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對神秘易學和易學迷信的批判

路永照

(溫州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浙江 溫州 325035)

葉適為南宋著名思想家,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被認為是與朱熹、陸九淵鼎足而立的南宋大儒。永嘉學派的學者多有治易者,而對易學有系統論述的則首推葉適。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專以四卷論易,該書其他卷次也有涉及易說者,《水心別集·進卷》中另有《易》一文表達了他對易學的整體認識。葉適的易學思想獨具個性,特別是他對傳統易學觀念進行了深入分析,懷疑部分成說的可靠性,拒絕神秘易學,抨擊易學迷信,對于推進易學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葉適反思整個易學發展的歷史,認為易本身是古人對生活經驗所得進行高度概括的結果。然而,其一旦成為經學典籍,則生機不在,且象數、卜筮之學假其為說,于是神秘氣氛和鬼神迷信借以流行,遂成為無用乃至有害之學。葉適在《水心別集》中寫道:“書之未備也,易存乎道,見道者足以為易。書之既備也,易存乎書,天下即其書而求之,書備而易始窮矣。測之以象數,別之以筮占,離析其卦爻而雜之以事物之故,辨智幾殫而不得其毫芒,于是陰陽、律例、曲學小數,時日下俚之說,與夫素隱行怪、窺測異端、恢詭不倫之士,埋伏于山林草野之間者,又皆自讬于易。故后世以易為幽遠難通之書,其上下出入,鬼神恍惚,不可窮詰,而無以為用于天下?！盵1](P685-696)在此認識基礎上,葉適對《周易》產生的歷史、易學中的基本理念和易學的應用問題都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一、對《周易》三古來源之說的批判

對于易學的形成,傳統的說法是“人更三圣,世歷三古”。這一說法在戰國時期開始流行,為《系辭》等《易傳》作品所接受,最終完全成型于班固所著《漢書·藝文志》,該文載:“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象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劣谝笾苤H,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盵2](P1353)這段文字引述《系辭》,肯定了伏羲畫卦、文王發展易經以至孔子作傳的易學演進線索。這一說法把易學看成是不斷發展的學說,有隨著時代被加工的過程,且觀取說否定了所謂“河出圖、洛出書”的神授觀點。但該說并非學術考察的結果,而是崇古風氣蔓延的產物?！叭ァ薄叭拧敝f使得易學本身被賦予神圣性,有無上權威,同時也無法完全擺脫神學氣氛。

首先,從學術態度上,葉適以理性認知的精神反對易學生成的神秘主義解說,認為伏羲畫卦、文王作易的說法“神于野而誕于樸,非學者所宜述”[3](P39)。對于易之產生,他認為《易傳》本身的說法就自相矛盾,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說:“傳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是易之或遠或近,不能自必其時也,皆以意言之而已?！盵3](P49)即所謂周易為古圣所做之說難以統一,只是好事者根據己意信口而言。戰國時期,儒家崇堯舜,墨家崇大禹,道家崇黃帝,為易者遂拉伏羲氏為先,實質上都是崇古之風作祟的結果。學者對其他學派的崇古之說,往往能理性看待,而對周易伏羲之說則欣然接受,這需要引人思考。這里面既有漢易家不加分別,使之成為經學內容的影響,也有研易者意識深處對圣學權威臣服的因素。

其次,葉適考察《周禮》所記,并研究易卦成立的基本道理,認為先有伏羲八卦,而后文王演易成六十四卦之說并不可靠。葉適據《周禮·春官》有太卜掌三易之說指出:“按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盵3](P739)既然并非先有八卦,而后又演繹發展為六十四卦,那怎么理解八宮卦與六十四卦的關系呢?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周易》開篇即提出:“其為三,陽也,天也,此易之始畫,(自注:本一而三者,非三則無以為八也。)其有陰,則地也。理未有不對立者也,陽之一雷二水三山,陰之一風二火三澤,此卦也;其為六也,陽則乾、震、坎、艮,陰則坤、兌、離、巽,此義也。以卦則三足矣,以義必六,而交錯往來所以行于事物也。學者觀其一不觀其二,此易道所以難明也?！盵3](P1)也就是說,古人發現了事物以對立性而存在的基本規律,以之延伸理解事物的復雜性,就有了以卦表自然界大物象的做法,陽性的乾、震、坎、艮代表天、雷、水、山,陰性的坤、兌、離、巽代表地、澤、風、火。如此,本來八卦就夠了,但八卦的功能在于取象,而說明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與作用,則需要八卦互相疊加為六十四卦方可。即有八卦,自然需六十四卦,若把六十四卦視為別于八卦的一個發展階段,是“觀其一不觀其二”。

