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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胡毋生關系的思想史考察

2023-04-18 06:31
地方文化研究 2023年6期
關鍵詞:公羊傳董仲舒經學

臧 明

(河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北保定, 071000)

如何從學術史進入思想史,來探尋“理論化”與“標準化”的統一? 思想家處在繁亂的生活世界里,文本很容易限于時代和生活情境的私人因素“污染”。 加之,文本本身也不是直接顯現的,還必須從中進一步識別出“顯白”和“隱微”的不同意涵,而要摸清作者的情境,則必須從作者最隱秘的經驗世界中發現那些他有意無意所隱藏的秘密。①渠敬東:《從學術史的路徑進入思想史的風暴》,《讀書》2021 年第6 期。學術史強調“理論化”,文明演進、典章制度、歷史文獻、出土文獻等皆涵蓋其中,而思想史則側重“標準化”,即眾所周知的問題(例如每個歷史時期的主流思想)。②張豈之:《中國思想學說史·先秦卷·序》,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3 頁。二者契合的關鍵在于新文本的拓展,以及多學科交叉的運用。③張豈之:《開拓中國思想史研究》,《群言》2002 年第7 期。有學者以經濟學中的傳訊機制來審視清末科舉制的廢止,在學術與社會的碰撞下,闡釋了官方與民眾對于人才標準的認同及分歧,并多采掇自述、回憶錄、小說等文獻,展現了人群與人群之間的多重場景,④王汎森:《跨學科的思想史——以“廢科舉”的討論為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2 期。完成了以學術映射思想,以思想競合學術的個案研究。

漢代的學術以經學為本,五經的意圖不在描述歷史之事,而是在尋求歷史之道。 五經所設置的時間和空間是以道為準的大尺度,于是所記之事皆為立法性的大事,至少是重大轉折的大事。 按照當代的概念,五經所表達的歷史意識實為歷史哲學。⑤趙汀陽:《歷史·山水·漁樵》,北京:三聯書店,2019 年,第45 頁。董仲舒、胡毋生宏倡公羊之學,在對儒學經典進行時代演繹基礎上,論及了歷史之道、施政之法、教化之理,并整合了社會秩序,重構了以道德價值為核心的制度,滿足了現實政治的需要。⑥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23—29 頁?!吧鐣习l生了一種新的人物,這種人物已經被排斥于握有政治權力的圈子,但是在社會上還保持著他們傳統的威望;他們沒有政權不能決定政治,但是他們要維持他們的經濟特權,有他們政治的主張,這一套主張用文字構成理論,對政治發生影響。他們從不占有政權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用理論規范的社會威望來影響政治”。①費孝通,吳晗:《皇權與紳權》,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第25—26 頁。欲興經學,非導以利祿不可,經學至漢武始昌明,而漢武時之經學為最純正,傳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②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40—44 頁?!捌鹪础眱H僅意味著開始嗎? 這本來是相對清楚的,只是就許多歷史事實而言,起點的概念簡直令人難以捉摸。另一方面,“起源”是否指原因呢?那樣的話,探究原因固有的本質就沒什么困難可言了(在人文科學方面無疑更是如此。 )③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程郁譯:《為歷史學辯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25 頁。今文經學的興起發端于政治與學術的互黜,胡毋生奠定了文獻基礎,董仲舒則闡發大義,道統的起源似乎清晰可見。

歷史所蘊含的思想并不完全是科林伍德試圖重演的歷史當事人的思想,當事人的思想只是歷史思想性的一個構成部分,而且當事人的思想還需具有歷史后效才能夠獲得重大意義。 就是說,歷史中的思想必須能夠展開為意義鏈和問題鏈才是有價值的。 意義鏈、問題鏈就在究與變、作與述、古與今、治與亂定義的歷史時空中形成不斷延伸的分岔路徑。 歷史學家根據各自所發現的不同意義鏈和問題鏈敘述了不同的歷史故事,因此我們閱讀到的歷史呈現為重疊的多維時空,雖然只有一個世界,卻有多種歷史敘事,于是世界在歷史中變成復數。④趙汀陽:《歷史·山水·漁樵》,北京:三聯書店,2019 年,第47、59 頁。董、胡關系的分歧正體現了問題鏈在學術演變中的重疊性、意義鏈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復數性。 但“即使能更好地了解那些證據,人所設想的它們與歷史演變因果長鏈之間的聯系也難免有些謬誤,歷史科學永遠不會徹底消除這些謬誤,也無權自稱能消除這些謬誤。 ”⑤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程郁譯:《為歷史學辯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89 頁。公羊學的思想滲透到了漢代社會的各個層面,王公貴胄、仕宦大族、酷吏軍閥、史家方士等皆用其闡釋自身之見解,⑥宋艷萍:《公羊學對漢代政治產生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 年11 月18 日。董、胡關系也在紛繁的角逐中產生了更多的錯位,但卻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話題。

