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寧邊區對巫神的改造

韓 偉,顏甜甜

(西北工業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9)

神靈信仰及巫術文化,是舊時代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世界的認識。陜甘寧邊區自開展大生產運動以來,巫神、二流子等好逸惡勞的社會邊緣群體,與崇尚勞動、自力更生的邊區社會現實格格不入。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同時配合二流子改造以及群眾衛生運動[1],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展開了“反對巫神的斗爭”①(1)①王建華教授在《鄉村觀念世界的現代轉型》一文中關注了延安時期對巫神的改造,但其側重于改造過程中鄉村觀念世界的轉型,并且未能清晰區分巫神與二流子,雖然二者有不少聯系。馬春花在《延安文藝“仙姑”改造敘事研究》中則側重從文學敘事角度,分析仙姑形象及其改造敘事。。通過文化教育、醫療保障、群眾運動等多種方式,實現對巫神的改造,提高城鄉社會文明度。

一、巫神生存的社會文化土壤

“巫”在《說文解字》中釋為“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2]。以巫為業的女性居多,因為她們更易“降神”,但實際生活中,男性做巫神亦不少見。巫神在廣大鄉村地區能夠生存,與地方的社會文化有密切的關系。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群眾文盲率超過九成,普通農民有著很深的迷信思想。在陜北榆林,城內與近郊廟宇林立且建筑華麗,每年的騾馬大會、迎神賽會以及各種廟會非常盛大。星象、占卜、陰陽、巫神應有盡有,普通百姓婚喪嫁娶,喬遷行商,無不需延請神官。遇上旱災,常常要抬“神樓”祈雨。甚至在延安整風學習時,很多當地百姓不明白“整風”之意,認為風是“風神”,怎么敢和它斗爭,“刮起暴風來,人畜莊稼都要受到災害的”[3]。邊區有時鬧蝗災,糧食生產受到很大影響,但農民出于對蝗蟲的迷信認識,不敢予以捕殺。1944年,隴東分區出現了羊瘟,本來是飼養不良造成的后果,應該采取掩埋隔離的辦法解決,但羊死了不敢埋,“這是老百姓的舊習慣,也是他們的迷信,因此得傳染病而死的羊也很多”[4]。類似的事例,都反映出舊的思想文化在陜甘寧邊區仍然根深蒂固。

正因為迷信盛行,陜甘寧邊區巫神數量眾多。據調查,有神官、師婆、巫神、法師、夢仙、遷送、馬腳七種,騙人的方法五花八門。從性質上看,巫神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裝神弄鬼,自稱“官岳王”之類來欺騙病人;“一種是專門做些捉鬼驅鬼打鬼的勾當,后一種更野蠻和殘酷,一切打鋼針、烙皮膚、睡砸刀、燒陰毛等殘酷行為,他們都做出來的。因此他們害死的人也最多”[5]。這些巫神不僅存在于城市,還活躍在廣大鄉村地區,其主要作用一是可以“驅鬼”,常見的捉鬼治病、“安莊子”均是;二是可以通神,乃至呼風喚雨,如抬神樓祈雨等。所以,巫神法師看似社會邊緣群體,但在思想封閉、文化落后的區域,又是不可或缺的社會角色。

醫療條件落后是當時中國鄉村地區的普遍問題,陜甘寧邊區也不例外。巫神得以生存,很大程度上與其“巫醫”的身份有關。陜甘寧邊區醫療衛生條件極為落后,缺醫少藥,疫病猖獗,生活在貧苦中的人民的生命健康毫無保障。據當時統計,“志丹縣侯家河灣三年人口死亡率平均為9.2%,延市新正區死亡率達10%。在死亡人口中嬰兒之死亡較成人更大”[6]。婦女、嬰兒死亡率高,多是由于愚昧迷信,不掌握現代醫療知識,只能請巫神來看造成的。為人“治病”是巫神的主要工作之一,“我當過十五年的巫神,大大小小不知治過多少人的病,實際上也就是不知誤過多少人的命”[7]。事實上,很多巫神自己并不信神,他們生了病反而要找醫生醫治,他們表面上反對中西醫,目的是為了欺詐取財,謀自己的生計。

