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國家建構視域下的“承秦”“過秦”探析

陳 斌 劉 力

(1.重慶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重慶 401331;2.四川美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1331;3.重慶師范大學 學報編輯部,重慶 401331)

歷史的吊詭在于,原本希冀萬世而不窮的秦帝國最終卻二世而亡。代秦而興的西漢王朝在其國家建構過程中,一方面指斥批判秦之“過”,另一方面卻又承秦之制?！爸劣诟咦?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更”[1]1159-1160。對于“承秦”“過秦”各自之涵攝,學界已有相當論說,諸如林聰舜的《“漢承秦制”格局下高帝、高后對秦法路線的調整》(《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羅新的《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劉力、岑宛聰的《秦、漢“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視——從“家人父子禮”到“朝廷君臣禮”》(《人文雜志》,2022年第3期),李禹階的《“漢制”新探——論西漢前期的“漢承秦制”與“漢家法周”》(《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孫家洲的《漢初的“過秦”思潮及其影響》(《光明日報》,2008年1月1日第3版“史學”),等等。然則,對于“過秦”“承秦”兩大思潮何以共存于漢初,亦即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內在邏輯關聯,卻鮮少系統論述。針對于此,筆者擬就劉邦集團在西漢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承秦”“過秦”予以探究,以期辨析其內在邏輯關聯。

一、秦末群雄逐鹿進程中的“承秦”與“過秦”

秦末政亂,天下紛擾,引發群雄紛爭。在此過程中,劉邦集團以“過秦”而起,高舉“反秦”之旗。然在群雄紛爭逐鹿的過程中,其卻是通過據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獲得最終勝利。

在秦末的反抗斗爭中,無論是起初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還是其后項羽、劉邦等的群雄逐鹿,大都是以楚人為主。故在其時,義軍多以楚為號,襲用楚官楚制。如陳勝起兵,先是號稱“大楚”,后又建“張楚”政權。其官制上,亦多襲用楚之舊官職名稱,“陳王徵國之豪杰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薄端麟[》謂:“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盵1]1954項氏世宦于楚,更以復興楚國為任,故項梁項羽起兵后,“楚舊制中諸多職官,皆見于項氏所立制中”[2],如封“陳嬰為楚上柱國”[1]300,“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1]304。再觀之劉邦集團,在起事之初,其同樣采用的是楚制。劉邦自號沛公[3],對此,《漢書·高帝紀》注引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碑旐n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的時候,其所被封者乃“連敖”[3]1862?！斑B敖”者,亦楚官名。此說明劉邦初起兵,官制也是皆從楚制。

然則,隨著秦末戰爭的推進與演變,尤其是發展到其后的楚漢相爭時,劉邦集團卻很快由楚制改為秦制。公元前206年,劉邦受封漢王,建立漢國,其所轄的漢中、巴蜀等地正是舊秦的根基之地,屬于秦帝國政治、文化的傳統區劃。有鑒于此,劉邦集團不得不充分利用秦地的人力、物力:

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1]2014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1]2014-2015

其時,對于劉邦軍事集團而言,一方面,為支持關東地區的戰爭,首先必須建立起穩固的后方根據地,故維持關中(秦地)的統治秩序就成為當務之急;另一方面,采用秦人所熟悉的秦制對秦地進行治理,較易得到關中之民(秦人)的擁護。為此,我們看到,蕭何因地制宜,按照秦人熟悉的秦地社會管理機制,即秦的制度、法令來維持對秦地的有效統治。在此過程中,劉邦集團逐漸舍棄楚制,形成仿效秦制的漢國制度:

蕭何治理關中巴蜀,使用的仍然是秦的那一套。一來秦地非秦制不能治,二來蕭何本人對秦制駕輕就熟……(其)作為前朝一名“文無害”的縣主吏習之有素的統治精神……但他與故楚的統治階層相去太遠,在政事方面他更傾向于秦的法治。[4]