最后,葉適認為,易是來自先民對生產、生活經驗的總結,是對生存規律的深入把握,而并非是有一個先天玄上的易道在決定著一切事物的存在樣態,“天地固準易,而易非準天地也”[3](P42)“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1](P695)?；谟兰沃畬W對物本身價值的肯定,葉適認為易道不能脫離物的實際而產生,它是從現實之物概括出來的,通過觀物歸類,提取物的性質即為所謂的“義”?；疽紫蟮靡猿闪?物本身也就隱退了,這就是“取物以配義,義立而物隱”[3](P42)。從易卦創生而言,八卦就是八種事物,兩兩相對,相互作用,人們對其存在和聯系的規律的提取就成為義理,“圣人”的作用是肯定規律、講清規律。葉適撰《易》一文說:“夫天、地、水、火、雷、風、山、澤,此八物者,一氣之所役,陰陽之所分,其始為造,其卒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來者也。因其相摩相蕩,鼓舞闔辟,設而兩之,而義理生焉,故曰卦。是故有亨有否,可行可止,而人則取配之,后有圣人焉,推而明之?！盵1](P696)在葉適看來,“六十四卦皆因其象以成理”[3](P46),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的產生本身并不神秘,也不存在玄上的易道,卦畫、易理皆來自對實際生存條件的觀察和抽象。

從源頭上分析《易經》之產生,剝離其與伏羲、文王的關系,杜絕了易學滑向神學,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厘正《易傳》與孔子的關系,杜絕易學成為圣學。作為儒家學者,這一點不容易做到,這不僅在南宋,整個儒學史上的學者很少有人會質疑孔子作“十翼”的。北宋時,歐陽修舉《易傳》多有自相矛盾之處,說明《易傳》非一人之作,但缺乏細致論述。葉適明確指出,《文言》《系辭》《說卦》《序卦》等文曲為解說“皆非易之正也”[3](P1),特別是《說卦》等以乾坤為父母、其余六卦為男女等說法都屬于結合卜筮驗辭而生的虛合之文,而“非孔氏之書所道也”[3](P40)。

葉適認為孔子雖“述而不作”,但確實獨于易有所著述,而孔子作易則限于《彖傳》《象傳》。不過,傳本《周易》以及《彖》《象》與《系辭》等逞于辭、夸于神的作品合編,造成了易道與孔學的不彰?！读晫W記言序目》說:“自有易以來,說者不勝其多,而淫誣怪幻亦不勝其眾?？鬃又畬W,無所作也,而于易獨有成書,蓋其憂患之者至矣。不幸而與《大傳》以下并行,學者于孔氏無所得,惟《大傳》以下之為信。雖非昔之所謂淫誣怪幻者,然而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之道猶曰出入焉而已?！盵3](P39)

葉適之所以主張《彖》《象》乃孔子本人所作,是因為在他看來,這二傳不尚虛辭,講求君子之道,即彰顯人文精神,文簡而切,與《論語》中孔子談話的風格相類。葉適說:“《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然后信其為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系》《文言》《序卦》,文義復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自顏、曾而下,迄于子思、孟子,所名義理,萬端千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學者誠有志于道,以是為經,而他書特緯之焉可也?！盵3](P35)也就是說,即使子思、孟子之文,也有泛而無當之辭,但《彖》《象》意思明確直截,切入宗旨,當屬孔子所為。除了言辭特色,葉適推論《彖》《象》為孔子所為的另一個證據是二傳不以象數為論。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論《毛詩》時說:“古卜筮家皆用其所自為繇,國各有占,人自立說,而象數之學勝,道益以茫昧難明,孔子將以義理黜之,故別為《彖》《象》,專本中正,不用象數,所以合文王周公之本心,蓋一家之學而天下從之,固非刪定詩書之比也?！盵3](P80)當然,歸《彖》《象》于孔子只是葉適從二傳言辭特點進行的推論,并無學術史料證據的支持。二傳是否確為孔子所作,在這里并不十分重要,重點在于葉適由此否定了神圣化“十翼”的觀點,是杜絕借《易傳》之言行術數之事的努力。

