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時局下的個人日常生活史
——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為中心

路賽博，李 明

（1，2.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江蘇南京， 210095）

近年來，關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逐漸成為史學發展過程中的新趨向，一般認為“日常生活史”于20 世紀70 年代率先興起于意大利與德國，20 世紀80 年代以后在大陸學界受到關注，進入新世紀以來才有嚴格意義上的日常生活史研究。①關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參見劉新成：《日常生活史與西歐中世紀日常生活》，《史學理論研究》2004 年第1 期；胡悅晗，謝永棟：《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史林》2010 年第5 期；常建華：《他山之石：國外和臺灣地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啟示》，《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1 期；李金錚：《眾生相：民國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學》2015 年第3 期；李小東：《理論與實踐的反思：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史學理論研究》2020 年第6 期；秦穎，劉合波：《中國當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緣起、現狀與展望》，《齊魯學刊》2021 年第2 期等。目前學界對于何為“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李金錚認為“日常生活是人類尤其是普通民眾慣常的經歷和感受”，②李金錚：《眾生相：民國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學》2015 年第3 期。劉新成指出“日常生活史學是將目光下移，深入架構之中，捕捉生活于其間的個體，那些普通的、活潑生動的人”，③劉新成：《日常生活史與西歐中世紀日常生活》，《史學理論研究》2004 年第1 期。張立程認為“日常生活史是以個案、歷史文化的研究為旨趣，通過對具體史實的微觀分析，透視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與精神世界”，④張立程：《從微觀史、日常生活史到社會文化史》，《河北學刊》2017 年第2 期。常建華進一步提出“應將日常生活史作為社會文化史、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內容”。⑤常建華：《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觀照下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2 年第1 期。筆者以為，作為一門新的史學領域，日常生活史是對以往學界過度重視“宏大敘事”，忽視“個體生命”的反動，它更加關注社會上的蕓蕓眾生、普羅大眾，強調以“自下而上”的視角考察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與內在感受，是對過去研究方式的重新思考。 基于此，吸收、借鑒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開展近代人物的研究，不僅能夠勾勒出歷史人物的鮮活面相，而且也會拓寬史料來源，深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隨著《退想齋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的發現，關于劉大鵬與其《日記》的研究已成為學界的一大熱點，已有的研究大都從科舉制廢除、教育制度變革、近代士紳及社會生活變遷、山西地方史與地方文化等方面對劉大鵬及其《日記》進行考察。①參見馬恒：《山西鄉紳劉大鵬研究綜述》，《黑河學刊》2013 年第1 期；賴媚苑：《〈退想齋日記〉研究綜述》，《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 年第3 期；行龍：《劉大鵬及其〈退想齋日記〉》，《社會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盡管已有研究成果對劉大鵬日常生活方面相關的問題有所涉及，②代表性成果有行龍：《懷才不遇：內地鄉紳劉大鵬的生活軌跡》，《清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郝平：《〈退想齋日記〉所見抗戰時期的民眾生活——以太原為中心》，《史林》2005 年第4 期；劉云杉：《帝國權力實踐下的生命形態：一個私塾教師的生活史研究》，《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第三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年；王穎：《從〈退想齋日記〉管窺晚清北方紳士的生活》，《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4 期；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周山仁，馬恒：《一個保守紳士的亂世生存邏輯——以抗戰時期的劉大鵬為例》，《民國研究》2015 年第1 期；關琳琳：《邊緣知識分子劉大鵬生活考述——基于稿本〈退想齋日記〉的一種考察》，《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22 年第3 期等。但是從日常生活史的整體視野探討劉大鵬的日常生活與內心世界的成果還相對缺乏。 有鑒于此，筆者主要借助《日記》及稿本、新發現的晉省稀見文獻、晉祠博物館相關史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來多方面考察劉大鵬的日常生活，重點考察除了科舉與坐館之外，劉大鵬的日常生活還包含哪些內容，討論社會變革背景下一個普通“鄉紳”內心世界的苦悶、掙扎、矛盾與彷徨。

一、劉大鵬與《退想齋日記》

得益于喬志強先生的發現，以及羅志田、行龍、關曉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學者先賢的研究，劉大鵬已為學界所熟知。 他是山西太原市晉源區赤橋村人，字有鳳，號夢醒子、臥虎山人、潛園居士、遁世翁，晚年因日軍侵占太原，投擲炸彈，幸而大難不死改名“再生”，生于清咸豐七年（1857）五月十八日，逝于民國三十一年（1942）七月十九日，享年86 歲。 他從光緒十七年（1891）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去世前五天，持續時間長達51 年，現存有41 年的日記保存在山西省圖書館。1878 年，劉大鵬考中秀才，1894 年考中舉人，此后分別于1895、1898、1903 年三次參加會試，均不第，直至1905 年清政府停廢科舉，劉大鵬的“奮志青云”之路就此斷絕。1911 年之后，憑借前清舉人的頭銜，劉大鵬開始致力于地方事務，做過省咨議局議員、縣議會議長、縣商會特別會董、縣教育會副會長、縣公安局經理、縣清查財政公所所長、縣女子高等小學校長、縣文獻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在此期間，由于家中食指漸多，生活負擔加重，劉氏于1914 年開始與人合伙辦煤窯，直至“九·一八事變”前夕與合伙人產生嫌隙，此后不再從事煤窯工作，直至逝世前，劉大鵬一直以老農自居，“耕讀”終身。 回顧劉氏一生，一方面作為前清舉人，他懷抱著對舊政權、舊事物深深地迷戀，另一方面作為民國新民，面對新政權、新事物帶來的變化，他又感到無盡的矛盾、痛苦與掙扎。

