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如何參與研究:基于照片引談法的解讀

牟 映 雪 董 艷 琴 蔡 紅 梅

(1.重慶師范大學 編輯出版中心,3.重慶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重慶 401331;2.成都市特殊教育學校,成都 610031)

近三十年來,兒童是社會權利主體的觀念被廣泛接受,在心理學、社會學及倫理學中有關“兒童的看法”“傾聽兒童聲音”的研究逐漸盛行。兒童中心主義是現代兒童教育學一個最基本的“公理”,也是當下童年研究中越來越重要的“研究公理”[1]。兒童是有意義的社會建構者,有對世界和自我認知的獨特視角,研究者應意識到兒童研究與成人研究不相同,讓兒童參與到相關的研究中,傾聽兒童的聲音。當前社會發展中的一些因素對兒童的情感和身體的影響是未知的,因而必須找到提升兒童話語權利的方法,成人有維護兒童話語權利的倫理和道德義務[2]?；诖恕皟和暯恰钡难芯糠椒?如“馬賽克方法”“繪畫作品分析”“焦點小組討論”等方法迅速發展。

照片引談法(Photo-elicitation Interviews)始于人類學的研究,現被廣泛運用于社會學、醫學、心理學、地理學和教育學等領域。參與是兒童自我發展、發揮理性主體作用的體現。兒童參與研究能將兒童的聲音放在前面和中心,賦予兒童“社會行動者”應有的權利,用獨特的聲音來表達自己。照片引談法用于兒童研究,能使研究者審視兒童在研究中的角色地位,轉變兒童與成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超越傳統“研究兒童”范式的束縛,使兒童成為積極的研究參與者。同時,也有助于研究者在參與兒童教育政策討論、兒童發展研究或尋求解決兒童問題的方案時,以兒童的生活和經歷作為起點,學習兒童的語言,有效地傾聽兒童,更深入、更全面描述與解釋兒童研究領域的問題,更好地為兒童服務,提升兒童的整體福利。

一、照片引談法的產生及發展

(一)照片引談法的內涵

學術界對照片引談法有不同的界定,最具代表性的三個觀點為:第一,照片引談法指要求被研究者拍攝他們所處的環境,然后對拍攝的照片進行評論,是使用圖像來提示和引導深度訪談的一種研究方法[3]。第二,照片引談法是利用影像來幫助受訪者回憶、反思個人經驗與印象的方法,所選照片由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拍攝。其用途包括:照片被作為物品、人物和文物的視覺清單;照片描繪的是集體或機構路徑的一部分,如學校的照片或與參與者有關事件的圖像等;照片反映社會的親密維度,如其他親密同伴等[4]。第三,在視覺研究領域,照片引談法被稱為“自動驅動”的激發法,是一種傾向于喚醒參與者情感反映的特殊方式[5],是以靜態照片作為刺激物和提供評論信息的視覺輔助方法?！白詣域寗印敝赣杀徊稍L者“驅動”的采訪[6],他們捕捉并記錄自己的行為,并對這種行為進行解釋或評論。

照片引談法也被視為是深度訪談的另類形式,是訪談和照片(影像)的結合。兒童研究中的照片引談法是指研究者以兒童拍攝的照片為媒介,與兒童進行深度談話,獲取兒童對生活、社會、世界的認識與理解的一種研究方法。

(二)照片引談法研究的發展

照片引談法是由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共同開發的一種定性研究方法。1957年,約翰·科利爾(John Collier)首次將照片引談法用于探討環境因素對人心理健康的影響;1978年,照片引談法被正式列為四種視覺研究策略之一[3]。20世紀后期,格列高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研究巴厘島文化時使用照片引談法收集數據,獲得成功并大力推廣。此后,照片引談法被廣泛運用于人類學、心理學、地理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的研究,并逐漸形成包括目的(Purpose)、過程(Process)、優勢(Benefits)和障礙(Obstacles)的研究框架[7]。

