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詩派政治抒情詩的創作與傳播研究

戴 惠,孫敏嘉

(1.中國礦業大學徐海學院 文學與藝術系,江蘇 徐州 221008;2.中國礦業大學 人文與藝術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作為左翼文學在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發展和延續,七月詩派作品上承“五四”新文學對“人的解放”的呼喊,下啟我國當代文學的詩歌創作,在政治抒情詩的發展中處于至關重要的位置,尤其對中國20世紀50—60年代政治抒情詩的影響最為深遠。

在我國20世紀40年代詩壇上,七月詩派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其發展以1941年皖南事變被迫?？癁榉纸缇€,劃分為前期和后期。七月詩派前期的主要成員有艾青、田間、方冰、史輪等,主要將作品發表在《七月》上,作品內容多聚焦時事,采用抒情詩的寫作體裁動員和鼓舞讀者。后期由于政治局勢急劇惡化,原有作家逐漸減少作品的刊發次數,公木、綠原、方然等國統區新興作家加入詩派并繼續進行創作。受到時局的影響,《七月》被迫?？?后更名為《希望》重新發行,新興作家的作品大多發表在《希望》上?！断Ｍ冯m然在發刊環境、文學面貌等方面都與《七月》不盡相同,但仍秉持《七月》的創刊宗旨,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因此,將《七月》《希望》兩本期刊納入到七月詩派研究之中無疑是切實有效的。本研究將通過對兩本期刊內容進行梳理和對比分析來實現對該流派詩歌作品的創作傾向、傳播方式以及傳播效果的闡述。

一、七月詩派政治抒情詩的集體創作傾向

“在七月派詩人看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的中國,是一個將‘理想’變為‘現實’,‘思想’變為‘行動’,也就是‘行動決定一切’的時代?！盵1]時代性賦予了七月詩派獨特的創作特色,在堅守“我”的基礎上與“現實”融為一體是七月詩派創作的獨有浪漫?！镀咴隆繁磉_的情感濃烈直觀,不拘一格,在結合民間口語、俚語的基礎上傳遞情感,利用文學藝術的形式與讀者進行最直接的互動;《希望》則在創作上另辟蹊徑,采用西方現代主義的寫作方式來表現自我內心訴求,相較于前期七月詩派詩人的作品更添現代化的色彩和陌生化的閱讀感受,對于政治事件的態度也更顯凌厲。

(一)抗戰與啟蒙:七月詩派的創作內涵

七月詩派伴隨著報紙、期刊等印刷媒介興起,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新興傳媒思想的影響。詩人們不僅需要考慮“作品本身是不是足夠有魅力能夠使讀者接受”的問題,還需要考慮“采用什么樣的傳播方式能夠輔助文學作品更好地被接受”的問題。這種影響不一定是有意而為之的,但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抗戰語境開始生成,革命文學正式宣告出現并將文學論爭的矛頭指向“五四”時期倡導的新文學,它提倡以集體主義、階級意識來替換掉“五四”文學革命提出的以個體為單位的自由主義,該時期的報紙和刊物也大多將定位放置在抗日戰爭的主題之下。周揚在《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撰文:“凡是救國,應該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中的一種……凡是一個普通國民所能做的工作,文藝家都沒有權利把自己除外。先是國民,然后才是文藝家,先有生活,然后才有文藝?！盵2]為此,一批在左翼時期就富有創作經驗的作家秉持著同一個創作動機,在胡風創辦的《七月》期刊下匯聚起來,形成了最初的七月詩派。七月詩派“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是為人生而文藝,并不是為文藝而人生……與其更多地耽心文藝本身底將來,倒不如更緊密地和當前的戰斗結合”[3]442。該派強調詩歌的戰斗性和時代性,正如胡風對艾青詩歌的評價:“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里,詩應該唱出一代的痛苦、悲哀、憤怒、掙扎和欲求,應該能夠豐潤地被人生養育而且豐潤地養育人生?！盵4]當然,胡風對于現實主義的追求不僅僅是要求詩人對現實進行描摹,他認為批評家們“還沒有接觸到文學發展底實際內容,還只是停留在理論批評活動所應該作為對象的領域外面,作家們僅可以不把它當作問題的?！灰煶伤麑戧P于集體農場或馬格尼托高爾斯克,不能由于責任所在來寫這樣的東西?！盵3]513現實主義要求作家有毅力地從“邏輯公式的平面上”跨過,“從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創作過程所用到的生活內容和形象的統一里面去探求他和生活的接觸方法,他把握生活真理的真實程度”[3]519。因此,在回復讀者楊云璉對田間《榮譽戰士》這一作品的質疑時,胡風首先肯定了田間詩歌中“感覺,意象,場景底色彩和情緒底跳動”[3]509的寫作特色,而后才繼續回應。