關于《日記》的發現，行龍先生已有多文進行闡述，③參見行龍：《懷才不遇：內地鄉紳劉大鵬的生活軌跡》，《清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劉大鵬及其〈退想齋日記〉》，《社會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劉氏《日記》基本是仿效《曾國藩日記》所寫的個人修身、自省日記，目前坊間所見有兩版標注本，分別是1990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版本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和2020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版本。⑤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劉氏所撰五十余年的《日記》記載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舉凡政治變革、科舉改制、民間風俗、士人生活、世風士風、城鄉信息流通、賦稅徭役、社會危機、婦女纏足、鴉片流毒、節日慶典、人口買賣、農產品價格、瘟疫霍亂、民眾生活、剪辮易服、國家觀念、宗教文化等等，無所不包。 正如喬志強先生所說：“涉及面十分廣泛，從作者的視野和角度反映了這一時代的各個方面”。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前言》第5 頁。稿本《日記》現藏于山西省圖書館，目前已制作成縮微膠卷面向公眾開放。 關于稿本《日記》現存冊數，趙世瑜和行龍先生曾有過討論，趙世瑜分析了現存《日記》200 余冊與43 冊之差的原因，認為劉大鵬最初可能有一年一冊的想法，后來因為各種原因改為一年四冊，按元、亨、利、貞一季一冊來編排，后來裝訂散列，被收藏單位按年排列為一年一冊，于是就有了43 冊的說法；①趙世瑜：《亂世下的鄉村世界和無法掙脫的夢魘——影印稿本〈退想齋日記〉弁言》，《民俗研究》2022 年第2 期。行龍曾親筆抄錄過稿本《日記》，依據日記最后一冊劉大鵬的署名，認為稿本《日記》51 年計203 冊是最確切的說法。②行龍：《劉大鵬及其〈退想齋日記〉》，《社會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作為山西省圖書館古籍修復中心的工作人員，邢雅梅對稿本《日記》進行了修復，認為《日記》現存43 冊，以一年為一整冊，每冊按春、夏、秋、冬或元、亨、利、貞四季標題編排，裝幀為毛裝且用紙較差。③邢雅梅：《〈退想齋日記〉修復保護述略》，《古籍保護研究》2023 年第1 期。通過他們的分析，我們可以確定稿本《日記》的基本情況。

二、日常與非常：劉大鵬的生活世界

（一）奮力科考與塾師廿年

民國三年（1914）九月十五日，58 歲的劉大鵬對自己的前半生作了一個總結：“予之幼時，即有萬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讀兵書。 及至中年被困場屋，屢戰屢躓，乃嘆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 年垂四十，身雖登科，終無機會風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儼具七尺之軀，毫無補于世艱，不亦虛生矣，予慚仄曷極?！雹軇⒋簌i：《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85 頁。如其所說，科舉與坐館任教占據其人生大半時光。劉大鵬九歲即入私塾，跟隨同鄉宿儒劉午陽先生讀書，十余年間“備讀經史諸書”。 光緒四年（1878），劉大鵬考中秀才，光緒七年（1881），入學太原縣桐封書院，尤為書院山長王效尊賞識。 翌年，又偕同好友張楨入讀省城崇修書院。 前后十余年，劉大鵬在楊深秀、康際清、龐璽、任明哲、張鑒衡等人的悉心教授之下，學業大進，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于晉省甲午科七十名鄉試中舉。1895 年劉氏即赴京參加乙未會試，初試不第，其間詳細記載了沿途行程、應考經歷、拜客訪友、公車上書等京師見聞，輯成《乙未公車日記》四卷。 光緒二十四年（1898），劉大鵬第二次北上會試，在《日記》中他詳細記錄了考試題目、入都見聞等，無奈天不遂人愿，劉氏又一次名落孫山。 光緒二十八年（1902），長子劉玠在“秦晉合闈”中得中舉人，這再次激起了劉大鵬的科場爭勝之心，翌年，因庚子拳亂，父子同行赴汴參加癸卯科（1903）會試，結果二人均未中試，或許早已料到這一結局，劉氏詳細記錄了赴汴見聞、會試卷面履歷與禮部印票格式等，輯成《橋梓公車日記》四卷。 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即宣布罷?？婆e，劉氏聽到這個消息后“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此時依賴“舌耕”糊口的他直言“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將如之何？ ”⑤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39—140 頁。