一、學術與政治

“不論一個社會的情況多么復雜,各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總是處于變化之中,但如果社會要成為一個共同體的話,那么每個集團的力量應通過政治體制而發揮,而政治體制則對這種力量進行調節、緩和并重加引導,以便使一種社會力量的支配地位與其他許多社會力量協同一致。 ”⑦塞繆爾·亨廷頓著,張岱云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譯文學出版社,1989 年,第11 頁。漢初諸子之學有過短暫的復興,除名家、墨家沒有著名代表人物外,各家都有勢力不等的學術集團。除道家外,儒者仍以魯地及其附近的鄒、齊地區為活動中心,搜集并傳授古代的經籍。⑧張豈之:《中國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107—108 頁。面對大一統的政治壓力,漢初的儒者們在出仕與傳道間進行了不同的選擇。第一類儒生,面對即將到來的出仕機會,他們選擇了堅守王道理想與道德立場,對于治世者他們采取了拒絕的態度,尤以魯地的那兩位儒生為典型代表。第二類儒生,諸如叔孫通、公孫弘輩,以急于干政、急于獲取當權者賞識的心態去擁抱政治權力,把明經、解經作為通往仕途的工具與手段。第三類儒生,既感受到了中央集權體制與皇權所帶來的巨大政治壓力,同時又不愿放棄儒家一貫的王道理想、道德立場和尊嚴氣節。 他們往往通過明經、解經這種較為緩和、含蓄的方式來隱晦地表達著自己的立場、主張和王道理想,以董仲舒、鮑宣、眭弘、夏侯勝、盧植、趙岐為代表。⑨李友廣,王曉潔:《傳道與出仕——共同體理論視野下的先秦儒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186—187 頁。儒者們逐漸形成了可以左右社會規則的力量,無論是哪一類儒生,都力圖理解孔子所倡導的宇宙準則,研習孔子所撰寫或編纂的文本以便正確地指導統治者。⑩普鳴著,張常煊等譯:《成神:早期中國的宇宙論、祭祀與自我神化》,北京:三聯書店,2020 年,第408 頁。

“我們可以通過這一方式來理解傳統的代表性公共領域與處于反對地位的大眾文化之間的關系:大眾不得不在他者空間中行動,并表達自身。 因此,在那個空間內,文化和反文化唇齒相依,一個文化的毀滅必然導致另一個的毀滅。 ”①尤爾根·哈貝馬斯著,曹衛東、宋偉杰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序》,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 年,第12 頁。儒學的復興勢必會消解以黃老之學為代表的另一種他者文化,并成為擁有共同知識、道德、觀念認同的儒學群體。 他們一方面尋找從政機會,參與形塑新帝國的活動,另一方面他們又可以維持相當程度的獨立性,與政治權力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不致完全被統治者鉗制。②林聰舜:《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31 頁。以董仲舒、胡毋生為代表的第三類儒生,倡導新的天人之學為漢武帝“更化”提供了秩序依據?!岸偈娴呢暙I就在于,他最明確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論(孔孟講的仁義等等)與戰國以來風行不衰的陰陽家的五行宇宙論,具體地配置安排起來,從而使儒家的倫常政治綱領有了一個系統論的宇宙圖式作為基石,使《易傳》《中庸》以來儒家所向往的‘人與天地參’的世界觀得到了具體的落實,完成了自《呂氏春秋·十二紀》起始的、以儒為主、融合各家以構建體系的時代要求?!雹劾顫珊瘢骸吨袊糯枷胧氛摗?,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年,第136—137 頁。解決了儒學如何在大一統政權下發揮政治批判功能等問題,延續了儒者理想中的道德話語權。④韋政通:《董仲舒》,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第233 頁。

漢代思想家努力以“體”描述“道”。 “體”作為描述自然存在、社會存在、精神存在本質的基本范疇,把“體”作為一個基本范疇來描述與解釋人、物、事及精神觀念之內涵,并最終用來指稱“道”。 即從“體”出發,“道”被理解、規定為萬體之體,從混同于萬物中而超拔出發。⑤貢華南:《味覺思想》,北京:三聯書店,2018 年,第98 頁。今古文之爭、易學、讖緯之學使漢代經學涉及宇宙、人生、自然、社會等諸多領域,對于儒家之道的解釋也具有了多重維度??鬃觿撝远ā读洝?,分而為五倫、五常,推而為《九經》、九事、九德,遂成萬世不易之良規焉。 孔子既沒,弟子索居,《六經》始分。 自呂后廢挾書令后,儒家文獻廣播于民間,諸儒各自名經。 然茍即一經求之,亦無不具此微義。雖各明一經,而五倫、五常之旨無少闕乏。⑥唐晏著,吳東民點校:《兩漢三國學案·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3 頁。六經雖是語言的象征符號,但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或者是統治機器的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們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⑦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中文版序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 頁。作為一個經典系統,六經本身既是歷史積累和文獻傳衍的結果,同時也是后人不斷詮釋、重新構建意義的對象。⑧景海峰:《詮釋學的歷史性與儒家經典起源》,《學術月刊》2021 年第4 期。公羊派立足于孔子的仁學,窮盡六經的價值表征。 “《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 ”⑨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精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95 頁。以微言大義解《春秋》,論證了天人互予的路徑與方式,漢帝國的王道政治具有了儒家“體”“道”的支持。