即是說,劉邦雖以楚制領兵起事,但由于隨后入據秦地的現實格局使然,故只好因地制宜,用秦人,施秦制,并進而憑借其力在隨后楚漢之爭中勝出。觀劉邦所建漢帝國,其路徑正好重新經歷了舊秦由關中而興,并由西向東統一天下的輪回,由此形成“漢承秦制”的現實格局。

“漢承秦制”,不僅是由其時楚漢相爭的現實格局所決定,而且也與漢初君臣的人員構成特征相關。漢代秦而興,打破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戰國各諸侯王以及秦帝國由來已久的貴族統治,創建中國歷史上首個“平民王政”[5]49。觀漢初政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6]37。在漢初將相中,張良、蕭何、韓信三人,劉邦稱之為“人杰”,認為正是用此三人方得最終戰勝項羽而“有天下”[3]56。然則觀此三人的出身家世,除了張良算得上是沒落貴族[3]2023外,作為漢初開國功臣,帝國第一任丞相的蕭何,不過是“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3]2005。而其后被封為齊王的韓信則更是“家貧無行”,只能“常從人寄食”,甚或“其母死無以葬”[3]1861。而作為西漢開國皇帝的劉邦本人,也不過是秦制下一個的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1]342-343。相對于上古亦或三代的文化傳統而言,作為曾經充任秦帝國基層官員的劉邦,其對于秦帝國的施政應該是更為熟悉,認知亦更為真實切近,興趣亦更為濃厚。誠如學者所道:

他(指劉邦,筆者注)對于楚國,并無特殊的愛好;對于秦人,也沒有什么深仇巨恨,非報復不可。他不惟不是六國的世族,因而對于過去六國的文化,沒有甚么溫情的留戀;他并且是曾任過秦代吏職的人,對于秦代的制度,反而覺得熟悉和方便。[7]24

漢初這種“布衣將相”的人員構成特征使其在文化視野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智障,“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凈盡”[6]38。換言之,對劉邦及其手下的軍功大臣而言,基于現實認知出發,相較于久遠而自身又缺乏認知的三代傳統之制[8],毋寧更愿意擇取自己所熟悉的秦制。即是說,脫胎于秦帝國的漢政權,因著其“平民王政”的性質,使得“漢承秦制”也成為其基于主觀認知、主觀素養的必然的擇取。

然則,作為秦二世而亡的摧毀者與親臨者,漢初君臣在承秦之“制”構建漢國家制度的同時,亦深鑒秦政之“弊”:

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后奸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1]284

秦依靠戰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手段,通過全面秉承法家“農”“戰”思想取得了統一六國的巨大成功,這使得其君臣更加盲目地相信強權、暴力乃至自身主觀作用,迷信“義誅信行,威憚旁達,莫不賓服”[1]249的以“力”逞強的有效性,幻想依靠軍事手段、刑治理念達到二世、三世乃至百世的家天下統治。換言之,秦帝國統治者沒有認識到可由馬上取天下,但不能由馬上治天下的道理。故在一統六合之后,仍然高度強調他們在戰爭時代的軍功、農戰理念,妄圖單純依靠殘酷的刑治原則進行國家治理和社會控制。最終,秦“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3]1096的施政使得“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1]2954。旋即“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9]3。要之,“以酷暴為特色的秦朝統治是造成‘過秦’思潮的現實基礎”[10]?！扒鼐悠酵?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11]508?！斑^秦”亦充分代表了漢初的輿論[12]199。

正是鑒于秦的“樂以刑殺為威”,導致天下揭竿而起,秦亦二世而亡,漢初君臣以為,應當輕徭薄賦,愛惜民力,反對嚴刑峻法,橫征暴斂。為了避免重蹈秦之覆轍,同時又達到“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的理想社會,陸賈援用道家學說入儒,認為統治者應無為而治:

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親;于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后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9]132

