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產主義者“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建構

孔梓菲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變革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社會理想成為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歷史使命與奮斗目標，什么是舊社會、什么是新社會、如何才能實現社會變革成為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論問題。在概念內核上，早期共產主義者對于“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認知經歷了從碎片化認知、到以“人”為概念核心、再到以“社會”維度為概念核心的轉變；在概念范疇上，經歷了從表象化認知社會現象、到聚焦社會價值與社會建設、再到著眼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的轉向?？傮w而言，“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形塑過程發軔于早期共產主義者對民生疾苦的本真同情，受到社會改造思潮宏大歷史背景的深刻影響，最終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而得以完成基本建構。

一、引入與重構：“新社會”與“舊社會”前置性概念的厘清

剖析“新社會”與“舊社會”的復合詞性，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形容詞“新”與“舊”，其二是名詞“社會”?！靶律鐣迸c“舊社會”的表述最早出現于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以來進步知識分子將以上兩類詞語相聚合，為其賦予了全新意涵。因此“社會”與“新-舊”概念作為早期共產主義者建構“新社會”與“舊社會”話語的前置性概念，厘清其本質內涵或如何在近代引入中國，或如何在歷史長河中不斷重構，追溯其流變歷程，是理解其形塑“新-舊社會”概念的基礎。

縱觀既往學術史，學界對于“社會”概念在中國的譯介與發展進行了深入探索。金觀濤梳理了“社會”概念在中國的流變：戊戌變法以來“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勉強用于表達“society”和公共空間的用語；而后“會”取代“群”一度成為指代“society”的過渡性詞匯；1903年起隨著反儒家倫理、社會革命思想的萌發和紳士公共空間的興起，“社會”正式取代了“群”的表述形式而成為“society”概念的對譯詞匯。①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0～225 頁。王汎森探討了“群”這一概念出現的重要原因：晚清以來“大離心力”的歷史場域使得知識分子面對王 朝、家族制度的崩潰手足無措，“面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問題感到困惑，難以解決，遂傾向將一切交給一個集體化的組織去管理”②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么——“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知識分子論叢》2015年第1期。，因此“群”因時因勢而生。章清則聚焦國家-社會、國家-個人的關系，認為“群”“會”等概念的產生“或可看作中國思想界一些‘先時的人物’擯棄天下大同理想而承認國家為最高政治實體后，為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溝通紐帶所做的努力”③章清：《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2 期。；而在新的國家框架下尋求個人的新安排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新問題，這也是“合群之道”何以成為中國讀書人新的生活形態。④章清：《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8 頁。

因此，回顧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社會”概念在中國的引入、譯介與發展經歷了以下過程：1875年日本學者福地櫻癡將“society”首次譯為“社會”，隨后駐日參贊黃遵憲將這一用法引入中國⑤黃遵憲：《日本國志》卷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3 頁。，這一時期“社會”一詞僅作為“society”的標準譯法和專有名詞使用；進入維新變法時期，士大夫階級以“群”來闡述“society”的本質內涵；20世紀初期，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了依靠下層民眾的主張，因此剝離了政治意味、由民間力量組成的“會”成為指涉“society”的過渡性詞語；此后“會”向“社會”轉化，“社會”一詞以其自發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內涵取代了強調政治意義的“群”這一表述方式。剖析20世紀初期“社會”一詞所表達的內涵，其凸顯了“公共領域”的關鍵意涵，“社會”與“個人”“家族”“國家”具有明顯分野——組織人群以成社會、集合社會以成國家⑥覺佛：《墨翟之學說》，《覺民》第7 期，1904 年6 月8 日。，個人-社會-國家三者具有鮮明的層級劃分和界限。

然而進入新文化運動時期，無論是早期共產主義者還是各派知識分子，在使用“社會”一詞時都有意無意地模糊了“公共領域”的意涵，轉而開始在更為宏觀的意義上使用“社會”概念。表現在社會改造思潮中，改造社會的實踐微觀上開始向每一個個體滲透，個人改造成為著手社會改造的趨向，家庭革命也成為社會改造實踐中的一員；在宏觀上由變革社會制度上升到國家政治制度的改造與新型政府的組建，政治改造一度成為社會改造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語境中，“社會”不再單純代表獨立于家庭之外的公共領域，而是同時涵納了個體、公共領域、國家三重意涵。

“新-舊”作為一組相對概念，在先秦時期即已出現。第一重意義上的“新-舊”完全作為中性形容詞使用，只表示時序上的排列或時間長短；而第二重意義上的“新-舊”則被部分賦予了價值判斷的色彩，相對于“舊”，“新”意味著“更好”。

