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生門》到“羅生門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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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芥川龍之介的文學作品《竹林中》和《羅生門》為基礎改編的電影《羅生門》在國際上獲得大獎后，引發了日本和歐美評論家的爭論，吸引了世界學者的目光。從《羅生門》衍生出的“羅生門效應”一詞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代名詞，延伸至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隨著影響的逐漸擴大這個代名詞甚至出現在歐美等國家的日常話題中。其演變形成的整個過程體現了不同文化乃至文明之間的碰撞、接受與融合。文章對這個動態的變化過程進行闡述，并分析和探討其蘊含的深層的文化內涵和生成機制。

關鍵詞：《羅生門》；“羅生門效應”；黑澤明；芥川龍之介；世界化

中圖分類號：I3/7;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6-0072-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6.008

縱觀電影史，世界各國涌現出無數杰出的導演和無數優秀的電影作品，他們用影像傳達情感、描述事件、記錄生活，用才華和巧思表達著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如果選擇一些對世界影響巨大的電影作品，那么毫無疑問《羅生門》不能被忽略，它不僅在首映后震撼了觀眾和國際社會，甚至在今天還對人們產生持續的影響。

《羅生門》不僅是黑澤明導演生涯中的分水嶺，也是東方電影與西方電影交匯的歷史性節點?？梢哉f，黑澤明成就了《羅生門》，同時《羅生門》也成就了黑澤明。電影《羅生門》在獲得第1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及第2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后，黑澤明成為當時唯一獲此殊榮的亞洲導演，吸引了很多歐美學者的目光。隨著電影《羅生門》的聲名鵲起，歐美學界出現了很多相關評論和研究，以及對其改編的藝術創作，逐漸在國際藝術和文化中產生了廣泛影響?！读_生門》從小說到電影，再到成為日本、歐美等學者討論的熱點，到現在，從《羅生門》衍生出的“羅生門效應”（Rashomon Effect）已經成為描述一種獨特現象的代名詞，它不僅應用于文學、藝術領域，還延伸到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跨文化研究等學科領域。

一、從芥川龍之介的小說到電影《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1892—1927）是著名的日本近代作家。他的短篇小說篇幅很短，取材新穎，情節新奇詭異。芥川龍之介對日本社會變革的敏感度極高。其作品反應日本社會多方面現象，關注社會丑惡，文筆冷峻，語言簡潔有力，且包含東西方文化思想，融合了傳統與現代。芥川龍之介撰寫的《羅生門》和《竹林中》兩部作品中講述的兩個故事，除了都是來源于中世紀的日本故事和相同的時代背景之外，其他方面并沒有明顯的共性和關聯。小說《羅生門》［最初于1915年11月發表于《帝國文學》。本論文參考版本：芥川竜之介.羅生門［M］.東京： 阿蘭陀書房，1917： 1-18.］［1］講述的是一個被主人趕出門的武士在羅生門下避雨，在無以為繼的時刻，看到一個老婦人拔死者的頭發，這時武士的內心還在道德的邊緣掙扎，他抓住并譴責老婦人，老婦人祈求時的言論使武士最終決意擺脫道德的束縛，迫不得已為生存成為強盜。這個故事可以說是一個被主人拋棄的武士的

墮落歷程。通過降雨、寒冷、尸體等環境描寫，突出人物的凄涼心境和人性的掙扎。整個故事與題目“羅生門”相呼應，雖然是短篇小說，但是從開篇凄冷、慘淡的氛圍特寫，到遇到冷漠的老婦人，并被老婦人生存需求的論點說服，故事始終聚焦于主人公的道德沖突與心理矛盾，從想抗爭無法阻擋的命運，到對邪惡的強烈厭惡，再到生存需求戰勝道德。讀者從中看到的是包羅萬象的眾生之門，暗藏著生命存在狀態的玄機。相比《羅生門》，《竹林中》［2］的故事沒有那么多對日本平安時代的社會狀況的描述，主要是人物的主觀供詞或是敘述?！吨窳种小分v述了一個強盜用計控制了一個武士和他的妻子，強奸了他的妻子后離開，然而武士的尸體在竹林中被發現的故事。作品通過不同人物的證詞呈現了故事的經過。芥川龍之介用了不同形式的敘事，用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自述把故事呈現給讀者，旁觀者的證詞使整個事情經過逐漸浮出水面。在這個故事中芥川把中世紀軼事轉化為對真理的現代思考。

