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明黨的“中道”政治與保守輔弼

摘 要：日本公明黨是脫胎于宗教團體“創價學會”的政黨，經過近60年的發展，在日本政壇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并往往起到了左右政局的關鍵少數作用。公明黨自建黨以來堅持以“中道”政治自居，其政治主張對日本政治中的自公聯合執政起到了重要的輔弼作用。探討理解公明黨的“中道”政治可以從其與創價學會的歷史淵源著手，進而對選民群體的社會屬性進行細致的剖析，再對公明黨的政治理念與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政治實踐等3個方面展開深入分析。公明黨在政治理念上的“中道”并非單純意義上的中間路線或宗教的調和路線，而是根據現代政黨運營中尋求政治穩定性的一種訴求，與執政的自民黨政治方向或理念并不存在根本沖突，因此公明黨在政治實踐又以中派偏右居多，對自民黨的保守政治起到了重要的輔弼作用。

關鍵詞：公明黨；自民黨；創價學會；“中道”政治；保守輔弼

中圖分類號：D80;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6-0001-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6.001

收稿日期：2023-10-08

作者簡介：

陳 祥，男，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日本問題、環境史研究。

日本公明黨是脫胎于宗教團體“創價學會”的政黨，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的風云變幻中逐步穩固并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公明黨雖然在日本眾議院中所占議席不多，卻在“五五年體制”崩潰后的日本政壇上，無論是在多黨聯合執政時期，還是在自民黨獨大的情況下，亦或是自民黨與民主黨短期的兩黨對立期間，達到了以小博大的政治影響，成為左右日本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學界通常對歐洲的宗教性政黨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以基督教政黨為中心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的研究熱點①。國內對于公明黨的研究大多置于外交之中，或是置于自民黨背景下展開研究，使得對公明黨所奉行的“中道”政治的具體內容與實踐缺乏更為深刻的探討。何勁松強調了創價學會在實踐中成功地摸索出了宗教和政治保持適當的并存方式，即承認公明黨對外宣稱的“（政教）完全分離，但兩者仍存在著友情上的堅固紐帶”［1］。王新生則對創價學會的發展歷程、參與政治和公明黨的政治作用進行了概括性描述，強調了創價學會是內部凝聚力較強團體在集票能力方面的強大，作為少數黨而掌握議會關鍵議席的政黨［2］。但這種分析，缺乏對公明黨的政治主張、政教之間的合作機制和支持群體等展開更為具象化的研究，致使在討論公明黨在日本政壇發揮何種作用之際，不僅有一種“難以解渴”的感覺，更始終處于霧里看花的狀態。

從公明黨近60年的發展歷程來看，不能簡單地將其理解為“政教合一”的政黨。更應該從該黨執行的政策與方針著手，剖析其支持群體構成，才能正確理解日本政治中長期存在的“政黨聯合執政”現象。

本文希望解決的問題是，弄清被外界理解為“政教一致”的公明黨是如何影響日本政治走向的。實際上，支持公明黨的核心群體恰恰是“非保守”政治傾向、或是很容易選擇這種傾向的人群，這才使得公明黨能夠發揮穩定、牢固的“保守輔弼”的功能。因此，公明黨的“中道”政治的主張是如何輔弼保守的自民黨執政值得深入思考。

一、創價學會·公明黨的歷史發展脈絡

創價學會源自創立于1930年的創價教育學會，創始人牧口常三郎的教育理念是大正時期的“德謨克拉西運動”的前兆，并與此后的吉野作造、石橋湛山等人有許多相同之處［3］。二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利用教育培訓唯命是從的臣民，因此視牧口和創價教育學會為眼中釘，極力打壓其發展，牧口最終因不妥協而慘死獄中。今天的創價學會從組織結構的延續性和成員構成的主體性看，實際是源自1951年5月戶田城圣擔任第二任會長時期發布的“折伏大行進”宣言。當時的創價學會會員僅有3 000戶左右，在日蓮正宗內部也只是一個很小的派系，戶田在就任會長的演講中提出，在他余生中將會員擴充到75萬戶。此時的日本正處于二戰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城市中存在一個龐大的“農村務工人員”群體。這種“折伏”行動以1950年刊印的《折伏教典》作為教材，再輔以早已刊印的理論月刊《大白蓮華》和創刊不久的創價學會機關報《圣教新聞》，“折伏”的對象及被勸說入會的人員大多是貧困、得病、剛到城市生活的年輕人［4］。二戰后日本新興宗教都對這一群體展開爭取工作，從后來的實際發展結果看，顯然創價學會的宗教紐帶很好地組織了他們。日本學者鈴木廣等對創價學會發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詳細的實證研究，他于1962年在福岡市對創價學會成員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分析得出其成員的構成特點主要有：（1）低學歷、下層自營小販、藍領工人；（2）父母親的職業大多是農林漁業和自營小工商業主；（3）市郊農戶家庭等［5］。經過“折伏大行進”的宗教傳播活動之后，創價學會會員數量出現了幾何級的增長，到戶田城圣去世的1958年達到了80萬戶；到池田大作繼任第三代會長的1960年，更增加到150萬戶；到公明黨成立的1964年達到了500萬戶。從20世紀70年代起，會員數量轉入穩定增長時期，今天創價學會對外標榜擁有827萬戶信眾［6］。