照片引談法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個方面:一是文化研究,是以文化使用者的世俗解釋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核心是對符號的解釋。如Kretsedemas(1993)對廣告文本的研究。二是社區發展,如Suchar(1994)對中產階級社會行為的研究,用照片來展示城市居民如何根據自己的社會位置改造社區;Bill Owens(1972)使用郊區圖像引談法揭示郊區環境的現狀。三是個體身份特征,研究者利用照片引談法研究兒童、吸毒成癮者、不同種族移民等問題,如Harper(2002)對一名鄉村工匠進行研究,通過展示作品來反思其建造、結構以及創造點。四是社會組織/社會階層,如Guschker(2000)對家庭照片的實證研究、記錄大眾教育運動的書籍等。

照片引談法適用于不同的種族群體和各年齡段的人群,能有效傾聽他們對與自身相關主題的認識和見解。Harper(2002)運用照片引談法了解不同種族的家庭如何適應多族群居住的社區,以及如何適應城市工廠的新工作形式[8]。照片引談法也用于研究兒童和青少年的相關問題,如Croghan(2008)邀請了12-14歲和16-17歲兩組兒童,用照片引談法探討了消費品和他們身份之間的關系,以了解年輕消費者對有意義消費品的認識[9]。再如,Epstein(2006)使用照片與6-16歲的癌癥兒童建立融洽關系,觸發他們的記憶,收集研究數據[10]。

(三)照片引談法用于幼童的研究

邀請幼童(2-4歲)參與研究,與他們合作進行研究面臨著三個關鍵挑戰:發展適宜性,成人和兒童之間的權力差異,以及語言障礙[11];使用照片引談法能較好地克服這些潛在障礙,并促進兒童積極參與基于他們生活經歷的研究[12]。首先,照片引談法允許兒童以口頭和視覺的方式積極參與數據收集過程,并為語言表達能力較弱的幼童提供參與機會,使他們有機會分享并展示自我觀念和個人經歷,潛在地創造了數據的多樣性。其次,照片引談法建構了積極、主動的“新”兒童形象,讓成人能“真正傾聽”兒童的聲音,發現兒童聲音的進步意義和價值,進而更好地代表兒童的利益。例如,Eirnasdottir(2005)請5-6歲的兒童帶領研究者參觀他們的教室,并拍攝兒童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學習區域;隨后,逐一對幼兒進行訪談,討論拍攝的內容以及他們認為這些區域很突出的理由[13]。Yan等人(2005)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確定了15所幼兒園,在每所幼兒園隨機抽取10名5-6歲的幼兒,邀請他們對一些兒童活動照片進行分類并解釋原因,以口語和視覺結合的方式探討幼兒對游戲的感知[14]。

照片引談法用于兒童研究為兒童賦權增能,其優勢包括:一是兒童拍攝的照片是對自己世界和日常經歷描述的錨,能提供清晰、有形的提示,是兒童記憶和表達自己的催化劑,支持兒童有效表達自我,并進行自我的知識建構。二是較好地平衡了成人和兒童之間的權力差異,弱化兒童在研究中的不舒適感,兒童從“被”研究轉為“做”研究。三是研究者從兒童視角看問題,關注兒童的多樣性和多元性,通過兒童的眼睛看,傾聽兒童的獨特聲音,能更好地了解兒童對自我、自然和社會的認知。四是照片還可以作為擴展研究問題的工具,研究者可以從照片引談中獲取更多、更深刻、更有價值的研究信息。

二、照片引談法在兒童研究中的應用

(一)照片引談法的方法論

方法論用于探討方法的形成、特點、性質、功能、變化和發展的規律,以問題解決為目的,是對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總結和概括的一般性原則[15]。照片引談法強調研究中兒童自愿參與和知情同意,兒童聲音是研究過程的一部分,解決了研究中兒童邊緣化的問題。

1.照片引談法的“新”兒童形象

新童年社會學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源于對兒童發展模式及傳統社會化理論的質疑與反思,主張兒童積極參與社會行動,被視為童年認識上的新突破和兒童研究的新范式[16]。兒童發展理論的典型代表是皮亞杰的“線性發展理論”。其認為兒童需經由童年的準備方能鍛煉成為社交精干的成年人,指出童年包含一整套發展階段,為適應成人生活作儲備。新童年社會學認為該理論僅關注兒童個體發展,卻忽視了兒童發展的社會文化語境[17]19-22。兒童在文化活動中本身具有可再構性,其不僅能模仿或內化身邊的世界,更能解釋和理解文化世界,并親身參與其中。