可以說電影《羅生門》是芥川龍之介兩部經典小說《羅生門》和《竹林中》的結合。就兩部原著小說而言，兩條敘事線來源于兩個獨立的文學故事，兩個故事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給讀者的。在芥川龍之介的《竹林中》發表后，橋本忍看到了這部作品，當時他還是未成名的年輕作者，他以這部小說的故事情節和敘事結構為基礎，對其進行了改編，完成了最初的《羅生門》電影腳本。黑澤明看到這個電影腳本后頗感興趣，于是決定與橋本忍一同修改完成劇本。根據黑澤明本人的說法，兩者的結合本質上是一種合理的融合。他說：

當我為松竹映畫制作《丑聞》時，大榮日本有限公司的朋友問我是否愿意再為他們執導一部電影。當我考慮拍攝什么時，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根據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竹林中》改編的劇本……這是一部寫得很好的作品，但不夠長，無法拍成故事片。

……與此同時，我回憶起《竹林中》是由三個故事組成的，我意識到如果我再加一個，整個故事的長度就剛好適合一部故事片。然后我想起了芥川的故事《羅生門》，就像《竹林中》一樣，故事發生在平安時期（794—1184），電影《羅生門》就在我腦海中成形了。［3］

最早黑澤明曾想把電影名字定為《大羅生門謀殺之謎》，最終決定了《羅生門》這個題目。在修改過程中，黑澤明在情節、人物、場景等方面做了一些改編，豐富和深化了原著的內涵，在結尾處增加了樵夫收養棄嬰的情節。這樣，保持了兩部原著作品在主題風格上的一致性和內容框架的連貫性。電影《羅生門》于1950年上映。在這部影片中，黑澤明和橋本忍把芥川龍之介兩部小說的兩個故事編織在一起，打造了一個既獨立又緊密的敘事網。電影開篇和芥川的短篇小說《羅生門》一樣在雨中打開了敘事，叢林中，人物微微屈膝地“矮身跑”，光線斑駁、閃爍，這樣的視覺效果給觀眾一種凝重的色調，帶有模糊而隱晦的不確定性，呈現出了獨特的線性結構。整個電影是四個不同的人物從主觀立場出發，來敘述自己看到的事情。這種結構讓觀眾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思考每個人敘事的過程，同時體會到作者敘事的魅力。每個主觀敘述都帶有主觀價值和判斷，這種主觀使得事件變得復雜和多變，巧妙的是這種多變性并沒有使結構支離破碎，倒像是一張精致的織網，環環相扣，緊密交織。有些評論家認為黑澤明的電影與芥川的小說不符，其實電影是另一種藝術形式，可以說黑澤明成功地把芥川龍之介的作品形象化、具體化，成功地把文學作品進行了創造性的綜合。從第一個故事開始，黑澤明保留了地點、基調和環境，以及故事的真實情節，改變了故事的角色和大部分角色的姓名，雖然芥川的故事中更多的是質疑一切和對人性的絕望，使讀者從倫理、道德范疇進行思考，黑澤明的再創造并沒有完全表現社會的混亂與絕望，在其改編中，我們看到了對人的生存的肯定。

黑澤明對小說《羅生門》的影視藝術化無疑是成功的。電影《羅生門》采用了傳統風格，運用很多剪輯和特寫，在樹林中的場景采用了印象派蒙太奇的手法，在營造視覺沖擊的同時，使用西方音樂，這與日本音樂形成對比，這種對比有助于聽覺上對主題的充實。全片將文學、戲劇、影像和音樂等元素相互結合和轉化，形成一個立體的藝術作品，給觀眾多方位的感官沖擊。這種多維立體的感受是僅靠文字無法帶來的，這種視覺和聽覺盛宴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吸引了很多歐美學者的目光，獲得歐美評論家的好評。黑澤明執導的《羅生門》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一方面依賴于導演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芥川龍之介的原著小說。反之，芥川龍之介的小說也因為《羅生門》電影的世界聲譽而獲得廣泛的關注。由于威尼斯的垂青，以及稍后奧斯卡的追捧，在日本一度行情低迷的電影《羅生門》不但起死回生，且一躍而成為殿堂級的經典；當時已經“很少有什么人去問津”的原著小說，也因為是電影的藍本而重新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黑澤明的世界影響力是因為《羅生門》，雖然這不是第一部在歐美上映的日本電影，卻是第一部引起歐美關注的日本電影。