張仲禮認為：“對紳士來說，不管是自主選擇還是迫于生活，教學是出仕外唯一能令人滿意的出路”。⑥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76 頁。深處內陸的山西士子劉大鵬自然也不例外，科考之余，他開始設館授徒，以教書為業。光緒十八至二十年（1892—1894）劉大鵬初為塾師，于赤橋附近的王郭村張資深家設館授學，劉氏甲午中舉之前“七科而不中”，心理的落差與家庭經濟壓力使他喪失了中舉的希望，光緒十七年（1891）辛卯鄉試失利后，劉氏便去王郭村做起了日日口講指畫的教書先生，也是在這一年年末他開始寫《日記》。 甲午會試落第后，次年劉大鵬改換門庭，去鄰縣太谷南席村武鐵槑家塾授學，兩年后（1898）又轉到武佑卿家塾任教，所教生徒除次子劉瑄外，另有學生七人。 由于“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城鎮村莊，亦多富室”，⑦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7 頁?！坝嘀畺|家，當時罕有之家矣，家資數十萬……他富家莫能及也。 ”⑧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62 頁。劉大鵬的脩金水漲船高，每年束脩一百兩，一日三餐由東家供給，“恒擇可口者食之”，每逢慶典節日東家還會設席宴請先生，待遇不可謂不優厚。 然而，劉大鵬意不在此：“讀書一場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澤民，而乃流落教學一途……真有負于讀書矣”；①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70 頁?！白x書之士不能奮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來入于教學一途……此亦可謂齷齪之極矣。 ”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69 頁。如沈艾娣所言：“劉大鵬不快的背后其實是他最初的封侯之志與現實社會中他作為私塾先生之間的矛盾沖突”。③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33 頁。劉氏對教書授徒一事并沒有強烈的自我認同，多次流露出開館授學的無奈與抱怨：“吾家雖非赤貧如洗，究竟不甚闊綽有余耳，不然余何必出門教書也”；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53 頁?！凹矣腥Z，不作童子王……不但耽誤自己功夫，而且大損己德也。 ”⑤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58 頁。此外，坐館授學也給劉氏帶來諸多煩惱，“教書一事，累人太甚”，“因母親大人之病，而去來不能自如，殊令人悶悶”，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54 頁。他認為教書是“依人門戶度我春秋”“志之卑莫甚于教書一事”，教書辛勞、不能躬身事親之痛與依人門戶的自卑感始終縈繞著他。 直到1905 年，清廷下詔立?？婆e，憑借舉人的頭銜，劉大鵬并沒有立即失業。 根據行龍先生的研究，劉氏于南席任教十五年，光緒三十五年（1909）辭去教職回到赤橋，⑦行龍：《劉大鵬及其〈退想齋日記〉》，《社會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至此，劉氏二十余年的塾師生涯基本結束。

（二）讀書人的日常生活：閱讀、寫作與交游

作為傳統社會中的一名讀書人，劉大鵬的前半生基本是在讀書應考、設館授徒中度過的。 身處社會轉型時期，劉大鵬的日常生活與時局變化“同頻共振”。 考察劉氏讀書、寫作與交游的日常生活，對于我們理解大歷史下小人物的生存、行為與思想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正如王笛所說：“研究歷史就像拍電影，既要有全景、中景與近景，還要有瞄準細節的‘特寫’，這些‘特寫’不但可以為研究全景帶來啟發，往往也讓人看到更真實的東西。 ”⑧王笛：《碌碌有為：微觀歷史視野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上卷）人、日常和文化》，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年，第5 頁。

身處西潮蕩擊的近代中國，劉大鵬對讀書有自己的一套認知，認為“專攻制藝，不事經史，是舍本而求末也?！雹釀⒋簌i：《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74 頁。除了應試備考必讀的經史之書外，劉大鵬主要閱讀一些時政書籍與名臣奏疏。甲午不第后的次年，為了再次應考，劉大鵬托弟子武人瑞買來御纂七經十六套、御批通鑒輯覽兩套二十四本、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四套二十四本、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兩套二十四本和張玉書、陳廷敬編《康熙字典》一部。 閑暇之余為攻時文，劉氏也閱讀一些廷臣疏議，如剛毅《敬陳管見疏》、張之洞《設局辦理科場裁免行戶支應緣由夾片》、丁日昌《蘇省設局刊書疏》、李棠階《條陳時政疏》、馮桂芬《汰冗員復鄉試變換例三議》及《易吏胥議》、李鴻章《陳故督臣忠勛盡瘁大略疏》、倭仁《敬陳治本疏》、何桂芬《請查禁某薦幕友片》及《請飭嚴禁查拿片》等。 在舊式書籍與奏議之外，劉大鵬也曾閱讀一些新學書籍，如1897 年劉氏憶及前在省城崇修書院讀書時“曾閱《幾何算學原本》，籌算筆算頗能尋其門徑”，“然今已忘之矣?！雹鈩⒋簌i：《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66 頁。1898 年劉氏也曾閱讀武少云所攜《通商始末記》一部，“所記各國與中國通商之事，起于順治元年……有綱有目。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83 頁。相比于讀書，《日記》所記劉大鵬的讀報史更值得我們關注，依筆者統計，劉氏所讀報刊主要有《邸抄》《晉報》《晉陽日報》《山西公報》《并州新報》《山西政報》《山西新民報》《申報》《大共和日報》，天津的《益世報》《大公報》《字林報》《順天時報》等，可見劉氏所讀報刊十分豐富，既有當地官辦與民辦報紙，又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其他報紙，使劉氏很容易就能獲取到各地信息。 羅志田認為晚清時期存在“以京師和通商口岸及其影響輻射區為一方，以廣大的內地為另一方來劃分的兩個世界”，①羅厚立，葛佳淵：《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世事變遷》，《讀書》1996 年第10 期。劉大鵬顯然屬于后者，但是，處于內陸腹地的劉大鵬通過讀書、閱報可以了解中國南北各地的政治變化、戰爭態勢、社會新聞、商業發展等，新聞媒介縮小了城鄉之間因信息的接收與接受產生的隔閡，在讀書閱報中劉氏同皇帝、朝廷官員、新舊各派與各地士人相遇，某種程度上，劉大鵬拉近了同另一個“世界”的距離。

