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生態現代化的優勢

吳 世 韶 李 建 濤

(廣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現代化是一個復雜多維的概念,涉及經濟、社會、生態等各領域的變革與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地理、歷史、文化等因素差異,對現代化衍生出不同的理解和實踐模式。部分西方學者將現代化歸納為工業化、科技化和民主化等進程,認為這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趨勢和普遍規律。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以及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挑戰。事實上,西方國家在探求現代化進程中,雖然帶來了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但同時也造成了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雙重疊加。為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提出生態現代化的理念,試圖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與協調。

中國同樣面臨著現代化的抉擇與挑戰。針對當前社會發展中“人與自然”關系面臨的新挑戰,中國給出的答案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理念,并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緊密融合。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借鑒了現代化理論的合理部分,并且形成中國獨特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成果。因此,中國學界極有必要探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相對于西方“生態現代化”所具備的優勢,并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指導。

一、生態危機與經濟危機疊加的現代化危機

人類歷史上曾遭遇過各類的生存和發展危機,通常這些危機呈現出較為單一的爆發形式。然而,自人類社會步入工業文明時代,“世界市場”和“世界歷史”的形成,危機所暴露的“多樣性”即以“疊加態”呈現在人類面前。人類當前面對的是一個復雜多元的結構性危機,“復雜多元”的“結構危機”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是危機的廣泛性,這一危機不再局限于特定國家或地域,而是涵蓋多個國家和地區,甚至跨越全球范圍,因此對國際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其二是多領域性,這一危機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領域或者行業,而是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呈現出高度立體性和復雜性;其三是時空復雜性,這一危機不僅涉及短期性或者周期性的問題,而且更加具有集中性爆發的特點,可能會在短時間內惡化并且迅速擴散。

(一)生態危機與結構性危機的關聯性和同步性

生態危機是結構性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這一結構性危機與生態危機的爆發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和同步性。這種關聯性和同步性表現在資本邏輯與生態危機之間、資本邏輯與經濟危機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是資本邏輯與生態危機的關聯性。這一關聯性體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自然資源的無限擴張和消耗。資本邏輯以利潤為最高目標、以擴張為核心動力,這一邏輯驅使著人類不斷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剝削,以此滿足人類社會迅速增長的物質財富需求。然而,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當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超過了自然系統的承載能力和恢復能力時,就必然會導致生態系統的破壞與失衡,從而引發各種生態問題,例如全球氣候變化、水土流失、物種滅絕等。

另一方面,資本邏輯與經濟危機的同步性。這一同步性體現在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和危機傾向。資本邏輯所塑造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競爭為基礎、以效率為導向、以增長為目標,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通過對勞動力、技術、市場等要素的組織和控制,推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化程度的深化,形成了社會財富的極度集中和分配不公的現象。這一經濟模式存在嚴重缺陷和弊端,導致市場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結構性失衡,引發生產過剩、消費不足、市場失靈等現象,這些現象使社會不安定因素激增,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資本邏輯不可阻遏的生態拓展和資本主義飲鴆止渴式的剝奪積累,導致任何不觸及制度改革的環境治標舉措都將歸于徒勞。因此,資本邏輯與生態危機、經濟危機之間的相互影響證明了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和影響的。

(二)傳統工業化所導致的“不可持續性”

資本邏輯的兩個抽象方面所呈現出的具體樣態就是傳統工業化,傳統工業化如今在自然和社會兩方面都出現了“不可持續性”的特征。

一方面,傳統工業導致了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傳統工業化自誕生之時,就將自身置于自然的對立面,并將自然資源納入大生產環境之中,在資本主義役使下自然的地位變成了“客體”,而人為“主體”,形成了“主客體二分”的邏輯悖論,大生產過程中對于自然資源的吞吐使其成為“高耗散”的系統。這種生產方式不僅違背自然規律和生態平衡,而且也造成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極度依賴與貪婪,至此宣告了傳統工業發展在自然方面的“不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傳統工業削弱經濟的基礎和發展的潛力。位于工業化前沿的歐美發達國家利用先發優勢取得了經濟騰飛,資本家通過資本生產要素的組織和控制,獲取了巨額的利潤和財富,而工人階級被剝奪了勞動價值和社會權利,陷入了被剝削和日益貧困境地。但冷戰后開始逐步進入了傳統工業發展的疲軟期,隨之伴生的是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型。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低速增長的傳統工業的產業資本和搖搖欲墜的現代經濟的金融資本沖擊了社會體系的穩定性。這種經濟模式不僅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還引發了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深刻變革,至此宣告了傳統工業發展在社會方面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傳統工業化在自然方面和社會方面,都呈現了“不可持續性”的特征,正如哈貝馬斯所言:“任何臣服于資本積累需要的文明都蘊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盵1]資本主義國家積聚的生態危機和內部的經濟危機相互牽合沖擊著脆弱的社會秩序,其生態危機不僅是現代意義上的歷史性難題,也是現代化運動中的客觀呈現。