同時,戰爭和尚不完善的國家制度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民眾也因自身文學素養不同,對詩歌的接受能力有所差異。這一現狀使文學大眾化的要求變得更加明確且具體。1934年5月,魯迅發表了《論“舊形式的采用”》一文,提出“為了大眾,力求易懂,也正是前進的藝術家正確的努力。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5]。1938年4月,《七月》刊物成員在武漢召開了關于“宣傳、文學、舊形式的利用”的座談會,強調要力爭做到“文學不讓位”和“現實不回避”的雙向促進:“無論通俗化也好,利用舊形式也好,要使他與文學的進步與發展不發生矛盾?！盵6]320這種心理預設打破了我國從古至今詩歌創作中對于理想讀者的預設。在《文心雕龍》中,劉勰曾就文學創作中的接受專門開辟了《知音》一章進行說明,認為我國古典詩歌創作形式繁多并且表達內容的方式含蓄、多義性強,“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因此讀者要“圓照之象,務先博觀”[7]350“披文入情,論波討源”[7]352。到了“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以新月派為主要代表的新詩詩人們也在詩中給予讀者相應的留白和想象。然而,七月詩派的詩人們卻對我國以往詩歌的寫作方式進行了適應性調整,對于詩歌受眾的解碼過程不再過多集中在分析式批評、欣賞式回味上,而是更關注讀者是否可以順利地完成印象式階段,即讀者只需要通過瀏覽便可感知詩歌的中心話語。1940年,田間在《七月》發表了《詩集之二:多一些(街頭詩小集)》,該小集大多講述抗日戰爭時期民間百姓和將士攜手抗爭殺敵的故事。這些詩歌不同于以往固定的形式,而是采用了街頭小詩的創作方式,詩行斷裂,有時一句完整的句子需要拆開至2—3行來敘述。詩歌語言上也加入了民間口語和白話,意象也都選擇貼近底層民眾生活的尋常事物:“回去/告訴你底女人/要大家/來做鞋子/像戰士腳上穿的/結實而大/好翻山呀/好打仗呀?！盵8]“聽到嗎/我們/要趕快鼓勵自己底心/到地里去/要地里/長出麥子/要地里/長出小米/拿這東西/當作/持久戰的武器/(多一些)/(多一些)!”[9]這樣的白話句子幾乎沒有生僻詞,語言結構也不復雜,對讀者的閱讀能力要求不高,即便是缺乏文學審美經驗的讀者也不會被拒之門外。同時,這樣的句子利用了戰爭年代信息獲取碎片化的特點,使詩歌在節奏設計上體現出一種急促的感覺,其目的在于快速地將內容傳遞給讀者,動員讀者加入到保家衛國的行動中去。

