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摩擦下關稅壁壘對我國農產品部門的影響研究

馬曉平， 王 澤， 李幫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6）

一、 引言

中美兩國自20 世紀70 年代末建交以來，制定了有利于自由貿易的政策措施，兩國間的貿易往來逐年增加。姜囝認為，中、美作為世界上經濟體量最龐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國在經濟結構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使得兩國之間的貿易具有了較強的互補性［1］。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摩擦也愈加頻繁，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美進入貿易摩擦的高發期。

不同國家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成因進行了研究。由于美國對中國多年來持續的貿易逆差，中美貿易的失衡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大多數學者也將其視為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誘因［2-4］；與此同時，Fung 和李鑫茹等針對現行統計數據對中美貿易的失衡程度的描述表示了質疑，認為現行的方法過分地夸大了中美貿易失衡程度［5-6］；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貿易的發展，尤其是在新一輪的中美兩國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開戰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政治因素在中美貿易爭端中扮演的角色［7-9］。

關于中美貿易爭端效應的研究，不同學者由于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的不同存在差異。部分學者從宏觀層面預測了中美貿易摩擦對兩國社會福利等經濟指標的沖擊，而得出的結論莫衷一是［10-12］。此外，Zheng 和楊琳聚焦于更微觀的視角，分別研究中美貿易摩擦對兩國某些相關經濟部門產生的效應［13-14］。

在研究貿易摩擦經濟效應，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影響的過程中，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是國際上廣泛使用的政策模擬工具，主要被用于定量分析政策變化或其他外生因素對經濟帶來的系統性影響，為政策制定提供決策參考。其優點在于通過描述不同部門和市場之間的經濟互動，估計政策變量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以及對經濟整體的全局影響，對政策的沖擊效果有更系統更全面的認識［15］。其中，GTAP 模型作為一般均衡模型的典型代表，將經濟系統中的各個經濟體不同的主體行為聯系在一起，可模擬單一主體對全球經濟系統的影響［16］。

GTAP 模型在國際貿易領域應用頗為廣泛［17-19］。李新興等借助GTAP 模型分析了RCEP 的發展前景以及潛在影響［20］；程中海等運用GTAP 模型對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之后，對協定雙方所造成的經濟影響進行了研究［21］。當然，也有很多學者將GTAP 模型應用到研究中美貿易的問題上來：李昕基于GTAP 模型模擬了中美提高不同關稅稅率的情景，結果表明互設關稅壁壘對中國打擊更大，并會影響中國的實際投資水平［22］；劉元春則基于中美貿易戰中雙方真實的關稅清單設置政策沖擊，得到更接近現實情況的結論［23］。

周曙東使用GTAP 模型探討了中美貿易爭端對中國農產品進出口格局以及產業鏈的影響［24］；Taheripour 等則構建GTAP-BIO 模型，模擬分析了中美貿易中長期（3—5 年）的影響后，得出貿易摩擦對美國農產品的影響強度比前者研究更強的結論［25］。周政寧和史新鷺采用動態GTAP 模型模擬了中美兩國相互加征進口關稅對兩國宏觀經濟的影響，發現中國農產品生產在短期內會因替代進口的需求而受到正向沖擊，但長期內會因總需求萎縮受到負向沖擊［26］。

綜上所述，關于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研究，由于不同學者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差異，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但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共性。大部分學者認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將對兩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負向沖擊。除此之外，從現有文獻的研究脈絡來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原因、對兩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中國面對貿易爭端的應對措施等方面進行定性分析。對某一經濟部門進行重點分析的文獻較少，對貿易摩擦效應的定量分析較少，而且現存的對中美貿易戰中農產品部門的定量分析中很多又是僅就單個部門展開的局部分析，可能會產生偏誤的結論。因此本文基于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對我國主要農產品部門進行定量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論研究意義。

相對于理論方面，本文在實踐方面的意義更突出。2021 年2 月21 日，中央再次頒發與三農問題相關的一號文件，指出要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供給保障能力，表明中國在新冠疫情之后再次加強了對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視。美方一直是中國農產品供給的重要來源國，中國每年超過30%的大豆供給都來自美國，本次貿易摩擦使中國在農產品貿易方面存在的問題得到關注，本文通過一般均衡的定量分析找準問題，以便為中國制定農業產業和貿易政策提供參考依據，調整農產品的進口布局。另外，隨著新冠疫情帶來的貿易不穩定風險也在與日俱增，未來各國可能會采取更多貿易保護措施，中國農業產業安全和糧食安全或將受到影響。通過模擬關稅壁壘對中國經濟以及農產品部門的沖擊和影響，在全球經濟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尋求新的出路和解決方案，維持我國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保駕護航，是本文最大的實踐意義所在。