二、黑澤明與《羅生門》的世界化

日本電影起步很早，從1895年誕生到20世紀40年代，一直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使日本電影沖出地域限制成為國際焦點的里程碑是黑澤明的《羅生門》。1951年，黑澤明的《羅生門》獲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之后的四年里，日本電影連續四次榮獲國際電影節大獎，其中溝口健二的《西鶴一代女》和《雨月物語》在1952年和1953年連續兩年獲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大獎；衣笠貞之助的《地獄大門》，1954年榮獲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1955年獲奧斯卡金像獎榮譽外語片獎。日本電影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連續獲獎，吸引了世界各國的目光，這其中《羅生門》的影響最大。從《羅生門》開始，黑澤明逐漸為西方影壇認可，成為飲譽全球的世界級導演。

隨著黑澤明和電影《羅生門》受到世界性的注目，在歐美不斷催生出相關評論和研究文章，包括對《羅生門》的分析、鑒賞和再解讀。20世紀50年代開始，歐美就出現以“羅生門”為題目的文章，例如：1952年，喬治·巴巴羅（George Barbarow）的《羅生門與第五證人》在《哈德森評論》秋季版第5卷第3期發表［4］；1954年，詹姆斯·戴維森（James Davidson）的 《日本戰敗記憶：對‘羅生門的再評價》發表在《安條克評論》第14卷第4期上［5］；1960年，帕克·泰勒（Parker Tyler）撰寫《電影的三個緯度》一書，其中一篇題為《作為現代藝術的羅生門》（Rashomon as Modern Art）的文章，對《羅生門》電影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從未來主義和立體圖像的角度，將畢加索的多維方法和羅生門的馬賽克結構進行了比較［6］。又如1973年喬治·林登（George Linden）在《跨學科雜志》上發表的《對〈羅生門〉的五種看法》［7］和大衛·博伊德（David Boyd）寫的《羅生門：從芥川到黑澤明》［8］等文章。

說到對《羅生門》的研究，不得不提的是美國作家、影評家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他是第一位搜尋和收集關于《羅生門》的英文評價和批評的作家，1947年起長期在東京生活。1969年格羅夫出版社出版了里奇的《羅生門：黑澤明的一部電影》一書［9］，這本書包含很多電影拍攝場景的照片，以及芥川龍之介的兩部短篇小說、三篇評論文章等。此后不久，1972年里奇第二部關于羅生門的作品《聚焦羅生門》發行，由普倫蒂斯霍爾出版公司出版［10］。在這本書中，里奇收集了更多1952年和1953年的評論和相關文章，并為這本書寫了長文，簡稱為“羅生門”。他對《羅生門》電影的評價很高，認為這部電影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和解讀。由于里奇對《羅生門》電影的研究和推崇，讓大眾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羅生門》、黑澤明和芥川龍之介。自此之后，一系列相關研究陸續出版，對《羅生門》進行了更加細致的剖析，其中一部重要作品是斯蒂芬·普林斯（Stephen Prince）1991年的 《勇士的相機：黑澤明的相機》，由普林斯頓出版社出版?！队率康南鄼C：黑澤明的相機》以全新且全面的視角審視了黑澤明這位大師級電影制作人，探討了黑澤明作品中復雜的視覺結構［11］，描述了黑澤明如何用電影影像來展現戰后日本的發展歷程，并探討了黑澤明將自己的社會愿景與視覺和敘事形式的動態系統聯系在一起的方式。

2000年，杜克出版社出版了吉本光宏的《黑澤明：電影研究與日本電影》［12］。該書在談到《羅生門》時，引用了芥川龍之介的話，并且詳細描述了《羅生門》的整體框架，分析了導演和編劇是如何使每個相對獨立的部分構成一個整體的。2001年，斯圖爾特·加爾布雷思（Stuart Galbraith）寫了一本關于黑澤明和他最喜歡的演員三船敏郎的生活和電影的大型傳記，其中包括從日本電影界的采訪中收集的大量細節。倫敦的日本社會人類學家馬汀斯（D.P.Martinez）2009年完成的《翻拍黑澤明：全球電影的翻譯與置換》，由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13］，用更具社會性的方法對《羅生門》進行研究，在日本人對該電影的理解的背景下，分析黑澤明作品的全球性。