劉大鵬一生著作等身，除《日記》外，另有著述三十三種，劉氏著述，大體可分三類：一類是文集、詩集、系譜、年譜、家訓、公車日記等涉及個人和家庭的著述，如《醒夢廬文集》8 卷、《臥虎山房詩集》35 卷、《劉氏世系譜》3 卷、《藜照堂家訓》2 卷、《夢醒子年譜》12 卷、《乙未公車日記》4 卷、《戊戌公車日記》6 卷、《橋梓公車日記》4 卷等；另一類是有關晉祠、晉水、汾河、西山九峪、太原等“系于鄉邦文獻者”，如《晉祠志》16 卷、《晉水志》13 卷、《汾水河渠志》《明仙峪記》4 卷、《柳子峪志》8 卷、《重修晉祠雜記》2 卷、《重修孫家溝幻跡》2 卷、《太原縣志》《太原考》等；還有一些游記、筆記、隨筆類著述，如《游綿山記》2 卷、《潛園瑣記》6 卷、《迷信叢話》17 卷、《彈琴余話》4 卷、《從心所欲齋妄詠》50卷、《太原現狀一瞥》3 卷、《唾壺草》2 卷、《慍群筆譚》25 卷、《琢玉閑詠》8 卷、《共軍擾晉紀略》14 卷、《隨意錄》4 卷、《砭愚錄》8 卷、《倭夷猾夏紀略》10 卷、《寄慨錄》12 卷、《銜恤錄》10 卷、《遁庵隨筆》2卷等，②王海：《晉陽文史資料》第8 輯，太原市晉源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太原市晉祠博物館出版，2004 年，第44—45 頁。雖然大部分都沒有出版，但可見劉氏一生撰述之繁、筆力之勤。

閱讀與著述之外，讀書人最重要的生活就是與朋友日常交游，個體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往往能夠展現一定歷史時期社會關系的真實面相。③封磊：《一個京官的日常生活——以〈翁曾翰日記〉為中心》，《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2 期。郝濟卿，太原縣石永泉村人，與劉大鵬同為甲午科舉人，1895 年兩人同行赴京參加乙未會試，因志趣相投結為終生摯友。二人赴京期間一同游覽了琉璃廠、護國寺、嘉興寺、萬壽山、頤和園等帝都名勝，京都勝景令二人目眩神迷、眼界大開。1898 年趁入京會試之際，二人與朋友又同游天津六日，覽新修鐵路，坐新式火車，入東洋飯館，種種景象令二人“淺陋耳目頗覺較前擴充矣”。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81 頁。1904 年，科舉停廢一事早已風聞三晉，郝濟卿轉托劉大鵬“圖為別業”，劉氏推薦他去武佑卿家塾任教，“歲送脩金二百四十兩，可望償積年負”，⑤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31 頁。令其感動不已。 1908年劉大鵬因父親劉明去世，大為悲痛，好友郝濟卿特意前來探望并陪他同游介休綿山以緩哀慟。1931 年，劉大鵬因事“駐城未歸，夜宿郝濟卿同年館，濟卿為本城秦耀華之西席，今已二年矣”，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393 頁。自民國以來，城中家塾僅好友濟卿一處，全城再找不到一處家塾，劉氏聞之唏噓不已。 此外，山西名士張友椿與劉大鵬也來往甚密，張友椿是劉大鵬晚輩，字逸蓬，太原晉源鎮人，自幼雅愛鄉邦文化，潛心致力于地方文獻與人物的考稽和研究。 20 世紀30 年代初，張友椿編《太原文存》，當時健在文人中，收劉大鵬文章最多。 劉大鵬曾于1941 年為張友椿母親寧太夫人祝壽，應張氏之邀作有《張逸蓬母寧太孺人七十壽序》一文，此篇壽序后第二年劉大鵬就去世了，或可視為劉氏最后的文字。⑦謝泳：《晉省稀見文獻四種及解析》，《社會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劉大鵬去世后，太原縣各界人士發起為劉大鵬樹碑立傳時，張友椿即為閻佩禮擬寫了《劉友鳳碑銘》文稿，后被閻佩禮略加修改，是為《劉友鳳先生碑銘》，⑧山西旅游景區志叢書編委會：《晉祠志》，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 年，第560 頁。張氏即為《碑銘》經理人之一，足見二人忘年之交，情誼深重。