傳統社會化理論包括兩種范式:一是決定論模式,認為兒童扮演的是被動角色,是一股難以馴服的力量,為了被更好地管控和規約,需要成人的細致訓練;二是建構論模式,強調兒童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主動建構自己的圈子,努力打造自己在社交圈中的位置。傳統社會化理論主要集中于個體的發展,未將兒童看作能動地建構自己的童年與社會生活的行動者。新童年社會學批評其毫無批判地吸收了心理學中關于兒童認識的二元論思想[18],將兒童認為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和無能的,而成人是成熟的、理性的和社會的。新童年社會學認為兒童是積極參與社會文化闡釋和再現的“建構者”,應被理解為世界的建構,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是能動的創造者和行動者。兒童是社會分析的基本單位,具有獨特的存在價值,不從屬于家庭、學?；驒C構,成人應該“與兒童一起研究”或“為兒童研究”。

新童年社會學跨越了“兒童-成人”二元對立框架,建構了“新”童年概念,突破了把兒童視為對成人技能和知識進行內化的“教條”,以全新的理論視角將童年視為源于兒童內部以及兒童與成人間集體合作的一種社會建構。童年是與其他社會結構要素,如文化、社會經濟、地域等頻繁交織和相互作用的動態產物。新童年社會學加深了對維果茨基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的理解,即兒童是自己學習的積極參與者,也為瑞吉歐教育實踐提供了童年的哲學形象[13]。這都為照片引談法、參與式行動研究等參與式研究方法樹立了“新”兒童形象,引領了近三十多年以來兒童教育的思維范式轉變。

2.照片引談法的法理依據

20世紀中后期,隨著反霸權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及女權運動等社會運動的興起,兒童權利保障被提上立法議程。1989年,第44屆聯合國大會第44/25號決議通過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涵蓋了人權所有的范疇,致力于確保兒童權利和福利,保障兒童在公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中的權利,是世界上獲得最廣泛批準的國際人權條約?！豆s》第12條要求給予兒童在關于對其有直接影響的事務上陳述自己意見的真正機會,這改變了兒童的地位,將兒童從被動的、被關心的客體變為主動的參與者。自此,兒童權利有了法律保障,并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如英國《1989年兒童法》主張給予兒童更多“發聲”的機會[19](P62),強調轉變兒童角色,應從傳統中的“被動性”“受抑性”轉向“自主性”“主動性”。再如《昆士蘭兒童保護法案(1999)》《兒童和青少年授權法案(2000)》等經典的法案都強調尊重兒童的權利,支持成人看到兒童的行動力,傾聽兒童被遮蓋的聲音。

這些法案確立了“新”兒童形象,在法律上賦予兒童一些過去被剝奪的權利,把兒童視為有能力的社會主體,擁有社會和政治行動者的身份和地位,是自己生活中的“主人”。照片引談法支持兒童參與研究,有力抨擊了根深蒂固的成人主義研究范式,扭轉了成人支持兒童自由表達權利、但只給“空頭支票”的現狀,肯定了兒童是一個完整的人,享有對相關事務發表意見,要求意見被傾聽和適當對待的權利。

3.照片引談法的倫理關照

對研究倫理的關注,始于1932年“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Syphilis Study)事件。秉持社會調查中的“互動”“交換”“主動建構”理念,其基本準則是尊重、公平和受益?，F今,倫理規范和程序合理已成為國際早期教育學界對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并被納入研究質量評價的標準之中[20]。照片引談法是一種兒童參與式的研究方法,兒童是研究的主體和重要參與者,“兒童”本身就是目的,而非達成目的的手段,這能平衡兒童與研究者之間的權利關系。為此,研究者必須慎重思考、妥善處理如下一些關鍵的倫理問題。