除兼顧文學的“宣傳”功能之外,七月詩派認為文學的創作應該同時延續“五四”新文學開拓的道路,將文學的啟蒙性和宣傳性相結合,這一態度在《七月》舉行第二次文學座談會的時候被鮮明地表達出來。胡風指出:“第一,以為寫一些,印一些舊形式的用品,便可以廣泛地賣到全國民眾里面,就可以達到大眾啟蒙運動的任務,沒有大眾生活改造運動……第二,以為大眾啟蒙運動不過如此,只要多少弄進一些政治觀念就好了,以為民眾只能接受低級的東西,因而把啟蒙運動卑俗化了?！盵10]因此,七月詩派詩人們在宣傳動員的基礎上結合了“五四”時期的啟蒙意識,將個體和群體的辯證關系視角加入到對國民的啟蒙運動中去:“……我們都有一個信念/一天天地下去/總會臨到滿載著地敵軍/那時/將英勇地/開始一個痛快的打擊……山一一緊依著/我們/一條蟒蛇似的/盤旋/盤旋/悉悉地/我們呵/在前進?！盵11]這種全身心投入戰爭并在戰爭中成長的激情體現出七月詩派詩人對于戰爭中人性的關懷。集體主義啟蒙意識與抗日救亡現實對立而又相互聯系,在詩歌中形成了一股張力,增強了詩歌的辯證美感。這種作者與讀者間的信息互動過程在巨大的信息流推動下增強了群體中群體意識的存在。見田宗介認為,群體傳播是指“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12],其本質特征主要是目標取向的共同性及以“我們”為主導的主題共同性。目標取向的共同性決定了同一群體中的每個人或多或少具有不同比例的共同興趣點和共同關注點,成為同一個利益共同體下的共享者;而以“我們”作為主體的主題共同性則更加注重“大集體”的概念,強調個人在群體中的安全感和存在感?？v觀我國從古至今的詩歌創作發展過程,大量具有共同寫作主張的詩歌團體占據主導地位。這些群體成員內部之間都具有良性互動關系,在主體的思想主張和創作內容上也都形成了屬于本流派、本社團的共性,因而這些詩歌流派、詩歌社團都符合上述提到的群體傳播現象。由此類推,七月詩派詩歌的群體傳播方式實際上是對我國歷來就有的詩歌傳播方式的一種繼承和發展。

(二)感性與理性:詩人創作的藝術特質

盡管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詩歌傳遞情感的方式千差萬別,傳遞的情感濃度也有所差異,但詩歌中的情感具有廣義性,這種特性決定了詩歌的共同目標集中在情感的傳遞和交流上。當個體接受了詩情的感染并使之在內心流淌,會逐漸被詩歌情緒所帶動,從而形成自我傳播;而抗戰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決定了詩情可以借助印刷媒介從自我傳播走向群體傳播、大眾傳播。因此,一個個單獨的詩情連接起來,就會形成爆發性的詩情傳遞?！叭嗣裨谀睦?在你的周圍。詩人的前進和人民的前進時彼此相成的。起點在哪里?在你的腳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爭,斗爭總要從此時此地前進……不能有這樣的斗爭,因而也就不能有這樣的詩人和這樣的詩?！盵6]439正是在這樣的編輯思想指導下,七月詩派的詩歌無一例外地在情感傳遞和交流上表現出色。這種情緒色彩具有理性的堅強,包含了詩人的人格力量和情感態度,“是表里一致堂堂正正的真誠而純潔的詩人”[13],是經過與現實斗爭之后發掘出其本質的詩人,同時又兼具感性的深入,是詩人和對象融為一體的過程,胡風把它稱為“主觀戰斗精神”。這種精神是貫徹魯迅對中國文學的期望而出現的:“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新的文藝的?！盵14]這種情緒色彩形成了七月詩派獨特的藝術特質?！度似ぁ肥且皇鬃x起來令人毛骨悚然而又痛心的作品,講述了一個婦女勇于反抗卻慘遭非人待遇的故事,敵人“剝下了她的皮/剝下了無助的中國女人的皮/在樹上懸掛著/懸掛著/為的是恫嚇英勇的中國人民”[15]153。作品的情緒由低沉走向激昂,詩人在對現實題材進行深刻思考后展現出感性中難以抑制的憤懣之情?！爸袊税?今天你必須/把這人皮/當作旗幟/懸掛著/懸掛著/永遠地在你最鮮明的記憶里/讓它喚醒你”[15]153,用憎與愛開墾的土地必將用血與淚去守護。