(三)西方國家提出的“生態現代化”理論

20世紀70年代,環境議題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中被提出。但在冷戰時期的國際背景下,兩極對峙的國際政治格局致使各國以國家安全為戰略核心,優先考慮全面核戰爭的安全性威懾和經濟蕭條的持續性威脅,而將環境問題視為次要或邊緣的議題。因此,環境議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國際社會進入了多極化和全球化的新階段。在此階段,各國間的相互依存與合作日益加深,同時也面臨著全球性的挑戰和危機。此外,傳統工業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資源和環境問題構成的威脅成為關乎人類社會存續和共同合作的全球性議題。對于危機的戰略就不再局限于國別范疇,而是立足于全球范圍之內的工業化國家的“生態化生產模式結構轉型”。各國需要在全球范圍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并且調整本國的工業發展模式。

西方理論界和決策界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功能失調所導致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并在此背景之下進行了解決經濟危機和環境危機的理論性與政策性嘗試。西方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生態現代化”理論,其時代意義在于指出解決環境問題需要經濟發展和政策相互結合,基本論點從“平衡經濟與環?！鞭D變為“保護環境實現經濟發展”,其目標從對污染現象的處理轉變為從污染源頭開始處理。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提出的“生態現代化”真的能有效解決生態危機嗎?

二、為何西方生態現代化不能解決生態危機?

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在自然領域的具體表現,反映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不協調與不平衡。這一矛盾是由資本主義追求無限制的利潤和增長,而忽視了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生態環境的脆弱性所造成的。因此,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與自然規律之間的沖突和對抗的結果。

西方生態現代化理論家試圖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尋求解決生態危機的方案,認為按照資本運行軌道通過經濟補償、技術創新、市場調節等方案,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和生態保護的協調,從而解決生態危機。然而,這些方案并沒有觸及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與邏輯,也并未改變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掠取和破壞的模式。西方生態現代化理論家的方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而只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部進行表面的修補和調整。人類要真正解決生態危機,必須先破除資本主義改良方案的“迷信”,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建立一種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

(一)以人類中心主義為“迷信”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哲學批判

西方現代化理論是一種以人類理性和主體性為核心的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從文藝復興時期出現萌芽,并在啟蒙運動中達到高潮,在西方文明逐步演進的過程中,逐漸摒棄了封建迷信和神權統治,建立起了人類自主和自由的世界觀。西方文明步入近代階段,啟蒙思想家們高呼人類是“此岸世界”的主人,將上帝復歸到“彼岸世界”,將自然變成人類的對象和資源。從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到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再到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無不彰顯了人性的至高無上。在資本主義框架之中,人類以“征服者”的姿態來對待自然,并且自詡為自然界的“新上帝”,實現了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這種以人類中心主義為“迷信”的西方現代化理論,奠定了人與自然“主客體二分”的哲學基調。在這種基調下,人類獲得主體性地位,自然則被排斥在主體世界之外,成為了被動的對象,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關系由此形成。在這種對立關系當中,人類自詡為世界的中心,而忽視了自然的價值和生命,從而形成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

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把人類置于自然之上,把自然視為人類的附庸及工具的價值觀。人類中心主義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批判:第一,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和割裂。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是自然界的主宰和改造者,自然是人類的客體和資源。這種“主客體二分”的思維,使得人類對自然的態度變得冷漠且貪婪,使得人類對自然的行為狂妄且暴力,人類以一種凌駕于自然之上的姿態來對自然界進行肆意的索取,無視自然的規律和限度,過度開發和消耗自然資源,破壞了生態平衡。第二,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了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不平等。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是自然界最高級且最優秀的生物,其他生物是人類的從屬與陪襯。這種“優劣二分”的生物觀,使得人類對其他生物的態度變得傲慢且殘忍,人類對其他生物經常實施濫捕濫殺,而無視其他生物的存在及意義,嚴重地破壞了物種的多樣性。第三,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了以利潤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利潤是社會經濟活動的目標。這種“利益至上”的功利觀,忽視了社會經濟活動的道德與責任,使得人類對待經濟活動的態度變得短視且貪婪,使得人類對待經濟活動的行為變得毫無節制和底線。人類無視經濟活動的影響,追求無限制的經濟增長和物質消費,大量排放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加劇了全球變暖和環境惡化。因此,要解決生態危機,需要從根本上反思和轉變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建立一種以生命為本、以自然為友、以天地為家的新型生態觀。這種生態觀能夠使人類與自然、人與其他生物、人與社會經濟活動之間恢復和諧與平衡,最終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以唯科技論為“迷信”的西方唯技術論的道義批判