當然,所謂的“無為之為治也”,則是以禮教民,以法統規,是主張行“法”有度、有序,以糾正秦刑罰太重之過?！胺钫?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11]162。故我們看到,漢初君臣在承秦之制的同時,也嘗試從理論上以儒家“仁義”之政糾偏秦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主張實行儒家“仁政”,重“德”輕“刑”,重“禮”輕“力”。即是說,漢初的承秦之制并非承秦“法令誅罰日益刻深”[10]的治理機制,而是在對秦政之“過”的理性批判基礎上,在對“秦政”有所糾偏的基礎上實行的一種比較寬仁的政治、法律制度,“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風流篤厚,禁罔疏闊”[11]129。

二、帝制構筑過程中的“承秦”與“過秦”

從僻居西隅,到兼并六國實現統一,秦帝國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其所開創的以君主集權為核心、以郡縣制為基石的皇權政體改變了周代廣域王權國家王權在上、治權分割的情況,從而使王權與治權高度統一,真正實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局面?；蕶嗯c治權相結合的新特征,既能使廣大民眾從以血緣論身份的世襲制中解放出來,使庶族出身的士子能夠出將入相;同時也可以停止戰國以來綿延不絕的殘酷爭戰,止戰休兵,故以中央集權為核心的皇權政體雖受到六國舊貴的阻擾,但總體而言,在其時是獲得天下士人、民眾的擁護,可以說順應了天下的士心、民心。故我們看到,秦所開創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不僅被頌為“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1]236的偉業,且亦為民眾所期待與認可,“天下之士”“斐然向風”“罔不賓服”。即是說,秦帝國所開創的以皇權為核心的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也成為“當時中國最適當的法度”[7]21。

前已述及,劉邦集團在秦末戰爭以及隨后的楚漢之爭過程中,由起初的遵行楚制,到隨后的漸用秦制,最終取得勝利。對此,有學者認為,劉邦正是憑借其“據全秦之地”的“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11]155,137,尤其是“承秦之制”而戰勝項羽,并最終“立漢”:

劉邦最終卻戰勝了項羽,建立了漢家帝業。導致這一戲劇性結局的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而劉邦得以“承秦”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謂“承秦”包括據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等幾個方面。據秦之地,使劉邦由楚將變為秦王,從而控制了關中形勝之地。用秦之人,使原以楚人為主的劉邦集團逐漸變為以秦人為主,使漢成為真正的關中政權。承秦之制,特別是根據秦律制定漢律,是劉邦、蕭何為爭取秦人的支持而在文化上對秦人做出的讓步。這些舉措使漢朝……真正獲得了當年秦所擁有的優勢。[13]38

劉邦集團的最終勝出,再次揭示出秦所開創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制的適宜性與進步性。也就是說,正是因“劉(邦)代表秦帝國的法度規模,項(羽)代表六國的法度規?！?基于秦制在其時的適宜與適當,“當然是最后劉邦成功了”。同時,因著秦制“還是合于時代的要求”,故“非承秦不能立漢”[7]21:

項羽稱帝不成,并不意味著楚不能帝。不過要奪取帝業,只有楚的名分還不夠,還必須據有當年秦滅六國的形勢。我們看到,當淵源于楚的漢王劉邦東向與諸侯盟主楚王項羽交鋒之時,他確實是不期而然地居于當年秦始皇滅六國的地位?？陀^形勢要求居關中的劉邦之楚消滅居關東的項羽之楚,步秦始皇的后塵,再造帝業。這又出現了反秦而又不得不承秦的問題,出現了以后的漢承秦制,首先而又最根本的是承秦帝制。[14]27-28

正是因著秦制在其時的“合于時代”性,故承秦帝制也就成為西漢王朝在“再造帝業”過程中“合于時代”的應然之舉。

即是說,秦制雖然隨著秦帝國的滅亡而逐漸淡出歷史舞臺,但是其核心部分,即由“秦制”所濫觴出的“皇權”與“治權”合一的君主專制體制與大一統政治精神,以及以“尊卑”“貴賤”等級為核心的律令制度,卻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為繼之而興的漢君臣在國家建構過程中所承襲,此也是“漢承秦制”最為核心的所在。故我們看到: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改立臣官。漢因循而不革,從簡易,隨時之宜。丞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名相國,綠綬。復為丞相……侍郎左右有給事中、黃門侍郎,位從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15]63-64

