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視域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道路:基于文明論的考察

趙 楊

(中共國家稅務總局黨校公共教研部,江蘇 揚州,225007)

有關中國鄉村建設路線的現代論爭,隱藏著有關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綱領性質的古舊論爭,隱藏著有關華夏道統真義的“哲學—政治”論爭。將“華夏道統”等同于“孔子六經之道”的主張,似乎既能支持又能擊倒中國現代政制。與此同時,圍繞中國現代國家建設道路與模式的政治論爭,似乎也既能接引又能捐棄孔子的經世理想,乃至華夏道統本身。

這一文明與啟蒙的明顯矛盾之處,正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理論與實踐上一系列糾纏不清困局的核心。本文試圖考察傳統文化在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創造性轉化,并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進行文明論的分析,考察其蘊含的文明意圖,從而證明,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相互格義不僅是思想性的,更是歷史行動性的,二者具有精神同構性。

之所以選擇中國鄉村治理作為理解和解釋中國現代化道路與模式的切入口,有兩點考慮。第一,從鄉村治理入手,討論中國現代政制的建設與完善問題,是現代性在中國發生后的經典問題。據梁漱溟回憶,早在1938年初,他便趕赴延安,與毛澤東在窯洞里前后六次徹夜討論“中國問題”,即中國社會性質與中國未來道路的問題,二人爭論的切入點和理據正是各自領導鄉村建設運動的不同經驗[1]。第二,中國鄉村較之城市更完整地保留了傳統因素,因此更能折射出傳統遭遇現代性后所面臨的文明與國家、傳統與啟蒙、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沖突問題,從這些問題中突圍正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題中之意。

本文認為,在現代語境下,鄉村治理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內容包括先進性團體建設(黨的領導與服務型村委會建設)、人民主權與村民自治(政道變革)、協同共治與鄉村治理體制改革(治道變革)。本文對鄉村治理現代化道路的文明論考察從以上方面展開。

一、黨的領導與先進性團體建設

中華傳統社會在實質上是文明國家,因此文明與國家并無在現代民族國家秩序下所突顯的沖突性格局,這里的關鍵是存在一個將二者有機銜接起來的部分,即儒家士大夫團體[2]43。士大夫成員本身來自平民階層,因躬身力踐于傳統文明,并經由科舉制選拔考試,而成為平民中先覺之賢士。這一賢士團體在民間“以人覺人”,即開展率性而治、導民以正的德治,在官方則與皇權同屬儒家文明的正統,而成為輔助君權治理基層的文化力量。因此,賢人政治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實質。西方民粹式選舉制背后缺乏一個自然正當的價值根基,但賢人政治則將文明的脈絡同時縫合進國家的政道和社會的治道中。

傳統皇權和士大夫團體在現代社會中消亡之后,傳統文明并沒有失去延續它的載體。在現代中國,傳統的先進性團體成員創造性地轉化成了兩脈:一脈是中國共產黨[2]22-24。在傳統皇權與士大夫分治格局解體后,新的先進性團體事實上同時接替了舊治理格局下的皇權部分和士大夫部分,即執政黨在政治和社會基層治理中都居于領導者地位。而一般對中國現代鄉村基層治理的研究容易忽視這一點,這是中國村民自治制度和選舉制度與西方市民社會及選舉制度最大的不同點,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特殊之處,即黨對基層民主和村民自治的領導。每一個村都有黨支部,在1994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有明確關于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自治中領導作用的相關條款。

中國共產黨作為現代政黨實現了高度組織化的政治領導力和向心力,屬于現代國家建設中的創新。但其組織領導力依然保有傳統文化的肌理,是一種文明領導力,從而防止民粹化的傾向。具體而言,在自身建設中,黨對自己的領導角色和使命始終保持著文明自覺,自我革命即在自身的學習和實踐中“明明德”,從而承擔起群眾先鋒隊所應有的文明教化和歷史傳承之大任,并通過果行育德,喚醒群眾的自性覺悟,最終實現先覺覺后覺、先進進后進的文明領導力。

傳統文化不是僵化陳舊之學,而是時中達變、推陳出新之學,在學習中優化對人事倫理關系的演練,并在倫理的行為中實現對自性的體認。作為傳統文化典籍的《禮記·大學》,要旨即學大,學習如何成為大人,與天同德曰大[3]。其八條目即論述了學習的次第。首先在格物,洞徹物理而不著迷于物;其次在正心,即以誠洗心,達明心見性之境地,是謂明明德;然后經由新民、治國、平天下,實現陶甄百氏、群品共進的大同之境。這一學習的次第尤以“明德”與“新民”為要。