二、陜甘寧邊區改造巫神的必要性

巫神表面上替人治病、祈雨消災,實際上有廣泛的社會危害性。他們中有很多人是二流子、吸毒者,在陜甘寧邊區,巫神“每年消耗邊區人民的錢財以萬計,害死的人也實在不少”。據延安縣的統計,某村巫神“安莊子”一次花費九萬元,另外一個巫神自己鬧鬼,老百姓出十一萬元請他“安莊子”“他卻一定要三十萬元”,僅到會的五十多個巫神“共治死二百七十八人”[8]。子長縣的《大眾報》揭露了巫神騙人的把戲:移民鄧六巴的女兒生病,請了巫神來看,巫神要用一頭驢來醫治,鄧六巴沒有,被騙去一萬八千元作為買驢的錢,還騙走兩千元路費,“病不但未好,反更加厲害”[9]72。更嚴重的是,一些巫神二流子在抗戰初期趁機混入基層黨組織,造成極壞的影響:一種是“二流子黨員”,他們利用工作的名義不參加生產,沉迷于抽煙、賭博、當陰陽巫神,雖然他們僅是個別的少數,但卻是“害群之馬”,在群眾中影響極壞[10]。

在個別基層黨員干部中,也存在著對巫神的迷信。延川縣中區一鄉,指導員王玉說他的姨兄弟走了幾年無音信,姨母害了病,就請神官跳神。神官說趙世義在前方死了,要“招魂”埋葬,姨母的病就會好。王玉聽信了神官的話,又將這些話傳到了趙世義丈人家,導致“抗屬改嫁”[11]。

還有一些巫神為了獲取不正當利益,假造、渲染鬼神,引起社會恐慌,嚴重影響生產生活。如延安蟠龍區巫神“鬧鬼”,“村民都搬到外莊去了,附近很多秋田荒著沒人鋤”,保安助理員、區長等幾次捉鬼未果,后來縣政府派保安科長帶領警衛戰士前去“捉鬼”。經過一番調查才發現,原來是巫神程項和二流子魯四合謀“鬧鬼”。魯四說:“是程項叫他藏在破窯里,等半夜給這院里丟土疙瘩;他放過兩次火,灑過三次血,丟土疙瘩的次數記不清了;是程項叫他在村子里搗亂,老百姓就會出很多錢請程項安莊子,掙下錢好給他娶個老婆?！盵12]查明真相后,村莊才恢復了安寧。

1941年皖南事變以后,邊區受到軍事和經濟封鎖,財政經濟面臨極大困難。1942年,毛澤東在邊區高干會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提出要開荒增產,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開始了。伴隨著大生產運動,邊區進行了多方面的社會改造:一是開展勞模運動,改變舊的“勞動”觀念;二是開展了改造二流子運動,因為好吃懶做、欺蒙拐騙的二流子是社會的蠹蟲和禍害,與大生產運動的精神相悖,對之進行改造意義重大。陜甘寧邊區對巫神的改造開始于1944年,即抗戰后期。在邊區全面的社會革命中,巫神已經成為一個影響社會進步的突出問題,亟需加以有效的治理。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唯物主義,奉行科學、進步的價值觀。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誕生的唯物主義,要求理性地看待世界,充分認識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新民主主義社會必須要掙脫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的奴役,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巫神與新民主主義社會民主、科學、進步的價值導向無法相容,必須進行改造。

然而,巫神的存在畢竟迎合了地方群眾的思想觀念,與之斗爭并非易事。1944年的一件慘案,為發動改造巫神運動提供了契機。1944年4月,延安市白家坪巫神楊漢珠用酷刑拷打“捉鬼治病”,造成慘案,受到了公開審判:

地方法院特將該巫神逮捕,并于本月十六日聯合市委、市府、市抗聯等,于市商會廣場舉行公審大會,附近群眾二千余人均到會聽審,一時群情激憤,不可抑止,紛紛提出楊漢珠過去欺詐錢財與治死病人的種種罪狀,并一致要求將該巫神當場槍決。該巫神在此公開審問揭露下,亦不得不承認以上罪行句句是實,并說鬼神是假的,過去所為全是利用迷信欺騙群眾謀財。最后,經法院判決:該巫神罪該死刑,但念其動機在于迷信欺騙,尚非故意殺人,為長期教育計,特從寬處理,處有期徒刑五年[13]。

鑒于該案具有典型性,延安《解放日報》不僅詳細報道了該案,還刊發了社論《開展反對巫神的斗爭》,提出巫神與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不能相容的,必須要開展反對巫神的長期斗爭?！跋Ｍ鞯攸h政軍民,以白家坪慘案的事實經過,配合當地巫神作惡的具體例子,向群眾做廣大的宣傳”“就是要刻不容緩的進行醫藥衛生建設”[14]。自此,一場反對巫神的運動在陜甘寧邊區開始了。

三、陜甘寧邊區對巫神的改造方式

巫神與二流子雖有諸多類似特性,但又顯著不同。二流子好吃懶做、不務正業,普通百姓深惡痛絕,巫神在很多地方則屬于精明人,表面上類似于“文化精英”。盡管此種“文化”屬于落后的舊文化,但由于它屬于超驗的信仰層面的文化,再加上其在治病、“安房”中偶然靈驗,導致一般百姓對其無條件地服膺,這就使巫神改造中的群眾動員更有難度。巫神善于偽裝變通,“據說現在農村中的巫神知道政府展開反巫神的斗爭,為了隱藏自己的面目,又采取‘中醫化’的辦法了。給人治病的時候,嘴里也念著一連串的中藥名”[9]18。這表明對巫神的改造并不容易,既有巫神的各種策略性應對,又有來自普通百姓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觀念。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認同巫神的行為與言語,這與其對二流子的厭惡形成鮮明的對照。為此,就必須發揮黨的引領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落后的醫療條件。

(一)黨政干部引領反對巫神的斗爭

黨政引領推動對巫神的教育改造。1944年夏,陜甘寧邊區召開巫神大會,到會男女巫神五十多人,“會前高崗同志、賈拓夫同志、曹力如同志曾去同他們談話。高崗同志對他們懇切講話,多方以實例證明神鬼是沒有的,當巫神是欺害人民、傷天害理的事,勸他們再不要干這勾當了,好好生產,做個好公民”。大會結束后,又分組舉行個別談話,很多巫神不僅主動坦白和轉變,還向少數頑固的巫神展開尖銳的斗爭,促使所有的巫神都愿意改邪歸正。

廟會是鄉村農民非常重視的活動,也是巫神進行活動的主要場所。利用廟會宣傳醫學知識、反對巫神也是陜甘寧邊區改造巫神的重要方式。延安清涼山廟會期間,東區區長王德勝帶著改造好的巫神韓文培、白存海到廟會上去宣傳。韓文培向群眾說:“我們這些巫神都是胡做弄的,你們有病還是找醫生去!”大家聽了十分驚異,有的群眾看到廟會旁邊的石崖下貼著大幅的生育掛圖,桌子旁邊坐著醫生,便走到醫生跟前。郭尉氏住在白家坪,幾天以前,她的大兒子郭金錢患肺炎,危在旦夕,由黨校二部介紹到中央醫院,幾天后病就漸漸好了[9]63。

神靈信仰在陜甘寧區普遍存在,特別是在疫病和災荒的特殊情形之下。巫神法師乘機活動,黨員干部不聞不問,甚至參與贊助的“尾巴主義”是錯誤的。如合水縣群眾要祈雨,派人到區上征求意見,區上同志就無所謂地答復了,群眾于是大膽地抬起神,還宣揚說區上允許了。甚至有些黨員干部也參與巫術活動,“六區一鄉長抬神樓子把肩壓腫了,表示誠心”[15]。然而,強迫禁止的“命令主義”同樣難以奏效?！叭罕娞駱亲?區政府勸阻不住。在‘下普雨、救萬民’的呼聲中,神樓子抬出來了。政府并不采取當場禁止的辦法。為使群眾認識‘沒有神,更不會造雨’的道理,干部們了解情況后,和群眾一起抬神樓子,準備在適當時機說服教育群眾。群眾抬起神樓子,跑了幾天,疲勞不堪,而天仍不下雨,地里的洋芋卻快被害蟲吃光了”[16]。