盡管秦制乃是其時最適宜的制度,承秦之制也是“合于時代”的選擇,然則,秦制通過國家強制力量,將王權與治權高度合一,對社會實行最大限度的滲透與控制,這就使得國家與社會在結構上演變為一個“逐漸抽去了世襲貴族一層,剩下的只是君主與被統治者兩橛,沒有中間許多階層的逐級分權”[16]46的單一的二元性組織?？疾爝@一組織體系,雖然一方面使“世族于其封域以內,固儼然君也。其家臣及私屬心目中,只知有家主,而不知有國君”[17]32的局面蕩然無存,助力于君權的強化;但另一方面,這套組織形式又呈現出重大的結構性缺陷,即具有強烈的負作用——著重表現為其片面強調功利原則以及“力”的作用,忽視對于民眾道德價值觀念的引導;專注治法(治律)效應,忽略了國家治理中的多樣性特點。如此,這種純粹單一的憑借武力與嚴法的社會統治,只能使得民眾流于形式的遵從,而鮮少主動、自覺地去遵守社會秩序與規范。這種迫于外在強力而非基于內心認同的形式上的遵從,最終必然使得“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18]62。故當“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的陳勝“斬木為兵,揭竿而起”的時候,遂有“天下云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1]281-282。

“秦制”潛隱的這種制度性缺陷,自然亦成為秦之“過”的一個重要方面,“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最終“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1]283。為此,我們看到,在漢初國家制度的建構過程中,漢君臣在選擇承秦帝制的同時,又接續周統,以圖用周禮分封制以彌補秦制“孤獨而有之”的制度性缺陷。

所謂的周禮分封制,即將國家與宗法相結合,構造以宗法血緣為核心的各層級“邦家”組成的廣域王權國家。在這個廣域王權國家中,宗族成員的貴賤尊卑以該“邦家”宗子的血緣親疏來決定。即使與西周姬姓沒有血緣關系,也會通過政治婚姻結為甥舅聯盟,形成各級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故周禮分封制實質是一種“位關系”,“即用模擬血緣的方式,將沒有血緣關系的人放到血緣親屬的‘位’上”。[19]而這種“位關系”則是周代禮制的核心內容。用周禮作為一種政治建構,將導致權力分配具有兩種特征:一是治權的逐級分割;二是主權與治權的相對分離。然則,周禮也是一種以血緣親疏與等級尊卑為核心的倫理規范。這種倫理制度以“禮”的制度形式,塑造了一個家族、宗族、國家的道德規范體系。由此,使得周代國家治理不僅有著層次化的特征,更具有倫理化、柔性化的特征,這與秦國商鞅變法后的國家本位覆蓋宗族本位有著極大區別。正是如此,“周制”遂成為在漢初“過秦”思潮中,針對“秦制”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而予以彌合之的首選:

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 ,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1]283-284

劉邦吸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及“咸陽遂?！锌げ幌嘤H,萬室不相救也”[3]2338的教訓,以郡、國的雙軌制重建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結構,彌補秦郡縣制的制度性缺陷[13]。故強秦以單純的郡縣制而“激秦孤立亡藩輔”,項羽以醉心“西楚”霸業的分封制而失敗,這種現實困境使劉邦認真考慮結合“帝業”與“王業”,以分封制與郡縣制相結合的辦法進行國家政治架構的改造。賈誼所謂的“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國立君以禮天下”,可謂是深刻洞悉秦之“廢王道,立私權”的制度性缺陷,而希望用“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從而實現“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1]283。