“概括地說,我將通過考察小到一家一戶,大到數個村莊之間的組織和聯系,來分析鄉村權力關系。 這種權力關系,我統稱為‘權力的文化網絡’”。⑩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前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3 頁。杜贊奇將“文化”視為歷史敘事的主線,文化的解釋權等同于話語權,并努力將大眾文化因素納入政治體系。 此種文化是儒家“血緣性縱貫軸”之表征,強調“孝悌”“仁義”“忠君”,并從最初以個人為核心的“家庭倫理”過渡到了以國家為核心的“宰制性的政治連結”。?林安梧:《從“外王”到“內圣”:以“社會公義”論為核心的儒學——后新儒學的嶄新思考》,《浙江社會科學》2004 年第1 期?!肮糯饨ㄖ?,與宗族之制,關系最密。 職是故,古代國際間之道德,亦與同族間之道德,大有關系。古之言政治者,恒以興滅國、繼絕世為美談。所謂興滅國、繼絕世,則同族間之道德也。 ”?呂思勉:《中國社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301 頁。而后孔子開道德教化的先河,道德逐漸成為影響統治秩序以及天地力量的重要因素。?阿爾伯特·史懷哲著,常暄譯:《中國思想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220 頁。武帝之時,“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為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首重太學,庶知本矣。 不推太學以建庠序于郡國,而責貢士于不教之余,是以失也。 ”在選賢、教化的基礎上,董仲舒主張用孔子之術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存矣。 何也?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 ”①王夫之著,舒士彥點校:《讀通鑒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48—50 頁?!疤烊巳摺睌M定了陰陽刑德的思路,明確制度與教育的策略,尋找宇宙與歷史的依據,并強調了思想文化的統一對于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塑造的重要作用。 儒學漸漸進入思想世界的中心,也逐步滲透到普通人的意識與生活。 陰陽配性情,五行配五常,以天人相應為理論,凸顯君主權威,并建立相應制度與法律的儒家也從此改變了先秦儒家象征主義與人本主義的性質與路向。②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1 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269—270 頁。董仲舒重新詮釋了《春秋》“屈君伸天”“屈民伸君”之義,建構了文明秩序、規范了國家治理,③喻中:《依經治國:董仲舒開創的法理命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3 期。并為社會提供了關于政治和社會禮儀等方面的規范。④馬克斯·韋伯著,悅文譯:《儒教與道教》,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71、205 頁。

“《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 ”⑤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精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89 頁。董仲舒的應變之舉即是將儒家塑造為“言災異者”,災異說的主體是作為天意代言人的儒家。⑥黃玉順:《董仲舒思想系統的結構性還原——〈天人三策〉的政治哲學解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5 期?!叭鍖W力求把人間的道德律令擴大為天的道德律令,并試圖說明以人為中心的天、地、人的社會和自然的結構模式都被道德律令所支配。 ”⑦張豈之:《中國思想史·序》,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5 頁。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四時”等自然之體,來闡述儒家的道德之天,完成了人、物、事等制度的建構,力圖實現《春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的大一統。⑧干春松:《從天道普遍性來建構大一統秩序的政治原則——董仲舒“天”觀念疏解》,《哲學動態》2021 年第1 期。開啟了漢武帝“復古更化”運動的先河,這條道路以學術支配政治,以政治支配經濟,確保了漢帝國四百余年的長治久安。⑨牟宗三:《文化建設的道路——歷史的回顧》,《牟宗三先生全集(23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第364 頁。公羊派均衡了儒家共同體與國家間的利益,使儒者們的價值認同獲得普遍有效性,儒家擁有了政治話語權。 但《公羊傳》所尊之王是以文王之正為內涵的理想之王,是對理想政治的推崇。 同一的尊王大一統,在《公羊傳》與西漢的《春秋公羊》學中具有不同的時代含義,是有歷史變化的。 正是這一歷史變化引導了《春秋公羊》學對尊王理論向現實的強化,使該學中尊王的理想成分日益減弱,最后變成了只是對現存之王的尊崇,大一統的原有合理成分也日漸淡化。⑩黃開國:《〈春秋公羊〉學與西漢政治》,《學術研究》2011 年第3 期。政治是把雙刃劍,它不斷修正甚至改變著公羊學的學術路徑,傳道與出仕、批判與頌揚、解構與重構,經義與義理的碰撞,思想與制度的交鋒,使董仲舒與胡毋生成為了公羊學者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形象也愈發宏富。

二、認同與分歧

“‘學治’之精義,在能以學術指導政治,運用政治,以達學術之所蘄向。 為求躋此,故學術必先獨立于政治之外,不受政治之干預與支配。學術有自由,而后政治有導向。學術者,乃政治之靈魂而非其工具,唯其如此,乃有當于學治之精義?!?錢穆:《政學私言》,《錢賓四先生全集(第40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第88 頁。春秋公羊學滿足了“外王”政治的需要?!敖袼^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 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 ”?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楚莊王》,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17 頁。新王與舊王的區別,在于政策的革新。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蝗詹豢蔁o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 此非以人隨君耶? 孝子之心,三年不當。 三年不當而逾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 此非以君隨天耶? ”①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玉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31 頁。天及其衍生出的倫理關系,不僅確立了君王權威的地位,還為實現政治與文化、治術與學術的統一提供了依據。