時代要求文學必須對社會的變化作出更多的反應。與此同時,文學過多參與到社會話語中所造成的“非詩性”問題也隨之出現,創作應如何在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游走成為了詩人們關注的重點。通過比較不難發現,相較于《七月》中的作品,發表于《希望》的詩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更加具體且清晰。以綠原發表在《希望》上的詩歌為例,其詩歌鮮明地表現出七月詩派詩人前期作品中所缺少的詩歌現代性。他的詩歌繼承了魯迅對于自我靈魂拷問的現代性精神,“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16]?！翱蓯鄣淖x者/我還談談可憐的知識分子吧/在驕傲與頹廢的輪替里,他們不敢大聲說話的”“他們非?？鄲?有時不覺將自己的思想孵化出變節的幻蟲”[17]299。詩人將目光投向了自己最熟悉的知識分子群體,直截了當地點明在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精神困境。與此同時,詩歌語言帶來的牽引力也拉扯著詩人自己,詩歌中呈現出一種互相矛盾糾纏的辯證關系:“不過/可愛的讀者/我也是一個低級知識份子……我卻常常無端直抖/嘴唇發白/我的朋友曾刻薄地罵我是/從憂郁里享樂//可愛的讀者/這批評是對的/從前我真是一個神經衰弱的無神論者/曾經荒謬地信奉悲哀地宗教/用彌撒來咒罵耶和華/但是/今天/那樣可笑的我已經完全變了/我的急劇地心臟漸漸堅硬/像一塊浸在酒精里地印度橡皮?！盵17]300精神和現實之間的矛盾被放大并投射在詩人身上,語言意義的擴張將這種個性和共性的對峙袒露無遺。這種憤懣的情緒隨著作品傳播面的拓寬開始縱向積累,最終爆發并產生社會性影響,刊物的知名度得到提升,讀者數量迅速增加。

二、以期刊為媒介的詩歌傳播

《七月》從1937年9月創刊到1941年?？?共發行30余期,刊登作品500余篇?！断Ｍ酚?945年12月在上海出版發行第1期,其出版單位中國文化投資公司書報部于1946年10月將《希望》?？?歷時10個月,共發行8期,刊登作品200余篇?！镀咴隆贰断Ｍ穬杀酒诳瞧咴略娕勺髌穫鞑サ闹匾d體,如果說詩人產出作品意味著傳播的可能性,那么期刊的出現就意味著新詩傳播的開始,《七月》和《希望》對七月詩派詩人文壇地位的確立以及其新詩經典化過程貢獻了巨大的力量。

(一)同人意識:創作理論下的創作實踐

七月詩派的詩歌在對接受者進行傳播的過程中往往以“我們”的面貌出現。期刊所秉持的“同人”創刊宗旨、繼承發揚的魯迅思想都印證了這一觀點。在《文學修業的一個基本形態》中,胡風肯定了同人團體在新文學發展中的作用:“同人團體造成了養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環境,由于它們的活動,由于它們的工作的相克或相生,才形成了一個進步的新文學傳統?！盵18]正是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七月》順利誕生并不斷發展,在觀察、參與社會事件時能夠捕捉到與眾不同的視角,突出了“我們”的力量美。以艾青和田間為例,據不完全統計,1937年至1941年期間,兩人在《七月》雜志上共發表作品19篇,幾乎每一首詩歌的主題都包含對“我們”這一含義的詮釋(表1)。

胡風《血誓——獻給祖國底年青歌手們》以火為意象,展現了我國軍隊和敵人在獅子林熱血奮戰的故事:“即使不能像你似地/呼嘯于烈焰與青空之間/歌唱出一五○○○○○○○個伊凡底叫喊/然而/燃燒于四五○○○○○○○個中華兒女底血仇/燃燒于四五○○○○○○○個中華兒女們底血愛/我們年青地筆也要笑著隨著‘我們底行進’/直到仇敵底子彈打得我們血花飛濺地時刻/直到力盡聲枯/在行進中間倒斃了的時刻?！盵19]詩歌中連續用了三個“四五○○○○○○○個”、三個“我們”,表現了詩人同軍人、讀者、民族之間的共情,胸懷“大我”。田間的《晚會》則寫于八路軍西北戰區服務團的同志們開思想會的時候:“一個女孩子/臉孔紅紅的/吹著口笛/召集了同志們/九十個底/手掌/擲在大桌子上/九十個底/臉孔/伸出在六桌子上/九十個底/忿恨/包圍在大桌子上?！盵20]詩中運用了多個“九十個”,通過對數量的反復強調來以小喻大,展現了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對外抗敵的強大力量。

