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初期稅收工作中反對“仁政”觀念的歷史考察

蔣賢斌 夏晨欣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就通過了增加稅收的提案①《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41 頁。，并在首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明確批判黨內外存在的以“減稅”為中心的“片面的‘仁政觀點’”，把它列為當時稅務工作中存在的三種不正確思想之一。②其他兩種不正確思想分別是輕視稅務工作和單純任務觀點。參見李予昂：《開國兩年來的稅務工作》，《稅工研究》1951 年第11、12 期合刊，第5 頁。然而，到1950年6月，當時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陳云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言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減稅”主張。③《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5 頁。幾個月間，新政府的稅收工作就從增稅、反對“片面的‘仁政觀點’”轉變為減稅、施“仁政”了，其中的緣由何在？這就是本文要著重開展討論的問題。

對于新中國初期中共的“仁政”觀問題，學界已有所關注，楊奎松從毛澤東與中共領導人在農民糧食問題上的態度異同與變化探討了中共“大仁政”“小仁政”觀，認為“大仁政”著眼的是農民長遠利益，而“小仁政”則關注農民短期利益；梁寶偉認為毛澤東從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堅持“大仁政”觀，而這也鮮明體現在了中共執政特征上。④楊奎松：《從“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與中央領導人在農民糧食問題上的態度異同與變化》，《開放時代》2013 年第6 期；梁寶偉：《毛澤東的“大仁政”觀探析——兼論大仁政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鮮明特征》，《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 年第3 期。而對于當時稅收工作中的“仁政”問題，學術界尚缺乏專門的研究成果，相關財稅史著作一般也只有簡要提及，未展開深入的探討。⑤劉志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稅收史長編》第3 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年版；《當代中國的工商稅收》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工商稅收》，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年版。本文主要依據新中國初期財稅資料、中央主管財稅工作負責人的講話、財稅部門相關文件等史料，結合當時的歷史情境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以期深化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一、增加稅收政策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之時，財政經濟面臨嚴重困難。首先，與國民黨軍的作戰仍在中國大陸南部、西部較廣大的地區進行，戰爭費用開支浩大；而軍事費用開支一年半載無法降下來，因為“臺灣要解放，就要建設海軍、空軍，要買軍艦、飛機”。其次，由國家財政開支供給的人數巨大。1949 年12 月，陳云在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表示：“現在全國供給人數已達七百五十萬人，明年預計達到九百萬人。其中包括接收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和職員?！贝送?，新中國初建，百廢待興，各種建設都要大舉進行，而這都要國家來投資。對此，陳云表示：“鐵路要建設，否則，經濟事業的發展有困難。破壞的經濟建設要恢復。這些都需要國家拿出大量的錢來，不然是辦不成的?！雹佟蛾愒莆募返?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40 頁。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解決這一嚴重的財政困難呢？

正如當時的財政專家所言，新中國建立前后的財政實為戰爭財政。②《崔敬伯財政文叢》（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74 頁。戰爭財政是以保證戰爭供給為中心任務的，是“量出而入”財政，必須盡可能地向各方籌措經費以滿足戰爭需要。軍情如火，戰爭財政就是應急財政，無法延緩。一般來說，解決戰爭財政有三種方法：增稅、募債、印鈔。其中發行鈔票最方便省事與快捷。新中國成立前，中共解決戰爭財政也正是用了這一方法。1949年8月，陳云在上海財經會議上表示：目前“解放戰爭還在廣大地區進行。作戰費和六百多萬脫產人員的費用，很大部分是依靠發行鈔票來解決的”③《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 頁。。薛暮橋在回憶錄里說：解放戰爭進入全國解放時期，財政困難主要靠增發貨幣來解決，印刷多少貨幣適當呢？當時董必武“偏重穩定物價，按每月上升10%計算”；陳云則認為應當優先滿足戰爭需要，“物價應按每月上漲20%計算，甚至有可能達到30%”。后來，人民幣的發行就是參照這個物價上漲估值數進行的?！皬?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人民幣發行額從185億元增加到3萬億元，增長160多倍?！边@一方法確保了解放戰爭的需要，但是，鈔票發多了，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則不可避免。④《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2、197 頁。這不僅影響民眾生活，也影響經濟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當然也會影響剛剛在全國范圍內執政的新政權的威信。