“明德”強調了先進性團體建設的目的不在于獲得對物的知識或掌控物的能力,即格物只是學習的起點,而非終極。修身修心才是團體建設的著眼點,先進之所以先進,不在階層而在品第,即對稟天之性的覺醒與發用。只有以明德之心奠定團體的立身之本,舉直錯諸枉,令有德者有其位,才能進一步貞定家國乃至天下的正位。所謂撥亂反正必須建立在對“正”的文明論而非決斷論理解上。

先進性團體的品質反映出它蘊含的文明質地,而團體之所以能保持先進性,并因而具有執政正當性,唯在于其本身是富于學習精神、與時俱進地承擔文明使命的團體,因此必須強調先進性團體的學習型組織建設。先進性團體學習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培養其成員的道德人格,也就是激活其潛在的道德存在,在這方面中國傳統道德對君子天下公心的強調與共產主義道德是完全相符的。

“新民”的重點在于“新”,即中式民主制的教化層面。所謂新民即復性之民,是經先鋒隊引導后,覺悟到自身的道德存在的新人,新民說最終指向實現人皆堯舜的自由、平等之大同局面,也就是平天下之平。這意味著在當代,作為先進性團體的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自我革命就是要在學習與實踐中“明明德”,從而落實文明表率的領導能力,通過自身的學習更新,帶動政治共同體的群品共進。

二、村委會干部與服務型村委會建設

傳統先進性團體在現代中國鄉村現代轉化的另一脈是村委會干部。其“現代”一面,指選拔機制,非來自傳統的科舉考試,而是經由村民選舉制度選舉產生的優秀基層干部。其傳統一面,即應該是傳統文明以倫理關系實施治理的傳承者,他們在現代鄉村治理體制中的位置即村委會的領導者。

雖然村民委員會不屬于國家行政機構,而是社會自治組織,但是公共管理對政府提出的服務性訴求對于村委會依然存在,而且更為顯著。這是因為作為社會自治組織,村委會直接處理著自治主體間的關系,這一關系不同于政府與被管理者之間的位級差異,而是完全平等的準倫理關系。所謂“準倫理關系”是源于地位的平等,它是倫理關系生成的必要前提,意味著以控制為目的的權力關系無法在平等的個體間生成。

從平等的治理主體到治理中倫理關系的生成,邏輯前提在于人性論假設,即肯定人的道德存在,自治主體間的服務精神是人性道德存在的具體體現。但是自治組織仍然需要領導者,村委會干部作為村民自治組織中領導者的作用類似于傳統村治中的鄉紳,但又因有了公共服務精神的感召,而比封建鄉紳有了更大的公心。

這意味著作為村民自治團體的領導者本人的德性至關重要。與古代鄉賢類似的是,村委會干部也來自平民,通過學習和德行踐履,在自我教育中培育出對德性和文明的教養,從而獲得了相應的領導資格。但與古代鄉賢不同的是,他所受的不是宗法禮制和綱常教育,而是現代治理的公共服務精神,因此他不僅能立己,也能立人,能通過服務行為喚醒治理團體成員乃至其所服務的村民的固有道德潛因,使得倫理關系從團體內部擴散到社會層面。

因此,村委會干部的選拔過程雖然通過民主選舉過程,但因為立足于對選舉人道德品質的強調,所以兼具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村委會干部以自己的德行操守感染投票人,這同樣也是激發他人潛在的固有善根的過程。過去改革過程中曾出現村民往往選舉有勢力的家族中的成員作為村委領導和組織成員的現象,而這些家族往往掌握絕大部分治理資源,成為鄉村政治、經濟秩序的掌控者。家族治理在本質上是基于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組織,并不是一個平等的倫理關系結構,它在實質上屬于權治,只是一種較為緩和的威權治理。同時,以牟取利益為導向的治理模式,并無助于沐風化俗,無激發人的道德存在之功能。這就表現在家族統治的村莊一旦出現家族力量侵害單個被治理者利益時,被治理者幾乎沒有申訴自己權利的可能。同時,村民參與協同共治的可能性也因此被壓制。家族治理并不符合原儒對于德治的理想,同樣也不符合公共服務的精神。但在實踐中,選拔機制往往容易造成忽視村委會干部的“賢德”的一面,而以經濟能力甚至背景勢力的豐厚作為選拔考慮,這是目前村民選舉中很多問題的根源。

新時代村委會干部能力的最重要體現,乃是落實于服務型村民委員會的建設中。服務型村委會作為自治制度的道德化,是村委會干部得以持續、穩定地開展倫理的治理活動所依托的制度保證,這是與傳統“鄉紳”的最重要差別。村委會干部在村委會中進行的治理實踐,就是令村委會變得服務化的演練。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考察服務型村委會所帶來的制度演進,我們將會發現,在自治團體服務行為的感染下,在其服務行為所展示的倫理精神的感召下,村民的普遍交往行為都將變得倫理化,并因社會的普遍道德化,而產生了道德的制度化之契機。

