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在生產端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張月友 劉志彪

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眱刹糠?。其中，“富?！笔恰白龃蟮案狻?，是生產力范疇；“共同”是“分配蛋糕”，是生產關系范疇。合在一起，就是要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關系原理，正確認識“富?！迸c“共同”矛盾運動規律。那就是，“富?！睕Q定“共同”，“共同”反作用于“富?！?。兩者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具體來說，合理“分配蛋糕”對“做大蛋糕”起推動作用，不合理“分配蛋糕”（差距過大或絕對平均）都會阻礙“做大蛋糕”。但共富以先富為前提，而“無生產力不富”，從生產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富裕的唯一途徑。因此，推動高質量發展既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和基本動力，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先決條件和必由之路。在生產端促進高質量發展與實現共同富裕是動力和方向、戰術路徑和戰略目標的關系。

一、共同富裕的實踐歷程

共同富裕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的基本理想，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描述過“大同”社會，但中國對共同富裕的實踐要從共產黨成立時算起。從黨史分期的視角看，中國共產黨對共同富裕的實踐追尋可分為五個階段：1921～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奪取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為共同富裕創造了根本的政治條件；1950～1978年，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所有制基礎和最基本的制度保證；1979～2012年，改革開放極大促進了中國發展，中國減貧進程加快推進；2013～2020年，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中國減貧邁入脫貧攻堅新階段；2021年至今，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進入在高質量發展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路線圖的歷史階段。其中，后四個階段對應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歷代領導集體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既是政策對共同富裕直接發揮作用的階段，也是根據不同時期共同富裕不同的問題導向，承前啟后針對性開展不平等政策治理的階段。

黨的文件首次出現“共同富?！边@一概念，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是作為改造農業的工具提出來，后來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從此，中國廢除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由于從分配端對共同富裕的過度與激進追求，使得剛剛開始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向前推進。我國基尼系數雖然在這一時期低于0.2的絕對平均水平，但人民追求普遍溫飽的初級訴求沒有解決，而且在1960～1978年間，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幾乎是逐年下降、逐年下臺階，如1960～1967年，由4.33%下降到3.18%；1968～1978年，由2.87%下降到1.74%。這一時期，中國總體上處于共同貧窮之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針對前一階段出現的普遍貧窮問題，鄧小平同志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出了“兩個大局”的“共同富?！彼枷肟蚣?，實施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生產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和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踐行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目標和路徑，針對發展中出現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提出了“西部大開發” 戰略，為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在突出強調效率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市場化改革獲得重大突破，對外開放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方向轉變。其結果表現在共同富裕上是，我國私人財富大幅增長帶來了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同時沿海有條件的地方快速發展起來，使得東西部發展的差距逐步拉開，中國進入收入不平等急劇擴大期。這一時期，我國基本解決了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中國經濟的世界比重在1991年至2000年期間開始逐年上升。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了“科學發展觀”重要思想，提出了“妥善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新思路。在此思想指導下，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時期雖然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解決問題的側重點仍然在生產端。比如，雖然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但在具體路徑和措施上，走的是大力推進如產業扶貧和勞動力培訓轉移，積極開展易地搬遷扶貧和生態移民等從生產端提高落后地區生產力的路子。更重要的是，科學發展觀本身也包含了包容性增長的含義。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國加大了土地城市化力度，大力發展省級開發區，撤縣并區也如火如荼。中國城鎮化的加速，極大地改善了居民住房難題，推動了農村城市化進程，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中國勞動者報酬比重有所上升，收入差距擴大雖然有所緩解，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有所下降，房地產也一躍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推動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2001年至2005年，我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由4.02%上升到4.82%，2006年至2012年，這個比重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率加速上升，比重數據逐年分別為5.35%、6.12%、7.23%、8.46%、9.21%、10.31%，11.41%。但同時，我國共同富裕出現新的難題：城市和農村地區內部的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房地產市場化擴大了財富不平等，中國進入了財富不平等急劇擴大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強調“人民共享發展成果”。關于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三期疊加、新常態與高質量發展：2013年上半年政治局討論經濟形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我國當前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的重要判斷；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關于共享，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新性提出精準扶貧，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創新性提出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創新性提出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成渝都市圈發展戰略等；創新性提出大力推進革命老區邊疆地區加快發展，解決區域間協調發展難題；創新性提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強內外聯動，解決國內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