西漢王朝建構過程中的“承秦”“過秦”,既是歷時性的,也是同時性的。它們相互滲透、包容,又相互區別、拒斥。正是這種滲透、包容、拒斥,不僅使“漢制”在漢代國家建構中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也呈現給后人“漢承秦制”與“過秦”之論兩副看似矛盾實則內在邏輯統一的面相。

三、皇權覬覦下的“承秦”與“過秦”

《漢書·高帝紀》載: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3]66

觀劉邦詰問其父言語,比較其與兄仲“業”之多寡,自是視天下均為其私產。我們看到,歷經“山東大擾,異姓并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1]2629的紛爭之后,劉邦集團笑到了最后,代秦而起,創設首個平民王朝——西漢帝國。而這個建立在秦帝國廢墟上的新王朝依舊是承秦之制。之所以如此,則在于人性對于權力、財富的貪婪。即是說,秦帝國所創設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官僚體制,更適合已獲得最高統治權的“帝者”“王者”集天下富貴于其身、家的心理。此由上引劉邦詰問太公即可窺得一斑。換言之,在奪取天下后,實現獨治天下,集天下財富,構建君治天下的國家體制——秦制,同樣是劉邦一類驟得至上權力的新貴們的首要之選。

對于劉邦而言,其“居山東時”,所呈現出的即是“貪于財貨,好美姬”[1]311。待其入咸陽,見得秦宮室帷帳狗馬婦女,其本能亦是“意欲留居之”:

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愿沛公聽樊噲言?！盵3]2026-2027

其后,劉邦雖然在樊噲、張良的再三勸阻下勉強“還軍霸上”,然其旨不過是基于尚未實現的“帝業”的權宜之計,其中亦可透視出人性中對于權力、財貨的貪欲。

劉邦如此,其手下的軍功將相欣欣然相從者,亦莫不是望咫尺之地?！皾h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贬B食其給出的策略則是“陛下誠復立六國后,此皆爭戴陛下德義,愿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3]2026-2029。此策雖然最后被張良否定,但是張良的否定,只不過是從劉邦集團的利益出發,“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盵3]2030楚漢之爭最終以劉邦榮登帝位而結束。當漢君臣置酒洛陽宮,總結劉邦集團之所以有天下、項楚集團失天下的原因時,集團內部對于“利”的分割則被認為是雙方成敗的關鍵,劉邦之所以勝,在于“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而項羽則是“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3]56。

然則,劉邦在群雄逐鹿過程中的“與天下同利”,更多的當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并非是其內心真實所愿。這在其榮登帝位,擁有“皇帝”之號后即可窺見一斑。作為秦始皇創設皇權政體的核心——皇帝這一名號,因著“把最尊崇的名號與最高權力結合為一體”[20]101,故更是為時人所覬覦。不僅年少的項羽意欲“取而代也”[1]296,連傭耕之陳涉,也同樣存有“富貴”“鴻鵠之志”[3]1785,待得稱王,更是“夥,涉之為王沈沈者”[3]1795。劉邦在尚為匹夫時,見得秦皇之儀仗,亦認為“大丈夫當如此矣”[3]3!也就是說,劉邦雖然平民出身,但“意識中卻很清楚地仍然愿做舊時的貴族”[7]19,更想做至尊至貴的皇帝。初登帝位,看到昔日一同打天下的兄弟而今的群臣在朝堂上依舊是“飲酒爭功,醉或妄呼”,甚或“拔劍擊柱”,劉邦心里遂有了“患之”“厭之”之感。待得叔孫通定朝儀,“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無敢歡嘩失禮者”,劉邦則發出“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的由衷興嘆[1]2722-2723。對于劉邦的心理,有學者揭示道,“凡作群眾領袖的,不論他原來所屬的階級高低,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為個人爬上更高的階級,為取得富貴。得到富貴以后,自然成為貴族,不論何人并無任何的階級自覺?！盵7]18-19