五四時期，早期共產主義者正是在第二重內涵上使用“新-舊”概念的，通過對其進行重新解讀闡發，重構其意涵，賦予其更鮮明的價值取向。陳獨秀在《調和論與舊道德》一文中將“不比較新的和舊的實質上的是非”視為當時社會的弱點之一，提出“新”與“舊”的本質實為“是”與“非”。同時陳獨秀針對時人提出的“新舊調和論”明確指出了“新”與“舊”的不可調和性：“新舊調和只可說是由人類惰性上自然發生的一種不幸的現象，不可說是社會進化上一種應該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紂為虐，把他當做指導社會應該如此的一種主義主張，那便誤盡蒼生了?！雹訇惇毿悖骸墩{和論與舊道德》，《新青年》第7 卷第1 號，1919 年12 月1 日。從這一意義上講，陳獨秀在原有“新-舊”釋義的基礎上重構了“新-舊”概念，在價值取向上將“新”定義為“對（是）”、將“舊”定義為“錯（非）”，使“新-舊”由一組相對概念走向了極端的二元對立，在該種語境下具有極其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

“新社會”與“舊社會”的表述方式并非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首創。1903年楊篤生在《新湖南》一書中首先使用了“舊社會”一詞：“改造社會者，不能仍舊社會而組織之，則必破壞舊社會而蕩滌之”②楊篤生：《新湖南》，1903 年東京鉛印本。；1904年《覺民》雜志《墨翟之學說》一文闡述了從“愛群之公德”到“新社會”再到“新國家”的組織過程③覺佛：《墨翟之學說》，《覺民》第7 期，1904 年6 月8 日。，使用了“新社會”的提法，這是目前所見資料中最早在現代意義上使用“新社會”與“舊社會”表述方式的兩個年份。④近代以來，“新社會”與“舊社會”詞組最早見于1902 年《大陸》雜志第1 期《新社會》一文，但該文只把“新社會”“舊社會”作為小說標題使用，并未在現代意義上使用“社會”一詞，且該文目前只見前兩節，剩余部分均已遺失。此后直到1915年新文化運動爆發，“新-舊社會”表述再次進入大眾視野。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提出了“新社會”一詞，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新社會”首次出現于公開出版的報紙雜志。陳獨秀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社會藍圖總結為“以國家或社會，為財產所有主，人各從其才能以事事，各稱其勞力以獲報酬，排斥違背人道之私有權，而建設一新社會也”⑤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志》第1 卷第1 號，1915 年9 月15 日。。

不同于20世紀初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社會改造思潮背景下“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其涵納范疇更為廣泛，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多個維度，從國家到個人均為社會改造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其中所蘊含的價值判斷更為明晰，“新社會”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為之奮斗的理想藍圖，“舊社會”則成為必須改造破除的對象。早期共產主義者正是以“社會”概念逐漸明晰深化為基礎，同時重構“新-舊”概念語境，使其由一組相對概念轉變為對立概念，并使之與“社會”概念結合，從而逐步塑造形成了具有強烈情感色彩和價值判斷的“新-舊社會”概念。

二、以“人”為核心：新文化運動前期“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萌發

20 世紀初期，盡管早期共產主義者尚未提出“舊社會”與“新社會”的話語表述，但他們對社會層面不合理現象的思考與批判均可看作其概念源流。1904 年陳獨秀作《惡俗篇》，專門探討了現時中國存在的“稀奇古怪的壞風俗”，對阻礙國家發展進步的風俗進行了細致批判分析。陳獨秀首先批判了傳統婚姻習俗：指出由父兄做主、不考慮男女個人意愿的“結婚的規矩不合乎情理”；彩禮聘禮、“鬧新房”習俗等“成婚的規矩不合乎情理”；女子不許改嫁、“不能退婚的規矩不合乎情理”。⑥陳獨秀：《惡俗篇》，《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版，第25、27、29 頁。其次認為民眾花費大量錢財敬菩薩是“白費銀錢，辦些無益的事”⑦陳獨秀：《惡俗篇》，《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版，第31、34 頁。。李大釗也在《隱憂篇》反思了國家建設中種種不合理之處：“邊患、兵憂、財困、食艱、業敝、才難”①李大釗：《隱憂篇》，《李大釗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 頁。。然而這一時期早期共產主義者對于“舊社會”與“新社會”認知呈現出表象化與碎片化的特征：一方面側重于對現時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描摹，對一系列現象的思考僅停留在判斷其“不合乎情理”的層面，缺乏本質內涵的深度發掘和現象背后隱藏的價值思考；另一方面，沒有認識到各類社會不合理現象間內在的邏輯聯系和共性價值特征，就事論事而導致偏重個案表述缺乏共性思考。從這一意義上說，20世紀初期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尚未形成對“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準確認知，但是其“不合理性”的思考批判以及與之相應的對于社會“合理性”的初步追求的確是其未來建構“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思想源頭。