二、 中美農產品貿易現狀分析

基于已收集的2010—2022 年中美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數據，對中美農產品的貿易現狀進行定性分析，與下文的實證分析相結合以便更好地展開分析。這里使用的中美農產品進出口數據來自中國海關總署和UN Comtrade 數據庫，世界農產品進出口數據來自WTO stats 數據庫。在農產品的界定上，參照WTO 農產品協議，采用HS 編碼體系對農產品進行分類，農產品統計口徑包為HS 編碼體系中的第1—24 章。

1. 中美農產品貿易規模

中國進口美國農產品和與進口全球農產品規模的對比，可以直觀地觀察到近十年來，中國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價值量在200 億美元左右徘徊，維持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如圖1 所示）。2018 年和2019 年受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進口規模略有下滑，跌回200 億美元以下，但隨后兩年又有回升。而中國進口世界農產品規模整體來看不斷增長，近兩年快速上升，從2010 年的610 億美元到2022 年高達2 240 億美元，增長率遠遠超過中國從美國進口農產品增長速率。

圖1 2010—2022 年中國進口美國農產品概況

圖2 反映了我國出口美國農產品以及出口全球農產品的概況。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出口美國農產品的規模先增后減，2018 年出口量達到峰值，此后受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對美農產品出口規模發生了下滑，但在2020 年后又開始急劇增長。我國對全球的農產品出口整體來看處于穩步上升的趨勢。

圖2 2010—2022 年中國出口美國農產品概況

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貿易強度指數（Trade Intensity Index，TII）來衡量兩國之間貿易的相互依存程度。一國對其貿易伙伴國的出口額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率，貿易伙伴國進口額占該國全球進口額的比率，這兩者之間的比值則被表示為貿易強度指數。該指數越大，則被認為兩國之間貿易聯系越緊密；若是越小，則聯系越松散。具體表達式為：

上式中，Eij表示的是國家i 對國家j 的出口；Ei表示國家i 的總出口；Mj為國家j 的總進口；Mw即為世界總進口。通常，若TIIij＜1，意味著i 國與j 國的貿易關系相對疏遠；若TIIij=1，意味著i 國與j 國關系中性；若TIIij＞1，則意味著i 國與j 國的貿易關系比較密切。

圖3 顯示的是2010—2021 年中美農產品的貿易強度。觀察該圖可以發現，總體上，兩國對彼此的貿易強度指數整體上呈現下降趨勢，說明兩國在農產品貿易方面對彼此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美國近十年來對中國的農產品貿易強度指數絕大部分年間遠高于基準值，但于2018 年中美貿易戰中，受到我國關稅政策影響，指數達到歷史低谷，第一次跌破TII=1 的參考線，但隨后便快速反彈，于2020 年又回到1.8 的高度。這說明美國的農產品貿易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事實上，這種依存關系是相互的，同樣也意味著我國對美國農產品依賴程度很高。觀察我國對美貿易依存度指數，在農產品出口方面我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逐年穩定下降，于2019 年跌破基準線后便繼續保持在基準線之下，沒有發生劇烈的反彈，這或許是因為我國出口貿易多元化戰略初見成效。

圖3 2010—2021 年中美農產品貿易強度指數

2. 中國農產品貿易格局

圖4 和圖5 分別顯示的是2022 年中國農產品的進口及出口格局。本章選取經濟體的標準主要是根據當前中美貿易，特別是農產品貿易的往來情況，選取和我國經濟聯系更為密切，農產品貿易規模大并且更有研究價值的樣本。分別為美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歐盟、東盟、巴西和世界其他國家。

圖4 2022 年中國農產品進口格局

圖5 2022 年中國農產品出口格局

2022 年我國最大的農產品進口來源國是巴西，進口額高達508.84 億美元。美國仍然是我國最主要的農產品進口地之一，來自美國的農產品進口額高達381.54 億美元，僅次于巴西。東盟同樣是我國重要的農產品來源地，2022 年進口額同樣超過300億美元。這三大經濟體占有我國農產品進口市場的56%。

從出口情況來看，我國最大農產品出口市場所在地是東盟，約占我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24%。緊隨其后的是歐盟、日本和美國，我國對其的農產品出口額分別為111.99 億美元、109.13 億美元和104.59 億美元，均分別占有我國農產品出口市場份額的10%左右。

三、 模型設定及模擬方案介紹

1. 模型介紹

本文采用的全球貿易分析項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模型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設計的多國多部門應用一般均衡模型，由美國普渡大學教授Thomas W. Hertel 提出，是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典型代表，被廣泛運用在國際貿易領域。