二戰后重建的創價學會具有十分濃厚的宗教性，是日蓮正宗的在家信徒團體。隨著創價學會會員人數的增加，開始希望能夠在日本政壇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從1955年起參加統一地方選舉，以“建立國立戒壇”［創價學會的“建立國立戒壇”的目標是：將日蓮大圣人的佛法、大御本遵的功德能夠恩澤日本全體，使佛教在日本復興，并主張全體日本人都應該皈依日蓮大圣人，建立國立戒壇，成就金剛不壞之佛國。隨著該學會走向世界，這一目標則轉為“地球民族主義”，希望建立以日蓮正宗教為指導，世界各民族作為“統一地球民族”的“世界聯邦”。］ 為口號參與政治活動，并宣稱“不在眾議院擁有候選人”［7］。1964年成立公明黨之后，轉而積極參與眾議院選舉，并于1966年11月，將池田大作提出的“中道政治”作為黨的政治理念。1969年眾議院選舉中，公明黨獲得震動日本政壇的47個席位。但是，隨后發生了“言論出版妨害事件”［20世紀60年代創價學會組織了公明黨之后，該黨的議席增加勢頭強勁。當時明治大學的教授藤原弘達寫了一本叫做《干掉創價學會》（創価學會を斬る）的書，并打算出版，但出版與銷售均遭到創價學會和公明黨的阻止，這種行為引起了日本整個出版界和社會一片嘩然，被稱之為“言論出版妨害事件”。］，一直鬧到了自民黨干事長田中角榮那里，最終的處理結果是：池田大作公開道歉，公明黨和創價學會也被明確要求必須政教分離（嚴禁創價學會內擔任重要職務人員同時兼任公明黨要職）。該事件嚴重打擊了公明黨的政治勢力擴張，到1972年選舉時僅獲得了29個議席。此后，公明黨轉而以實現“大眾福祉為目標”作為口號進行政治活動，并刪去黨綱領中“廣宣流布、王佛冥合”等佛教用語，標榜“尊重人性的中道主義”［2］。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的民主、環境等運動的減弱，各種革新政黨勢力轉入維持穩定發展時期。創價學會先是在1975年與日本共產黨締結了《創共協定》，但隨著公明黨不斷與保守的自民黨接近［8］，該協定形同廢紙，創價學會與日共的合作也陷入僵局。20世紀80年代后，公明黨和社會黨嘗試進行聯合最終也以失敗告終。1993年公明黨參加了聯合政權，1994年因參與政界的分化而分裂。1998年重組“公明黨”，并于1999年之后，與自民黨聯手組建聯合政權。

公明黨能夠長期與自民黨聯合執政不外乎兩個方面因素，一是公明黨只有成為執政黨，才能更好地實現黨的綱領與政策；二是創價學會作為公明黨的支持基礎，擁有十分強大的組織拉票能力，“五五年體制”崩潰之后的自民黨選情十分不穩［9］，需要公明黨在大選上的穩定和組織能力。創價學會組成了基本組織架構：中央本部、地區本部、都道府縣本部，在各地視情況又建立了相應的區域組織：本部、支部、區、小組等［10］。這種“中央+地方”的組織架構，可以與各選區相對應，通過學會在該區域干部的積極活動并取得會員的信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鎖定票源。再加上創價學會內部很強的會員聯系、組織規范、會員學習制度等，會員能夠通過學會活動獲得很高的滿足感和充實感，對宗教組織具有很強的歸屬意識感。因此，選舉活動實際上已然成為創價學會檢驗和實踐核心信仰的重要行為。