是否可以通過減少開支來解決問題呢？1949年8月，陳云在上海財經會議上明確對這一做法給予了否定的回答：“開支能否少一些呢？不能。首先，軍費不能減，減少了就不能保證部隊的需要”，進而保證不了戰爭的勝利。怎么辦？陳云說：“無非是兩條：一是繼續發票子，二是發行公債?！标愒普f應盡量多發行些公債，以換取少印鈔票，他解釋說：“假如只走前一條路，繼續多發票子，通貨膨脹，什么人都要吃虧。實際上有錢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現鈔，吃虧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資為生的人，其次是軍隊，以及黨政機關的人員。少發票子就得發公債?！倍喟l鈔票，會引發通貨膨脹，大多數人受影響，所以要少發鈔票，多發公債。而且“發行公債主要是在城市”，主要面向城市大小私營工商業者，影響面要小些?；谠跂|北發行公債的經驗，陳云主張“公債數目可以定大一些”，因為“關內私營經濟占的比重比東北要大得多”。除了發行公債，陳云認為“還要努力搞好整頓稅收”等工作。①《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7 頁。概言之，要解決財政困難，不能僅僅依靠發行鈔票和公債，還要千方百計地增加稅收收入。

新中國成立后，時任稅務總局副局長崔敬伯曾著文對解決戰爭財政的三種方法進行了分析：增稅、募債、印鈔，“這三個法寶之中，以發行鈔票最方便而省事，是抵抗力最小的一條路，在政府方面，只要鈔票印刷機的輪子一轉動。在人民方面，也樂得輕松，不像增稅之惹起叫喊，也不像公債之苦口勸募那樣費事”。但是，多發鈔票，會引發通貨膨脹，濫發鈔票則會使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崩潰；“募債雖較發鈔為優，將來仍要還本付息，加重此后多年的人民負擔，又不如增稅之作一段、了一段”。②《崔敬伯財政文叢》（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74 頁。換言之，解決戰時財政困難的最優辦法應該是增加稅收，其次為發行公債，再次為多發鈔票。既然如此，在1949年8月的上海財經會議上，陳云為什么不把增加稅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呢？戰爭仍在大規模進行，社會秩序并不穩定，剛解放的城市尚未建立起穩定有效的行政機構，要通過增加稅收來有效解決戰爭財政幾乎不可能。而戰爭又在迅猛發展，政府財政赤字過大，不得已只有多發鈔票。但是為了盡量減少多印鈔票帶來的危害，陳云才提出要盡量發行公債。

貨幣超發帶來了嚴重后果，不可持續，只能轉向增加稅收之途。1949年10月中旬開始，全國出現普遍出現“幣值下跌和物價上漲”，陳云事后承認這主要是“政府的財政赤字龐大”“鈔票發行過多”造成的。他坦言：這“對全國人民，尤其是對幾百萬軍隊和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人民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如何解決問題呢？陳云說：“在政府的財政措施上，不能單一依靠增發通貨，應該在別的方面尋找出路?，F在，政府正努力整理稅收，增加收入”。③《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35 頁。12月，在首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陳云明確把增加稅收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重要手段：“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需要我們作出選擇：一為增加稅收，一為發行票子。發行票子有什么結果呢？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老百姓叫苦，共產黨被罵為與國民黨沒什么分別，而投機商人則大發橫財，社會經濟紊亂?！?，我說只有一條路可走，即增加稅收。這是最好的辦法”。④《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40 頁。時任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在給朱德的信中更明白表示：“解決財政困難，惟有增加稅收”。⑤《薄一波書信集》（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3 頁。在首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他也明確表示，解決財政困難，“第一個辦法是增加稅收，第二是發行公債”。⑥財政部稅務總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40 頁。多發鈔票被否定了，增加稅收自然成為主要方法。