不僅歐美等國家的學者給予《羅生門》高度關注，20世紀80年代，中國也開始出現對《羅生門》的評價。由于新中國成立后芥川龍之介被稱為資產階級作家，對其作品的介紹一直處于靜默，其中也包括《羅生門》以及據其改編的電影。這一狀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被打破。加之，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使得中國學界的目光再次關注到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羅生門”相關的文章逐漸增多，例如1986年李正倫的《黑澤明影片芻議》，文中介紹了黑澤明的主要作品，對《羅生門》的成就和思想進行論述，總結了黑澤明作品的成就與不足，結尾還附加了黑澤明作品目錄和一張電影作品的照片［14］。1990年，黑澤明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電影評介》評論道：“縱觀戰后的電影，東方導演很少有人能象黑澤明對西方電影的影響這么深遠”［15］。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評論家對黑澤明及其電影也給予了很高評價。

進入21世紀后，對黑澤明和電影《羅生門》的評價和研究視角也變得多樣化，不僅僅限于對《羅生門》的文本分析和黑澤明的解讀，還涉及歷史、哲學、心理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張汝倫的《從〈羅生門〉看歷史》（2007年），盧曉玲的《淺析黑澤明電影〈羅生門〉——基于格式塔心理學》（2011年），邱紫華和陳欣的《對〈羅生門〉的哲學解讀》（2008年），秦剛的《〈羅生門〉闡釋——從芥川龍之介的小說到黑澤明的電影》（2010年），夏暢和孫立春的《電影〈羅生門〉的女性主義解讀——兼論〈阿富的貞操〉》（2015年），丁瑜的《電影〈羅生門〉的存在主義解讀》（2015年），智曉敏和游洪南的《黑澤明電影中色彩話語建構鏡像隱喻的美學表達》（2021年）等。

雖然有些人認為，對《羅生門》的贊美某種程度上表現出西方人著迷于作為東方的他者的異國情調和野蠻本質，但《羅生門》的成功卻是一個典型的東西方文化相互影響與接受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以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為基礎改編的《羅生門》能夠在國際藝術和文化中產生更加廣泛的影響。這部劇的文學起源涉及到了道德和哲學問題，這正是其最迷人的地方，電影中營造的復雜謎團難以捉摸，值得人們反復推敲，以至于在觀影后仍縈繞于思緒，讓人回味無窮。

三、日本和歐美評論家的爭論

當黑澤明的電影《羅生門》在國際斬獲大獎的時候，與在歐美等國倍受推崇、贊譽有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國內的評價。盡管《羅生門》在英國《帝國電影》雜志評選的世界電影100部最佳影片中排名第22位，但在日本，最大的DVD租賃連鎖店蔦屋書店（Tsutaya）的調查顯示，這部電影的評分僅為3.5分（滿分5分），甚至當時許多日本蔦屋書店都沒有《羅生門》的拷貝可供出租。有人說，這可能是由于不同國家和人民對不同事物的關注度不盡相同，《羅生門》一直被列入北美大學電影欣賞課程的教學大綱，但在大多數日本大學，電影并不是學術研究的對象。從這里可以看出，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對電影研究的關注度不高，這一事實是普遍存在的。然而這只能側面說明日本學界不太關注電影研究。那么，日本評論家為何對黑澤明和《羅生門》電影的評價如此苛刻？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的評論家是如何評論在國際社會名聲大噪的黑澤明和《羅生門》的。出版了100多本電影評論的日本著名評論家佐藤忠男，公開駁斥了歐美普遍認同的道德哲學問題是這部電影中心主題的觀點。佐藤寫道：“

在外國……‘羅生門一詞開始成為一個事件的幾個當事方的同義詞，這些當事方對事件進行了混淆。因為這個詞是以這種方式流傳的，所以（國外）普遍認為這部電影的主題是懷疑?！保?6］