第一,知情同意。是指在以“人”為試驗對象的任何科研領域,研究對象在沒有被強迫或引誘的情況下,對所有必要信息做到充分了解后,自愿作出是否參與研究,并在研究中有退出的權利。其基本原則包括:參與者明確表示愿意參與研究,參與者理解他們同意的內容,參與者自愿且不受脅迫,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和參與者可以重新協商[21]。

知情同意的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者的身份和地位、引談目的和流程、可能的風險和好處、照片處理的方式(銷毀、刪除或返還給參與者)及能否保持沉默或改變回答[22]156-158。兒童的知情同意可以采用“簽字”或“口頭”形式確認?！昂炞帧笔且环N理想和正規的形式,既保護兒童,也保護研究者。但是,部分兒童的書寫能力有限,為避免增加兒童心理負擔,可以采用監護人知情同意、兒童“口頭”同意的形式,研究者必須在研究報告中說明。

第二,隱私保護。兒童保護隱私的意識和能力較弱,在引談時容易出現暴露隱私的情況。也有部分兒童對隱私非常敏感,如違反隱私保護可能會被他們視為背叛信任,產生強烈的負面體驗。使用照片引談法必須嚴格保護兒童的隱私,刪除所有可能暴露兒童身份的信息,如名字、影像、引談音頻及語錄等;說明且保證影像資料只供研究者使用,用后妥善保管或銷毀;未經允許,在任何公開的資料中不能出現可辨識的兒童面部影像,所在機構(如幼兒園)的名字等應隱去或匿名化處理[23],避免對兒童產生任何可能的威脅和傷害。

第三,平衡成人與兒童間的權力關系。成人作為研究發起者,具有先決的優勢地位,兒童常被視為社會“個體”,而非社會“存在”[20]。在照片引談中兒童是研究的真正參與者,有表達自己的機會,有能力展示自己的真實想法。為此,研究者要進行移情性理解,依據照片提出開放性問題,傾聽兒童的認識與理解,敏銳察覺兒童的知覺并體驗其情感,保證兒童不受研究者先入之見的限制,自主構建知識,平衡成人與兒童間的權力關系。

(二)照片引談法的實施

照片引談法傾向于歸納性的、產生理論的研究,引談照片由被研究者自己拍攝,主體是被研究者[24]?！皟和鳛檠芯空卟粌H體現在對外在知識的認知建構,而且內化為人的主體追求、生命本性?！盵25]照片引談法為兒童賦權增能,支持兒童用“一百種語言”表達自己的經驗和關注點,實施流程和注意事項如下所述。

1.確定研究主題和目標

照片引談圍繞研究主題或內容展開,服務于研究目標。研究者應先確定主題及目標,再邀請兒童拍攝相關主題的照片,并以此制定照片引談的具體目標。同時,研究者需要明確兒童拍攝哪些方面的照片,以及通過照片引談法想獲取兒童什么方面的信息。

2.恪守倫理規范,邀請兒童參與研究

使用照片引談法要得到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同意,恪守研究倫理,確保兒童的知情同意、評估并控制研究中的風險,并嚴格保密。審查包括研究主題或內容、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及相關的研究者;研究者希望通過照片引談法從兒童身上獲取什么信息以及占用時長;數據分析或研究結果如何呈現等情況的詳細說明[26],最大限度地降低主觀主義帶來的倫理隨意性,以確保研究者真正關心和保護兒童。

研究者要正式邀請兒童參與研究,得到兒童本人及監護人(通常是兒童父母)的同意。若兒童父母去世或已失去監護資格,要按照法定的監護順序獲取其他監護人的同意,如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哥哥和姐姐、其他愿意擔任監護責任的個人或者組織,如居民委員會等。