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前后解決戰爭財政的方法，大致經歷了從多發鈔票到發行公債再到增加稅收的變化過程，而這主要與戰爭的進程、政權的建立及鞏固相關，當然與中央財經主管者對相關問題的認知也有關。主管財經的領導者開始認為，多印鈔票會使物價上漲，但是隨著更多大城市被解放，“能夠容納更多的人民幣，物價可望穩定”?？墒?，事實恰恰相反，“一方面是開支日益浩大；另一方面是國民黨統治垮臺后遺留的問題甚多，流通領域同樣存在著尖銳的斗爭”。⑦《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5 頁。確定人民幣作為當時唯一通貨地位和嚴厲打擊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行為，需要經過斗爭，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新中國初期，為解決當時財政困難、穩定物價、制止通貨膨脹，中央財經部門把增加稅收視為最優選項。這樣，增加稅收的政策便提出來了。

那么該如何增加稅收呢？當時采取的是農村稅收保持不變，“應多在城市稅收方面打主意”的辦法。為什么要這么做呢？陳云在寫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農民負擔占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已夠重了，不能再加”，當然“也不能減輕”，而“城市負擔比較輕，今后應多在城市稅收方面打主意”。①《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56 頁。農民不僅要交20%的總收入，而且還承擔“其他負擔及代耕支前任務”。②財政部稅務總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39 頁。1949年4月，劉少奇在天津與工商業家座談時曾說：現在“主要負擔是農民，……他們又要出公糧，又要當兵，又要當伕子，又要支援前線，優抗代耕，出教育費等等”③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7 冊，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5 頁。。薄一波也曾說：“在三年解放戰爭中，解放區人民的勞動力平均每年有七十天到一百天用在支援前線、運糧運彈藥的工作上?！雹堋侗∫徊ㄎ倪x》，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83 頁。陳云還指出：“農民負擔重于資本家的幾倍，這是不應當的”。⑤《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 頁。農民的負擔過重，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政策?；诖?，財政部向政務院的報告中說：“農民負擔已很重了，不能再加，今后主要應該在城市工商業稅收上多想辦法?！雹挢斦慷悇湛偩志帲骸吨腥A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42 頁。在《稅收在我們國家工作中的作用》一文中，薄一波開篇即說：“我國的財政工作，現正面臨著一個重大的轉變，就是要把城市稅收在整個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故“國家財政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開辟城市稅收”。薄一波的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肯定為“解決了當前財政經濟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并作為《人民日報》社論公開發表。⑦《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86～87 頁。這說明，增加城市稅收是當時中共中央的共識。

從哪些方面入手來增加城市稅收呢？首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要以貨物稅、工商業稅、鹽稅、關稅為稅收重點。包括營業稅、所得稅、臨時商業稅、攤販牌稅在內的工商業稅中，最為困難、復雜的是營業稅、所得稅的征收。在當時賬簿不健全，工商業者普遍存在偷稅漏稅的情況下，稅務總局要求主要以民主評議的方法進行征稅。⑧財政部稅務總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43 頁。這一征稅方法，在當時政、學、商界都引起了一定爭議，但是薄一波及稅務總局仍堅持推廣，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能確保稅收任務的完成。把貨物稅作為增稅的重點，是因為它“稅源為廣，稅收為多，足以供應國家收入的需求”⑨《崔敬伯財政文叢》（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56 頁。。增收貨物稅，主要通過增加稅目，調整、提高稅率來實現。增加稅目主要有煙葉、紙張、瓷器、植物油、匹頭、肥皂等；提高稅率的有卷煙、棉紗、麻紗、面粉、糖精、化妝品、迷信品、皮毛、水泥、火柴等。貨物稅與鹽稅一樣，是間接稅，最終會轉嫁給消費者，進而增加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支出。雖然事先在稅收細則上對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以及奢侈品的稅率進行了適當的區分⑩《崔敬伯財政文叢》（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57 頁。，但是貨物稅目增加、稅率提高不可避免地還是會增加城鄉廣大平民百姓的支出，致使他們的生活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這種局面，對剛剛執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二、反對“仁政”觀念