公羊學在思想觀念上論證了一體制的合理,并賦予一體制以新的內容,新的理想,以學術來指導政治。 但神道設教并不能保證王道政治的暢行,大一統專制皇帝的喜怒哀樂,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的“權源”。②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 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183—184 頁。為了限制君權,公羊學者以五德說和三統說論證漢王朝的氣數已盡。 昭帝元鳳三年,《春秋》學家睢弘借泰山大石自立,并根據董仲舒的受命之說,勸昭帝禪位賢人。③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年,第60 頁。但具有“典范性”“權威性”的經學,其發展走向受到了居于階序社會上層且核心之威權群體的影響、認可與保護。④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38 頁?!肮盼慕洝钡呐d起,亦是政治之需。 “今古文禮學的實質性區別不在經書本身,也不是儒生爭名奪利,而是以何種天子禮奠定國家之政體。 其要即在于天子是否超絕于萬民之上。 在今文儒生真正構建經國大典時,卻只能局促于親親之愛,無法跨過親親與尊尊之間的斷崖,義而能斷,構建足以為經國大典之天子禮。 ”⑤李若暉:《如何研究思想與制度的相關性:以漢代儒學與制度為例》,《史學月刊》2017 年第11 期。即便同屬于今文經,《公羊春秋》強調大一統和大義滅親,貫穿著嚴法精神,有利于武帝的平叛、打擊匈奴,但缺乏《穀梁傳》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 宣帝即位后,強調“稽古禮文”,將《公羊春秋》的禮治與《穀梁傳》的禮制相契合,以宗法之情誼來緩和天人(君王)關系,穀梁之學大興。⑥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272—276 頁。政治的轉向,加速了公羊學理的異化,如何在個人美德與社會治理間尋求平衡,并繼續維系著帝制理想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⑦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第361 頁。

“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學何人,而與胡毋同為孝景博士,則年輩必相若。 胡毋師公羊壽,董子或亦師公羊壽。 何休《解詁序》謂‘略依胡毋生《條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 ’太史公但云公孫弘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 《漢書·儒林傳》于胡毋生云‘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云同業,則必非受業。 戴宏序、鄭君《六藝論》皆無傳授之說,未可為據。 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詁》與董書義多同,則胡毋、董生之學,本屬一家。 ”⑧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4—5 頁。董子的影響遠勝胡毋生,其首推陰陽,錯綜五行,廣納博采,以“微言大義”的形式來解《春秋》經,構筑了一套新的儒學體系,且把注經與選士、任賢結合起來,從此便結束了先秦的子學時代,開創了一個以治經、解經為治學方式的經學時代。⑨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402 頁。然而,董仲舒的政治之學來源于孔孟之“仁”,董子依據時代之需,對“仁”的理念進行了拓展,提出“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必仁且智”三個命題。 “仁”以“遠”為“大”,提倡一種博愛,并與以“天”為象征的生命大體相聯系。 “義”是針對當權者而提出的,希望當權者能寬以待人,嚴于律己。 “智”要求當權者能為天下人興利除弊。 此外,董仲舒還認為教化是繼天之所為而為,是國君應盡的義務。⑩張實龍:《董仲舒學說的內在理路探析》,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214 頁。董仲舒的學說雖為君主的立法革新樹立了天的威權,但也依儒家人性論對君王的道德情操、治國理念、德化之教等進行了系統的規范。?樓宇烈:《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162 頁。

“與傳統概念不同,我們設想社會中的某一地位不是包含單一角色而是包含相關聯的角色序列,從而把地位占有者與各種不同的人聯系起來。 其次,我們注意到角色叢這一概念引發了一系列理論問題、假說和由此而來的經驗探索。 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確定協調角色叢、減少角色沖突的社會機制。 ”?羅伯特·K·默頓著,唐少杰、齊心等譯:《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年,第65 頁。董仲舒與胡毋生之間角色的沖突,并沒有影響公羊角色叢“確定社會機制的普遍而又具體的問題,即社會過程對既定的社會結構部分產生既定的結果”。①羅伯特·K·默頓著,唐少杰、齊心等譯:《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年,第64 頁。經過公孫弘等人的努力,經學取士上升為國家政策,實現了儒學與制度的互動,并為社會機制、社會結構、社會秩序的重構提供了普遍、整體且有制裁力量的宇宙觀,開社會、政治、文化、學術創制之先河。②蕭萐父:《熊十力全集(第3 冊)》,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767 頁。但在個體與社會、過去與未來、政治的理解等方面,經學呈現多方面的歷史限定。 其中,經學不僅包含對社會政治領域中普遍關系和運行過程的認識,而且對當時的政治體制提供了正當性的說明。③楊國榮:《經典、經學與經典之學》,《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5 期。董仲舒的學說不僅約束了君王的行為,還衍生出了“禪讓”等危及政治體制的不良后果。 今文經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政治之說,偏重于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④周予同著,鄧秉元編:《中國經學史論著選編·〈經學歷史〉注釋本序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46 頁。此外,孔子制作之學首在《春秋》。 董仲舒公羊學立足于深察名號,長于史義合一、即事言理,但當大一統不再是時代的主題,制作之學也隨之失去了“師異道”“人異論”“法制數變”的義理土壤。 而“《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的解經方式雖能突破《公羊傳》的范圍,作主觀的馳騁,⑤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 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206、208 頁。卻為批判精神的異化、政治對學術的干預、家法的疏離埋下了伏筆。