3.提供拍攝工具,明確拍攝要求,收集引談照片

照片收集需要研究者給兒童提供數碼相機或拍照設備,教會兒童使用設備。收集從研究者告訴兒童拍攝什么樣的照片開始,研究者給兒童的“指導”數量決定著研究能獲得數據的廣度。兒童拍攝的照片應說明他們生活的一個特定方面,自然物體照片,如奇特小木屋、漂亮的城堡、神奇的房子等;自然環境的照片,如我眼中的綠地、春雨的色彩、美麗的天空等;社會環境的照片,如不一樣的小伙伴、我的好老師等[19]。兒童所拍照片必須與研究主題相關,既可以是生活、學習或游戲活動中重要的事物,也可以是兒童認為能反映一些問題或者是產生特別感受的情境等。多數情況下,研究者要求兒童在特定時間自主拍攝照片,但也有研究者會陪同兒童散步和交談,有的兒童在拍照時也會向研究者解釋他們的想法。

4.研究者配合兒童整理照片

照片是兒童反思、解釋和重新解釋的刺激物,具有喚醒兒童記憶和感知潛力的作用。照片引談法的關鍵是將照片融入研究討論。研究者要引導兒童對拍攝的照片進行分類和標記,如創建“迷你相冊”“照片引談工具包”等,協助兒童對照片進行開放性編碼歸類,如按時間順序或重要性進行排序,或者根據特定主題對照片分類。研究者也可以鼓勵兒童事先組織他們的想法,提前熟悉引談照片。

5.制作引談的“指南”

引談“指南”源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計劃,由研究者在正式引談前制定并完善。在研究中,“指南”具有核心提示的作用,能為研究者和兒童提供一個共同的焦點,幫助研究者系統梳理引談問題。

首先,“指南”需要對每張照片提出一個介紹性問題,如:“請你告訴我這張照片的故事?”“你為什么會拍這張照片?”“這里發生了什么?”等。其次,列出詳細的引談提綱。研究者可以按照“照片引談工具包”等梳理問題,也可以從照片的物理結構、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三個維度梳理問題。如“你的活動或游戲和這張照片有什么關系?”“你從這張照片中看到了什么?”“你的小伙伴(或其他人)在活動中扮演著什么角色?”等。最后,結束引談時研究者要回顧“指南”,看是否有被忽略的問題。研究者作為分析者應該傾聽兒童的每一種解釋,并提出一個總結性的問題,如“你對所討論的照片或問題還有什么想補充的嗎?”等[14]。

6.以照片為媒介正式引談

兒童拍攝的照片是引談的一個參考點,并非是對現實的客觀再現,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正式引談之前需要“預測驗”,再次確認照片引談法是否可行、引談的時間長短以及兒童的可接受性。其次,區分照片的形式和內容,運用照片引談法的多種變體,增加對兒童主體性的關照。如,引導兒童描述照片背景,加深對照片所代表意義的理解,提高兒童分析的反思性,判斷圖像是否代表“真實”的兒童[27]。研究者可以從外部引談,即在照片直接展現的內容;也可以從內部引談,即照片背后隱含的兒童認知與想法;也可以進行多輪引談,創設在研究的不同階段納入兒童聲音的可能性,提供多種對話機會,與兒童建立親密感與合作關系,增加兒童的參與意愿[13]。最后,如果在引談中使用數字照片,要選用有利于投射圖像的引談地點[28],使用電腦、投影儀、手持設備等,保證圖像的質量。

在實際“引談”中,研究者要清晰知覺并最小化兒童和研究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利關系,創造一種兒童能積極參與的情境化環境,減少他們參與研究時的焦慮或不適感。首先,要注意研究者與兒童的座位安排,最好能眼神平視。同時,對兒童的表達予以適當積極反饋,如用眼神、動作或語言給予肯定。其次,創造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放慢談話節奏,當涉及敏感話題時必須尊重兒童的隱私權,并在保密場所進行。最后,以兩人或小組的形式進行訪談時,允許兒童操作照片、深度參與,最大限度地減少焦慮,使他們敢于開口、勇于開口、充分表達自己。

7.分析資料,形成結論

照片引談法的資料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如扎根理論、持續比較法或內容分析[29]。如,有研究者使用持續比較的方法分析資料,推導屬性、類別、建構起更大的主題,形成兒童對安全學習環境各因素的想法與偏好的總體性結論[30]。