黨員干部參與“抬神樓子”的做法曾一度引發討論。有意見認為,“抬神樓子祈雨,不論其形式和內容,純是一種最落后群眾的愚昧表現。對于它,應區別于一般群眾趕廟會的求神拜佛。因此,我們對于抬神樓子祈雨的態度,就沒有參加進去的必要”。黨員干部這種參與未必能起到反對迷信的效果,有時適得其反?！督夥湃請蟆肪庉嫴空J為,“盡管抬神樓子是最落后的迷信表現,但當群眾沒有覺悟,我們盡力勸止仍未收效時,我們仍應有計劃的和群眾一起,設法教育他們。如果不管群眾情況如何,死板地規定絕對不能參加任何抬神樓子,基本上并未能解決問題,而且實際上是放棄了對群眾的領導,讓巫神法師毫無阻礙地欺騙群眾”[17]。這一爭論非常值得注意,它反映了黨的先進文化引領、群眾路線在實踐中的兩難,無論出自進步文化自覺的強迫命令,還是任其發展或無原則參與的“尾巴主義”,都不利于破除迷信,有時甚至在與巫神的斗爭中丟掉了黨對群眾的領導權。因此,重要的是黨員干部自身要有科學精神,破除迷信思想,在此基礎上,通過抬神樓子的形式融入群眾,逐漸地啟發教育,引導他們認識迷信的錯誤[18]。深入群眾,在理解和互信的基礎上改造舊俗,這才是與巫神斗爭的最好方式。

(二)廣泛發動群眾與巫神斗爭

在黨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各地發動群眾改造巫神。邊區專門舉辦“衛生展覽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解科學道理,幫助人們破除迷信。展覽會上有“反巫神連環畫”,還有“神官”現身說法,許多老鄉,“聽了神官勸說,很感動,表示以后再也不信巫神了”。在富縣,巫神田三兒乘人疾病造謠惑眾,說是有“邪氣”,一定要“送神捉鬼”病才能好,結果造成病人小肚受傷,血流不止。此事很快傳遍全村,引起群情憤慨,巫神田三兒隨即被自衛軍追捕,押送政府處置。富縣召集群眾舉行反巫神大會,民教館和完全小學針對這些慘事進行破除迷信、講究衛生的宣傳,民教館出版了大幅衛生簡報、反巫神連環畫,完全小學在會上演出了“田巫神自新”秧歌,田巫神也現身說法,告訴群眾是舊社會的罪惡、糧款繁重,害得他一家人赤貧如洗,無法度日,只得走上騙人的歧路,借以欺詐民財,維持自己的生活[9]59。他勸大家不要再信鬼神。這次大會到會群眾有四五百人,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邊區新戲劇、秧歌的演出,成為反對迷信的重要途徑。獨一旅戰力劇社下鄉宣傳防旱備荒,可老百姓要求演神戲,劇社不答應,老百姓卻堅決要求,“不還這個愿是去不了老人們的心病的”。在此情況下,劇社編了許多新的臺詞,比如“水地比龍王強,擔水澆地莫燒香,加緊生產多勞動,省吃儉用備災荒”。演出以后,臺下老鄉們鼓掌大笑,說:“編的好!編的好?！盵19]