新中國成立后，不僅不減稅，還增加稅收，無論是情感上，還是理論上，中國共產黨都需要作出解釋。更何況當時“薄稅斂”的仁政思想在黨內外“流行”。薄一波就說：“建國初期，黨內外在稅收問題上一度流行所謂施‘仁政’的觀點”，認為“收稅越少越好”。①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92 頁。人民政府當中的民主黨派人士，受中國傳統思想觀念影響更大，主張仁政在情理之中，但薄一波上述話表明少收稅的仁政觀在中共黨內也很有市場，以至于他用了“流行”一詞來表達。當時仁政觀的“流行”，當然是與傳統政治觀念有直接關聯的。仁政，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觀念，它要求、希冀執政者對待百姓要寬厚，施以恩惠和利益，以贏得民心。從一定意義上講，施仁政，是執政者為自身政權獲取正當性的策略，因而，在中國歷史上，新建立的王朝往往都會實施仁政，通過“省刑罰”“薄稅斂”等方法，讓百姓休養生息，執政者因此獲得民心，進而獲得新王朝確立的正當性。②葛荃：《論孟子仁政思想的歷史合理性與政治正當性》，《政治思想史》2018 年第1 期。

中共黨內仁政觀念的“流行”，與共產黨人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經歷有關：他們“過去反對國民黨的苛捐雜稅”③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92 頁。，尤其是那些“在國民黨統治下長期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們領導過抗租、抗糧、抗稅運動，反對過國民黨的苛捐雜稅”④《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91 頁。?；蛟S正是要區別于國民黨政府的苛政，在解放城市后，中共地方領導干部紛紛實行減稅甚至免稅政策，“石家莊解放后半年多時間未征稅，……還有些城市在解放后宣布免稅一年，或宣布只征某一、二種稅”⑤劉志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稅收史長編》第1 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年版，第48～49 頁。。在老解放區的農村，中共在征收公糧時對農民承諾，“將來戰爭結束后，我們不要了或減低了”⑥財政部稅務總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39 頁。。因此，“減稅”的仁政觀在新政權建立初的革命隊伍中自然很有市場。

作為中共中央財經主管者的陳云、薄一波較早地認識到新政權面臨的財經困難，也較早認識到稅收在解決財經困難中的重要性。薄一波在首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發言中就說：“我過去個人是主張輕稅的、減稅的?，F在我思想打通了，從思想上認識到稅收的重要性?！雹哓斦慷悇湛偩志帲骸吨腥A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40 頁。陳云思想“打通”得更早一些，他說：“個人對稅收問題也只是從四七年在東北財委時初步有了解，但是認識是不深刻的，直到今年到天津、上海后才從思想上徹底認識這一問題”。⑧劉志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稅收史長編》第1 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年版，第69 頁。陳云、薄一波的認識，最終轉化為中央解決財經困難的政策，即把增加稅收作為解決財經困難的最重要方法。

中央的政策方針只有獲得基層干部認同并認真執行方有切實成效，然而要革命隊伍中人接受增加稅收的觀念并不容易。薄一波就說，我們原來反對國民黨的苛捐雜稅，“現在，自己掌握了政權，反過來也要向人民征糧征稅”，“在思想上感情上往往一時扭不過來”。⑨《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91 頁。正是意識到這一轉變的困難，反對片面“仁政”觀念在首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提出來了。陳云在會上就說：“對于稅收任務的完成，中央很擔心，因為還有很多同志對稅收認識不夠，某些地方的黨政領導還沒有從思想上認識到稅收的重要性，不給稅收工作增加力量，甚至有的還存在著片面的群眾觀點與仁政觀點，以為向老百姓要錢越少越好，向國家要錢越多越好”。①《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 頁。薄一波也說：當前“人民政府工作人員中的多數，對于城市稅收的重要性是不了解或認識不足的”，稅收工作存在著“一種重要的困難，就是在各級人民政府許多工作人員中，還存在著一些不愿從事稅收工作、輕視稅收工作的糊涂觀念，因而阻礙稅收工作的進行。這些糊涂觀念，根本上還是從一種所謂‘仁政’的觀點而來的，即以為‘向老百姓要錢’就不算革命工作，因此造成一種空氣，似乎被派到稅收機關工作，就是因為‘犯了錯誤’”。②《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86、90 頁。把“仁政”觀念的存在視為稅收工作中一些錯誤、糊涂觀點的根源，可見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層對反對“仁政”觀念的重視。