二、日本眾議院各政黨選民群體的分析

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研究團隊最早采取調查手段對西方選舉進行了研究，他們以美國選舉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就投票行為進行理論升華總結出經典的密歇根模式［11］。該理論認為投票權利人的投票行為深受心理因素影響，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政黨歸屬意識，其次才是對候選人的認可，再次才是對選舉論點的思考?；谶@種選舉理論分析，需要對包括公明黨在內的日本眾議院各政黨選民群體展開具體分析。

“明亮選舉推進協會”起源于1952年的公明選舉運動。1951年的第二次統一地方選舉中，發生了許多違反選舉事件，爆出了超過6萬名檢舉者，導致1952年計劃進行的眾議院選舉前激烈的社會運動，前田多門等有識之士強烈呼吁舉行公正、嚴肅的選舉。此后，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共同發出社稿宣布支持“公明（公開、透明）”的選舉運動。這一倡議得到了輿論、實業、經濟、婦女等各界人士的支持，當年6月組成了“公明選舉聯盟”。迫于民眾的巨大壓力，眾議院也于當年6月通過了《推動公明選舉的決議》。隨著1964年公明黨的成立，該組織名稱與公明黨十分相似，為了便于區分并進一步推動選舉公正化，1974年正式改名為“明亮選舉推進協會”。該協會在日本全國各都道府縣·市區町村都成立了分會組織，擁有8萬名為該組織服務的志愿者，與總務省、各地方自治體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合作，防范選舉違法行為、提高投票率及促進國民意識等方面進行了諸多努力［12］。該協會對日本的選情的調查與許多日本媒體的調查不同，他們通過志愿者與選民進行較為認真、充分的溝通，相比之下，其所采集到的選舉調查數據更具價值，且調查都是在選舉結束后對之前的選舉中有選舉權人的投票行為進行的調查。下文將以2021年10月第49屆眾議院選舉的相關數據，來分析公明黨背后的支持群體情況。

（一）性別與年齡

從性別看，在2021年10月第49屆眾議院大選中，自民黨、立憲民主黨、日本維新會、社會民主黨和日本共產黨支持選民的男女性別比例較為平衡（表1）。公明黨、國民民主黨［2018年4月24日，日本希望之黨、日本民進黨在日本國會召開新黨協議會，決定合并組成日本國民民主黨。］和不回答的選民中，女性支持者所占比例較高，其中支持公明黨的女性比例尤其明顯。

從年齡看，表2整體上以每十年作為一個年齡層劃分，自民黨很明顯在中青年群體中擁有較高的支持率，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日本維新會、社會民主黨等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體。與這些政黨相比，公明黨、國民民主黨的支持者的年齡則呈現出比較穩定的特征，尤其是公明黨在小選區選舉中基本維持在5%～6%的支持率。公明黨在各個年齡段人群中擁有穩定的支持者，其在今后的選舉中要比其他政黨擁有更穩固的選舉基礎。此外，在比例代表選舉中，大部分小黨都很明顯被自民黨、立憲民主黨、日本維新會搶走了票源，該選舉制度造成執政黨對在野黨、大黨對小黨的選舉優勢，而公明黨憑借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政治優勢，在比例代表選舉中往往能夠獲得更多選民的認可。

（二）學歷情況

明亮選舉推進協會將被調查人的學歷情況劃分為：初中畢業、高中畢業、短大·高專畢業、本科以上等四種類型（表3）。結合表2情況加以分析，一般而言年齡與學歷呈現出正相反的趨勢，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選民當中，擁有一批高學歷的選民；國民民主黨、日本維新會也是在高學歷選民中擁有較高支持比例；自民黨在各個年齡段和學歷層次中，擁有比較穩定的多數選民支持。但是，公明黨的支持群體結構與上述各政黨相比呈現出自身的特點：擁有較多的低學歷選民支持，尤其在比例代表選舉方面更為明顯。

（三）職業情況

關于日本各政黨支持選民的職業情況，明亮選舉推進協會將選民分成：經營者·公務員·管理崗、正式職員、派遣員工、臨時工等四大類。這種職業劃分顯然是受到20世紀80年代為止日本政治學界對政治意識、政治行動研究的影響，學界通過研究認為在“五五年體制”下，包括自耕農在內的自營業者和公務員、企業管理層的人員是自民黨的主要支持選民，而除此之外的雇傭勞動階層則是在野黨的支持選民［13］。該協會的調查數據顯示了自民黨在經營者·公務員·管理崗的選民中占據明顯優勢地位，除此之外自民黨在其他階層也獲得不少選民的支持的特點；最大在野黨的立憲民主黨和此次大選中異軍突起的日本維新會表現出在各個階層擁有較為穩定的選民支持，只是這種支持比率遠比自民黨少；國民民主黨在經營者·公務員·管理崗的選民中獲得了較高的支持比例；日本共產黨在正式職員、派遣員工和臨時工的群體中占有一定的支持選民；社會民主黨的勢力進一步削弱，對日本社會各階層的選民影響力微乎其微。支持公明黨的選民主要是正式職員和臨時工階層的選民，同時公明黨在經營者·公務員·管理崗也獲得一定數量的選民支持（表4）。