三、人民主體與村民自治建設

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具有國家主權與公民權利的雙重建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塑造,最終體現與落實為一套穩定成熟的政治制度。由是觀之,中國鄉村基層治理的過程正是通過人民民主這一特定的民主形態來實現的,并因此成為中國基層民主政治的基本性格與最終理想。

村民自治是由人民民主決定的。人民民主的文明論淵源來自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儒家傳統的治道以德貫通,始乎以人治人之仁,終乎群龍無首之最高理想。這在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道路中表現為把民主建設與文明建設同時并舉。由于必須發動廣大民眾才能夠喚起民族的整體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中華文明復興必須通過在基層落實人民民主方能有所成。

“人民民主”所實現的不僅是對民族國家的整體認同,還有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當家作主、共同掌握與行使政治權力的民主理想。而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所導致的人民內部的日益分化以及矛盾的復雜化,使得黨團結和凝聚人民整體以實現人民民主的政治使命面臨新的挑戰。這也是新時期推進現代中國國家建構、最終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所面臨的重大難題。

在儒家傳統里,“禮”作為一種治理方式,是為了喚醒眾庶對自己天性具有的道德存在的蒙昧而訂立的一種導民以正的行為制度,在這一過程中,治人的君子作為先覺者,要用自己的德行感染后覺的群眾。德行的感染就是禮治,而德行的感染過程乃基于禮制本身的要求。但“禮”本身是指向人民主體的,也就是說,治人本身并非目的,“治”的目的是為了共治乃至不治。一旦民眾在依據禮制進行道德行為的模仿中獲取了“自性覺”,禮就要廢止,故言“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這時候禮治就要被一種新的治理方式所取代,以一種更能貼合眾人在終極上平等的道德存在的模式治理,即德制,或者說仁制,即率性而治[4]。這是原儒談“禮治”和“禮制”的本意。

但傳統社會的治理卻從未實現這一理想,而表現為精英階層的獨治[5]。這是因為,在本質上,鄉紳階層乃是皇權的延續,是以一種與原儒精神“形合”的方式進行治理,以柔化統治者本于法家精神的權治,最終目的在延續君主統治。在現代治理模式下結成的倫理關系,以人的行為乃至人本身共生共在為目的,并因此而產生普遍化的合作要求,這與原儒的理想相契合。原儒言禮制、德制,雖也表現為道德規范,但是基于人自性的流露,而人性本于天命,是人所共有。公共管理的倫理關系內在于人的道德本性,因此對于已經投身到公共管理天職中的管理者而言,就不再是一種約束性的規矩法度,而是自性的本然流露,其行為與之若合符節,是謂從心所欲不逾矩。

新時期鄉村建設的目標,是通過黨作為群眾先鋒隊和村民自治的指導者,協助建立服務型村委,這屬于制度的道德化層面,因此在規范意義上,村民自治的實質是德治。同時,在基層以傳統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為內容的新村規民約也在逐漸興起。這雖模仿了原儒設禮的外形,把禮轉化為日常規范,但作為基層自治組織的服務型村委本身并非是高高在上的人民統治者,而是服務者,因此村委對于新鄉規的引導和以身作則,就不是基于權力的邏輯,而是本著服務精神。新鄉規是服務精神與規范的外形混合的結果,與人的道德存在的要求是吻合的。在這一制度的道德化實踐中,服務型村委會最終實現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道德的制度化有落實的契機,也就是鄉村德制建設的實現。

四、協同共治與鄉村治理的制度創新

協同共治是儒家大同理想的現實化。文明擔當者的先進性團體以身作則,陶甄百氏,村委會干部開展服務行政以化民導民,最終人民民主實現了普遍的道德自性覺悟,經由制度的道德化建立了道德的制度化。這就是協同共治的開端,也正是中國鄉村治理結合傳統文明與現代政制實現的最大的文明創新。

同時,協同共治并非等待人民實現了普遍的道德自覺后,才開始合作行為。這是由于協同共治本身并不像權治、法治是一個人為構建的過程,人的存在本質并不是外在于或滯后于人的道德行為中,而是以即用即體、體用不二的方式顯現人的道德存在。這里的顯體之用就是合作。正因為此,協同共治路徑的改革探索在開放社會的條件下能夠生成道德向心力。

協同共治顛覆了傳統封閉社會“最佳政體”的標準。政治哲學史最經典的問題是古人和今人關于“什么是最佳政體”的爭論,而判斷一個政制優劣的標準在于其是否有助于提升人民“德性”。從柏拉圖到中世紀哲人都承認,人民的德性只能是律法強制的結果。