贏公傳眭孟,再傳嚴彭祖、顏安樂,形成了宣帝之后公羊學的兩大師法派別。 光武帝恢復十四經博士,《春秋》經只設公羊博士,分嚴、顏兩家。但東漢公羊學師法森嚴,魯丕上疏和帝言:“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⑥范曄:《后漢書》卷25《卓魯魏劉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591 頁。張玄被征為顏氏博士后,因兼采嚴氏、冥氏之說,被治經者抨擊混淆師法。 為了重塑公羊派的學統秩序,與“董仲舒同業”的胡毋生成為了公羊學家們新寵。 東漢戴宏《春秋解疑論》述公羊學之傳承“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 皆見于圖讖。 ”⑦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傳注疏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3 頁。崔述、章太炎、錢穆等皆否認戴氏之說,此傳承譜系源于東漢初年《公羊傳》與《左傳》的互爭,公羊家為了抬高地位而私造。⑧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 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183、184 頁。戴宏傳公羊之學,被稱為“儒宗”,和馬融生活的時代相當。⑨任蜜林:《論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思想淵源》,《現代哲學》2018 年第2 期。此時的公羊學“疏而不破”,義理不興而章句之學大行其道,加之受古文經、讖緯的影響,特別是“大一統”觀念的支離破碎,道統的回溯、義理的重構勢在必行。

《公羊傳》早期是以口傳的方式流傳下來的,胡毋生為漢代首授《公羊傳》的先師,并將其書著于竹帛,形成定本。⑩黃卓越:《消失的聲音:〈公羊傳〉的前書寫狀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 期?!耙莱W円匝萁?、憑義法以經世”是《公羊傳》詮經的基本取向。?平飛:《〈公羊傳〉“以義解經”的特質發微》,《孔子研究》2008 年第4 期。此舉必然會在意識形態上把經學導向經學政治學、歷史哲學與歷史法學,以釋經參與特定歷史時期王朝憲政及國族意識形態的建制與操控。?楊乃喬:《口傳注經與詮釋歷史的真值性(上)——兼論公羊學的詮釋學傳統和體例及其他》,《學術月刊》2016 年第9 期。特別是漢初,兵不及戢,禮典未復,或復而未循舊章,叔孫通之制漢禮儀也,大抵皆襲秦故。?沈文倬:《菿闇文存——宗周禮樂文明與中國文化考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第619 頁。而“今文家言,多以經術飾吏治,又詳于禮制”,?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167 頁。公羊學則為相關的禮儀創建提供了詮釋的依據。 《公羊傳》齊學,魯學嚴謹,而齊學駁雜。 胡毋生為齊人,年老歸教于齊。?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第50、51 頁。加之胡毋生恪守禮制,“賤為布衣,貧為匹夫,然而好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 ”?唐晏著,吳東民點校:《兩漢三國學案》卷8《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417 頁?!澳敢宰淤F”等漢代禮制的理論源頭皆出自胡毋生。①鄒遠志:《經典詮釋與制度重建——〈公羊傳〉“母以子貴”傳文的制度淵源及其經典化意義》,《社會科學》2017 年第3 期。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且確切、穩定的口傳傳統,不過書寫形式的威望使我們看不到罷了。②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第49 頁。公羊口傳終結者與文本初定者的光環,比董仲舒更加地耀眼,胡毋生被寄予厚望,疊加著不同的功能與身份。

歷史意識的任務是從過去的時代精神出發理解過去時代的所有證據,把這些證據從我們自己當下生活的成見中解救出來,通過詮釋活動來修復文本與接受者間的主體性斷裂。③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著,夏鎮平、宋建平譯:《哲學解釋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第5 頁。詮釋者們對于胡毋生的刻畫,無法把文本與接受者間的斷裂進行消解。 正讀與誤讀信息構成了歷代解經者的前理解,歷代解經者再依憑自己的主體性詮釋立場接受歷史的前理解,以形成了從“meaning”到“significance”無限生成的解釋螺旋。 但歷史永遠是在正讀、誤讀、創造性詮釋與過渡性詮釋的螺旋中生成意義。④楊乃喬:《口傳注經與詮釋歷史的真值性(下)——兼論公羊學的詮釋學傳統和體例及其他》,《學術月刊》2016 年第10 期?!坝蓾h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 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 ”⑤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5《內篇5·答客問中》,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477 頁。作為“高明者”的董仲舒,其“獨斷之學”已失去時宜,而作為“沉潛者”的胡毋生,“考索條例”的形象卻被塑造了出來。