啟蒙運動標志著人類理性的崛起,人類利用理性探索世界,人類的理性所形成的人類中心主義,必然會導致另一個命題的出現,即“對純粹理性的子女——科學與技術的信仰”[2]4?？茖W理性成為人類追求真理的指南,科學技術成為人類改造舊世界的利器,在科學理性和技術的加持下,推動人類社會朝著現代社會的進步和變革。人類在擺脫了“神性”的盲目崇拜,卻又陷入了對“理性”的過度信賴,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對“科技”的無限期待。但是,科技并非萬能的“神靈”,也非萬惡的“魔鬼”,科技本質是人類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其效果取決于人類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正如萊斯指出:“環境問題的根源不在于科學本身,而在于一種意識形態,現代科學僅僅是控制自然這一更大謀劃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的觀念是環境問題的最深刻的根源?！盵3]2

誠然,技術的更新迭代會使生產力形成“躍遷式”的提升,并給人類社會指出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正如馬克思所言:“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盵4]424但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內,科學技術與資本進行聯姻,資本增殖成為其主要目的,科學技術的中立性受到了沖擊,呈現出了一種“非理性運用”?？茖W技術在非理性運用之下陷入了一個悖論:一方面遵循著“客觀規律”來謀求發展;另一方面又違逆自然規律,從而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出現。作為聯結經濟效益和環境污染的重要媒介,科學技術一經投產便由解放的力量轉而成為自由的桎梏,資本掛帥后與人類至上的理性相互結合便呈現出了擴張性和征服性特征,被資本所利用的科學技術不僅使自然難逃厄運,而且也使人類生存環境遭受嚴重威脅。海德格爾指出,“技術乃是一種解蔽方式”,并且認為這一“解蔽”有著兩種基本方式:產出和促逼?！霸诂F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盵5]自然在技術面前不再神秘,自然的魅力在技術的促逼式解蔽中完全被祛除,技術褫奪式地抽取自然資源并且排放著污染。人類的理性經過科學技術的加持后更加導致了人與自然之間隔閡的加大。人獲得了對自然的優先地位,通過科學技術實現了對自然的“袪魅”,人類似乎認為通過科學技術來征服自然就會過得更為舒適和幸福,反觀自然則裸露無遺地呈現在被科學技術所武裝的人類面前,任人踐虐和掠取。倘若人類仍然以征服者、開發者自居,終有一天將受到自然的“報復”。因此,這種以唯科技論為“迷信”的論調,并不能真正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反而加劇了生態危機。我們應當對這種論調進行道義批判,并重新審視科技觀,揭示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誤解與誤導,這需要我們積極探討如何以合理的方式運用科技,以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三)以西式民主為“迷信”的霸權體制批判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基礎之上,這種民主制度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的政治工具,忽視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責任和義務,從而為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詡為民主共和的“世界燈塔”,試圖將“西式民主”和“普適現代化”混為一談,并向世界廣泛輸出所謂的“民主”理論。西方資本主義的衛道士不斷宣揚現代化模板“唯西獨尊”,試圖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西方現代化”的“迷思”。他們在輸出“現代化”概念的同時,也壟斷了對于“民主共和”的話語權。