為了幫助黨內干部打通思想，中央財經領導層進行了多方面的解釋。一是指出增加稅收是解決財政困難的最好辦法。對此，薄一波表示：“多發票子，其實質只是一種盲目的、無計劃的、不利于經濟正常發展的做法，……稅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合理負擔，它可以給稅賦單位以預備的余地，先期預備稅款，不妨害人民的生產計劃?！雹邸侗∫徊ㄎ倪x》，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86、90～91 頁。二是從“城鄉合理負擔”的角度出發，指出農村公糧負擔已經很重了，遠重于城市，因而必須增加城市稅收?！叭珖r民平均負擔占其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九強，而老解放區則占其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雹鼙∫徊ǎ骸蛾P于一九五〇年度全國財政收支概算草案的報告》，《人民日報》1949 年12 月4 日?！爸袊嗣窀锩聵I的財政需要，百分之八十以上為農民所負擔，現在農民的負擔不好再提高……我們應該根據人民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的‘簡化稅制，實行合理負擔’的原則，平衡城市工商業者和農民的負擔?！雹荨度珖悇諘h開幕，財經委員會薄副主任出席講話，強調統一稅政及制定稅收計劃》，《人民日報》1949 年12 月27 日。由于當時不具備減少農業稅的條件，只能通過“增加城市負擔來取得平衡”。⑥《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 頁。增加城市稅收，就是對城市工商業者，尤其是資本家增稅了。所以，薄一波說：“現在國家財政需要很大，要資本家自動增加稅是不可能的。我們有的同志只聽信于商人資本家的叫喊，在思想上對國家財政需要認識不足。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不要聽信資本家的叫喊。征稅，不管怎么樣，資本家是要叫的?！雹哓斦慷悇湛偩志帲骸吨腥A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38 頁。三是從稅則稅率、歷史對比、現實調查說明城市稅收并不重。薄一波撰文指出：“政府對工商業者征收其營業總收入額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或征收其營業總收益額的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六的營業稅，征收其純收益最高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的所得稅，這能說是過重么？而且城市稅收大多數都是間接稅，就是說，大多數會轉嫁到廣大消費者身上去，實際上并不是都由工商業者自己擔負的?！北∫徊ㄒ蕴旖驗槔齺碚f明稅收并不重：“有人說，……天津稅收很重。事實上天津的情況怎樣呢？經過去年一年的征稅，天津工商業是發展了，而不是蕭條了。天津工商業戶原為三萬二千三百零五戶，年底歇業者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增設者六千一百二十戶，增減相抵，共增四千八百六十五戶。增多的，是對國計民生有益的五金業、鐵木廠、糧食店、煤炭、鹽、席等業。歇業或轉業的，則多是過去完全依靠銷售帝國主義洋貨的消費店，依靠官僚資本的錢莊等，以及迷信品制造業、西服店、金銀首飾等業?！北∫徊ㄟ€以天津用電量的增長來證明工商業是發展了的，然后得出結論：“那種所謂人民政府的工商業稅已超過了工商業者的純收益，侵及了他們的老本的說法，是完全不真實的?！北∫徊ㄟ€把人民政府的稅收與國民黨政府時期的稅收總額進行對比，得出“今天的城市稅收并不過重”的結論。①《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89～90 頁。四是從人民長遠利益出發，指出增加稅收歸根到底是為了人民未來生活更美好。中共黨內反對稅收工作中的仁政觀現象并非新中國成立后才出現，抗日戰爭期間就曾有過。1941—1942年是抗戰艱苦時期，為了渡過難關，陜甘寧邊區政府便采取一些加重糧稅勞役的政策。當時，謝覺哉等黨內干部對此表示反對，提出要施仁政，照顧民眾生活。對謝覺哉等人的仁政觀，毛澤東明確給予批評：“有些同志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為抗日戰爭如果不勝利，所謂‘仁政’不過是施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過來，人民負擔雖然一時有些重，但是戰勝了政府和軍隊的難關，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雹凇睹珴蓶|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94 頁。