（三）亂世生存：從亦商亦農到“耕讀”為業

1909 年，南席坐館十五年后，劉大鵬辭去教職回到赤橋。 1913 年劉家“男婦大小十六口……每日米面所食甚多，費用亦巨”，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74 頁。在失去“恒業”以養身家后，“將有窮困不可支撐之勢”，劉氏“不得已而就煤炭之生涯”，準備“另圖生計，度此亂世”。①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81—182 頁。由于“太原一邑物產頗繁……在山者煤炭為大宗”，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341 頁。1914 年劉大鵬應友人楊九錫之邀“集資本，租賃石門窯，以開采煤礦”，③劉大鵬：《晉祠志》，慕湘、呂文幸點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103 頁。1915 年又與郝六吉、武廣文、楊倬等人伙辦柳子峪之西坪窯，同年因劉氏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的聲望被推選為縣商會特別會董，1921 年又被南四峪各窯戶共同推舉為煤礦事務所經理。 劉大鵬常?！叭肷秸砥涫隆?，《日記》多次記載他進山入窯探視，管理窯務、處理糾紛的情況，如1915 年劉氏夜半進山見“車馬紛紛入山載運煤炭，將曉麇集窯口，人聲鼎沸，運煤上車，至曉乃行”，不禁感嘆“亦山中一景況也”；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89 頁。1921 年仲秋劉大鵬“日以窯務為事，尋常入山，尋覓煤礦”；⑤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69 頁。1923 年因煤價大漲，煤窯打算添購幾頭牛，劉氏即入山代管賬房之事；1926 年縣商會召集煤礦事務所人員攤派借款，產生糾紛，劉氏又參與處理其事。 直到1929 年10 月劉大鵬與石門窯主韓金成產生間隙，韓氏“聽人慫恿，圖謀破壞”，再加上時局動蕩，“各縣支應兵差到處拉車，不敢出來到山運煤，故峪中無運煤之車，窯上之煤因此不能暢銷”，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95 頁。駝捐、車捐、煤厘亦不斷增加，從此他不再從事煤窯生意。

劉大鵬雖然于商界任職，積極參與煤礦事務，其父劉明在鄰縣太谷李滿莊也有一間“萬義和”生木店，且其鄉“視農事甚輕，視為商甚重”，但他始終不以商界人士自居，而以吾家“以耕讀為業”自認，以“老農”自許。 “余家以耕讀為業，不耕則糊口不足，不讀則禮儀不知。 ”⑦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5 頁。劉家共有十余畝土地，終其一生，劉大鵬在農忙時節都會偶爾幫忙干農活，⑧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14 頁。甚至1942 年8 月25 日劉氏最后一篇日記都在憂心秋旱之事，“連陰下雨，檐瀉未斷，雨勢若此，則可不怕秋旱矣。 ”劉大鵬在《日記》中多次記載躬耕畎畝之事，1895 年劉家有稻田數畝，“自己播種，目下成熟”，雇了幾個農夫收割，劉氏和次子劉瑄及家仆在田里處理；1913 年10 月，正值秋收，雖然“雇人數名”，但因秋收事忙，劉氏只能“以農為業，夙夜無休”；1918 年劉氏“早餐后赴田種豆”“在田補種玉茭”；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40 頁。劉大鵬常常抱怨天災、人禍、戰亂導致雇工短缺，找不到可以助農之人，或者雇工價格太高，只好自己親自耕作，“農人甚缺，每人雇之甚艱”，⑩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43 頁?！皞蚬ぶ说教幗匀?，工資雖大，而覓工不易……苦力人皆當兵故也”，?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54 頁?！稗r事已動，吾家尚未雇到長工，由人工之缺少故也……可見戰死之人亦多矣。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351 頁。面對這種情況，劉氏只能“暫作農人，雖不能抵一個工，抑且能抵半個工”，有時小兒子鴻卿，孫子全忠、恕忠，外孫玉蕙也來田里幫忙種些辣椒、玉米、豆角等。 劉大鵬在《日記》中多次記載糧價下跌、農家破產之事，感嘆農事之苦，“今歲收成不豐，而且糧價甚廉，農家率皆苦之。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6 頁?！爱敶酥畷r，正在麥收，人工十分緊急……糧價卻大減，而農家莫不叫苦，又加晉北軍務之差，農皆支差，不堪其苦矣。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303 頁?！爱敶酥畷r，民窮財盡達于極點，農業不振，生路將絕，即欲破產而無人購產，農困可謂甚矣。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32 頁?？箲鸨l后，山西淪陷，日軍施行統制經濟，成立“合作社”向民要糧，“令農家之稻米均送到合作社衽糶之，不準農家自由糶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508 頁。村公所還要催促農戶每畝交租，村長借機“斂費肥己”，農民大受其苦。 雖然農事辛勞，不過有時劉大鵬也感到務農的短暫愉悅，“日來在田工作，心殊暢快，毫無私慮之所存。 ”①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稿本，民國十四年（1925）四月十二日，山西省圖書館藏?！白赃^七月二日賽會以后因伏中苦熱，弟子不來讀書……余因專事農務以度時光，抑亦快樂。 ”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11 頁。沈艾娣認為把農業作為典范的觀念，使劉大鵬很容易在耕田和鄉紳的責任間轉換角色。③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20 頁。也得益于務農，劉大鵬晚年身體強壯，基本很少生病。 1932 年劉氏作為縣保存古物古跡委員會的特別委員參與處理天龍山圣壽寺佛首被盜案，為查看文物保存狀況，時年76 歲的劉大鵬入柳子峪、爬天龍山，拄杖行走，登峰越嶺，不見畏難之態，④劉衛東：《劉大鵬參與處置天龍山佛首盜案始末》，《地域文化研究》2021 第5 期。其他老鄉紳在最后一段路都需要他人護持才能上山，“惟劉友鳳策杖徒步而登，如履平地，亦不用人護持”，⑤劉大鵬：《晉祠志》，慕湘、呂文幸點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327 頁?？梢娖渫砟甑靡庵畱B，他將此歸功于多年在山間行走，但一生的農耕生活似乎也功不可沒。⑥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15 頁。

