邊治理，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生態責任，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出中國理路和中國方案。

在保護生態環境中實現代際生態正義，重視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公平地享有豐富生態資源與自然環境的權利，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鮮明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生態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5］正義不應受到代際的束縛，生態正義更是如此。代際正義的建立，可以單向度地起源于人的道德自覺和道德責任。馬克思曾說：“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保?］代際生態正義對自然環境的重視，凸顯了我們對生態環境問題共同承擔的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要堅持陸海統籌、河海兼顧、綜合施策，為子孫后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銀行’?！保?］我們要始終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理念，堅持美麗生態、人民健康和生活美好的整體推進，確保生態安全和生態資源在代內以及代際間的公平分配。同時，還要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保障種際生態正義。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構建生態命運共同體的重大論述，強調必須要在加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保障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態權益，實現種際之間的生態正義，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理論藩籬。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理念，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整體主義價值觀，這體現出我國在治理環境危機所體現出的擔當與決心，表現出我們黨和國家對人民群眾以及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態度。

二、體現“兩山”理論的生態經濟觀

“兩山”理論體現了維護生態環境的優先性和重要性，不僅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文明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而且完善與豐富了生態文明建設體制體系，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生態資源上的保障。生態文明建設關乎于社會發展、關乎于民族未來。持續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必經之路，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一）“保護生態就是保護生產力”的生產力觀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理論有關“自然生產力”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態生產力”重要論述。馬克思認為“勞動的自然生產力，即勞動在無機界發現的生產力，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一樣，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8］，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自然生產力得以實現，而經過人類實踐活動改造過的自然具有“人化”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9］“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后勁”［10］的觀點，指明了生態環境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環境可為經濟發展提供物質基礎、生產空間與動力支持。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闡明了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必須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進一步落實新發展理念，積極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產業創新升級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形成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產業模式與經濟結構。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重視資源的利用效率，強調產業生產以及居民消費過程中應該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直接消耗與破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把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控制在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之內，在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持續保護自然環境，在環境保護中發展經濟，逐步構建社會經濟、人口、資源和環境協調發展的生產格局。

（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社會財富觀

馬克思對社會財富的認識擺脫了“純粹的物”的藩籬，主張應當站在人的角度探討社會財富的本質，其中自然界作為人以及人類社會產生與發展的基礎，始終是人們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促進自然財富和經濟財富之間協調發展。反觀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度存在著以無節制生態資源耗費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的不良現象，從而造成了自然資源過度開發與浪費。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明確了“生態是我們的寶貴資源和財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社會財富觀，闡明了生態環境資源本身所具有的經濟價值。要深刻認識到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社會經濟發展與人民生存生活最大的財富，這不僅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課題，也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舉措。為此，一方面要在不斷推動“金山銀山”快速發展與積累的同時，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促進生態環境的改善和自然財富的豐富；另一方面，也要用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反饋于自然環境的保護與治理，形成保護生態環境與發展經濟共同互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于國內國外兩個大局，針對關系民生的重大生態問題，實事求是地提出了綠色發展的科學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強調樹立生態型消費觀，推動綠色消費與高質量消費，注重在保護生態環境中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為此，不僅要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基本原則，而且要不斷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在不斷推動綠色發展方式的同時獲取最大的生態效益。此外，生態資源蘊涵著豐富的旅游資源，是發展旅游業的潛在優勢，要把保護自然資源與帶動當地產業經濟發展相結合，以豐富人民群眾多元化創收的渠道。生態文明建設是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的一項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必須要不斷增強全體人民群眾的綠色消費意識和生態環保意識，在不斷推動形成綠色健康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中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

（三）發揮市場要素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

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之一，但環境卻無法完全融入經濟循環。［12］正如卡爾·波拉尼在《偉大的變革》中所寫的那樣：“經濟功能僅僅是土地多種重要功能之一。土地穩定地維持著人類的生命，它是人類居住的場所，是人類身體安全的條件，是風景和四季?！保?3］生態環境不僅是人類生存的載體，更是人們美好生活與發展享受的平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要注重利用市場要素激活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生態資源要素，要發揮市場經濟對生態環境提供物質性保障的作用，在市場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共同驅動下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尤其要根據當地的生態環境的具體樣貌，發展特色旅游業，將生態環境與市場需求相聯系，進而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要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促進生態環境向著高質量發展，努力實現生態文明建設、脫貧攻堅、特色旅游業與鄉村振興戰略協同發展；［11］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調節，使得人們重視生態環境對于經濟發展的反哺作用，認識到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環境保護就是確保生產力、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支撐，進而促使人們把這種認識轉化為自覺行動。