在佐藤的評論中，他用片假名來拼寫“羅生門”一詞，這意味著一種否定姿態，在日語中片假名一般用來表示外來語，這里用片假名拼寫“羅生門”仿佛含有一種非日本原生的暗示，這不僅僅是學者或評論家的觀念，也是大眾的想法。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之后，黑澤明在媒體上被稱為“世界のクロサワ”，意思是“世界的黑澤明”，即暗含了日本以外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黑澤明的名字拼寫不是用漢字，而是用片假名，這與上面提到的佐藤忠男否定外國對《羅生門》的看法的做法相同。這種做法似乎是刻意在日本學界和英美學界之間劃出一條線，當外國人（日本籍以外的人）在威尼斯單方面選擇《羅生門》成為跨國共享文化時，這條日本學界和英美學界的鴻溝被跨越了。為了重新建立“正確”的秩序，在日本的普遍觀念中，《羅生門》和黑澤明需要被明確區分。其中一種方法是暗示黑澤明在外國人眼中很受歡迎，因為他不是典型的日本人。這一點可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明為什么黑澤明在國際獲獎后，卻在日本受到冷落。正如另一位日本電影評論家淀川長治，在談到黑澤明在日本以外比在日本國內更受歡迎的原因時，對比小津安二郎與黑澤明的作品，把小津的作品比作日本樂器三味線，因為小津的電影節奏緩慢，被視為典型的日本作品；而在黑澤明的電影中，交流速度與外國電影一樣快，就像一架鋼琴［17］。這種觀點在邏輯上是固化思維：小津是日本人，所以他是日本樂器三味線，而黑澤明的藝術風格是西方的，所以他就是一架鋼琴。電影評論家西村雄一郎，在談到1951年《羅生門》在威尼斯電影節獲獎時寫道：“隨著蘇美冷戰的惡化，人們不再知道該相信什么，這部由遠東一個微不足道的國家制作的電影迫使全世界注意到了這一點”［18］。西村雄一郎所說的是，《羅生門》不是黑澤明個人創造和天分的產物，而是他的整個國家的產物。從某方面理解，可以說，他認為黑澤明獲得的國際聲譽是因為國際環境的催化，是國家和人民給他帶來的名聲和榮耀。事實是，極力推薦《羅生門》參加威尼斯電影節的是一位意大利的電影進口商斯特拉米吉奧利（Stramigioli），在大映電影公司總裁永田雅一極力反對下，她堅決支持《羅生門》，并負責了參評電影字幕的制作以及安排把電影副本空運到意大利。

從這些日本評論家對黑澤明和電影《羅生門》的評價可以看出，不僅僅是對黑澤明在海外成功的不滿，讓這位導演失去了在日本國內的認可，究其原因可能是戰后日本人的世界觀與歐洲人和美國人的世界觀之間存在嚴重脫節。從國際大環境來看，斯特拉米吉奧利選擇將《羅生門》送往威尼斯的1951年，也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巴黎條約》簽署的那一年。協議的簽署是建立歐洲聯盟的第一步，它呼吁匯集資源和主權，簽署方達成共識：將過去的沖突拋在腦后，為“從此共享的命運”奠定基礎。正是在這種聯盟思維的氛圍中，《羅生門》進入歐洲人的視野，被這種包容與融合的氣氛包裹，并在異域風情的獨特藝術魅力加持下，成功獲得了歐洲甚至全世界的關注。然而，同一時期日本國內的社會背景卻恰恰相反：當時，二戰中的日本戰犯被假釋，美國通過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內的各種基金會，將數千萬美元投入日本，旨在推進美日和解，以獲得日本在冷戰中的支持。

在這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必然會產生思維意識的脫節，從而以不同的視角對人物和主題進行解讀。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羅生門》中的強盜代表了日本人傳統意識中對西方人的描繪，即殘暴、貪婪、野蠻。正如喬治·林登在《對〈羅生門〉的五種看法》一文中所說，《羅生門》可以被視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野蠻侵略者”打敗的寓言，謀殺和強奸的中心情節是一個破壞所有禮儀秩序的災難事件，而日本的戰敗對本國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歷史上這個島國從未如此失敗，這件事必須在情感上得到滿足，所以《羅生門》可能是日本人與現實結合的一個象征［7］397。這種觀點在日本學者中幾乎是看不到的。其實這種不同視角下得出的結論，就像三谷博寫的《黑船來航》中對佩里的評價和解讀一樣，在美國人心目中佩里可以算是一位英雄，但在日本人眼中他就是一個“貪婪的野獸”。從以上西方學者對《羅生門》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把強盜比喻為一股強大的、具有打破道德的外在力量，似乎暗含著日本舊秩序被打破，新秩序的重生，就如結尾被收養的嬰兒，象征著新生。這種解讀不僅體現了東西方思維意識的差異，似乎也讓人嗅到了文化殖民的味道。