三、守舊與趨新：亂世中的復雜心態

清末民初的新舊遞嬗使傳統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舊有的“四民社會格局”日益失序，這種變化不僅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日常生活諸層面，也表現在士人的心態上。 身處“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內陸鄉紳的劉大鵬在新舊轉換之際既有面對“舊學”與“新學”，“故國”與“新國”的困頓與堅守，也有親歷外來事物，感嘆“中國漸成洋世界”的苦悶和彷徨。

首先，在清末“新政”廢科舉興學堂上，劉大鵬多次表現出內心矛盾、掙扎的一面。 早在1896年，在鄉的劉大鵬就聽聞有廢學校、?？瓶嫉闹{言，雖然不知消息是否準確，但“為士者竟有欲廢讀書而就他業之人”，實在令人惶惶不已，二三其心。 在得知清政府停止科舉，設立新式學堂后，劉氏多次表達對新學堂的不滿與抗議，認為“天下學校全改為學堂，學堂者外洋各國之民也……學術之壞不知伊于胡底耳。 ”⑦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33 頁。他認為改書院為學堂只是敷衍門面，“悅庸俗之耳目，并不求實”，設立學堂不僅鋪張浪費，培育不出真正的人才而且耗資甚巨，“初以公款充其費，繼則搜刮民財，不肖官吏借此漁利”，⑧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50 頁。百姓大受其害；他還擔憂科考一停，孔孟之道再也無人傳承，“綱常倫理因之大壞”，“士皆毆入學堂從事西學，而詞章之學無人講求……安望文風之蒸蒸日上哉！ ”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40 頁?？梢钥闯?，作為自幼飽學“孔孟之道”，立志“人棄而我不棄”的傳統儒生，劉大鵬對新式學堂與新式教育抱有極大的敵視。然而，當他得知省城大學堂名額不夠繼續招生時，立即令兒子劉瑄進城應考，得知劉瑄考取“校士堂”且每月薪水三兩白銀后，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來賀者六人”，想必劉氏一定非常滿意自己的選擇。1908 年春節剛過，劉氏又特意花費兩天時間赴省城游覽山西大學堂、師范學堂、實業學堂、測繪學堂、公立中學堂等，并贊嘆學堂建設極為雄壯；1913 年4 月，對新式教育不滿的劉大鵬已經擔任晉祠蒙養小學堂的教習一月有余，主要教授國文、修身等課，一切“系遵新章辦理。 ”其長子劉玠、三子劉珦也分別充任高等學校與蒙養小學校教員，1921 年劉氏又被聘為縣立女子高等學校校長。 縱觀劉氏思想與現實選擇之間的嚴重脫節，恰恰可以反映出傳統士人在新舊交替之際進退失據的矛盾心態，這也是社會轉型時期鄉村士人存在的一種常見現象。⑩陳勝，田正平：《橫看成嶺側成峰：鄉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變革圖景——以〈退想齋日記〉和〈朱峙三日記〉為中心的考察》，《教育學報》2011 年第2 期。