1915年《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的創刊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正式發起。在確立“新-舊”概念本質內涵的基礎上，陳獨秀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明確了“新-舊”概念在“人”這一維度的價值判斷，也由此確立了新文化運動前期以“人”為核心的“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范疇。陳獨秀指出青年人與老年人的對比代表了“新-舊”的對立，亟待改造的“舊社會”是“奴隸的、保守的、退隱的、鎖國的、虛文的、想象的”②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 卷第1 號，1915 年9 月15 日。腐朽分子構成的死氣沉沉的社會，其中“陳腐朽敗分子充斥”是“舊社會”的核心；與之相應，他所期望的“新社會”目標就是建設一個擁有“自主的、進步的、進取的、世界的、實利的、科學的”③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 卷第1 號，1915 年9 月15 日。新青年的“新社會”。李大釗則鼓舞勉勵青年“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④李大釗：《青春》，《新青年》第2 卷第1 號，1916 年9 月1 日。。盡管李大釗沒有詳盡闡述“何為舊社會”“何為新社會”的具體認知，但他明確指出了理想藍圖中的“新社會”是以青年為核心，是由朝氣蓬勃的青年創造的社會。

概而言之，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早期共產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拋棄了對于“新社會”與“舊社會”的碎片化闡述，開始以“人”，尤其是以“人的思想道德”為核心進行概念建構——“新社會”就是由蓬勃向上擁有新思想新道德的青年創造的社會；“舊社會”則是舊道德束縛下腐朽分子把持的社會?！靶律鐣迸c“舊社會”概念在這一時期開始真正產生萌芽，由單純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知，初步形成了有系統思考的話語表達。

不可否認，“人”作為社會有機體的組成要素，是社會的核心，因此改造社會首先關注人的改造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人”本身存在于社會之中，在不觸動社會制度根基的前提下，試圖通過改造人的道德修養和思想文化來變革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以變革社會制度、徹底破除舊社會為根本方式，輔以對思想道德的改造培育，才能真正實現人的改造。

三、從“個體”到“社會”：新文化運動后期“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發展

五四運動的爆發促使青年學生運動擴展為大規模民眾運動，并催生了大量民間組織、社會團體，此后群眾運動蓬勃發展、民眾組織萌發崛起、民眾勢力日益強盛，社會改造運動也隨之開始發生重大轉型，由人的思想改造為主轉向關注社會維度的改造。伴隨社會改造邏輯路徑由“人”轉向“社會”維度，五四運動時期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始將“社會”自身作為界定“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核心內涵。

在社會維度，早期共產主義者對于“新社會”的構想與對于“舊社會”的批判首先體現在價值層面。1919年10月陳獨秀撰寫的《〈新青年〉宣言》，其地位意義完全可以與《青年雜志》發刊詞《敬告青年》相比擬，是該雜志面向全新時代的發刊詞?！丁葱虑嗄辍敌浴返陌l表標志著《新青年》雜志第一次全面公開雜志的傾向與主張，明確該團體的宗旨綱領。陳獨秀在文中明確提出“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而必須要至于消滅的“舊社會”是“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丑的、惡的、戰爭的、軋鑠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①陳獨秀：《〈新青年〉宣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版，第427 頁。陳獨秀理想新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部分吸收了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但追本溯源卻是對儒家大同社會“人人和諧共處、守望相助、各盡其職、平等無差”的涵納。相較于20世紀初期陳獨秀對于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批判，這一時期陳獨秀對于“新社會”與“舊社會”的認知由碎片化、表象化走向系統化、本質化，不再關注于個別現象，而是從價值層面出發思考“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本質內涵。對比《敬告青年》與《〈新青年〉宣言》兩篇文章，尤其可以發現陳獨秀由注重對人的“思想道德倫理改造”轉變為對于社會機體的關注。李大釗提出創造“少年中國”的主張，他理想藍圖中的“少年中國”是“互助的、博愛的”，是將勞動者從掠奪主義的經濟制度下解放出來而崇尚“勞工神圣的”。②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李大釗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67 頁。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價值層面對于新社會構想的共性表現為追求“自由平等”“和平互助”與崇尚勞動，探尋其理論源流這種價值追求既受到馬克思主義“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滲透，又有中國傳統大同社會理想的烙印。