此外，產生不同評價的另一個原因是日本與歐美評論家之間缺乏深度溝通和交流，思想深處存在一些固化思維。雖然日本評論家經常對西方文化提出深刻的見解，但他們的許多結論揭示了先入為主的觀念。例如，很多日本人認為西方人是著迷于《羅生門》的異域風格，然而并不盡然，1951年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成員吉安·盧基·隆迪（Gian Luigi Rondi）在紀念斯特拉米吉奧利的文集中，對《羅生門》是如何被選中的，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描述。隆迪回憶道：

1951年，我是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委。當時我還是電影節導演安東尼奧·佩德魯奇（Antonio Pedrucci）的好朋友，他經常就他的項目向我咨詢。就在電影被選中的時候，佩德魯奇告訴我一位意大利女性對日本非常了解，她向佩德魯奇推薦日本導演黑澤明，雖然在國外并不出名，但在日本已經很有名氣。她寄來了電影《羅生門》，我們一起觀看。我對此特別感興趣，因為一位在遠東工作的導演似乎熟悉我們的文化，尤其是皮蘭德洛（Pirandello）。電影《羅生門》在最后一刻被選為電影節的參賽作品。［19］

這段話足以說明這位評論家選擇《羅生門》不是因為它的異國情調，而是它與意大利小說家和劇作家路易吉·皮蘭德洛的作品之間的相似性，是由于在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中，找到了熟悉的味道，從而產生了共鳴。

日本與歐美學界不同的觀念不僅說明雙方審美藝術層面的脫節，也說明日本與西方之間缺乏文化層面的交流和聯系。這就能從某一方面解釋為什么歐美與日本對同一部電影的評論如此不同。

四、“羅生門效應”

從單純的文學標題，到衍生成為對人類社會行為進行描述的代名詞，從《羅生門》到“羅生門效應”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變化過程，這一詞匯從日本小說到融入歐美語言文化的過程，呈現出了東西方文化互相轉化過程中接受與變異相結合的特點。原著中“羅生門”指代人世與地獄之間的門，暗喻小說中人性的復雜性和道德的相對性。來源于《羅生門》的“羅生門效應”在現代的學術語境中，被定義為理解復雜和模棱兩可的事件時，人的認識論框架，即思維、認知和記憶的方式。該術語涉及到描述環境的動機和機制、對爭議事件的解釋，以及人類感知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我們經?？吹揭浴傲_生門效應”一詞來形容某一事件，或是指代某一現象。

在百度網站搜索“羅生門效應”一詞，可以得到以下內容：

起源：《羅生門》是芥川龍之介的一部小說，后來黑澤明用芥川龍之介的另一部小說《竹林中》改編成了一部電影，取名就叫《羅生門》。

發展含義：發生了問題，每個人都各執一詞，又互相掩護，又推脫責任，又制造假象。弄得事實是什么都不知道，這就是羅生門現象。

引用出處：由美國人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所著的《史蒂夫·喬布斯傳》（中文譯本，中信出版社）的前言中提到：“我發現人們對喬布斯有著十分強烈的肯定或否定的情感，羅生門效應十分明顯?！保?0］

由此我們可以獲得一些信息，第一是“羅生門效應”來源于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羅生門》，黑澤明把芥川的小說《羅生門》和《竹林中》改編為一部電影，由此產生了“羅生門效應”一詞。第二個信息點是引用出處，由于《史蒂夫·喬布斯傳》是2011年由美國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在全球發售，簡體中文版也同步上市，所以可以合理推斷出，至少在2011年“羅生門效應”已經普及。作為心理學名詞，從心理學層面來講，“羅生門效應”的含義指的是感知的主觀性會影響回憶，以至于一個事件的多個觀察者可能會提供各不相同但同樣可信的解釋。不僅如此，“羅生門效應”也被生物學和機械學引用，例如米夏利斯·尼古拉（Michalis? Nikolaidis）和尼科斯·瑪格麗特利斯（Nikos Margaritelis）在《同樣的氧化還原劑證據得出不同的生理“故事”：生物學中的羅生門效應》一文中認為“羅生門效應”是藝術和社會科學中研究的一種現象，當同一事件被不同的參與者給予矛盾的解釋時，就會發生這種現象［21］。在塞巴斯丁·穆勒（Sebastian Muller）等發表的《可解釋機器學習中羅生門效應的實證評價》一文中，把“羅生門效應”理解為：對于給定的數據集，可能存在許多性能相同但具有不同解決方案策略的模型［22］。