在毛澤東看來，照顧人民的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是“小仁政”，維護其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則是“大仁政”，而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著眼于“大仁政”。③梁寶偉：《毛澤東的“大仁政”觀探析——兼論大仁政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鮮明特征》，《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 年第3 期。此時，陳云也運用了同樣的說理邏輯：“現在稅重一點，國家財政有了辦法，將來什么事都能成功。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人民自然會歡喜、擁護；反之，現在稅輕一些，將來變不了工業國，萬事不成，群眾是要罵的?！雹堋蛾愒莆募返?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43～44 頁。五是從國家政權性質和稅收性質來論證增加稅收合理性。薄一波說：“人民政府的稅收制度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稅收制度有根本的區別，……國民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已’，而人民政府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差只是一個字：‘已’乎？‘民’乎？而稅收性質就完全兩樣?！雹荨侗∫徊ㄎ倪x》，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91 頁。稅務總局副局長崔敬伯在這方面給予了更多的解釋，他在《怎樣認識納稅？》一文指出：“在過去的特權時代，一方是剝削者，另一方則是被剝削者，……課稅是發生剝削的作用，而納稅則是發生被剝削的作用”，統治者實行“‘重稅’固然要不得，‘輕稅’就該是好的么？它給你假仁假義、故弄玄虛、朝三暮四的變戲法。拔了你的毛，避免你的叫，你就該稱它是‘仁政’么？眼睛雪亮的人民，當然不是這樣看法。這不是稅輕稅重的問題，而是那個政權‘要得，要不得’的問題”。而今天建立起的人民政權，“政權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不再屬于什么家族和寡頭。人民納稅，是給自己辦事，是為自己納”，“在稅課與納稅的關系，在形式上，一方是政府，一方是人民；但在實質上，好比由右手交給左手，又好比從右邊的荷包掏出來，放到左邊的荷包去，左右沒有離開人民的本身”。⑥《崔敬伯財政文叢》（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72～1273 頁。當時，稅務總局決定增加貨物稅的稅目，并提高其稅率。貨物稅是間接稅，在當時西方流行的稅收理論上，間接稅被視為“不良稅”，直接稅才是“良稅”。人民政府為什么要增加間接稅呢？崔敬伯解釋道：“今天的貨物稅與國民黨時期的貨物稅不同，稅課是以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作基礎的，政治經濟起了變化，稅課也便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其不同處，并不在稅率輕重和種類多寡的問題上，而是本質上的不同?！雹摺洞蘧床斦膮病罚ㄏ拢?，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55～1279 頁?！白舛愺w系的塑形，是要受政治和經濟兩大條件的支配的。政治和經濟有了變革，租稅體系也必隨著變革?！瓉碚J為不良的稅，可以變為‘有力的杠桿’”，貨物稅就是這樣的，在資本主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貧富差距大，要窮人和富人同負一種稅率的消費稅，當然不合理；但是，“剝削制度如果推翻了，各個國民所得大致平均，這時叫他們擔負同一稅率的消費稅，豈不更合乎于公平普遍的原則？并沒有什么不合理”。這是從社會性質來解釋貨物稅的屬性問題：在舊社會，貨物稅是惡稅；在新社會，貨物稅就是良稅。此外，在新社會，間接稅的實施除了集聚資金為建設服務外，還可發揮調節消費和指導生產的積極作用。①《崔敬伯財政文叢》（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第1255 頁?？偠灾?，社會性質決定稅收屬性。