同樣的,“劉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與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后,就不然了”[12]172。即是說,從基于人性的貪欲與權力欲出發,集天下財富,獨治天下,當是劉邦以及其所屬利益集團心之所系。如此,西漢王朝承秦之制,尤其是承襲以“皇帝”為核心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也就成為基于人性對于權勢覬覦的必然擇取。即是說,在漢代“帝業”的建設中,劉邦君臣也像商鞅變法后的秦國一樣,“雖然開創一個新社會,他并不要打破階級制度,只想改變封建階級的內容而已”[21]335。司馬遷評價法家時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盵3]2713司馬遷的評價,正道出了“漢制”對“秦制”繼承本質,即君主專制體制下皇權與治權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的政治格局,以及從秦國君主本位體制中形成的片面強調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之所以如此,在于秦制符合了劉邦君臣在戰爭取得根本勝利而膨脹的權力欲與貪欲[22]915-916?！叭朔肿鸨百F賤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社會事實”,而“在尊卑貴賤中,思想家們幾乎一致認為君主是至尊至貴者”[20]92。

然則,對于任何一個新生政權,盡管是基于人性對權力的覬覦,然其所呈現給民眾的卻是一套冠冕堂皇的合法性。一如韋伯所言,“任何權力”“都有為自己之正當性辯護的必要”[23]18。觀之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無疑是開創了君主“奮競草澤”而“踐帝祚”的新格局,如何在人性之外論證這一“新格局”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成為漢初政權所面臨的首要的政治任務。由于劉邦不像周、秦、齊、楚等君主那樣具有悠久而顯赫的家世和貴族的血統,因此,劉氏王朝的正統地位及在歷史傳承中的天然合理性在其時尚難以得到普遍承認。故對代秦而興的西漢王朝而言,唯有通過揭示秦政之失,方能彰顯其代秦而興的合理性以及新生王朝的合法性。換言之,彰顯秦政之“過”也就自然賦予了代秦而起的漢政權的正當性,這符合基于仁義道德的邏輯認知,“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1]3123?

觀之西漢王朝的國家建構后,雖然在制度與思想上都進行了某些改革,諸如用儒家的仁、禮糅合進“法”治之中,用黃老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緩解社會矛盾。但是總體來看,其政治、法律制度的主體,依舊都在法家理念的范圍內。實際上,從劉邦開始的漢代諸帝,為了鞏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法家思想及治國理念,尤其是“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3]2713的政治精神,都隨著漢代中央集權與君主專制的沿革而隱秘地保留下來。即是說,劉邦君臣作為亡秦的目睹者和參與者,自然是清楚秦帝國二世而亡的原因。故在隨后的國家建構思想上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法家、道家、儒家、陰陽家相互融合、匯通的特征。但是,從“漢制”建構的主體看,“秦制”卻仍然是其制度構建的主體內核。時至漢宣帝,當太子勸諫其“持刑太深,易用儒生”時,漢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甚或發出“亂我家者,太子也”之嘆[11]434。正是基于此,我們說,漢初的“過秦”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為漢政權合法性張目的輿論之必須。

要之,“漢承秦制”與“過秦”作為漢初的兩大思潮,看似矛盾存在,卻共存于漢初國家建構過程中,其因在于兩者間內在的邏輯關聯。首先,“漢承秦制”是由劉邦集團在秦末紛爭過程中基于現實格局,以及集團現實條件的一種因地制宜的選擇;“過秦”則出于在此過程中緩和社會矛盾,通過以正其弊,重新進行社會整合的需要。其次,以大一統皇權體制為核心的秦制是其時最為適宜的制度,“漢承秦制”則是漢初君臣順應其時歷史發展潮流的選擇?！斑^秦”則不過是在漢國家的構建過程中,針對秦官僚制度的一些制度缺陷而對其的一種糾偏。最后,秦制所開創的以皇權為核心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統治,旨在維護以皇權為核心的上下尊卑秩序,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性對權力的貪欲,故其成為以劉邦集團為代表的時人價值取向的追逐目標?！斑^秦”則是為了論證革秦而興的漢政權合法性必不可少的一種輿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