在GTAP 模型架構中，首先建立可詳細描述對每個國家（或地區）生產、消費、政府支出等行為的子模型，然后通過國際間商品貿易之關系，將各子模型連結成一個多國多部門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構中進行政策仿真時，可以同時探討該政策對各國各部門生產、進出口、商品價格、要素供需、要素報酬、國內生產總值及社會福利水平等因素的影響。

2. 區域和部門分類

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模型的復雜程度，使實證分析更好地服務本文的研究主題，本文對GTAP10.0 模型中的141 個國家和地區，65 個不同的經濟部門進行了分類合并。

在區域方面，雖然本文的研究背景是在中美貿易摩擦下，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中美雙邊貿易，但考慮到全球貿易的不可分割性，同時為了拓展本文的研究廣度，依據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以及與中國的農產品貿易的關聯度，將141 個國家地區劃分為中國、美國、東盟、日本、韓國、印度、巴西、歐盟、大洋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等10 個研究區域。

在部門方面，由于在行業分類上，對于農產品范圍的界定，目前國內外并沒有形成統一口徑，國際貿易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和各國貿易數據統計機構都在執行不同的分類和統計規則。在此參照以往相關論文的做法，將65 個不同的經濟部門分為15 個農業部門和6 個非農業部門，并且將部分農副食品的生產加工，例如糖、乳制品等，也歸于農業部門一同討論，具體分類見表1。

表1 GTAP 模型部門分類

3. 政策模擬

本文在進行模擬的過程中設計了基準方案和政策方案兩種情景。本文的基準方案為中美之間不存在貿易摩擦，維持原有的關稅水平；在此基礎上，本文準備三種不同的政策模擬方案，設定不同程度的關稅沖擊，進行對比分析，模擬中美之間開展新一輪貿易戰后關稅壁壘對兩國各指標的影響情況。模擬過程參照了中美2018 年爆發的新一輪貿易戰。

S1：美國率先發動貿易戰，單方面對美國進口中國的所有商品加征25%的關稅，對其他國家進口商品稅率不變；

S2：中美兩國正式展開貿易爭端，作為反制，中國也對美國所有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兩國對其他國家進口商品的稅率依然不變；

S3：中美局勢惡化，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中美兩國對彼此加征關稅規模提高到50%。

四、 實證模擬結果及分析

1. 中美宏觀經濟影響分析

表2 顯示的是，中美貿易爭端對兩國宏觀經濟指標的影響，不同方案下GTAP 模型的模擬結果，涉及的指標包括福利水平、GDP、進口總量、出口總量和貿易條件。

表2 中美宏觀經濟指標變化

本文選用GTAP 模型中的?？怂沟葍r變差（EV）來表示一國的福利水平，以出口價格指數變化-進口價格指數變化來表示一個區域的貿易條件（tot），計算區域進出口價值量時均以世界價格計價。

可以看出設立關稅壁壘對兩國宏觀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中美兩國的社會福利、GDP、進出口均會減少，貿易條件惡化。

S1 展示的是在貿易戰初期，美國單方面對進口中國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后的模擬結果?？梢园l現中國的各項宏觀指標發生了惡化，社會福利減少3 799.103 百萬美元，GDP 下降0.141%，貿易條件惡化0.103%，進出口也分別萎縮了0.228% 和0.144%。反觀美國，除了進出口產生萎縮外，其余各項宏觀指標都有微小的改善，即單方面加征關稅短期內對美國的宏觀經濟產生了正面影響。

但貿易摩擦是一個動態博弈的過程，S2 情境下中國對進口美國的商品同樣加征25%關稅作為反制。此時，可以看出兩國的各項宏觀指標相較于基準情形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惡化。此外，中國相較于上一個單方面承受來自美國關稅的情形，部分研究指標是有改善的。

S3 表示的是國際形勢惡化，貿易摩擦升級后，進一步加高的關稅壁壘對兩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梢杂^察到，在這樣的情形下，雙方的經濟形勢均發生進一步惡化。

總而言之，可以看出，關稅壁壘從一定程度在短期內對本國貿易確實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會造成貿易流量萎縮，且隨著貿易摩擦的發展，兩國會落入博弈困境，并且最終對雙方的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弊大于利。