三、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生態政治觀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所蘊含的生態政治觀集中體現在黨內生態政治的建設、黨內執政責任的落實及其追責機制、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治理策略、生態安全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戰略地位上，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態文明治理體系的建設中。

（一）加強黨內生態政治的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落實生態文明建設關鍵在于執政人員的紀律性與組織性問題。構建一批生態型政黨，加強執政黨對生態文明理論的決策能力與落實能力，對于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公共參與生態環境治理。［14］黨的生態治理能力不僅是生態文明建設體系的重要一環，也是我國治理能力的彰顯。在執政黨的隊伍建設方面，要在執政黨內部建立起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執政理念，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生態政治的價值取向，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態發展權益。在執政黨政策執行方面，不僅要提高領導干部的個人執政素質，確保各級部門積極推動生態制度法規落地實行，還要注重領導干部在制度實施過程中所造成的生態資源環境影響，強調執政過程中的科學化、有序化、生態化。在執政黨責任監督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對失職的領導干部嚴肅追責，要嚴格踐行領導干部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完善動態責任監察與追究體制機制。加強黨內生態政治建設不僅體現在對執政黨內部成員個體化的生態政治覺悟、生態政治思維與生態政治執行力的提高上，而且體現為從制度創新、行政執法與責任監督等方面嚴格貫徹落實我黨關于生態文明理念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法規。

在生態文明建設中，一方面要加強黨內生態責任意識并積極落實相關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另一方面要強化道德責任的追究體制。在加強黨內生態責任落實的同時，不僅使用道德治理，而且要堅持法治治理手段，要貫徹黨政領導的責任制度，加強監管生態文明建設的檢測體系與責任追究落實制度，用強有力的法律法規來保護生態環境以及落實責任追究制度體系。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各級領導干部要親身參與，創新義務植樹責任制，讓廣大民眾更好地參與到國土綠化中，為民眾提供更多優質的產品和生態文明建設成果，進而營造出全體成員共同參與的生態文明建設氛圍。

（二）增強生態文明治理體系的建設

將生態文明理論與綠色發展理念制度化、體系化并上升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生態政治觀的核心表現。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上，強調要用強有力的法律法規來保護生態環境［15］，強調加快生態文明理論內涵的制度化建成，要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到制度法律化層面，對相關制度予以更新完善，并出臺制度配套措施，及時落實生態環境保護制度政策。在生態制度履行方面，強調要用嚴格的法制體制打擊和管制破壞生態環境的個人和組織，嚴抓、狠抓、真抓造成生態問題的領導干部，使得生態法律制度嚴格生效，使得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項方針決策生根見效，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16］各級執政部門和行政部門要不斷推進生態治理跨區域協調與跨部門協調機制，積極推動生態文明制度優勢轉化為生態治理效能。［17］在生態權責明確方面，將生態文明制度嚴格落實在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中，明確各級黨委以及行政部門的生態權利和責任，完善動態目標監管體系以及建立健全責任追究體制。生態文明治理體系是一項組織復雜且意義重大的系統工程，要在各級執政部門與行政部門的聯合驅動治理生態環境過程中，進一步加強生態文明治理一體化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嚴密的制度法規來建立健全生態環境保護機制，從制度設計與制度落實上保證了生態環境的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鼓勵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積極推動社會力量、社會資源參與生態文明體制建設與完善，強調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動各社會主體積極履行生態職責，系統地推進生態治理，不斷加快生態文明統籌治理模式。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將生態環境治理和政治制度構建相結合，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政治觀的繼承與發展，也是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相統一的當代理論成果，是我國加強生態文明治理的重大舉措。

（三）構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在需要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完善重點領域安全保障體系，強化生物、資源、海洋等在內的安全保障體系建設。［18］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生態安全對于構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意義，是黨中央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探索。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將生態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中，使得我國在應對生態危機以及由生態危機引發的社會失序時的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得到顯著提升。我國率先轉變“贏者通吃”和“零和博弈”的固化思維，為后發國家提供綠色清潔能源與基礎設施的幫助，積極警惕西方發達國家與地區的生態侵蝕。我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綠色發展建設，堅持多邊治理與統籌治理，積極維護全球性物質變換系統。在承擔生態責任方面，我國堅持履行“共同但又區別”的生態責任，積極落實“雙碳”責任目標，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19］在世界生態文明治理中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推動了人類歷史新形態的發展。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立足于生態民生觀、生態經濟觀與生態政治觀三個維度，科學論述了生態文明治理的理論意蘊與實踐舉措，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了價值內涵與策略布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密切關注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需求，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發展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現狀的深刻把握，創造性地提出諸多生態文明建設理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理論成果，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創新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組成部分，更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