追溯“羅生門效應”如何成為大眾概念，首先要從《羅生門》的改編說起。自從《羅生門》聲名大震之后，對這部電影的改編從未停止。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對黑澤明作品進行再版和改編，還擴展到了戲劇、動漫以及其他當代媒體等諸多領域?！读_生門》已經被改編成百老匯戲劇、西部片、摩托車電影和動畫音樂劇等。其中，成功地將《羅生門》改編為舞臺劇的最早案例之一，是1959年費伊和邁克爾·卡寧在紐約上演的《羅生門》舞臺劇，可以說這部舞臺劇超越了國際藝術領域。1959年2月，在《好萊塢報道》上影評人這樣贊美這部?。骸懊利惗钊穗y忘的環境，充滿異國情調，傳說中的它喚起了一種情緒，細膩而充滿活力，敏感而野蠻……幾十張充滿異國情調的圖片……輕蔑地活著，充滿歡笑，百老匯沒有比它更好、更值得深思的表演了?！保?3］該劇后來被多家美國戲劇公司改編，包括1997年的互動亞洲當代劇院、2005年的匹茲堡大學劇目劇院和2011年的瘋牛劇院?？▽帒騽〉某晒?，吸引了電影和電視制片人的注意，1960年該劇被改編成電視劇，使更多的西方觀眾了解了這部作品。

藝術家們將日本素材改編成美國商業戲劇是一場跨文化的轉移，使《羅生門》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電影的范疇。有關《羅生門》跨國跨文化的戲劇改編不勝枚舉，例如：1960年卡寧夫婦的舞臺劇《羅生門》在百老匯上演了六個月；1973年，泰國著名作家和政治家庫克里特·普拉莫根據黑澤明的電影創作了一部名為《羅生門》的戲??；1996年，阿根廷作曲家艾莉娟德（Alejandro Vi ao）創作了一部英語室內歌劇《羅生門》；2002年7月25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小劇場演出《羅生門》；2005年，動畫長片《Hoodwinked》讓幾個目擊者分別向警方講述了他們對真實發生的事情截然不同的說法，這與電影《羅生門》的敘事方式如出一轍；2006年英國劇作家格林·麥克斯韋（Glyn Maxwell）在其戲劇《破碎的旅程》（Broken Journey）中將《羅生門》改編為當代背景，由鳳凰劇院合奏團在美國首演；美國劇作家埃里克·米克斯·格洛弗（Eric Mikes Glover）也在2006年創作了一部音樂劇，名為《看我想看什么》（See What I Wanna See），該音樂劇的大部分敘事都借鑒了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和《竹林中》；2010年5月22日，北京繁星戲劇村演出了《羅生門》，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編演。2010年，黑澤明誕辰一百周年，好萊塢重拍了美國版的《羅生門》，這部電影在全球公映；2013年，孟買普里特維劇院根據黑澤明的《羅生門》故事推出了一部名為《羅生門藍調》的印地語音樂??；2014年4月，英國國家青年舞蹈團在薩德勒威爾斯表演了一場名為“羅生門效應”的舞蹈。除了話劇改編外，“羅生門”的主題也滲透到流行樂壇。2010年初，中國臺灣歌手羅志祥發布名稱為《羅生門》的新專輯，在中國熱銷。隨后，謝霆鋒和蘇打綠樂團也先后演唱過題為《羅生門》的歌曲。