（四）政治傾向

在日本的政治學研究中，曾經長期就選民的“保守、革新”的政治傾向進行過調查。選民對政黨所處的政治傾向的判斷雖然很難用“保守”“革新”加以簡單定義，但該調查認為仍可以將二者的傾向差異進行籠統歸納：從市場機制可以區分為重視市場機制的自律性和重視抑制市場機制，從價值觀角度可以區分為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價值觀，從外交、安全角度可以區分為重視日美關系和采取更為中立的外交方針等［14］（表5）。

總體而言，認為自民黨是保守黨派的被調查者超過六成，而認為日本共產黨屬于革新派的被調查者超過了一半，認為社會民主黨屬于革新派的被調查者超過了四成，這種調查數據顯示出日本的政黨政治傾向依然深受“五五年體制”的影響。從2021年大選結果看，革新勢力顯然是嚴重遇挫，而居于保革之間的其他各政黨則大體自我彰顯“稍微保守、中間、稍微革新”的政治傾向來強化對選民的爭奪。從日本選民的視角看，立憲民主黨被視為中間偏革新、日本維新會和國民民主黨可以被視為中間派、公明黨被視為中間偏保守?？梢?，公明黨與自民黨的價值意識更加接近。

綜合上述3種屬性的分析，可以較好地掌握支持公明黨的選民群體特征。概括起來講，公明黨的支持選民擁有較穩定的年齡分布，同時體現為居多是低學歷、臨時工及家庭婦女等人群特征，還有待進一步提升經營者·公務員·管理崗的選民數量?？梢?，公明黨在選民基礎方面與日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等有諸多共同的特點，而且在“五五年體制”時期，公明黨的政治傾向也體現出了這種特點，根據浦島郁夫和竹中佳彥對從1983年到1990年的3次全國調查數據的分析，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公明黨支持群體認為自身屬于“中間偏左”的人數占到了大多數［15］。于是，從這一調查提出了重要的政治發問，如今的公明黨為何被選民視為轉變成中間偏保守的政治派別？因此，要弄清近30年來公明黨是如何作為“輔弼”自民黨的聯合執政黨就需要深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①如何理解公明黨所標榜的“中道”政治及其聯合執政與價值觀之間的聯系；②公明黨的“中道”在政治實踐過程中的具體表現。

三、公明黨的“中道”政治

國內學界對公明黨“中道”政治的研究顯示出兩種傾向。一是與西方的第三條道路加以比對，認為早在20世紀70年代，公明黨就聯合了一些小黨積極倡導“中道”政治，主張不拘泥意識形態，既不贊同保守自民黨主張的市場經濟、反對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堅持維持和發展現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也反對革新派（社民黨、日本共產黨等）主張打破現狀、進行政治經濟社會體制變革［16］。但當時日本社會主要是圍繞自民黨的保守和日共、社民黨的革新之間進行著激烈的爭鋒與爭論，所以“中道”的政治主張并沒有被當時日本社會主流所接受。二是認為公明黨的“中道”政治就是創價學會的宗教“生命論”，認為這是佛法的中道主義，是學會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永遠走“中道”的佛法哲學之路，這種以佛法為基礎的解釋，強調的是圓融、調和的色彩。因此，“中道”政治不是僅僅存在于相互對峙的兩大勢力之間，而也不應當采取從雙方擇取有益的部分形成自己主張的做法；不受政黨利害關系束縛，將國民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顯然這種解釋強調了公明黨、創價學會的政教一致性，而忽視了公明黨作為政治性政黨的一面。這兩種研究傾向未能將“中道”政治主張與日本選情結合起來加以深入分析，且缺乏對日本學界研究成果的吸收與追溯。