三、失憶與記憶

“夫圣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 其微言大義,茍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 ”⑥黃宗羲著,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449 頁?!拔⒀源罅x”成為了儒者們“察焉以自好”的借口,并造成了“百家眾技”的后果。 歷史發展的間斷性,抑止了主體的先驗構造和奠基作用,表明知識史和思想史的展開是無先驗主體的,是匿名的,是無身份的。 而且間斷性、斷裂、界線、裂口、個體性、力量關系等,可以殺死把人類意識看作一切生成和一切實踐的原初主體這樣的傳統哲學家的大寫的歷史的神話。⑦米歇爾·??轮?,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譯者的話:19 世紀——“人”的世紀》,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年,第20 頁。傳統哲學家凸顯的是思想史研究中對精英文化的執拗,特別是思想原初實踐主體與后繼者間靜止的間斷性。 公羊學則會與不同的社會思潮交織、互絀、融會,每個階段的詮釋者受到文化、政治、語言等因素的影響,制造了對《公羊傳》的不同闡釋,產生了“‘語言性斷裂’‘脈絡性斷裂’”,⑧崔發展:《“求”作為經學闡釋的方法——乾嘉漢學的闡釋學考察之五》,《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2 期。體現了一種發展的間斷性。 但“每個系統(類目)內部的原典就是結構的核心,其他所有的同心輪紋無不是圍繞著這個核心的,歷代的相關注釋及整理、研究成果構成了這些同心輪紋,就像樹木年輪一樣,有時代先后、關系遠近、規制大小、成長遲速、質地松緊之別,共同構成了這個系統(類目)的年輪結構。 ”⑨顧永新:《經學文獻與經學文獻學芻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4 期?!豆騻鳌纷鳛椤洞呵铩啡齻髦?,同樣不斷層累著“孔子”的圣統,通過詮釋公羊角色叢中的個體,來彌補語言的斷裂、歷史的間斷,豐富了自身的理論架構。

“《公羊傳》可謂專為《春秋》釋義之書。 其解經之特殊處,就語言學言:多齊語;就訓詁學言,多字句制度解脫;而最令人注目,亦可謂《公羊傳》基本立場者,則其不重史實,尊重經文之態度。 蓋《公羊傳》之解經,系以孔子筆削《春秋》為大前提。 約言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而筆削不單包括‘史料取捨’,尚有‘歷史建設’與‘歷史批判’二義;亦即孔子論次史記舊聞,對當時之典章制度,人物行事,皆以自創之道理禮義價值系統,判斷其善惡是非,功過得失。 ”⑩李新霖:《春秋公羊傳要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第24 頁。公羊派重建設與批判,且具有“決獄”“復仇”等系統的禮治體系,但皆立足于“筆削”之歷史,學統的印記也成為了“筆削”的對象。 東漢公羊學家位及三公九卿、兩千石者不乏其人,地方官員及授業弟子更是千計不等。 但在賈逵、李育論戰《左傳》與《公羊傳》理之長短及五經異同后,古文經學開始在整體上壓倒今文經學。①王承略:《鄭玄與今古文經學》,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年,第28—37 頁。加之讖緯文獻雖是一場文化運動,卻在天道(宇宙觀)、圣統(歷史觀)、道德(倫理觀)、經典(文化觀)、祭祀(宗教觀)等方面打破了今文經獨大的局面,以讖為據替代了經術之爭,公羊學的諸多思想精髓被各家吸收。②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303—307 頁。一些公羊學家意識到問題所在,希望通過吸納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來創新義理之學,但收效甚微,對胡、董是否為師徒、贏公師承為何、董胡的學術成就等問題逐漸產生了爭議,③鐘肇鵬:《董仲舒與胡毋生》,《河北學刊》2001 年第5 期。王初慶:《由訓詁到義理——論〈公羊傳〉解經之方式》,《國際儒學研究》第17 輯。 顧永新:《西漢〈公羊〉學授受源流考》,《中國經學》2020 年第1 期。 程蘇東:《〈春秋〉公羊學胡毋生師授譜系補證》,《北方論叢》2021 年第2 期。經學角色叢對董、胡二人關系的認識漸行漸遠,記憶亦有遺忘。

東漢公羊學章句化、政治化、內圣化的發展趨勢已然不可逆轉,但其往往會出現“學說神話”的謬誤?!懊恳晃唤浀渥髡咴诒徽J為構成為某一主題的所有話題上都必定發表了某種主張。此種期望體現于思想史實踐中的一種形式,就是史家經常自覺不自覺地將經典作者某些零散而偶然的言論轉化成為關于某一主題的學說”。④彭剛:《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昆廷·斯金納:歷史地理解思想》(第2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103 頁。董仲舒主導的“獨尊儒術”,或是史家們為了“烏托邦”式的時代主題自覺杜撰而成。⑤蔡亮:《重塑統治集團——西漢巫蠱案的再解讀》,《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0 年第7 輯。為了延續此種神話,公羊角色叢“從經典文本中找到片言只語的信息甚或某個概念,以之作為貫通全部文本的基礎。 ”⑥彭剛:《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昆廷·斯金納:歷史地理解思想》(第2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107 頁?!跋葞煻偈妗钡男枪庵饾u黯淡,新的權威被塑造、新的概念被詮釋、新的分歧被制造。 綜合方法是漢代哲學的根本特征,在公羊學“融貫性神話”的創制過程中,不同學派的洞見被吸納其中,形成了一個具有活力的理論系統。⑦賴蘊慧著,劉梁劍譯:《劍橋中國哲學導論》,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251 頁。置身儒家紛爭之外的“秦漢新道家”⑧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略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60—169 頁。王充言:“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⑨黃暉:《論衡校釋》卷29《案書篇》,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1163 頁。東漢李固則在《祀胡毋先生教》中指出:“自宣尼沒,七十子亡,經義乖散,秦復火之。 然胡毋子都稟天淳和,沉淪大道,深演圣人之旨,始為《春秋》,制造章句。是故嚴、顏有所祖述微效,后生得以光啟,斯所謂法施于人者也?!雹庠S敬宗:《文館詞林》卷699《教四》,《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適園叢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582 冊,第552 頁。如何重新貫通公羊之文本? 如何延續公羊時代的主題? 如何挽回公羊支離破碎的權威? 此時的胡毋生成為了公羊學的創始者與解經的奠基者,公羊學道統的記憶被重新喚醒。