制定政策法令,是改造巫神的重要方式。在黨的領導下,邊區群眾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與巫神作斗爭。延川縣召集巫神坦白大會,揭露了巫神的種種罪惡,通過了《反對巫神辦法》,對巫神構成制度性的約束。有鄉村制定了《反巫神公約》,提出:“講究衛生,破除迷信;各樣嗜好,都要改正;參加生產,鬧好家務;互相監督,教育別人;違犯此約,甘受處分?！边@些改造辦法或公約,雖然屬于民間規范,但由于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可,因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當然,各種群眾“公約”能發揮效力,除了群眾自治的力量,更重要的在于黨的積極領導。如子洲雙湖峪區,制定了改造二流子公約,“該市治安小組、民兵及市鎮縣屬機關支部都召開會議,具體布置孤立二流子,檢查村民公約,每個黨員干部、民兵、治安人員隨時隨地加以注意清查,如發現犯者,立即報告市府”①(2)①見陜西省榆林市檔案館:子洲縣政府.《雙市二流子集體生產的辦法》(1949年)。。反對巫神的公約,有群眾的監督,同樣有基層黨政的保障。

(三)督促巫神參加生產,幫助其改善生活

督促巫神參與勞動生產,改變其不勞而獲的舊思想,是改造巫神的重要途徑。很多人做巫神,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如延安縣巫神趙世賢承認巫神多是不務正業,看見巫神騙人能賺錢,“于是我們就借神鬼的名義來混飯吃”。因此,從經濟基礎上予以改造,幫助其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念,是改造巫神的根本途徑?！拔咨裉拱琢笋R上要抓緊他們生產,不然沒吃的又會重干起來的”[9]54,邊區通過土地改革、開荒等多種方式,分配給巫神一定數量的土地,并借助基層政府和群眾組織的力量監督他們,讓他們通過勞動獲得生活所需,鞏固了巫神改造的效果。

邊區不僅通過分配土地幫助巫神改善生活,還通過公約、生產計劃等方式,積極督促巫神參與勞動生產。在子洲縣雙湖峪,“有個劉巫神,不參加生產,搗鬼治病,后來在群眾大會上,對他進行了批評和斗爭,他坦白了過去一套裝神弄鬼的把戲。區干部幫他定出生產計劃,經常進行檢查,他向群眾說,再不騙人了。以后他生產很努力,工作有辦法”[20]。在不事生產、游手好閑方面,巫神與二流子是類似的,要通過監督其參加生產,逐步改造他們的思想。

(四)提高科學教育與醫療衛生水平

巫神的存在,根本上是由于當時人民群眾思想觀念的落后,以及客觀上科技特別是醫療衛生水平的低下造成的。因此要徹底改造巫神,就必須改變巫神存在的社會土壤,這就需要從科學教育和醫療衛生工作做起。

抗戰以來,邊區政府積極推動國民教育及各類社會教育,致力于提高群眾的科學文化素養。邊區將反對迷信的內容納入各類教育活動中。在富縣一完小,政治課程講破除迷信,制作了“宣傳講衛生,反對巫神”等板報[21]。在綏市基礎教育中,教師劉佩珍兩個多月教娃娃認了一百多字,“唱會了十八個歌子,還將報上的‘怎樣講衛生’‘楊巫神害死人’等消息講給大家聽,她還教兒童們自己學會再教給家里人”[22]。在富縣太樂區,“該區反對迷信,也從小學生開始,八合中心小學的侯廣宗,他妹妹病了,他媽叫他去幫助‘叫魂’,他說:‘我宣傳不信鬼神,要首先從自己行動做起,我不去!’”[23]這表明,科學教育產生了反對迷信的積極效果。