早期共產主義者對于“新社會”的構想與對于“舊社會”的思考不僅集中于價值層面，更涵蓋了社會建設的各個層面。五四時期李大釗發表的《萬惡之源》《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婦女解放與Democracy》，陳獨秀撰寫的《告北京勞動界》《青年體育問題》《男系制與遺產制》，以及毛澤東針對“湖南趙五貞自殺事件”發表的系列文章、闡發“新村主義”思想的《學生之工作》等文章，涉及婚姻家庭、婦女解放、教育問題、勞動就業問題、社會救濟、基礎設施建設等社會建設思想的方方面面，批判了社會建設層面舊社會的具體表現，闡述了如何在新社會中進行社會建設的種種構想。

因此，在新文化運動后期，早期共產主義者所建構的“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得到進一步發展，在關注“社會機體”自身的基礎上，其本質內涵既包括宏觀價值層面的反思與追求，也包括具體到社會建設層面的思考。

四、唯物史觀入場：“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深化確立

五四運動前后，多元社會改造思想交匯激蕩，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認知同樣紛繁復雜。社會改良主義以及空想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失敗，促使早期共產主義者進行反思；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入既契合了這一時期以“社會”維度為核心的社會改造運動，也展現出有別于其他社會改造思想的科學性、嚴謹性和徹底性，吸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投身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入場促進了“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延展深化，早期共產主義者一方面形成了對“社會”概念的系統建構；另一方面對于“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認知開始超越微觀的社會建設層面和中觀的社會價值層面，其概念范疇在宏觀的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維度得到進一步拓展。

早期共產主義者首先提出了“社會是由許多個體集合成的有機體”的論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方面，個體與社會既保持密切的聯系，其意涵又分處兩極，因此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思考兩者的根本關系；另一方面，20世紀20年代前后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盛行，與新文化運動以來廣泛宣傳的個人主義產生抵牾，圍繞究竟是社會主義最終湮沒個人主義、還是個人主義依然能夠維持其當代價值、抑或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能夠實現融合，一時形成了“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孰優孰劣的激烈爭論。以李大釗、李達、張聞天等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較早地加入了這一論爭，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個人與社會并不沖突，而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亦決非矛盾”①李大釗：《自由與秩序》，《少年中國》第2 卷第7 期，1921 年1 月15 日。的觀點，在社會構成問題上形成了深刻的理論思考。李達認為“社會是個人的系統，個人是社會系統的一員”，因此社會不單是由許多個集體合成的，歸根結底社會實質上是“個人的有機體的集合體”。②李達：《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 卷第3 號，1919 年10 月。李大釗進一步辯證地指出“個人與社會，不是不能相容的二個事實，是同一事實的兩方面”，所謂社會是由個人集成的群合，所謂個人則是群合中的一分子，因此“離于個人，無所謂社會；離于社會，亦無所謂個人”。③李大釗：《自由與秩序》，《少年中國》第2 卷第7 期，1921 年1 月15 日。張聞天是國內馬克思主義社會有機體思想的最早傳播者之一，他在《社會問題》一文中明確提出要用馬克思的“惟物的歷史觀”來闡釋人類社會發展變遷。張聞天認為，個人與社會間對立統一的關系，決定了個人不是簡單加和，機械地構成社會；社會也并非由零件組裝而成的機器，機械地容納個人；“因為個人對于社會，猶之細胞對于人身，所以社會是有機的”④張聞天：《社會問題》，《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1919 年8 月19 日、21 日。。

回答了“什么構成社會”，早期共產主義者面臨著另一個問題——“什么才能代表社會”。李大釗在解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時提出“馬克思述他的歷史觀，常把歷史和社會關聯在一起；縱著看人間的變遷，便是歷史；橫著看人間的現在，便是社會”⑤李大釗：《史學要論》，《百科小叢書》第51 種，商務印書館1924 年版。。因此探索社會的重要表征，首先必須把視野收回“人間”，即回歸于對普羅大眾社會生活的感知與思考，從社會現象入手觀察社會、變革社會?！吧鐣娘L俗習慣，最容易轉移人的性情，使人無形中受他的影響”⑥瞿秋白：《革新的時機到了》，《新社會》旬刊第3 號，1919 年11 月21 日。，這是早期共產主義者深受封建禮教荼害，立足社會現實最直觀的體會感知。瞿秋白指出革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移風易俗：破除舊社會腐朽落后的風俗習慣，建立自由平等、博愛互助的新社會風氣，這其中既包括“制度的改革，習慣的打破”，也包括“創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⑦瞿秋白：《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新社會》旬刊第8 號，1920 年1 月11 日。。早期共產主義者從微觀社會現象出發，認識到了風俗習慣在社會發展演變中的重要地位，并將其視為一個社會進步與否的重要表征，移風易俗也因此成為后來中國共產黨變革舊社會的起點。