其次，劉氏在國家認同方面呈現復雜面相。 辛亥鼎革，民國肇建，作為身處內陸腹地的傳統士人，劉大鵬對于“逝去”的前清政府無比眷戀，對民國則滿懷敵意。 在1913 年的日記中，他將“辛亥革命”視為“變亂”“叛逆”，認為辛亥以后“倫常全行破壞，風氣亦更奢靡……世變日亟，岌岌乎其可危！ ”①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67 頁。其日記紀年仍沿用大清“宣統”年號，不用民國紀元，“以予系大清之人，非民國之人耳”，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86 頁。并在日記中反復提到新舊歷法的問題，強調“民皆遵從陰歷不行陽歷”“民不遵行陽歷，即不傾心于民國”③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382 頁。，認為“正朔之改，不協輿情，雖云改正朔猶之乎未改也?！雹軇⒋簌i：《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91 頁。辮發不僅是一個民族的發式風俗問題，而且是涉及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遷的大問題，⑤侯杰，胡偉：《剃發·蓄發·剪發——清代辮發的身體政治史研究》，《學術月刊》2005 年第10 期。劉氏對于辮發、服裝的堅持也體現了其晚清“遺民”的身份認同，1912 年劉大鵬因被人剪去發辮半截，大怒不已，事過一年仍大罵“恨不得食其肉而寢虐其皮也”。1918 年因家鄉留辮者所剩無幾，劉氏不禁感嘆“發辮為清家之國粹，何以不幸遭此災殃哉！ ”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35 頁。1922 年元旦，民國成立業已11 年，劉氏仍以舊日衣冠迎神祀祖、會親訪友，甚至到其去世前仍是穿著舊式長袍、馬甲，頭戴老式瓜皮帽。 劉大鵬雖然自認前清之人，然而時移世易，家庭窮困、人情所迫、興利除弊、造福鄉里等因素時刻影響著劉氏易代之后的選擇。1913 年劉大鵬“不得已而應允”縣議會議長之職，1915 年當選國民會議議員，1916 年充任縣教育會會長，1917 年又被推選為縣清查財政公所所長等職，劉氏不承認民國正統，卻又做了民國的官；既做了縣議長又借故離職；既看不慣議會亂象又樂于其中；既不滿新式學堂、反感新式教育卻又做了學堂教員、教育會長。種種件件，都體現了鼎革以后這樣一個時空錯置、正統嬗遞的時代中，一位前清舉人由此產生的焦慮與欲望、妥協和抗爭。⑦行龍：《劉大鵬及其〈退想齋日記〉》，《社會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

再次，劉大鵬對于從商的心態也非常復雜。 作為一名傳統儒生，劉氏認為士作為四民之首，“所言所行，使諸編氓皆有所矜式，乃不能一士人，而反為鄉人所化，不足以為士矣。 ”⑧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67 頁。然而，面對其鄉“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聰慧子弟，均棄讀書而為商賈”的情形，劉氏只能徒喚奈何，感嘆“世風凌夷，不可言矣”。 劉氏早年對于商人多有批評，認為商人“少積資財，遂至驕奢淫佚，不顧一點禮儀，事親不孝，放縱子弟，不數年間，遂至敗亡。 ”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8 頁。對于票商“驕侈佚樂無所不至”甚為不滿，認為其很快就會破敗不堪。 雖然劉大鵬對某些商人的行為十分反感，但他也認為商人之中并不缺少有學問的人，1896 年年底他接連遇到幾個商人，感嘆“勝吾十倍”，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⑩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7 頁。自此他再不敢輕視商人。 清民鼎革之后，劉氏迫于生計壓力“不得已而就煤炭之生涯”，與人合伙開采煤窯，在此期間，憑借前清“舉人”頭銜以及“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的個人聲望，他被推舉為縣商會特別會董、縣煤礦事務所經理等，還利用商會職務之便，糾合晉祠商界中人重修“晉祠堡西之舊路”，造福桑梓，通便地方。 同時，劉氏對于商人的情況也十分關注，經常利用趕會之便，向商人打探商業形勢，常常為政策、戰亂、稅收過重等原因導致商業大壞、商人困頓而擔憂，多次感嘆“商人亦苦之”。