《序卦》往往是治易學者對于天道規律進行曲折解說的憑據,也是理學家鋪陳天理、道學的資源,“對《序卦傳》的重視可以說是程氏易學顯著而重要的特征,亦是程氏易學由易學轉出理學的關鍵?！盵4]而在葉適看來,《序卦》為害尤大,其“按上下《系》《說卦》浮稱泛指,去道雖遠,猶時有所明,惟《序卦》最淺鄙,于易有害”[3](P50)。因此,他認為程頤、張載雖竭力排斥老佛之學,卻“盡用其學而不自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自于《易》誤解也”[3](P751)。理學家往往著力研究卦序的“微言大義”,比如上經以乾、坤開篇,下經以咸、恒為始,便說上經立天地男女之大理,下經倡夫唱婦隨之家風。葉適認為這種觀點十分幼稚,經分上下,無非是“簡帙繁重,分之然也”[3](P19)。

葉適對《周易》產生的源頭進行了考察,其目的正是清理神學、圣學彌漫的易學,昌明人本身把握客觀規律的必要性。朱伯昆對此評論道,葉適“對《易傳》的研究,就文獻的考證說,比歐陽修前進一步,對近人研究《易傳》的形成,同樣有重要的影響。這也是功利學派研究經史文獻的收獲之一”[5](P561)。

二、對太極、數術、河洛之說的批判

太極衍化、五行配屬、河圖洛書等說力圖對自然演進發展從簡單到復雜的過程以及事物之間互聯互通的屬性進行符號式反映,對于人總體上把握世界當然有意義。但在追溯事物源頭時突出一個懸置的太極理念,會消解對事物具體價值探索的動力,而流行取象配數之說,反而會給占卜迷信大開方便之門。

葉適反對完全抽象意義上對形而上之道的討論,堅持“物之所在,道則在焉”[3](P702)。自周敦頤為《太極圖說》以來,把追求形而上之理歸向太極之學成為宋代理學家的重要選擇,與葉適同時代的朱熹即是如此。葉適認為倡導太極之說于道學無益,只會“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3](P47)。另生一個玄上的概念,究竟對于儒學有何價值,這是可以討論的,而葉適專從易理本身拒斥太極之說?！读晫W記言序目》載:“‘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為宗旨秘義。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義為乾、坤、艮、巽、坎、離、震、兌,孔子以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義所未及。故謂乾各正性命,謂復見天地之心,言神于觀,言情于大壯,言感于咸,言久于恒,言大義于歸妹,無所不備矣。獨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也?……又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則文淺而義陋矣?！盵3](P47)在葉適看來,八卦即象八物,六十四卦即表事物之間的互動關系,而這種基本推動力來自乾陽之運行,是不需要橫生出一個“太極”來的,孔子所作之《彖》亦無“太極”之說。葉適易學本身持乾陽獨運的觀點,對于“太極”作為生成事物的根源自然不予接受,斥之為“文淺而義陋”。

太極學說在宋代道學家用于倫理生活法則反求形上天道的依據,具體事物之理是統一之大理之分化。然而,事物由統一性到具體性的中間環節始終是一理論難題,即一個無分的存在是如何被賦予具體性質的?！断缔o》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盵6](P245)葉適認為,《彖傳》的釋卦都是從卦本身的取象性質以及卦之間剛柔、順逆、往來關系而論得失的,沒有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等說。更進一步,葉適站在儒家立場上看所謂“無思無為”等說近乎道家、佛家之論,謂“今之言易如此,則何以責夫異端者乎”?[3](P46)

葉適反對拉天理、天道講人的社會生活的準則,認為人之作為都是自身行動的結果。如他對無妄卦的分析就是以乾陽獨運為角度展開的,認為乾為上卦時,下卦為坤、離、艮、兌、巽等,都不是吉卦,但下卦為震的無妄則不同,這是因為震為剛居內而消陰,“妄”即為陰,“無妄”即為剛居內而消陰。葉適說:“圣人欲以教天下之不為妄,則必自其剛之居內者始。近世之學,謂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則有妄,夫卦之畫,孰非天者,偶震與乾合,而遂謂動以天為無妄,則他卦之妄者多矣,豈足以教人哉!且人動,則固人而已矣,又孰從而天之?不見其天而強名焉,是將自掩而為妄不可止也?！盵3](P16)人的作為因果皆對應于人,這個看似簡單的道理,但在天命觀余絮所及之天道觀影響下的學術思潮中,葉適能如此發論,還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置易學神秘化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對五行、八卦、干支等表物象的符號系統進行配數,這也是哲學觀念能轉化為占筮工具的中間環節。葉適不認為數本為易之所有,一方面,從《彖》《象》看,“孔子系易,辭不及數”[3](P580);另一方面,易卦以義而立、因象成理,如有數,數也是從屬于象或義。葉適批評揚雄的《太玄》說:“《易》之始,有義而已,義立而后數從之,今之所謂數者,非易之初也。雄見其已成,而謂為易者必先數而后義,故研精殫慮于歷而后玄始成,不知數既立則義豈復有哉!”[3](P655-656)即揚雄顛倒了數與義的關系,而這種顛倒正是把易學庸俗化的表現。