新發展理念雖然強調“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但前提是解決發展的動力問題，要求在發展中推動共享。2021年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習近平總書記將發展與共享結合，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第一，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21年3月12日，“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也即“‘十四五時期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和“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把共同富裕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在2021年5月20日出臺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第二，共同富裕目標成為黨的經濟路線。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專題研究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問題，明確了促進共同富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其中，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本質上是關于生產端高質量發展的問題，差別只是，前者是在生產端發展物質文明，后者是在生產端發展精神文明。實質是進一步把共同富裕目標上升到經濟路線高度。這意味著，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發展的不平衡現狀必須得到改善，我國各項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須以共同富裕的目標為根本遵循。第三，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報告深入系統地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形成了完整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五大特征。其中，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三大特征與共同富裕有關。并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要求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創新性提出規范財富積累機制和調節“過高”收入。這些任務的完成都只有靠在生產端高質量發展才能完成。經過近10年的接續奮斗，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經濟的世界比重也由2012年的11.41%穩步提升到2021年的18%，達到與中國人口占世界比重基本持平的新高度。

綜上，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對共同富裕的探索實踐表明，凡是從生產端促進共同富裕，中國經濟就是健康的，而且，雖然“收入增長越快，分配越多”的分配模式與歐美國家一致，但我國底部收入群體的貧困率大為改善。反之，不重視在生產端推進高質量發展，而一味地追求平均分配，則會帶來災難和共同貧窮。

二、繼續發展生產力、保持適度經濟增長仍是第一要務

從全球范圍來看，除了少數實現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富裕國家的財富差距普遍小于生產力相對落后的貧窮國家。這一現象在不同國家之間和在一國內部同樣存在。譬如，相對富裕的北歐國家平均的基尼系數小于相對貧窮的東歐國家。而在中國國內，生產力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收入差距高于城市地區。

過去，在增量創造時代，我國國民財富增長扣除掉總人口增長之后還有大量剩余，GDP增長能夠保障人均財富增速繼續上升。也即，微觀主體經濟活動是正和博弈，有利于共同富裕。如今，中國經濟發展步入“L形”新常態，如果任由這一趨勢繼續，不能有效阻遏“L形”逐級下臺階，中國經濟將進入存量分配時代，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動將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意味著，一些人跑得更快的同時，另一些人必須跑得更慢，也即一些人如想保持過去的財富增速，必須以犧牲另一部分人的財富增速為代價，在時間周期上即表現為經濟分化和財富的馬太效應，從而與共同富裕的宗旨背道而馳。

我國雖然已經消除了絕對貧困，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歐洲國家20世紀40年代中期左右水平，仍然是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有兩組數據需要引起重視：第一，根據分組調查數據，我國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年人均收入在2019年為11485元，月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第二，我國現行脫貧標準是農民年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不變價計算為2300元。綜合考慮物價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現價計算標準，以每年6%的增長率調整測算，2020年全國脫貧標準約為人均純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當于每天2.2美元。而2022年9月，世界銀行更新了全球貧困線?；?017年物價并按購買力調整，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三條全球貧困線分別更新為每天2.15美元、3.65美元和6.85美元。中國目前的貧困線還低于中低收入國家貧困線。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從歐洲部分國家成為發達國家前20年平均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看，還是從鞏固減貧成就順次開展緩解相對貧困工作需要看，繼續發展生產力、保持適度經濟增長仍然是我國第一要務。

2021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244萬美元，距離世界銀行按照2022年7月標準劃定的高收入國家13205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門檻值僅一步之遙，不出意外，今年就將達到這一水平。但一些南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也表明，人均國民收入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并不意味著都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像阿根廷和巴西等國經濟都曾達到過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但隨后幾年又退回到中等收入水平。要想持久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根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目前基礎上，繼續保持一個較長時間的中高速增長是基礎，具體說就是要經歷長達12～15年左右5%～7%的中高速增長階段，才能確保我國將高收入國家門檻值遠遠地“拋在身后”。當然，我國在“十四五”期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實現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一遠景目標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