2. 我國農產品部門進出口變化分析

表3 和表4 分別顯示的是三種政策模擬情形下我國農產品部門進出口流量的變化。由于數據較多，本文只選取部分典型數據進行分析。

表3 中國農產品進口變化模擬結果

表4 中國農產品出口變化模擬結果

在貿易摩擦初期（S1），通過觀察我國出口的變化，可以發現美國單方面對中國征收的關稅嚴重破壞了中國對美農產品的出口量，首當其沖的是原奶及乳制品部門（下降23.951%）、糖作物及糖部門（下降11.645%）、稻米及大米部門（下降5.940%），這些部門本就不是我國的出口優勢部門，美國很容易在其他國家找到替代市場。同時，為彌補出口損失，我國對外貿易發生了貿易偏轉效應，各部門對其他國家的出口增加。以稻米及大米部門為例，中國向巴西和印度出口增加0.739%，向日本出口增加0.717%，向東盟、歐盟等地區的出口均有所增加。

繼續觀察我國進口量的變化，可以發現在美國的關稅壁壘作用下，我國減少了從包括美國在內的各研究地區的農產品進口。對此，一個合理的推測是，關稅造就的過高的出口價格讓部分原供外貿的農產品銷售轉向國內，使得國內對國際市場農產品的需求降低，進口減少。另一種可能是，中國的進口發生貿易抑制效應。由于美國對所有中國出口美國產品征稅，使得我國的出口絕對量下降，國內生產減少，廠商對生產需要的一些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的需求降低，從而減少了這部分商品的進口，因此這些上游必需品所在的經濟部門表現出進口下降的數據。

當貿易摩擦進一步發展，中國采取關稅反制策略（S2），中美互相加征關稅（S3），此情形相較于S1則復雜許多。

首先觀察該種情形下的出口變化，可以發現我國出口情況類似S1，仍然是對美國出口減少，對其他國家出口增加。但也存在一些新變化，中國作為征稅國，對美出口量進一步下降的同時，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也發生了下滑。例如，出口到巴西的小麥增長幅度從0.739%到0.657%，出口到日本的貿易量從增長幅度0.717%下滑到0.533%。對此的一個解釋是，因為對美國設置的關稅壁壘使得一部分原銷中國的美國農產品，轉向其他國家尋找機會，美國出口發生貿易偏轉效應，或許也有一部分產品由出口轉內銷，擠占了一部分中國農產品在這些國家原有的市場。這也反映出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相對更差。

就進口來說，在我國加設關稅壁壘后，從美國進口的大部分農產品貿易量有顯著的下降，同時，增加了從其他國家的進口量以平衡國內的供求。此外也存在個別的經濟部門，國內的需求已經得到滿足，不需要額外增加從其他國家進口。

在相同政策沖擊下比較我國不同農產品部門受到的影響時可以發現，不同部門受到沖擊影響差別很大，例如S2 情形下，中國從美國原奶及乳制品部門的進口減少高達9.158%，而對于從美國進口最多的大豆所在的油料作物部門，進口減少只有1.582%，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對美國大豆產品高度依賴，在高關稅的條件下也依然要維持進口規模，這一特點在貿易戰中則非常受限。

在相同政策沖擊下比較同一農產品部門中美兩國分別受到的影響時可以發現，對于大多數農產品部門，在相同的關稅稅率下，中國的農產品出口相較于美國，受到的沖擊更大，抵御貿易風險的能力更差。

3. 我國農產品部門產出變化分析

中美之間的貿易壁壘也會對兩國乃至世界其他國家農產品的生產產生影響，使得國內相關部門的產出發生變化。但是相對于關稅壁壘對貿易的影響而言，變動的比率較小，主要是因為產出的變化是一個漸進的緩慢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表5 反映的是三種模擬情景下中美兩國國內農產品部門產出變化的模擬結果。對于我國農產品部門來說，無論是被美國單方面加征關稅，還是貿易摩擦進入白熱化，中美互征關稅后，除植物纖維、林業等極少數部門，受到貿易戰影響，需求萎靡，產出一度有所下降，大多數農產品部門的產出增加。并且對比不同的模擬方案可以發現，在中國實施關稅反制措施后，國內各農產品部門的產出增加幅度隨著我國加征關稅幅度的提高而提高。這說明美國的農產品貿易壁壘與我國的關稅反制措施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農產品產出水平的提高，不過兩種關稅造成這種影響的作用機理必然不同。

表5 中國農產品部門產出變化模擬結果

我國相當一部分農產品部門得益于關稅反制的貿易保護，在貿易戰中獲得了發展的機會，雖然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資源配置效率，但這部分弱勢產業也有可能趁此積累資本，提高生產效率。