（一）“中道”政治的內涵

公明黨在《綱領》中明確指出，“公明黨始終將‘生命、生活、生存作為最高尊崇的人類主義，是一個以追求人、人類幸福為目標的開放的國民政黨……堅持認為無論什么樣的主義和主張、機構和制度、科學和經濟，所有的一切都應該為人服務。這就是以生命、生活、生存為三大信念的公明黨的人本主義=中道主義的本質”［17］。然而這種似是而非的解釋，并沒有對公明黨“中道”政治的內涵加以具體化，更多地給人以一種口號式的感覺。因此，日本國內不少政治學專家嘗試從理論上對此進行解釋。日本防衛大學名譽教授、國際政治學專家佐瀨昌盛從政治平衡性角度進行了說明，他在2014年11月7日的《讀賣新聞》解釋“中道”指的是保持“自身具有獨立的價值”的理念，并以此作為實踐的規范，即“中道”并不是被區分為五五平分的道路之物，不是折半、折中、中間、居中的意思，平衡是政治判斷的重要因素，但平衡本身并不等于中道［18］。一橋大學中北浩爾教授則進一步從政治合意角度加以理解。他認為日本的政治越來越呈現出兩極分化、朝野雙方對決的色彩。而普通民眾并不希望出現爭鋒相對的對決政治，因此對公明黨十分期待：一是在政黨對立中占據中道的位置，能夠起到基于國民常識、創造穩健來促進各政黨達成中長期政治合意的作用。二是能夠起到政黨政治與日本社會之間的溝通渠道作用。落實具體的政治措施而言，中北認為公明黨提倡在現有的憲法基礎上增加一些條文的“加憲”屬于“中道”政治中的“國民常識”，至少是多數國民的心聲［19］。政治評論家森田實則從自公聯盟的政治實踐視角加以闡述，他在自公兩黨聯合取得2012年大選勝利后，就期待自公兩黨能夠建立一個走中間道路的政權，并希望公明黨對自民黨的向右“暴走”起制約作用的同時，能夠從國民利益出發進行政治活動［20］。

再考察公明黨本身對“中道”政治的理解?，F任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對“中道”做過解釋，在東西陣營和左右對立越來越難以區分的時代，即后冷戰時代的“新中道”指的是“應有的價值”，從而達到不偏不棄任何一方促成政治合意。他認為公明黨自創立50年來，所追求的中道作用是在多元的價值觀和利害沖突當中，將“生命、生活、生存作為最高尊崇的人類主義”，并以此為坐標軸尋求調和各方形成合意［21］。

顯然，上述所論及的公明黨“中道”政治不是指中間路線，其邏輯推演是將追求日本國民的生活和福利作為最高目標，然后為達成這種目標促使日本政治各方能夠形成共識，使得日本政治能夠實現穩定性和長期性，進而為國民帶來福利。從實踐角度的規范而言，按照公明黨特別顧問市川雄一的理解，“中道”政治應該是，在政治實踐中遭遇輿論形成兩分和朝野兩派對立的情況下，兩邊都不偏倚，不采取與二者相同或對立的姿態，而是通過理性的議論，探尋并創造出符合國民常識的結論（正確的見解）［22］。在公明黨看來，這種“中道”政治也可以理解為“符合國民常識的政治決斷”。因此，公明黨的輔弼是以自民黨掌控政府為前提，進而兼顧地方利益分配，充當自民黨執政的“補充”角色［23］。

從自公聯合執政以來，日本政黨體系總體形成了“一強一輔多弱”的格局，期間雖然有民主黨在2009年到2012年之間強勢崛起的沖擊，這最終沒有讓日本政壇因此而出現左右對決的極化，反而是民主黨在2012年敗選之后，令日本政黨體系進一步分化。得益于自公兩黨的“一強一輔”，日本政治沒有出現西方社會的政黨意識形態極化現象。持續右傾化的自民黨并沒有完全變為最為極端右翼政黨，而是走出了政治社會層面的持續“保守化”和經濟層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并行路線。所以，“中道”政治路線并不完全是公明黨所標榜的防止日本政治走向左右兩個極端，而是指公明黨希望能夠在日本政治演變過程中，不走激進路線，尋求走平穩的轉變路線。在政治的具體操作層面而言：①公明黨反對日本政局出現快速的向左或向右的搖擺，維持政治穩定并緩慢向右演變；②避免日本國內政治對某些決策出現贊成或反對的簡單對決，努力促成在國民形成共同合意前提下的政治討論，以減緩自民黨迅速保守化對日本國家的沖擊；③在上述兩點的前提下，公明黨期待能夠在新時代全球化民族主義浪潮影響下，為日本提出一些創新性的政策建議。