《希望》第1卷第1期編后記中這樣寫道:“因為是小蟻,雖然微小得也遲緩得在大力者底眼前等于烏有,但因此也就不是騰空而過,非得用自己得微末得身軀一分一分地在小溝里面爬行,而且和小溝里所有地一切打遭遇戰不可?！盵21]《希望》是《七月》的孩子,它繼承了母親的思想和靈魂,將“同人”的思想嵌入自我的靈魂中并繼續茁壯地成長。在《希望》發行階段,“我們”的創作熱情更高,在探討相關問題和輸出自身觀點時更加明確有力,對事物背后的深層原因給予了更多的思考。從創作數量上來說,對現有可收集到的、已發行的《希望》刊物進行統計,可知詩歌作品數量(《希望》上由一人所作、發表在同一期上的系列詩集被視為1篇)達39篇,相較于《七月》的25篇有所增多,且創作者數量由《七月》最初的5人增長為22人。在作品的思想內涵上,《希望》更加關注時事,詩歌成為了詩人發表評論和抒發情緒的最佳載體,如鄒荻帆的《論民主(時事詩集)》關注美國丘吉爾的“厚臉皮撒野”、德國的反法西斯運動,展現了詩歌的世界視野,許下“笑/可以放縱,淚/也可以奔流”[22]的心愿。1946年5月,《希望》刊登了《復仇的哲學》,對國內兩黨戰爭局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態度:“我們不能/像蝴蝶/那樣美麗地 然而那樣短命地/活過/一個夏天;我們要熱辣辣地/活,像象一樣長壽……我們不向歷史/索討獎章!然而,也不準誰來侵犯/我們底/即使是一剎那地生命呀!”[23]

作家人數的增長、作品數量的增多、明晰觀點的輸出都證實了七月詩派詩人們在《七月》辦刊階段所秉持的“同人”辦刊思想獲得了實踐上的勝利?！巴恕鞭k刊思想加強了“編者”和“作者”之間的聯系,使得兩者有了共同的目標。此外,期刊本身足夠獨特、足夠開放的特點也使七月詩派的作品開始了第一次傳播。作家借助作品贏得了更多關注,刊物收獲了大批新人作家的投稿和大量讀者的關注,更多的文學同志選擇在《七月》《希望》中輸出自己的思想理念。隨著青年作家的參與度大大提升,期刊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這樣的嘗試探索出作品傳播的有效途徑,側重加強“編者”和“作者”之間的聯系,在傳播的過程中完成了作家創作和讀者接受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

(二)“文學不肯讓位”:堅定的文學立場

在七月詩派詩歌的傳播研究中,詩歌接受群體的變化也是詩歌傳播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1937年始,戰爭成為懸在全國人民頭上的一把利劍。在文學創作上,如何利用文學的形式來喚醒和感召民眾成為作家的關注重點。同時期《抗戰文藝》《文藝陣地》等作品都打出了文學通俗化的旗幟,是否利用舊形式、如何利用舊形式的問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在傳播方式上,原有“區隔式”的文學傳播模式由于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和社會壞境的變化首先被打破,社會主流民眾更加關注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主題。凡是可以作為抗日救亡解放主題下的文學產物,都被極大程度地容納和接受,文學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強。這樣的局面在促進抗戰文學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損傷,一些喊口號、樹標語的“文學”開始露頭。因此,《七月》《希望》中“文學不肯讓位”的文學立場設定反而打開了當時社會的詩歌傳播視野,在繼承“同人”的“大我”社會性的同時又保留著自由的色彩,“強調的是文藝思想的接近或一致,‘文藝’是軸心……保證刊物成為‘青年’作家的舞臺而沒有成為‘平均面孔’的刊物,使得文學思想相接近的作家逐漸聚集”[24]。胡風的《敬禮——祝中蘇不侵犯條約》以及田間的《給V.M.——中國的勝利是全亞洲甚至是全人類明天的一把鑰匙》結合時事,把“人”獨立自由的意識由個體轉向全亞洲、全人類的解放上,具有國際視野和更大的人文情懷:“南京/莫斯科/你們兩個戰門底心臟呵/向你們/我致送一個最大的敬禮/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向你們作證/為了打碎野蠻的鎖鏈/你們認清了/誰是兄弟/誰是仇敵?！盵26]“你不能/站在悲劇里/隨著哭泣/必需領導/兄弟們/起來/戰爭/把亞洲的命運從法西斯的地獄里/解放出來/VM同志!”[26]這樣的期刊定位使得作品在主張文學階級性和主張文學藝術性兩派的作家群體中都有存在的意義,間接增強了兩派作家群體之間對期刊本身的包容度,從而使期刊中的作品能夠在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傳播過程中有所貢獻。