葉適考察易學發展歷程,認為以數解易出自劉向、劉歆父子。在《習學記言序目·漢書二》中,葉適批判劉歆之治學時說:“宓犧畫卦造字,雖古有其說,然考詳于書,圣人之道,非待畫卦而后明者也;經過之用,堯舜禹湯之所以勤勞其心力者,非因卦之次序而后立也。近自文王,易道始著,孔子盡心焉,凡三易怪異之說,象數淺末之義,黜而正之,而后始得為成書。而劉歆乃謂‘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又謂‘古者三年通一藝’,其浮妄不經如此,學者欲援是以至道,難矣哉!”[3](P316)在這里,葉適的認識還是非常深刻的。伏羲畫卦之說,只是一種崇古傳說,古代的政治并不是在易卦指導之下的,而是“勤勞心力”的結果,至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人物棄除了象數怪異之說而為傳成書,易學獲得了新的發展。但至漢代神學思想流行,易為數之說又成了天人相通的表達,成了人道倫理的理論根據,確實可惜。

河圖、洛書之說出自《系辭上》,是易神授之說的代表,這一說法本身與《系辭下》的觀法取象而生易之說相矛盾,自然荒誕不經。但漢代以來河洛之說被學者所重視,配屬數字之說逐漸流行,宋代仍有不少學者樂于追捧,遂有陳摶傳圖、朱熹取之刊于所著《周易本義》篇首。細思之,河圖、洛書之圖應是崇古者先據河洛之說將五行、八卦等配以數字,又有好事者繼之將數字圖示化標識出來而成。葉適說:“使河出圖而為易果在伏羲之世,則雒出書而為洪范乃在禹之時,前后懸遠,何昔經而今始經緯乎?易不知有書,書不知有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義象,九疇兼政之細者以類行,當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諸八物,安在其相表里也?”[3](P313)河圖、洛書不是八卦產生的源頭,反而是易學流行以后,山林之士借易而為,拉河洛之說為學,除了使基本道理更說不清,更致易于低俗,毫無意義。

葉適對于與易學相關的幾個基本觀念,包括太極、數理、河洛等,既從易學史考察,又從易理本身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這種觀點具有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努力導儒學進入理性與常識范疇,拒絕脫離實際的空泛之理成為思想包袱;二是力爭使易學回歸人文與物象本原,清理淪為術數占筮說理工具的相關概念。雖然葉適之說仍以儒學立場為論,衛孔教排佛老,但其治學精神仍有后人可資借鑒之處。

三、對卜筮迷信之說的批判

易卦之產生本與占筮行為相關,而易學之形成則與儒家學者對古易進行闡釋有關?？梢哉f,易作為一種學說為后世繼承,正是儒家學者發掘其中人文精神的結果,而不是象其他占筮技法一樣淹沒于歷史塵埃中。在這一點上,人文的與迷信的構成易本身的兩種內在張力。易道昌明時,正應該是其理性思想要素得以彰顯之時,卜筮迷信借易為說,是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肅清的問題,這里面既有歷史思想根源,也有為學者不能準確清理文化遺產的原因。

葉適認為,孔子解易,獨于義理闡發,而不及占筮之類?！读晫W記言序目·周禮》載:“凡卦之辭,爻之繇,筮史所測,推數極象,比物連類,不差毫發。獨孔子以為不然,故孔氏之系易,以為必如是而測之,由其中正而不以禍福利害亂其性者,此君子之所以為易也。學者既不能知,反援孔子之易同歸于筮,以為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而后成書。嗟夫!學者之自聾瞽,無足怪者,而吾輩其轉相聾瞽于人而未有已也?！盵3](P88-89)也就是說,孔子為易本是排斥卜筮之言而明確人之作為的價值,但后學者反而將孔子易學亦歸于占筮迷信,茲后又把它作為基本易學觀念予以接受,遂使易道愈發不明。