美國的關稅壁壘對中國農產品產出的正向效應，本文對這部分模擬結果進行了以下兩個可能的解釋：

一是在短期閉合中，假定勞動力的實際工資不變，在關稅沖擊下，生產所需初級要素中的資本價格相對下降，導致一些非勞動密集型的經濟部門因為生產成本的降低而獲益。

二是在貿易摩擦發生后，部分行業的中間投入品在國內的價格下降，這部分產業部門成本下降，同樣受益于美國的貿易壁壘，擴大了產出。

五、 結論與建議

1. 研究結論

中國和美國作為在目前的世界經貿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大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僅關系到兩國的發展，還對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雖然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使兩國貿易摩擦暫時緩和，但并沒有真正從根源上解決中美貿易爭端問題。而從最近的中美貿易戰來看，中美貿易摩擦中采用的貿易保護手段仍然是以關稅壁壘為主。因此本文在對中美農產品貿易現狀進行概覽和分析后，借助GTAP 模型進行政策模擬，定量分析了關稅壁壘對我國主要農產品部門的影響，以期望對我國農業未來可能面臨的貿易風險提供參考，并得出以下結論：

通過對中美農產品貿易現狀進行分析后發現：就目前來說，美國仍然是我國最主要的農產品來源國和出口國之一，但近年來中國與美國的農產品貿易依存度不斷降低，我國已經逐漸在拓展農產品來源地和銷售市場的多樣化，這有利于保障我國糧食安全，應對來自美國的經貿風險。但另一方面，受限于自然稟賦，隨著經濟發展，我國對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依賴程度很高并且與日俱增。

通過對GTAP 模型模擬結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宏觀經濟指標的模擬結果看，關稅壁壘對保護國內產業和經濟或能起一時之效，但會導致進出口貿易萎縮，并且會招致其他國家的關稅反制，長期來看弊大于利，各國理應繼續堅持貫徹自由貿易政策。

從農產品部門進出口變化的模擬結果看，貿易摩擦改變了雙方的農產品貿易格局。關稅壁壘破壞了兩國農產品進出口流量，并使得部分出口農產品在其他國家尋找新的市場，也使得其他國家的農產品更多地涌向兩國市場，東盟、歐盟、巴西等經濟體均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獲益。此外，中國部分農產品部門對美國依賴嚴重，例如油料作物，亟需拓展新的農產品來源地；中國的出口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容易受到貿易風險的沖擊，競爭力相對較差。

從我國農產品部門產出變化的模擬結果看，貿易摩擦確實反向促進了中國農產品產出的提高。產出變化幅度相對來說更為微小，這或許因為產出變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長期的過程，模擬結果展示的更多是瞬時的沖擊變化。

2. 政策建議

此次中美貿易戰暴露了我國農業產業面臨的問題，反映了農業改革的緊迫程度。我國作為農業大國，在短期內無法解決總量平衡的問題，對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依賴程度很高，而國際形勢復雜多變，隨時可能出現的新的貿易風險，我國能否通過進口農產品滿足國內的消費需求，保障我國糧食安全，仍然是個未知數。從這個角度上說，此次中美貿易戰的爆發有助于喚起國家和政府應對危機的警惕心理，進一步推動我國農業現代化改革，加快農業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制定更開放更靈活的對外政策等，對此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借助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協議的力量解決貿易爭端。事實證明，采用關稅壁壘應對關稅壁壘只在短期內有一定效果，長期對兩國經濟負面影響巨大，我國此次也只是將貿易反制作為經貿談判鋪路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國要善于合理運用WTO 的多邊協調機制，引入國際仲裁力量，引導國際輿論，來應對不合理的貿易保護行為。雖然目前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仍然被許多人詬病，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仍然是各國解決貿易爭端的最優選擇。同時我國也應當更多地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在國際貿易協定的修訂上爭取更多的話語權，聯合到更多的國家，共同創造自由貿易、合作共贏的國際貿易環境。

尋求國際經貿合作，拓展貿易渠道。我國應當積極發展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建立友好合作的國際關系，促進農產品進出口渠道的多樣化。例如進一步落實“一帶一路”政策，加強和“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交流；再例如深入參與RCEP，積極參與CPTPP，充分利用中國與其他成員國農產品的互補性，促進我國與他們農業產業鏈、價值鏈的深度融合，通過多邊貿易協定降低雙邊貿易風險。

提高國內的農業生產效率，改變生產和發展模式。此次貿易戰中暴露的很多問題其實還是我國農業發展本身的問題。一方面，我國應當加大對農業的資本投入，進一步發展機械化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農產品品質，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激勵某些對外依賴程度大的農產品的國內生產；另一方面，為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應當科學統籌現有的農業生產資源，繼續守住18 億畝耕地紅線，保證基本的農產品自給和口糧安全。