在胡風的帶領下,七月詩派作家群作為魯迅思想的繼承者依然能在20世紀40年代的文學創作中保有對魯迅思想的繼承和闡釋,呈現出由“五四”新文學運動倡導的個體主義向馬克思主義過渡、融合的樣貌。1946年,《希望》第2卷第4期刊登了由胡風作詞、董戈編曲的《由于你,新中國在成長》,這首歌曲旨在頌揚魯迅先生優秀人格和文學成就:“由于你,新中國在成長”“啊/先生,中國人民高舉起你的大旗,中國大地響遍了你的戰號”[27]。同時,在刊物的排版空余處,編輯也有意選擇魯迅先生的語錄穿插其中:“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將來”[28]“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29]。由此可見其在編排過程中的立場和態度。

七月詩派的讀者們,無論是追隨魯迅思想的專業讀者還是追求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業余讀者,都可以看到作品中對于“人”的思想的貫徹與落實,“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這樣緊密的關系促使他們持續對七月詩派進行關注,作品也在讀者的關注中慢慢成長起來、傳播出去。

三、七月詩派政治抒情詩接受效果分析

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社會動蕩背景下的七月詩派,從出現就注定承載著國民的血與淚,其作品是個體、群體和社會意識相融合的產物,對其詩歌傳播效果的分析也必須從交流情境中去觀察它的反應和效果?！靶Ч侨说男袨樗a生的結果。詩歌傳播的效果,是指詩歌傳播活動在社會上引起的結果。任何行為都有它的結果,任何一首詩置于一定的交流情境之中都會引起它的反應即具有效果?！盵30]

(一)抗戰時期七月派詩歌的社會影響分析

上文提到,這一時間段七月詩派對讀者的詩歌解碼能力并不過多地提出要求,因此七月詩派詩歌傳播方式的改變主要集中在傳播受眾定位方面。以往低吟淺唱、飲茶聚餐的沙龍圈子式人際社交和文學傳播在本時期顯得乏力,以期刊出版的商業式傳播、同人式的社團傳播等為代表的大眾化傳播方式被宏大的媒介吸納并應用,街頭、農村和戰場成為了本時期文學傳播中典型的傳播平臺。朗誦詩等新的詩歌類型從小范圍的欣賞和消遣走到了民眾中間、宣傳陣地當中,因此,我們需要更加關注詩歌帶來的感知效果。在媒介傳播的客觀環境下,詩歌傳播者發出的情感信號、藝術創作信號被接收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接受,而后接收者的思緒被感知,有意無意中對作品進行了二次傳播或創作,在分享的過程中擴大了接受群體的廣度,實現了詩歌傳播。

七月詩派的創作屬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但同時又處在40年代特有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轉折點上,因此在七月詩派的文學作品中,崇高和悲愴占據著文學的創作主流,也凸顯著時代變革下不同文學風格融合所帶來的復雜面貌?！氨緯r期,個性意識與社會群體意識,人的解放與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的關系,或者是同頻共振,通過抨擊政治黑暗、弘揚民族革命精神, 致力于推翻舊制度、建立人民共和國,以尋求獲得人民大眾個性解放的最根本的前提;或者揭示它們的內在矛盾,在表現個性解放與集體主義的尖銳沖突中尋求二者在新的基礎上的發展和統一,或者著力揭示個體精神的復雜內涵,注重人格本體的真誠和袒露?！盵31]無論是前期還是后期的七月詩派,其詩歌題材不外乎以下三種:通過描述戰場來表現抗日戰爭的艱苦,反襯抗戰士兵的英勇;從生活入手,將目光放置在戰爭背景下的百姓生活上,表現其悲慘性,在血與淚中思考民族未來的出路;在戰爭造成民眾(包括詩人本身在內)流離失所的現實情況下,于流離中抒寫自我。這三種題材決定了七月詩派作品在書寫現實題材的同時,又飽含面對苦難不屈不撓的崇高精神和面對悲劇人生的悲愴色彩。讀者在接受過程中更加容易感知、理解詩人的情感,刊物與讀者之間的黏性也愈加強烈。因此,《七月》《希望》中詩作的主題內容得到擴充和增長,發行范圍由局部逐漸擴展到全國大部分地區,成為風靡一時的文學刊物。到了后期,《希望》刊物的發行數量和規模更是到達高峰,出現了剛一發行就斷貨的情況。