西方民主制度難以徹底解決生態危機,原因在于:其一,西式民主的程序性和生態結果之間的矛盾。西方民主強調多數人的意志及其公平的決策過程,但是理性的“程序正義”并不能保障這些過程會有利于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結果。西方民主造成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短期政治利益的取向和民粹主義的抬頭。西方的“選票政治”往往依賴于選舉和政治辯論來制定政策和解決問題,政客與政黨之間的利益競爭也可能導致政策的不穩定性和延遲執行,政客們往往考慮的是短期變現和任期內的經濟利益,而非需要長期規劃和跨世代的生態目標,這樣會導致政策反復和政黨掣肘的現象,致使一些國家的環境策略可能隨著執政黨的更替而改變或取消。此外,在“西式民主”中泛濫的民粹主義從邊緣逐步走向權力中心,一方面造成西方選民參政熱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導致民粹主義政黨對傳統建制派政黨的沖擊[6]。其二,西式民主的限定包容性和生態危機的主體擴張性。西方民主主體認定和生態權利保護主體的認定之間存在著差異,“民主將整個人類包容為民主主體,而生態主義卻要求將主體擴張為包括非人類甚至整個自然在內”[7]。西方民主主體的概念包含著人類利益和權利,并以此為基礎衍生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統治和控制的意志與需求。然而,這種民主概念沒有突破“人類世”的范疇,而是將人類與自然相互割裂,忽視了自然界的內在價值與權利。因此,人們對民主的理解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并沒有上升到人與自然相互平等的權利,從而否定自然作為民主主體的資格,導致人類單向度地只求享受自然的權利而忽視應盡的義務。其三,西式民主的國別性和生態危機廣泛性。西方政治學將國家視為一種非人格化的、掌握暴力機器的統治機構[8],其核心目標是維護和增強本國的利益和安全。然而,生態危機是跨越國界與地域的全球性問題,不僅威脅自然界的平衡和多樣性,也危及人類社會的福祉和發展。要將解決生態危機納入西方民主制度的決策范疇,這意味著要打破西方政治學中的國別性思維,重新審視國家的利益、權力和責任的分配與平衡。因此,以西式民主為“迷信”的霸權體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能解決生態危機的原因之一,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批判,尋求一種以人類與自然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和權力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模式。

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優勢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論支撐: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

西方的生態現代化理論是基于西方現代性的核心立場而建構的,這一核心立場包含著三個要素:其一是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人類的利益和價值高于其他生命形式;其二是主客體二元對立,認為人類與自然是相互分離且對立的實體,人類作為主體可以利用科學技術來控制和改造自然;其三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認為個人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和行動主體,因此個人的自由是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這些元素相互聯系和影響,共同構成西方生態現代化的思維框架和價值取向。因此需要從理念上對現代化道路的這種極端與狹隘的觀念進行矯正,尋求到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路。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我國提出的獨具特色的現代化理論,它既繼承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精髓,又對其進行了理論創新。西方生態現代化將自然視為與人對立的客體和對象,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則超越了這一種狹隘觀點,施密特指出:“馬克思的自然觀與其他各種自然觀的區別,首先在于它的社會歷史的特征?！盵9]馬克思主義自然觀闡明,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都依賴于自然。但是,在資本主義架構下,人與自然之間發生了異化和矛盾,導致了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的嚴重破壞。因此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且建立一種以社會公平和生態平衡為原則的新型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第一,要處理好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指出,自然對人而言具有絕對的先在性,人類需要承認自然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人類要把自然視為一種有其自身規律和價值的主體,人類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才能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第二,要處理好人類社會內部各個成員之間的關系。人類社會是一個多元結構,每個成員都有自身的需求與利益,因此,需要尊重和保障每個成員的自由與權利,增進每個成員的溝通與合作,以保持內部的協調與和諧。第三,要處理好人類社會與其他生物共同構成的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人類作為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成員,在利用自身智慧和創造力來滿足自身需要的同時,也需要承擔和履行生態系統的保護和發展的責任與義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相互依存的,協調好這些關系,才能有效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類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體現了人與自然關系從必然到自由的轉變。這一種能力使人類從自然界的被動適應者向著自然界的主動創造者的轉變,正如恩格斯指出:“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盵10]518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獨特的生態系統和生命系統,人對待自然的態度和方式最終會反作用于人本身。如果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方式是尊重、合作、和諧的,那么人類就會得到相應的回報和支持,實現人與自然的共生共榮;如果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方式是掠奪、攫取、破壞的,那么人類就會遭到自然的反抗和報復,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沖突。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將人類與自然割裂開來,將自然視為一種可以任意開發和消耗的資源或商品,而不考慮其內在價值和生態平衡。這種理念催生下的發展模式造成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嚴重的生態問題,威脅了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生存質量和未來發展。因此,我們需要對西方資本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進行批判,并提出符合我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的理論觀念。

(二)以人為本的道義支撐:現代化生態轉型的價值取向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和社會危機,是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社會本質是“利益至上”,它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視為無窮無盡的消費品和替代品,忽視了它們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這種模式不僅危害人類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也損害了資本自身的生產和積累能力。因此資本主義社會面臨著來自社會和自然的雙重反抗力量,這種反抗力量不單單追求“唯經濟增長主義”或“唯生態中心主義”,而是要求建立一種在經濟發展和生態發展相互平衡和協調的發展路徑。西方生態現代化試圖通過技術創新、市場調節、政策干預等手段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無法改變其“物本”目標取向,因此宣告了資本主義難以從根源上解決生態和社會危機。