稅收工作反對“片面仁政”觀的解釋主要是針對為什么要在城市中實施增稅政策，對農村稅收（征糧）仍維持原來那樣高的稅收政策并沒有進行解釋，直接的原因是前者引起的爭議更大。不過，新中國成立后，還按原稅率征收公糧，實際上是與農民的期待有所落差的，畢竟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在征收公糧時曾承諾戰爭結束后要減稅甚至不收稅。對此，薄一波有過解釋，他說：我們還按原來一樣征農業稅，“這樣我們過去說的話要收回來了。我們是說錯了，因為戰爭破壞很大，還需要建設”。②財政部稅務總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第4 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版，第39 頁。解釋的尺度也就到此為止。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共熟悉農村工作并由此帶來了很大自信，陳云在會上就說：“中央對完成一九五〇年度的公糧任務感到有信心，因為過去我們在農村十幾年對征收公糧積累了一些經驗，黨政方面同志對征收公糧有較好的認識，所以說完成公糧任務是有基礎的”。③《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 頁?！坝休^好的認識”又有經驗，當然也就無需多作解釋了。況且，在中共看來，這只是一時之策，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三、提出“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

反對“仁政”觀念在新中國初期并沒有一直強調、堅持與持續下去。1950年6月6日，陳云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言說：“毛澤東同志提出，今年夏征要減少，秋征也要減少一點。至于稅率，我看在三五年內，一般的不提高，一部分還可能略為降低一點。這樣的方針是對的，是應該采取的。因為中國經過了十二年的戰爭，人民很苦，這是第一。第二，照老規矩，開國的時候，對老百姓總應該好一點。我們現在是開特別的國，這一個國不同于大清帝國，也不同于北洋軍閥、蔣介石那個國，對人民當然更應該好一些?！雹堋蛾愒莆倪x》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95～96 頁。6月15日，在全國政協的一次會議上，陳云更具體指出在農業稅、工商稅方面的調整政策。⑤《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8～109 頁。年初還在強調反對仁政觀念，年中便說要“照老規矩，開國的時候，對老百姓總應該好一些”，要實行“仁政”了。

什么情況促使陳云產生了這一轉變呢？回顧歷史，從1950年3月始，在全國大中城市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工廠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現象，到5月全國各省商業部門上報的材料都明確指出這一問題。北京市5月“全市座商現在共有25805戶，……今年1、2月兩個月份，開業者526戶，歇業者463戶。3月份起，歇多于開，開業261戶，歇業372戶；在從業職工及資金數目，均是歇多于開。到4月以后，變化更大，4月份申請歇業的738戶，歇業當開業的三倍多，其中歇業最多的是米面糧業、糧棧業、布業、煤鋪業、百貨業等。此外，準備歇業的商戶很多，如糧棧1949年底實有399戶，現到工商聯合會報請撤銷會員戶即154戶”。天津市“開業戶數大多數均在今年1月以前，2、3月也有開業的，但為數少了；歇業的從今年開始增加，特別4月份工業歇業200戶，商業500多戶。此外，還有些在醞釀歇業中”。廣州市“工業成品沒有銷路，到了4月份表現較為嚴重，絕大部分的工廠只局部開工，全部停工的也不少，全產開工幾乎沒有?！陨虡I來說，商品滯銷是很顯著的。例如，公營糧食公司以前每天出售米收回的通貨約達二億元，目前僅收回二千元，而糧價并無變動”。貴陽市“據初步了解，商店約四千家，工業約一千二百家，其中70%系手工業。去年11月解放迄今年2月，工商業有相當程度的恢復；3月起漸不景氣，近則日趨嚴重?！ど虡I除米、鹽業稍顯活躍外，普遍呈現蕭條。由于物價下跌、不論公營、私營，營業額均日漸減少”。①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商業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95 年版，第6、9、11 頁。顯然，市場蕭條、工商業出現困難是全國性的。1950年5月25日，陳云在一次主要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上也坦然承認：工廠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這種現象帶有普遍性，不僅發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許多中小城市”。②《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88 頁。