最后，作為一名傳統士人，面對新舊嬗替帶來的源源不斷的新事物，劉氏感到措手不及，內心拒斥、無奈卻又享受其中。 1896 年，當劉氏第一次聽聞各省有修鐵路、開礦務之事時，只覺得“人心惶惶，不知措置，殊令人詫異”，?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56 頁。認為這些都是謠言且“士農工商，皆言其不便。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64 頁。劉大鵬認為修鐵路、開礦務不僅會加重百姓的負擔還會導致三晉門戶大開，此后“晉民再無安居之日矣”，耳聞目睹火車將糧食、煤炭運往他省后，劉氏又憂心糧價上漲，晉省“人民生計將有不可設想者矣”。 雖然對修筑鐵路不滿，然而，1898 年劉氏赴京會試之余卻特意前往天津觀看新修鐵路“以開眼界”，看到火車行駛之快，劉氏感慨不已，“甚覺方便也”，1908 年又赴省城參觀承恩門外火車及火車站，日記也多次記載劉氏購票及乘車的經歷。 身為傳統文化的堅守者，劉大鵬對于鄉村演劇、民間賽會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日記》多次記載劉氏看戲經過，“余亦每日赴會遨游，以消磨時日”①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03 頁?！坝璩隹h政府即往看戲，觀者如堵”。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52 頁。然而處于新舊交替之際，即便身處內陸腹地，西來之風俗文化還是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他。1928 年元月1 日，劉大鵬夜間赴晉祠觀看“文明新戲”，乘興而返，二更方歸，可見劉氏對于新戲的癡迷，1934 年又去觀看“文明新戲”，當日“教員學生裝男扮女……往觀者不少。 ”③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42 頁?！度沼洝穼τ谘莘烹娪耙灿杏涗?，“晉祠今夜學生弄電影戲，往觀者多”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74 頁。；“晉祠今夜仍弄電影戲，往觀者紛如”。⑤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453 頁。作為自幼恪守孔孟之道的傳統儒生，劉大鵬對于西化的新式女性、女學生自然也沒有好感，認為民國以來放縱婦女，“任其自由行動，與男爭權，毫無羞恥”，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354 頁。女學生“衣服亦效洋人之裝飾，人多羨慕其所為，而不以為非。 ”⑦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喬志強標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138 頁。雖然反感新式女性與女學生，然而劉氏赴太谷、省城游覽時卻又特意參觀新修女學堂，后又出任縣立女子高等學校校長。 種種件件，均可見其內心掙扎、無奈與復雜的一面。到了劉大鵬晚年，其引以為傲的“士”的堅守也與歷史發展捍格不入，1932 年劉氏在劇場看到別人丟棄的煙紙，因紙上有字，遵循古人“敬惜字紙”的遺訓，恭敬地把它撿回家，然而旁人卻“笑其太迂闊也”，此時，對這些人來講，劉大鵬對自幼所學的正統儒學的堅持已經變成了一種近于滑稽的表演，失去了任何意義，歷史的車輪緩緩向前，彼時的時代卻早已不屬于他，只有有心之人還能為之肅然起敬。⑧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趙妍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32 頁。

四、結 語

考察劉大鵬的一生，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他經歷了光緒年“丁戊奇荒”，鄉試中舉時正值甲午中日戰爭，乙未會試親歷公車上書，戊戌會試恰逢“康梁變法”，1901 年在鄉親歷教民叛亂、義和團運動、停廢科舉、清民鼎革、抗日戰爭等重大事件。 可以看到，作為內陸腹地的一名鄉村士紳，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劉氏的日常生活同這些“非常事件（重大歷史事變）”互相“同振”與“聯動”，大的歷史事件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鮮明烙印。 從其特殊經歷我們也可以看到，日常生活與歷史事變的張力始終影響著史學研究。 對劉氏而言，每天讀書、寫作、應考、坐館授徒、與朋友交游等等這些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經變成了他的習慣，然而科舉廢除、清朝覆亡、民國肇建、抗日戰爭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讓原本“舌耕”度日的劉大鵬失去“恒業”以養身家，被迫經商、務農，各種新事物如鐵路、火車、汽車、報紙、新式學校、新的節日、新的生活方式等等紛至沓來，社會變化引起的鄉村危機，抗戰爆發后日軍的暴行、繁重的捐稅與支差、殖民政策帶來的恐慌與苦難等等使他的周遭世界產生了極大變化，這些“非?！笔伦儠r刻影響著他的個人生活。 新舊交替、中西雜糅，身歷亂世，其心態也隨之變得復雜起來。 在其“漫長的余生”中，“日?！迸c“非?！笔录缤盆F的兩級，時刻交織、纏繞、互動，影響著他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 正如王先明所說：“個體生命的日常生活，既不能脫離群體日常生活結構，也不能外在于社會結構的進程。 ”①王先明，焦雨楠：《日常與非常：微觀鏡像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以〈茶館〉〈夢醒子〉為例的討論》，《史林》2023 年第2 期。

雷頤認為：“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社會特點和本質的，其實并不是這個時代、社會中那些轟轟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領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無數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一些不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細節，恰能細致入微地反映出時代、社會的氛圍。 ”②雷頤：《“日常生活”與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0 年第3 期。以往傳統史學研究關注的大都是帝王將相、宏大的戰爭場面、各種精英人物等，留存下來的資料也多是記載這些人的豐功偉業與功名事跡，然而這些都是歷史上的極少數，占歷史絕大部分的是不見于史書記載的籍籍無名的普通人，著名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有一句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③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論歷史與政治》，馬萬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95 頁。筆者以為，從事歷史研究，我們既要關注“宏大敘事”，也要強調“個人關懷”，既要重視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造就的宏大場景與戰爭場面，也不能忽視一個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命運沉浮。 帶有對“宏大敘事”的關懷，研究一個歷史上默默無聞，“名不出鄉里”的小人物，未必不能促進我們對過去歷史的認識和當下社會的理解，以小人物勾連“大歷史”，發掘被湮沒的聲音，這也是我們從事日常生活史、微觀史學研究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