（二）公明黨“中道”不中的政治實踐

2000年4月1日，自由黨宣布退出三黨聯合執政，當夜時任首相小淵惠三腦中風住院，森喜朗接任首相職務，表面上當時的日本政壇除了從“自自公聯合”變成了“自公聯合”，自民黨吸收了一些分裂的自由黨議員（二階俊博等）之外，似乎與公明黨的“中道”政治并無直接關聯。但是，深究其中的利害關系就能發現公明黨的“不中”恰恰起源于此時，并與自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有著密切的聯系。

日本自民黨內的派閥之爭起源于五五年的保守合流，政治思想“保守”的自民黨主張的是日本型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主張導致自民黨內部可以大體分為鴿派和鷹派。鴿派主張護憲、優先重視經濟發展、強調與中國等周邊各國修好關系，鷹派主張修憲、優先確保日美同盟、強調加強自主防衛能力。就鴿派而言，早期有池田勇人的宏池會，到田中角榮上臺之后，作為從草根建筑商到首相的華麗變身，他在政治中十分注重實務，強調“數字＋金錢”［所謂數字是指議員的數目，議員數目多了，就有錢來了，因為覺得這個派閥值得投資，財閥認為有利可圖。田中派在“數字+金錢”的攻勢下，建立了一個政、官、商“鐵三角”的體制，議員數量龐大。人民網.中日關系究竟能否改善——與《鳳凰衛視》阮次山暢談中日關系（之四）［EB/OL］.［2018-12-13］.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3/3886087.html。］從而形成了龐大的“田中派”。田中派經過膨脹、循環發展成為20世紀70—80年代自民黨的主流派系，由于田中訪華并實現了中日邦交正?；?，該派系中知華友華的議員較多。1985年竹下登為首的中堅青年議員扯起了反田中的大旗組成了“創政會”（后改組為經世會），其中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羽田孜、小澤一郎、野中廣務等都成為“竹下登派”的骨干，當然該派很明顯是繼承了田中派的班底，屬于現實主義的鴿派。當時，創價學會、公明黨的主張與自民黨鴿派頗為接近，且交流較深。自民黨的鷹派發端于“反吉田勢力”，成為岸信介的主要支持派系，正式組建派系可以追溯到1962年福田赳夫建立的“黨風刷新連盟”，后來逐步擴大、演化，到1979年正式采用名稱為“清和政策研究會”，之后安倍晉太郎、三冢博、森喜朗歷任該會會長。就其政治思想而言，該派系議員大多主張自主修憲，更重視日本與中國臺灣地區的關系，也常被人稱為“臺灣幫”［24］，2000年以來，該派領袖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長期擔任自民黨首相，直至目前依然是自民黨內第一大派系。公明黨在進入自公聯合執政體制之后，其“中道”政治發生了很明顯的轉向。

森喜朗擔任首相的一年多的時間里，頻頻將內心世界的保守極右主張公諸于世。首先是在2000年6月在國會議員懇談會上講“日本就是天皇為中心的神之國”。對此，創價學會對二戰前深受國家神道的迫害記憶猶新，公明黨和創價學會明確要求森喜朗作出合理解釋。森喜朗只好作出解釋：“給公明黨帶來不必要的擔心，如果導致誤解并非我的本意”［25］。2001年5月，森喜朗在國會演講中多次明確表示要修改二戰后的《教育基本法》，試圖給二戰前的極右教育招魂，他講到：“教育敕語中有非常不好的部分，也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不應該給予全部否定?！保?6］這種言論遭到公明黨和創價學會的強烈反對，池田大作名譽會長在2000年9月29日發文指出：“有人要恢復教育敕語的德目等，好好思考它在二戰前的天皇制、家長制之下扮演了何種作用，只知道大談這是時代的錯誤之外一無是處?！保?7］可見，剛剛組建自公聯合執政之時的公明黨，其標榜的“中道”是能夠對自民黨保守極右勢力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憑借黨內90%以上的支持率強勢登臺組閣，他主張壓縮政府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主張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建立一個“小政府”。內政方面，小泉按照市場原理強行推行“郵政民營化”改革，“我的目標是通過此次大選打造一個新‘自民黨，并絕對不會與‘郵政反對勢力進行合作”，時任公明黨黨首神崎武法盡管面對黨內巨大壓力，最終仍選擇了支持小泉的立場［28］。外交方面，小泉在5年多的執政時期中不斷采取強化日美同盟的政策，日本甚至多次出兵海外協助美國進行戰爭，公明黨顯然是以維護聯合執政為優先，并和小泉保持了步調一致。此后，公明黨“中道”向右的色彩開始愈來愈濃，從小泉時代開始一直到安倍時期，公明黨的“向右調整”可以從修憲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看出端倪。