市場出現如此嚴重蕭條的原因是什么呢？陳云分析認為這主要是由商品滯銷和生產過剩引發的。他說：“現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難，是商品滯銷，由此而引起工廠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逼湓颉爸饕鞘陙硗ㄘ浥蛎浰斐傻奶摷儋徺I力的迅速消失”，次要的原因則包括“人民購買力的降低”“公債的發行”“某些行業生產能力過?！薄八綘I企業機構臃腫”等。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維持生產、開拓工業品銷路、組織資金周轉、幫助私營工廠改善經營管理等。在分析原因時，陳云沒有提到稅收影響，當然也就沒有減稅措施。③《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88～90、101 頁。無論是從經濟、還是從歷史來看，陳云對當時市場蕭條的分析是有很大說服力的，在通貨膨脹的年代無論是商家還是百姓都采取棄幣囤貨的趨利行為，而當物價穩定后，便把囤積的貨物投放市場，這樣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生意不好做，市場蕭條的局面。不過，工廠倒閉、商店關門、民眾購買力下降，工商業者以及民眾肯定會抱怨稅收過重，況且當時的稅收政策確有不合理之處，如鹽的稅率定得過高、貨物稅的稅率稅則也存在不少問題等。對于這些，陳云是清楚明了的。1950年3月21日，陳云在回復陳毅及上海市委的信中就提到，上海工商業者抱怨稅征多了。④《陳云文集》第2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3 頁。6月1日，陳云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也說：“二月財政會議增加了華東區工商稅的任務，今天看來，這次增加任務帶有一定的盲目性?！仑斦h決定的每擔鹽一百斤米的稅率是太重了，這一問題我們在四月份已發覺，但解決的時間晚了一些?！雹荨蛾愒莆募返?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8～129 頁。鹽稅也是間接稅，稅率的提高直接增加了普通民眾生活成本，降低了他們的購買力，進而影響其生活水平。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在“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4 頁。這里的“民”不僅包括普通民眾，也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我們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9 頁。。顯然，“減輕民負”是面向不同階級的帶有普遍性的政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人民政府進行了稅收政策的調整。

調整稅收政策是否會導致稅收收入減少呢？陳云顯然對此有顧慮，因而他強調稅收要“按照規定的標準征收”，“不許提高”，但“也不許降低”。①《陳云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8 頁。1950年6月18日，在全國稅務會議上，他甚至明確說：“稅收在我們國家收入中是第一個籌碼，這是不變的。沒有這個籌碼，收支平衡、物價穩定都保不住?！愵^’負的責任重大?！^去大城市一個月收一萬二千億斤，鄉下收二千億到三千億斤。這些數字是財政上的決定性數字，不要以為有什么變動了?！雹凇蛾愒莆募返?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4～145 頁。不過，稅收調整后全國稅收總額卻出現了讓領導者意想不到的結果：“從1950年全國稅收計劃執行情況來看，1950年的稅收計劃，不論從原計劃（1949年11月所制定的）或調整計劃（1950年6月修改的）來看，全國各區都超額完成了。計超過原計劃30.27%，超過調整計劃46.38%”③劉志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稅收史長編》第3 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7 頁。。減少稅目、降低稅率，惠及百姓，促進消費，進而也就增加了稅收。出現了這樣的結果，當然也就不用再在稅收工作中提出反對“仁政”觀念了。

四、結語

新中國初期，為了解決財政收支不平衡等問題，人民政府決定實行增加稅收政策，進而在稅收工作中提出反對“仁政”觀念。不過，不到半年時間，由于形勢變化，中共中央及時提出“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政策。這樣，稅收工作中反對“仁政”觀念也就自然不需要了。從1949 年底到1950 年6 月，稅收工作中提出反對“仁政”觀念僅持續了6 個月左右的時間，政策的變化折射出中共在治國理政上不拘泥于先前決策，而是以問題為導向，隨著時局變化適時調整政策的治理方略。面對歷史上“仁政”治國傳統，敢于公開明示反對“仁政”觀，也反映了新政權的不同氣象。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在局部地區執政過程中，培養了一批具備卓越財經領導能力的干部，也積累了一些財經工作經驗，這對于中共在新中國初期把經濟形勢穩定下來，恢復發展生產，使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站住腳，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只有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新中國初期中共的財經政策，才能得出正確的歷史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