隨后,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詁》自序中言:“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傳注疏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9 頁。胡毋生、董仲舒開創以“例”解《春秋》的先河。胡毋生的《條例》或許是歷史上第一部以“例”說《春秋》的著作。 漢初的經師不僅通過“例”向《春秋》之學注入了新的內容,使之成為政治性很強的經學;而且借助“例”,使經學內部逐步統一起來。?章權才:《何休〈公羊解詁〉研究》,《廣東社會科學》1984 年第1 期。何休在《解詁》中“每‘例’皆先羅列舉證《春秋》經傳及何休解詁條文,最后以‘釋’來闡發該‘例’之主旨要義?!怼瘎t是‘例’的一種變形,通過縱橫比對相關內容來使義例清晰,而闡述主旨之文字則移于‘表’首,以序的形式出現。 ”?劉逢祿著,鄭任釗校點:《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3 頁。其中“三科九旨”?“三科”是指孔子作《春秋》時所遵循的三條基本原則:一、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三、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九旨”是指這三條原則所包含的上述九個概念。是何休“義例”之學的核心要素。①黃樸民:《何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89 頁。分別從天命觀、歷史觀、政治觀等方面闡述了相關的公羊學理論,其既是與左氏家論戰的產物,②呂紹綱:《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淺議》,《人文雜志》1986 年第2 期。又是“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為漢制而已。 ”③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4《桓公三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131 頁。何休通過設置“義例”,使公羊學的思想體系有了完整的邏輯基礎,解決了“章句碎義”“守文持論”等弊病,特別是“大一統”“進夷狄”“三世”“三統”等學說意在撥亂反正、經世救弊,如孔子一樣,為后世立法,以俟后世。④姜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第2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第422—427 頁。

“使兩漢無董、何,則公羊之學遂絕,而《春秋》一經之本意,終不得明于后世矣。 ”⑤熊十力:《讀經示要(卷3)》,臺北:明文書局,1984 年,第768、769 頁。作為漢代公羊學史上的巨擘,“董仲舒創造的一套解經學,不但確證了《春秋》的神圣地位,而且賦予了其禮法、社會治理及宇宙論的性質。 這樣一來,經學中所揭示的道理,便成為一種規定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律則,從而具有了極強的超驗意義?!雹蘧昂7澹骸督窆盼闹疇幍姆椒ㄕ撘饬x》,《社會科學》2021 年第12 期。且董氏學派是官方之正統,而非胡毋生派。⑦徐復觀:《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第141 頁。何休對董仲舒之說多有益補,⑧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420—423 頁。但在《解詁》中僅依胡說,卻未涉及董學。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 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 其后眭孟以再傳弟子誤會師說,上書昭帝,卒被刑誅。 當時禁綱嚴峻,其(董仲舒)書殆如后世之遭毀禁,學者益不敢出。 乃至劭公釋傳,但述胡毋,不及董生,皆此故已。 ”⑨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2 頁。董、胡時代相當,所傳《公羊傳》的文本卻存在差異,董之文本比胡更為廣博。⑩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 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201 頁?!肮艜静怀鲎砸蝗?,或竹帛著之后師。 ”?余嘉錫:《余嘉錫說文獻學·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165 頁?!豆騻鳌吩诹鱾髦幸嘤形墨I的增刪,如“周室烕”是公羊學的重要內容,也是石渠議奏的重點所在,它存于何休之前的《公羊傳》官學文本之中,為“獲麟絕筆”故事的一部分。戰漢以來,“大一統”的產生與完成,是“周室烕”產生的重要文化動因。?王剛:《“周室烕”與〈公羊學〉問題:南昌?;韬钅埂翱鬃右络R”文發微》,《社會科學戰線》2019 年第4 期。而何休以公羊角色叢中的胡毋生為“先師”,對董仲舒的公羊之學進行了整頓,增添了“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等新的義例,結束了早期的公羊學派。?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172 頁。從對董仲舒的“失憶”再到對胡毋生的“回憶”,思想史的軌跡似乎又回到了公羊學的原點,而學術史的回溯卻難以逾越“學說神話”“預見神話”的鴻溝,董、胡二人關系的分歧亦是思想史與學術史“交鋒”的集合點。