在資料分析階段,研究者對是否需要分析照片持不同看法。有研究者認為照片“是采訪中的啟發工具”,主要是作為媒介使受訪者回溯記憶、主動分享并與研究者進行深入的討論,不需要分析照片。還有研究者認為照片是揭示研究者和兒童如何理解世界的一種方法,需要分析兒童拍攝的照片。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兩種,一是分析照片的象征性特征,如框架、前景和背景,以及包含與遺漏的照片,全面理解兒童的言行舉止,構建圖像背后隱含的意義;二是通過分析照片獲得對參與研究兒童的動機、感知或心理狀態的替代性或更深入的理解[7]。

分析資料時,研究者首先要把自身對研究現象的認識與價值判定“懸置”起來,尊重事實并對兒童的現實感受和經驗保持高度敏感,浸入兒童的實際生活感受。其次,以文本的形式全面呈現兒童的多種“聲音”,展現兒童的生活現狀和真實感受,思考兒童聲音的多重意義及其產生的原因,為把兒童的“聲音”落實到兒童事務的實踐奠定基礎。

三、兒童成為積極參與者:方法論與方法的思考

照片引談法賦權兒童,在兒童和成人之間建立了信任,研究者以可見的方式傾聽兒童的聲音,增強了兒童反應的有效性。兒童參與式研究需要關注研究方法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如內在結構、倫理關照、方法的“性能”、傾聽關系的行動架構與價值取向、理論與實踐相互作用的方式、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的適切性等問題。特別要注重探索能有效傾聽兒童聲音的多種路徑與策略。

(一)兒童研究方法的教育哲學思考

哲學在理論和思維方法兩個方面對兒童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處于教育研究方法論體系中的最高層[30]。研究方法論的哲學考察能厘清科學理論的結構及其發展脈絡,為兒童研究提供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的思想觀念、理論依據和范疇,即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釋力、生成力的元理論,如元語言、元命題、元范疇等[31]。從本體論來看,兒童參與研究是基于對兒童“主位意識”的尊重,肯定兒童有分享自身經歷的能力,明確了兒童研究的哲學定向,即轉變了傳統研究中兒童的角色。兒童哲學是兒童自己對于世界普遍的、一般的、根本的觀點。李普曼認為:兒童哲學研究的目的,就是教導兒童如何思考思想的本身,讓兒童親自體驗哲學討論的過程,和其他的人一起做推理的活動[32]294。兒童是自身時間、空間以及發展的主體,是一個有限的理性存在,但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性。照片引談法在方法論上將立足點從哲學轉向兒童哲學,堅守兒童本位,從哲學視角關注兒童那些微弱的、非書面化和情境性的聲音,使兒童參與研究時能將自己的天性和對智慧的愛等潛在的智慧逐漸變成現實的智慧,給兒童研究一個更為清晰的哲學定位。

兒童研究需要重視哲學層面的思考,系統討論研究的方法論,對兒童研究的理論及實踐問題進行高度概括化、抽象化和思維提煉,使成人善于運用哲學思維方法和正確的價值標準,更加合理地選擇研究中傾聽兒童的方式和手段[33][34]。兒童教育研究屬于具體學科的研究,其方法論特點是指在哲學方法論指導下,將兒童研究的方法系統化、理論化,形成學科研究的方法論體系[35]12-20。在方法論上,兒童研究方法包括理論基礎、總體框架以及研究策略。使用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反思其所依據的方法論,探討其中所蘊含的哲學觀、思維方法和實踐路線。照片引談法站在兒童哲學視角反思兒童與成人之間的關系,肯定兒童是有能力的“社會行動者”,強調兒童的“理性認識”,關注兒童的“思維發展”,主張兒童與成人之間平等的、互動性的對話交流。

(二)增強對兒童研究的倫理關照

兒童與成人之間的文化差異容易使二者產生沖突,研究者需要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審視兒童文化,恪守文化倫理,保護兒童,避免出現文化的宰割或成人單向控制。例如,即使研究者不贊同兒童的觀點,但也必須堅決捍衛兒童表達自己的權利,讓兒童觀察、感知、敘述并作出符合自身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的表達和評價。同時,力求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建立兒童與成人之間具有主體間性的相互關系,使兒童在參與研究時獲得關于“我是誰,我在做什么,我身在何處”的準確文化定位。