隨著《羅生門》的改編，它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成為娛樂業的一個常見說法。但影響并不止于此，在新聞里和法庭上，甚至日常話題中都會提到羅生門，“羅生門效應”的概念也反復出現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例如，瓦萊麗·阿里亞（Valerie Alia）最早將這種機制稱為“羅生門原則”，1982年首次在一篇關于新聞政治的文章中發表，并自此以后廣泛使用了這一變體。她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羅生門原理：作為民族志作者的記者》和2004年的《媒體倫理與社會變革》一書中擴展了這一術語的含義。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卡爾·海德爾（Karl Heider）發表題為《羅生門效應：民族志學家的分歧》（The Rashomon Effect：When Ethnographers Disagree）一文。在這篇關于民族志的文章中，用“羅生門效應”一詞來指感知的主觀性對回憶的影響，通過這種影響，一個事件的觀察者能夠對其產生實質上不同但同樣可信的描述［24］。這篇文章的發表可以說充分擴展了羅生門現象在不同學科中的理解與應用?？梢娫缭?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用“羅生門效應”的概念描述學科中的現象。隨后該術語應用于電影、文學、法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領域中。到20世紀90年代，“羅生門效應”不僅僅出現在社會學和民族學等領域，也出現在律法學領域，例如愛德華·威澤（Edward Waitzer）在美國國際法學年會集刊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國際證券監管：應對“羅生門效應”》（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Coping with the “Rashomon Effect”）的文章。仔細閱讀文章內容，讀者會發現這篇文章不管是與原型小說還是與改編的電影都沒有任何關聯，完全是用這個詞形容人類的集體行為現象，而且在文章中并沒有對這一詞匯的解釋說明，說明這一詞匯在當時的社會語言環境中，已經是普遍認知，不需要做進一步的解釋。

從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羅生門效應”一詞是如何從文學作品中一步步走入大眾，成為公眾普遍認可的一種現象的代名詞。其生成的必要條件，首先是芥川龍之介撰寫的故事原型，沒有原始的故事框架，橋本忍和黑澤明的改編就無從談起；其次是《羅生門》電影對原始文學素材的再創作和藝術加工；最后是在電影的廣泛影響下，被人們接受并逐漸融入語言系統，成為公認的描述社會現象的名詞。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非同構的元素往往不易被接受，甚至在傳播過程中文化中的異質因素會被屏蔽或過濾，從“羅生門效應”的生成也可以看出這樣的特征，從以上對這一詞匯的解釋來看，東方的傳統文化特質被過濾掉了，留下的是對人類社會共同的行為模式的總結。

許多人沒有看過1950年的《羅生門》電影，但是他們基本都知道“羅生門效應”指代的意義，并將其廣泛用于社會各個方面。在信息爆炸時代，不斷有陳舊詞匯淡出人們的視野，也不斷有新詞匯登上舞臺?！傲_生門效應”一詞在歐美等英語國家的普遍認同，就是在時代的流轉中誕生的“新星”，同時也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相互影響與接受的結果。這一詞匯從文學作品到影視藝術，再到戲劇改編，最后融入社會語言的過程，體現了語言文化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接受與變異的轉化過程。

《羅生門》獨特的形式和敘事策略不僅被無數電影制作人運用，也被世界各地從事各種藝術形式的藝術家應用于創作?！傲_生門效應”的概念也經常被眾多學者引用。隨著戲劇改編和相關圖書的出版，這種影響還在不斷擴大。與此同時，當各種制度背景下的不同人物開始將文學及其思想應用于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現象，作為試圖理解真理和客觀規律等難以捕捉的概念的一種方式時，它所代表的現象、現實或概念，就成為描述這一概念的代名詞，當這一現象成為社會普遍共識時，這一代名詞就獲得了社會語言的流通性。

“羅生門效應”已經成為當今歐美的一個通用詞，在大部分場合，只要人們質疑事實的存在或者假定其實沒有所謂的實際真相，有的僅僅是我們每個人對于相對真實的認知，“羅生門效應”便顯現了出來。多年過去，能像《羅生門》這樣如此頻繁地被改編和研究的電影并不多見。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或許會過時，但“羅生門”所產生的回響卻會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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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孫 麗］

From Rashomon to “Rashomon Effect”

LI Haiy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movie Rashom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works In a Grove and Rashomon by Ryunosuke Akutagawa，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wards and caused controversy among European and Japanese reviewers， grabbing the interest of academic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hrase “Rashomon effect”，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movie Rashomon， has gained recognition across many academic fields， including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etc. As its influence has spread， the term has appeared even in everyday topics. Its entire evolutionary proces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encounters， acceptance，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addition to describing the dynamic process in detail，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underlying 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how it happens.

Key words：Rashomon; “Rashomon effect”; Akira Kurosawa; Ryunosuke Akutagawa;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