四、結 語

歷代研究者最大的錯誤,沒有認識《公羊傳》和公羊學的區別——所謂“公羊學”,就是歷代學者或儒教徒研究或利用《公羊傳》而形成的一種學術或思想體系。?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500、501 頁。而《公羊傳》始于孔子修訂《春秋》,到漢初由公羊壽、胡毋生著于竹帛而最終定型,而后才是歷代公羊學的遷演。?李英華:《公羊學論略》,《管子學刊》1998 年第4 期。董仲舒的公羊學體現了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等特色,?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第53 頁。成為公羊學“標準化”的主題。 胡毋生開創的《公羊傳》之條例,在何休“理論化”的闡釋下,最終使《春秋公羊傳》成為何氏一家之學。?王國維:《觀堂集林·書〈春秋公羊傳解詁〉后》,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167 頁。公羊學作為思想史之“事”,體現了歷史演進的多樣性,以及社會活動的多方面性。 《公羊傳》作為學術史之“史”,則展開于既定背景之中,以人為主體,關乎社會發展的方向。 以意識活動為形式而展開的“事”,具體融入于思想和文化的創造過程,既影響宏觀意義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變遷,也涉及日用常行的展開,每每不同程度地給歷史過程打上自己的印記?!笆贰钡闹黧w則具有多樣性,關聯著過去與現在,既有認識的意蘊,也有實踐意義。 公羊學的嬗變需要《公羊傳》文本的再發掘、再創造,以及學術主旨的再厘定;《公羊傳》的流變則立足于公羊學的政治化與社會化的程度。 離開了“事”的多樣展開,“史”將流于抽象和空洞,失去了“史”的主體作用,“事”將缺乏內在法則,變得任意且虛化。①楊國榮:《“事”與“史”》,《學術月刊》2019 年第1 期。

中國思想史研究與歷史悠長的傳統學術關系緊密,甚至可以說它離不開傳統學術的滋養。 思想史的考證方法需要汲取傳統學術的資源,更應該推陳出新,切入學術思想語境以及政治制度語境之中,深入開掘思想觀念的來龍去脈。②鄭開:《新考證方法發凡——交互于思想史與語文學之間的幾個例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1 期。對董、胡二人關系的塑造,凸顯了學術史與思想史在語境層面的沖突。 “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③司馬遷:《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3289 頁。司馬遷書寫《史記》,追求“史實”與“道統”的合一,以“個體”來展示宏大的天下之關系結構,進而揭示以君王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的“道”與“德”。④王銘銘:《超社會體系:文明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5 年,第222—277 頁。加之,“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后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籍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 ”⑤班固:《漢書》卷81《匡張孔馬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3366 頁。在《史記·儒林列傳》中,司馬遷以仕祿為標準來裁奪董仲舒的后學。 而班固對于經典的闡釋遵循著“明天道,正人倫”的原則,從心理到心境、從家庭到社會、從個人行動到國家大政等均囊括其中,實現“王教之典籍”的功能;⑥邱夢艷:《邏輯結構分析:中國經學史研究的新路徑》,《史學月刊》2021 年第12 期。并強調“無常師”“不為章句”,引《春秋》,立義多用《公羊傳》,考證多用《左傳》,以舉大義。 在《漢書·儒林傳》中,班固以學術影響力來排序胡毋生的后學。

史學家們立足于群體視角,從政治、經義等方面闡述了董、胡形象演變之軌跡,胡毋生以思想語境為表征映射了公羊經義的師說益損,董仲舒則以制度語境為旨趣揭示了公羊義理的時代印記。當兩種語境相碰撞,撥亂反正、除舊鼎新之時,董學標新立異,往往脫穎而出;抱殘守缺、衰世救失之時,胡說廓開眾說,往往博采眾長,二人的關系也出現了復數的可能。 構成社會環境的因素有兩種:一種是“人”,另一種是“事”。 事雖沒有決定社會進化的能力,但從法律、風俗習慣、藝術等事中可以知曉社會進化的速度和方向。 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因、活躍因素雖取決于人,社會環境卻會影響個人和群體作用的發揮。⑦埃米爾·迪爾凱姆著,胡偉譯:《社會學方法的規則》,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年,第91—94 頁。董仲舒、胡毋生在公羊角色叢中身份的不斷轉化,使“事”與“史”的融貫成為可能,進而確保學術遵循了社會演進之方向,盡管融貫的程度與速度受制于諸多因素,但仍為公羊學在兩漢的延續營造了必備的社會環境。 但當此種環境產生聚變后,⑧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331—346 頁?!皶x所立博士,無一為漢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之師法遂絕。 ”⑨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110 頁。自魏、晉衰亡千余年,直至清中期,公羊義理才被重新詮釋、公羊義例復歸考析。⑩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8—66 頁?!啊洞呵铩分谑朗乱?,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楚莊王》,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第15 頁。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以古致今,公羊的“先王”在時代的映射下被賦予了新的身份,制造與被制造、認同與分歧、失憶與記憶在董仲舒、胡毋生們的身上不斷上演,豐富了哲學史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并為經學的解構與重構提供了可能。?桑兵:《經學與經學史研究旨趣》,《學術研究》2022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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