兒童參與研究必須遵循安全和快樂的原則,研究中成人必須反問自己:這孩子現在需要什么?他或她現在必須解決什么問題[36]55?羅伯茨認為:基于“兒童的視角”的研究或傾聽兒童的聲音,應基于對兒童作為“人”的承認和尊重[37]。這要從方法論角度思考兒童研究中的倫理問題,樹立積極動態的兒童形象。擁有自我人格生成能力的鮮活兒童,在表達與自身有關的問題時最具有發言權。給予兒童充足支持和充分尊重,視兒童為“存在的人類”(human being),使兒童“成為中心”,而不是“被放在中心”。在兒童研究中,構建“有道德”的傾聽機制,減輕了成人與兒童權利差異對兒童的挑戰,能達成最少化成人(the least adult)的目標;在研究中真正做到尊重兒童、保護兒童,實現從研究兒童、與兒童一起研究、再到參與式兒童研究這一認識論上的革新,提升兒童的整體福利[38]。

研究者也要加強對教育實踐的關照,引導實踐者使用多種路徑傾聽兒童聲音,思考其價值,將宏觀層面的系統規劃與微觀層面的教育目標相結合,為理解兒童的教育經歷打開關鍵的視角,使教育實踐活動更具系統性與反思性。

(三)兒童研究方法要借鑒、融合不同學科領域的新觀念和新方法

融合多學科領域有助于構建新的方法論體系,增強研究方法的包容性,形成適用于兒童參與研究的技術路線。照片引談法的實質是保護兒童對自己生活世界的參與權,使研究者能基于兒童的立場獲取他們的看法,并做出恰當的決定。依據生命歷程理論的觀點,兒童研究不僅要關注宏觀社會事件及結構特征對兒童的影響。同時,必須重視兒童年齡的社會意義,肯定兒童的能動作用和自我選擇對理解生命歷程的不可替代性。如發展心理學認為兒童是主動的“意義建構者”,具備不斷發展著的關于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樸素理論,可以感知、理解、創造和表達世界[39]。研究要支持兒童建構自我和認知世界,表達和展現獨特的生活意義,在自我的認知結構中尋找能夠“嫁接”的理性認知接口,最終實現兒童知識體系的創造性重構。再如,新童年社會學和人類學堅信兒童是獨特社會結構的理念,兒童是一個自有意義的存在(being)[40],不是“未成年”;兒童本身具有誠實的品性、敏銳和獨特的洞察力、好奇的態度以及豐富的想象力,他們在參與研究時有能力作出恰當的判斷。

照片引談法堅持發展心理學中兒童是能動建構者的觀點,新童年社會學尊重兒童獨特性的理念,運用可視化、具身化的研究方式實現了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對話。從方法學的角度回答了兒童研究與成年人研究的不同。從方法論上綜合考察不同學科領域的新觀念和新方法,探索推動兒童參與研究的多種路徑與策略,基于多學科視角促進兒童的主體性發展,能推動兒童研究方法的整體性、突破性變化,獲取更多、有更好信度與效度的研究數據。

照片引談法提供了真正實現兒童積極參與研究的路徑。然而,理解兒童的生活和學習故事既需要研究方法的創新,也需要調整研究范式以適應時代特征?，F今的兒童無疑已經是隱喻意義上的數字化兒童,越來越多地置身于智能的成長環境,伴隨著平板電腦、智能手機、智能化玩具等數字化人工制品[41],這使兒童身份發生了變遷,產生了數字化思維。教育數字化發展背景下兒童身份和思維的轉變,要求兒童研究做出必要的研究方法的更新。未來研究要在把兒童視為主動研究伙伴的基礎上,關注數字技術如AI、VR技術等的運用,融合數字技術、創造符合兒童能力與興趣的研究方法,推動兒童研究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