1.“反對修憲→論憲→加憲”的主張變遷。

日本現行的憲法自二戰結束后盟軍占領期間制定以來，一直飽受日本國內保守勢力要求修憲的壓力。公明黨自成立以來一直保持著“反對憲法改惡”“反對修改憲法第九條”和堅守維護憲法的主張。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公明黨曾一度加入新進黨以抵抗自民黨。新進黨是一個多黨聯合組成的，對公明黨在憲法問題上主張有所顧慮，因此提出了可以就憲法問題進行討論，公明黨被迫作出讓步與之進行“論憲”。新進黨存在時間極短，1994年成立到1997年就宣告解散，此后“論憲”的主張被公明黨保留，2000年11月的黨大會上，主張應該基于參眾兩院憲法調查會的議論，將“論憲”時間定為2010年為止。公明黨對憲法問題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自從“清和會”主導自民黨以來，修憲問題的進程日益加快。2000年日本成立了參眾兩院憲法調查委員會，日本朝野對修改憲法的討論愈演愈烈。自民黨在2005年底完成并公布了《新憲法草案》，此后公明黨轉而提出了“加憲”論，主張在憲法中加入“國民知情權”和“環境權”，后又圍繞斗爭最為激烈的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問題主張增加“國際貢獻和自衛隊內容”［29］。到山口那津男擔任公明黨代表之后，更是明確了“今后志向于推進‘加憲”［30］?！凹討棥敝鲝堅诒砻嫔峡?，并沒有破壞公明黨在選民心中維護憲法的形象，但“加憲”行為本身就是改憲的一種。從政治實踐而言，公明黨采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略，并從本質上不反對改憲，進而強調改憲應采取慎重態度，然后對改憲設置一些限制條件：①只有國會才擁有修改憲法的提議權，最終需要國民投票來決定，得到國民的理解是修憲的前提；②需要盡可能多的政黨達成意見一致，特別是需要得到當時最大在野黨民進黨的同意并與之討論；③還需要明確上述事項的先后順序，應該優先討論憲法中不完備的地方［31］。

2.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態度。

小泉純一郎擔任日本首相的5年多時間里，每年都要去參拜靖國神社，給當時的中日關系、韓日關系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激起了中韓等亞洲各國的強烈不滿和憤慨，使得日本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陷入了困境。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直接導致中日關系陷入了邦交正?；詠淼淖畹忘c，且這一行為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影響在長時間內難以散去。公明黨一向重視中日關系，其支持母體的創價學會在二戰期間也深受軍國主義的迫害，作為執政聯盟并沒有對小泉的一意孤行進行深刻地批評和反思，只是年復一年進行了不痛不癢的“規勸”而置身事外。時任公明黨代表神崎武法就參拜靖國神社歷年的評論如下：

（2001年）對參拜表示遺憾。雖然顧及一下別人的感受避開終戰之日（去參拜），但還是會招致周邊各國的反對。政府應該重新進行外交努力。

（2002年）小泉首相也考慮到周邊各國后才選擇時間的，但參拜導致的影響巨大，十分不好。公明黨將朝著設立國立墓苑方向努力。

（2003年）在朝鮮問題上愈加緊迫，與中國和韓國密切攜手十分緊迫且重要。盡量不要給外交造成影響。

（2004年）參拜不僅違反了憲法中的政教分離原則，還導致外交上的重大問題。十分遺憾。

（2005年）參拜祭祀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行為十分令人遺憾，應該采取自我嚴肅對待。中國和韓國也采取了爭鋒相對的措施了，這個問題并不簡單。

（2006年）中國和韓國在小泉執政時期，對他進行了不懈的斗爭，希望接下來執政者能夠努力改善與亞洲的外交關系［32］209-210。

公明黨的上述表態顯然不僅未能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甚至是公明黨的“中道”批評在該問題上也未能對自民黨的首相起到實質性規制。

總之，公明黨的“中道”政治在實踐過程中，其主張的“獲得國民理解”或“達成國民常識”更傾向于政治口號，并不能對自民黨的“右轉”起到真正的阻止作用，而更多時候只是提出應該多進行討論來減緩自民黨的“右轉”進程，然后在自民黨制定的政策中附加了公明黨的政治意圖。這種做法在短期內能夠對自民黨的迅速向右形成一定的緩沖，但從長期看，對日本政治的右轉雖不能說是推波助瀾，卻至少沒有起到真正規制性作用的“放任”。