中國式現代化追求的是“民本”價值維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道義為支撐、以和諧為目標的價值取向。中國式現代化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包括環境等全方位需求,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要順利實現生態轉型,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否則就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盵11]170這一論斷,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態與民生的良性關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深厚的民生情懷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我國在生態與民生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的宣傳教育和政策引導,并且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響應和廣泛參與。據《社會藍皮書:202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的調查結果顯示,2022年我國城鄉居民中有83.2%的人愿意使用可再生能源或節能電器替代傳統能源或電器,有86.4%的人表示愿意使用可降解或可回收材料代替一次性或難降解材料,有91.7%的人表示愿意參與各種環保志愿服務或捐贈活動[12]203-229。調查表明,我國城鄉居民對環境保護的認同度和參與度都很高,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提供了廣泛的民意支持和社會基礎。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人民的需求為導向,最后以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結論。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

以人為本的道義支撐的中國式現代化,其價值取向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第一,是基于對人與自然關系本質的科學認識而形成的。人類認識到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互動的整體,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也是自然界的主體,能夠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來改造自然。人與自然之間既存在著利益共享、責任共擔、風險共擔的關系,也存在著矛盾沖突、協調平衡、變化互動等辯證關系。第二,是基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歷史責任感而形成的。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能有效克服資本主義制度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能有效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能夠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共贏。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認識到了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責任感,既要為自身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福祉提供生態支撐,也要為全球的生態治理和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做出貢獻,體現了我國對自身和世界的歷史責任感。第三,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而形成的。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人民群眾是生態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和受益者,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最大動力和最終目標。這一特點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既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又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環境需求;既要關注人民群眾當前的利益訴求,也要關注人民群眾的未來福祉。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為何以“民本”為價值維度,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中得出,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是戰勝一切困難險阻的根本保證。

(三)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體制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盵13]65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在時間上屬于“后來者”,但卻能夠以“引領者”的姿態走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之路,這與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的體制支撐密不可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生態現代化模式,它更注重黨和政府在生態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認識和創新實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也有效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效率的變革,實現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共同發展。因此,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體制支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實踐的關鍵保障。

中國資源稟賦的基本國情體現在以下方面: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緊缺,資本資源較少,生態環境脆弱。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應當避免重走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通過社會主義強大的動員能力來號召全黨、全國、全社會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首先,中國共產黨在黨章、法律等重要章程、條款中明確表達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其次,中國共產黨在黨外開展廣泛的綠色生活宣傳教育。例如2019年國家發改委印發的《綠色生活創建行動總體方案》中指出的目標:“生態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綠色生活方式得到普遍推廣,形成崇尚綠色生活的社會氛圍?！盵14]另外,在各級黨委政府中建立健全領導干部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度,將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納入《黨政領導干部考核工作條例》,實行了“一崗雙責”制,并逐步強化生態追責機制;最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中央生態環境督察,根據《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對破壞生態環境的重大典型案例進行嚴肅處理,針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環境問題進行問責查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從局部到全局、從當下到長遠,正在發生歷史性、根本性、全局性變化。近十年來,我國在經濟總量持續增長的同時,污染物排放持續大幅度降低,政府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美麗中國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據《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2022)》的數據,2018年至2022年,我國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提高了12.3個百分點,地表水Ⅰ～Ⅲ類水體比例提高了9.7個百分點,土壤污染綜合風險指數下降了8.6%,森林覆蓋率提高了1.2個百分點,濕地面積增加了2.1%,珍稀瀕危物種數量增加了3.4%[15]。實踐證明,高水準的生態環境保護既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也符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具有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組織動員力和社會影響力,統籌規劃全局、協調各方利益、動員全民參與,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不斷聚焦人民群眾感受最直接、需求最迫切的問題,并將生態環境問題提升到與黨的使命宗旨和社會民生息息相關的高度,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科學引領和有力保證。

四、結 語

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根本的現代化,其價值取向是以人為本,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而展開的現代化模式。實踐表明,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能夠有效應對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疊加的現代化危機,還有助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西方生態現代化相比,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明顯的特色和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現代化模式,強調人與自然是統一的整體,要求人類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相比之下,西方生態現代化則把人類置于自然的支配地位,將自然視為人類的附屬物和工具,從而導致了生態危機的加劇。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以人為本,將人民的利益置于核心地位,堅持從人民的基本需求出發。西方生態現代化是以資本為本、以利益為本、以科技為本,而忽視人民的根本需要,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不和諧。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現代化模式,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決策力與創造力,并能夠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