醫療衛生關系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也是巫神存在的重要前提。改善醫療衛生條件,同樣受到黨和邊區政府的重視。邊區政府派出大量醫務人員深入鄉村宣傳衛生知識并治病,取得了極大的成效。如安塞在五月召開中醫和巫神座談會。四區七鄉的二十二個巫神會后都放下了三山刀,宣誓務正。巫神被掃除,鄉村的醫療工作更加迫切了。群眾說:“過去信巫神,是因為沒辦法,總要盡盡人事,才相信鬼神。以后真能辦到一鄉一個醫務所,誰還信神信鬼呢!”[24]又如延川縣召開全縣醫生座談會,“為了表示大家共同信念起見,可商訂公約,好共同遵守,大家一致同意。公約全文如下:講究衛生,破除迷信。關心群眾,治病救人。不分窮富,有請必到?！盵26]醫療技術帶來的實際治療效果,更堅定了群眾對破除巫神迷信的信念,如隴東分區醫院派出醫生下鄉診病,“很多人都感激地說:‘咱們沒有去請,人家找到咱們家里來看病,哪里有這樣好的醫生?！瓉磉^去群眾得此病者,不是請陰陽,便是拜菩薩,夜虎溝的一個陰陽被請去念經,被傳染,結果還是找到醫院同志才治好了,因此打破了群眾的迷信?！庇修r民說,“咱們燒香拜佛一點不靈應,看看人家的手術多高,治一個好一個,才真是活神仙哩?！盵26]可見,現代醫學的實效是反對迷信的最好武器。

無論是天旱祈雨,還是有病求治,巫神的參與都是源于群眾的迷信思想。真正消除巫神這種社會角色,根本上還是要從思想觀念的改造入手。邊區醫療條件的改善,疾病診治的實效,破除了群眾的迷信?；A教育、社會教育中科學內容的滲入,更是從思想根源上改變了群眾的行為習慣,消除了巫神存在的社會文化土壤。

四、陜甘寧邊區巫神改造的社會效果

邊區反對巫神的大規模斗爭持續了一年多,雖然各地的實際情況有差異,但總體上產生了非常積極的社會效果。經過廣泛的宣傳與斗爭,巫神到處害人的現象大為減少,人民群眾認識到巫神迷信的本質,增加了對現代科學的認同。通過對巫神、二流子的改造,邊區鄉村社會文明程度大幅提高,進而也增進了人民群眾對新政權的信服度。

巫神改造促進了干部群眾對現代醫學知識的認同。陜甘寧邊區始終推行現代醫學技術,通過擴大衛生學校,開展衛生運動來保障人民健康,但迷信思想、巫神卻成為醫學衛生知識傳播的障礙。在與巫神的斗爭中,不斷地揭露出巫神的罪惡,以科學道理破除巫神的把戲,使群眾逐漸理解了現代醫學知識,認識到要保持清潔衛生的習慣、通過現代醫藥技術治病,邊區的醫藥衛生水平不斷提升。在定邊馬川,一位婆姨得病腹痛,陰陽神官多次扎針無效,后來到醫院治療才好?！拔业臐h子走過來亮著手對著我說,這是你肚子里的針,這是針!陰陽神官把我們真是害苦了!”[9]26經過這些具體的醫療事例,人民群眾破除了迷信,更加信服科學?！斑厖^鄉村逐漸形成了相信醫學科學,反對迷信的良好風氣,大多數百姓有病不再請巫神馬腳,而去看醫生”[27]。就此而言,醫療條件進步與巫神改造是一體兩面,醫療條件落后的地區巫神就會盛行,而隨著醫藥條件的改善,人們的科學素養提高,巫神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空間。

與巫神的斗爭節約了社會財富,增加了農業勞動力與產出。巫神及其迷信活動常常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抬神祈雨,“每處平均有二十至四十人參加,祈雨天數最少三天,最多一月。共計耗費人工五千二百九十一個,化費香表、燈油等約值邊幣三百余萬元,耗費糧食二十五石多,僅三區八鄉一個村祈雨即用三十九萬多元”[15]。巫神改造后,不僅減少了迷信活動造成的浪費,很多巫神還把三山刀等跳神工具打造成農具,開荒種地。延川清延區巫神趙占銀被認定為二流子后很快改正,提出把三山刀打成一把老镢,準備開荒?！八麖亩鲁跷宓蕉拈_荒十四畝,還準備再開四畝,他還在趙家河組織變工隊,天天領著八個人上山,現在成了一鄉的一個開荒積極分子”[9]81。各地不少巫神思想轉變后積極開荒種地,增加了農業勞動力,提高了農業產出。