占筮家以《系辭》“大衍之數”起卦最為“正宗”,這是因為相比搖銅錢、看時辰等方法,這種起卦之法是對天道衍化序列的模仿。根據《系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后掛”[6](P242)。在葉適看來,如此為卦也是不足為論之“淺事”,他說:“按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象數曉然而名義出焉,非四十九所能用,非掛非歸非再扐能通也。然則自乾而智未濟,皆已具矣,已具則必有起數,故筮人為是以起之,云‘得某爻,爻成當某卦,某爻當變,變當之某卦’而已,此易之淺事也。易成在先,卦起在后,今傳之言若是,是不知易之所以成,而即以筮人之所起者為易,無惑乎易道之不章也。又謂象三材四時,一閏再閏,愈淺末矣?！盵3](P45)也就是說,所謂“大衍筮法”不是易之本具,而是易成之后,占筮者以之為材料編造出來的。卦三畫成宮卦,六畫成六十四卦,本是象義自然而為,并不是一畫一畫伸發出來的,以占卦過程仿卦之生成也只是占筮之人的一廂情愿罷了。

五行配數是術數家復雜其說的一個基本依靠,后世六爻排盤、干支八字無不是以五行納甲等為說,其根據之源頭也在《系辭》。對此,葉適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為五行生成,非也。按《洪范》以凡舉五行,鯀之所以汩陳者,謂其以土捍水爾。五行無所不在,其曰天生而地成之,是又傳之所無有,而學者以異說佐之也。且使其果信,則于易之道曷損益乎!”[3](P46)在葉適看來,天、地配數只是用來說明陰陽奇偶的道理,而加以五行生克,其實即使在《易傳》中也是沒有的。

葉適認為,五行是古人對于生活條件,特別是五味養民的概括性認識,將其與人的德威與吉兇配合是漢代儒門學者為禍之論,“今漢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德,致五行不得其位”,因此“漢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淪墜矣”[3](P314)。

在漢代大一統的社會治理條件下,各家思想互動整合,元氣論興起,思想家對天人關系既有深刻思考,又有受宗教神學氣氛蔓延影響,把人與環境的統一性訴諸神學化表達,星象觀念由此而生。在《習學記言序目》中,葉適對班固的相關學說提出了嚴厲批評:“按經星之傳,遠自堯舜,而位置州分侯國始詳于周衰。然則唐虞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兇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春秋記星異,左氏頗載禍福,其后始爭以意推之。至秦漢一變,諸侯權輕,專地久,星官祖述故書舊事。今班氏所志,有其變而無其應者眾矣,況后世乎!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兇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賢之所不道,而學為君子者所當闕也。顧乃學之以為博,言之以為奇,以疏而意密,則學者之所慎也?！盵3](P312)葉適認為,在術數范圍內的所謂“天文”“地理”等都是人為對自然事物的劃分,它們對人的禍福影響也只是個人想象而已,本就是不可靠的。

作為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一貫以明確人本身的主觀能動性為己任。他在《習學記言序目·漢書二》中曾言:“圣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盵3](P312)天有天道,也就是自然規律對人行為的影響,這是需要敬畏的,但敬畏不是“求”,敬畏是理性看待,承認自然的力量,“求”就是精神信仰,矮化個體創造力,所以“求天”“責天”廢棄的是“人道”。概言之,人的命運,還是人道為主。

葉適倡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易學主乾陽之說,即是對進取、創新精神的肯定。其所言“道者,陽而不陰之謂也,一陰一陽,非所以謂道”[3](P42)“‘形而上者謂之道?！础魂幰魂栔^道’,兼陰雖差,猶可也;若夫言形上則無下,而道愈隱矣”[3](P47-48),葉適這些觀點雖有所偏而招致不少爭議和批評,然其初衷必是對人本身價值的肯定而為之的。同樣,對于“物”的現實性的觀照也是其思想特色,如其言“夫形于天地之間者,物也”[1](P699)“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謬”[1](P614)。對于人、對于物的現實性的關注,使得葉氏之學既拒絕空泛的形而上學,又反對術數迷信,從而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寶貴遺產。

葉適易學思想獨具特色,而這種特色正是來自對經學藩籬的突破。朱伯昆說:“葉適關于《周易》的論述,在易學史上也是很少見的。他依《周禮·春官》,懷疑伏羲畫卦說,否認文王重卦和作卦爻辭說,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對傳統易學是一種突破,對近人研究《周易》的形成,起了很大影響?！盵5](P576)葉適的易說是在神秘易學和易學迷信尚普遍彌漫的古代社會產生的,是一種思想反叛,對于理性開展易學研究有重要啟發,對于今天科學開展古代思想文化研究、進行無神論教育也不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