這樣一個邏輯意味著,在開放社會中,道德是不可能的?，F代性使得律法消亡,將社會改造成了開放社會,這就是啟蒙與道德不和的難題。而要使得開放社會的道德成為可能,唯一的辦法是恢復律法的權威,令哲學下降成政治哲學,保持對作為城邦根基的律法的虔敬,一言以蔽之,就是讓開放社會重新封閉。于是,從哲學上論證律法就成了為哲學奠立基礎,也是哲人自我認識之所在[6]。政治哲人通過把形而上學引向政治哲學,如柏拉圖在《法篇》中所做的一樣,并由此找到了克服現代性方案的方案:基本的選擇只有基于政治視野才能展開[7]。只有從政治哲學而非形而上學視角解決這個問題,哲學才能使之有利于自己,有利于哲學生存所需要的城邦。在政治的視野下,啟示的神被收攝進了城邦的視野,啟示宗教被改造成了具有政制規定性意義的律法,完美的城邦成了啟示的存在理由,哲人成了立法者。

但是這樣一種現代性的改造方案隨即出現了問題。

第一,這意味著現代性問題的解決只有返回策略才有可能,而返回的唯一路徑在于返回西方的律法宗教,因此,雖然破除了無德性的現代性,卻又更深地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圈套。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律法以神道教為前提,而中國的儒家傳統不以鬼神為至尊。相反,儒教作為人道教,在生生不息的流行發用中體現中道,以人倫日用間啟發民智為旨歸。這本身就蘊含了對西方一神教和執著第一因的哲學超越,同時也預示著,經由中華傳統創造性轉化生成的行動秩序,將為人類文明開創別樣未來。

傳統在現代創造性轉化的行為模式表現為協同共治。儒學的根本要義在生生[8]13,人的道德存在可以在生生不已的體用不二中獲得顯化,這就破除了西方哲學靈肉二分永恒沖突導致的虛無主義,也破除了西方哲學執著第一因的求本根機制[8]37-44?；谌说牡赖麓嬖陲@化為目的的行為模式,只能是協同共治模式。這是由于協同共治的合作行為模式是以人的共生共在為目的,共生共在指向人所共有的道德存在,即“自性覺悟”。它破除了進化論的競爭秩序對人性的異化,而合作秩序則生發自人性本然要求,是人類文明化的標志。同時,它能破除古典政治哲學只有在封閉社會才能維持道德的假設,而在一種開放的、動態的關系網中顯化了人的道德潛因。

現代社會是一個開放性不斷加深的社會,尤其是網絡技術出現后,網絡符號對物質與交往界限的破除,意味著社會交往日益符號化、形式化、開放化。如不是固守還鄉團式保守情緒的話,必須承認古典政治哲學方案通過恢復政體封閉性來保證政體德性,是不可能的。而協同共治,因其并非建立在凝滯的第一因或一神論的哲學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生生不已的體用論上,使得人的道德存在得以圓成。因此,基于合作中的倫理關系,就能夠保證開放社會的道德性的實現。

合作行為在根本上是順乎人性的行為方式[9]。根據儒學,人性與天道相同一,天有好生之德,人的復性之道就在于參天地、贊化育,《大學》八條目也最終歸于“平天下”,即天下齊平于人的自性,這是人道德平等的實現。人要學習天道之化,承擔起化育萬物、互相比輔的責任,如此才算成為“大人”。合作中并非沒有權威,但這種權威是導向人復歸本性的,因此,人在這種道德化的規制中能體會出越來越強烈的自由。我們認為,基于協同共治模式,中華文明能夠真正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復興,每一位有道德感的人才能在這一行為模式中重新找到“復見天地心”的家園感。

五、結語

現代政治文明是人類在尋求自我解放的實踐中誕生和形成的[10]。中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雖然以儒家士大夫為主體,并常被稱為“儒家文明”,但它所立足的政治價值基礎與現代政治文明根本不同。近代“去儒家化”的鄉村改革,導致了鄉村精英群體的“空心化”和鄉村治理的惡化。鄉建派提倡的再造鄉紳、復興儒家,不足以應對革命與建設的要求。傳統絕無可能不加轉化地過渡到現代,任何試圖通過傳統“自發倫理秩序”來擔當革命和建設任務的嘗試都將失敗。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1]。從文明論視角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是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又是中華文明的當代形態。這一形態凸顯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的共通意蘊以及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文明特質。

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的消亡。大同理想與傳統社會同而異,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異而同。傳統鄉紳加入“走向共和”的浩蕩潮流,以馬克思主義送走了舊封建文教,以依托于帶有強烈敵友劃分意識的階級斗爭來取代傳統儒家的倫理實踐[12],進而轉化為現代政黨形式的先進性團體和領導村民自治的村委會干部,實現了民族和文明的雙重復興。協同共治則是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理想會通的治理實踐。傳統的歷史性斷裂同時也是其歷史性深化的開始。一切偉大文明絕非在僵化守舊中延續,而必在因時達變中重生。以此根本見地來判攝一切學說、思想,淘煉一切舊說陳辭,光大一切政治實踐的根本經驗,方知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之廣大高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