反對巫神的斗爭推動了鄉村文明的進步。根據地的鄉村中,衛生觀念落后迷信思想盛行,衣服洗滌得很少,每天洗臉、刷牙的習慣更是沒有。老百姓說:“衣服洗了容易破爛,不經穿?！薄跋戳四樔菀资蛊つw不結實”“洗了澡容易傷風”[28],這些成為他們不洗臉、不洗澡的理由。巫神為了生計,常有意制造恐慌,在“看病”時造成各種糾紛。如延安柳林區馬布塔河村,白巫神看病不當,害了不少村民,還造成鄉村的矛盾糾紛。區長尹登高獲悉后,堅決與其斗爭,把他帶到山上開荒。白巫神改邪歸正后,馬布塔河村群眾開始講究衛生,全村兩年半沒有一個人生病,成了一個清潔衛生的“模范村”。改造巫神不僅改善了邊區的醫療衛生條件,還有效促進了社會和諧,改變了鄉村面貌。

改造巫神不僅有助于社會文明,對巫神自身而言也具有積極意義。鄉村地區很大一部分人成為巫神,也是由于生活艱難。如陜甘寧邊區的郭遂運,過去全家共有父母兄弟姐妹九口人,只有沙地五坰,年成不好時常常青黃不接。后來,“我住的那村里也紅了,革命起來了,把我種的一大塊山梁地——有五十坰——都分給我了,窯也分了五孔,從此我全家弟兄老少就能過活,真是到死也不會忘記共產黨的好處”[9]79。與郭遂運一樣,很多巫神經此轉變,個人及家庭開始了新的生活。

五、結語

陜甘寧邊區改造巫神、反對迷信的運動持續了一年多,盡管過程十分曲折艱難,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此運動中,黨的正確領導和注重思想文化教育,以及區分正當宗教與迷信,成為有益的歷史經驗。

一是在改造巫神過程中,黨員干部起到引領作用。從1944年反對巫神斗爭的發起,到醫療教育等工作的開展,黨員干部始終發揮著核心引領的作用。在黨組織內部,“要求加強科學知識的學習,從自己思想上先來解決有無神鬼的問題。特別是農民干部更是如此”。不僅如此,“對于破除迷信工作,同樣要利用農村中的先進分子、青年人、勞動英雄等作橋梁”[29]。在啟發和領導群眾的過程中,避免“尾巴主義”或強迫命令,而是用具體事例去說服引導。如本文提及的有關“抬神樓子”的爭論,體現出黨政干部開展反對迷信能堅持原則性與策略性的結合,更好地輔助了反對巫神的斗爭。

二是將短期的巫神改造與長期的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巫神的迷信活動能長期存在,與邊區社會特定的文化土壤有關,集中地打擊和強制改造巫神只能起一時之效。要真正地杜絕巫神迷信,還需要改變社會文化與群眾觀念,使群眾認識到迷信的錯誤和危害。因此,通過法律懲治犯罪的巫神,監督巫神集中生產都是暫時的辦法,更長遠的措施是改善城鄉生活條件,特別是鄉村醫療條件,以多種形式推動現代科學教育深入鄉村,故“中心問題仍在教育干部、教育群眾”[17],只有改變迷信的社會土壤,才能在根本上杜絕巫神的出現。

三是在與巫神的斗爭中,區分正當的宗教活動與封建迷信。共產黨人雖然是無神論者,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習俗,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陜甘寧邊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30]抗戰時期,提倡保護清真寺,平等對待天主教、基督教,受到宗教界人士的肯定,“保證信仰自由后,將前對政府之疑懼,為之一掃”[31]。巫神與正當的宗教不同,他們假借鬼神之說借機斂財,擾亂社會秩序,損害人民生命健康。在與巫神的斗爭中,尊重正當的宗教信仰,以唯物辯證法讓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去認識真理,逐漸從迷信思想中解脫出來。

毛澤東說過,陜甘寧邊區是民主的模范區,也是中國共產黨各項政策的試驗田。延安時期改造巫神的做法和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與巫神斗爭的經驗,對于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治理,以及合理解決社會剩余勞動力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