(二)文學藝術創作成果的接受與繼承

文學批評家在對某一流派進行評價時,主要關注該流派對后續文學創作的影響和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這種批評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或與傳播效果分析中的行為效果分析有相似之處。行為效果分析側重詩歌刊登后引發的行動意義,這一意義決定了詩歌后續經典化的可能性和詩歌對于某種藝術創作風格的引領性。文學作品傳播行為效果有多個考察角度,從個人的角度講,詩歌的出現和傳播是否促進了二次傳播的可能性,即讀者在閱讀后是否有會將詩歌傳播給下一個新讀者的可能性;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講,這一流派的詩歌傳播是否能促進當時文學界對于文學創作層面更深的思考,是否啟發了之后一段時期內,甚至一個世紀內文學創作的模仿和新生成,是否有一些新的不良影響和有待矯正的情況在文學創作中出現。這些問題都是考察文學作品傳播行為效果的重要參考因素。

作品的傳播行為效果實際上是不同個體傳播行為相互疊加后的產物。感知效果有時會伴隨著人際交往催生出新的行為效果,人們因為相同或類似的目標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初步的傳播鏈條。七月詩派在創作之初就一直堅守著胡風從魯迅那里繼承下來的文學傳統,堅持在書寫現實的同時還保留著“文學不肯讓位”的創作原則。正如陳記瀅在談到胡風時說的那樣:“他的文藝理論,又經常代表了魯迅生前思想,所以當時他的主張對左翼作家固然有影響力,對年輕一輩的作家也有偶像作用?！盵32]這樣的關鍵因素使七月詩派的主要作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群體。他們強調在現實環境中通過抗爭來實現人的精神主體性要求,尋找內宇宙和外宇宙雙向平衡的過程。這樣的文學創作追求在作品的不斷傳播中實現了作品的傳播路徑由個人轉向文學發展的大方向上,影響著后續眾多的文學創作者,使其在文學的創作中不忘“五四”精神和魯迅精神,在作品中為國家吶喊的同時也揭示人民的精神創傷,堅持踐行“國民式批判”的使命,這種精神成為我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倔強”勁頭,為之后文學繼承“五四”精神架起一座橋梁。20世紀80年代,一些七月詩派作家(不僅限于詩人)如胡風、路翎、綠原、牛漢等又開始新的創作,有些作品在藝術層面上甚至是超越前期創作的。當然,任何事物一定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在肯定七月詩派作品具有積極傳播行為效果的同時,對于七月詩派作品的傳播審視還需要考慮到一些負面的行為效果。特殊時代賦予作家獨特的創作印記,因此,在處理文學政治性和藝術性兩方面的平衡關系上,七月詩派作家的創作在政治傾向上的比重是大過于藝術性的;但是秉持繼承和發揚“五四”時期及魯迅思想中的人的主體性色彩的七月詩派作家們,又在實際的政治文藝上呈現出與左翼思潮相對立的主張和思想。這樣相互矛盾的兩種狀態是七月詩派在整體的創作上表現出來的一種撕扯但又無法完全割裂的狀態,因此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偶爾會出現一些讓人感受不暢、過于直白或者過于晦澀的情況,不過總體來說其詩歌的傳播行為效果還是以正面為主的。

三、結語

綜上所述,七月詩派作為我國20世紀40年代詩壇中秉持救贖國家和民族之精神、追求自我個性解放的詩歌流派,在國家危亡的關頭主動承擔起鼓舞民眾、啟蒙民眾的文學使命,其作品特色鮮明,繼承魯迅關于“人”的思想并強調“人”在創作中的主體作用,在以真實性為核心的藝術反映論基礎上樹立積極的革命精神和主觀戰斗精神。在保證文學性的同時,該流派于創作中利用形式和內容兩方面來加大詩作本身的通俗性,利用期刊的傳播手段促進該派詩歌的廣泛傳播。這種傳播的出現,既是文學創作層面上的一次發展,又是政治社會層面上的一次理念宣傳,同時也擴大了七月詩派在中國新詩史上的影響力,為其在中國詩壇文學地位的奠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七月詩派詩歌經典化過程一方面來自流派內部秉持的文學創作理念以及伴生出的文學批評,另一方面也受到傳播機制和傳播理念的影響,兩者相互成就,從而造就了七月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