然而移風易俗只是變革社會的第一步，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李大釗指出經濟才是決定社會各種表現與變化的根本因素。⑧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新青年》第8 卷第4 號，1920 年12 月1 日。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學要論》等論著中清晰、系統、科學地解讀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具體闡述了“社會的基址，便是經濟的構造”①李大釗：《史學要論》，《百科小叢書》第51 種，商務印書館1924 年版。這一觀點。李大釗指出：物質的生產關系是社會構造的基礎，決定一切社會構造的上層；經濟決定“觀念的形態”，這就是馬克思解讀歷史的根本理法。明確了經濟構造是社會構造的基址，也就明確了早期共產主義者及中國共產黨人變革舊社會的根本方向——“改造社會應當首先從改造經濟制度入手”②陳獨秀：《答蔡和森〈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新青年》第9 卷第4 號，1921 年8 月1 日。，同時也延展了“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內涵范疇——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

具體到現時社會，變革“舊社會”就是首先在中國通過社會革命推翻宗法社會的專制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③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掃清“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流毒”④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新青年》季刊第1 期，1923 年6 月15 日。，廢除私有制經濟。1918年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演說中指出：一戰結束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失敗、勞工主義的勝利，尤其是普羅大眾的勝利。資本主義作為必將走向滅亡的舊勢力的代表，其失敗是“是新紀元世界改造的開始”⑤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第5 卷第5 號，1918 年11 月15 日。。1919年李大釗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詳細介紹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理論——唯物史觀、階級競爭與經濟論。通過對“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⑥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新青年》第6 卷第6 號，1919 年11 月1 日。，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真實面目，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學理層面上向中國社會論述了資本主義制度必將走向滅亡的原因。在此基礎上，不但封建宗法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被納入了“舊社會”的概念范疇。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頒布的第一個黨綱《中國共產黨綱領》明確提出黨的綱領是“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⑦《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1頁。，第一次以黨的綱領的形式正式將“資本主義制度”納入必須被消滅的“舊社會”范疇。

建設“新社會”就是建立無產階級獨裁政體，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而后“建設全世界統一的大經濟單位，全世界統行大生產的制度，化全世界人類為無產階級，組織一無國界無階級自由平等共產的社會”⑧瞿秋白：《共產主義之人間化》，《晨報》1921 年6 月22 日—9 月23 日。。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公開提出的，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是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491 頁。。馬恩對于“自由人的聯合體”理想模式的論述奠定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新社會藍圖。這種“自由人的聯合體”的中國樣態就是中共二大宣言中所提出的“漸次達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⑩《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 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5 頁。，共產主義社會形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終生的新社會藍圖。

概而言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使早期共產主義者及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認知不再局限于社會建設及社會價值層面，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維度更為廣泛、深刻的理論思考被納入概念范疇，其表述也更為清晰。20世紀以來，上層建筑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始終是早期共產主義者“舊社會”概念的核心內涵；新文化運動后期，其范疇不斷延展深化——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共同構成了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維度的“舊社會”概念。同時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傳入打破了早期共產主義者及中國共產黨人對“新社會”認知的局限性，“自由人的聯合體”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架構，拓展了“新社會”概念在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上的范疇——理想“新社會”的終極概念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被創造出來——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有時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的結果。①〔德〕恩格斯：《致約·布洛赫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78 頁。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早期共產主義者及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的形塑經歷從碎片化認知、到以“人”為核心、到聚焦社會自身維度、再到涵納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的演變；其中既受到社會改造思潮的影響，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更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思想根基。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早期共產主義者及中國共產黨人建構起囊括微觀社會建設、中觀社會價值追求以及宏觀社會形態的“新社會”與“舊社會”概念，回答了“要破壞一個什么樣的舊社會、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新社會”的時代之問，為中國共產黨堅守“砸爛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歷史使命與奮斗目標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