結 語

經過50多年的發展與壯大，公明黨依托創價學會的強大組織與動員能力，雖然在宗教色彩方面飽受詬病，卻能在日本政壇長期扮演著關鍵少數角色。創價學會在日本社會已經發展成為一支十分強大的宗教團體，遍布日本各地，且學會內部形成了十分緊密、抱團、獨立的圈子。這種交流圈與生活圈的強大，甚至足以讓人一生不與學會以外的人交流都能很好的生活下去，因此常常被人視為異樣的“團體圈子”［33］。這個團體圈子能夠為公明黨穩定獲得大約700萬張選票。近年來創價學會加大力度擴展中高階層的會員人數，但就目前而言其主體會員在日本社會中大多以低學歷、臨時工及家庭婦女等人群為主，這種群體結構使得公明黨的選民在政治意識上往往將自身視為中派偏保守。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一直以來在吸收黨員、穩固選舉基層組織方面較為薄弱，這就使得自民黨擴大自身保守理念難以取得預期目標，“就保守理念而言……自民黨在選民中滲透黨組織、擴大支持群體的效果還遠未達標”［34］。正是自民黨對日本社會底層群體選票的獲取能力相對較差，使得公明黨在選舉上能夠對自民黨相對薄弱的選民動員給予強大的支持，這也成為自公聯合執政的重要前提條件。

同時，公明黨在政治理念上的“中道”其實并非中間路線或宗教的調和路線，顯然是根據現代政黨運營中尋求政治變動穩定性的一種訴求，這種“中道”的訴求在政治實踐中并不與自民黨的政治方向或理念產生根本沖突，只是在達成政治目標的手段、方法與速度上有所區別而已。因此，公明黨的政治活動往往又以中派偏保守的實踐居多，既順應了自民黨的政治保守化，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政治保守化色彩所帶來的沖擊。

最后，公明黨對自民黨執政的保守輔弼還存在一些值得我們思考之處，即創價學會本身發展情況、公明黨與創價學會之間的關系。從20世紀70年代后的日本參議院選舉結果看，支持投給公明黨的票數是：1971年562萬票、1974年636萬票、1977年717萬票、1980年666萬票、1983年731萬票、1986年743萬票、1989年609萬票、1992年641萬票、1998年774萬票、2001年818萬票、2004年862萬票、2007年776萬票、2010年763萬票、2013年756萬票、2016年757萬票、2019年654萬票、2022年618萬票［32］209-210［2016年、2019年、2022年數據由筆者查閱公明黨歷屆參議院選舉數據所得，https：//www.komei.or.jp/［2023-11-14］。］。顯然在自公聯合執政以來，以創價學會為主體的支持選民群體的發展速度不僅是放慢了，甚至是出現了收縮。其中，1986年到1989年從743萬降到了609萬、2004年到2007年從862萬降到了776萬，顯然這種急劇下降的投票數反映出創價學會會員對這兩個時期公明黨爆出的丑聞不滿，也說明了創價學會的會員并不會盲目地支持公明黨，二者的關系除了考慮到宗教背景之外，也需要對宗教信仰和現代政黨政治理念對政治選舉本身影響進行深入探討。

2023年11月15日，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公明黨創始人池田大作去世。池田大作是公明黨和創價學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他的離世不僅會給公明黨和創價學會帶來較大影響，還可能會對自公聯合執政的關系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公明黨的“中道”政治在經過長期的政治實踐之后，未來能否對自民黨力推的修憲和行使集體自衛權等政策主張繼續施加多大影響力的緩沖作用，值得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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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雅坤］

The “Middle-Way” Politics of the Komeito Party and Conservative Assistance

CHEN Xiang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Japans Komeito Party is a religious political party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Soka Gakkai. After nearly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Japanese politics and often played a key minority role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Komeito Party has adhered to a “middle path” political ideology， and its political stan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Komeito Party in Japanese politics. 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middle way”politics of the Komeito Party can be undertaken from its historical origins with the Soka Gakkai an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 voter group. Furthermore， a deep analysis can be conducted 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Komeito Party and its political practice since the 1990s. The “middle-way”of the Komeito Party in political ideology is not simply a middle path or a religious reconciliation path， but a demand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odern party operations， which does not fundamentally conflict with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r ideology of the rul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Therefore， the Komeito Party is mostly center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middle in political practice， playing an important auxiliary role in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s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Key words：Komeito Party；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Soka Gakkai；“middle-way” politics；conservative as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